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访谈研究的理论基础：政治语言学与语用学

第一节 政治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

政治语言学（Политлингвистика）这一概念由А.П.Чудинов于2001年在其专著《隐喻镜中的俄罗斯：政治隐喻的认知研究（1991～2000）》一书中首次提出。2002年，А.П.Чудинов的《政治语言学》（«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一书在叶卡捷琳堡问世；四年后，《政治语言学》作为大学教科书由俄罗斯Флинта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同年，由А.П.Чудинов主编的“政治语言学”从《乌拉尔语言学协会通讯》«Бюллетень Уральского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的专栏升级为独立的同名学术期刊。^[1]至此，俄罗斯的政治话语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治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逐渐进入了俄罗斯的语言学研究领域。

一 研究对象

政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А.П.Чудинов认为，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政治交际，而政治交际的功能是争夺政治权力，它是针对宣传某种思想的言语活动，其目的是影响公民情绪，鼓动他们采取政治行为，以在社会观点多元化的情况下，达成社会共识、采取并论证社会政治决策。在俄罗斯政治话语研究中，与政治交际同时使用的有公共政治言语（Т.В.Юдина）、政治话语（Е.И.Шейгал）、公共思想语言（П.Н.Денисов）、政治语言（О.И.Воробьёва）等多种表达。不同的术语表达，一方面表明了俄罗斯学者从不同角度理解、研究政治话语，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这一概念尚未有统一的界定。

А.П.Чудинов在《政治语言学》一书中尝试界定了政治语言、政治语篇、政治言语、政治话语这些概念。他认为，政治语言（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язык）不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语言，而是政治领域的民族语言的变体；政治语篇（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текст）首先体现在语篇的连贯性和完整性方面，包括口头的（集会或议会辩论上的发言、党代会上的报告、政治领袖的电视访谈等）和书面的（报纸上的社论和分析性文章、传单、政党的纲领等）两种形式；政治言语（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речь）指政治语篇创造过程中全民语言的使用；政治话语（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искурс）的内容则应包括存在于说话人和听话人意识中的、能够影响言语的生成和理解的成分（Чудинов，2007：32-35）。А.П.Чудинов的这种界定主要是建立在语言、语篇、言语、话语这些概念本身之间的区别的基础上。Е.И.Шейгал认为，政治话语和政治交际可被视为近义词，而政治语言是形成政治话语符号空间结构的符号总和，包括言语的（政治术语、人名等）、非言语的（政治标记、象征）及一些非特殊化的符号（人称代词）（Шейгал，2004：20-22）。笔者比较认同Е.И.Шейгал的观点。

目前，政治话语这一术语的使用相对更加广泛。俄罗斯学者对政治话语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狭义理解和广义理解两种观点。

狭义理解将政治话语局限于机构话语形式，如就职宣言、总统咨文、政党纲领、总结报告等在社会机构中实施的言语行为。俄罗斯学者А.Н.Баранов和 Е.Г.Казакевич认为，政治话语是所有用于政治辩论的言语行为，以及传统所崇尚和经过经验检验的公共政治规则的总和（Баранов Казакевич，1991：6）。

目前对政治话语持广义理解的观点得到俄罗斯多数学者的认同。В.В. Зеленский从政治这一概念入手，区分出其社会机构和个人两个层面的特点（Зеленский，1996：371）。М.В.Ильин也指出政治话语的两面性：一方面，政治话语可被狭义地理解为目的性话语（дискурс целедостижения）；另一方面，政治话语可超越言语活动的界限，包括其他种类的行为，如集会时“无声地”表达意图等。政治话语比纯语言话语既狭隘又宽泛，这一特点由其政治性质决定。政治话语的性质从广义来说是符号学的，从狭义理解是政治的（Ильин，2002：7-19）。Е.О. Опарина认为，政治话语指社会政治交际的语篇总和（Опарина，2002：20-31）。

Е. И. Шейгал做出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不同角度的政治谈话（如日常生活的、艺术的、政论的等）就像政治斗争这条大河的不同分支，不管它们怎样各具特色，最终还是为政治意识的形成和社会观点的确立服务，最终必将融入政治进程中。”她认为，在言语主体、受话人和内容三个要素中，只要有一个要素与政治相关，就属于政治话语（Шейгал，2004：23）。Е. И. Шейгал这种广义理解的观点得到了俄罗斯多数学者的认同。

А.П.Чудинов根据语篇的创作者和语篇创作的目标对象，区分出政治交际的核心类型和边缘类型。前者包括：1）机构型政治交际，指在国家或社会机构内部的交际。2）公开政治活动中的政治交际，这种交际是政治领袖和政治积极分子的职业和社会活动的实现形式，其受众是各个阶层的人民。鲜明例子有竞选宣传、议会辩论、国家领导人或机构面向大众的正式发言等。3）由记者或通过记者实现的政治交际，这类交际面向广大听（观）众，如访谈；记者、政治学家或政治家撰写的现象分析。在上述情况中，记者吸引听（观）众关注某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法，传达政治组织或政治人物对该问题的看法，帮助政治家解决问题。多数民众正是通过大众传媒得以了解政治。4）参加集会、会议、示威游行的普通公民的政治言语活动，这类交际参与者通常被理解为人民、选民、劳动者或与职业、年龄、居住地等相关的公民群体的代表。边缘类型包括有关政治话题的文学语篇、日常语篇和科技语篇，它们属于政治交际的外围（Чудинов，2007：36-37）。

笔者认为，一方面，需要承认关于政治话题的日常话语、文学话语和科技话语等边缘型政治交际对政治生活及其进程的影响及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坚持政治交际的核心类型才是政治语言学真正的研究对象的观点。

二 研究目的

А.П.Чудинов提出，政治语言学是政治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同时借用民族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及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研究如何运用语言资源获得政治权力和操控公共意识。政治语言学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语言、思维、交际、政治活动主体、社会政治形势之间多种形式的相互关系，从而为制定政治活动的最佳策略、战术创造条件（Чудинов，2007：7）。学者田海龙指出，政治语言学包括两大研究内容：语言的政治问题和政治的语言问题，后者是研究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何运用语言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及听众如何通过他们使用的语言认识这些政治活动的参与者（田海龙，2002：23-29）。

政治语言学并不是研究语言本身，而主要是通过分析语言来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因此更关注的是语言所体现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

三 研究方法

政治语言属于语言学的范畴，因此要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语用学、话语分析）来发展自身（田海龙，2002：23～29）。

（一）话语分析方法

现代政治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原则是话语方法（Чудинов，2007：3-9）。也就是说，在分析每一个具体的政治语篇时，需要考虑该语篇创作的政治背景，该语篇与其他语篇的关系，作者的创作目的、政治观点及个性特征等因素。

政治话语的话语分析包括批评话语分析（критический дискурс-анализ）和描写话语分析（дескриптиный анализ дискурса）两种。

批评话语分析是从批判的视角研究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话语分析方法。政治交际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们（Т.А.ван Дейк、Р.Водак等）致力于通过语言分析揭示社会的、民族间的、性别间的各种不平等现象，以及政治家如何操控民众的意识。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寻找避免各种社会冲突的途径。批评话语分析之所以是批评的，是因为它旨在揭示语言是如何被用于实施社会政治控制并导致或维护社会不平等的。批评话语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创作于社会危机时刻的语篇以及反映交际者不平等地位的语篇，通过细致的分析，挖掘普通民众难以察觉的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捕捉交际者隐藏的交际意图，使人们对此具有更清醒的认识。

批评话语分析本身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从Fowler的批评语言学到Fairclough的社会文化分析法、ван Дейк的社会认知分析法以及Водак的语篇—历史法，虽然它们在分析的角度和方法、对语境的理解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所有的分析都是以问题为出发点，而不是以文本中的具体语言形式为出发点，同时都强调语境的重要作用，将关于社会和历史条件的综合信息看作任何分析的先决条件（纪卫宁，2008：76～79）。由此看来，批评话语分析与政治语言学的研究目的（研究语言、思维、交际、政治活动主体、社会政治形势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是一致的，因此批评话语分析成为政治话语有力的分析工具。

与批评话语分析不同，描写话语分析的研究者们只记录政治交际中的新变化，并不对这种变化给予正面或负面的主观评价。他们通常建立政治语篇数据库，进行定量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政治交际在性质上的特点。这种研究的任务是厘清政治社会生活和政治语言使用的互动关系，寻找用统计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政治话语的运作规律。该流派研究者在初期的口号是“数据库越大越好”，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以某一问题为专题的专门化的小型政治语篇数据库，如与某一政治事件相关的、与某个机构话语相关的或与某一具体时期相关的数据库。

本书采用描写话语分析方法，建立一个以政治访谈为专题的小型数据库，尝试从数据分析中挖掘出政治访谈交际的话语特征。

（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当代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更是人类普遍的认知思维模式，是对世界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的一种强有力的认知工具。Lakoff认为：“隐喻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但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我们赖以思考和行为的日常概念系统，在本质上也是隐喻性的。”（Lakoff，Johnson，1980：1）因此，隐喻作为一种认知工具，可以被运用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隐喻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政治的世界是复杂和充满价值观的，无论在认知上还是在感觉上都远离人们即刻的日常经验。”（Thompson，1996）因而，我们需要借助隐喻“从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常见的概念域来感知生疏的、无形的、抽象的、罕见的概念域，从而建立起不同概念系统之间的联系。”（王寅，2007：492）隐喻作为一种认知现象，频繁用于政治宣传，服务于某种政治目的，直接或间接地为政治利益服务，成为操控大众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

（三）Е. И. Шейгал的政治体裁分析法

Е.И.Шейгал是俄罗斯首位对政治话语体裁进行详细划分的学者。她从以下6个参数对政治话语进行了区分：1）机构性/正式性参数；2）主体和受话人之间的关系；3）社会文化；4）事件的定位（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я по событийной локализации）；5）场结构即该体裁在政治话语中中心性和边缘化程度；6）体裁空间的功能结构。（Шейгал，2004：232-246）

政治访谈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话语体裁尚未引起足够多学者的关注。Е. И. Шейгал的政治体裁分析法有助于笔者界定本书的研究对象——政治访谈。

（四）综合分析法

政治话语研究中有时还会借用其他语言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修辞学、文化语言学、语用学等。如Chilton和Schaffner在分析政治语篇时，顾及语言的所有层次和方面：语用层次（说者和听者的交流）、语义层次（词汇的结构和意义）和句法层次（句子的内部结构）（Chilton，Schaffner，1997：206-230）。

政治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源自社会发展和语言学发展两方面的需求。一方面，社会发展的需求表现在政治交际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复杂形式，其本身就需要研究，政治话语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政治家借助语言达到其政治目的，也可以帮助百姓了解政治家的真实意图及本质。另一方面，随着语言运用研究的深入，这种对语言实际运用的研究逐渐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避免地联系起来，形成了语用学与话语研究在理论方面的互动、材料研究的交叉与拓展，产生诸如语言反映语言使用者的个性、思想意识、社会地位、权力关系等方面的课题。虽然政治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未得到俄罗斯某些学者的认可，但Е.О.Опарина认为，在出现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之后，政治语言学的出现是迟早的事（Опарина，2002：31）。

第二节 语用学的理论与方法

语用学这个术语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1938年美国逻辑学家C.W. Morris在《符号学理论基础》一书中提出符号学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句法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20世纪上半叶的语言学界呈现语言结构描写一枝独秀的局面。作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语用学在国际范围内的兴起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迄今为止，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语用学的发展十分迅速，就研究的广度而言，指示语、语境、会话含义、言语行为、会话结构等课题已成为语用研究最充满活力的部分，而原型理论、语用模糊、语用策略、语境顺应、机构话语等内容也进入了语用学研究者的视野。语用理论的发展尤其体现为语用原则研究的不断深化：Grice于1967年提出了会话合作原则；Leech于1983年提出礼貌原则及其次准则，对前者进行补充和修正；1986年Sperber和Wilson提出了以认知理论为基础的关联原则；1991年Levinson较为系统地提出新格莱斯语用机制，把话语的一般含义纳入语用原则的范围；1999年Verschueren提出语用学是对语言的一种综观的观点和语言顺应论，使语用学与社会、文化、心理、认知等领域的联系日益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