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家难和家教

果然不出黄尊素所料，阉党魏广微被劾后，开黑名单一册，“分差等，目为邪人”，其中有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周宗建、李应昇、顾大章、高攀龙、缪昌期、赵南星、叶向高、韩爌等六七十人，“密达于忠贤，以渐摈斥”。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一《魏忠贤乱政》。于是魏忠贤按名册大肆反扑。是年冬，杨涟、左光斗首先被削籍归。天启五年（1625）二月，黄尊素、周宗建、李应昇同样削籍。这年秋天，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顾大章等被捕下诏狱逐一拷问。八月相继被害。

黄宗羲在父亲削籍后，随父回余姚故里。十二月，娶同邑广西按察史叶六桐女为妻，是年，宗羲年十六。婚后三个月，即天启六年三月，黄尊素就被捕了。

黄尊素之所以被捕，根本原因自然由于他多次劾魏忠贤以及由于他“多智虑，欲杀之”。但尚有一个导因，即所谓“李实空印案”。原来天启五年黄尊素被削籍回里，路经杭州，游西湖，曾与苏杭织造太监李实有往来，谣传黄尊素将效法明武宗时御史杨一清与太监张永联合诛杀权阉刘瑾故事，来对付魏忠贤。文秉《先拨志始》记载：“李实龌龊不识字，然非忠贤党。黄尊素时至湖上，不避形踪，与实往来。人遂谓诸君子将以实为张永也。此语流传都下，忠贤疑之。实司房（按指孙昇）知其实，大惧，求解于李永贞。永贞代草此疏，司房出实空头本上之”。

黄宗羲后来也辨这件事：乙丑（天启五年）冬，讹言繁兴，谓三吴诸君子谋翻局，先公用李实为张永以诛逆阉。逆阉闻之大惧，刺事至江南四辈，漫无影响。刑部侍郎沈演欲自以为功，奏记逆阉曰：“事有迹矣。”逆阉使人日谯诃李实，取其印信空本，填七君子姓名，云俱系吴地缙绅，尽是东林邪党。于是天启六年（1632）七君子之狱起。

黄尊素是与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周起元、李应昇等在天启六年同一批被捕的。在苏州捕周顺昌时，曾发生大规模民变，杀缇骑二人。时奉命逮捕黄尊素的缇骑在苏州胥门，吓得仓皇出逃，甚至将捕黄尊素的“驾帖”也遗失了，更不敢亲自到余姚来捉拿。黄尊素听说有这一回事，才亲自至余姚投狱。黄宗羲儿子黄百家说，黄尊素自至余姚投狱，而县令不知，“疑其亡命，操兵到门，阖族逋逃，僮婢骇窜，家祖母（姚氏）计无所出，闷坐石臼中。独先母一人，侍立在旁，不离尺寸”。这位县令扑了空。黄尊素听说，致书这位县令：“抱头鼠窜，岂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香耳，君何小视海内男子耶？”

那么，此时黄宗羲在那里？原来他作为长子，陪伴父亲赴狱。他送父亲至余姚，又至绍兴。在路上，黄尊素自知这一去凶多吉少，作为遗言，他并未对其子谈及些许家事，只是嘱咐他：你心粗，不必看时文，“学不可不知史事，将架上《献征录》涉略可也”。到了绍兴府后，黄尊素友人刘宗周在萧寺为他饯别，黄尊素当即令黄宗羲以后师事刘宗周。

黄尊素被押赴至京后，即入诏狱，与同时被捕的吏部主事周顺昌、南京巡抚周起元、御史李应昇、左谕德缪昌期、御史周宗建等被逐一残酷拷打，体无完肤。阉党逮捕他们的借口是诬他们贪污，“就狱时，讯者问赃几何？公厉声曰：‘清风明月，名山大川，皆吾赃私，何必问乃公！’”结果诬黄尊素坐赃银两千八百两。黄宗羲闻讯，只好遍贷“乡之商于京者，并父之同年门，至差交足，赃将完而杀机遂决矣”，是年六月被害。黄宗羲曾记狱中事：公偕李忠毅（应昇）、周忠介（顺昌）、周忠毅（宗建）、缪文贞（昌期）四公者，高谈狱中，慷慨怒骂，继以诗歌。门人徐忠襄（徐石麒）私问之，公曰：“子无用戚我。我于此，岂减黄霸之受《尚书》哉？”魏忠贤使许显纯以次掠拷。李忠毅婴病，公拷竟，次李忠毅，乃公复就拷。许显纯诘之，公曰：“李公不任楚毒，吾代受之。”魏忠贤又次第使其私人害诸公，存者唯李忠毅与公。已而，害公者至，北面再拜谢君，南面再拜辞父母，赋诗一章，薨。黄尊素卒时年仅四十三，可以说是从容就义。据说五日后尸体才移出狱，“肌肉涨烂，头面不可别识矣”极其凄惨。“卒前一日，狱吏告尊素曰：‘公休矣！内传欲毙公，公何语？’即书以寄家。”据黄百家记载，黄尊素草书“遗训”寄黄宗羲，第一次提到家事：“汝妇贤孝，古有用妇言而亡，亦有不用妇言而亡者，汝须知之。”于是黄尊素“于三木囊身之时，北向叩头谢恩，纵容赋绝命诗一首”。这首《正命诗》如下：

正气长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复何求？

十年世路无工拙，一片刚肠总祸尤。

麟凤途穷悲此际，燕莺声杂值今秋。

钱塘有浪胥门泪，唯取忠魂泣镯镂。

《黄忠端公文集·诗略》卷五《正命诗》。是年，黄宗羲十七岁。噩耗传至家中，祖父黄日中愤怒之下，写下“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字，贴于家中出入处的墙上。黄宗羲母姚夫人痛哭至晕绝。黄宗羲也痛哭，边哭边劝母亲，姚夫人说：“汝欲解我，第毋忘大父拈壁书耳。”

曾至狱中探望其师黄尊素的弟子徐石麒，闻讯来吊，并捐金以周黄家之急。他临走时教导黄宗羲做学问的路子说：“学不可杂，杂则无成。毋亦将兵、农、礼、乐以至天时、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以佐庙谟、裨掌故者，随其性之所近，并一路，以为用世将本。”

家庭惨变时，黄宗羲正当十七八岁青年时期。这件事黄宗羲印象极为深刻，一生难忘，也影响了黄宗羲的一生。其影响有二：

一、黄尊素临别嘱咐：“学不可不知史事，将架上《献征录》涉略可也。”又在绍兴命黄宗羲师事刘宗周。而徐石麒教导他：学不可杂，将兵、农、礼、乐，天时、天理、人情、物理，并一路，以为用世将本。这些教导，指明了黄宗羲以后人生道路，他后来传承和发展蕺山之学，开创浙东史学，而所有学术既是为了有裨于明代掌故，又是为了经世，其实就在这个时候埋下了种子。

第二，父与杨涟、左光斗等夜论时政，父亲的惨死，祖父的复仇训语，使他不仅在政治上“尽知朝局清浊之分”，而且在以后将抑浊扬清视为己责。他说：“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毅宗之变，攀龙髯而莀蝼蚁者，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者乎？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东林党人的这种高贵品质，是他在崇祯朝“党人”时期、南明抗清“游侠”时期、康熙初年作为遗民厕身“儒林”的精神支柱。在厕身“儒林”后期，虽然由于时间的消磨，形势不同，这种“忠义”精神有所弱化，但也仅仅是弱化而已，并没有忘却。

不过，天启朝两党斗争的惨烈，使黄宗羲在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也产生了副作用，那就是强烈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障蔽了眼睛，在他反思明末的历史时，其视角就不够广阔而有所忽略。这在康熙三年他作《汰存录》时，就明显暴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