苏武被扣匈奴，因为他知道了不该知道的

西汉时，中原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时好时坏。加上汉武帝本身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使得匈奴与汉朝的关系处于持续紧张的状态。当时，两国在外交上虽然也有使节互通谈判，但是由于双方统治者出于对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经常会出现谈判失败的现象，而本国的使节也会因此被对方扣押，当成人质。历史上著名的苏武，就是因此被扣押匈奴19年。

苏武，字子卿，生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卒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因为苏武的父亲曾出任汉朝官员，所以他自己也凭借父亲的关系成为汉武帝的侍从。

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苏武奉命出使匈奴，本已完成外交任务的苏武一行人，偏赶上匈奴上层内部发生暴乱，苏武等汉朝使节因身份敏感受到牵连，匈奴单于威逼苏武投降，但是苏武坚贞不屈，最后被匈奴发配北海，只给他一小群公羊崽，还说什么时候他的公羊下崽了，什么时候才放他回汉朝。

苏武在北海生活艰辛，饿了，掘鼠洞找草籽野果充饥；渴了，就抓一把雪吃；冷了，就和羊群依偎取暖。原本出使匈奴时还是一个壮年人的苏武，在被匈奴扣押的这19年中已经成为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了。

苏武被扣押的时候，汉朝也曾出面交涉，要求匈奴归还人质。但是不久之后，汉武帝却出人意料地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在战争中，李广之孙李陵因无援兵支援，以五千步卒抵挡匈奴大军，无奈敌众我寡，最后投降匈奴。汉武帝将李陵家室尽数诛灭，李陵因此彻底归胡，苏武也因此失去被汉军救出匈奴的机会。

在苏武被困于北海的时候，李陵曾奉匈奴单于的命令去劝降苏武，两个人在北海的苦寒之地，饮酒击节而歌，各自抒发了自己的思乡之情和国仇家恨。

后来，汉武帝驾崩的时候，李陵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苏武，苏武面向着南方痛哭呕血。

汉昭帝登基后，对外采取和谈政策，几年后，匈奴与汉朝议和。汉昭帝命人去匈奴要回汉使苏武，但是当时的匈奴单于却谎称苏武已经死亡，不肯将苏武放回汉朝。后来汉使与同随苏武出使匈奴的常惠取得联系，才得知苏武还没有死。于是汉使谎称昭帝在上林苑射雁，发现雁脚附书，说苏武在北海牧羊。匈奴这才不甘不愿地将苏武及其随从一行九人放回汉朝。

其实，从匈奴与汉朝修好之后，苏武就应该被放归，况且在这19年内匈奴单于也更换好几位了，汉朝也不会追究当时在位单于的责任。那为什么无论是曾下令将苏武困于北海的单于，还是汉昭帝时与汉朝修好的单于都不愿意将汉使送还汉朝呢？

仔细想来，道理很简单。

苏武所在的北海，即今天的贝加尔湖，当时是匈奴与丁令的边界。苏武被长期流放在此地，对匈奴当地的情况已经有了很深入的了解，对丁令的一些情况也基本清楚。对于这样一个全面了解匈奴内部及外围情况的汉人，匈奴单于是非常不愿意将他放回汉朝的，因为一旦苏武回朝，就意味着汉朝会掌握大量匈奴的基本资料，虽然两国现在暂时交好，但未来不一定会一直和平下去，到两国交战的时候，匈奴将会因泄漏了大量的国内信息而在战场上处于劣势。

另外，苏武在匈奴19年，期间他也与匈奴妇女成婚生子，对于匈奴来讲，只要是男丁，都是宝贵的战斗资源。因此，苏武也算是对匈奴的战备发展做出贡献的。

事实果然如匈奴单于所料，苏武归汉以后，与一同回来的常惠共同成为汉朝对匈奴作战的指挥参谋。尤其是常惠制定的针对匈奴的作战计划，汉朝趁匈奴内部争斗导致力量衰弱便联合乌孙攻击匈奴，最终导致了匈奴的分裂，从而再也无力与汉朝对抗了。

刘备的人生梦想是称帝

如果只从《三国演义》的角度看，刘备似是一个仁德之人，他并非是为了得到天下而起兵，而是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为了汉室江山不落入奸臣之手，更是为了自身血统上的责任而战。但事实上，刘备其实是一个野心十足的人，他不甘人下，不甘落魄，是一心想要天下的人。这一点从他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就可以看出来。

“隆中对”中有刘备的政治阴谋。诸葛亮在和刘备畅谈天下大势的“隆中对”中提出了“天下三分”的观点，这个观点虽然是由诸葛亮提出的，却是刘备一直希望做的。

关于三分天下的论点，本是由刘备引出的，他向诸葛亮问计。诸葛亮告诉他，现在天下的形势——曹操兵强马壮，又挟天子以令诸侯，已经不可能与之直接抗衡了，而孙权已经在江东盘根错节，也是不能轻易铲除之。诸葛亮告诉刘备现在他们应该立足于巴蜀，安抚百姓，和孙权结盟，这样就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光复汉室。

然而，诸葛亮的三分天下的观点只是简单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方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段话却深得刘备的认同，让后者十分满意。究其原因，三分天下本就是刘备的想法。

原本刘备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人生的前半段一直过着颠沛流离、山穷水尽的生活，十分不顺畅。当诸葛亮和他谈论天下时，刘备已是年近50的人了。他的人生经历早就告诉了他现在天下的形势，他是无法和曹操、孙权相抗衡的。所以在刘备心里最理想的状态不是相争而是共存，所以诸葛亮的分析可以说深得他心。

经历过黄巾军起义，做过地方官吏，几次历经生死一线的刘备，在政治上已经日渐成熟了，城府也已越来越深。他想要借诸葛亮之口说出他心里的策略。

刘备有野心，想要称雄，他的“兴复汉室”本就是一个幌子，当时汉室未亡，天子还在，而刘备的复兴汉室只是等于自己掌权罢了。然而虽有野心但是当时的天下并没有刘备的立足之地。虽然荆州和益州是十分理想的落脚之地，但是一向标榜仁义的刘备不能主动做出这不仁不义之事。

而诸葛亮正在这时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借口：那些地方的主人并不是明君，而那里的百姓渴望的是像刘备这样的君王。这下刘备有了足够的理由，因为他所做的事都是符合“天意”的。所以，刘备把诸葛亮当成了自己政治策略的发言人，由他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既让自己得到了舆论支持，又避免了同室操戈的罪名。

所以刘备不顾关羽和张飞的不悦而和诸葛亮日益亲密了起来，因为，有些话只能从诸葛亮口中说出来，而不能从刘备口中说出，有些事虽然是刘备想做的，但是表面上却全都是诸葛亮的意思。其实刘备并不信任诸葛亮，这一点从刘备临死托孤时对诸葛亮说的话就可以看出来。

对于刘备来说做皇帝一直是他的梦想，所以在他得知曹丕称帝之后，也迫不及待地称帝了，这也是理所当然，毕竟比起荣华富贵的生活，没有人愿意一辈子编草鞋。

以不孝、谋反之罪被处死的孔融

“孔融让梨”的故事早已成为现代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典型范例，孔融也因此给世人留下了自幼品性善良、尊敬兄长的美好形象。然而，四岁孩童的让梨之举，仅仅是他人生中一个稍纵即逝的片段。长大后的孔融，在乱世之中从政失败，以不孝、谋反之罪被处死，给世人留下了又一个难解之谜：为何曹操一定要将孔融处死？

事出必有因，其中最致命的因由莫过于孔融盛名之下恃才傲物、不识时务地莽撞进谏。

孔融的确是个博闻强记、才华横溢的学者文人，但绝不是个精通实务、善于用人的政治家。不具备政治才能仍想混迹于官场，稍有自知之明者就该收敛行事，虚心做人。可才气颇高的孔融，仗着犀牙利笔，目空一切。虽说他对古人的治国方略、教化方针相当熟悉，与人辩论援引古今，达到“玩而诵”的程度，也因此深得曹操佩服。但他处处与人针锋相对，言辞犀利地讽刺挖苦，久而久之，终于祸从口出。

公元197年，袁术在寿春称帝。曹操一时无法歼灭之，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便迁怒于与袁术联姻的太尉杨彪，诬陷杨彪企图废黜天子，上奏疏请求收捕下狱，判处杨彪大逆不道之罪。孔融听说后，立刻找曹操理论，援引《周书》所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操推托说是皇帝的旨意。孔融又以“周公摄政，成王杀召公，周公岂能不知”作比，字字铿锵，句句在理，逼得曹操无言以对，无奈之下唯有放过杨彪。

孔融凭借一己之力阻止了曹操陷害杨彪，不知自省以安身，反而得意忘形，一有机会便以讽刺、挖苦的方式和曹操唱反调。时值战乱之年，灾荒频现，为了战事的需要和百姓的生机，魏蜀吴三国都曾多次下达禁酒令。可曹操一颁布禁酒令，就遭到了孔融的反对，他更公然狂言道：“若因酒能乱世而禁酒，那么桀、纣因色亡国，为何现在只禁酒而不禁婚姻？”以孔融当时的盛名，如此做法对禁酒令的实施极为不利。曹操考虑到孔融不过是为了出风头，勉强忍之。

平定北方之后，曹操下令南征，讨伐刘备、刘表和孙权等人。孔融极力劝阻，逞言强辩。先说刘备、刘表是汉室宗亲，不可讨伐；又说孙权虎踞江东，不易攻取；甚至直言如果攻之就是兴无义之师，有失民望。曹操终于忍无可忍斥退孔融，并下令再有谏阻者一律处死。孔融走出曹府后，仰天长叹：“以无义之师讨伐仁义之师，岂有不败之理？”

曹操听闻如此狂言，加之此前被孔融一而再再而三地挖苦反对，盛怒之下，派人秘密搜罗孔融的狂妄之言，终于以不孝、谋反等罪名，置之于死地。

孔融一生声望再高，也不过是个有才无智、恃才傲物的书生。生逢乱世却无治世之才，名高于实却不知自省，难怪曹操在公诸天下的布告上写道：“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房玄龄为什么能稳居相位20年

房玄龄，大唐开国名相，对唐朝初年“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可说是居功至伟，无人能及。虽经历宦海浮沉，三起三落，仍能稳居相位，后世流芳。其中的秘诀，耐人寻味。

自幼聪敏好学的房玄龄，博学多才不在话下，更难得的是他天生有敏锐的政治触觉。在秦王李世民还只是个年近弱冠的血气男儿时，房玄龄就察觉到其天命所在。当时，李渊父子起兵不过短短两个月，一切都还是未知之数，而房玄龄就认定了隋朝将亡、李家王朝将取而代之，于是毅然“杖策谒于军门”，投奔李世民。

房玄龄老成持重，目光长远。每次出征得胜，其他将领争先恐后地抢夺珍玩宝物，唯房玄龄尽心于为李世民招揽人才，收集各地民情民风、图书典籍，以备有朝一日治国之用。房玄龄的做法间接为李世民树立了求贤若渴的高大形象，在争取民心的斗争中把握先机。他的远见卓识，令李世民叹服。

房玄龄在“玄武门之变”的皇位斗争中，充当了李世民重要的谋士角色。当时李世民虽为次子，但因战功显赫，加号“天策上将”，位于一切王公之上。太子李建成对此心生疑忌，认定李世民会威胁到他继承皇位，便与四弟李元吉联合，妄图置李世民于死地。房玄龄力荐李世民效法周公，除掉李建成及其同党，这样才能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确保国家社稷的安定与昌盛。房玄龄的想法与李世民一拍即合，使他成为推动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的重要人物，从而也奠定了他在李世民登基之后的特殊地位。

李世民即位后，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22年的宰相生涯中，房玄龄忠心耿耿，为贞观之治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甚至肯屈尊兼做“度支郎中”，亲力亲为地打理财政预算和账目。他的忙碌让李世民都难以承受，曾当面劝他不要总把自己弄得太疲累。可房玄龄依旧如故，不为所动。

房玄龄深知“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在李世民授予他“太子少师”的职衔时，上表请求解除机要职务退出权力中枢。李世民不仅不批准，还下诏命令他不得继续上表就同一问题再次请求。当太子准备仪仗队要正式拜见老师的时候，房玄龄始终没敢接受如此礼遇。纵使身居相位，仍谦恭礼让，谨慎维持君臣之道。

房玄龄是名副其实的“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宽大的胸襟，足以令同朝为官者拜服。有一次他重病在床，奄奄一息。一个特别尖酸刻薄的官员居然说：“一个人应该分得清轻重缓急，譬如宰相生病这件事，在我看来就很有区别对待的必要。一般情况下，如果房玄龄生的是小病，我们绝对应该前去看望，因为这样可以加深和宰相的感情，以后，宰相也会给我们点恩惠。如果宰相病得严重了，那就另当别论。因为一旦宰相病死了，你去看望他所付出的就永远没有收回来的可能了。”房玄龄知道后，不但没有大发雷霆还以颜色，还在那人来探望之时面带笑容地对他说：“谢天谢地，我知道我自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你都来看我了！”

“孜孜为国，知无不为”，道出了房玄龄的为官之道；“虚怀若谷，德才兼备”，更彰显一朝盛世的名相风范。

“事四朝，相六帝”，冯道的套路是什么

纵观中国千年历史，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言：“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的车轮滚动到最后一个分裂割据时代——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纷争依旧，却少了些许英雄气概。然王朝更迭、江山代谢中，竟磨练出一个“乱世不倒翁”——冯道。

冯道自号“长乐老”，瀛洲景城（今河北沧州西北）人。观其一生，处乱世、历巨变，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侍奉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三入中书，担任三公、三师等职，六任宰相，为官31年，几度处于权力顶峰而不倒。政权和皇帝轮替更迭，冯道却一路官运亨通，不但长年位极人臣，死后更被追封为瀛王。

冯道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能够事四朝，相六帝？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为官不作为，圆滑应对。冯道为官，“临难不赴，遇事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唯以圆滑应付为能事”。侍奉后晋石敬瑭时，石敬瑭曾以用兵之事询问冯道，冯道答：“陛下历尽艰险，创成大业，神武睿略天下无有不知。兵伐之事，陛下一定要自己决断。臣下本是一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臣下在（后唐）明宗朝时，明宗曾以兵事相询，臣也是这样回答他的。”冯道将皇帝夸得龙颜大悦，并表明自己行宰相之职，忠心耿耿，对于用兵之事，并未提出良方妙计，不仅不被怪罪，反而深得石敬瑭欢心。

第二，处事不执着，见风使舵。冯道不执着于大德大义，在朝权更迭的关键时刻，恰如其分地见风转舵，依附于最有实力的当权者，尽己所能表现出对新主的“赤胆忠心”。后唐明宗死后，愍帝即位，冯道仍为宰相。其时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造反，愍帝闻之逃往卫州。冯道一看愍帝大势已去，便“视其君如路人”，亲率百官迎接潞王李从珂入城，拥立李从珂为后唐末帝，自己继续担任宰相一职。

第三，做人不败德，洁身自好。冯道为人宽厚，不拘小节。从不结党营私，也不与人争权夺利。

冯道为官清廉，生活俭朴。后唐庄宗时，冯道任翰林学士，其父去世后，冯道回乡丁忧。当年庄稼歉收，冯道便把自己的俸禄拿来赈灾，地方官赠送的粮食布匹也一概不收。

冯道不好女色，济世为怀。辽灭后晋时，冯道随耶律德光北归至常山，见到为契丹所掳掠的中原女子，便私下出资将她们赎回，寄于尼姑庵中，之后再为她们寻找家人。

纵使冯道不算英雄，然而他一生经四朝淘洗，相位依旧，无论天下有何是是非非，如何变化莫测，他都稳坐钓鱼台。如果没有一定的手腕，是没办法做到的。

司马光为何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赵顼在位年间，宋王朝出现严重的内在危机。国家亟待改革，这时王安石顺势而为，让宋王朝迅速掀起了熙宁变法的改革之风。而此时的司马光正值青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晋升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在改革风中本可以做一番事业，但是他却与王安石站在了截然不同的立场。王安石的变法，激进革新，忽略了一些传统固有的情况，几乎颠覆了赵氏王朝祖宗留下来的所有治国规矩，但在司马光看来：“先王之法，不可变也。”

站在百姓的角度，司马光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变法理应减轻农民负担，但是王安石变法中的许多政策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困苦。许多贪官污吏利用变法，趁机搜刮地皮，私下做尽坏事。一时间变法大失民心，百姓怨声载道。

王、马二人的争执，就从此处开始。王安石认为变法可增加财政收入，减少农民负担，因为善理财者，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司马光却认为：“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言下之意就是王安石非但没有减少民之负担，反而加重了民众的困苦。

司马光这样说也是有根有据的。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以及其运行机制。在经济方面，施行方田均税法、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军事上施行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科举选材方面，施行太学三舍法、贡举法。撇开其他政策不谈，单一个“市易法”，就足以表明王安石变法的不足之处。

熙宁五年（1072）三月，国家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的目的。

乍看“市易法”很像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可是却与宏观调控大不相同。宏观调控管理市场，国家本身是不参与经营的，只是平抑物价。但“市易司”从事的却是买卖生意，这其中自然牵涉到利益问题。“市易司”虽然不能像商人奇货可居一样牟取暴利，但是为了盈利，在收购和发放时就会有回扣的问题存在。“市易司”本来作为国家机构存在，如今却打上了商业垄断组织的标签，商人们为了能从“市易司”那里获得收益，就必须贿赂司中官员。如此一来二去，市易司产生了大量的贪官污吏，百姓不仅得不到实惠，反而更加受到政府的剥削。官方经商，竟成了祸国殃民之举。

“市易法”刚出台没多久，苏轼就曾上书王安石，并陈述了以上弊端，许多官员也对变法颇有微词，司马光也在其中。但王安石非但不听，还以“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为由，令近臣蔡京等人将神宗挡在了变法的舆论之外，屏蔽了朝内上下反对的呼声。

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施中却有不周全的地方。不过司马光的反对，也有其刻板的一面。在司马光看来，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改革要稳妥，因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优材，而今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司马光的这些观点未免迂腐，但这也是时代和社会给士大夫的心理束缚，在所难免。

一开始，司马光只是对新法持反对态度，后来才用激烈的言辞弹劾王安石。两人由莫逆之交，发展到互相攻击，用司马光的话来说，两人最后的关系便是“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的死对头，在无休止又无效益的争论中同归于尽。王安石戴上“熙丰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司马光则作为反对王安石的元祐（宋神宗之子宋哲宗第一个年号）守旧党，背上了“元祐奸党”的罪名。

司马光用一辈子维护了帝王宗法，却落得骂名，然其政治生涯，也不见多么痛快。王安石下台了，司马光最后也下台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法，就在二人面红耳赤的争斗中结束了。

宋太祖誓不杀大臣和言官的原因何在

历代帝王能真正做到虚心纳谏、从善如流的人是少之又少，宋太祖便是其中的典范之一。

据陆游的《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在建隆三年，即公元962年，曾立下秘密誓约。誓约里的内容共三条：一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誓约中明确指出宋朝皇帝不得杀大臣和言官，否则必遭天谴。此誓约自宋太祖设立开始，便通过秘密方式由一代代帝王不断向下传承和延续，直到北宋末年才被公布于世。

宋太祖立下的“秘密誓约”在整个北宋历代都得到了相当严格的执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正如誓约所说的那样，宋朝正直的官员受到了很好的待遇，极少被杀，所受的最重的处罚也不过是流放海南岛。就算是在士大夫受惩最多的宋高宗三十六年，宋高宗也仅开三次杀戒。宋太祖这一不杀大臣和言官的“秘密誓约”，可以说为整个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带来了一股清风、一缕阳光。宋太祖的宽容和开明令后人称颂。

欣喜和称颂之余，我们是否应该仔细思考一下，当年是怎样的原因促使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不杀大臣和言官？

设立“秘密誓约”主要缘于宋太祖的个人素质和政治远见。身为一朝君主，通过对之前各朝各代的发展情况做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后，他深知虚心纳谏、疏通社会舆论渠道的重要性，并将其及时地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于是，立下“秘密誓约”，通过这种非正式制度的方式，增大约束力，以保障“征言纳谏”不流于纸上，而真正得到实施。

以上说法只是一般性的原因分析。除此之外，当年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不杀大臣和言官，还有没有其他特殊的原因，时至今日，仍尚无定论，已是历史的又一桩疑案。

逃回家的妹妹被皇帝哥哥处死

南宋高宗时期曾经有一宗真假公主案，虽然官方的结论是真正的公主早已亡故，在朝堂之上的确实是他人假冒的，最终这名假公主被皇帝赐死了。但是民间一直有公主为真，只是因为一些原因才导致皇帝不得不杀她灭口的说法。

事情的起因可以追溯到靖康元年的冬天，那时东京汴梁第二次被金兵围攻。徽、钦二帝以及众多的妃嫔、皇子、公主、宗室贵戚、大臣都成了金兵的阶下囚，一律被押送回北方。在这些金兵的俘虏中有很多女子，这些女子大多身份显赫，其中有宋徽宗的皇后郑氏、宋钦宗的皇后朱氏、宋高宗的生母韦氏、宋高宗的发妻邢氏，以及公主柔福帝姬。

这些身份显赫的女子在金国也是受尽了凌辱和折磨，他们被关进上京中名为浣衣院的官方妓院，在那里她们成了金人寻欢作乐、发泄欲望的工具，其中也包括赵构的发妻邢秉懿和赵构的生母韦氏。

在这些女性当中有一位公主，她就是柔福帝姬，那年她17岁，是未出阁的公主中年纪最大者，金兵原本是打算把她进献给金太宗的，但在回去的路上柔福帝姬却没能逃脱被金兵凌辱的厄运。虽然凌辱她的金将最终被处死，但是受到长期欺凌的柔福帝姬十分孱弱，所以当她被献给金太宗吴乞买时，金太宗并没有将她收为侍妾，而是将她送到了浣衣院为奴。从此，柔福帝姬便开始了她的屈辱生活。

几年后，柔福帝姬落到了盖天大王完颜宗贤的手里，同样地，完颜宗贤并不喜欢柔福帝姬，但他还算善待了她，将她嫁给了五国城中的一名叫作徐还的汉人。按照正史的记载，柔福帝姬在绍兴十一年去世，享年31岁，被追封为和国长公主，她到死都没有回到大宋。

但是就在本应在金国受苦的柔福帝姬，在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却回到中原，这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事情。

这件事的起因是一次剿匪行动。当时被宋官军俘获的土匪家眷中有一女子告诉官兵们，自己是皇帝的妹妹柔福帝姬，她是历经千辛万苦从金国逃回来的。事关皇族，所以这名女子立刻被送到临安。

对于这名女子的身份，当时的宫人考证宋徽宗确实有一个叫嬛嬛的女儿，是宋徽宗和懿肃贵妃生的，而她的封号也确实叫作柔福帝姬。经过一系列的询问与调查，最终认定这名女子确实是柔福帝姬，再加上她能够一口叫出宋高宗的乳名，这就更加让宋高宗相信她是公主了。于是宋高宗将她册封为福国长公主，并将她赐婚给了永州防御使高世荣，赐予嫁妆一万八千缗。此后仍是对她宠渥有加，先后赏赐达四十七万九千缗。

后来南宋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在金国的高宗生母韦贵妃得以回国。她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宋高宗，柔福帝姬已经死在了金国，现在在国内的这个是假冒的。于是宋高宗立即拘捕了柔福帝姬，将她交给大理寺审问，在严刑拷问之下，这名自称是柔福帝姬的女子承认自己是假冒的。

她说自己叫静善，原本在汴京流浪，汴京被攻破之后，她也被金兵抓住带往了北方。在路上她认识了柔福帝姬生母乔贵妃的宫女张喜儿，从张喜儿那里她听到了许多宫闱秘事，因为自己的相貌气质都和柔福帝姬非常相似，所以她就开始刻意地模仿柔福帝姬。后来在多次被拐卖之后，她被迫嫁给一名小土匪。当这些土匪被宋官军清剿之后，打算以匪眷的名义将她杀死，她为求活命才自称是柔福帝姬的，没想到真的被她成功蒙骗了过去，一晃就过了十多年。

当一切都审查明白之后，假的柔福帝姬立刻被下令处斩，作为驸马的高士荣也被削夺了驸马都尉的爵位，之前指认柔福帝姬是真正公主的宫人也全都受到了牵连。

一件真假公主的案件至此就水落石出了，但是这些就一定是事实的真相吗？民间一直有一种说法：根本就没有什么假的柔福帝姬，被处斩的其实就是真正的公主。这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人胆敢欺瞒皇上。再加上事关皇族，人们一定会很小心谨慎，如果不是有十足的把握，那些宫人是绝不敢断定公主是真的。

那么，为什么宋高宗要杀死自己的妹妹呢？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在北方曾和柔福帝姬一起受到金人的凌辱，她害怕自己在北方被凌辱、被糟蹋的丑事被柔福帝姬说出来，宋高宗为了保全母亲的名声才不得不杀死柔福帝姬。

当然事情到底是怎样的？柔福帝姬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一切的真相早已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了。

诛杀功臣，开国皇帝做得对还是错

明王朝建立，经过十几年的精心治理，国家终于走上正轨，但太祖朱元璋并没有安下心来。他的多疑令他无法尽信江山能够稳守，时恐有谋臣造反，他相信只有皇权绝对独立，能够控制整个国家生杀之事，才能保证明王朝延续千秋万代。因此而成为牺牲品的明朝将相不在少数，其中宰相胡惟庸算是最大的牺牲品。

朱元璋为何大张旗鼓地制造胡惟庸案，至今都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够解开它的真相，很多事情都是后人的分析与猜测。

关于胡惟庸获罪的原因，历史上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胡惟庸位高权重，心生他意，同倭寇与旧元余党勾结，意图弑君，结果事情败露；

另一种说法是胡惟庸引朱元璋来家里观看醴泉，这原本被认为是天赐的祥瑞之事，所以朱元璋欣然前往，结果在路上被一个宦官拦住，诉说胡惟庸谋反的阴谋。

这两种说法都疑点重重，但真实情况已无从考证。不过，胡惟庸谋反一事，确实让许多人受到牵连。开始是他的家人，被诛了三族，与同谋及告发者一并斩首。随后朱元璋借此“东风”，一举撤销中书省，不再设丞相。随后又追查了依附胡惟庸的官员和六部官属。结果，此案迁延十余年，大小官员被处死者多达三万余人，朝野震动。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讲道：自古以来，中国的皇权和相权是划分开的，即使两种权力的比重不同，相权对皇权也有一定的制约，并不是皇帝一人专制。而朝政真正由一个皇帝来独裁，则是在明清两代，始作俑者，就是这位明太祖朱元璋。他废止宰相一职，并严格规定子孙们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殊不知世上的事情是没有永远的。从明朝中后期的发展来看，皇帝们总是滥用手里的权力，为所欲为，最终没能守住祖宗的这份基业，在朱元璋这里也许能够找到根由。

胡惟庸一案的血流成河，并没有让朱元璋放心，因为宰相虽然没有了，但还有很多劳苦功高的大臣，难保他们不会起异心，于是他又举起了屠刀。洪武二十六年（1393）正月，蓝玉案起。蓝玉以谋逆罪被杀，连坐被诛杀者达1.5万人。

纵观中国历史，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总会有不和谐的音符。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处理得最为妥当，这是因为他气量恢宏；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也自有其合理之处，而汉高祖刘邦和朱元璋都是大杀开国功臣。其实两者也有区别，朱元璋身边的人都是他的同乡，和他出生入死，与他的交情非同一般。建立新朝之后如果让他们恪守君臣之礼，永不起异心，这是任何人都不敢保证的。因此，为了给以后的子孙扫清道路，他选择了斩草除根。

据史书记载，太子朱标对朱元璋大开杀戒曾数次劝谏。一次，朱元璋命人找来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放到朱标面前，让他去拿，朱标畏惧不敢伸手。于是朱元璋说：“汝弗能执与，使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意思是说，我杀人就像去掉荆棘上的尖刺一样，这样你将来才可以安坐天下。这话说得倒也在理，朱标无可反驳。

朱元璋的屠戮如此骇人听闻，也与他本人的性格有关。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的话：“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

无论如何，经过“胡、蓝案”，宰相一职被取消了，开国功臣也被屠戮殆尽。从此皇帝身兼君主与宰相之职，行使着皇权和相权，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责为一体，掌控一切生杀大权。

明王朝或许是不幸的，自朱元璋死后，其子孙“圣贤、豪杰”者少，“盗贼”性者多，从而造就了大明一朝十几位个性鲜明的皇帝，在是非、人伦颠倒中，左右了明王朝200多年命运。只可怜最后一位欲做大事、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成了王朝的牺牲品。

朱元璋的自尊心很脆弱

沈万三在民间的知名度不亚于白蛇娘娘。据《明史》记载，他当年帮助朱元璋修筑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功不可没。后来他又自告奋勇地要出资犒劳军队，结果惹恼了朱元璋脆弱的自尊心，认为他是故意展示财富，有谋反之心，在马皇后的求情下，才免其死罪，将他发配到云南。

《明史》中，记载了朱元璋与沈万三这样一段对话：

朱元璋问：“朕有百万军，汝能遍济之乎？”

沈万三说：“每一军犒金一两。”

朱元璋说：“此虽汝至意，不须汝也！”

有真相有细节，似乎沈万三真的是在朱元璋的打击下才被流放至死的，但事实上沈万三与朱元璋并不相识，早在明朝还未建立时，沈万三便病死了。一个已死的人是不可能出资修建京城，更不可能被流放的。

不过，沈万三与朱元璋虽没有关系，沈家却千真万确是遭到朱元璋的打击而没落。明朝初期，朱元璋大肆屠杀开国功臣，令沈家触了霉头。在胡惟庸案上，沈万三的女婿陆仲和被扣上了“胡党”的罪名满门抄斩。

这一点在朱元璋亲手编写的《大诰三编》里有着记录：这位做了18年粮长的富翁，不但谎报灾荒还出钱收买官吏。所以，在查明真相后便将他斩草除根了。

而在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谋反案里，沈家遭到了彻底的、毁灭性打击。之所以斩杀蓝玉，朱元璋最初的动机是为了保护年幼的皇长孙朱允文登基后不受到那些豪杰的威胁，所以，他一面铲除最有威胁性的功臣，一面斩断民间富豪的根，不幸的是，沈家被朱元璋列入了名单之内。

俗话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没有理由也可以杀人，更何况沈家已经卷入蓝玉的关系网中，为朱元璋名正言顺地铲除沈家创造了理由。而制造这个机会的，是一个名叫王行的教馆先生，他牵线搭桥将沈家罗织进了蓝玉一党中。

王行曾在沈家做过很多年的教馆先生，后来又去蓝玉家做教馆先生。沈家为了攀附权贵，便想通过王行为自己搭上蓝玉这艘大船，结果反而是给了朱元璋一个借口，令沈家满门抄斩。

沈万三一手创下的巨大家业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虽然沈万三与朱元璋之间的纠葛是伪造的传奇，但依附在这些传奇上的历史却是真实可寻的。之所以沈万三帮助朱元璋修筑南京城的传说会一直流传，与朱元璋强行迁徙江浙地区的富户来“充实都城”有关。

朱元璋的仇富心理很极端。他为了修筑自己的帝国，强行对富户们采取迁徙手段，将苏州、杭州、嘉州、湖州等地四千多家富户集体迁往南京，美其名曰是为“京城繁荣”，实际上是将大批富豪连根拔离本乡，变相地掠夺他们的财富。沈万三的典故便是出于这个背景。至于说沈万三充军云南，也是因为朱元璋自洪武十五年云南平定后，便不断将内地居民迁往云南。这项行为被冠上“支持边疆建设”的美名，实际上也是对富户变相的打击报复，因为这些移民当中，百分之六十都是富户。

明代人谢肇淛的《滇略》一书，就对此有过记载：“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故其人土著甚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语言、习尚，大率类建业……”可见在传说中，沈万三只是这些富豪们的一个影子而已。

沈万三作为一个毫无身份地位，靠自己双手白手起家的平民财神，被杜撰到这样的故事中，无疑表露了明朝人当时对朱元璋的极大不满，从故事中的沈万三就可以看到当时明朝富豪们的悲惨命运。

而对于这些历史，当时的记载却语焉不详：“当是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一句话便将受到牵连的富户打发了，而沈家也正是在这样的不公正待遇下，走向穷途末路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即便沈万山活到明朝，也是难逃一死，因为朱元璋对于明朝帝国的设计蓝图中，是不允许富人们存身的。这个贫农出身，苦了半辈子的农民皇帝认为富人们会损害他的统治，妨碍他对帝国的掌控。所以，沈万三的败亡探秘到最后，揭晓出来的不过是皇权制度下的“潜规则”罢了。

将孟子逐出孔庙，朱元璋怎么想的

明太祖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在翻看《孟子》时，突然大发雷霆。紧接着，他命令人将孟子逐出孔庙，不得配享，并狠狠地说上一句：“（诸大臣）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接到这个圣旨，满朝文武皆惊恐不知所措。

朱元璋对《论语》爱不释手，十分敬佩孔子。而孟子是发挥孔子仁义思想的“亚圣”，为什么他如此讨厌孟子呢？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1．朱元璋的个人经历致使他对文人十分反感。

朱元璋出身贫寒，放羊、做和尚、当小军官、成大将领……一步一步，终于一朝国家在手，走向权力的巅峰。他深知自己是武夫，没有学识，若要统一文人的思想，巩固统治地位，就需从文化方面下手。但他天生对文人、文化有一种抵触情绪，从骨子里看不起儒生。如他命令“有司造成均，凡士人肄习案座，皆以独木为之”，人问其故，朱元璋回答说：“秀才顽，使之坚厚，毋败吾案。”从中可以看出，文人在朱元璋眼中没地位可言。

2．孟子的“民本”思想使朱元璋感到如芒刺在背。

众所周知，孟子有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人民的地位、国家的利益高过君王。君王作为国家的统治者理应为人民服务，为江山社稷着想。

与孔子提倡的“仁”相比，孟子所说的“仁”，主要是对“民”来说的。孟子阐述，如果天子想得到天下，保有四海，就必须施行仁政，爱护人民。不要把人民厌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正所谓“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在《孟子·离娄下》中阐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就是说，在孟子心中，君臣关系是相对的，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而是认为谁能保护人民，谁就一定能称王。如果谁残害百姓，谁就是孤家寡人。这种人不配得到天下，即使得到天下，也应该被打倒。推翻这样的天子统治，不是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正如周武王“诛一夫纣”推翻殷纣王的统治一样，是为民除害。可见，孟子不主张天下百姓效忠于一人。

孟子的“民本”思想完全从平民的角度告诉国君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大大触怒了本是一个流氓无赖，后来却坐拥江山的朱元璋，再加上他由于自身的文化劣势对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先天嫉恨，自然想要把孟子的牌位撤出文庙了，于是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但是孟子毕竟是“亚圣”，是儒生们心中的圣人，岂容他人玷污，即使是皇帝也不可以。于是他们使了一个心眼，第二天就对朱元璋说，他们夜观天象，发现文星暗淡、天象有异。皇帝都是迷信天命的，得罪了上天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朱元璋于是马上想到大概是因为孟子的缘故，无可奈何之下又恢复了他的牌位，但是他搞起了另一手：删书。他命人把孟子的书删掉了三分之一左右，可视之为“思想的腰斩”，其手段不可谓不狠。

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

明朝时期，“马六甲”作为一个王国而存在，现在则属于马来西亚。这里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为它拥有一条著名的海道——马六甲海峡，它是连通东方与西方的海上要塞。如今的马六甲，仍能看到郑和当年下西洋的痕迹，那里有郑和当年所乘宝船的复制品，有悬挂着中文招牌的店面，有各种各样的玉器、字画和木雕工艺品在出售，还有长长的中国街，以及祠堂这一在中国已经很难觅其踪影的古老建筑。据说，这里居住的华人正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留下来的一些船员，他们在此开枝散叶，虽然一代代的后人都没有回过家乡，却能用纯正的汉语说自己是中国人。

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最辉煌的事迹。明成祖下令远航这一举动更是被后世称颂。不过，我们可以考察当时明史中对航海政策的描述，就知道明代海禁甚严。那么明成祖为何要派遣郑和七次到西洋巡游呢？有人考证说，成祖此举是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

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尸体一直没有被找到，所以有人推测他应是南下或者流亡海外。由于建文帝不但得到中土百姓的爱戴，更得到了中国周边国家的认可，被视为中国之正统皇帝。因此朱棣登基以后，生怕民众说他乃乱臣贼子，所以他势必要找到建文帝，让后者给予自己名正言顺的皇帝资格，以便自己统治中土江山，同时与周边各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郑和下西洋寻找建文帝的这种说法还有待商榷，因为如果单纯是为了寻找退位皇帝，明成祖朱棣没有必要吩咐郑和带着大量中土的特产和财物四处赠予东南亚、南亚国家。仔细研究明成祖的这一决定，就可以看出他的动机在于笼络这些周边国家，一方面令其了解到中国的国王已经易主；另一方面，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外交事业，与那些和明朝政府失去联系的海外诸国重新建交。不过，建交目的只是其一，明成祖真正想制造的是“万国顺服”的国际形势。

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西太平洋、印度洋及东非各国，航程十万余里，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麦加，最西到非洲东海岸。百艘战舰以及万名官兵，航行在茫茫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来往于马六甲海峡，此庞然大物，足可称霸沿海各国。这阵仗，不是成祖真的想要侵略周边各国，而是威慑式的外交战略，以彰显大明国威，令万国对明室不敢小觑。如果有意倾向明室者可以年年朝贡，无意者也不敢对明室轻举妄动，其中以锡兰国为典型。

郑和第三次航行时路过小国锡兰，国王贪婪，欲抢郑和所带的财物，于是让王子缠住郑和，并派兵五万劫掠船队，情况十分危急。郑和却艺高人胆大，仅以两千人的力量攻占了王宫，活捉了锡兰国王，送回中国。但锡兰国王并没有被杀，反而被送回锡兰，从此这个小国成了明朝的忠实拥趸。

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外交策略，郑和七次航行确实达到彰显国威，宣传中土先进科学、经济、文化成果的效果。与此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还间接促成马六甲及东南亚长达一百年的兴盛和繁荣。而额外的收获，则是让当时的中国人眼界大开。随郑和航行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上面记载了所经各国的风土人情。这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命人绘制的航海图——《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蜚声中外，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地理价值，虽然其中有一些错误之处，但却对今人了解古代亚非国家的地理情况起着重要的作用。明成祖大概也未想到自己的创举竟能影响海内外数百年之久。

万历为什么包庇谋杀太子的宠妃

古代金碧辉煌的宫廷广厦里其实是一个充满血腥的角斗场，曾有不计其数或明或暗的血腥争斗在这里上演。

明朝当然也不例外，深宫谜案、凶案无数。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公元1615年5月30日），黄昏时分，一名身材高大的陌生青年男子手持一根粗大的枣木棍，闯入明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击伤几名守门士兵和太监，一直打到太子就寝大殿的房檐下。一时呼喝声、喊叫声，连成一片。宫里的侍卫们闻讯赶到，将持棍男子抓获。这就是明朝有名的“梃击案”，堪称“明朝第一案”。

这桩“梃击案”背后的真相如何？究竟是什么人想谋害明太子？

明太子朱常洛是万历皇帝长子，但不是皇后之子，而是一名宫女被临幸后所生。可是万历皇帝并不喜欢这名宫女，所以对太子朱常洛分外冷落。万历喜爱和宠幸的是皇贵妃郑氏所生的朱常洵，所以，他理想的继承人不是朱常洛而是朱常洵。朱常洛之所以能被册立为皇太子，是皇室祖训所致，并非万历的本意。于是，万历和郑贵妃都处心积虑地想废掉朱常洛而立朱常洵为太子。但是，迫于祖训的威严，以及皇太后和朝臣的压力，万历一直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找各种借口为难皇太子。朱常洛大婚之后移居慈庆宫居住。慈庆宫名义上是太子的寝宫，实际上还比不上宫里的一般宫殿，不仅破陋不堪，防卫也极差，万历仅派几名老弱病残的侍卫防守。在慈庆宫服役的宫女太监也很少，仅有几个随朱常洛一块长大的贴身太监。慈庆宫的情况与皇三子朱常洵所居住的宫殿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好像他才是真正的皇太子似的。但是，郑贵妃还是不满意，千方百计地要除掉皇太子，好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取而代之。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慈庆宫上演了刚才那一出“梃击案”。

事情发生后，万历皇帝大惊，急忙派人提审这名行刺的男子。这名闯宫的男子名叫张差，是蓟州井儿峪的百姓，说话颠三倒四，看起来有点癫狂，也有点狡猾。御史刘廷元和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官员先后对其进行审问，可是前后审问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胡士相等人认为张差“癫狂症”发作，持武器乱闯宫殿，应马上问斩。然而，这种供词和处理的结果引起了一些官员的怀疑，他们认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恐怕是有人在背后操纵，命张差谋害太子。为了皇太子的安危，刑部王之寀决定彻查此案，结果验证了此前的猜测，确实有人在背后指使，目标就是皇太子，而这背后操纵的人则暗指郑贵妃。

经调查，案子线索也逐渐明确，事情明摆着与郑贵妃有关，而万历皇帝却像有什么隐情似的，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因为，郑贵妃毕竟是他的第一宠妃，并且自己也曾许诺要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即使郑贵妃做出这样的事情，自己也不好说什么。最后的结果是，在郑贵妃的祈求下和万历皇帝的开脱下，太子朱常洛答应将事情化小，张差被凌迟处死。

案子就这么有头无尾地结了。但是今天看来，这个案子仍存在诸多疑点，因此成为史上的又一疑案。

离奇“红丸案”背后的阴谋

明代末年，宫廷接连发生离奇的三大案。这三大案与神宗、光宗、熹宗祖孙三人密切相关，也和朝廷派系斗争紧紧纠缠在一起。三案成为明末政坛著名大案，各种势力纷纷介入，案件无法正常审理，因此变得扑朔迷离。著名的“红丸案”便是其中之一。

泰昌元年（1620）八月二十九日，在乾清宫，明光宗召见辅臣方从哲等13名文武大臣，询问册立皇太子之事。方从哲说：“应当将册立皇太子的日期提前，完成贺礼，皇上也就心安了。”光宗又让皇长子出来见大家，看着他对大家说：“你们日后辅佐他，务必使他成为历史上尧舜那样的圣帝贤君，朕也就心安了。”方从哲等人还想说什么，光宗却开始问道：“寿宫（神祠墓地）修没修好？”辅臣回答说：“先帝陵寝已经修好，请圣上放心吧！”光宗指着自己说：“那就是朕的寿宫吗？”方从哲等人齐声回答：“祝皇帝万寿无疆。”皇上仍然叮咛不止，反反复复，语无伦次，最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哭泣着说：“朕自知病重，难以康复，或不久于人世。”说到这里，已是气息奄奄，用颤抖的手勉强挥一下，让众臣退朝，方从哲留下。

皇上问方从哲：“有鸿胪寺官（掌礼仪之官）要进药吗？人在哪儿呀？”方从哲回答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妙药，臣下不敢轻信。”皇上听后，命宫中侍人立即传唤李可灼到御前，给皇帝看病诊脉，等他谈到发病的原因以及医治的方法时，皇帝非常高兴，命令进药，让诸臣出去，并令李可灼和御医们研究如何用药。辅臣刘一燝说：“我有两乡人同用此丸，一个失效，一个有效，此药并非十全十美。”礼部官员孙如游说：“这药有用与否，关系极大，不可以轻举妄动。”后来皇上再次催促李可灼配药，于是诸臣又回到御前。李可灼将药物调好，进到皇上面前。皇上从前喝汤都喘，服用了李可灼的药后，就不再气喘了。皇上反复地称道李可灼忠心可鉴。

约一个时辰过后，有宫中内侍急报说：“圣上服药后，四肢温暖，想进饮食。”诸臣欢呼雀跃，退出宫外，李可灼和御医们留在宫内。到了傍晚，方从哲放心不下，又到宫门候安，正遇见李可灼出来，急忙打听消息。李可灼回答说：“服了红丸药后，皇上感觉浑身舒畅，又怕药力过劲，想要再给服一丸，如果效果好，圣体就能康复了。”诸医官认为不宜吃得太急，但皇上催促进药非常急迫，众人难违圣命。众臣即问服药后的效果如何？李可灼说：“圣躬服后，和前一粒感觉一样安稳舒适。”方从哲等人，才放心离开。谁曾想次日早晨，宫中紧急传出圣旨，召集群臣速速进宫。一时间，各位大臣等慌忙起床，顾不上洗脸漱口，匆匆地穿上衣服，急奔宫内。还未跑入宫中，就听宫内传来一片悲哀哭号之声，便知明光宗于清晨归天了。这天是大明泰昌元年（1620）九月初一。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满朝哗然，在感到惊愕的同时，人们联想到新皇帝登基一个月来的遭遇，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到了郑贵妃身上。郑贵妃给光宗献美女，指使崔文升进药，大家有目共睹，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却没有实据。本来，光宗当时已病入膏肓，难以治愈，但因为吃了江湖怪药，事情就变得不简单了。最后，此案不但追查到郑贵妃，而且方从哲也被迫辞职，李可灼被充军，崔文升被贬放南京。但幕后究竟有没有主使？到底是谁？现在也不得而知。

明末“移宫案”真相披露

在明朝有这样三件谜案，他们发生在万历末期至天启初年，都牵扯到了皇帝的后宫，同时都和泰昌帝朱常洛有所关联。这三件案子除了万历年间和谋害太子朱常洛有关的“梃击案”，导致朱常洛登基30天就死亡的“红丸案”以外，还有一件便是关于李选侍的“移宫案”。

泰昌帝朱常洛死后，朱由校登基为帝，但是他的登基过程却是困难重重的，“移宫案”就发生在这段时间。

朱由校和其母王才人一直受到李选侍的欺凌和虐待，最终王才人被凌虐致死，而独自面对李选侍的朱由校也就形成惧怕李选侍的软弱性格。

泰昌帝朱常洛登基为帝之后，朱由校与李选侍一起搬进了乾清宫。当泰昌帝朱常洛死亡之后，居住在乾清宫的李选侍便立即控制了乾清宫，她联合太监李进忠（魏忠贤），想要挟持朱由校，把持朝政。

当时，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在皇帝驾崩之后就直接来到了乾清宫，要求见皇长子朱由校，李选侍虽然百般阻挠，但最终还是让朱由校见到了群臣。杨涟、刘一燝见到朱由校之后立刻将他带离了乾清宫，朱由校在文华殿接受了群臣的礼拜，同时商讨决定在当月六日举行登基大典。

之后朱由校一直住在太子宫，李选侍后来又提出一系列的要求，想要挟持朱由校，把持朝政，都被大臣们拒绝了，同时李选侍拒绝搬出皇帝居住的乾清宫，这就使得当时的矛盾激化，最终在朱由校登基的前一日，因为李选侍仍然拒绝移宫，内阁的诸大臣就都站在乾清宫门外，叫嚷着让李选侍迅速移出乾清宫，同时朱由校的东宫伴读太监王安也在乾清宫内驱逐她。万般无奈的李选侍只得带着自己的女儿八公主离开了乾清宫，移居到了哕鸾宫。就这样朱由校才在九月六日，如期登基。

被迫移宫的李选侍，在移居哕鸾宫之后，遭遇了一场大火灾，当时宫人们拼尽全力才将李选侍母女救了出来。对于这次火灾，一些反对移宫的官员认为是朱由校主使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掉李选侍，认为他违背了孝悌之道。对此，朱由校表示他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同时他也表示会善待李选侍母女。就这样，一场“移宫”风波暂时告一段落了，至于那场大火到底是谁放的，就没有人知道了。

康熙建避暑山庄的真实目的

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帝的夏宫，为康熙皇帝授意所建。这座宫殿位于距北京市200公里的承德市武烈河西岸一带的狭长谷地上。避暑山庄前后建造了87年，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建成于乾隆五十五年，占地面积达564万平方米，规模之庞大为现存古典皇家园林之最。避暑山庄最大的特色是山中有园，园中有山，分为宫殿区、苑景区两大部分。其中苑景区分为湖区、平原区和山区，有殿、堂、楼、馆、亭、榭、阁等100多处建筑，并有两朝皇帝钦定景致72处。

清代宫廷建筑以金碧辉煌、恢宏大气为主，避暑山庄可说是其中的异类。它舍弃了带有故宫、颐和园等传统皇家建筑标志性的红墙黄瓦，一律以灰瓦罩顶。避暑山庄的设计建造者敢于在建筑过程中做如此大的改革，与下令建造这座园林的康熙皇帝是分不开的。

即使放在整个中国帝王史上衡量，康熙皇帝也是一位难得的明君。他学识丰富、文武双全，胸中有远见卓识。康熙帝16岁即剪除鳌拜党羽亲政，在其长达61年的漫长执政生涯里，宣布永远停止圈地、平定三藩、派兵攻入台湾、平定噶尔丹叛乱、打击沙俄入侵势力……康熙皇帝持国有道，深知节俭的重要，他总是以“勤俭可以兴邦，奢侈可以亡国”的道理自勉。所以在修造避暑山庄时，他才会提出用灰瓦罩顶，想要彰显的就是“勤俭”这一理念。避暑山庄动工时，康熙曾专门指示营造司就地取材，说“陶甓于冶，取材于山，工用无输挽之劳，金钱无逾侈之费”。

最能体现康熙皇帝“勤俭”理念的是避暑山庄里的楠木殿。这座宫殿为纯楠木构成，天花板及门窗也使用楠木雕刻，顶部铺盖着灰瓦。楠木殿只是俗称，其实它所指的是避暑山庄正殿“淡泊敬诚殿”。诸葛亮《诫子书》中有“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句子，深得康熙帝心意。于是康熙帝就以“淡泊敬诚”为宫殿命名。所谓“淡泊”指寡欲清心，没有过多的奢求；“敬诚”指唯有在宁静的心态下才能修身养德，追求远大的目标。

除了受康熙帝的个人偏好影响，避暑山庄选择用灰色的屋顶，在美学角度上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片宫殿地处山野，如果选择红墙黄瓦的设计，与天然野趣格格不入，选择灰色屋顶则要协调美观得多。

一些曾经参观过避暑山庄的游客感到疑惑不解，一座皇家行宫修建得如此朴素，为什么与行宫同时修建的、位于行宫东面、北面的外八庙却如此金碧辉煌？

这些宫殿拥有汉、蒙、藏不同风格，一个个恢宏壮丽，高大巍峨，装修规格甚至超过了皇宫。康熙帝舍不得给自己的行宫花钱，为什么舍得给这些寺庙涂上金漆、彩画，铺上琉璃瓦甚至金瓦？这要从清朝政府“尊崇黄教、绥服远藩”的政策说起。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各民族关系，认为“修好一座庙，胜养十万兵”。他们希望宗教能成为维系各族关系的纽带，减少战乱，所以在当时有“修庙不修长城”之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金碧辉煌的寺庙矗立在朴素的避暑山庄旁，与之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照的原因。

为何顾命大臣常被新皇杀掉

所谓顾命大臣，就是皇帝在临终之前，亲自挑选任命、用来辅佐尚不能把持朝政的小皇子的臣子。这些人通常是那些德高望重、出类拔萃、忠心护主的高官。古代被挑选为顾命大臣的官员，领着先皇的遗命，代替小皇帝掌控朝政，在朝廷之中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虽不是皇帝，但同样一言九鼎，甚至可以决定是否废除幼主。不过，凡事有利自有弊，顾命大臣的无限风光背后也同样伴随着巨大的危险。

以南朝宋武帝刘裕临终前托付的顾命大臣为例。刘裕在临终前任徐羡之、谢晦、傅亮等人为顾命大臣，嘱托他们辅佐少帝义符。刚开始的两年里，少帝年幼，几位顾命大臣还可以对他进行教育指导，可以代为治理朝政。可是随着少帝逐渐长大，几位顾命大臣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小，于是几人联合废了少帝义符，随后立宋武帝第三个儿子义隆为宋文帝。第二年，这几位顾命大臣奉表归政，文帝亲政。第三年，亲政后的文帝就先后诛杀了这几位顾命大臣。

顾命大臣为什么要废掉先帝所立皇帝，去立一个新的皇帝？为什么被立的皇帝最终又要将把自己扶正的顾命大臣赶尽杀绝？像南朝这样的例子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其中有多种原因。

顾命大臣本为先帝选出的忠心为国的大臣，多德高望重，为人耿直。由于古代封建思想的灌输，多数少帝在小的时候因为是太子的缘故，很少有人敢管教他们不得当的行为，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他们无法无天的本性，小的时候他们不参政，这样的本性不会影响到国家利益，但随着年龄逐渐变大，其性格中的劣根性自然会影响到国家存亡。顾命大臣这时候出于对国家安危的考虑，就会废旧立新。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有些顾命大臣习惯了高高在上的地位后，当小皇子长大要亲政时不想让出手中大权，于是就设计陷害幼帝，再重新立一位年龄小的傀儡皇帝，使自己得以继续把持朝政。

可是为什么被顾命大臣们册立的新皇帝往往都会反过来杀掉他们呢？

新立的皇帝虽然很感谢顾命大臣给了他们当一朝天子的机会，但是，旧帝被废或是被杀的场面在新帝心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新帝为了防止顾命大臣以同样手段对付自己，就先下手为强，杀了这些权臣，一来可以替曾经受制于顾命大臣的臣子出口气以笼络人心；二来可以杀鸡儆猴，树立威信，可以说是一箭双雕之计。

所以，千百年来的顾命大臣虽然表面上看来风光无限，但背地里要承担的风险更胜。一句“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就贴切地概括了顾命大臣的命运，是悲惨还是风光，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

清朝拒绝外国使节驻京的真实原因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夏，承德避暑山庄，英帝国所派使臣马格尔尼子爵觐见，一干人等因为不肯行清朝的双膝跪拜礼，而与和珅等重臣相持不下。乾隆皇帝被扰得不堪忍受，于是允许马格尔尼子爵等人可以行单膝跪拜礼。此时正逢乾隆皇帝生日，马格尔尼子爵还带来了生日礼物。不过，马格尔尼子爵的目的并不是来给中国的皇帝庆生，而是带着英皇的意愿，希望与中国建交，发展对华贸易，并希望在北京设立英国常驻使节，处理两国事务。

马格尔尼前来，希望“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取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简单来说，就是中国仅开放广州一个贸易口岸并不足以称其为海外贸易，希望还能增开宁波、舟山群岛、天津等贸易口岸。但是乾隆皇帝一口回绝了他，并傲慢地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并警告他们不要再到浙江、天津等地进行贸易，否则必定“驱逐出洋”。在中国闭关锁国政策面前，马格尔尼碰了一鼻子灰。乾隆皇帝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给他，在自己祝寿典礼结束之后，便派人一再催促马格尔尼使团起程回国。马格尔尼只得率领使团带着一堆乾隆赐予的无用之物，经广州败兴而归。更不用提在北京设立常驻使节的问题了。

61年后，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一次，英美以战胜国的姿态，向清政府提出修约，明确要求在京设立驻华使节，但是咸丰皇帝仍然不答应。按道理来讲，乾隆皇帝敢断然拒绝英国设驻京办事处，是因为当时的大清帝国仍处在隆盛时期，敢于与英国皇室抗礼，但战败的咸丰皇帝，为什么也同样拒绝英美的要求呢？一切可从中国闭关锁国政策处说起。

清廷不敢答应外国人在北京设立领事馆，担心有二：第一，清廷有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特命外务大臣，一旦驻华使节进驻北京，就会威慑朝廷，直接向皇帝施压，使得外务大臣形同虚设，而皇帝也将面临被逼迫的境地；第二，各国驻华使节的生活习惯各有不同，宗教思想均与中土封建思想相左。雍正皇帝时期下令驱逐传教士，就是因为传教士传播的宗教思想有动摇大清根本的嫌疑。所以，乾隆、咸丰皇帝不敢让使节进驻北京。

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多次要求进京面圣、递交国书，清廷都一拖再拖，不让其进入北京半步，宁可牺牲主权和国家利益，也不同意此事。

由于清王朝没有认清外国驻华使节和领事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失去了了解世界的机会，失去了了解外国人性格的机会，也就因此令本国在与外国官员打交道时大为吃亏，而殖民帝国借此机会剥削中国。后果之严重，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