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篇……

把民族政策再教育引向深入

在中央和省委统一部署下，州委在去年发出了普遍深入地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的通知。经过宣传教育和检查总结，多数地区和单位贯彻执行较好，取得了成效；少数地区和单位行动较慢，离上级的要求差距很大。针对这个情况，州委再次提出了在春节前后狠抓一下民族政策再教育，并做到经常化、制度化的要求。现在，州直机关、单位已经行动起来了。各县、区、公社和各厂矿企事业单位、学校等，也应抓紧时间，在总结前一段的基础上，更扎实、更有针对性地把民族政策再教育引向深入。

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是十分注意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不断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和民族关系的检查的。可以说，这是我们党的一大光荣传统。1953年，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了一次民族政策的大教育、大检查，深刻地批判了大汉族主义思想。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指出：“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1956年到1957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一次发动了民族政策教育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大检查。这次检查，在着重批判大汉族主义的同时，对一些地方存在的严重的地方民族主义也进行了批判。1973年1月，毛泽东同志针对林彪、“四人帮”对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疯狂破坏，指示要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

毛主席说：“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汉族主义比较大，需要再教育。”1975年，周总理在重病中仍十分关心民族工作，他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政策要执行好，干部要培养好，人民要团结好，生产建设要发展好，物质生活要搞好。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这些指示，都是十分重要、十分及时的。可惜由于“四人帮”的封锁、破坏，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十分重视民族工作，多次重申党的民族政策，强调要“普遍深入地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我们党有这一光荣传统，不仅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成绩巨大，而且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宝库，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当前，强调民族政策再教育，既是一个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问题，更为重要的还具有极大的针对性和迫切性。这是因为：第一，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严重破坏产生了严重后果。他们继承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衣钵，推行一套极端反动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实行封建的法西斯专政。他们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来的民族工作的成绩，诬蔑党和国家执行了一条又粗又长的修正主义黑线。他们犯下的累累罪行，给少数民族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严重地破坏了民族团结，加深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第二，林彪、“四人帮”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颠倒了理论和政策是非。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干部、群众对党的民族政策模糊了，淡忘了，还有一大批新干部根本没有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从党内到党外，在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中间，大汉族主义思想有所滋长。第三，我们国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新时期的总任务，就是要团结、动员各族人民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强国。具体地说，少数民族需要“四化”，“四化”离不开少数民族。因为我国有一个重要特点：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居住地区广大，我们常说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是少数民族地大物博，汉族人口众多。因此，我们在“四化”建设中，必须把少数民族地大物博同汉族方面的人力、物力和技术结合起来，这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根本的利益。由于这个情况，在“四化”建设进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新的民族关系问题，各项建设都会遇到民族因素等。这些事实表明，当前在全国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是完全必要的，而且要非搞好不可。

与此同时，还必须明确这次民族政策再教育要全面进行。不仅要在少数民族干部、群众中进行，而且要着重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和汉族干部、汉族群众中进行。对青少年要补好民族政策教育这一课。再教育的重点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一个地区占主要地位的少数民族，在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上，也要注意防止大民族主义）。这是当前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的关键。也只有克服了大汉族主义，才有利于克服地方民族主义。

这次再教育，必须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结合起来，同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结合起来。批判极“左”路线是为了肃清其流毒影响，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是为了教育。要始终贯彻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不搞政治运动，不搞人人过关，更不要乱扣帽子。应通过学习文件，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觉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医治创伤，消除隔阂，增强团结。

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这次民族政策再教育，团结各个民族，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实现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的重要作用

中共凉山州委、州人民政府召开的全州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圆满结束了。这是凉山州广播电视战线的一件大事，也是发展凉山广播电视事业的新起点。会议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导，以传达贯彻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的文件为内容，从自治州的实际出发，总结工作，交流经验，部署任务，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凉山服务。可以预料，这次会议将有力地促进民族地区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发挥广播电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和鼓舞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重要作用。

广播电视不是一般的大众传播工具，而是党的喉舌，是党和人民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广大群众反映：广播电视是群众的“眼睛”，干部的“嘴巴”，领导的“耳朵”。有了广播电视，解决了开会难、宣传难和做思想政治工作难的问题。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依靠电波和导线传送声音和图像的广播电视，其速度之快，给人印象之深，影响范围之广以及不受文化程度限制，只要视、听感觉健全的人都能接收的优点，是其他任何传播媒介无法相比的。我们党和人民政府从来都是把广播电视摆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关心爱护它，从各方面尽力支持它，使其发挥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从党中央、国务院到省委、省政府到州委、州政府及各级宣传部门的领导和职工，都要提高对广播电视宣传舆论工具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的认识，使之牢牢握在党和政府的手里，当成自己的而不单纯是广播电视部门的事业，加强领导，认真办好，让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解决对广播电视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问题的同时，还要明确广播电视部门的职能。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反复指出：广播电视事业的主要职能有三个：一是新闻宣传（包括思想教育）；二是事业建设（包括经营）；三是政府管理。其中，宣传教育是中心。由于这三方面的职能缺一不可，就构成了各级广播电视机构、体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领导关系的多重性。因此，一定要把广播电视部门的领导班子建设好，强化宣传工作的领导，强化事业建设的领导，强化技术、事业和行政工作的管理。

建设和发展广播电视，广播电视要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从州情出发，积极发展，配套提高，加强管理，注意效益。要面向基层，把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列为事业发展的重点，分期分批解决绝大多数农民听到听好、看到看好的问题。工作中，要摆正广播和电视的关系。广播和电视这两种宣传工具，既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它们都有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必要性，将会长期并存。那种所谓广播将被电视代替，农村有线广播要被淘汰的论调，是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

党和政府、各族人民，对广播电视事业是给予厚爱，寄予厚望的。我们坚信，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凉山州的广播电视事业一定会迈上新的台阶，创建新的业绩，作出新的贡献。

坚决实行婚姻自主、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从今年10月1日起，凉山州将执行经四川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由州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简称《规定》）。

《规定》的公布和执行，是关系到处理好凉山州少数民族婚姻家庭问题的一件大事，它涉及千家万户和男女老少的思想、利益及社会风尚，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贯彻落实，也是民族自治地区在婚姻问题上的一大改革和一场革命。坚定不移而又正确无误地执行这个《规定》，是全州各级党政机关、群团部门、各行各业以及各族各界干部、群众的共同任务。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职工、各族人民都有宣传、维护的义务，都有协助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执行的责任。少数民族干部、群众，除了有宣传、维护的义务和责任外，还要身体力行，带头实施。

这个《规定》，是州委、州人大常委会、州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根据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经过充分调查研究，本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做到了内容明确细致，公布也是慎重适时的。既总结了我州多年来婚姻改革的经验，符合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愿望；又体现了解放思想，增进团结，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新要求。《规定》不仅坚决废除旧的等级婚姻制度，禁止利用等级、家支、宗教或其他形式干涉婚姻自由，反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基本原则的那些传统的、旧的婚嫁仪式以外，还鲜明地提倡计划生育，鼓励晚婚晚育，从各方面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素质。可以预料，这个《规定》的公布执行，必将通过凉山州少数民族在婚姻家庭方面的改革，有力地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贯彻执行《凉山彝族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也是我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很深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力和干扰，甚至出现一些曲折或反复。但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时代前进的车轮，是任何人也拦不住、挡不了的。只要我们遵照州委的部署，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正确路线，把贯彻十二大精神，落实总书记指示的工作做好了，改革的工作做好了，经济搞活了、发展了，那么，在执行新的婚姻法方面，我们也一定是稳操胜券，效果可期，前景是十分光明绚丽的。

把解决彝族群众的住房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解决彝族群众的住房问题，进一步改善少数民族的居住条件，是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视察凉山，听取州委汇报时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耀邦同志心里装着十亿人民，也装着凉山的一百多万彝族群众。他在来到凉山的短暂时间里，除了派出随行人员深入彝家访问外，在听取州委的汇报中，又仔细地询问了彝族社员特别是住在高山的彝族社员的居住情况后，作了精辟的分析和重要指示。

州委及时向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传达了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并作了初步部署。广大彝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怀着对党的无限深情，激动地说：总书记关于解决少数民族住房问题的指示传开后，在群众中震动很大，大家心里乐开了花，好像人都长高了。有的通过回忆对比，深有体会地说：历代的帝王将相，都没有说过解决少数民族的住房问题，只有共产党才挂在心上，像父母一样关心着他们的儿女，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少数民族的幸福生活。许多彝族干部和社员表示：我们彝族人民同样有爱美之心，有住得好一点、生活得好一点的愿望，只是经济条件差，又不会经营，所以居住条件不如汉族老大哥。这次，总书记提出解决群众的住房问题，硬是说到我们的心坎上了。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十二大精神，加强同兄弟民族的团结、合作，努力搞好两个文明建设，为改善居住条件贡献自己的力量。

由于群众热情高，州委和州人民政府抓得紧，耀邦同志对解决彝族群众住房的指示，已经得到较快的传达贯彻。截至目前，已经有十四个县成立了农房建设领导小组，抽调干部成立办公室，并派出人员对彝族、其他少数民族和广大社员的住房现状进行调查。昭觉、会东、西昌三个县，分别选择了一至三个生产队或自然村，作为解决彝族群众住房问题，改善社员居住条件的试点。州农办和西昌县、木里藏族自治县的农办，还选送了四名干部分别到国家和省里举办的农房建设培训班学习。不久前，州委、州人民政府召开了全州农房建设工作会议，同时培训了各县农办的有关工作人员。在初步调查和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州委、州人民政府已经向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报送了凉山彝族自治州关于改善民族地区居住条件的初步规划。

在凉山州境内，居住着彝、汉、藏、蒙、回、苗等十多个民族。其中彝族一百三十多万人，约三十万户。他们大部分居住在海拔两千米到两千五百米的高寒山区，冬季气温低，夏季又有冰雹袭击，自然条件差，经济很贫困。他们的住房低矮、窄小，多系土筑墙，木板盖，或石头压茅草，没有窗牖，阴暗潮湿，人畜同居，极不卫生，严重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迫切要求改善居住条件。州委和州人民政府遵照耀邦同志的指示和省委的要求，从上述实际情况出发，初步规划是：从现在起至1983年，着重进行农房的调查研究，培训专业人员，搞好试点工作，总结经验，做好准备。1983年以后全面铺开，1990年向省委和中央写出进展情况报告。到1992年庆祝凉山建州四十周年时，基本解决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住房问题。对住房的一般要求是：人畜分居。人有居室、厨房、厕所；睡觉有床铺、被盖、蚊帐；牲畜有圈舍；房屋周围有走道，生活讲究卫生。

为了落实总书记的指示，保证规划兑现，在预计的时期内完成这项移风易俗的艰巨任务，第一，要结合十二大文件的学习和宣传，进一步把耀邦同志关于解决彝族群众住房问题的指示，以及中央、省委对农房建设的政策规定，传达到广大干部和各族群众中去，从政治的高度来认识解决少数民族住房问题的重大意义，鼓开创凉山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劲，提学习和发扬共产主义思想的神。第二，深入宣传农房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凉山州少数民族社员的住房现状，提出可行的方案，作出逐步解决的规划。第三，培训干部和技术人员，选择有代表性的生产队或自然村，切实搞好试点工作，认真积累经验，总结经验。另外，要从实际出发，坚持自愿的原则，不搞“一刀切”。还要考虑降低造价，节约木材，注意防震等。

解决彝族群众的住房问题，进一步改善少数民族的居住条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正如耀邦同志视察凉山时讲的：过去搞民族斗争，民族压迫，不能修好房子、新房子。解放以后也没来得及想这个问题。现在不能不想了，十二大以后不能不想这个问题了，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都想一想，考虑考虑。新中国成立三十三年了，要解决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但不能只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呵！让我们遵循耀邦同志的指示，在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把解决彝族群众的住房问题，改善少数民族的居住条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户一户地落实，一步一步地解决，力争在庆祝凉山建州四十周年的时候胜利完成任务，向全州各族人民报喜，向党中央报喜。

珠联璧合文字交

许多人都知道“珠联璧合”这个成语，是比喻把人才或者美好的事物聚集在一起。如果要考证一下它的出处，可称得上历史悠久。《汉书·律历志》中有：“日月如合璧，五星如珠联。”意思是说，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就像美玉结合在一起；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就像珍珠串联在一起。后来，一些文人墨客把它写进诗文里，就广泛地传开了。如清代的袁枚，在《随园诗话》里就留下了“龙盘虎踞江山助，璧合珠联文字交”的诗句。可见，“珠联璧合”确是一句溢美的佳话，赞扬的成语。

经过报刊整顿，重新登记，《凉山文艺》总结了经验，健全了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办刊的宗旨。不仅在思想性、艺术性等方面更加充实、统一，而且在形式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刊期增加了，编排新颖了，容量扩大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汉文和彝文每期同时刊出，汉文作品与彝文作品一起同读者见面，是一本地道的“珠联璧合”的文学刊物。回想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这种同时用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办一本刊物，出一张报纸的事是屡见不鲜、且为读者喜爱的。现在《凉山文艺》这样办，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和试验，说不定通过这本“珠联璧合”的杂志，将在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文化交流，帮助汉族作者学习彝族文化、彝族作者学习汉族文化等方面，创造一些新经验，走出一条新路子哩！当然，编辑者的愿望，笔耕者的汗水，能不能浇出鲜花，结下硕果，还需要一个过程，应该走一步看一步，不断地总结经验，其中包括必要的调整。中央文件指出，没有探索，没有创新，没有不同试验的比较和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们的事业就没有生气。《凉山文艺》就是遵照这一精神，来一个“不同试验的比较”，从1988年第1期起，把原来的汉文版、彝文版两种杂志合并出版，将珍珠联成串，把美玉合成块，让它更加晶莹、剔透、闪光。我相信，编辑的这份苦心，一定会得到广大读者、作者的理解和欢迎。

最后，不妨借用袁枚的诗句，镶成一联：

民族团结兄弟情

珠联璧合文字交

（1988年《凉山文艺》第1期）

解放思想 奋笔畅谈

一

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正式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以后，对于市场经济问题，我们从比较陌生到比较了解；从全盘否定它到科学地认识它、对待它、运用它；从姓“资”姓“社”的长期困惑中解脱出来，到按“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办事，进入了一个学习、培育、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对此，州委、州政府领导十分重视，率先探路，带头实践。从前不久举行的全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讨会看出，众多的理论工作者、经济工作者和领导同志反映，在凉山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合民意、顺党心，干部、群众衷心拥护，并焕发出极大的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增强经济效益的积极性，出现了奋起致富、一派生机的喜人局面。

二

这样令人振奋的形势，给我们理论工作者、经济工作者和广大干部、群众，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从理论同实践的结合上，从开放、借鉴、拿来的角度，提供了一个调查研究、总结经验、陈述观点、献计献策、为实现凉山的“一三一”经济发展战略出力，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服务的良好契机。州委宣传部等六个单位举办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笔谈会”，及时提供了阵地和讲坛，不失为服从于、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一个有力措施。我们祝愿通过这次“笔谈会”，写出好文章，谈出新观点，提出新思路，献出新计策，从而促进社会科学的繁荣，推动社会科学既为经济基础服务，又为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市场经济，说它新，是崭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卓越贡献。在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前，陌生者多，知道者少，即使知道一点也不甚了了，许多人都被“封闭”这道墙挡住了视野。但是，谈到商品、市场，却是一个老课题。众所周知，马克思认识和解剖资本主义，写出划时代的鸿篇巨制《资本论》，是从分析商品的构成与市场的运行入手的。过去我们讲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偏重在社会性质、政治制度方面，没有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一起讲，加之受“左”的影响，沿袭“苏联模式”等主观和客观上的多种原因，出现对市场经济的或无知，或片面理解，或不准确的宣传介绍。甚至于把它同资本主义画上等号，达到了谈“资”色变，谈商品、谈市场色变的程度。在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下，笔者以为，“笔谈会”应从解决认识问题破题，首先把理论-道理讲清楚。有了“理”，才能站得直，“理直”而后“气壮”；有了“理”，才能在改革开放中御风而行；有了“理”，才能增强信心，坚定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当然，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才会有生命力，这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过，理不明，气不顺，心里不踏实，“欲举足而趔趄”的现象也不可忽视。所以先务虚、后务实，虚实结合，理论同实践并重，既要切忌“坐而论道”，又要防止盲目性，这也是我们党积几十年之经验，形成的一个光荣传统。

做人的工作 搞人的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简明扼要地讲，就是培育“四有”公民、提高“两个素质”。它的突出特点是做“人”的工作，搞“人”的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首先是着眼于全民族，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只有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了，我们的国家才能够摆脱贫困和落后，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这个根本任务具有广泛性。其次，是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主要目标。因为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影响。社会活动成效的大小，成败如何，除了受到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等客观因素的约束外，主要取决于人的作用。因此，这个根本任务具有长期性。第三，过去我们常常讲培育“四有”新人，好像只是对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年人而言，现在讲培育“四有”公民，范围更大了，是对每一个公民的。因此，这个根本任务具有普遍性。

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还要进一步弄清楚它的具体内容，以便我们在执行的时候看得见，记得牢，摸得着。《决议》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渗透到整个物质文明建设之中，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个“渗透到”、一个“体现在”，把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讲得特别具体、特别丰富和特别深刻、新鲜。因此，这个根本任务和具体内容，就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部门的任务，不仅仅是宣传部、政治部和政工人员的任务，而是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和全党、全军、全体干部以及全体劳动者共同的长期的任务。

要顺利执行和完成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必须立足中国而又面向世界，不断增强开放意识。也就是说，要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多年来，由于经济体制上“僵化模式”的影响，以及十年动乱期间“左”的思想影响和干扰破坏，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同志没有从长期的封闭环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循守旧，闭关自守，怕风险，“万事不求人”等等陈旧的思想观念，使人们的视野狭窄，眼光短浅，习惯于已经走过的“轻车熟路”，驻足于祖先的“四大发明”不思进取，不积极开拓，甚至把人才观念、竞争意识当做个人主义加以反对；把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生活方式以及美化生活的要求，当成资产阶级的思想生活作风进行批判。显然，这些思想观念是与改革、开放不相容的，是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不相容的，必须提高思想，更新观念，促进改革开放，保证精神文明建设根本任务的贯彻执行。

敢闯敢“冒” 真抓实干

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传达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再讨论，基本路线的再教育，改革开放的再动员，加快经济建设速度的再推进。小平同志的谈话博大精深，涉及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许多重大原则问题，是我们迈向新世纪、登上新台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路明灯。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与要求，凉山州委和州政府及时传达，并在迅速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发动的基础上，紧密联系凉山州情，抓住当前，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经过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周密调查，走出去、请进来的纵横比较和反复论证、多次修改后，形成了贯彻实施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的《三十条》。这是对全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从认识到实践的提高和深化，是对政策和法规的完善与发展，也是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希望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和各族干部群众，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的号召，行动起来，振奋精神，以小平同志的理论和思想武装头脑，敢闯敢“冒”，真抓实干，贵在落实，在实施上花力气，在速度和效益上下工夫，集中精力把凉山州的经济搞上去，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从国际和国内把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国际方面，对我国的有利因素不少；国内方面，适当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是能够办到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抓住国际有利时机，充分运用国内有利条件，坚信“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是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中新判断、新观点、新思想的集中概括和主题。“抓住时机”是讲形势、“发展自己”是讲任务，只有在认清形势、把握形势，明确任务、接受任务的基础上，才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小平同志称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自觉做到一百年不动摇。

小平同志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我们要以敢闯敢“冒”的精神，真抓实干的行动，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业绩，迎接建州四十周年的到来，迎接党的十四大的召开。

在四川第二大平原再建一个“都江堰”

都江堰，国人熟悉，蜀人尽知。

都江堰加川西平原，铸成了“天府之国”、膏腴之乡的根基。宝瓶口、二王庙，早已闻名遐迩；“深淘滩，浅筑堰”，已经是中国古代文明闪光的一页。

然而，同样历史悠久的四川第二大平原——安宁河流域的广袤土地，虽然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日照充分，却被一条桀骜不驯的安宁河搅得丰歉失序，祸福无常。多少年来，有雨是洪涝，无雨就干旱，安宁河既养育着两岸的人民，同时又给大家带来了难以预料和抵御的灾害。安宁河不安宁，使祖祖辈辈哀叹。治理安宁河，兴利除害，是广大群众梦寐以求的愿望。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些有识之士曾有过修建水库治理安宁河的设想，也初步发现了大桥这个难得的理想库区。“大跃进”年代，又提出修建大桥水库，体现了党和人民改变山河面貌的美好梦想。这些都因为缺乏资金、技术和物资，不具备修建大型水库的基础与条件而作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新中国出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凉山各族人民解放思想，振兴经济，跻身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之中。经过州委、州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努力，在中央和省里的关心、支持下，凉山州大桥水库立项了，开工了！根治安宁河水患，变害为利，造福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多年夙愿实现了！

“不是梦”这三个既古老而新鲜的字，已经成为凉山人致富图强的信念。在四川的第二大平原——安宁河的源头再建一个“都江堰”，已经上了国务院、省政府的“盘子”，牢牢地拿在州委、州政府领导的手上，铭刻在即将直接受益的五个县市的各族人民的心坎上。大桥，这个当年红军走过的地方，“彝海结盟”的胜地，一座容量六亿立方米的水库，将以独占鳌头的雄姿，锁住安宁河这条蛟龙，作为开发安宁河流域水资源的龙头工程，揭开开发富集资源，促进改革开放，加快建设富裕、文明的新凉山步伐的历史新篇章。

让我们沐浴着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春风，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满怀激情地呼喊出全州各族人民的心声：在四川的第二大平原再建一个“都江堰”！

（1993年《大桥水库报》）

“双办”方针好　群众是老师——在中共凉山州委“三优”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盼望已久的优秀通讯员、优秀发行员、优秀读报员代表会议，在“两个文明”一齐抓，大张旗鼓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的活动中召开了。在这不平凡的日子里，州委、各县、市委和驻军的领导，与各族“三优”代表欢聚一堂，一起总结报纸工作，交流先进经验，表彰优秀集体和个人，讨论落实今后的工作任务。作为报社的同志来说，能不激动吗？这里，我代表《凉山报》社党委和全体编、采人员及全体职工，衷心地感谢州委、驻军、州级各单位、各县、市委领导的关怀重视，感谢全体“三优”代表的热情支持，感谢并欢迎省民委、川台、《四川日报》和《甘孜报》《阿坝报》《楚雄报》等领导机关和兄弟单位的同志光临指导。你们来了，在州委的领导下，有了支持者，又有了指导者，我们贯彻落实中央的大政方针，完成“两个文明”建设的宣传任务，就敢拍胸口了！中央期望的“一年更比一年好，定叫今年胜去年”，就稳操胜券了！

在我州新闻战线这次空前的盛会上，省委常务书记杨汝岱同志和省委书记、副省长天宝同志专门来看望我们，并作了重要指示。州委第二书记、州长施嘉明同志，州委常务副书记张其宿同志，州委书记、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开文同志，州委常委、军分区政委马儒寅同志，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苏克明同志，以及各位代表和各位领导同志的讲话，都是对《凉山报》彝、汉文版两张报纸的指示与希望。既肯定了成绩，总结了经验，又指出了问题，提出了要求。讲得很全面，分析得很深刻，特别是一些带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真是字字珠玑，使我们很受教育和启发。

我们的决心是：认真学习，仔细消化，孜孜以求；联系实际，不断改进，步步提高。不辜负各位领导和同志们的期望。

为了更好地把《凉山报》彝、汉文版两张报纸，置于州委的绝对领导下，置于各级党委和通讯员、发行员、读报员以及广大读者的监督之下，更好地争取党的领导，求得群众的支持，尽快地改进新闻宣传，提高报纸质量，我汇报如下三个方面。

一、群众工作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是我们的老师，群众是办好报纸的基础。可以说，我们《凉山报》创刊二十四年，就做了二十四年的群众工作。现在我把它分成三方面汇报。

1. 对内，概括起来是“四个一”。

一个方针——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双办”方针。这个方针是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它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报纸工作人员，要依靠党，依靠群众，如果离开了党和群众，就变成了“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这一条我们从未动摇过。

一个刊物——《通讯·读报·发行》。这个刊物，虽然几经变化，中途也出现过停顿，但它却显得越来越必要。它是通讯员的阵地，编辑部联系群众的桥梁。说实话，我们对这个刊物的认识，是由浅到深的，直到1980年我们通过改版，才基本固定下来，并暂定为四开四版月刊。

一本讲义——这本讲义就是我们在通讯员学习班，通讯工作会议上用的教材。这个教材是博采众家，扬长避短，切合凉山民族地区的实际，经过多年的摸索、修改和调整形成的。而且基本上做到了因人施教，从实际出发，可深可浅，可长可短。深，可对机关；浅，可对社员；长可以办一个学习班；短可以只讲半日。为了争取一个好效果，我们还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增添新内容，删除旧内容，做到常讲常新。

一套人马——即有那么几位同志，可以讲写作、讲采访、讲新闻基础知识、讲语言文字的。需要宣讲时，这个不在那个在，即便临时叫去也可以热炒热卖，基本完成任务。

2. 对外，依靠党委和党的宣传部门。

即“两个人，六个字，三件事”，两个人要配齐，六个字要落实，三件事要办好。要害是“配齐”、“落实”和“办好”。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条经验，可以说是我们二十多年群众工作的结晶。如果要解剖一下，是一个“三部曲”：开始只知道通讯干部的作用；继而认识到有了通讯干部，还得在其位，谋其政，即在职、定位、专用；最后才摸索到通讯干部的任务必须是通讯、发行、读报一齐抓。只有一齐抓，才能较好完成任务。

3. 编辑工作。

群众工作做得再好，稿子来得再多，最后都集中到编辑的桌子上，落实到编辑的红笔上。正如有的通讯员反映的：“说一千，道一万，还是编了、登了才上算。”这话虽不完全对，但有一定道理。为了做好党报的群众工作，把“双办”方针贯彻执行好，我们总结了编辑的“两点”，即政治观点和群众观点。这“两点”，同“双办”一脉相承，互相联系。也就是说，反映在对外的群众工作上是“双办”方针；反映在对内的编辑工作上是“两点”。如果只有对外的“双办”，而没有对内的“两点”，毛主席制定的“双办”方针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贯彻落实。

为了保证编辑的这“两点”，在多年的编辑工作中，逐步形成了一条编辑准则，可以概括为：

眼睛识货，斧凿成形；

保留原意，沙里淘金。

另外，党报的群众工作，除了指导思想必须明确以外，还有一个作风问题也十分重要。搞群众工作的自不待言，报社其他人员如记者、编辑和行政人员等，都要热情接待群众，乐于帮助群众，与群众建立同志式的友谊。1979年我们刚从昭觉迁到西昌时，由于住房、办公条件差，无法开展这项工作，我们曾一度感到束手无策。后来，一位通讯员说了一句很诙谐的话，使我们开了窍。这是一句俚语：“酒好不怕巷子深。”真是一语破的，帮助我们提高了认识：即做群众工作，不在物质条件，而在思想、感情和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革命精神。

二、编辑工作

编辑工作可分为两点。

1. 抓办报方针。

编辑工作是千头万绪的。我们《凉山报》也是如此。有政治、经济、群工、记者、美影、夜班等，彝文编辑室也有分工，政治、经济、组版、通联等等。这么多部门，几十号人，用一根什么样子的“绳子”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使之抱成一团呢？经过多年的实践，这根“绳子”就是我们从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凉山报》的办报方针：立足凉山，面向基层，小报小办，突出特点。

“立足凉山，面向基层，小报小办”比较好理解，好贯彻。“立足凉山”，是讲“土气”点；“面向群众”，是讲“通俗”点；“小报小办”，是讲“短小”点。唯有“突出特点”最难办。什么是特点，怎样抓特点？这个问题好说不好办，说来容易做来难。怎么解决呢？我们从“五个联系”上找到了初步的解决方案。这五个联系是：

（1）同地区联系（凉山彝族自治州）；

（2）同历史联系（过去是奴隶社会）；

（3）同发展变化联系（一步跨千年）；

（4）同党的政策联系（民族政策，山区生产方针）；

（5）同风土人情、风俗习惯联系。

我们体会到，抓住了这五个联系，州委提出的《凉山报》的办报思想就具体化了，就体现出来了。终于找到了打开“特点”这个百宝箱的钥匙。我们信心百倍，甚至夸下了这样的海口：只要做到这“五个联系”，充分体现民族特点和山区特点，即使把《凉山报》这个报头捂住，也要叫人认得出来这是《凉山报》！

2. 抓报纸版面。

有了正确的办报方针必须体现出来。办报方针是“虚”的，报纸的版面才是“实”的。方针必须通过版面来体现，只有办报方针，没有一张实实在在的报纸，方针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我们抓报纸版面是舍得花力气的。在平时和这次会议上，领导和同志们都反映《凉山报》的版面比较活跃，印刷得比较好，这就是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们抓版面，除了把组版划出来单独成组，由专人专司其事，作为一项业务以外，从党委到各组、各个编辑，都比较重视版面的编排和美化。大家总结了一些经验，编了几句歌诀。

一是“三要”：一要文章短，二要有图片，三要配专栏。

二是“三忌”：一忌文乱窜，二忌题碰肩，三忌黑一片。

遇到非发不可的大块重要文件和稿件，也要尽量使版面疏密相间，轻重平衡，或插图，或做标题，或制题花，或变换字体，总是千方百计解决好“黑一片”的问题。具体要求是：

沙漠之中现绿洲，

海洋里面有渔船。

另外，对每个版面都提出“框、花、线”的要求，即：重要新闻加框，内容不同隔线；文尾缀个题花，大方美观耐看。

三、关于新闻改革和当前宣传报道的几点意见

针对我们报纸存在的“三多三少”（综合消息多、典型报道少，会议消息多、反映基层活动少，一般稿件多、提问题指方向的稿件少）和“一低”（文章质量比较低）、“一差”（宣传报道的计划性比较差）的实际情况，我们提高报纸质量必须从两方面着手，积极采取措施，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具体办法是“多”的压少，“少”的增多，使报纸在版面上有所创新。与此同时，把改革新闻报道的课题提上议事日程，发动全体编、采人员和广大通讯员一道，议论、探索和实践，并注意积累材料，总结经验教训。

说起新闻改革，我们曾碰到两种情况，一种是墨守成规，不感兴趣；一种是不顾基础，操之过急。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比较、琢磨，我们的想法是：从《凉山报》的实际出发，围绕“四字真言”做文章。所谓“四字真言”就是“新、短、真、活”。

先说“新”。报纸原来叫“新闻纸”，报纸是和“新”同时诞生的。报纸上没有新闻，不新鲜，就会失去报纸的基本特点，等同于文件和其他材料了。所以，当前新闻界讨论报纸的新闻，主要是从“时效性”出发，着重探索怎样捕捉写新闻的“最近点”。

什么是新闻的“最近点”呢？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一点”，即反映在新闻导语中的时间要素，通常指的是新闻发生过程中的“一点”时间，而不是“全部”时间；二是“最后”，即选择的那一点时间，一定要同发稿时间的距离最近。把这二者加起来，就构成了“最近点”。我们认为，要写新闻，抓活鱼，必须研究新闻的“最近点”，谁把这个问题从理论到实践解决得好一点，他的成果就会大一点。今天，只在这里提出问题，引起我们思考。

再说“短”。在新闻写作中“短”与“长”是一对矛盾，多年来它们互相间一直在打仗。现在的情况是“长”被打败了，“短”取得了胜利。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短”是新闻的属性，报纸能独立门户，走南闯北，在全世界纵横驰骋，就在于本身具有的特征短小；另一条，是“可读性”帮助它打了胜仗。所谓“可读性”，除了新鲜的题材、丰富的内容、流畅的文字以外，“短”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稿子短了，报纸的容量大，内容也就丰富多彩了，宣传报道的广度也就随之而来了。

文章短小，内容丰富，宣传上有广度和深度，能吸引更多的读者，这就是质量！

三说“真”，真就是真实，符合实际，符合事实，一是一，二是二，钉是钉，铆是铆。这是无产阶级新闻与资产阶级新闻最本质的区别所在。这个问题，我们的党报本来早解决了，并已经立下了规矩，形成了光荣的传统。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造成一些后遗症。其中影响较恶劣的是他们打着“本质真实”的幌子，大售其奸。经过这几年的拨乱反正，我们澄清了糊涂观念，统一了思想认识。“本质真实”这话是对的，但它被林彪“四人帮”歪曲了。他们说，丢现象看本质，就留下了杜撰的空子，因为事物的本质，总是同事物的现象相联系的，连现象都不存在，“本质真实”又从何谈起呢？现在应该恢复“庐山真面目”了。经过这几年的拨乱反正，我们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三种：

第一种，既现象真实，又本质真实，现象和本质的真实是统一的；

第二种，现象虽然是真实，但没有反映出本质的东西，虽属真实，但很肤浅；

第三种，现象是假的，本质也是虚无缥缈的，完全不真实。

对于这三种情况，我们的态度是：大力提倡第一种，允许存在第二种，坚决反对第三种。

四说“活”。按我们的现实情况看，一篇稿子具备了前面的“新、短、真”三个字，已经算有质量了。这个“活”字是高要求，是锦上添花。几年来我们在这个“活”字上做了一些探索，做了点文章。这里扼要地介绍一下，供代表们参考。

我们认为，“活”主要体现在“解放思想，形式多样，通俗易懂，喜闻乐见”之中。解放思想，是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是拨乱反正，建设“四化”的指导思想，也是改革新闻报道，提高报纸质量的指导思想。我就不多讲了。下面着重汇报一下“形式多样”和“通俗易懂”两个问题。

什么才算形式多样？过去我们以为花花草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就是形式多样。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和学习，我们在认识上提高了一步，认识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才是形式多样的标准。即多而有序，杂而不乱，横看竖看都有序，嬉笑怒骂皆文章。

至于通俗易懂，也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不是方言土语多就通俗了呢？这是一种误解；是不是来自基层，来自群众的稿子就通俗了呢？事实证明也不见得。这个问题，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左翼报纸就讨论过。以后，毛泽东同志作了全面阐述。这里引一首小诗供同志们研究：

深入浅出是通俗，

浅入深出是庸俗；

浅入浅出犹可为，

深入深出要克服。

从对通俗的要求来说，我建议把这首小诗记下来，作为座右铭，我们大家共勉。

关于当前的宣传报道意见，州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已经讲了。按照他们讲的精神，从落实这个角度，我又抽了一下条条。为了便于各位代表、特别是来自基层的同志好记，不妨归纳为“四、三、二、一”这几个字。当然，总的指导思想是继续深入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着重抓中央制定的今年的“一个更大”、“两件大事”和“三条标志”。

“四”是要宣传好中央提出的四条大政方针，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物质文明。这四条大政方针是：

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和坚持这一条方针，很新，很重要。我们要上一批稿子，而不是短期的宣传可以完成任务。

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吃饭，又要建设。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有余力建设。因此，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这是一个事关大局，涉及前途命运的指导思想，是可以出新闻、出经验、出成就、出新人新事的好题目。报纸上要宣传，而且要有广度和深度。

关于特区的问题。同我们报纸的关系不太大，就不多讲了。

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必须按计划办事。该调出的物资必须按国家计划调出。全国建设的进度，必须有先有后，有重有轻，按计划办事。

“三”的内容丰富，有三个“三”：一个是社会治安、社会风尚和党风三个根本好转；二个是在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解决城市、城镇的“脏”、“乱”、“差”三个字；三个是省委常务书记杨汝岱同志根据州委的汇报和他的亲身调查，提出在我州农村解决家支、宗族，封建迷信和买卖包办婚姻三个突出问题。这三个“三”，既有针对性又具有鲜明特点，可以出一大批新闻和通讯。

“二”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二”是两件大事，即迎接党的十二大，迎接建州三十周年。头一件，目前还没有公诸报端，要等一下时机，但从加强党性、端正党风、严肃党纪方面考虑，从现在起就可以上稿子；后一件我们准备搞一个宣传成就，歌颂民族政策和党的领导的征文专栏。二一方面“二”是今年抓的两个重点工作，一是精简机构；二是打击经济领域里的犯罪分子。前者宜先选典型。后者已经上马了，关键是选准，说透，把主要情节带出来。

“一”是指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要年年讲，经常化。在民族地区，在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以前，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这是我们体现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的“土特产”，是我们的优势，必须抓住不放。

最后，为了改进会议报道，我们希望广大通讯员支持，各级领导体谅，大力压缩会议报道。我们的意见是：

会议消息多而长，业务性、技术性强，很多读者不喜欢看。这是报纸办得不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必须认真对待，切实加以改进。我们参照《四川日报》总编室的意见，决定对会议报道作一次大的改革，即：全州性的重大会议，如党代会、人代会、人大常委会、政协会、劳模会、工青妇的代表大会，以及涉及全州性的重要会议必须见报外，其余各种会议包括电话会，各部、委、局召开的工作会，一般不作报道。其中如有需要登报的，要经州委分管的书记、常委或州委和州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批准。至于有些精神需要宣传的，可以变用其他的形式，如述评、讲话、文章、通讯、侧记等进行介绍。

以上汇报，有不妥的地方，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

（1982年3月4日中共凉山州委“三优”代表会议文件）

坚持“三见面”　保证稿件的真实性

新闻稿件必须“三见面”，这是我们搞通讯报道工作的一个好传统，是杜绝稿件失实，保证新闻真实性的一条成功经验，也是核实材料，堵住错漏，丰富内容，提高稿件质量的一条有力措施。

所谓“三见面”，就是要求记者、通讯员，在把稿子写好以后，先同当事人、群众和领导见面，即征求当事人意见，听听群众反映，送给领导审查，然后才寄到报社。一些负责任而又有经验的记者和通讯员，因为在实践中尝到了“三见面”的甜头，就编了一个顺口溜：

“写新闻，三见面：念给群众听，送给领导看，再找当事人，虚心听意见。堵差错，防片面，探讨新问题，交流新经验，稿件质量高，作者受锻炼。”

可是，要做到“三见面”也不容易，首先碰到的是思想认识问题。现在讲“文责自负”，为啥又要求“三见面”呢？其实半点也不矛盾。提出这个问题的同志，主要是对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必须是客观事实的报道这个特点不够了解。且不说立场观点，政策提法，只简单地举一例属于新闻五要素的粗浅问题吧。明明是张三，你偏说叫李老四；本是亩产八百斤，你硬讲是两千斤；事情的确发生在去年，你却安上个“最近”“前不久”“去年以来”……难道能用“文责自负”解释得过去吗？所以，“三见面”才是名副其实的对文章负责任，如果写好连看也不看一遍，就寄到报社，才是真正的“不负文责”，或“文不负责”了。

其次，是克服怕麻烦，图省事的懒汉思想。有人认为，写好稿子不寄出去，还要去征求当事人和群众的意见，请有关领导审查，是自己不相信自己，平添麻烦自找苦吃。对此，不妨提出个问题：既然怕麻烦，又何必展纸挥笔呢？难道你记的都准确无误，你判断的都恰如其分？我看不见得。还是回到群众中去吧，因为重复是对记忆的测验，检验是对判断的审核。

再次，要解决面子问题，克服难为情的思想。有的同志喜欢写作，有兴趣，爱动脑子，也能吃苦，就是不好意思，于是就偷偷地采访，悄悄地写稿，又暗暗地寄到报社。他们认为，如果写稿子先“三见面”，大家都知道了，以后报上登不出来，别人说怪话，自己不好下台。还有少数同志反映，拿着稿子去征求意见，怕领导没时间，群众不支持，手伸出去收不回来，很难为情。其实，这些思想顾虑都是不必要的。给党报写稿，本来就是我们的一份责任，是光荣的。通讯员写的稿子，可能在报上登出来，也可能登不出来，都是很正常的。至于领导和群众支持不支持的问题，也要具体分析。除了大多数是支持的外，对少数不支持的更不必回避，要进行宣传，送几次稿请他们看看，第一回也许他们会觉得是“分外”事，多几回这问题就可能解决了。关键是通讯员要主动、虚心，要有任劳任怨、一改再改的责任心和革命精神。

让我们写稿子都自觉地做到“三见面”，认认真真地维护新闻的真实性！

小办改精办 开创新局面——评“小报小办”方针的弊端

新闻要改革，报纸的质量要提高，这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广大读者的迫切要求。大报要这样做，小报也必须这样做。否则，就迈不开步子，完不成党交予的宣传任务。

那么，从哪里下手提高小报质量，做到既有效率又有效益呢？下面，结合《凉山日报》这几年来的探索与实践，从小报的实际情况出发，谈谈我们的一些认识和肤浅体会。

“小报小办”叫了多少年了，似乎已经成为金科玉律。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小办”中碰到许多困难，路子越走越窄。碰了无数钉子以后，我们开始怀疑这个提法，并分析了它的含义，研究了它的实质。事实告诉我们，“小报小办”中的“小办”是极不准确的，是多年来被人们忽视而又深受其苦的框框、套套，它框住了我们的思想，套住了我们的手脚。在贯彻执行中，某些时候是“小办”等于缓办，某些时候是“小办”等于粗办，某些时候是“小办”等于难办，某些时候是“小办”等于不办。一个“小办”，给办小报带来了层层障碍。

下面讲讲苦衷和道理。

首先，要弄清楚“小办”中“小”字究竟指什么。“小报”已经规定了报纸的开张，因此“小办”绝不是指报纸还要由大变小，越办越小。很明显，“小办”的“小”字，是对“办”字作出的要求和规定。即是说，怎么“办”呢？要抓一个“小”字，办得好或办得不好，标准也是一个“小”字。

小与大，是比较而言。“小办”，难道是只准小报讲小问题、写小题材、揭小矛盾、登小人物么？恐怕谁也不会赞成这样理解。因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小”吗？宣传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是“小”吗？宣传改革开放、责任制，宣传富民政策，宣传“四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宣传整党等等，是“小”吗？是名副其实的“大”啊。

其次，“小办”的“小”可能是指小报上的文章小，稿子短吧。这一点，我们赞成。只有文章小了，稿子短了，才能增加小报的容量，丰富宣传的内容，增强报纸的可读性。若干年来，我们按照新闻界前辈指出的“短些，短些，再短些”的号召，订出了“消息三五百（字），通讯不过千（字），言论六七八（百字），题短不碰肩”的硬制度，一个版面平均刊稿十篇以上，使报纸的面目变了，读者喜欢了，领导和群众也比较满意。可是这个“甜头”并非我们“小办”的人独享，大报包括中央的报纸和省报，何尝没有尝到这个“甜头”呢。再从党的领导同志讲话和党的指示来看，如“短些，短些，再短些”、“新、短、快、活、强”、“深、短、细、实”等，都是对所有报纸而言的。如果认定“小办”的“小”主要是指稿件的短小而言，那么专门加在小报身上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里，顺手拈来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动态》中有一则推广《□农村版》办报经验的稿子。稿子说：《□农村版》跳出了‘小报大办’的圈子，编辑部全体同志都自觉地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千方百计地把报纸办到农民的心坎上，使报纸从改版前十年徘徊在发行七万份的基础上，仅仅半年时间一跃而上升到四十六万五千份，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农民自费订阅。不妨抠抠字眼，稍加分析。“跳出了‘小报大办’的圈子”，当然是纳入了“小报小办”的轨道，这是毫无疑问的。怎样克服“大办”、坚持“小办”的呢？回答也很清楚，是“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千方百计地把报纸办到农民的心坎上”。这就再明白不过了，完全是答非所问。所谓发行上去了根本不是把“大办”变成“小办”的效果，而是一个办报的“对象”问题，办到了农民“心坎上”的问题。

再看这篇稿子接着介绍的经验：“这家报纸所以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是因为他们为全省农民办了八件好事：（一）给农民当政策顾问，把勤劳致富的金钥匙交给农民；（二）当农民的科技参谋，为农民插上科技致富的翅膀；（三）当专家和农民联系的桥梁，组织专家、顾问到田间、地头帮助社员解决急难问题……”还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是“编辑记者都当农民的公仆，为农民分忧解难”。纵观这八件好事，字里行间同样也看不出“大办”变“小办”，恰恰相反，每一件好事都是“大事”，而且遍及全省，是真正的“大事大办”，是典型的“小报”办大事。

既然“小报小办”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没有什么准确的、实在的意义，那就理所当然地不宜再提了，而应代之以一个切合实际，有利于提高小报质量，促进新闻改革的正确口号。几年来我们多次想过：小报为啥老抠一个“小”字？难道就不可以改一改、变一变吗？！我们认为，“小报精办”是提高和增强党性、指导性、战斗性和可读性的一大途径，也是推动小报除弊兴利、扬长避短，进行改革的一个突破性措施。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干什么都习惯于“唯书、唯上”，缺乏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虽然在实践中多次想到过小报应该“精办”，不是什么“小”呀“大”的问题，而且有不少的感触和体会，但不敢打开窗子说亮话，更不敢形诸笔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国思想大解放，各族人民大团结，出现了大报小报大改观的喜人局面。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解决小报方向、提高小报质量的问题，再不能含糊其辞，人云亦云了；再不能继续走那条已经被实践证明走不通的路子了。胡耀邦同志号召我们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并引用《淮南子》中“量黍而舂，数米而炊，只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国”的话，勉励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从战略上看问题，研究开创新局面的突破性措施。本着这个高瞻远瞩的指示精神，小报究竟该怎么办？是穿新鞋、走老路，只是在原有的“小办”这两个字里，牵强附会地加上一点时髦的作料，抑或是重新审定一下“小办”这个提法的真切含义，重新提出一个科学的、语意确切而又鼓舞人心的口号呢？我们以为应该是后者。因为老路已经走不通了，可以说进入了一条死胡同。如果再不改弦易辙，即使着力修补，也无济于事。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以为有必要登高一呼，用大喝一声的办法，先起到一个振聋发聩的作用，让新闻界的老一辈、老大哥思考思考，让同行议论议论，让办小报的小编辑、小记者说说心里话。

我们建议，在新闻改革中，在提高小报质量，让小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过程中，理直气壮地提出小报要“精办”、小报应该“精办”、小报必须“精办”的口号，即按照新闻的客观规律，机关报的党性原则，报纸的舆论作用等，高标准、严要求，大报在宣传方面能够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小报也要争取达到，特别是在党性、新闻性、准确性、真实性、时效性、典型性、知识性等报纸宣传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上，绝不能搞两个要求，用两把尺子来衡量。即使一时达不到，但这个方向必须明确，目标要搞清楚。甚至可以宣布，这是一条纪律，必须这样办。因为，如果抛开了无产阶级党报的党性原则，丢掉了新闻和报纸工作的职能作用，硬要横砍一刀，分什么“大办”与“小办”，就会人为地造成混乱，致使对许多日常现象和基本问题难以解答。

有鉴于此，我们以为，如果不对小报“小办”加以剖析，做一番拨乱反正的工作，势必以讹传讹，结果出现这样的推理：大报大办，从容不迫，雍容自如；小报小办，缩手缩脚，不痒不痛；大报大办，是马列主义，小报小办是实用主义；大报大办，是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小报小办是刀耕火种，广种薄收；大报大办，是新闻事业，是一门新的、独立的科学；小报小办，是工作通讯，是生产简报，是壁报、墙报、黑板报！一句话：大报大办，是阳春白雪，应该登大雅之堂；小报小办，是下里巴人，必须打入十八层地狱。

话说回来，我们推倒了小报“小办”这条戒律，决心走小报“精办”的路子，像现代化农业生产那样，在有限的耕地上，搞集约化经营。就是说，在四开四版或八版这个不大也不多的版面中，议大事，讲全局，抓典型，顺着一根藤（党的正确路线），浇灌“四化”花，培育胜利果。要求编采人员抓大问题，揭大矛盾，写大文章（相信不会引起这样的误会，即把大文章同长文章画上等号）。我们打算在总结经验，讲清道理，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把《凉山日报》二十多年来探索、概括、提炼出来，并经过州委批准的“立足凉山，面向基层，小报小办，突出特点”这个方针中的“小报小办”改为“小报精办”。据新编的《辞海》解释，精者，是经过提炼和挑选出来的精华，也有通达和透彻的意思。一共说了十个方面的含意，除“妖精”这一个含有贬义外，其余九个方面都是褒义，是一个绝妙的好词。有了这个“精”字，就同新闻战线的当务之急——致力改革、积极提高报纸质量的要求紧密地挂起钩来了。有了这个“精”字，突出这个“精”字，就可以带出“深”字、“细”字、“实”字、“快”字和“强”字等一系列的效果。最后归结到提高报纸质量，就顺理成章了。

思想提高了，提法统一了，在措施上还得下工夫，把明确而又统一的认识在报纸的版面上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在体现报纸的共性——即党性原则的前提下，还要从办报的地点、读者对象、党委布置的任务出发，认真负责地办出报纸的个性——即独具的特色来。在这方面，我们的体会是：找准一棵“上吊”的树。

说句老实话，找准一棵“上吊”的树，有时候竟像寻求一株救命的灵芝草那样困难。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要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我们的最大实际是彝族自治州——全国五百万彝族人民最大的、最集中的聚居区；而且是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各种社会制度中最落后的奴隶社会。上溯历史辛酸、曲折，但又丰富多彩；展望未来也是“两点论”，既有光明、幸福的前景，又在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着许多艰难险阻和实际困难。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事实。而我们编辑部呢，在州委的关心和领导下，有着“三多”的优势：“老凉山”多，民族干部多，“老报人”和“大学生”加起来也多。主观条件与客观实际相结合，我们走出了狠抓民族特点这条路子。事实证明，有了民族特点，地方特点就相伴而来，兼而有之；有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通俗的问题、风土人情的问题、在大小凉山落地生根的问题，统统都带进了议事日程。

新闻改革，提高报纸质量，方法很多，内容十分丰富。如改革新闻写作，已经讲了几年了，还可以讲它几年、几十年。但毕竟只是抓了一个“零件”，或叫一个“部件”。一张报纸的全貌，要多彩多姿，风度翩翩，赢得成千上万的读者的青睐，必须在“总装”上下工夫，在“合成”上做文章。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有一个粗浅的体会：新闻改革，十分重要，是报纸改革的主心骨；但是，新闻写作的改革，不等于版面的改革和整个报纸工作的改革，因此不能画等号。正因为这样，我们是把新闻改革同改革版面、提高报纸质量，作为既有差别、又有联系并互相促进的两件大事来抓的。

通过实践，我们体会到，抓住了改革报纸版面这个“总装”工序，就基本上拽住了改革新闻、提高质量的“牛鼻子”，如稿子要短小，图文要并茂，品种要多样，框、花、线要齐全等等，都带出来了，收到纲举目张、事半功倍的效果。

感悟五十年——祝《凉山日报》创刊五十华诞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凉山日报》已经年届五旬，进入“知天命”的成熟时期。我们这一批抽调去参加创刊工作的“老报人”，都已至耄耋之年了。

我是在上世纪的1958年4月，从普雄县民主改革工作团调到《凉山报》（《凉山日报》创刊时名为《凉山报》——编者注）的。那时交通极不方便，从普雄出发，一马一驮，叮叮当当（一马坐人，一马驮行李），第一天歇越西县的中所坝，第二天翻小相岭住喜德县。当时的小相岭、深沟一带还不“清净”，因有普雄县民警中队的教导员老党和两名武装战士同行，一路平安。第三天到达西昌，住凉山州政府设在那里的招待所。休息了一天后，改乘刚修好通车的西昭公路的班车到凉山州首府昭觉。因为《凉山报》刚修好的干打垒平房没有完全竣工，不能住人，就住在州委院内的客房。1956年初我从州委宣传部抽调到基层搞平叛和民改，一直没有回过机关，这次回来既感到亲切又觉得陌生，幸好接待我的是宣传部的秘书，也是《凉山报》筹建工作的领导之一、老同志郭同生，一切都比较顺利。

凉山州委决定，四川省委宣传部批准，《凉山报》于五一创刊。当时正是凉山州取得平叛和民主改革全面胜利的第一年，偏偏遇上全州性春旱，小春受损失，大春种不下去，为了宣传报道破除群众的迷信思想，开展人定胜天、夺取丰收的抗旱运动，我在4月下旬被派到昭觉县四开区去采访。那时报社正在筹建中，介绍信也是由州委宣传部开出的。我清楚地记得，发回的第一篇稿子是请区上的邮递员小王专门送到报社的，题目是“四开区万人投入抗旱运动”，是《凉山报》创刊号的头版头条。发回的第二篇稿子是《破迷信，除陋习，四开乡家家户户修厕所》。今天，我提及这篇稿子是有点用意的。当时全国正在学习贯彻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刚开始。而凉山呢，民主改革刚取得胜利，一切工作都得在奴隶社会的废墟上进行，即便是修厕所这么一件难登“大雅之堂”的小事儿，群众也要有破除迷信，改革多年陋习的勇气，实在是破天荒的大难题呀！

现在，事隔五十年，人也老了，怀旧之心、留恋之情，总是萦绕于心，不时在脑海里涌动、闪烁。那些影响群众、让自己受到教育的新鲜事儿，那些令人感动的翻身奴隶平凡而又朴实的形象，那些难忘的清苦生活和艰难岁月，真是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表述呵。

因为时间、精力和篇幅所限，这篇短文只能写两个题目：一、科学贯彻执行办报方针；二、主业与副业，一个“杂”字了得。

科学贯彻执行办报方针

因为事关办报方针，所以需要“老生常谈”，只有常谈常新，方能与时俱进。

《凉山日报》从创刊起，就忠实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双办”方针。这个方针真灵。首先是州委特别重视，第一书记王维训除了亲自审查报纸的每一期大样，遇到停电还亲自到报社来，同工人一起用脚踩平板印报机。每踩两转印出一张报纸，几千份报纸就是这么印出来同读者见面的。尤其令我们感动的是，在州委召开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期间，州委领导竟把各县委书记从州委带到报社来，在简陋的会议室里，喝一杯白开水，同报社的领导一起座谈怎样办好《凉山报》的问题。

有了党的领导，州委的重视，第一书记亲自出马，加上宣传部部长白志方同志和报社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凉山报》从无到有，作用日益凸显，影响不断扩大，读者、朋友和通讯员队伍越来越大，在1960年前后，终于成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两张名片”之一。（当时王维训同志的原话是：两块招牌，一块是《凉山报》，另一块是凉山文工团。1990年，我们在成都聚会闲聊时，维训同志再一次重复了这些话。“名片”二字就是那一次由我们提出修正的。）

《凉山报》的记者很争气，听党的话，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边干边学，边学边干，锐气十足，信心百倍。遇到重大新闻，编辑部的同志拿着报纸到机关、会场、工地去送赠、去叫卖。记者下乡，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自觉做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重要会议，他们都主动邀请记者去报道。除了参加会议，领导同志还帮助记者搜集材料，讨论稿件。那时候条件极差，记者下乡采访，搭个货车坐在货厢里，或者顺路坐拖拉机，算是幸运啦。多数时间是靠走路，靠两只脚跋山涉水，走村串寨，很辛苦，也很快乐。他们是：一支笔，一个笔记本，有的同志还有一台照相机，一把小手枪，加上年轻力壮，又有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自然会透出几分潇洒和浪漫，赢来许多好奇、羡慕和赞美的目光。

在长期贯彻执行“双办”方针的实践中，我们把它通俗化叫“吃透两头”，“通天入地”，非常形象、生动。所谓“两头”是“上头”和“下头”，“上头”是指党委、领导；“下头”是指基层的实际情况，群众的思想和要求。而且强调“两头”的结合与统一，在“两头”的一致性上抓住特点，创造成绩，总结经验。基于这一认识和理解，多少年来我们都是立足凉山，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把民族平等团结、共同进步放在首位，花大力气开展报纸的群众工作，并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全州各县委配备通讯干事，在基层干部和各族群众中培养、发展通讯员的基础上，通过州委宣传部定下了“两个人要配齐，六个字要落实，三件事要办好”的雷打不动的制度。即：两个通讯干事要配齐（一个汉族干部，一个彝族干部），切实做到“在职，定位，专用”，认真做好通讯报道、社员读报、发行报纸三件事。

为了适应报纸的群众工作之需，报社不仅设置了群众工作组（即以后的科、部），主管群众工作，做到来稿登记，有信必回，退稿要提出具体意见等。同时创办了《通讯·读报·发行》专刊，作为报社开展群众工作的阵地。经过州委同意，报社还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州的“三优”代表会，即选出在通讯、读报、发行三项工作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模范代表，由各县委的宣传部部长或副部长带队，会聚一堂，总结工作，交流经验，奖励先进，安排任务。三十年前的这些颇具特色的经验，曾由全国新闻机构的机关刊物《新闻战线》作过宣传介绍。

时间进入新世纪。2006年，我读到一本老报人的自选集，使我大开眼界。没想到20世纪80年代，在新闻界的高层领导中，对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还发生过一场持续数年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党报要有党性，也要有人民性，党性源于人民性，人民至高无上；而另一种意见认为，党报的人民性这个提法含混不清，没有阶级性，忽视阶级斗争的存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表现。后来还是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说了话，才终止了这场尚未完全公开的争论。耀邦同志说：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强的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人民性就不叫党性，党性就是人民性。

读过这本书，我大受教育，又暗自庆幸。幸好那场争论和内部批判没有像“文革”时期那样层层往下灌，不然《凉山报》下工夫搞群众办报的那一套提法和做法，又得挨批判了！

过去几十年中，《凉山报》还贯彻了一个方针：“小报小办”。这个方针我们讲了二三十年。但是，我至今也没弄清楚这个方针是哪里提出来的，怎么提出来的。我多次回忆，我们的依据是开报纸工作会议时有领导讲过，在少数领导的讲话稿中看到过，报纸上登载过，我本人也在会上作过传达。可是我在贯彻执行中总觉得很别扭，“小报”比较明确，是指四开报纸（大报是指对开报纸）。就是“小办”不好理解，因为谁也没有给它下过定义。《新民晚报》《北京晚报》至今也是四开报纸，有时一天竟印出了几十版，有套红大标题，还有彩色版等，难道这是小报“小办”吗？四川的《成都晚报》，由对开大报改为四开，难道是由大报“大办”改为小报“小办”吗？实在令人感到迷惑。如果说小报“小办”是指文章短小、题材接近群众、表述通俗化等方面而言，可是这些要求乃至规定，从来都是既对大报又对小报同时提出的，不少时候还对大报特别强调，半点也不是只说小报、只对小报、只要求小报嘛。

从多年的办报实践中，我反复思考、琢磨，认为“小办”中的这个“小”字必须改掉，因为它含混不清，容易引起多种歧义，让人捉摸不透。我于1987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小办’改‘精办’开创新局面”。没想到这篇文章不仅得到州委书记的赞许，而且破例地批了：这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好文章。先后被《凉山科技顾问团通讯》《凉山社科联通讯》刊登。以后被报社收入《凉山日报新闻作品选·言论集》。

“主业”与“副业”一个“杂”字了得

我在报社工作了三十年，有一半时间是在“阶级斗争为纲”，搞“驯服工具论”的大气候下工作的，经历过反右、内部肃反、反右倾和“十年浩劫”等政治运动。即使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垮台了，还在跟着“举旗抓纲”，宣传、批判“形左实右”。我在1959年、1972年分别受过党内警告和严重警告处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取消处分，并在凉山州四级干部会议上平反。当时由州委书记李占林同志（西凉合并后第一任书记）宣布平反名单，我名列第一个。因为在1966年8月4日我被停职反省后，州委“文革”领导小组按动县级干部要报四川省委“文革”领导小组审批的规定报批，并发回了批文。可见，自己受“左毒”影响之深。由于“左毒”泛滥成灾，编辑部先后搞过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过成名成家和“一本书”主义，多次强调过编辑、记者必须全身心投入编采工作、群众工作，要为通讯员做嫁衣，当“抱鸡婆”，不能搞“副业”等等。所以，那个年代，编辑、记者在思想上、精神上都有一个无形的桎梏，诸如兴趣、爱好、个性、理想等，都上不了台面，甚至读一些中外名著、写点日记或什么心得体会，谈论一下与报纸工作无关的文学艺术问题，都得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生怕被人发现，落下把柄。那个年代，报社的一位领导说了一句“条条大道通罗马”，“文革”中竟成了典型的诋毁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言论；另一位领导讲了报人要“三明”，即当记者要聪明，当编辑要高明，当总编辑要英明。这句戏称为“三明主义”的话，同样逃不过“讲错话”的结论。至于一般的同志开个玩笑，或一句戏言，只要有一点点“出语惊人”的都算是一个问题。如“牲畜也有个养膘期”，“外国的劳工都是吃的黄油面包”，“干活不说钱，肚儿馈不圆”等等，都属于打问号的话。那个年代，有兴趣者，有业余写作爱好者，有潜心读书者、搜集材料想写点什么作品者，都怕“不务正业”，都怕“身在曹营心在汉”这顶不是帽子的帽子。那个年代，新闻界也流传着从业人员应该当“杂”家的说法，并有倡导者和拥护者，可是一“杂”就成了“政治挂帅”的冲击波，成了“突出政治”的对立面。“文革”伊始，就这个“杂”字，竟成了我本人“离经叛道”的“三反”（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罪证。凡提倡者，赞同者，学习者，为“杂”而撰文者，上上下下的记者，大大小小的编辑，据说（只是据说，没有确切的统计）有一半都成了“三类”，甚至当了“牛鬼蛇神”。

对于那个年代出现的这些现象和问题，我对它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感悟。退休后住在成都，常常和一些老同事、老朋友、老领导聚会聊天，无意中涉及“出一本书”的话题。在大家的鼓励与帮助下，我也产生了“出一本书”的兴趣。我找出所有的剪报本和底稿、存稿，按照时间顺序来遴选文章。没想到问题发生了：经过一番寻觅和比较，能够“出一本书”的有关文章却不多，不是春种秋收，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宣传，其中会议报道的稿子多而长，上面的工作布置，领导讲话等“上情下达”的比较多，“下情上达”的少之又少。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自己采访和撰写的文章面不宽，涉及的领域不广，显得单一和单调。反思之下，颇有感悟。

一是再一次认识到，新闻的确是“易碎品”。

二是写的东西可读性不强，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社会不够。

三是作为一个报人，由于知识面不宽，接触面不广，离“杂”字甚远，更遑论“杂家”了。

当然，也不可一概而论，都作否定，我还是从剪报本和底稿、存稿中，次中选好。花了几十天的工夫，经过分类排队“刨堆堆”，交给出版社编审的，也有十多个栏目，三四十万字。炒陈饭是炒不出什么新意的，但把陈饭炒一遍，对我自己而言，倒有一些新的认识和过去不曾有过的体会。那就是，过去觉得重要的、刊登在重要版面和位置的，未必可选、中选；过去觉得一般的，属于凑数补白，或者为了增加品种、活跃版面的，反而还有点重读的兴趣。

作为忝列老报人行列的我，在回眸已经走过的岁月，特别是在炒了一遍陈饭之后，免不了有一番感慨，进行一次反思，它包含着欣慰、遗憾和经验教训。如果允许我回到五十年前，再去当一回记者、编辑，我一定会从下面六点从头做起：

第一，有点文字功力；

第二，有点文学修养；

第三，有点理论基础；

第四，有点科学知识；

第五，有点社会实践；

第六，有点爱人之心，讲究精神文明：坚持科学发展，做到与时俱进。

注：这是篇祝贺性的文章，我在庆祝活动的座谈会上讲了大意，并编入《见证凉山·一张报纸的难忘历程》书中。

努力学习　深入生活　繁荣创作

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凉山州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开了三天，今天就要结束了。在州委、州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在四川省文联的指导帮助下，经过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会议顺利完成了议程，取得圆满成功。

一

会议中，各位代表认真学习讨论了州委副书记邹大明同志的《祝词》，重温了党的文艺方针，认清了文艺战线的形势，明确了文艺工作者整顿文艺思想，端正政治方向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明确了繁荣和发展民族文艺的历史任务；明确了文艺工作者与生活的关系，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个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的深远意义。代表们还联系凉山文艺工作的实际，审议了吉木布初同志代表上届所作的工作报告，总结了经验，交流了情况，提出了符合实际、可行可办的批评建议。这些，说明这次代表大会抓住了中心，突出了重点。代表们能够说实话、真话，各抒己见，使大会开得比较有特点、有质量，能够解决问题。正如有的代表在发言中讲的：这次代表大会开得好，是一次鼓劲的会，是一次促进稳定、增强团结的会，也是在90年代第一春向全州各族文艺工作者发号召、提要求、交任务的动员会和誓师会。

二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学习讨论党的文艺思想、文艺方针，代表们对当前文艺战线的一些重要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意见、看法，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其中有三个问题，需要讲一讲。

1. 整顿与繁荣

“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这是中央提出的正确方针，也是当前党对文艺界提出的工作要求。但是，怎么摆正两者的位置，真正达到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呢？首先要求在思想上正确理解。有人说，整顿是领导的事，机关单位的事，创作是作家、艺术家的事。显然，这种认识不够全面。文艺单位和领导机关，同作家、艺术家的任务、职责固然有所不同，不能画个等号，但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却是这个问题的前提。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都是不对的。甚至会滑向把整顿作为一根棍子，繁荣当成一个靶子，那怎么行呢。对此，我们不仅要弄清整顿同繁荣的辩证统一关系，还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因果性。即整顿是因，繁荣和发展才是果。马克思主义的因果观是：不仅承认因果性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而且否定对因果性的简单化看法，特别是形而上学持有的把原因和结果相互对立起来的看法。我们是把原因和结果看做相互作用的因素，并认为在这一相互作用中尽管原因决定结果，但结果也同样能起积极作用。现代科学的发展，丰富和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因果观点。文艺上提出整顿与繁荣这一方针后，只要我们做到全面理解，正确贯彻执行，无疑会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老作家马烽同志，在谈到整顿与繁荣的关系时打了一个很通俗、很形象的比喻，他说：整顿好比平整土地，繁荣好比种好庄稼。一个是手段，一个是目的，必须同时抓，缺一不可。他希望大家“既平整好土地，又种好庄稼”。马老的话，引起了我的一点联想：在我们国家，平整土地和种庄稼是完全一致的。要是把它们截然分开，搞成互不相关的两码事，平整土地是一批人，种庄稼又是一批人，不但要扯皮，要内耗，而且一定会出现地整不好，庄稼也种不好的情形，丰收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2. 歌颂与暴露

这本是一个老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早作了正确的、全面的回答，已经盖棺定论解决了。可是，仍有写真实一说，以及什么只要存在，我就该写、敢写等等，我有一位朋友曾告诉我，他想把报上报道的某企业的书记取消了厂长的预备党员资格，厂长又反过来把书记的公职开除了这件事写成一个剧本，还说它戏剧性强，人物有形象，语言有个性，会写得起伏跌宕，妙趣横生。我听了，感到啼笑皆非。列宁早讲过，世界上的事物是无奇不有的，要去找一个稀奇古怪的例证，真是信手拈来，易如反掌。为什么不去采访书记、厂长一心搞治理整顿，协力改革和发展经济，偏要去钻那个牛角尖？可能我举这个例子是个别的，但划不清这个界限，或者没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却大有人在。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曾经划过一个界限，要害是分清敌我——只能暴露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现在，情况不同了。在我们国家早已经消灭了剥削人、压迫人的地主资产阶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也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成为过去。可是必须清醒地看到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这个事实，必须牢牢记住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倾向。邓小平同志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了“作品的社会效果”问题，号召“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继续同林彪、‘四人帮’的恶劣影响进行坚决的斗争”。请注意，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的“恶劣影响”，同邓小平同志在《祝词》中指出的“恶劣影响”，虽然时间、地点变了，形势不同了，但都是指的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的、党和国家的对立面——反动派和反对派。因此，我们在对待“歌颂与暴露”这个问题时，必须毫不含糊地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上来，统一到“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传统，讴歌社会主义造就的一代新人”上来，统一到“稳定”和“鼓励”上来，统一到“安定团结”上来，统一到“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

3. 生活与艺术

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个问题，作为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经过认识和实践，问题不仅是解决了的，而且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出现了一大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可是，随着改革开放，情况发生了变化，不少的新问题也相继出现了。在少数年轻人中还有“侃大山文艺”，就是说“侃”可以出作品，“侃”可以出作家、艺术家。这种奇谈怪论同党号召的“反映时代，关注现实，讴歌人民新生活”完全背道而驰。据一些“知情者”讲，现在的某些录像片，就是凭编导的“神思”和“遐想”“侃”出来的。其效果如何？只要合同兑现，钱财到手，谁再去管吃了他开的药方拉不拉肚子、死不死人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所感觉，也有一些同志指出来了，应该引起注意。邓小平同志在《祝词》中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话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讲的，并且准确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还有一些问题，就不一一讲了。如“传统的”与“外来的”这个问题，怎样取舍、过滤？如何做到两者的融合，达到既推陈出新，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又如怎样把做好本职工作同搞好业余创作结合起来？再如怎样通过学习党的文艺理论，深入现实生活，在艺术实践中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等，在我们周围都有所反映，需要在学习和实践中进行探讨、研究，逐步求得解决。要看到，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关系着文艺队伍的建设，文艺工作者素质的提高，以及尽可能给各位作家、艺术家提供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等条件问题，所以，要早日列入议事日程，早解决比迟解决主动得多，有利得多。

三

关于今后的工作任务和工作重点，吉木布初同志在工作报告里已经谈到了。吉狄马加同志在修改文联章程的说明里，特别强调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里，我再提出一些要求和建议，供新选出的文联领导和各协会研究和参考。

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今年5月8日所作的讲话——《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这方面，广大知识分子负有重要职责。”从总书记的指示中，我们认识到文艺工作者作为人类文化知识的重要继承者和传播者，作为美好精神产品的重要创造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支骨干力量。我们的党、政府和各族人民，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各位作家、艺术家是寄予殷切期望的。作为凉山州文联，更应该主动地、积极地担负起领导职责，发挥好组织、协调和联系广大作家、艺术家的桥梁作用、纽带作用。要以培养人才，出好作品为己任，要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呕心沥血，为精神文明建设奋力拼搏，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党和政府以及各族人民的期望。

加强各协会的工作，努力为各协会在指导思想、安定团结、深入生活及创作实践等方面办实事。总的说，各协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而且出了人才，出了作品，有的协会还总结出了新鲜经验。但是也应该看到，各协会的工作还不平衡，既有好的、先进的，也有比较差的、落后的。其中，个别协会没有认真开展活动，个别协会拧不成一股绳，个别协会有脱离群众的现象。对此，州文联有责任采取措施，多做工作，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要腾出手来抓协会工作，抓思想政治工作，抓创作业务的开展。

我州建立县文联的还不到三分之一。文联没有“脚”，基础薄弱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随着形势的发展，文联的基础应该打扎实，基层建设需要抓紧。凡是有条件建立县文联的要积极建立；暂时没有条件建立的要努力创造条件；已建立了县文联的要充实、完善，加强活动，积极开展工作。可否从今年起搞一个计划，争取在庆祝建州四十周年的时候，分批把各县的文联建立起来。

抓好文联的两个实体，继续办好《凉山文学》彝、汉文版，办好民研会。这两个实体是我州两个重要的精神文明阵地，也是两大优势，有条件更上一层楼。州委和州政府的领导曾几次谈到，《凉山文学》是办得好的，民研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凉山文学》今后要丰富内容，提高质量，扩大发行和影响，进一步办出凉山的特色来。民研会要突出“民族民间”的特点和优势，在发掘，整理和研究上下工夫，做出新的成绩。上述两个实体对州文联来说，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应作为重点来抓。经验告诉我们，文联的工作如果没有实体，离开了阵地，不办好刊物，就会没有凝聚力，没有战斗力。

与此同时，文联机关的工作，也是不能忽视，并需加强和改进的。

下决心，花力气，抓好创作。文联抓创作，就像经济部门抓生产一样重要，一样天经地义。问题是怎样抓创作，这篇文章从哪里做起。第一，要从文艺思想和方针、政策上抓。帮助作家、艺术家正确认识形势，研究文艺思想，分析新情况、新问题，从而自觉地提高思想觉悟，把握好政治大方向。第二，要积极组织作家、艺术家下乡下厂，深入生活，调查研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创作实践中去。第三，要两手抓，既要抓专业的，也抓业余的；既要抓有基础、有造诣、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又要抓广大的业余作者和文艺爱好者。第四，整个工作中要注意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要理解文艺工作者的工作特点，重视和珍惜他们的劳动成果，体谅他们的疾苦，希望他们克服困难，千方百计为他们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创作环境。有一位老领导、老作家说过：文联，是文艺工作者之家。这话讲得对、讲得好，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并力争尽快有所表现，作出成绩。

从凉山民族地区的实际和特点出发，抓好重点题材的创作。州委的主要领导在许多场合不止一次地指出，凉山的文学艺术工作必须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按照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的系统论述，体现我们凉山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色。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凉山经历了民主改革和十年改革开放，经济上大发展，政治上很稳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喜人形势。因此，要求把选题材的重点放在民主改革和近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上，运用多层次，多侧面和多种艺术形式，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凉山的两个文明建设。

四

最后，再讲一讲文艺工作者的理论学习和思想修养问题，党组织加强和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

1. 文艺工作者的理论学习和思想修养问题

关于作家、艺术家的理论学习和思想修养，各级领导和专家都有许多重要讲话，一致指出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现在必须重新提出并切实加以解决的老问题和大问题。

中宣部的老领导、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林默涵同志讲：文艺家要用自己的精神产品去感染人、打动人，应该读两本书，即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世界观和方向问题；一本是人民的书，也就是生活、实践、源泉问题。林老的话不失为入木三分的经验之谈，具体、实在，概括得好，针对性很强。我建议我们作为座右铭，在理论学习和艺术实践中共勉。

当前，党号召文艺界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论文艺》，充分肯定《讲话》的历史地位、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毛泽东同志四十八年前所指出的文艺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至今仍然是非常现实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不但是新时期的经验总结，对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是解决文艺的根本问题——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一把钥匙。所以，我们文艺界的作家、艺术家和全体工作人员，都要把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的决定，自觉地把文艺同各族人民群众的联系，文艺工作者同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放在首要位置上来考虑，并从认识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好这个根本问题，达到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崇高目的。

让我们由衷地道出我们的心声：

向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学习！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

2. 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文学艺术工作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他同时又强调指出：“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联系我们国家近几年文艺界的实际情况，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小平同志对文艺问题的精辟见解，是马克思主义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组成部分，并且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领会好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重视存在的问题，提高思想境界，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适应“人民需要艺术”的要求，适应文艺工作者“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要求。

为了保证党的文艺方针的贯彻落实，积极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家、艺术家的核心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州委要求尽快建立州文联党组，健全文联机关党支部。各个协会也要注意发挥共产党员的保证作用和带头作用，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为整顿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力量。在文艺界，同样要开展学习焦裕禄、学习雷锋的活动，要向老一辈无产阶级文艺家学习，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文艺战线是生产精神产品的阵地，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它本身的任务和工作特点决定了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积极为振兴经济服务，为物质文明建设服务，尤其要为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可不可以这样认识：新时期党领导下的作家、艺术家——由各族人民组成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当然是、必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尖兵和骨干，他们应该扬鞭跃马，纵横驰骋。冲锋陷阵的是他们，占领制高点，夺取胜利，建立功勋的，也一定是他们。

代表们，同志们：凉山州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就要结束了。大家带着美好的愿望和丰硕的艺术成果来出席，现在已经完成了大会的议程，听取了州委的指示，审议了工作报告，交流了经验，修改了章程，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即将乘兴而来，满载而归。让我们在党中央、省委和州委的领导下，沿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为开创凉山文学艺术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注：本文为1990年7月12日在凉山州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90年《凉山文学》第4期）

文艺创作三题

《凉山文学》的编辑同志几次约稿，我都答应下来。因为在我的心中，常常冒出几个关于文艺创作的问题，想同文艺界的朋友磋商。现在终于有了一点时间，先写下三个题目，就教于读者和里手行家。

给“雅”“俗”之争画个句号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社会上出现了雅文学和俗文学的说法；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把作家一分为二，有雅作家和俗作家之别。于是，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或隐隐约约，或曲曲弯弯，模棱两可地贴上“雅”或“俗”的标签。从那以后，又通过某些权威的讲话，某些大家的文章，把雅文学等于“阳春白雪”，把俗文学等于“下里巴人”。由于作品分了档次，作家也就自然而然地分出尊卑，雅作家高踞殿堂，俨然成了神；俗作家则只能在殿堂席地而坐，或者在桌子边打横，甚至被关在文学殿堂大门之外。可是社会上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现象：雅文学总是羞羞答答，藏头露尾；而俗文学则大大方方，走向人间，走进市场，得到广大读者和人民群众的青睐。

这种“出人意料”（当然是部分人）的现象，真令人迷惑不解。这几年，我带着这种迷惑，向作家求教，结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得要领。没办法只好埋头陋室，向书本求教，首先搞懂“雅”“俗”二字的由来和含意。对“雅”，书上是这样说的：雅同“鸦”，借用“夏”，指中夏地区的语言。古有“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的说法。很明显，是“中夏”的人自比“君子”，自封一个“雅”字。对“俗”，书上是这样说的：第一是指风俗，第二是说“大众化，通俗”。

查字书没有找到答案，只好又去翻史书，正好手旁有一部郑振铎编的《中国俗文学史》。原来郑老对俗文学执礼甚恭，褒扬有加，而且认为俗文学包容的内容丰富，范围极广，歌、谣、曲、赋、小说、戏剧、话本、弹词、鼓词、笑话、谜语等等都是。读了郑老的史，再联系中国近代小说界革命，引起的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形成波澜壮阔的通俗化潮流，可以说基本上解除了我思想上的困惑，明白了俗文学何以不胫而走，大受欢迎的原因。

对俗文学有了一个说法，对雅文学也应该有一个说法。有人说，雅与俗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就是“雅”，下里巴人则是“俗”。我认为，这样理解未免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毛泽东还同时讲过“曲高和寡”，那又怎么解释呢。有位大家曾经发出一声喟叹：“和寡”者未必“曲高”！更重要的是要正确把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神实质，认识毛泽东关心文艺、发展文艺的主导思想是强调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并把“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贯穿于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艺领导工作之中，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鲜明特色。

由此观之，“阳春白雪”不必说它不存在，但总显得很虚无，很玄乎，令人难以捉摸。中国古代有个大音乐家俞伯牙，由于他的“唯一知音”钟子期不幸死了，他就把琴摔个粉碎，坚决不再弹琴了。这，恐怕要算最高级的“雅”和“高”了，雅得、高得世上只有一个人听得懂，所以那个人死了以后，就只好琴破人间，永远失业了。鲁迅曾写过一篇短文《文艺的大众化》，其中有这么几句可以作为对“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评语：“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

遵照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我觉得“雅”与“俗”的问题，不必再争论了。因为二者之间固然有个争取读者、取悦“上帝”的利害冲突，但毕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必要弄个“你死我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群众总是最公正的裁判员。就让它们和平共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吧。从现在起，给“雅”“俗”之争画个句号，腾出时间来多创作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为在新时期充实和丰富各族人民的精神与文化生活作出新贡献。

作品是“侃”出来的吗？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时髦：侃。大侃、小侃、老侃，能侃的特别是能侃大山的，备受尊敬，令人羡慕，几乎成了时尚。

没事儿，闲聊一通，乱侃一气，只要不损人，不泄密，倒也无关紧要。可是，眼下“侃风”之盛，大有持续和席卷之势，而且有如是说：电视连续剧十集八集二十集，是作家“侃”出来的，小说、诗歌也是“侃”出来的。搞文艺创作全靠侃，谁会侃，谁出名，谁有利。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朋友说了一个顺口溜：侃/侃大山／侃出几部电视，侃出几本指南／如此这般／侃它几年／侃不到汽车不看爹／侃不来洋房不见娘／侃到姑娘逛深圳／侃来美元走东洋／侃是我的专利／侃是我的特长／……这位朋友本身就是一位作家，他对“侃”很不以为然，所以他讲得有板有眼，表情惟妙惟肖，听了令人捧腹、喷饭。

从那以后，一个问号就留在我的心头。作品真是“侃”出来的吗？经过一段时间思考，终于悟出了一丝丝道理：差点儿上当了。原来“侃”是一种表象，骨子里却大不一样：有生活，有体验，“胸有成竹”的“侃”，可以起到丰富、补充和修正的作用，可能“侃”出作品来。那种上不接天，下不触地，不着边际的信口雌黄，说一大堆话，拣不出一个可用的词，吹了半天牛，连牛毛都见不着一根，除了胡造瞎编，欺世盗名以外，是“侃”不出什么名堂的。对此，若不说穿道破，就会把那些只看现象，盲目崇尚，又多少有点急功近利的人引入歧途，背离浪漫主义同现实主义相结合，作家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创作道路，想入非非，走进死胡同。

“侃”家，不一定是作家。创作是一种复杂、艰苦的劳动，它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是实实在在，容不得半点虚假的。

呼唤“无害文艺”

谁也不会忘记，在十年“浩劫”中，搞百分之百的文艺，搞百分之百的为政治服务。结果，路越走越窄，范围越缩越小，最后只剩下八个样板戏成了最最伟大最最光辉的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结合历史新时期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纠正了其中“左”的错误，克服了由于毛泽东过分地强调文艺服从于现实政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夸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给文艺事业带来的严重不幸，从而推动了毛泽东文艺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在新形势下，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我们首先提倡、支持、鼓励积极向上，富有时代精神、民族特色和教育意义的文艺作品，同时也不排除艺术上较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无害文艺，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艺的需求，丰富方方面面的文化生活。

说起无害文艺，不少人心有余悸，有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味道。其实是大可不必的。当然，对“无害文艺”也需要统一认识，正确理解，千万不可把它与随心所欲、信笔驰骋等同起来，千万不可把它同乱七八糟、乌烟瘴气那些落后的、腐朽的东西连在一起。所谓“无害”，还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群众喜闻乐见和艺术上较好两条，如果离开了这两条，恐怕就很难判断它的无害或有害了。

要适当地搞点无害文艺，首先是解放思想。除了要从“左”的影响、计划经济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外，还要从文艺固有的表现形式中去改革、去探索、去实践、去创新……

（1993年《凉山文学》第3期）

“新一点”与“深一点”——学习札记

听一位老同志说：为文之道无它，唯新一点与深一点而已。的确不失为经验之谈。

说起“新一点”，有的同志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去搜罗耸人听闻的东西，以为只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就“新”了。抱着这种态度去找材料，做文章，十个有九个会碰壁。因为“破天荒”的事毕竟不多，即使出现一些反常的事，也有一个选择问题，不可能有闻必录，事事入文。所以，旮旯角落，东找西寻，老是不满意。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新一点，实在难。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条可能带些共同性：一种是知识贫乏，判断力差，对“新”的认识有着主观的框框，不是不会发现、捕捉，就是“视而不见”，失之交臂；另一种是猎奇思想作祟，脑子凝固，手脚不灵，虽然在采访、生活，却对什么都是麻木的。据一些大家介绍，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是“三多一统一”，即多体验，多读书，多联想；把“亲知”（直接知识）、“闻知”（间接知识）和“切知”（由联想和推理而得来的知识）统一起来。

小时候学造句，做作文，听老师讲过“推敲”的故事。那时候心情真激动，对贾岛很羡慕。想到他在长安街头，骑在驴背上，口中念念有词，还用手比画着，虽然撞了京兆尹的轿子，却因祸得福，与誉满天下的韩愈“引为布衣交”。因为这故事是头一回听说，我觉得很“新”。以后多听了几次，就慢慢地感到“旧”了，甚至厌了。为什么呢？不是故事本身起了变化，而是自己的知识由少到多，在认识上起了变化。

随着岁月的流逝，多读了几本书，发现了这个贾岛在“推敲”佳话之外，还有一桩很扫兴的事。一次，他又吟出“落叶满长安”，但老是想不出下一句，于是像上一次一样，又吟又比，正好撞到京兆尹刘栖楚的马。这位刘大人火冒三丈，一声令下衙役就把诗人抓去，“被系一夕”。同样一个故事，一次当了座上客，一次做了阶下囚，结果多么不同呵。把前后两次一联系起来，我不仅窥见了贾岛的全貌，也想到了封建王朝的社会历史，对诗人也由羡慕而哀怜，终于知道了他的不幸。

书，帮助我了解到，古时候推敲文字的人是很多的，而且很精辟，朝野间出了不少的“一字师”。这里不妨摘举一例：

大文豪、大学士苏东坡，与苏小妹、黄山谷讨论诗。

小妹云：“‘轻风细柳，澹月梅花，中要加一字作‘腰’，成五言联句。”

东坡云：“轻风摇细柳，澹月映梅花。”

小妹云：“佳矣，未也。”

山谷云：“轻风舞细柳，澹月隐梅花。”

小妹云：“佳矣，犹未也。”

东坡云：“然则妹将何说？”

小妹云：“轻风扶细柳，澹月失梅花。”

二人抚掌称善。

这段记载通俗生动，三个人各加的二字都很贴切优美，而且一个比一个新鲜、深刻，最后是苏小妹独占鳌头。

由此观之，读书使人长知识。多读一点，了解的事情就多一点，对事物的认识也就深一点了。

在十年“浩劫”中，因为久系“牛棚”，不免心情烦躁，常常关着门发脾气，打东西。

为了克服这个毛病，曾自书《王蓝田性急》一文以自儆：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旋转未止，乃下地以履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入口中，嚼破即吐之。

简单地翻译一下，它的意思是：有个叫王蓝田的人，性情很急躁。一次吃鸡蛋，用筷子去夹没有夹住，就大冒其火，把鸡蛋扔到地上。哪知鸡蛋在地上滚来滚去，他又用脚去踩。还是没有踩着。气极了，他把鸡蛋从地上抓起来，放在嘴里使劲咬，咬烂了又吐出去。

这个故事十分生动，只六十多个字，就把王蓝田的急躁、盛怒，以及出洋相的举动，作了绘声绘色的描画。由于感人，我大受其影响，每想起王蓝田那副令人啼笑皆非的怪模样，就觉得自惭、内疚。从此，在我的脑子里，王蓝田成了动辄发火，一触即跳的公鸡。

可是过了两年，当我读到另一篇故事《王蓝田自制》时，先是大吃一惊，不敢相信，继而冷静一想，就纠正了自己过去的偏见。原来，王蓝田的性格除了“性急”的一面，还有“自制”的一面。好在文字不长，这里抄录如下：

谢无奕性粗强。以事不相得，自往数王蓝田，肆言极骂。王正色面壁，不敢动。半日，谢去良久，转头问左右吏曰：“去未？”答云：“已去。”袂后复坐。

也简单地翻译一个大意：谢无奕是一个性情粗暴而又要强的人。因为一件事闹翻了，就责怪王蓝田，大骂一通。王蓝田脸向着墙壁，不露声色，一动也不动。谢无奕已经走了许久，他才转过头来问他的部属：“走了没有？”……

这段文字很精彩，写得活灵活现，妙趣横生。前后对照起来，性急的王蓝田，却有着出人意料的涵养功夫，完全是一个粗中有细，冷热结合得很好的历史人物。细想起来，我自己两次认识王蓝田，前后的看法判若两人，这又说明寡闻与博见大不一样。第一次，王蓝田暴跳如雷的形象，对我来说是崭新的；第二次，却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王蓝田“正色面壁”，大气不出，处之泰然的形象，又一下子闯进我的心里，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啊。

这一个“新”和一个“深”，揭示了一个很普通，但却未被人们注意的道理：正如上面讲到的，“新”是我们的要求，“深”除了是我们的要求外，还是我们获得“新”的基础和途径。而且，“深”又不能完全代替“新”，如果不知道王蓝田“性急”，又哪能深刻理解王蓝田“自制”的难能可贵呢？这说明，在写作上“深”同“新”是相联系的，不然“深”到牛角尖里，那就走入了死胡同。

从大凉山来到蓉城闹市，总要抽空去逛逛杜甫草堂、武侯祠和新都宝光寺。在那优美、恬静的庭园里，看到不少青年一笔一画地抄录楹联。有的抄一字望一眼，有的全抄了还是念不通，不懂是啥意思，于是又怀疑抄错。如杜工部祠何绍基写的对联：

锦水春风公占却

草堂人日我归来

武侯祠赵藩写的对联：

能攻心，则反则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宝光寺里的一副对联：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有的不知道“人日”是哪一天，有的不会断句，念不下去。而一旦知道“人日”是指农历正月初七，弄清楚了另两联的句式和念法以后，又十分兴奋，逢人便宣传。很明显，这些历史上的东西，使今天的青年觉得新鲜，因为他们是头一次见到。而对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就不是那回事了。我曾亲眼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位胡须长者，对着几位抄录楹联的青年说：“光是抄一抄，念一念，还不解其中味哩。要学点历史知识，练点对仗的基本功，掌握“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鸥对去燕，宿鸟对鸣虫……”长者的话一下子就把人吸引住，很快围了圈，把路也阻塞了。这又说明不知者为“新”，已知者就不以为然了，不知的人获得这个“新”，就不能满足，已知的人如果不能深入一步获得新的知识就会兴味索然。

假若我们将上面讲的青年作为甲，胡须长者作为乙，同时派到杜甫草堂等几个地方去采访或生活几天，不但他们在那里追求的“新”会不一样，而且写出的文章也将各不相同。因为甲是初次接触，是感觉阶段的“新”，而乙却是多次接触，已进入理性阶段的“新”了。两者一比较，前者自然肤浅，后者必定深沉。

通过上面的分析看出，从现象上寻寻觅觅，获得的“新”是没有分量的，而且会出现“你说新他言旧”的问题，而在深一点分析的基础上获得的“新”，就兼有现象和本质的特征，见过和没见过的都会觉得“新”，老老少少都会承认它。——这就回答了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新一点，就是深一点；深一点，也就会新一点；要做到新一点与深一点，非下一番苦工夫不可。

（1982年《凉山文艺》第1期）

掌握事物特殊性　彻底埋葬“一刀切”——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点体会

“一刀切”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工作方法，其主要表现是：唯书、唯上，工作中当“收发室”、“中转站”，生吞活剥先进经验，自觉不自觉地干出“东施效颦”的蠢事。直到今天，人们对这种方法的认识也没有完全统一，归纳起来有三种：有人说它是不动脑子，不作调查，不联系实际的“懒汉方法”，思想上很反感，有意见；有人说它是“前头乌龟爬出路，后头乌龟走现路”，是一种“保险方法”，虽然觉得不高明，但也可以对付一阵子，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还有少数人认为，它是闻风而动，人心齐、干劲大的表现，是个新套套，至今抱着不放。

一

无论什么工作，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国家大事在内，除了必须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作指导外，还必须运用正确的工作方法。早在30年代，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工作任务比作“过河”，把工作方法比作“桥”或“船”，指出“不解决工作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充分说明了工作方法的重要性。由于工作方法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所以，毛泽东同志多次提醒全党要注意工作方法，研究工作方法，改进工作方法，亲自实践和总结了丰富的经验。1934年写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7年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之后，又继续研究，先后写出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34年），《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1957年），以及《工作方法六十条》等。明确规定“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指出“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并把这个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纳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宝库。半个世纪以来，因为工作方法得当，有“桥”或“船”通向革命和建设的彼岸，使我们党和国家从失败走向胜利，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全面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

但是，我们也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犯过“文化大革命”这样全面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犯这些错误的原因，固然主要是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上存在着主观主义，而工作方法上的“一刀切”也决不能小看和忽视。只有既认真总结指导思想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又注意汲取形而上学猖獗，工作方法上“一刀切”的经验教训，才会真正从我们的思想上和感情上拨乱反正，做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团结一致，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二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告诉我们，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是“照镜子”那样消极地反映，而是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通过静止的、单个的事物，认识运动的、整体的事物。即哲学上常讲的从个别到一般，由特殊性到普遍性，先有个性然后才会有共性，从而准确地、全面地认识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尽可能避免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际相脱离。

回顾过去，我们在工作上犯“一刀切”的错误，就是以主观主义代替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只讲“阶级斗争是个纲”和“路线决定一切”。认为只要任务加口号就行了，没有看到正确的工作方法对顺利完成工作任务的重大作用，忽视了对工作方法的研究，干什么都习惯于唯书、唯上，搞唯概念论，只注意矛盾的普遍性，不注意矛盾的特殊性，把千差万别的客观事物，简单地贴上姓“社”或是姓“资”，是“好”或是“坏”的标签，然后对号入座，按图索骥，把具体的、活生生的工作变成小学生的“描红”和“填空”。尤其严重的是把事物的共性加以人为的“异化”，与党性原则画上等号，于是“一个样”最时髦，成了各级领导的宠儿，把本来指团结一致的“一条心”、“一股劲”，也变为“一个样”的同义语。什么“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三个“一”就把偌大的世界包括完了。

探索一下原因，基本上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无知。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物，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接着又在《矛盾论》中阐述了人类认识运动的两个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明确地指出只有“首先认识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严肃地批评了教条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是“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客观世界千姿百态，异彩纷呈，连树叶也没有两片是相同的，几十亿人中更找不出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面孔。我们如果不能发现这些客观事物发展的特殊性，就是把具有无穷无尽色彩的事物，看做单一色彩的事物，就不可能区别它，认识它。就以人来说吧，“人”是一个一般的概念，谁也没有见过；见过的人都是具体的人，或张三，或李四。这些张三、李四，都是“人”这个一般概念中的个别，即共性中的个性，普遍性中的特殊性。这个浅显的事例，使我们明白了哲学上的三个道理：一是掌握事物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入门”，是继续深刻认识事物的“出口”，也就是说，特殊性是我们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二是区别事物的关键，不在一般而在个别，不是普遍性而是特殊性；三是事物的共性或普遍性，包含着个性或特殊性，而个性或特殊性，又最能体现事物的共性或普遍性。

弄清了上述道理，再来分析我们工作方法上的“一刀切”问题，就昭然若揭了。所谓“一刀切”，就是只承认上面说的事物的一般、共性和普遍性，用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形而上学方法，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推广先进经验不看客观条件，不讲时间、空间。用这种“一刀切”的方法，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原则到原则的不着边际的“空对空”。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主观主义，懒汉思想；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规律。说穿了，就是想过河，而又不知道架桥、使船，结果必然事与愿违，望洋兴叹，在沙滩上徘徊，以受挫和失败而告终。工作中的“一刀切”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不破除它，不埋葬它，行吗？真是大敌当前呵！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切从实际出发，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重新确立了党的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二大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明确指出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的路子，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第一次解决了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经济建设之的这个重大课题。因而赢得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全世界人民的交口称赞。几个月来，从中央到基层，都把解决工作方法上“一刀切”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各行各业开始出现了热气腾腾的喜人局面，已经收到了极为明显的效果。

回想1978年，党中央制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中，对搞好生产责任制，按劳计酬等重大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鲜明地否定了工作方法上已成习惯的“一刀切”。文件说，“可以按定额计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等等。文件中，再没有用十年内乱中那些强奸民意的陈词滥调，而是“可以，可以，也可以”。这三个“可以”，就像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把横行多年的“一刀切”打个粉碎。

去年，中央召开农业工作会议，进一步研究发展农业的政策和步骤，在“责任制长期不变，坚持集体化方向”的前提下，又着重指出“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和工作基础千差万别，应当允许多种经营方式，多种管理方法，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并存。”在1978年三个“可以”的基础上，又根据三个“千差万别”，明文规定三个多种方式、方法、办法同时并存，进一步反对推行一种模式，再不搞“一刀切”了。

今年党中央发出的一号文件，在总结以往取得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对巩固、提高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进一步作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可以说，这个文件不仅粉碎了过去工作方法上的“一刀切”，而且摧毁了人们残存在头脑中的“左”倾思想和种种旧框框、老套套，从而帮助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和掌握了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自觉地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既讲任务，又讲方法，把原则性同灵活性结合起来，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分类指导，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把十年内乱中的“死棋”走成“活棋”，使我国广大农村出现了我们曾经想也不敢想的崭新形势。

从上面的事例和分析看出，“一刀切”是以思想上的“单打一”、片面性和绝对化为特征的，属于主观唯心论的范畴，是早已僵化了的形而上学在新时期里借尸还魂。我们必须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武器，以党的十二大文件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彻底埋葬“一刀切”，从工作方法这个重要方面，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大精神。

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几点认识

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杰出代表，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平同志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科学理论，提出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回答了时代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挑战。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面向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既广泛吸收世界文明发展中一切进步的成果，又坚决抵制国内国际的种种逆流，使社会主义增添了时代的内容，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南。

一、对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基本观点的认识

发展国民经济规划的前十年过去了，治理整顿工作结束了，在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八中全会和民族工作会议之后，后十年实现第二个战略目标正在起步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中共中央在通知中指出：“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经过学习和结合凉山实际讨论，尽管时间不长，领会也不够深刻、全面，但已经使我们打开了思路，鼓舞了闯一下和“冒”一下的勇气。《谈话》分六个部分，是六个大题目、六篇大文章。其中的许多新鲜的、精辟的观点，对我们的教育启发极大。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发展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的观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的观点；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的观点；没有一点闯的精神、“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的观点；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三个是否有利于”的观点；“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的观点；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观点；解决两极分化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观点；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观点；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观点；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的观点；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观点；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治理整顿只算稳的功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的观点；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观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的观点；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的观点；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观点；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列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观点；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的观点；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的观点，等等。仅仅初步列一下，就有二十多个。当然，我这样排列，这样认识，可能还有遗漏，也不一定准确，因为有的观点可以合并，有的观点可以分开，有的观点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和意义上提得更高，更鲜明。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通过学习，把小平同志谈话的精神领会好，实质把握住，达到中央提出的“全面深刻地领会谈话的精神实质，紧密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的目的。

二、对深入、广泛、持久地学习研究邓小平思想的认识

前面已经谈到，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杰出代表，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我们应当结合深入学习贯彻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在我们州开展学习研究邓小平思想。

第一，认识开展邓小平思想学习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条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在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建设、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拓中，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作出了重大贡献”。小平同志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坚持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期，它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正因为这样，美国的《时代周刊》选出邓小平同志作为1985年的世界新闻人物，先后两次把邓小平的照片作为封面刊登。一位曾经做过孙中山大元帅府少将卫士长的国民党元老说：“我毕生崇敬孙中山先生，听从他的指挥，保卫他的安全……现在我也敬佩邓小平先生，在改革开放政策下给中国人民一条出路，比过去几十年要进步幸福得多。”澳门的一位政治家出版了一本《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书中写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未到十年，成绩斐然，实践证明，这是造福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一个方案，一场革命。所以全国景从，奇迹竞现，全世界的人都欣赏和喝彩，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竞相效仿；它将影响着当代中国人，以及若干年后的中国人的命运。”可以这么说，国际国内都出现了邓小平“热”，出版了不少撰写邓小平思想和事迹的书。国内已经陆续成立了“邓小平思想研究会”一类的社团群众组织，举行了许多次邓小平思想的学习研讨。四川省学习研讨小平思想起步比较早，现在已经出版了《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这本书。这本书由杨汝岱题词，杨超作序，陈文主编，陈文书和乔毅民为副主编。在去年12月13日举行的发行座谈会上，省委书记杨汝岱，副书记李伯勇、聂荣贵等领导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汝岱同志讲：“邓小平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新时代的重大发展。”当前，我们面临着国际社会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新的情况，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临着严峻挑战。我们要挫败帝国主义对我们推行“和平演变”的图谋，要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背景下，开展和加强对邓小平思想的学习研究，不仅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而且具有时代的紧迫性。

第二，邓小平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深刻。现在已经开展学习研究的就有邓小平经济思想，邓小平党建思想，邓小平教育思想，邓小平军事思想，邓小平战略思想，邓小平社会主义民族观，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观等，其中研究讨论得最多的是邓小平经济思想和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这些学习研究活动，已经出了许多成果，报刊上的文章很多，专著也不少。我们应尽可能地努力学习和研究。

第三，怎样学习研究邓小平思想？借鉴已有的经验，我们学习研究邓小平思想，首先是学习好小平同志的理论著作，掌握他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其次是结合我们的实践，深刻领会邓小平思想的精神实质，自觉改造世界观。第三是运用小平同志的思想和理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

学习研究邓小平思想，是宣传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党史工作者和全体党员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重要任务。我们一定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认真学习小平同志的著作，深入研究小平同志的论述，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建设繁荣、富裕、文明的新凉山作出贡献。

（1992年凉山州直属机关《党建研讨会文选》）

一副对联·六字方法——学习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两次讲话

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讲到我们的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时指出：“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未必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订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陈云同志这些基本观点，在当时和现在以及以后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1959年到1961年，由于国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加上党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党中央在1961年冬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制定了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就在这个历史阶段的转变时，陈云同志《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的讲话》从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年度计划讲到调整计划，明确要求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

当陈云同志谈到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不能犹豫时，周恩来总理非常赞成，并即席插话，用一副对联把陈云同志的观点作了形象、生动的概括。恩来同志十分风趣地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妙极了！上下联仅用十个字，不但写出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心愿和迫切要求，而且把党的方针政策交代得十分清楚明白，真是高瞻远瞩，字字珠玑。横批更是画龙点睛，“综合平衡”寥寥四字，不但丰富了对联内容，而且把上下两联紧紧地连在一起，更加显得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据一位老同志说，当时周总理的这副对联一出口就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开了。“六字方法”言简意赅，陈云同志是我们党卓越的经济理论家，他不仅自己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调查，把握国情，而且将他的心得体会告诉全党同志，这就是他言之谆谆的“六字方法”。

“六字方法”是陈云同志于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陕西省大组会上讲的。他在批评了由于党内生活不正常，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不相同的意见就不敢讲之后，再三告诫我们要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学会正确认识问题时，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并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所谓“交换”，陈云同志作了通俗的比喻。他说：比如这个茶杯放在桌子上，对面的人看见茶杯是有花没有把的，可是这面的人看见茶杯是有把没有花的，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都不全面，如两人把各人看到的一面“交换”一下，那就全面了。陈云同志还对我们常讲的实事求是作了新的解释，指出：实事，就是要弄清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我们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的解释，再学习陈云同志的解释，不是理解得更深刻了吗？陈云同志的解释，对毛泽东同志的解释作了很好的补充。

在讲“比较”时，陈云同志特别强调了不但要和现行作比较，和过去作比较，还要和外国作比较。即是说，要作比较，还要善于作比较，既要从“纵”的方面比较，看出过去同现在的兴衰、利弊；还要从“横”的方面比较，认识自己同左邻右舍的异同。切忌闭目塞听，主观臆断。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反复”，陈云同志的意思是在作了“比较”之后，还要进行反复考虑。他主张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段时间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毫无疑问，这是教育我们在下决心“拍板”时，一定要戒骄戒躁，保持冷静的头脑，千万不可感情用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避免在思想认识上犯错误，就得深思熟虑，再三斟酌，那种下车伊始就叽里呱啦，总是要出毛病的。

“交换”、“比较”、“反复”，让我们把这六个字记在心里，写在案头作为座右铭吧。

“两手抓”理论三题——就中央提出“两手抓”的政策方针，谈谈个人的一些学习体会

一、经过实践以后的结论——必须“两手抓”

所谓“两手抓”，确切的解释是党委的工作千条万条，归根到底是两手抓：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手抓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关于“两手抓”这个指导思想，那是由来已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对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理论，都曾有过阐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也多次讲过两手抓，如“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整党”，“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律”等。可见，“两手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既是历史的宝贵经验，也是现实工作中的重要方针和指导思想。我们的国家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的历史使命，客观地要求我们的工作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坚持“两手抓”，其核心是解决好两个要害问题，一是要度过初级阶段，就绝不能停滞，要千方百计地发展、前进；二是要顺利度过初级阶段，就绝不能动荡，要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什么都吹了。这就是“两手抓”理论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它鲜明的针对性和社会历史条件。用事物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的观点，和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述，“两手抓”的重要意义可以归结为三句话：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抓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行；抓商品经济而不抓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不行；抓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而不重点抓党的建设也不行。三个“不抓不行”，就是三个“非抓不可”，它们像链条一样，一环扣一环，不可或缺。

二、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应该加一个“无士不兴”

关于“两手抓”，我们是有传统、有经验也有教训。这些丰富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需要加一个“无士不兴”。这样，才能进一步把握住“两手抓”中的一个新鲜内容，在思想和行动上确立新时期“士”的地位和作用。

“无士不兴”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是最近才出现的新词，可能有人还不知其真谛，有必要略加介绍。数月前，我国文坛的鸿儒宿将冰心，曾向一些同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无士怎么样？”由于这个问题是在“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兵不安”之后提出的，所以很快引起了国人的共鸣，许多仁人志士，都写信作出回答，终于出现了“无士不兴”这句闪光的语言。而且，给它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士者，知识分子也。说得具体点，士，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育，就是我们经常讲在嘴上，写在纸上的人才。

记得50年代曾经讨论过一段“皮毛论”，即资产阶级是“皮”，知识分子是“毛”，有皮才有毛，毛是长在皮上的，所以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产物或附属品。实现三大改造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于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度出现了思想混乱。以后提出“团结、教育、改造”的六字方针，知识分子总算有了一条生活之路。“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同“七娼八盗，九儒十丐”中的“儒”画等号，成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后的“臭老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明确指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此，由“毛”而“皮”而“骨肉”，第一次实实在在地解决了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党的基本路线以后，出现了教育是立国之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的世界大趋势，农、工、商、兵都在发展商品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有了恰当的位置，唯独还没有排上知识分子。显然，这是一个美中不足和有待解决的大问题。中国要富强，中华要振兴，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但根本还是要靠科学，因为政策、民主、法律等也是一门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一切事物，各项工作，无论是党、是政或者是农、是工、是商、是兵，如果违背了科学，不按规律办事，都将受到历史的惩罚。正如老前辈冰心说的，不难想象，在一个文盲充塞，文化科学落后，社会道德水平不高的国度能够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因此，我们衷心拥护在“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兵不安”之后，再加一个“无士不兴”。

三、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贵在“尊重”和“理解”

《人民日报》在祝贺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开幕的社论中指出：人民政协揽八方之才俊，集各界之精英，被称为“人才库”、“智力库”，它可以且应当发挥作用的天地是很广阔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政协是一个知识分子很集中的政治组织，做好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重要，大有作为。

近年来，我们听到不少的议论和说法，如“知识分子城府很深，摸不透，看不准”，“知识分子的尾巴又翘起来了”，“知识分子的工作难做”等等。而另一方面，在知识分子中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如北京的某些高等学府，就出现过什么“托派”（托福出国）与“麻派”（搓麻将牌）；有些地方还交替出现了退学热，经商热，其中最突出的是“读书无用论”、“知识贬值”和知识分子的失落感。如果说，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是一对矛盾，那么我们认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后者，关键是对知识分子缺乏应有的尊重和理解。下面，让我们通过回顾和对比，初步作一些分析。

首先，对于知识的功能和作用，中外两种传统文化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

中国：“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外国：“读书足以冶情、长才”，“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人们在任何一条道路上的旅伴”，“只有知识才能构成巨大的财富的源泉，即使土地获得丰收，又使文化繁荣昌盛”。

可见，中外人士对知识的价值的取向虽然不同，但认为知识是有用的这一点是一致的。

其次，认为知识无用，全盘否定知识，是十年浩劫期间。

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十亿人与文化和知识“大决裂”。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认为，这是知识和知识分子产生的第一次失落的心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落实政策，振兴教育，起用人才，知识复苏了，知识分子摘掉了“臭老九”帽子，成绩斐然，有口皆碑。但是，由于官本位的弊端，由文凭热而变为文凭贬值，导致文凭同知识脱钩，使众多的人得出了一个偏颇的结论：一纸文凭唾手可得，十年寒窗实在迂腐。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流通领域里的搞活，出现了一批万元户以后，在报酬上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倒挂，在生活上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悬殊，于是就产生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第二次失落心态。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中央已经有了明确可行的决策，就是尊重和理解知识与知识分子。所谓尊重和理解知识与知识分子，说来容易做起难，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尽可能随着治理整顿、深化改革这一中心任务的推进，通过体制改革，破除官本位，用兴利除弊的方法来解决。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且没有现成的模式。另一方面，是要深刻体会中央“两手抓”的重大意义和紧迫性，普及和提高各族人民的文化科学知识。首先，建议开展一个“读书有用处，知识是力量”的宣传教育活动。只有把对知识的价值问题解决了，才可能进一步解决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与理解问题。道理很简单，一个不尊重知识的人，不可能尊重知识分子，更不可能理解知识分子。古人“爱物及人”和“爱屋及乌”这两句名言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当今人际关系中最起码的门槛是“尊重”，人与人从初识到深交的钥匙是“理解”，故有“尊重人”是人道主义的ABC，“理解人”有人叫“理解万岁”。

在人际关系中，有了“尊重”和“理解”的基础，思想政治工作就可以建起高楼大厦，放射出绚丽夺目的光彩。如社会上某些人的“逆反”心理，“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工作不慢，牢骚不断”，以及“说起党政领导，总要平白无故地放几炮”等等令人一时迷惑不解的现象，都必须用“尊重与理解”去拨动双方的心弦，在他们之间架起一道沟通思想，相互体谅，建立感情，促进安定团结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金桥。从而达到化“干戈”为“玉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离心力”变为“向心力”，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凉山州政协《学习通讯》）

凉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与模式

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下来，是党的十四大的卓越贡献之一，是我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上的思想大解放，理论上的大突破。

过去，有不少人得过“恐商病”和“恐市病”，有时甚至达到谈“商”色变和谈“市”色变的程度。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不能搞商品经济；二是把商品经济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这些看法都属于传统观念。邓小平同志科学地总结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放眼世界，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的论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是我们冲破传统观念的强大思想武器，为党的十四大确定经济体制改革新目标奠定了思想基础，开辟了崭新道路。现在目标已经确定，方向已经指明，我们应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紧密联系凉山民族地区和山区的实际，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胆地去做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篇大文章。

一、凉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从来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争论的焦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凉山州在胜利实现民主改革以后，“凉山跟着热山跑”，误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从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那么生产力水平也能够从奴隶社会的水平一下飞跃到社会主义的水平。有的同志还套用“一张白纸，更好画画”的公式，像描绘图纸那样描绘着凉山的现实，致使二十余年的经济建设出现走了“一圈弯弯路”，干了不少冤枉活，发生过“千万颗红心”办蠢事的现象。回想起来，经验教训的焦点，实实在在是一个路子的问题，是一个目标和模式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几年，走改革开放的路，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牵住发展生产力这个“牛鼻子”，一扫思想认识上的阴霾，一展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思路，十几年的效益突显了出来。为什么？就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拍板定案。这既是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人类社会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让人民群众过上文明、富裕、幸福的生活。

二、凉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

在废墟上建设高楼大厦，应万丈高楼从“低”起

所谓万丈高楼从“低”起，这个“低”就是凉山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低这个事实。依据是：

首先，生产力水平低，这是历史造成的。但资源却很富集，其现状是“坐在金山上受穷”，“捧着金碗讨饭”。

其次，“耻于经商”的传统观念很重，普遍缺乏商品意识，把货币增值看做不正当、不道德的行为，甚至同奴隶社会的高利贷——“杂布达”混同起来。山区的老年人在党的十四大提出搞市场经济以后，还说什么“人变坏了才说钱，大家都去找钱、赚钱，人都变成‘人精’了”。他们心存疑虑。有个山村的姑娘认为赚钱来打扮自己，不如别人送钱来打扮自己，自己打扮自己害羞，别人来打扮自己才体面，才显得有身价。这个事例说明，他们的传统观念很重。

再次，不善于经商，管理水平低。笔者手边有个典型材料：某边远山区的一个国营购销组，由于经营不善，年年亏损，最后只剩下一杆秤、一把剪刀和一把尺子。

面对上述州情、市情和民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从“低”处下工夫、花力气，就像修建高楼大厦那样，第一步工作是铺底子，打基础，在思想发动和宣传教育上首先做好两个工作：

第一，继续、深入、彻底地帮助干部和群众从思想上明确共产党转移工作重点的重大意义，讲明搞阶级斗争革人的命，同现在解放、发展生产力的阶段的差别，从思想深处真正清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走勤劳致富的路，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把祖先留下来的富集资源开发出来，变成商品，变成资金，并且拿到自己的手上。这个工作，带有一定的“补课”性质，也可以说是民族地区、边远山区的一项不可忽视的补救措施。

第二，在打好坚实的思想基础之后，继续、全面地在开发项目、经营方式和所有制等方面，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探索新路子。这条新路子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继续巩固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继续发展已经办起来而又有经济效益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另一个层面，大力支持、鼓励私人经营，包括生产的、加工的、流通的各种经济活动，只要“三个有利于”，不管它合不合老规矩，不看别人干过或没干过，也不说它属于哪一种、哪一类、哪一家。来一次大发动，在全州造成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竞争气氛。这个气氛要像春风一样，吹遍城镇和农村的家家户户。

三、凉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

走民族地区自己的路，培育“凉山模式”

我们是民族地区，边远山区，要建立市场经济，必须彻底汲取“凉山跟着热山跑”，各种政策“一刀切”，全省、全国“一个样”的经验教训，拿出马克思主义者无私无畏的勇气，用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拿出敢为天下先，敢当领头羊的气魄与胆识，坚决走自己的路，积极培育、塑造“凉山模式”。这个模式的初步构想是：从“三合一”起步，抓“有形市场”入手，然后形成它的基本框架。

1. 从“三合一”起步

所谓“三合一”，是指做好三个结合，并把这三个方面的结合融为一个整体。主要是指我们主观方面的工作，也可以说是领导方面的工作。

第一，行业结合：包括各行各业，如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财税、金融及第三产业等方方面面，结合起来全力支持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建立，中心是放宽政策，诚心服务。笔者建议：全州除了县城以上城市和国有企业以外，凡到乡镇去从事经济活动的，一律适当减免税收，并积极提供各种从事经济活动的条件和设施，做到诚心诚意为市场经济服务。

第二，内外结合：指州内和州外、省外、国外结合，学习“苏、无、常”（苏州、无锡、常州）的成功经验，拆除区域壁垒，来的钱都是资金，来的商都是客人，独资、合资，个体、集体，一律听其自便，并主动帮助他们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第三，民族融合：要做到不分区域，拆除壁垒，必须首先做到不分民族，不分肤色，走各民族团结合作的道路。这里主要指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招商、引贩、引资金、引技术和引人才而言。对此，要求一不挡，二不卡，三不坑，做到一律平等，一视同仁。

2. 抓建设“有形市场”入手

当前的市场经济，大部分交易是通过有形市场进行的，如百货市场、城乡贸易市场、农贸市场、各种生产资料交易中心等。在经济不发达，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地区，市场建设必须从建设有形市场入手。因为有形市场是相对于无形市场而言的。有形市场是市场经济的第一阶段，从有形市场向无形市场过渡，是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过程。凉山过去是奴隶社会，绝大部分地区没有集市，现在区、乡的集市，多数是5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至今规模小，交易品种单调，市场的覆盖率很低，相当一部分乡镇还没有形成固定的集日、场期。所以，首先要建立乡镇的有形市场，做到有集市，有交易，有固定集日和场期。借以培养群众的市场意识，树立为卖而生产，为卖而买的商品观念，破除千百年留下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种自收、自食自用的自然经济观念。当然也不能只抓有形市场，在有条件的县城和乡镇，要同时建立无形市场（如各种期货市场，通过函电交易等），充分运用现代化的交易手段，迅速沟通供求信息，尽可能节约交易时间和费用，逐步做到有形市场同无形市场结合起来。此外，还要经过努力，把城市市场同农村市场，州内市场同州外市场，甚至州内市场同国际市场结合起来，从而全面推进市场建设，发展市场经济。

3. “凉山模式”的框架设想

这个框架设想，目前尚属“纸上谈兵”阶段，但它的脉络清晰，端倪可见，概言之可以叫做“三、四、一”。

三条政策倾斜：

以发展个体经营和私营经济为主，学习“苏、无、常”的经验，不卡比例，不加限制，不分姓氏（即不分姓“资”姓“社”）。

集体经营和个体、私营一齐上，两条腿走路，双管齐下，在比较中显优劣，在竞争中求发展，在实践中接受“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检验。

“八五”期间，对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减免税收，给企业和商贸留利，藏富于民，目的是开渠引水，放水养鱼和筑巢引凤。

四条行政措施：

拆墙开门，清除壁垒。对各种经济成分一视同仁，对四面八方来客不厚此薄彼。

在商贸方面，实行“四放开”。鼓励城镇工商户到乡村去经商，把流通搞活，使城乡沟通。

为商贩正名，为贩运正名，为“串串”正名，为经纪人正名，为各种企业的大小老板正名，让他们“满天飞”、“遍山跑”，活跃在城市和乡村的市场上。

积极支持、鼓励大办农工商一条龙、牧工商一条龙、林工商一条龙，分别实行农、牧、林三方面的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这种一体化经营体制，是农村深化改革的结果，它反映了农村经济走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的客观要求，有生命力，有优越性。主要是：有利于把农民的生产与市场的需求衔接起来，促进农村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有利于解决小规模经营与采用科学技术的矛盾，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有利于扩大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与结合，促进农村向城镇的转化。因此，政府应采取引导、扶持、发展的方针，让凉山的农、牧、林三条龙都腾飞上天。

一个中心环节：

不断壮大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是我们的纳税大户，是国家经济的基石和支柱，在建立市场经济的漫长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体现抓命脉、抓基础的指导思想。要从政策、税收、管理、销售各方面，集中领导精力，集中必要的资金，深化体制改革，彻底转换经营机制，争取良好经济效益，并逐步在质量上、管理上、规模上和对国家的贡献上起到基石与带动作用。

四、凉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三个抓住”、“三个落实”

1. “三个抓住”是指我们的工作重点

必须从民族地区、边远山区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抓住三个关键性的工作。

紧紧抓住农业这个基础，把农村作为重点和大头，坚决刹住吃农、坑农的不正之风，树立支农、爱农，急农民之急、想农民之想的社会新风尚。

紧紧抓住农村从自然半自然经济的现状，尽快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化，千方百计提高农业的商品率。同时鼓励农民到乡镇，到县城经商办企业，帮助农村多余的劳动力到城镇打工挣钱，到州外、省外打工挣钱。

紧紧抓住扶贫工作，为建立市场经济创造条件。扶贫工作是带战略性的重大措施，近几年全州的扶贫工作方向正、步子稳、成效大，一要继续坚持，二要把扶贫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通过扶贫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支援扶贫工作，使其互促互补，相得益彰。

2. “三个落实”是指工作方法、工作步骤

制定落实“凉山模式”的全面规划。制定这个规划的指导思想需要明确三点：一是注意原来的工作基础，运用已经实践并取得成果的经验，如，“一个基础，五个支柱”，建设商品生产基地，“三亩地”建设，首先开发“两线、三点”，发展县级经济，以及近年来提出的卓有成效的“一三一”工程等；二是解放思想，清除“左”的束缚，克服计划经济的影响，防止“新瓶装旧酒”；三是从凉山的条件出发，能快的一定要快起来，没有条件的即使外面很“热”，我们也不能再吃“凉山跟着热山跑”的亏。

制定一套支持、培养“凉山模式”的政策法规，充分行使自治州的自治权利。这套政策、法规可从简到繁，由粗到细，逐步丰富完善，逐步达到“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目的。这套政策、法规一旦制定出来，应用公告的形式，昭示全州，起到有令则行，有禁必止的权威作用。

制定落实在凉山建立市场经济的战役性宣传教育活动，要搞得有深度和广度，做到有理论、有实践和有典型材料。真正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全社会一致行动的目的。

五、结束语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继民主革命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事物，是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实践。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是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实际出发，选择反动势力比较薄弱而分散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这是毛泽东同志创造的新道路、新经验。现在建立市场经济，一般来说，应从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特征出发，重点在城市。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央早已作出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笔者以为，事物的发展总是由渐进到飞跃，必须分出阶段，有一个过程。对此，急了，想超越它不行；失去机遇，丧失时机，慢了掉队，也不行。本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鉴于凉山的底子薄，基础差，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总值大于工业生产总值，城市经济尚未形成社会优势，集市贸易还处在开拓和兴建阶段，各族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的商品观念、市场意识十分淡薄的特定情况，建立市场经济必然有着自己的实情、实际和特点。这些实情、实际和特点，可以概括为：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明确以后，允许走自己的路，能够走自己的路，应该走自己的路。这一条路是一个终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全国一样，一个统一的大目标），两个起点——一个起点是城市，城市带农村；一个起点是农村，农村促城市（两个起点，同全国不同，这就是凉山走自己的路）。将来，两个起点延伸为两线，最后交合在一个大目标上。

（1993年《凉山社科联通讯》5月号）

“筐论”的拓展

在学习党的十三大文件，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有人说：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但也有人不赞成这个说法，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必须要经过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它涉及现阶段的特征、性质、主要矛盾、根本任务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怎么能简而概之的用一“筐”来囊括呢！经过几个月的学习调查和在理论上的探索，笔者认为“筐”论不谬，“筐”论还颇有新意，因为，“筐”论可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许多理论问题、现实问题和政策问题基本上解释清楚。应该肯定“筐”论是干部、群众在学习十三大文件中出现的形象化比喻，除了有群众性，同时也有科学性和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筐”立论，正视中国的社会现实，坚持生产力标准，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总精神指导下，力图阐明“筐”论的客观依据和积极意义。

一、“筐论”形成的历史

早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以前，进入80年代以后，“筐论”就在社会上出现了。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从观念的更新到人们衣着和语言的变化，就逐步形成了“筐论”的雏形。那时，有人对少数人穿着比基尼上台表演十分反感，指责80年代不像话。也有人赞同女人穿比基尼，认为这是表现人的健美，是一种文化，是80年代的一个变化。还有人对此感到无可奈何，要反对吧，无能为力，要赞同吧，又觉得不是味道，就信口道出：“80年代嘛……”言下之意，80年代是一个什么都可能出现的年代，有的让人喜欢，有的令人讨厌，还有的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使人瞠目结舌，短时间难辨是非与真伪。于是乎就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八十年代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1987年，党的十三大胜利召开，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卓越理论，指出这个阶段是我国必然要经历的特定历史阶段，阐明这个阶段的现状，以及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分析了这个阶段的特征、矛盾和任务，等等。当人们初步了解这些丰富内容后，有人便将比喻80年代的“筐”借用过来，在学习和讨论中提出了“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概念。由于这个概念新鲜，同国家的现实贴得很紧，既可以解释眼下出现的种种问题，又能够为今后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留出研究和阐述的余地。所以它不胫而走，终于形成了本文的立论中心——“筐论”。

二、“筐论”的客观依据

“筐论”依据的客观基础是十三大文件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层含义的精辟论述。这两层含义是：“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们国家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十亿人口有八亿在农村，靠手工工具搞饭吃，现代化工业同落后几十年、上百年的工业，发达地区同贫困地区，先进的科学技术同占人口四分之一的文盲、半文盲等同时存在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对于这些纷繁复杂的现实情景，大家在学习中举出了许多典型的实例，列出了一连串令人信服的数字，归纳起来有十个“并存”。即：城市中的社会化大生产，同农村中的传统小生产并存；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更多落后几十年、上百年的手工业并存；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的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并存；少数的具有先进水平的科技人才和科学技术，同文盲、半文盲占人口四分之一的状况并存；可观的经济总量，同低微的人平均量并存；小康型生活，同温饱型、贫困型生活并存；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并存；公有制经济，同个体、私有等非公有制经济并存；按劳分配，同非按劳分配并存；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同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小生产习惯势力并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像一个“筐”，囊括着上述十个“并存”。这十个“并存”，虽然互相矛盾，互助制约，互相渗透，但都无一例外地“并存”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筐”之中。

三、“筐”里存在着必然的斗争和消长关系

党的十三大文件指出：“总起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这一段归总的话所讲的“两个摆脱”、“四个变为”包含了五个意思，指出要从五个方面发展变化，虽是“逐步”的进行，但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它们之间的消长关系，直至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社会主义的战胜非社会主义的，最后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尽管这个历史任务不可能在初级阶段完成，但在初级阶段这个“筐”中，始终充满着先进与落后、新与旧、好与坏、美与丑、进步思想与腐败现象的竞争和斗争，又一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谁战胜谁”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着相当多而严重的旧社会的痕迹，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矛盾。这些矛盾很尖锐，也很复杂。

在这个阶段里，各种新的体制要应运而生，要成长和发展；各种旧的体制包括它的影响和在人们思想上形成的习惯势力，还要顽强地起作用。因而，“筐”里是“万头攒动”，极不平静的，它会发生种种摩擦和严重对立，甚至会发生少数人闹事，出现局部的不安宁。

那么，这种斗争将采取什么形式进行呢？这是人们最关心的，也是理论界着力探讨和研究的时代主题。笔者认为，立足点是中国的国情，是十三大提出的六条指导方针，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坚持全面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四、“筐”里的斗争和消长关系

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十个统一”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成理论框架的观点，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和探索，理论战线的志士仁人，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提出了许多既是对立、又可统一的新观念，有助于开展和解决初级阶段存在的种种矛盾。这些新观念很新鲜，符合客观实际，对人大有启迪，集中起来是“十个统一”。这“十个统一”，同前面的“十个并存”，有着非常密切的“血缘”关系和因果关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十个统一”是：

客观性同自觉性的统一；

原则性同灵活性的统一；

统一性同多样性的统一；

继承性同创造性的统一；

自主性同开放性的统一；

民族性同国际性的统一；

不断性同阶段性的统一；

一元性同多元性的统一；

革命性同建设性的统一；

前进性同曲折性的统一。

上述“十个统一”中，需要重点阐明的有三点。一是客观性同自觉性的统一。它的意思是指客观历史过程同人们自觉奋斗过程的统一，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人的自觉奋斗，它不是奋斗一次、两次、三次即可完成的，而是要三代、五代、若干代的奋斗，是一个过程，是长期的。二是革命性同建设性的统一。过去由于长期受“左”的影响，人们往往把革命同“打倒”、同破坏、同打烂坛坛罐罐连在一起，甚至等同起来，这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革命同建设是统一的，即：革命就是建设，建设也是革命；革命指导建设，建设实现革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三是前进性同曲折性的统一。这一条十分重要，我们要充分认识并作好思想准备，也就是说，我们搞改革开放，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凭良好的愿望办事，也不能理想化，想当然或想入非非。不然就要重犯过去的错误，像列宁曾经指出过的那样，犯幼稚病。

五、“筐论”的简短结语

据此，我们回过头来，回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是一个“筐”的问题，那就不言而喻了。只是必须明确，它是一个“筐”，但绝不是一个“保险柜”，更不是一个“电冰箱”，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地道道的“过滤器”。也就是说，装在这个“筐”里的诸般什物，种种东西，并不是保险的，一成不变。通过初级阶段这个“筐”的过滤和筛选，优胜劣汰，去伪存真，留下来的，成长和得到发展壮大的，将一定是先进的、科学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1988年《凉山社科联通讯》8月号）

楹联絮语

楹联，是我国文苑中的一朵奇葩。要说它的历史和内容，真是源远流长，品类繁多。如果集而书之，用前人的话说，堪称“美哉富矣”四个字。

据1949年前出版的《楹联丛话》《古今楹联类纂》及《详注分类楹联集成》等书介绍，经过清、民的一些专家博采暇搜，参以旧闻，并“约略条其义类”，有故事、应制、庙祀、廨宇、胜迹、格言、佳话、挽词、集句和杂缀十门，或者分为岁时、庆祝、投赠、营业、居处、集成、格言等十二类，共数十卷之多。

楹联，俗称对联、对子。由于是上下两联互相对仗，而且是悬挂或刊刻在房屋的柱子上，所以又叫楹联、楹帖、门对或春联等。它起源于桃符，是从一个神话故事衍化来的。据说，上古时玉皇大帝怕恶鬼扰乱人间，派了神荼和郁垒两位神将守门。以后群众为了除恶压邪，保证平安过年，就用桃木画上神荼、郁垒二神的像，或写上他俩的名字再画上符，挂在房门的两边。因此王荆公有《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楹联之兴，一般都认为肇于五代。后蜀主孟昶在归宋前的一年除夕，命学士辛寅逊题桃符，他认为“其词不工”，就自己挥笔写了一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悬于寝门。以后宋统一后蜀，派了一个叫吕余庆的人到成都做知府，而“长春”又恰好是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的名字，于是还附会了一段“谶语”的迷信说法。从此“余庆长春”一联，便成了后来楹帖或春联的“权舆”了。

明太祖朱元璋很喜欢对联，常常出上联给别人对，对得工稳的给重赏，还要封官。定都金陵的那一年除夕，他传谕官人百姓必须贴红对联。他自己先给亲信大臣陶安和徐达各写了一联。给陶安的是：“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给徐达的是：“破敌平蛮功贯古今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无双。”可见，在明代楹联已经是相当风行了。

随着历史的发展，楹联也不断变化、丰富，从春节到红白喜事，由寝门及庙宇、殿堂、亭榭，还出现了巧联、绝对和集句等多种形式，字数也在十个字（余庆长春）的基础上，增加到几十个字甚至百多字。不少楹联趣话，不仅见诸话本、小说、戏剧，而且考证与研究楹联的文章，也不时在报刊上出现，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1981年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对联选》，山西人民出版社编印的《对联集锦》，被读者争购一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春节·生活·娱乐大全》中，编选的《对联故事32则》和《春联集锦》同样受到读者的欢迎。不少富于哲理而又饶有风趣的楹联，已经不胫而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传诵。为了便于读者欣赏，这里分类辑录数联以窥一斑。

格言联

勤能补拙

俭以养廉

书从疑处翻成俗

文到穷时自有神

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

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巧对

半夜二更半

中秋八月中

一明分日月

五岳各山丘

水底日为天上日

眼中人是面前人

此木为柴山山出

因火成烟夕夕多

水冷酒一点二点三点

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

杂缀

石达开题理发店

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有几

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何如

嘲庸医

未必逢凶化

何曾起死回

西湖岳坟一联

青山有幸埋忠骨

白铁无辜铸佞臣

抗日战争时期讽国民党反动派

婆婆莫搽摩登红谨防特务打主意

公公要留络腮胡免得保长拉壮丁

破除封建迷信

经忏可超生难道阎王怕和尚

纸钱能赎命分明菩萨是赃官

新春联

十亿人民颂大治

万里江山展宏图

联产计酬瑞雪铺起丰收路

专业承包春风吹开富裕门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英雄品德千秋在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共产主义精神万代传

也谈别字问题

别字，是指写错和读错的字。它同“白字”相通，说某某写了一个别字或读了一个别字，是一个意思。

汉字，是表意的单音方块字。字数很多，结构复杂。早在两百多年前编纂的《康熙字典》，已收入单字四万七千多个。其中，一个字的笔画最少的是一画，如“一”字；最多的达到五十几画。以后编纂的字典，有的收字还要多，如《中华大字典》。这么多的字要做到都会写、会读，无疑是办不到的，这就出现“别字先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别字、读别字实在不足为怪。

但是话又说回来，既然要写字、认字，就应该要求写得对、读得准。如果不这样，就会闹笑话，甚至误事。有关的例子，从古到今，俯拾即是。《红楼梦》中写呆霸王薛蟠，把“唐寅”误为“庚黄”，差点把贾宝玉都弄糊涂了。《儒林外史》写了一个读书人，把“郁郁乎文哉”念成“都都平丈我”，使读者看到这里忍俊不禁，甚至喷饭。至于颇为流传的两个和尚到文廟（庙）赶斋，一个把“文廟”读成“文朝”，另一个读成“丈廟”，官司打到衙门去，知县立即吟诗一首，把笑话闹得更大的故事，就更有趣了：文朝丈廟两相疑，两个和尚去化齐（斋）；我虽不是孔天（夫）子，也算当今苏东皮（坡）。

诗中的每一句都有别字，但编得押韵顺口，使人一看就记住了。最近，据《凉山日报》披露，有人把放置街心的“安全岛”读成“安全鸟”，把电影广告《海囚》读成《海四》，以及在看《少林寺》时，把“方丈”读成“万丈”，还妄加解释说：“万丈”是形容老和尚德高望重，武艺超群。这一类的别字先生，与读“文朝”、“丈廟”的和尚大有相似之处，都是信口雌黄。

写别字、读别字的事当然越少越好，特别是从事文字工作的同志，更要尽力避免。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方法，我以为有三条。

一是努力学，注意问。古人说：“君子之学必好问。学与问，相辅而行者也。”其中还有一点要注意，即不要完全相信“四川人眼睛尖，认字认半边”这句话。按汉字结构的特点，许多字都由形旁和声旁两部分组成，形旁表义，声旁表音，照这个规律认半边是对的。但又不尽然，如“同仇敌忾”的“忾”字，认半边就成了“气”；“珏”字认半边就成了“玉”；“坎”字认半边就成了“欠”……都读别了。

二是写字、认字要细心，切忌粗心大意。有些字乍看起来差不多，但仔细分辨一下，却不相同。如“戊、戍、戌、戎”这几个字，很容易混到一起，常常写错、读错。这就要求我们学一点关于“六书”方面的知识，把字的形、音、义搞清楚，尽量减少写别字、读别字。

三是同字典交朋友，善于使用工具书。有些年轻同志认为，查字典是没有文化的表现，不屑于同字书打交道。这是片面的。字典和词典，不仅解字、释词、说文，而且会帮助我们增长多方面的知识，实在是大家的良师益友呵。

“向钱看”要同“向前看”挂钩

在一次“治穷变富”的讨论中，有两位基层干部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一个说，要治穷变富，就要向钱看；一个说，要治穷变富，就要向前看。由于语音相同，开始还以为是一个观点，是“英雄所见略同”，后来越说越分歧，竟争执起来了。两种看法，谁是谁非呢？我们认为既要“向钱看”，又要“向前看”，两者要挂钩，都得要。

先说“向钱看”。钱是什么呢？钱，是各种物质财富的价值表现，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治穷变富，发展生产力，增加工农业各种产品，就是要使我们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物质财富，从比较缺少到比较充足。换句话说，也就是要由没钱到有钱，由钱少到钱多，怎么能把“向钱看”一概否定呢？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货币之后，一直到将来建成共产主义，实行“按需分配”之前，我们的生产、生活总是要和钱打交道的，不信请看事实：从国家来讲，国民经济收入是以钱来计算的；从企业来讲，扭亏为盈，赢利就是赚钱；从农村来讲，大至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搞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小至一家一户的油盐柴米、衣食住行，哪一样又离得开钱喽？回顾“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天天高喊“革命”，谁要说一下钱，谁就是大逆不道，其结果怎样呵？真是“殷鉴”不远。

再说“向前看”。我们讲治穷变富，离不开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离不开四项基本原则，离不开四个现代化。所以，我们虽然讲钱，并一再强调企业增加利润，农村增加收入，明确提出广开生财之道，主要是讲干部要有经济头脑，办事要讲经济核算，而绝不是主张金钱至上的“唯钱论”，像封建社会《金钱论》中讲的“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阁，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把钱吹得神乎其神，堕落到“拜金主义”的泥坑里去。比如，在企业里，不能为了追求利润，去损害国家和兄弟厂矿、人民群众的利益；在农村中，不能为了增加现金收入，去破坏国家资源，干杀鸡取卵、贻害子孙后代的事；城镇的个体经营和农村社员的家庭副业，要认真执行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政策，等等。如果不摆正这些关系，自觉地“向前看”，就达不到治穷变富的目的，既危害“四化”建设，也不可能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出现党中央期望的“小康”局面。

明白了上述两方面的道理，就可以把“向钱看”同“向前看”统一起来，把注重物质利益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因为它们是紧密相关的，是“亲戚”关系，不是“水火”关系。从而自觉地做到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为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为建设“四化”贡献出智慧和力量。

向“镶边边”者进一言

“镶边边”是一句大家熟悉的老话，本意是说农村的少数社员侵占集体土地的手段。但是，没想到在城市的机关、单位和居民中，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而且大有“方兴未艾”之势。

就拿西昌来说吧。过去街窄巷宽，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变化，变成街宽巷窄了。这本是正常的大好事。然而不然，一些“镶边边”的机关、单位和居民却浑水摸鱼，给他们自己的地盘镶上了“金边”、“银边”。所谓“金边”，就是把巷子占了，道路堵了，水沟填了，众人脚下的“径”，变成了他们少数人的“边”，故曰金（径）边。所谓“银边”，是争公地，占空地，先下手围（为）墙（强），谁赢了谁的圈子就大一点，故曰银（赢）边。

“镶边边”的结果，使过去可以拉板车或骑自行车的巷子变窄了，拐弯了，连挑个担子也要撞墙，群众很不满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正在有增无减，已经从在巷子“镶边边”，发展到在大街上“镶边边”了。如果不加制止，严格遵守市政建设规划，实在令人担心。

奉劝“镶边边”者，跳出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圈子，站得高点，看得远点，想想整体吧。

在学习和体现“三性”上下工夫

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关于编辑出版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意见》和《规划》中，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要求我们在全部工作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强调三套“集成”多卷本都要严格注意“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做到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避免失真。这些指示和要求，为我们顺利开展三套“集成”工作指明了方向，是从事三套“集成”工作的同志必须遵循的指南和纪律。对此，应大力宣传和认真学习，以提高大家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更好地适应工作的需要。

首先，要认识“三性”的新意。写文章也讲“三性”，那是指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编辑三套“集成”，进行大量的普查、收集、整理工作，这“三性”也是用得上的，而且要努力用好。但是，为什么还要提出另外一个“三性”，强调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呢？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思考和领会。我认为这是从三套“集成”这个宏大工程本身的性质和宝贵价值提出来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谁都知道，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的文明古国，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创造了极其丰富而优美的口头文学，这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极为珍贵的财富。这笔财富，上下几千年，纵横数百万里，真是博大精深。而三套“集成”尽管卷帙浩繁，堪称“宏大的工程”，可毕竟还是沧海一粟，海边拾贝而已。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只有写文章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而没有新提出的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那是很难完成任务和保证质量的。

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原来的“三性”同新提出的“三性”，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固然是相互联系的，但却大有不同之处，前“三性”侧重在微观方面，后“三性”侧重在宏观方面。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发展；基础的“三性”只是“一斑”，发展了的“三性”才是“全豹”。这点是最新鲜的，也是其新意的所在。我们要学习它，把握它，应从两者的比较入手，加以分析，摄其旨要，做到“宏观在手，微观在握”。

第二，确立了三套“集成”的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认识这“三性”的逻辑联系和辨证统一关系，以便在实际运用中既不彼此割裂，也不相互代替。“三性”中科学性是个核心。因为任何历史文化，要作为珍贵的财富继承下来，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剖析一下它是否是积极的、前进的。如果没有一定的科学性，它就会是落后的、愚昧的，应作为糟粕加以扬弃。所以，在工作中要体现“三性”，首先要把握科学性，这是“三性”中的灵魂。现在，有的同志只从工作方法来理解科学性，谈什么只要是真正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而又做到了“忠实记录”，就是科学性，显然是没有说清楚的。

第三，全面性、代表性，是在科学性的基础上提出的编辑指导思想，它完全是针对“集成”而言的。要集成特别是要集大成，当然要避免片面，力求全面，不留下大的空白，不漏掉有影响的作品。可以说，这主要讲的倒是编书出版的要求和工作方法。没有普查，没有全面摸清情况，没有一个全面的分析比较，没有全面性，当然也就失去了代表性。这就要求我们从事三套“集成”工作的同志，要在普查、取舍和繁简上有个尺度，切忌“瞎子摸象”，陷入盲目的境地。

编辑三套“集成”，离开了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是难以完成任务的。即使草草成篇，拿出了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也会同三套“集成”的质量要求大相径庭，更谈不上“具有高度文化欣赏价值和高度学术研究价值”了。

（《三套集成》工作通讯）

关于“三上”的联想

最近翻阅报纸，读到一篇谈宋朝文学家欧阳修把“马上”、“枕上”、“厕上”的零星时间，用于学习和写文章的事。这篇短文颇启发人，它告诉我们要珍惜时间，努力学习，加紧工作。

使用“三上”，是一条充分利用时间的宝贵经验。然而，作为学习来说，尤其是作为读书和写作来说，仍然是很不够的，有必要进一步作些介绍。由此，在我的脑海里，从“三上”联想起“三到”、“三多”和“三性”……

先说“三到”。宋朝的朱熹在《训学斋规》中，讲过这样一段话：“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那时候，读书要琅琅有声，讲究背诵，所以把“口到”列为“三到”之一。除了这一点同我们现在看书略有不同外，这条经验还是很有用的。就说看书学习吧，如果思想不集中，不专心致志，像小和尚念经那样有嘴无心，即使看上三五遍，又会有什么收获呢？所谓“心到最急”，是说“三到”之中，“心到”是个关键。古人说，求学之道无它，收其放心而已。把“放心”收拢来，就是指“心到”。据一些学校的老师反映，有的同学听课时思想开小差，说话，玩东西，课后做作业就很困难。原因何在呢？我看是人到了，书也打开了，就是没有“心到”。

再说“三多”。宋朝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永叔谓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要写出好文章，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多看书、广观察，多写作、勤练笔，多征求意见，作调查研究。这“三多”之中也有一个重点问题，重点就是“多做”。清朝有个唐彪，他在谈到做文章的经验时说：“谚云：‘读十篇不如做一篇。’盖常做则如机关熟，题虽甚难，为之亦易；不常做，则理路生，题更甚易，为之则难。”又说：“学人只喜多读文章，不喜多做文章，不知多读乃借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己工夫，其益相去远也。”我以为，这些话讲得很明白，也讲得很有道理。写文章，也包括办其他事情，如果离开实践，只说不做，或只动嘴不动手，那不成了俗话中说的“弹花匠的女”和“天桥的把式”了吗？！

最后说“三性”。毛泽东同志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毛泽东同志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的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写作上也是我们学习和效法的榜样。“三性”，提得多好，说得多准，讲得多透呵！

准确性，首先要具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时要求做到三点：概念要明确，判断要恰当，推理要符合逻辑。做文章，写文件，如果仓促概括，或以一概全，以偏概全，或随便判断，乱下结论，或推理过于烦琐，啰啰唆唆，无边无际，那是永远无法同“准确性”沾边的。鲜明性，这一条也极为重要。做一篇文章，甚至写一本书，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爱什么，恨什么，立什么，破什么……必须把作者的观点鲜明地摆出来，绝不能模棱两可，模模糊糊，吞吞吐吐。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的东西，一定是不受人欢迎的，因为看了也不得要领。生动性，同样少不得。主要是指通俗易懂和形象化，语法、修辞也包括在内。“三性”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它们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的，不能分切开来，割裂开来。但是，也不能把它们并列起来，等同起来，来一个“三一三十一”。准确性是鲜明性、生动性的基础，鲜明性、生动性是在准确性的基础上提出的要求。

从“三上”引起的这一番联想，似乎还可以分一下：“三上”主要是指时间而言，“三到”和“三多”，主要是说治学的方法，而毛主席指示的“三性”，则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地、深刻地对写文章和文件提出的总要求、高标准。因此，我们在参考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应下工夫使写出来的东西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1977年《凉山报》“读书札记”专栏）

做好“四句话”这篇文章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经过多年的实践，不仅反复证明这是一条真理，而且用活生生的事实，提高了人们的认识，丰富了它的内涵，拓展了它的外延，称为“大农业”。对于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阐述得特别深刻，写在十个部分前面的第一段话，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

新的一年开始了。怎样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决定》，进一步增强“基础”意识，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呢？中央、省委和州委要求我们做好“四句话”这篇文章，太有针对性和号召力了。完全可以说，做好这篇文章，就明确了要领，拿到了一把发展农业、搞好农村工作的金钥匙。正如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讲的就牵住了“龙头”和“牛鼻子”，认识和处理纷繁复杂的问题就能够高屋建瓴，条理分明，做到心中有个“打米碗”，脚下有条“阳关道”，农村有张“幸福图”，看得见，摸得着，有事干，有奔头。

这“四句话”是：继续稳定、不断完善、积极发展、逐步壮大。它是从《决定》中引出来的，完整的表述是：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我们认为，要做好“四句话”这篇文章，首先必须通过学习，在提高认识和领会精神上下工夫，把握住这“四句话”的联系性、顺序性、完整性。

联系性。“继续稳定、不断完善、积极发展、逐步壮大”这四句话，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是浑然一体、顺理成章的。回顾一下历史，如果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这一层“分”的内容，另一层“统”的问题就无从谈起，也就不存在完善统分结合了；同样，没有双层经营，没有统与分的客观现实，社会化服务体系，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就失去了针对性。经验证明没有针对性的事情，总是没有生命力的，即使要人为地去做，往往会出现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劳不讨好的效果。“逐步壮大”也是这个道理，离开了前三句话，最后这第四句话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因为集体经济必须建立在千家万户的基础上，集体是与个体相对而存在，正像统分结合一样，结合起来就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不结合或忽视哪一个方面，不是出现两股道，南辕北辙，就是发生影响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破坏农业生产力的问题。所以，要把握“四句话”的联系性，在认识和实践中，切忌分割开来，犯形而上学的毛病。

顺序性。顺序，不仅体现事物的内在联系，而且反映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俗话说，有一才有二，只有先下基脚，才可能修房子，万丈高楼平地起。在认识“四句话”的顺序性时，千万不要忘记历史，过去那种急于求成的思想，脱离实际和违反农民自愿的做法，以及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一平二调”教训，是要认真汲取的。“继续稳定”这句话为什么要列为“四句话”的第一句？为什么《决定》中在讲深化农村改革时，首先强调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关键是消除广大农民怕政策变的思想顾虑，给他们吃一颗“长效定心丸”。因此，“四句话”的顺序性，是不可忽视、不能颠倒的。

完整性。明确了“四句话”的内在联系和先后顺序，还要注意它的完整性。对此，“四句话”中每一句话的前两个字，给我们作出了极好的提示，即“继续”、“完善”、“积极”和“逐步”。这四个词八个字的运用，不是为了排比和对仗，而是包含了这四大方面工作的步骤、做法以及要求的程度和速度，切忌不求甚解，简单地在它们之间画上等号。《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把家庭承包这种经营方式引入集体经济。这“引入”二字就是“继续”与“完善”之间的中介和衔接，不仅意义深远，而且工作艰巨而繁重。在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决定》也写得十分清楚明白，“积极”既是要求，也包含了对这一要求的程度和速度，其核心是：各种服务组织都要以促进双层经营体制的完善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为目标，提供低利优质服务，不准借服务为名坑农、卡农。完整性和目的性是紧密联系的。做好农村“四句话”这篇文章，就是为了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增强集体的凝聚力，促进共同富裕，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最后达到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的。

争取主动

主动，是胜利的开始。争取主动，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主动与被动，是相对的。不争取主动，就会造成被动。严格地说，既不主动，也不被动的事是没有的。

主动与被动，往往表示着成功和失败。如“先发制人”，是为了争取主动；运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也是为了争取主动；即使碰到困难，处境极其不利，千方百计扭转形势，转败为胜，还是为了争取主动。所以，我们说，在通常的情况下，主动是和优势连在一起的，被动是和劣势连在一起的。

农业生产，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要在这场斗争中稳操胜券，不断取得丰硕的果实，首先就要争取主动。当前，各地正在加紧备耕，一个全面大增产的生产新高潮正在形成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保证旗开得胜，直接关系着今年大增产计划的实现。俗话说：一步主动，步步主动。第一仗打好了，不仅给第二仗、第三仗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可以鼓舞士气，激励斗志，最大限度地组织群众投入大生产运动。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在农业生产上争取主动，必须根据农业生产上的特点，从各方面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如农业生产季节性很强，要从时间上争取主动；大生产需要更多更好的肥料、种子、农具、农药等生产资料，要从物质准备上争取主动；和大自然作斗争，一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要从防灾减灾抗灾方面争取主动；实现大丰收，必须通过人的劳动，发挥人的智慧，要人的因素第一，从思想工作上争取主动，等等。总之，能够争取主动，就能够打胜仗；春耕春播争取了主动，中耕田间管理和实现全面大增产就主动了。

试说彝族年

彝族人民的年节，是一年之中最重要、最隆重的节日。它的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火把节。所谓“冬年夏节”，多少年来都是把年节置于火把节之上，而且大小凉山的彝族人民都有过年的习惯；在过年时，“椎牲祀祖，衣新衣，不劳作，拜长者，走渊族……”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彝族人民对过年，是十分重视的。快过年了，出门的，远行的，都要赶回家。这一点，与汉族人民的“团年”，颇有相似之处。彝谚说：“再爱飞的鸟儿，天黑了要回窝；再不顾家的儿子，过年了要归屋。”为了过年，家家户户要提前做许多准备工作，如喂过年猪、存过年粮、缝过年衣、砍过年柴、酿过年酒等。每年秋收大忙以后，彝族人民就开始筹办过年的事情，真是“木苏算，阿依盼”，一旦到了年节，前前后后总要搞十天八天，甚至半月才结束。

彝族人民过年的主要活动，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椎牲祀祖。椎牲以四只脚的为贵，两只脚的为次，即打猪、羊为贵，打鸡为次。祭祀祖先只及直系曾祖，曾祖以上因无称谓，一般都不讲了。祭祀时，供以猪头，陈以杂酒，有的还要向北方默念“招魂词”。但没有供羊头的，也无跪拜或鞠躬之礼。二是宴饮，吃坨坨肉，喝碗碗酒。有宴饮一天的，也有宴饮三天的。在这些日子里，要穿上新衣服，不事生产劳动，也不搞什么集会活动。三是走亲戚，拜新年。彝族人民拜年，以送猪头表示对别人的敬畏或亲密，有送一个猪头的，也有送半边猪头的，根据各人的经济条件和不同的对象而定。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敲诈勒索广大劳动人民和奴隶，过年时不但强迫百姓娃子送猪头，还搞什么过年“看财喜”，在酒醉肉饱之后，大肆抓娃子和抢劫财物。所以，过年时常常使一些群众财物丧尽，家破人亡。至今留下了“灾难同年节连在一起，过年了，灾难也临头了”的心酸话。

彝族人民的年节，虽有这么丰富的内容，这么深远的影响，但是文字记载却不多，也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在不少汉族同志中，提到彝族人民的火把节，知道的多，赞叹的多，提到彝族人民的年节，差不多都不大了解，有的还把它同汉族人民的春节混为一谈。我们查了有关的书刊和地方志，介绍彝族人民火把节的比较多，也比较细，介绍彝族人民年节的却很少。

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同一些同志议论了一下，觉得有几个原因。其一，对彝族人民为什么在阴历十月过年不够清楚。这就涉及彝族的历法了。彝族的历法与汉族的阴历，基本上相同，但又不尽相同。彝族人民计算年月日，完全凭观星望月，推测记忆。每年分为十二月，每月三十天或二十九天，以月圆之日为中，前半月为明，叫“朵”；后半月为暗，叫“依”，积年之余日，至三年加一月，相当于阴历的闰月。年月日的称谓，只用十二地支，不与十天干相配：不说子丑寅卯……只说其属相鼠牛虎兔……如子年即鼠年，丑月即牛月，寅日即虎日，等等。遇到婚丧、禳祭或出殡等大事，需先择吉日，以虎日为上吉，龙狗日次之，其余的一般不取。对彝族人民这样的计算法，凉山附近的汉族人民称为“黑甲子”，意思是指没有历书，与阴历不能完全画等号而言，不是说它不科学。也有同志提出，以后可以不叫“黑甲子”，叫“彝历”更好些。

那么，彝族人民为啥是在阴历十月过年呢？主要是岁首不同。阳历是一月为岁首，元旦在一月一日；阴历以正月为岁首，正月初一为春节。彝历则以建子月为岁首，即阴历的十月。而不是说彝历是一年十个月，一个月为三十六天。其二，彝族人民过年和过火把节，从内容到形式都不一样。过年是分散活动，以家庭团聚、亲友走贺为主；过火把节则是一个堡子、一个村寨、一个乡甚至一个县为单位集体活动。这样，其他民族的群众就误认为彝族人民重视火把节；不大重视年节。其实恰好相反。

粉碎“四人帮”以后，州政府遵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对彝族年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过彝族年前正式发出通知，在全州范围内休假三天。广大彝族干部、群众，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纷纷利用年节，揭批“四人帮”，宣传党的政策，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破除迷信思想，改革落后习俗，学先进，作调查，有的向亲戚传经，有的找朋友取宝，有的在节日坚守岗位，过一个革命化的年节。

（1977年《凉山报》）

火把节琐谈

凉山彝族地区的火把节，历史悠久，传说丰富。彝族人民在节日里的活动，更是丰富多彩，既有特点，又饶有趣味。

一、火把节的名称

火把节，在有的地方志里叫星回节，并被一些人引用。但在彝族群众中，除了极少数人有所闻外，都不说星回节，只说火把节。

星回节，是指“一年已尽，岁星复回”。古南诏有以十二月十六日为星回节之说。而凉山彝族的火把节，则在六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即使拉前或挪后一点，也不超过十天半月。因此，说火把节即星回节，在时间上是说不通的。

过去，彝族人民计算年月的方法，与汉族人民使用的阴历基本上相同，但没有历书，全靠观星望月，推算记忆。以月圆之日为中，前半月为明，后半月为暗。一年十二月，每月二十九天或三十天。不同的是，彝族只用十二地支的属相作称呼。如鼠、牛、虎、兔……而不是把地支同天干相配，如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所以，过去杂居在凉山的和凉山周围的汉族人民，把彝族人民计算年月的方法，叫做“黑甲子”。还有，彝族人民以十一月为岁首，在阴历十月份过年。这同汉族人民以正月为岁首，在十二月份过年，是大不相同的。这样一比较，就很难把火把节同星回节拉在一起了。

说火把节是星回节的依据，可能是同火把节的一个传说有关。唐时，南诏未统一前，本为六诏。一个诏王为了谋害另外的五位诏王，专门修了一座松明楼，星回节在松明楼治酒宴客，趁五位诏王酒醉时火焚松明楼。其中一位遇害诏王的妻子，用她独有的智慧，在若干烧焦了的尸体中，准确地认出了丈夫的遗骨。群众为了纪念这位节妇，于每年六月二十四日（一说二十五日），打着火把到村外表示迎接。由于是在星回节遇害，所以就有人把火把节叫做星回节。时间久了，还有人以为火把多系松柴细竹野蒿所制，就同彝族人民不点灯而照“松明子”附会起来，又有把火把节叫做松明节的。这就与传说中的南诏故事完全不相干了。

二、火把节的习俗

火把节，在凉山虽然尽人皆知，但并不是各地都过这个节日。凉山彝区大体上分为“所地”（小裤脚）、“什乍”（中裤脚）、“义诺”（大裤脚）三种地区。居住在这三种地区的彝族人民，除了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外，对待火把节这个节日也有着比较明显的不同。如“所地”地区，过火把节特别隆重、热闹。据我们多次参加火把节观察，有的年份过这个节日，聚会的人数上万，活动项目有二十余种。布拖坝子的火把节，几乎年年都是“少长咸集，人山人海”，可作为代表。“什乍”地区过火把节，除少数地区比较隆重外，一般只是以村（堡）为单位，杀牲喝酒，并由青少年和儿童在傍晚打着火把，在房前屋后、庄稼地边转一转。在这一类地区，有的群众甚至不知道六月二十四日过火把节，而只记得火把节是在包谷“背娃娃”的时候。“义诺”地区则只知道火把节这回事，偶尔也摆谈一下，但没有明确的日子，也不开展什么活动。雷波、美姑即属于这一类。

火把节，确实说得上特点鲜明，内容丰富多彩。它的全过程大致是这样：在节日的头一天、各个村（堡）凑钱买一头老牛，等到天黑以后椎杀之，这就是通常说的“打牛”。打牛时，每家要燃起一支火把，围着牛吼叫。同时吹竹笛、弹月琴等，以唱歌、跳舞为乐。过节这天最热闹，村村寨寨，扶老携幼，聚集在附近宽敞的坝子里，开展节日的各种活动。主要有斗牛、斗羊、摔跤、跑马和弹月琴等，这些多系男子的活动。妇女主要是唱歌、吹口弦、弹月琴和“请酒”等。到傍晚才开始打火把，同时伴以唱歌、弹琴。布拖坝子的群众对打火把比较讲究，夜幕中往往出现火龙、火圈、火花、火环等各种图案，而且隐现无常，颇多变化，有“银花火树”之称。到了第三天，由少数人把火把的灰渣扫起来，用酒肉远送之。

如果把彝族人民过年同过火把节作一比较：过年是全凉山一致的，过火把节则不尽然。过年是一家自宴，并以走亲戚为主要活动；过火把节则是全村（堡）集合，以集体活动为主要形式。所以，彝族中有这样的谚语：“过年是嘴巴的节日，过火把节是眼睛的节日。”意思是，过年有吃的，过火把节有看的。还有“要吃好的等过年，要玩个痛快等过火把节”等说法。

三、火把节的传说

关于火把节的传说，有不少人作过搜集、整理，可以概括为：传说多，故事美，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一般都流传在群众之中，也有一部分或载入地方志，或被搞社会调查和文艺创作的同志搜集、整理。从内容上看，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较好的，有人物、有故事，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另一种是不大好和不好的，即内容消极落后，有的带迷信色彩，有的还起着维护奴隶制度和破坏民族团结的作用，基本上属于糟粕。从时间上看，都比较古老，其中载入地方志的，多发生在汉、唐年代。

这些传说中，流传广，影响大，故事优美，思想感情健康而又较有意义的，当推彝族人民杀天使抗租税、烧害虫保庄稼的传说。关于这一传说，群众中有几种说法。一说那个天使叫则库血夫，是受天王安天古兹（有的又叫“火地公子”）的派遣，到下界来收租催税，鱼肉乡民；一说不是天使，而是天上最大的凶神斯热阿比（有的又叫“史惹把和”）到人间来敲诈勒索，为非作歹。群众是怎样斗争的呢？说法也各不相同。一说是激起公愤，群起而杀之；一说是群众中出了一位英雄叫阿曲拉马（有的又叫“阿提拉巴”），同这个天使或凶神既斗智、又斗力，最后为民除了害。对打火把灭虫害，说法也各有不同。一说是虫子吃了那个天使或凶神的尸体，从坑里爬出来吃庄稼；一是天使被杀，天王震怒，专门放天虫下来吃庄稼。把这些传说的异同加以比较后，我们认为，尽管细节不一致，但基本上还是—个故事，只是由于时间久了，辗转相传，加上各地语音上存在的一些差异，造成了版本不一。

其次是表扬烈妇，歌颂彝族妇女的聪明才智。这方面的传说，见于文字记载的有二。一为《悼阿南》。汉元年间，有一个彝族首领被汉裨将郭某所害，并欲夺其妻阿南。阿南心中主意已定，故提出三点要求：一设幕祭天；二焚故衣、易新衣；三大会国人，以礼娶。郭某件件依从，于六月二十四日，张松幕，会国人。阿南祭夫毕，焚故衣，俟火炽，就跳进火里自焚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烈妇，每年都在那天燃起火把。二为唐开元年间，六诏之一的邆睒（音腾闪）诏王的妻子，在一片焦土瓦砾中认出丈夫遗骨的故事。前面已简略介绍，就不赘述了。

第三，其他传说还不少。流传较广的有：诸葛亮南征，凯旋时路过彝寨，正是傍晚时候，群众燃起千千万万支火把迎送。还有，观音菩萨路过凉山，屁股后面跟了一大群虫子，走—路吃一路庄稼，群众就打起火把烧虫子，送观音。另外，也有说火把节，完全是为了“照田祈年”，并以火炬之明暗，卜一岁之丰歉。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经过民主改革，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广大彝族人民翻身做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凉山彝区的火把节，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群众自觉地破旧俗、立新风，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如文艺演唱，开运动会，搞物资交流，进行忆苦思甜教育，以及开座谈会、看电影等。

（1978年8月《凉山报》）

论《誓文》的历史意义及民族特色

在云南大理的太和村，矗立着闻名遐迩的南诏德化碑。碑立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即公元766年，距今一千两百多年。到太和村看过德化碑的人，特别是读过碑文，了解南诏历史文化的同志和朋友，无不为德化碑记载的内容，南诏王阁逻凤的文治武功，以及他一心归属唐王朝，希望得到皇帝的谅解，求得和睦相处，繁荣南诏，富强国家的良苦用心所感动。但是，在立德化碑二十七年之后，阁逻凤的孙子异牟寻又有一篇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的《誓文》，完全可以同德化碑文媲美，堪称德化碑的姊妹篇。可惜，由于《誓文》随着向唐王朝进献的《蛮书》在社会上湮没了几百年，直到清末民初才经过专家学者的校释重新出版面世，加上研究和宣传不够，不像德化碑那样是国家的重点保护文物。时至今日，《誓文》鲜为人知。为此，笔者在原来只知其事，不详其义的基础上，细读原文，查找资料，请教贤达，写成了这篇粗浅的文字，旨在重提南诏王异牟寻要求民族团结，希望国家统一的进步思想，作为进一步研究南诏历史的又一篇重要史料。

一、《誓言》是要求安宁，希望统一的“陈情表”

异牟寻的《誓文》并没有只写自己的态度和主张，而是从南诏立国开始，包括了德化碑陈述的时间，一开始就追述：“念异牟寻乃祖乃父，忠心附汉。”异牟寻是阁逻凤的孙子、凤伽异的儿子，因凤伽异早逝，异牟寻实际上是接的乃祖阁逻凤的班。他除重述了德化碑上刻过的谗臣姚州都督张乾陀离间部落，破坏团结，造成唐王朝与南诏的芥蒂外，着重表明了南诏与吐蕃洽合，被封为日东王之后的心迹：“亦无二心，亦无二志。”接着按照时序，列举贞元四年、贞元七年、贞元九年的几件突出事例，用事实说明异牟寻对唐王朝的忠心。其中贞元九年那一次向唐王朝“献表称臣”，尤为庄严、隆重。异牟寻差使者三路献表，并“启告宗祖明神，鉴照忠款”。真是言辞恳切，忠心耿耿，归唐之情溢于言表。不仅态度质朴真实，而且显得诚惶诚恐，让三路献表的使者都带上剑南节度使韦皋的书信。为什么？不外乎是怕在路上被唐朝的官吏阻拦，担心又遇到张乾陀之流，不但赤心忠胆难达天庭，说不定还会节外生枝，引起皇帝的更大误会。《誓文》中“赍仆射来书”，就是给献表的使臣拿上一个到长安去的“通行证”。这个细节是极难得，极动人的。它从一个侧面勾画出异牟寻梦寐以求安宁、统一的明朗形象，堪称妙语、妙文。

《誓文》详细表述了南诏王异牟寻不惜“兴师动众”，同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川西节度使巡官崔佐时，在玷苍山北，请天、地、水三官，五狱四渎及管谷诸神灵为证，举行盛大的盟誓。这种盟誓独具特色，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为了“虔诚盟誓，共勉金契，永为誓信”，异牟寻对《誓文》作了很特别的处理：一本请唐王朝的节度使巡官崔佐时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由异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这一系列举措，都是按照南诏宗教礼仪和民族习俗，从各个方面表明南诏王异牟寻对唐王朝的诚意和忠心，而且用“乃祖乃父”的事迹作铺垫，用“贻诫子孙”的愿望作结尾，声情并茂地陈述了世代要求社会安宁，国家统一，各民族和睦相处，从而实现“山河两利”，“福祚无疆”的追求和理想。

《誓文》比德化碑文短得多，它的主题鲜明，文字朴实，写的尽是同“誓”有关的时间、人物和事件，一气呵成，自成一体。谁见了谁爱，谁读了谁就感动和受教育。它是一篇少有的“信誓旦旦，不思其反”的佳作，在历史上开了“誓文”一体。从这个角度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正因为如此，当唐王朝的封疆大吏赵昌，第一次收到《誓文》，读了以后即大发感慨，借此给皇帝歌功颂德，也自吹自擂一番：“此皆陛下雨露之泽及外夷，故蛮徼退荒，愿为内附。臣忝领蕃镇，目睹升平，勇跃忻欢，倍万常幸。”经过许多年以后，《蛮书》作者樊绰从安南郡州溪源首领耆者处借得《誓文》一本，当时虽然已是唐王朝经过“安史之变”，由盛到衰，南诏发生了极大变化，“世隆嗣立，自称皇帝，国号大礼”，“五载兴兵”、“三来掳掠”，征战不息的时候，但樊绰仍然视为重要文献，难得的历史事实，收入书里进献中央。

二、《誓文》是要求平等，希望信任的“宣言书”

《誓文》的中心是盟誓。其中除了反复讲了“无二心”、“无二志”、“誓为汉臣”、“永无离二”、“永为誓言”、“神祇同鉴”等誓言外，明白而坦诚地表明了南诏王异牟寻要求唐王朝平等对待少数民族的要求和主张，写下了南诏如果在会盟之后“窥侵汉界之内田地，即愿天地神祇共降灾罚，宗祠殄灭，部落不安，灾疾臻奏，人户流散，稼穑畜产，悉皆减耗。”这一段誓言是对南诏的，从祖宗到部落，从人口到牲畜到稼穑，全部都“咒”上去了，体现了异牟寻的决心、信念和迫切心情。

《誓文》接着对唐王朝提出平等的要求，如蒙唐王朝同意与南诏通和之后，唐王朝“有起异心，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难不赐救恤，亦准请此誓文，神祇共罚。”这一段誓言是对唐王朝的，除了列出必须共同遵守的内容外，对惩罚方面只用“准此誓文，神祇共罚”八个字一笔带过，既表达了平等的要求，又不失蕃臣对皇帝的隶属身份和礼节，可以说落笔老成持重，恰到好处。紧接着又有一段祝愿“大汉国祚长久，福盛子孙”的话。前后衔接起来，《誓文》又是一篇十分得体的地方政权对中央政权的奏章。

《誓文》希望同唐王朝互相信任，不信谗、不猜忌的主张，主要表现在一开始就列举出被地方官姚州都督张乾陀离间部落的史实。张乾陀辱王命，侵占蕃属，欺侮少数民族妇女的错误和罪行，在阁逻凤立的德化碑文中有简略的记载：越西都督张乾陀当了姚州都督后“诳惑中禁，职起乱阶”，与吐蕃阴谋拟共灭南诏，并谎奏朝廷，“共掩天听”，致使南诏王阁逻凤仰天长叹：“嗟我无事，上苍可鉴。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以后张乾陀因罪饮鸩而死，部下从属四散，阁逻凤在奏章中请求唐皇帝昭雪时，再次讲到张乾陀：“往因张卿谗构，遂令蕃汉生猜。”可见，南诏几代藩王都不满奸邪，对谗臣心存戒备，尤其是对张乾陀离间部落，进谗欺君，造成唐王朝对南诏猜忌，耿耿于怀。正因为有这么一段历史，才使得异牟寻在《誓文》里重提旧事，再次盟誓，反复表明心迹，以求达到互相信任的目的。

《誓文》要求理解、信任的思想，除用文字表述，还同时提出了措施和行动。异牟寻不但当着唐王朝的使臣崔佐时，面对山川神灵，与清平官、大军将等文武百官立下誓言，而且提出了立即“兴兵动众，讨伐吐蕃”，既列举了盟誓前的战果，又表示了会盟后不与吐蕃“私相会合”的决心。事实最有说服力，用事实表明诚意，用事实昭示天下，是最难能可贵的。

异牟寻在《誓文》中是那样说的，盟誓以后也是那样做的。史载，异牟寻当着崔佐时的面在贞元十年立下誓言不久，即袭破吐蕃于神川，取铁桥等十五城，并破剑川等三浪，遣其弟和清平官等二十七人到长安献上地图和八颗吐蕃印信。次年，即贞元十一年，异牟寻献马六十匹。同时攻吐蕃昆明城，拔之。再以后，异牟寻几次派遣大军将等入唐贺正，兼献方物。贞元十五年，为了进一步取信于唐王朝，异牟寻主动请求以自己大臣的子弟质于韦皋，皋辞，寻固请。再以后，异牟寻以攻吐蕃功，受到唐王朝的慰抚。并于贞元二十年，由南诏和吐蕃等并遣使入朝于唐。上列史实是《誓文》的实践和结果。史实证明了异牟寻永无二志，归唐之心，统一之志，天日可表。

了解德化碑的同志和朋友都知道，阁逻凤撰文刻碑的目的，是记录他一生比较特殊的历史，除了群臣的歌功颂德，主要是要表明他累受唐王朝御封，世受皇恩之后不得已而叛唐的苦衷。对此，《新唐书·南诏传》中有一段话讲得十分明白：“我上世世泰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而异牟寻的《誓文》，则更为积极进步，即把求安宁、求信任、求团结、求统一的思想和主张公开化了。这种心迹的表白，既深刻又直率，绝不是凭一时意气，写一篇应景文章，而是经验的总结，历史的必然，也是异牟寻饱经征战之累，备受离乱之苦以后的深刻体验和思想升华，是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和钦佩的。

三、《誓文》是要求理解，希望沟通民族感情的“咏叹调”

《誓文》独具的特色，足以证明南诏王异牟寻维护团结，要求理解，希望沟通民族感情，一心归唐，矢志不移。其佐证的史实是樊绰《蛮书》卷十，紧接着《誓文》之后的带有说明性的记载。

赵昌在向唐王朝送呈《誓文》的奏章中写道：“故云南诏王阁逻凤孙，姓蒙名异牟寻，遣前件使赍表诣阙，于今月十八日到，兼得其王异牟寻与臣书，远陈诚恳，并金镂合子一枚。其使味言：送合子中有绵者，以表柔服，不敢更与为生梗；有当归者，永愿为内属；有朱砂者，益献丹心向阙；有金者，言归义之意如金之坚”。这一段记载明确晓畅，几种东西呈现眼前闪闪发光。读罢《誓文》，再看物品，铁石心肠也会为之动容，潸然泪下。如果说，《誓文》是“言誓”或“文誓”，那么上述四种东西，完全别具一格，是异牟寻自己“发明”的“物誓”。言誓、文誓加上物誓，如果没有天人可鉴的真心实意，没有亲身经历的深刻感受，没有千山万水的阻隔和一些奸邪谗臣的干扰和破坏，哪怕是聪明绝顶，雄才大略的异牟寻，也是难以想到和做到的。对此，第一个读到《誓文》，并亲眼看到绵、当归、朱砂和金四种东西的唐朝大员赵昌，虽然官高爵显，却也不能不在事实面前，大受感动和教育，情不自禁地替异牟寻辩解、申诉和说好话。他接着“又言”，历数异牟寻是“积代唐臣，遍沾皇化”，再次把其祖阁逻凤被边将张乾陀谗言诬陷的事搬出来，证明南诏因为“部落惊惧，遂违圣化，北向归投吐蕃赞普”，是万般无奈，不得已而为之的委屈和难言的苦衷。

赵昌在进献奏章的“又言”中，还加了《誓文》没有写上的新鲜内容：“蒙异牟寻远怀圣化，北向请命，故遣和使乞释前罪，愿与部落竭诚归附。缘道遐阻，伏恐和使不达，故三道遣：一道出石门，从戎州路入；一道出牂牁，从黔府路入；一道出夷僚，从安南路入。”这一段关于异牟寻遣使三路献奏表的记载，同上文中送一金镂合子，内装绵、当归、朱砂、金四种东西，既是前后呼应，又是层层递进。再同《誓文》中的旦旦誓言衔接起来，从异牟寻的“心声”，到异牟寻的“信物”，再到异牟寻进献天庭的周密安排，真是匠心独运，妙趣天成，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一首震撼人心、力透纸背的史诗，是对民族团结这个永恒主题的千古绝唱。

四、笔者的认识和吁请

本文开头提到德化碑，并把《誓文》作为它的姊妹篇。其实，从《誓文》的立意高度，文章的历史深度，以及边远少数民族首领同汉王朝的千丝万缕联系和增强团结、倡导统一等进步思想来看，异牟寻的《誓文》，是高过其祖父阁逻凤的德化碑文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说明了雄踞祖国西南的南诏国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趋势。当然，阁逻凤创业维艰，在统一大诏中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德化碑文中歌颂他的文治武功，是应该的，也是真实的。阁逻凤不失为一位难得的英武的少数民族领袖。但是，异牟寻袭王爵、继祖业的功绩也是十分突出的，他革新制度，开拓疆土，同大唐友好，引进汉区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匠工艺，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又比其祖父棋高一着。从“创业难，守业更难”的角度看，异牟寻除了有“守业”之功，还有开拓、发展之绩。

再从横向比较，还看出一个被历史忽略的问题。汉唐以后，汉王朝为了稳定边区，羁縻少数民族，屡次采取以“和亲”为形式，怀柔、安抚为目的的政策，并塑造和宣扬了一批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如文成公主嫁吐蕃，塑造、宣扬了藏王松赞干布；王昭君和蕃，塑造、宣扬了呼韩邪单于；三国时期蜀丞相诸葛亮平定南中，七擒孟获，最后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宣扬了孟获明大义，归属汉王室，维护统一的高风亮节。尽管上述塑造和宣扬的少数民族领袖，带有一定的以汉皇帝为中心的阶级偏见，有其政治上的目的，但却从历史的角度，自觉不自觉地对一批少数民族领袖作了肯定，并成为佳话流传于世。这从历史的长河和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来说，仍然是办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摆出事实，进行比较，是正确评价历史的一个好方法。了解了《誓文》的具体内容，认识了异牟寻的文品、人品和思想感情后，不能不感到他被历史忽略了。《誓文》的重要内容、鲜明特色和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与重大作用，也因历史的原因湮没了。历史告诉我们：人随文而显，文随人而张。异牟寻《誓文》恰恰相反，“忽略”和“湮没”碰在一块，自然不被史家注意，不为世人所知了。为此，笔者吁请：

在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用党的十四大作出决议的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指导学术研究的今天，有关文史部门和民族工作部门，应该研究《誓文》，研究异牟寻，给予历史的正确评价和宣扬，使之成为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成为阐述、论证民族团结这个永恒主题的一个闪光的宝贵材料。

附：对《誓文》的浅介和粗释

1. 浅介

《誓文》最先载于《蛮书》。《蛮书》共十卷，唐朝樊绰撰。公元862年，即唐懿宗咸通三年，樊绰为安南从事，是安南经略使蔡袭的幕僚。成书时间可能在咸通五年前后。最早的校注者是北大教授向达先生，向先生早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即着手收集资料，进行校注，几十年后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了《蛮书校注》。向先生在《序言》中说：“宋以后研究云南历史很重视此书。新唐书《南蛮传》主要取材于《蛮书》，司马光的《通鉴考异》采用也不少。其余如程大昌、蔡沈、苏颂，采用《蛮书》处不一而足。李时等在玉瓷御览里所收的南夷志，就是《蛮书》的别名，是校勘今本《蛮书》的重要依据。”

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历史研究室编印的《云南史料丛刊》载《云南志校补》中，有方国瑜教授的《樊绰云南志概说》。方先生指出：“类书之名：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蛮书、南夷志、南蛮志、南蛮记，名称繁多，实为一书异名。然有不察其实，误为不同之书。”方先生认为，樊书“为地志之作，不宜称蛮书”，应称《云南志》。我很赞成方先生的意见，今后需要改过来。为了不至于弄错，可以加注释说明。因为樊绰成书之时并无书名，“蛮书”二字是后人所臆加，是带有偏见和歧视少数民族的。

下面抄录的《誓文》，是以向先生的校注本为主，参照木齐先生的校补（载《云南史料丛刊》第21辑）。谨此说明。

2. 《誓文》

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云南诏（注1）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时仅请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狱四渎（注2）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念异牟寻乃祖乃父志赤附汉，去天宝九载，被姚州都督张乾陀等离间部落，因此与汉阻绝，经今四十三年。与吐蕃洽合，为兄弟之国。吐蕃赞普册牟寻为日东王。亦无二心，亦无二志。去贞元四年，奉剑南节度使韦皋仆射书，具陈汉皇帝圣明，怀柔好生之德。七年，又蒙遣使段忠义招谕，兼送皇帝书。遂与清平官大军将大首领等密图大计，诚矢天地，发于祯祥，所管部落，誓心如一。去年四月十三日，差赵莫罗眉、杨大和眉等赍仆射书来，三路献表，愿归清化，誓为汉臣。启告祖宗明神，鉴照忠款。今再蒙皇帝蒙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仆射，遣巡官崔佐时传语牟寻等契诚。誓无迁变。仅请西洱河玷苍山（注3）神祠监盟，牟寻与清平官洪骠利时、大军将段盛等，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山河两利。即愿牟寻、清平官、大军将等，福祚无疆，子孙昌盛不绝。管诸赕首领，永无离二。兴兵动众，讨伐吐蕃，无不克捷。如会盟之后发起二心，及与吐蕃私相会合，或辄窥侵汉界之内田地，即愿天地神祇共降灾罚，宗祠殄灭，部落不安，灾疾臻奏，人户流散，稼穑畜产、悉皆减耗。如蒙汉与通和之后，有起异心，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难不赐不救恤，亦准请此誓文，神祇共罚。如蒙大汉通和之后，更无异意，即愿大汉国祚长久，福盛子孙，天下清平，永葆无疆之祚。汉使崔佐时至益州，不为牟寻陈说，及节度使不为奏闻牟寻赤心归国之意，亦愿神祇降之灾。今牟寻率众官具牢礼，到西洱河，奏请山川土地灵祇。请汉使计会，发动兵马，同心戮力，共行讨伐。然吐蕃、神川、昆明、会同已来，不假天兵，牟寻尽收复铁桥为界，归汉旧疆宇。仅率群臣虔诚盟誓，共勉金契，永为誓信。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伏惟山川神祇，同鉴诚恳！

3. 注释

注1：诏——旧唐书南诏传：“蛮谓王为诏”。新唐书南诏传；“夷语王为诏”。方国瑜云南民族史南诏名号考：“洱海地区称王（部族首领）为诏”。诏，又有“地区”或“国”的意思。

南诏原为六诏，即：蒙舍诏，邆睒诏，施浪诏，浪穹诏，越析诏，蒙西诏，是异牟寻的祖父阁逻凤统一的。

注2：五狱四渎——五狱并非汉王皇封的五狱，而是异牟寻嗣位以后，仿照中原在境内也封了五狱四渎。这五狱是：以乌蒙山为东狱，蒙乐山为南狱，高黎贡山为西狱，玉龙山为北狱，玷苍山为中狱。四渎是：澜沧江、金沙江、黑惠江、怒江。

注3：西洱河玷苍山——西洱河即洱海，玷苍山又叫点苍山，即苍山。

（四川省民族理论学会，四川省民族研究会，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民族论丛》1994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