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南都防乱公揭》

在桃叶渡大会后二年，即崇祯十一年（1638），黄宗羲廿九岁时，他参加了著名的《南都防乱公揭》事件《南都防乱公揭》事件发生时间，说法不同，陈贞慧《书事七则·防乱公揭本末》说发生于崇祯戊寅十一年，《冒巢民先生年谱》则置于崇祯己卯十二年，由于陈贞慧为当事人，故取崇祯十一年说。

桃叶渡大会，并未与阮大铖直接交锋，只是体现天启死难子弟的集体力量警告他。阮大铖何等乖巧，他认识到自己要从逆案中翻身，首先必须讨好复社的清议力量，解决他通向仕途的拦路虎。由于阮大铖与侯方域有世代交谊，他试图以重金和女色来拉拢这位倜傥风流的公子，侯方域《壮悔堂集》卷五《李姬传》记载了此事。后来孔尚任谱为《桃花扇》一剧，成了脍炙人口的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恋爱故事，但是侯方域不为所动。

复社人士还怕阮大铖死灰复燃，于是进一步打算起草一篇讨阮檄文，来公布其罪状，《留都防乱公揭》就出来了。时在崇祯十一年八月，陈贞慧在《留都防乱公揭本末》中说：崇祯戊寅十一年，吴次尾（应箕）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之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一日言于顾子方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大憝。”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癰粪溷，争使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笔一稿，子方毅然首倡。陈贞慧《书字七则·防乱公揭本末》。可知“公揭”的首倡者为顾大章子顾杲，起草者为复社名士吴应箕，而其内容由东林党人陈于庭子陈贞慧提出。而为此到上江安徽一带与复社名士联系者，当为黄宗羲。黄宗羲在八月以前，曾到上江安徽活动，他在《思旧录》中多次谈到：戊寅，余访眉生于宛陵（宣城古称），而眉生于保举入京，余信宿其家，地名红林，去城半舍。皆见《全集》第一册《思旧录》沈寿民、沈寿国、刘城条。他至宣城访沈寿民，而沈寿民已保举入京，其弟沈寿国（字治先）得悉，即邀赴城内：戊寅，余至宛陵，宿于市肆。明日，欲抵安庆。治先知之，来肆中，将余襆被强搬去，拉余同入城，则麻孟璇、梅郎三、徐律时、颜庭生十余人，已角巾葛袍，出迎于路矣。……疑留近十日。将行，出宿治先家。余卧后，治先发吾拜匣，空无所有，以五十金置其中，锁如故。迟明，余始知之。……治先曰：“子途中不比吾家中也。”未几，宣令余赓之致餽，余曰：“子可无虑矣。”治先始已。此后，他又至池州访刘城。这次安徽之游，所遇沈寿国、梅郎三、麻孟璇（三衡）、刘城四人，都列名此年八月的《留都防乱公揭》，所以他不仅是怀旧之游，应是受南中友人之托，为《公揭》事而奔走。

然而要否起草《公揭》，吴中复社的杨维斗（廷枢）却有不同看法，认为“以铖不燃之灰，无俟众溺”陈贞慧《书字七则·防乱公揭本末》。不必如此兴师动众。阮大铖至书周镳乞哀，周镳当面在使者前不启封，投之火中。阮大铖“衔之刻骨”，这就为后来弘光时杀周镳的张本。

其实，吴中复社除周镳外大多倾向杨维斗，他们曾在虎丘开会讨论，黄宗羲说：吴中诸公恐仲驭（周镳）未之许也，邀之半道，会于虎丘，天如（张溥）、来之（吴昌时）以谋告，仲驭持论不下。（自注：“此仲驭亲为余言，今人恐无知者。”）《全集》第十册《陈定生先生墓志铭》。《南都防乱公揭》正因为杨维斗为主的吴中复社不同意，顾杲与之反复辩论，“同室之内，起而相牙”，原来想将《公揭》上奏朝廷，也终于因在朝的复社御史成勇被捕而不果。而且事渐泄，阮大铖有所风闻，于是只好将《公揭》贴在南都大街上予以声讨。黄宗羲说：“先生（陈贞慧）与次尾因草《留都防乱揭》，顾子方曰：大铖者，吾祖之罪人也，吾当为揭首。其次则天启忠臣之家，故余与左、魏继之，一时胜流咸列其名。”《全集》第十册《陈定生先生墓志铭》。

《南都防乱公揭》有一千余字，具名者一百四十余人。原文摘要于下：如逆党阮大铖者，可骇也。大铖之献策魏珰，倾残善类，此义士同悲，忠臣共愤，所不必更述矣。乃自逆案既定之后，愈肆凶恶，增设爪牙，而又每骄语人曰：“吾将翻案矣，吾将起用矣。”所至有司信为实然，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以至地方激变，有“杀了阮大铖，安庆始得宁”之谣。意谓大铖此时亦可稍惧祸矣。乃逃往南京，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为摇惑，即有贤者，亦噤不敢发声。……丙子之有警也，南中羽书偶断，大铖遂为飞语播扬，使人心惶惑摇易，其事至不忍言。夫人臣狭邪行私，幸国家有难以为愉快，此其意欲何为也？……杲等读圣人之书，附讨贼之义，志动义慨，言与愤俱，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若使大铖罪状得以上闻，必将重膏斧锧，轻投魑魅。即不然，而大铖果有力障天，威能杀士，杲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而况乱贼之必不容于圣世哉！谨以《公揭》布闻，伏维戮力同心是幸。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十《留都防乱公揭姓氏》。《公揭》后具名前四名，黄宗羲在《家母求文节略》说：“马、阮之乱，宗羲以《南都防乱揭》与之，《防乱揭》者，南都诸生讨阮大铖之罪者也，始于仪部周仲驭，以无钖顾杲为首，宗羲次之，桐城左国棅、宣城沈寿民又次之。”《全集》卷十一《家母求文节略》。然《公揭》具名次序，各本不一，吴《复社姓氏录》，前四名，为顾杲、黄宗羲、魏学濂、左国柱、冒广生《冒巢民先生年谱》与此同；而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卷十《留都防乱公揭姓氏》前四名为顾杲、吴应箕、魏学濂、黄宗羲，与黄宗羲所说都不同。按黄宗羲的排列，带头四人次序为：顾杲、黄宗羲、左国棅、沈寿民。

这一百四十余人中，属天启死难子弟的有魏学濂、魏学洙兄弟，黄宗羲，周顺昌子周茂兰、周茂藻兄弟，左光斗子左国棅、国林、国栋、国柱、国材兄弟，高攀龙子高世宁，顾大章子顾麟生。东林党人及其后裔，有许孚远，顾宪成孙顾杲、顾枢兄弟，文震孟子文乘，徐良彦子徐世溥，陈于庭子陈贞慧，姚希孟子姚宗典、宗昌兄弟，刘宗周子刘汋，弟子恽日初。侯震旸子侯岐曾。复社著名人士，有吴应箕、沈寿民、张自烈、巢鸣盛、沈士柱、杨廷枢、刘城、顾梦麟、许元溥、梅郎中、吴、陈子龙、罗万藻、冒襄、陈名夏、麻三衡。文昌社诸子，有刘应期、冯京第、陆符、万泰。读书社诸子，有冯悰、江浩、张岐然、郑铉、虞宗玫。其中张自烈、刘城、沈士柱、吴应箕都是历次国门广业社主持者。

《公揭》发布后，阮大铖的丑恶面貌被揭露，他才受到极大打击而气沮。

参加“防乱公揭”大会后，郑铉、冯悰和沈士柱还渡钱塘江至黄竹浦访黄宗羲。

这时，刘宗周在绍兴所立证人讲社，因一部分弟子奉陶奭龄为师，倡明禅说。于是这一年，黄宗羲到绍兴与蕺山学友王业洵等十七人，联合上书刘宗周，要求另立证人社讲会：诸生王业洵士美、王毓耆玄祉、张应鳌奠夫、朱昌祚绵之、胡岳嵩高、黄宗羲太冲等十七人，独不信禅，上书先生，数千言，请别为讲会，以闢邪说。先生固辞不受。《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崇祯十一年条。这就是黄百家所说的：“石梁所说皆因果，至言一名臣转身为白马，引老妪证之。府君曰：‘是何言也？’因约吴越士四十余人，连袂而称弟子于蕺山，自是蕺山门人益进。”但是当时仅十七人，所谓“四十余人”，是指以后“门人益进”之数。

可是，刘宗周固辞不受，他对王业洵说，陶望龄虽其入门不免借于释氏，然而，“己之儒释，不可不辨，而人之儒释，可姑置之不问”。他问王业洵：“诸君子之行履果能纯乎儒而绝乎释，又何患乎释者之不去乎释而从吾儒乎？”《刘宗周全集》第三册上《文编》卷七《答王生士美》。刘宗周的意思是，你们自己先将儒释之辨理理清楚再说。“诸君子”中自然包括黄宗羲，如前所说，黄宗羲对于儒释之辨属于“茫然”不知，其他刘氏弟子估计同样如此。但刘氏对他们“辟邪说”要求表示赞赏，他说：“王士美诸兄初发心向道，政当嘉与而奖借之，亦不必先虑其异同而阻之也。”《刘宗周全集》第三册上《文编》卷七《与履思十七》。

至于“别为讲会”，刘宗周的态度是：“今而后，务期旷然大同，归于无我。即有异同之见，不妨互相规证，庶几学术会归于一。”也就是说，不必别为讲会，否则不“旷然大同”了，异同之处可以互相探讨。对陶奭龄，“至于往来之礼，终望诸君子止用后辈称呼”。应该予以尊重。所以证人社仍存在，白马山与古小学两地仍继续讲学，刘宗周也不时到白马山听听他们的讲学。这种情况，二年后，至崇祯十三年陶奭龄卒，才有所转变。但证人讲会，终刘宗周之世，名称不改。黄宗羲在这种情况下，仍继续一边从事科举之业，一边受教于刘宗周。

崇祯十一年，黄宗羲还与是年成立于浙西嘉兴府崇德县的澄社有了交往。澄社会合了浙西十余郡士子千余人为会，主持澄社的为郁起麟、钱咸、吕愿良、孙爽等人。但成立时，黄宗羲没有参加，郁起麟和钱咸亲至余姚访黄宗羲，他说：“余僻处浙河东，当澄社之会，愆期未赴。振公（郁起麟字）、子与（钱咸字）乃渡江就余，为会于王文成公之第。”《全集》第十一册《钱存直墓志铭》。但澄社于次年即散，影响不大。不过，因此之缘，他在明亡后与吕愿良之弟吕留良和孙爽得以交往且关系密切。

是年，为宋谢翱所著《西台恸哭记》和《冬青树引》作注。

崇祯十二年（1639），正是黄宗羲三十而立之年，他再次赴南京应试，并参加陈贞慧、吴应箕主持的又一次国门广业社的大会，顺道拜访老朋友，过吴江，访讼冤时三人小组之一的周延祚；过句容访周镳，至金陵则宿于《南都防乱公揭》中同列名的金光房天界寺私室。正好那时，张自烈趁应举南都四方名士毕集之间，又召开国门广业社。当时黄宗羲病虐，昔崇祯七年，他随刘宗周到嘉善会葬魏大中时，曾与刘宗周论学的吴志远，到他家来探望，既送来茅山道士的药，又带来了他的外甥方以智。方以智还为他切脉，但他俩交情并不深。《全集》第一册《思旧录·方以智》

参加这次国门广业社开会的，有陈贞慧、吴应箕、张自烈、方以智、顾杲、冒襄、侯方域、沈昆铜、梅郎三等，除方以智、侯方域外，都是具名《公揭》中的人。他们一如既往，无日不连舆接席，丝竹歌舞。其时阮大铖仍跼居金陵，黄宗羲说，他们在酒酣耳热之间，“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全集》第十册《陈定生先生墓志铭》。阮大铖招架不住，“辄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陈贞慧《书字七则·防乱公揭本末》。偷偷逃到南门的牛首山，躲藏起来，不敢再入城。

黄宗羲虽跟着这些名士饮酒作乐，他家境实不富裕，但这既是社会风气，又是应酬之必需，他无法免俗，但也觉得不能过分。这时侯朝宗的父亲侯恂，为相国温体仁所恶，被捕入狱，但他仍放浪酒色，“侑酒必以红裙”。黄宗羲认为有悖于道德，他向张自烈说：“朝宗之大人方在狱，岂宜有此？”张自烈回答：“朝宗素性不耐寂寞。”黄宗羲说：“夫人不耐寂寞，则亦何所不至，吾辈不言，终为损友。”《全集》第一册《思旧录·张自烈》。张自烈表示同意。他们俩后来有否向侯方域提出，则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