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侍蕺山讲席

黄宗羲除参加复社外，还参加另一个与复社性质截然不同、不是以科举中试为目的学术性组织，这就是刘宗周在绍兴创办的证人书院。崇祯三年（1630）十一月，刘宗周从京师辞顺天府尹职回家，四年，他与王阳明学派的王畿再传弟子陶奭龄，共同在绍兴举办了这一书院。黄宗羲受父遗命拜刘宗周为师，至证人书院就教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将此事列于崇祯二年，有误。据刘汋《刘宗周年谱》和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刘宗周在绍兴创办证人书院在崇祯四年。

刘宗周与东林学派重要人物刘永澄、魏大中、高攀龙、黄尊素等都为“砥砺性命之友”，刘宗周为湛若水学派许孚远弟子，并非王学一系，但湛若水与王阳明虽在学术观点上有一定分歧，然而同属心学，在这一根本观点上相近。明末，王学在浙东的代表主要为王畿弟子周汝登和周汝登弟子陶望龄、陶奭龄兄弟。刘宗周在崇祯三年回里后，次年初，有一次偶然过陶望龄弟陶奭龄住处。因天启年间废书院，严禁讲学，他感到王学不绝如线，因与陶奭龄商量重开讲会，“奭龄欣然许诺，因相与商订旧闻，谋会同志以讲学”。

崇祯四年（1631）三月三日，两人合作，由陶奭龄主持，在陶家祠堂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者二百余人。刘宗周定名为“证人社”，议决每月三天，即三、十三、二十三日三天为会期。据姚名达《刘宗周年谱》记载：先生于三月三日率同志大会于石篑（陶望龄字）先生祠，缙绅学士可二百余人，同主事者为石梁（陶奭龄字）先生。……初登讲席，先生首谓学者曰：“此学不讲久矣。文成指出‘良知’二字，直为后人拔去自暴自弃病根。今日开口第一义，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人人可做。于此信得及，方是良知眼孔。”因以证人名其社。然而在讲会中，刘宗周与陶奭龄已暴露观点上的分歧，三月三日会议后，陶奭龄却首发“圣人非人之论”。刘宗周则名讲社为“证人社”，著《证人社约》，并“专揭慎独之旨教学者”。陶奭龄承王畿之学，在知行关系上“单提一知”，而刘宗周主张“知与行总不得分”。在生死问题上，刘宗周著《生死说》，陶奭龄却著《知生说》，两人“持论不同”。陶奭龄力主“无善无恶心之体”，单提本体；刘宗周则揭“知善知恶是良知”。两人的争论，似乎是往年阳明在天泉证道中王畿与钱德洪之争的再现。也就是说，陶奭龄只讲本体而不讲工夫，刘宗周则主张“学者只有工夫可说，……然言工夫，而本体在其中矣”。

工夫与本体之争，成了刘宗周与陶奭龄分裂的导火线。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崇祯五年条记载，按越中自阳明先生倡学后，其门人最著者为王龙溪，由龙溪而传及周海门，周海门同时为陶石篑，俱本良知为宗，而衍遞失其旨。石梁先生固尝从事于斯而有得。是时会讲，仍揭良知以示指归，每令学者识认本体，曰：“识得本体，则工夫在其中，若不识本体，说恁工夫？”先生曰：“不识本体，果如何下工夫？但既识本体，即须认定本体用工夫，工夫愈精密，则本体愈昭熒。今谓既识后遂一无事事，可以纵横自如，六通无碍，势必至猖狂纵恣，流为无忌惮之归而后已。”这样一来，证人社弟子开始分裂，“诸生王朝式、秦弘祐、钱永钖等奉石梁先生为师模，纠同志数十人别会白马岩居，日求所谓本体而识认之”。

其时，余姚属绍兴府，刘宗周创证人社，黄宗羲因黄尊素的遗训，自然至绍兴参加。是年五月，绍兴府古小学落成，刘宗周才离开石篑祠，至古小学讲学。黄宗羲是拥刘弟子中的一位重要人物。黄百家说：初，子刘子尝与高忠宪（高攀龙）、邹忠介（邹元标）、冯恭定（冯从吾）三公讲学于东林、首善两书院。三公继殁，乃始与陶石梁举越城证人之会。然东浙之学，自新建启途，一传而为龙溪，再传而为海门、石篑，湛然澄“湛然澄”，《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黄百家此文作“湛然、澄密”，分作二人。按：明末会稽禅宗高僧湛然圆澄先后在绍兴、杭州、嘉兴弘传禅法，影响较大，有《湛然圆澄禅师语录》行世，故当改为“湛然澄”，以与下文“密云悟”相对。密云悟即明末宁波天童寺方丈密云圆悟的简称。黄宗羲在《董吴仲墓志铭》中即说：“当先师讲学之时，圆澄、圆悟两家子孙，欲以其说窜入。”可知黄百家此句有误。之禅入之。三传而为石梁，辅之以姚江之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密云悟之禅又入之。蕺山主慎独，慎则敬，敬则诚，消息动静，步步实历。而见石梁宗解悟，云：“识得本体，不用功夫，求之心行路绝之间”，故虽与同事，而论多龃龉。已分会于白马山，石梁所说皆因果，至言一名臣转身为白马，引老妪证之。府君曰：“是何言也？”因约吴、越士四十余人，连袂而称弟子于蕺山，自是蕺山门人益进。黄百家上述话后面一句：“因约吴、越士四十余人，连袂而称弟子于蕺山，自是蕺山门人益进。”则是以后事了。因刘宗周在政治和道德上是一位黑白分明的人物，但在学术上，承认异同而不兴门户。特别对弟子，在态度上十分随和，王朝式等虽别会于白马，弟子们分裂了，但刘宗周与陶奭龄并没有因此而决裂。崇祯十三年，陶奭龄卒，他率门下士哭之，私谥以“文觉”，亲作祭文《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崇祯十三年条。所以二人一直维持友谊。至于弟子闹分裂的主要人物王朝式，姚名达曾作如下评述：“甫弱冠即及先生之门，先生因其已得陶奭龄之师承，故以朋友视之，自此往还无间，每相见必以学问相切磨。……相友凡十余年，晚尔弥笃。”证人讲会“竟以同人意见相左，不竟其说而罢，先生深惜之”同上书崇祯十三年条。故黄炳垕将刘宗周与陶奭龄讲学时间置于崇祯二年，不仅时间有误，且内容亦有误，说“公邀吴、越知名之士六十余人，共侍讲席，力摧石梁之说”，此事发生在崇祯十一年，且人数仅四十余人。

所以，证人书院当时其实藕未全断而丝尚相连。在刘宗周影响下，拥刘一派弟子，在崇祯五年并未在组织上另立一派，黄宗羲也不例外。到了崇祯十一年，这些弟子才开始联合起来，要求另立讲会，证人社才正式分裂。不过，刘宗周未接受他们的要求，在形式上仍维持证人讲会之名。

除参加蕺山讲席外，黄宗羲在崇祯四年，开始按父亲在生离死别时的遗训，勤读史书，“公至是发愤，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每日铅丹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刘宗周的蕺山理学，虽出自湛若水门，然早年实切蹉于东林之学而别启津梁。又一方面继承王学、修正王学，而以慎独“柱其流失”。所谓“证人”、“慎独”，实为一种道德自律之学，这在与阉党斗争中是区别正邪的学术基础。然而蕺山之学属理学而非史学，在以史为鉴，以史应务上有所缺失，而黄尊素教导黄宗羲读当代史书《献征录》。《献征录》为明万厉时焦竑著，是当时记载明代史事较完备的史书万斯同在《寄范笔山书》中曾罗列明代多种野史，认为无一足满人意，“唯焦氏《献征录》一书，搜采最广，……可备国史之采择者，惟此而已”。（《石园文集》），这其实点出了史学“贵时王制度”，重在当代史的这条重要路子。而现在他既上溯二十一史，可以以史为鉴，讥正得失；又读有明《实录》，熟悉当代典章制度。所以黄宗羲既侍蕺山讲席，又读古今史书，这的确比他同时的复社朋友，用复兴古学来致君泽民高出多了，为他以后的史学反思，即全祖望所说的“学必原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后足以应务”的治学道路种下了因子。

不过，也仅仅是“因子”而已。黄宗羲参加复社，自始至终，在学术上是非常空疏的。虽学于蕺山，但极为肤浅，他自己承认，他与刘宗周弟子四十余人在绍兴古小学另立证人讲会时，“此四十余人者，皆喜闢佛，然而无有根柢，于学问之事，亦浮慕而已”。《全集》第八册《明儒学案》卷六十二《忠端刘念台先生宗周》。闢的是陶奭龄的援佛入儒。他所说“学问”，既包括理学，也包括史学。因为他当时致心于科举之业，对理学、史学都未有所深究。他自己在康熙七年时就作这样的自我批评：“余学于子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全集》第十册《恽仲昇文集序》。他后来说复社社员“本领脆弱，学术庞杂”，其实自己就是其中一份子。他的父亲和老师对他教导的因子，一直到明代国破家亡，频于十死，僵饿深山后，才得以抽芽茁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