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黑乡

火车载着文森特驶入这片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域。对于在津德尔特秀丽的石楠丛旁长大的文森特来说，这儿的地貌堪比月球表面。平原上会蓦地升起一堆黑色锥体：毫无特色，突兀异常；说是自然形成的，则太过光秃；说是人工雕饰的，则体积甚为巨大。有一些表面已经萌出了嫩草；而另一些，还因为内部生生不息的热量而散着热气，像极了置放在平原上的大碗。“整个地区像是被一片巨大的溃疡腐蚀了一般。”某位来过博里纳日的访客这样记录道，

空气被地面不断慢悠悠吞吐的煤田熏成了烟灰色，乡村里满是不停喷出浓烟的高烟囱。在盘旋的浓烟中，整个地区显出病态，似乎在脓疮般的矿渣堆中抽搐、肿胀和坏死。

放眼望去，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棵树。只有一些小小的园子。在散发着热气的矿渣堆的进攻下，不论哪种植物，都只能在这儿栖身。曾有访客表示，即使在夏天，也很难见到绿色，所以“即使是窗台干枯的天竺葵沾满灰尘的叶子，也令人心生渴望”。冬天，雪花一旦落下就成了灰色。融化之后，原本的灰泥也成了黑色，化作一层厚厚的、黏脚的柏油泥浆。连溪水也难以幸免，变得黑乎乎的。即使天气晴朗，矿渣堆呼出的灰色蒸汽和烟囱吐出的灰烟也会悬浮在空中，地面和天空混沌不清。夜晚则遁入一片杳无人烟的死寂。当地人把这个地方称为黑乡。

沿着下陷的道路，每隔一英里，就是一个毫无独特之处的城镇，统统由砖瓦灰泥建成。在这儿，文森特见到了真正的博里纳日人：来自黑乡的浑身黑乎乎的人们。“从黑煤窑里爬出来的人全身乌黑，”他告诉提奥，“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刚清理完烟囱。”不止男人，一家子都沾满了煤窑的污渍。孩子也在煤矿干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钻进煤矿的裂缝；妇女当然也在煤矿干活，因为她们要赚钱养家。下工后，男人们蹲在他们摇摇欲坠的村舍的门槛前抽烟，女人们——她们被称作“后天的女黑人”——拉着“老相十足”的孩子去舀水洗澡，那是一天中摆脱浑身漆黑的时刻。

马卡斯煤矿，7号井

但清洗对于男人们来说已经不起作用。煤矿中的刮痕和擦伤已经永久地镌刻在了他们原本白色的臂膀和胸膛上，像“带蓝纹的大理石”一样。他们全身上下都是劳作的伤疤：疲惫消瘦的身子(平均寿命只有45岁)、饱经风霜的脸庞、对被矿井夺去生命的亲人的回忆和对孩子要遭受同自己一样终日不见天日命运的绝望。就像爱弥尔·左拉写的那样：“人人都要吃饭过活。”据说，每个早晨，当丈夫和儿女与妻子和母亲道别的时候，他们掩面而泣，“就好像再也回不来了似的”。

这群“可悲、落寞的人”一齐向矿井进发。冬天，凌晨的第一缕自然光亮还没出现，他们已经提着灯火前往一个邪恶的发光的地方。红焰舔舐炭炉，蓝焰在熔炉中劈啪作响。在博里纳日的每一个煤镇，煤矿侵吞了一切。煤渣堆积成山，烟囱高耸入云，铁架台令人眩晕，你可以远远望见几英里外的矿区，闻到它的气味，听到转轮震耳欲聋的声响、大型引擎掏人心肺的脉动和铁器雷鸣般的敲击声，起伏刺耳的铃音遍及整个矿场，似乎永远不会停止。左拉的小说《萌芽》以境外的法国矿区为背景，描述了高墙、煤渣沟和臭气中的矿场每天早上“像恶魔”一样吞噬了上千名工人，“并挣扎着消化腹中饱餐的人肉”。

然而，文森特却在他的新工作中汲取了新的能量。据接待文森特的牧师所述，在布鲁塞尔一度自我折磨的文森特出现在博里纳日时倒是“清清爽爽”，“处处彰显着荷兰人的整洁”。为了免去讲法语的博里纳日人读文森特荷兰姓氏的困难，他索性自称为“文森特先生”。

怀揣着父亲的推荐信和满满的热情，法语尚可的文森特很快在小瓦姆谋得了一个职位。小瓦姆是分布在马卡斯和夫拉姆利矿区辐射范围内的城镇群中的一个。那儿的小教会刚刚建造了自己的教堂，按规定，需要公派一名牧师驻扎于此。当地福音传道会同意给文森特六个月的试用期担任“实习牧师和教义问答师”。他们提供的工资很微薄，他们让文森特同附近帕迪拉日的教义问答师同住了短短一段时日后，便将他安置在了当地富有的农夫让·巴蒂斯特·丹尼斯的家中。后者与五个儿子同住在小瓦姆一处“精致的宅子”里。

文森特很快为教会的孩子们开设了教义问答课，给他们读《圣经》，带领他们吟诵赞美诗，用自己绘制的圣地地图讲圣经故事。晚上，他走访教徒的住所，和他们围在一起祷告。他还探望病中的教友。在给提奥的信中，他写道：“很多教友都疾病缠身，我刚刚探望了一位病重的老太太，她个子小小的，却充满了耐心与信念。我给她念了一章《圣经》，还同他们一起祷告。”起初的几封家信中洋溢着踌躇满志。“这是他感兴趣的工作，”安娜一边写一边小心翼翼地抱有一线希望，“他很喜欢那儿。”这些起初的反馈似乎也触动了早已疲惫不堪的父亲。1月，他给提奥去信写道：“他似乎很有抱负，干得不赖，我们真为他高兴。”

文森特的新教会刚从瓦姆分离出来，只能在一个叫作杜比比沙龙的舞厅里集会。这个舞厅能容纳上百人，在这个福音传道盛行的地区，早已作传教之用。在丹尼斯家中的小阁楼里，文森特为每个周日一拨拨来到杜比比沙龙的工人和农民准备布道。这一次，他重新拾起里昂牧师的信条，讲道：“基督不也同我们一样吗？一样是神色悲哀、满脸疲惫的工人。还有谁能比木匠的儿子，更了解劳苦大众生活的艰辛？他为了履行上帝的旨意在简陋的木匠铺里勤勤恳恳劳作了30年。”

为了找寻灵感，文森特只能望望每个早晨如行尸走肉一般在他窗外列队经过的矿友：男人女人穿着一样的“矿井碎棉布服”，木底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哗啦作响。14个小时过后，他们回来了——“像是没有自由身的奴隶，这样的情形日复一日，毫无例外。”

很快，心底炽热的火焰就驱使着文森特加入了鱼贯进入地心的灰色队伍。

“那真是个黑暗的地方，”去过最破旧、最阴冷和最危险的马卡斯煤矿之后，他写道：“那儿有穷矿工住的棚屋、被黑烟熏得骇人的树、荆棘栅栏、粪堆、灰堆、废矿堆。”他穿过巨大而复杂的矿区来到了矿井站：遮着帆布的棚屋、歪歪扭扭的房子、排水泵塔、炼焦炉、鼓风炉。远处，运输煤渣的马匹拖着煤渣和下脚矿吃力地攀上黑山。他也许还穿过了衣帽间，那儿有座巨大的煤炉，在入井前给矿工们带来如左拉所说的“透彻肌肤的温暖”。

但来到矿井站，他仍然大吃一惊：这是个砖混建筑物，上面全是一个个肮脏的、激烈颤抖的窗口，发动机抖动着，铁臂搅拌着，仿佛要到筋疲力尽才肯罢休；沉重的大桶隆隆滚过铁皮地板的轰鸣声和头顶黑漆漆的电缆的哀鸣声混合在了一起。电缆通过油腻腻的滑轮穿过发动机巨大的转轮。滑轮像瘦骨嶙峋的教堂尖塔一般从架在矿井站上的角铁架上悬吊下来。滑轮发出的尖利的摩擦声，预示着铁笼子将一筐筐煤源源不绝地从地心运送上来，又满载着矿工沉入地底——左拉曾写道，他们“仿佛被矿井站这张血盆大嘴大口大口地咽入腹中”。

接着，铁笼子像“一粒石子”般坠入地下635米的深处。矿工们赤脚站立，提着煤气灯，蜷缩在空煤车上，井壁上的引路灯“像特快列车的铁轨一般在身后掠过”。空气变得越来越阴冷，水也开始从井壁淋到铁笼子上，一开始是涓涓细流，很快便洪水泛滥。他们已经深入到了三个废弃的矿层以下，矿工们把上面的世界称为“上头的地狱”，井口的日光缩成了一个光点，好似夜空中的星星。

井底的雕凿厅里，走道往各个方向四散出去，寻找潜藏的煤层，有的直径只有几寸，像打褶的帐幔一般折叠在地下岩洞里。当文森特沿着这些黑漆漆的小道蹒跚地往远处那片哐哐当当的开凿声走去时，木质的覆顶和支架越来越低矮狭窄——他把这些隧道比作“大烟囱”。地上的水坑汇成水池。相比寒风刺骨的矿井，没有一丝风的地道温度骤升。最后，他猫着腰，耐着“如铅般沉重、让人窒息的闷热”穿过了及膝深的积水。

文森特不时听到从前方隧道传来的沉闷轰响，“像是隆隆的风暴”。数秒钟后，一具幽灵在黑暗中现形：一匹拖着矿桶满载而归的马。他只得贴在锯齿状的、湿滑的墙上让其通行。矿工们羡艳饲料充足的马匹。它们始终待在温暖舒适的地底，“享用新鲜稻草带来的干爽洁净”。再深一点儿的地方，马匹无法进入，就由矿井的童工搬运矿桶，就像左拉描述的那样：男孩子们扯着嗓子喊着脏话，女孩子们“像超过负荷的母驴一般哼哼唧唧，全身冒汗”。

最终，他来到了矿工们跟前。走道没有就此到了尽头——而是分化成几个错综复杂的小烟囱和几条窄到不能再窄的隧道。“似乎永远没有尽头。”他说道。每条隧道的终端，都有一个矿工独自在黑暗中劳作。文森特把这些小小的壁龛称作“地底牢笼”，或是“隔离的地窖”。“在每一间这样的牢笼中，”他向提奥解释道，“都有一个矿工穿着粗亚麻服，像脏兮兮的烟囱清扫工一样，就着苍白的光线埋头劈矿。”

文森特于1879年1月在马卡斯煤矿的逗留是他在博里纳日两年生活的顶点。在此期间，他还会在同年3月再次来到地底，但那时他已经开始了一段更为冒险的“地狱之旅”。这样的“地狱之旅”文森特还会于十年后在阿尔精神病院的囚禁生活中体验到：真正地坠入黑乡。

然而，好景不长。文森特在杜比比开始牧师生涯几周后，多洛斯给提奥去信说：“我们又开始为他担心，生怕会有麻烦事。”博里纳日人不买他们新牧师的账，文森特对他们也没有多少好感。文森特本以为矿工是一群以“快乐的天性”对抗黑暗与死亡的人，但却必须面对无情的现实：他的教徒们是一群沉默的、排外的人。他刚到这儿时，把他们描述成“单纯淳朴”的人。但久而久之，他们变得越来越“无知、缺乏教养、敏感多疑”。

他常抱怨听不懂他们“噼里啪啦冒出来”的奇怪方言。他试着提高自己巴黎腔法语的语速——此举却造成了更多的误解和争执。发现多数的教徒不识字时，他似乎很惊讶。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体面人”，他哀叹连连。在这种“未开化的环境”中，他无法找到“共鸣”。矿工也把他们的新牧师看作陌生人。他的布道聆听者寥寥，他很快便难以支撑下去。文森特感叹道，他自己缺乏“矿工的性情”，他“永远都不会明白如何与他们相处，赢得他们的信任”。

当现实惨淡得难以接受时，文森特总会深深跌入自己的幻想。他激动地捍卫这片腐朽土地的“富饶”，以及博里纳日人的“魅力”。他将矿渣堆比作席凡宁根可爱的沙丘。他表示：“来到这里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就像走在石楠丛中。”即使是去矿井的那次经历也没有影响他对“本真”的坚持。在炼狱般的马卡斯煤矿逗留的六个小时被他称为“一次十分有趣的旅程”。他对这次经历的描述中充斥着冷冰冰的专业术语(如梯段工作面、挂料、垂直凿、水平凿)，像极了自然学家对甲虫或鸟类的描述，却没有一个表达愤慨或同情的字眼。提到矿井的“坏名声”时——“很多人或因毒气，或因瓦斯爆炸、水渗漏和塌方死在了里面，没能走出来或再进去”，他还坚持认为矿井中的生活比上头萧瑟村庄的生活来得好，坚持认为“就像到岸的水手思念大海一样，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危险与困苦”，矿工们一定更青睐他们不见天日的工作，而非上头那个“凄凉死寂的世界”。文森特的臆想中充斥着意象。从萧瑟的风景到受伤的矿工，什么都能让他联想到自己喜欢的画作。毒雾像“伦勃朗的画”一样能创造“一种奇幻的明暗对比”。他认为马蒂斯·马蒂斯一定能以“憔悴、饱经风霜”的矿工为原型创作一幅“绝妙的图画”。他想象着，如果哪个艺术家能将矿工在他们幽暗的囚室里劳作的样子临摹下来，“那一定是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作品”。

文森特对现实中身边的苦难熟视无睹，却对钟爱的书籍中描绘的受难景象饱含怜悯。他对《汤姆叔叔的小屋》有感而发：“这本书对于横行的奴隶制的阐述堪称精妙绝伦，对那些重大议题的处理饱含智慧、爱与热情，对受压迫的穷苦奴隶显示了极大的关怀。”对于博里纳日矿工的遭遇(即使在工作环境恶劣的大环境下，这个地区仍算得上臭名昭著)，他从未记录过只言片语的非议，却认为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实属“旷世之作”，褒奖后者对于工人阶级的遭遇感人肺腑的描绘。他甚至承认自己更偏爱临摹书里或是画里受压迫的穷苦阶级，而不是现实中触手可及的劳苦大众。“一幅莫夫、马蒂斯或是伊斯雷尔的作品，”他认为，“兴许比现实和自然更能说明问题。”

他宣讲自己的幻觉。文森特所在的地区常常发生劳工起义。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完成《共产党宣言》之后的30年来，博里纳日的矿工发起了一场横扫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一波波血腥的游行和野蛮的镇压引发了一场工会运动。俱乐部、合作社、互助会等结成瓦姆团体，支持工会运动，立志铲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毒瘤。

但文森特却只将矿工们视为基督教徒中的英雄，丝毫没有将他们看作受害者。他们的苦痛，就像他自己的苦痛一样，只会让他们更接近上帝。在他看来，他们需要的是托马斯·坎佩斯，而不是卡尔·马克思。他劝诫他们不要反抗，而是要庆贺自己的苦难——为享有苦难而欣喜。“上帝的旨意在于要效仿基督，必定要谦卑地行于世上，”他在布道时说，“不求顶立于天，但求谦逊待物，从《福音书》中学习如何谦卑恭顺。”他来到这儿，期望矿工们就像“行走在黑夜”中的人们，拥抱坎佩斯倡导的宁静而疏离的人生信条——在文森特看来，这是对可怜人和受压迫者(譬如那匹驮着垃圾车的老马)的终极关怀。

尽管游行、罢工和“反动言论”此起彼伏，文森特自己甚至也参与了一些，但这没有改变他的愿景。“上帝之子，流放在人世，”在他在杜比比使用的那本卷角的赞美诗上，他画出了这些句子，“张开你们的眼睛，多一点耐心，上帝会赐予你抚慰。”但在这里，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三年来薪水降了三分之一，成百上千人死于爆炸和塌方以及不知名的疫病，文森特宣扬的信条只是让他与这群他渴望安抚的“可怜人”更为疏离罢了。

对此，他只想出了一个法子：为病人布道。每年，上百个工人不是在博里纳日的矿井里被烧伤，就是因毒气、矿渣和恶劣的卫生条件而受伤。伤者和垂死的人不会质疑文森特的臆想，更不会过多地考虑他布道的内容。他们欢迎这个陌生的荷兰人为他们做别人不情愿做的事。“那儿伤寒和恶性热病肆虐，”他向提奥报告道，“一家人全染上了热病，孤立无援，病人们只能由其他病人照顾。”

文森特投入了这场无私的奉献。他走访染上了斑疹伤寒症的家庭，帮忙干杂活，连日守夜。出现矿难或是爆炸时，他赶往现场救援。他还救助了一名“从头到脚全身烧伤”的男子。他时常自费购买石蜡和橄榄油，用来制作亚麻绷带。据说，他“没日没夜”地工作，坐在病床前祷告传道，当病人康复时，“疲惫不堪的他却激动喜悦地跪倒在地”。

但不久之后，文森特再次自暴自弃。除了稀粥、糖水和不涂黄油的面包，他什么也不吃。他衣衫不整，邋里邋遢，经常在寒冷的冬天不穿外套。像在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时一样，他认为他的食宿“太过奢侈”，便很快搬到了附近一座废弃的茅草棚屋里。他拒绝舒适的床，睡在了“硬木”床板上。他把心爱的绘画挂在棚屋的墙头，深深地陷入了自己的世界里：白天，照顾伤病员；晚上，阅读，抽烟，研习《圣经》，在诗歌簿上写写画画。文森特瘦得不成样子，丹尼斯的妻子生怕他也会染上猖狂横行的伤寒病。

丹尼斯和教会的其他成员认为牧师住在棚屋里十分不成体统，对文森特“癫狂的传教方式”相当恼怒。文森特援引坎佩斯的“天父却没有枕头之处”为自己辩护，却被视为亵渎神明。不论是茅草棚内怪异的苦行僧生活、拒绝听从他人建议的顽固古板，还是对病中的教徒近乎狂热的救助，都让教会对文森特的传教方式极为不满。布鲁塞尔福音传道会开始召集巡查员审查新牧师的任命——这显然是要将他解雇的信号。新生活开始后仅一个月，文森特再一次要立即面对失败。

这个消息早在埃滕的意料之中。文森特信中提到的可怕的伤亡、猖獗的疫病和造访矿井的经历只能让父母更焦虑。多洛斯担心“一心一意照顾看护伤病员”的文森特会忽略自己的宗教职责。安娜为文森特的形象备感忧虑，因为“那个地方那么脏”。他们还从丹尼斯夫人那儿收到一封信，此信详细地告知了他们“文森特在茅草棚里头的可怜日子”。安娜向家人报告道，文森特的信“证实了我们的忧虑，他真的没有床，没有铺盖，也没有地方清洗”。文森特用一副蔑视的态度回应教会中的质疑声——“这与他们何干”，并再次用坎佩斯的话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即使大风大浪，暴风骤雨，耶稣还是平静地前行。”

多洛斯明白事不宜迟，冒着风雪，2月26日就匆匆出发去博里纳日。一到那儿，巡查员黎塞留牧师已经静候在那里，也已经听说了对新牧师的各种怨言。黎塞留牧师最后表示，文森特身上表现出了“令人遗憾的传教狂热”，他们已经对这位任意妄为的年轻牧师进行了“有力的劝说教育”。但这次教育显然没有说服文森特搬离棚屋，因为当父亲找到他时，他还在那儿。据目击者所述，文森特“躺在稻草芯的麻袋上，消瘦而憔悴，模样骇人”。

文森特“像个孩子一样任人摆布”。第二天，在灰蒙蒙的大雪中，多洛斯带着儿子踏上了造访当地牧师的悔过之旅。文森特岌岌可危的命运取决于他们的裁定。凭着播种者锲而不舍的精神，多洛斯向文森特讲述着“如何才能进步，如何应对变故，如何激发新的力量”。他让儿子起誓从此会好好顾及自己的形象，对教会掌权人言听计从，只把小棚屋当作“工作坊”。

但没人相信这一套在文森特身上可行。“他太顽固，听不进任何建议。”安娜已近乎绝望。文森特描述了自己臆想中的父亲到来的情景，并寄给了提奥。“他应该很难忘记博里纳日，”第二天，他写道，“没人能忘记这个新奇、非凡又别致的地方。”但多洛斯一离开，就有人撞见文森特往丹尼斯家吐唾沫。在给父母的信中，他轻描淡写地写道：“也许，事情在变好之前总会变糟。”

爆炸来得很突然。地质形成阶段便贮藏在地心的能量由于长期的开凿、矿灯的明火和空气的进入造成了泄漏。每一把挖矿锄的打击、每一块岩石的掉落和每一车煤矿的装载都令无色无味的气体在矿井里沉积下来。只要一丁点儿火星——兴许来自一盏故障了的矿灯，兴许来自矿桶扶手的摩擦——就会将其引爆。这就是发生在1879年4月17日的夫拉姆利阿格拉比矿井的爆炸事件。那儿离瓦姆仅两英里。

甲烷独有的蓝色火星激发了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爆炸摧毁了承重墙，窄小而坚实的走廊通道把人猛掷到地道尽头，在煤矿岩面将他们砸得粉碎。有经验的老矿工一听到气流(他们称之为“爆炸性气体”)的声音，便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立马卧倒，因为紧随其后，在他们头顶将掠过一道喷灯似的火焰。旋风吸走了每一个缝隙的煤尘，并将它们抖散在空中，恰好被那道火焰点燃。由于有风，煤尘可以将小小的甲烷火星变成无人可逃的地狱。大火像穿过枪膛一样咆哮着窜入矿井。在气压的冲击下，顶梁挣脱了支柱，飞得老高，又引起新的坍塌；扶手被扭断，空矿桶像子弹一样在地道中乱窜。大火以上千英里的时速占领地道，随着熔炉的爆炸，所有东西——工具、马匹、男人、小孩——一律被烧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