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接受进步思想,参加进步活动

如果说韩德培在如皋师范时期开始接受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思想,那么在中央大学时期,韩德培可谓正式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

韩德培先是认识了时在中央大学的共产党人窦昌熙(又名窦止敬)。窦昌熙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是如皋县人,而且也毕业于南通中学。但早于韩德培,是1923年从南通中学高中部毕业的。中学毕业后,1925年窦昌熙奉中共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恽代英的指示,回南通借助国民党的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思想。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被捕,是著名的南京雨花台烈士齐国庆等人的狱中难友。出狱后,窦昌熙到中央大学中文系读书,和韩德培同住一间宿舍。有这么密切的关系,窦昌熙就经常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韩德培,并逐渐培养起了韩德培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在中央大学时,韩德培还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和《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深受启发。韩德培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记得英国有一位社会主义学者,名叫比尔(Max Beer),在他所著的《英国社会主义》一书中曾说:‘读了《资本论》,会使人精神为之一振’,我看过《资本论》第一卷和《共产党宣言》后,就有这种感觉”。⁽⁴⁾

在中央大学期间,韩德培不仅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还积极付诸实际行动,参加有关进步活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侵华日军步步紧逼我中华民族大好河山时,有志气的中国人纷纷站起来,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韩德培积极参加南京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和同是中央大学毕业生的蒋孟引⁽⁵⁾、邓启东⁽⁶⁾、郑安寰、李昌董等组织了“现实社”,创办了自己的刊物《现实》。在《现实》刊物上,韩德培运用自己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来分析和评论时事,呼吁全民抗战。韩德培等人的行动得到了同是中央大学校友的中共地下党员狄超白⁽⁷⁾等人的支持,还经常与抗日救亡著名人士孙晓村⁽⁸⁾、王昆仑⁽⁹⁾、曹孟君⁽¹⁰⁾、陈勇进等密切联系,积极组织推动南京各界组建救国会,扩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和力量。韩德培还与进步学生薛葆鼎⁽¹¹⁾、后文翰(后改名后弈斋)等来往频繁,共同为加强学生中的抗日救亡力量而努力。韩德培还曾与南京各界民主人士一起,接待上海来的民主人士史良、沙千里、陈传纲等人,并和他们一起拜访了时在南京的冯玉祥、李德全将军夫妇。据韩德培后来回忆,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的冯玉祥将军,请他们喝茶都是用的粗茶大碗,招待他们的也是粗粮饼干⁽¹²⁾。冯玉祥将军对韩德培等人的抗日爱国热情给予了高度赞扬,鼓励他们再接再厉,进一步造起声势、扩大影响。

在南京学生们的抗日爱国运动热潮愈演愈烈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当局反而贯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断打压学生运动,并派军队在中央大学校园大肆搜捕进步学生。韩德培曾一度被迫离开南京,和当年自己的祖父韩大兴一样,跑到苏州去避风头。1937年,日军大肆轰炸南京,并在南京实施了大屠杀。中央大学被迫迁往了重庆沙坪坝,韩德培也不得不随行前往重庆,遂与孙晓村、王昆仑、曹孟君、薛葆鼎等人失去了联系。

在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期间,韩德培在忙于教学和编辑工作的同时,仍然保持着与进步学生的接触,从事民主爱国运动。他甚至一度还曾想投奔延安。韩德培有一张这个时期的照片,照片中韩德培和其他几位青年都穿着西服,却赤脚穿着草鞋。这张照片是韩德培在送几位青年前往延安之前,在重庆郊外一条溪流旁的岩石上照的。⁽¹³⁾实际上当时的韩德培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是出国留学,一是奔赴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也是当时中国青年心目中的民主圣地——延安。

当时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知道韩德培与中国共产党人、民主进步人士过从甚密,鉴于政治信念不同,罗校长曾劝告韩德培少与这些民主人士来往。但罗家伦校长从来也没有因此而对韩德培有不好的看法,也没有给他戴过什么“左派”或者“亲共”的大帽子。不仅如此,当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陈诚将军要罗家伦校长推荐一位贴身秘书时,罗校长当即就询问韩德培是否愿往。但此时韩德培一直想着出国留学深造,正在积极准备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考试,自然婉言谢绝了罗校长的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