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带给我们的礼物是感动。”作为一个从事历史研究二十余年的史学工作者，作者本人居然许久许久都不曾明了德国大文豪歌德的这句话，以至于长时间都不敢自报家门。

193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铁蹄横行潮汕，到处烧杀淫掠，致使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学校停课。

昔日喧闹繁华的潮州城一片死寂，人们纷纷逃往乡间。

兵荒马乱，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水深火热，生灵涂炭，疮痍满目，哀鸿遍野。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悲惨世界的凄凉的残破的甚至血雨腥风的历史残卷。

1940年晚秋，一个天未亮的凌晨，寒风瑟瑟，月色蒙蒙，父亲李云经带领一家六口，开始长途迁徙。他们跋山涉水，从梅县、惠州、鲨鱼涌到深圳，小心翼翼避开日军的血腥铁蹄。历经艰辛，担惊受怕七日，终于来到当时尚算太平安静的香港，投奔庄碧琴的弟弟，也就是李嘉诚的舅舅庄静奄先生。

庄静奄是香港钟表业的老行尊。庄氏与李嘉诚一样是潮州人，而庄静庵更是香港第一代钟表商人，年轻时靠数百元白手起家。

庄静庵1908年在潮州出生，小学毕业后到广州谋生，在一个银号做学徒，由于为人聪明机灵，办事勤快获升至经理，之后自立门户转行做贸易生意。1935年，庄静庵靠自己在广州积攒下的数十两碎银子，在港岛上环开办了一间小小的钟表配件作坊，小打小闹，专门生产皮质、布质表带。庄氏薄利多销的灵活经营策略十分奏效，很快就在这个行业站稳脚跟，闯出一点名堂。

庄氏不满足于仅仅制作表带，扩大再生产，将生意逐渐扩至机械零配件。由于薄有积蓄而成立了中南钟表公司，而且先后取得乐都表及得其利是表的代理经销权。庄氏的生意已有相当之规模，公司设于德辅道中的中南行十一楼至顶楼。庄静奄凭着自己的精明与不懈努力，终于成为香港上流社会的殷实大户。在香港，像庄静奄这样的人家，是典型的吃洋肉、喝洋酒、坐洋车、住洋房的上流社会人家。

李云经一家到来时，妻弟庄静庵安顿李云经一家在中南表行的货仓住下，设家宴为面黄肌瘦的姐姐、姐夫一家洗尘。对故土怀有深情厚谊的庄氏仔细询问了家乡潮州的近况，然后为姐夫详细介绍了香港现状，劝李云经不要着急，先安心休息，逛逛街，熟悉熟悉环境，再慢慢找工作。

庄静奄还意有所指地安慰李云经父子，在香港这个充满机会的社会，只要自己肯努力，肯进取，肯拼搏，就一定能够出人头地，过上温馨舒适的好日子。李云经先生何尝不急，一家六口的衣食住行，都等待他去打点。在香港，不可能靠别人生活，就算是自己的至亲。饱经风霜的李云经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

庄静庵闭口不提让姐夫李云经到他的公司做职员，这倒是李云经夫妇万万始料不及的。一时难以接受的庄碧琴想去张口问一问自己的亲弟弟，被李云经默默地拦住了。

李云经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固有的清高孤傲，就算是已经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使得他也不大可能张开口去求人。另外，他也想到，既来之，则安之，一切最终都还是要靠自己争取，让自己到外面找工打工吧。天无绝人之路，天生我材必有用，这里始终是香港。自己毕竟读过几年书，知书识墨，总还能派得上用场。相信养家糊口应该没问题。第二天，迫不及待的李云经就开始走街串巷，漫无目标地寻找工作。

然而，当时的香港又是怎样的情形呢？1937年，内地抗日战争爆发后，香港人口一下子猛增了近80万。其中，1937年，有10万人涌入香港避难，1938年达18.8万人，1939年头五个月就达30万人。其结果如1938年8月30日《星岛日报》所描述的那样：

“所有楼屋和房间都一扫而光，完全住满了，业主们乐得眉开眼笑。聪明的业主认为时机不再，增加租金，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无屋阶级都受够了。

有人在背后狠命咒骂业主丧绝天良，有人在悲歌饮泣，请业主把良心捧出来，不要乘危而取。然而，这有什么用处呢？他已经无良心可捧。”

“有的竟在骑楼下生男生女，实行着家庭生活。”许多骑楼的主人对露宿者非常讨厌，就在骑楼下贴出告示，此处不准睡觉，违者送官究治。于是，露宿者连乞求的权利也没有，只好向别的街角移动。在清冷彻骨的寒夜里，只有街头歌者那哀怨的歌声，温存抚慰着他们那绝国的心情。

世态炎凉

此时的李云经先生，依然秉持自己的固有信念与做人的原则，一来不想给妻弟添太多的麻烦，来香港投靠妻弟，已是万不得已。二来还希望能够保持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看重的清高与尊严。况且，李云经也甚自负，毕竟自己也算是才高八斗，满腹经纶。

当时，李云经先生逃亡到香港的另一个原因，是长辈的亲友中有一人被日本人任命在当地做官。此人与李云经素有交情，很看重李云经的才学，每隔一两天便派人来游说李云经回潮安替日本人做事，甚具民族气节与做人傲骨的李云经坚辞不受。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与不必要的麻烦，只好远走他乡，与这位亲友不辞而别。

李云经先生是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不甘心国破家亡，也不愿在日寇统治区苟且过活。但是，现实就是现实，到香港后，他才发现，香港的一切依然艰难，甚至更困难过乡下。

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香港，尤其在日占时期，经济萧条，百业不振，李嘉诚一家在香港谋生异常艰难。李云经四处奔波，希望能找一份小工，可以养家糊口。但是，就像每日初升的太阳的希望，随着日落而渐渐变成日复一日的失望再失望，甚至几近绝望。

《华商报》记者黄达才1941年在《今日的香港》一文中有活灵活现的描述。“物价涨房屋贵，而薪水阶级的收入，却不能跟乘风赛跑。”那些侨居香港的同胞，“十之九五，在生活上，像热锅上的蚂蚁，苦闷，焦虑，极度不安。”

“有的人正在发国难财，把物价抬得高高的，也有人吃不消生活的煎熬，穷苦，饥饿，病亡，走险。恰恰成一对照，反映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一个堂堂正正的校长，一个满腹经纶的学者，一个忧国忧民的君子，为了五斗米，就算愿意折腰，居然也徒叹奈何。可以想见，李云经先生的内心熬煎犹胜于肌肤肠胃的痛苦。

李云经的品格虽与香港的商业文化格格不入，但在环境的逼迫下，他也不得不努力使自己与环境融合。他面对现实，对儿子的教育，按照行话来说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就是他不再死抱着古圣先贤的风范训子，而是要求李嘉诚必须变通，简单讲，就是“学做香港人”。尽可能融入香港社会。这首先得迈过两个坎儿，即一要学会广东话，二要攻克英语关。因为李嘉诚来自潮州，讲的是潮州话。在香港不懂粤语，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另外，香港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其官方语言是英语，也是香港社会的最重要交际工具。尤其在上流社会，英语更是通用语言。直到今天，说英语依然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至少在某些人看来是这样。

在潮州城虽然我们家境并不富裕，但是父亲一辈都是读书人出身。记得小时候，父亲无论到哪里去都会带着我。当时我可以感觉到父亲是受人尊敬、被人看重的。

到了香港，可能这里的生活比较忙碌，待人的态度明显不同，这一点印象我很深刻。我12岁到香港，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我变得很生性，很懂事，绝对不要给父母添任何烦事。

李嘉诚初到香港最深刻的印象，竟然是香港的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当时的李嘉诚，可能除了怨恨，很难有其他的想法，如果有，那一定是蕴藏在心中的要改变贫困现状的信念。

李嘉诚深刻领会父亲的苦心。他把学广东话当作一件大事来对待，他拜表妹表弟为师，勤练不辍，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广东话。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与港人的整体英语水平是分不开的，掌握了英语，就能够更好地从事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来港之初，李嘉诚再也不是什么学校骄子，他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就如同在听天书，如坠云雾，简直不知所云。而其他的同学，自小就开始了对英语的学习，所以听起老师讲课来毫无困难。

李嘉诚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并因此产生一种莫名的自卑心理。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但是，这种自卑，不是变为沉沦，而是成为向上的无穷动力。他知道，在香港，想做大事，非得学会英语不可。因此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掌握英语。

李嘉诚学英语，几乎到如痴如醉，走火入魔的地步。上学放学的路上，边走边背单词；夜深人静，他怕影响家人的睡眠，便独自跑到户外的路灯下读英语。每日天刚蒙蒙亮，他就一骨碌爬起来，口中念念有词，苦练英语会话能力。即使后来因父亲过早病故，李嘉诚辍学到茶楼、到中南钟表公司当学徒，每天十多个小时的辛苦劳作后，他也从不间断学习英语。他怕遭到茶客的耻笑和老板的训斥，常常利用短暂的空闲靠着墙角，快速拿出写好的纸片看一眼。

李嘉诚因为从小好学善学专学能学会学多学快学易学，记忆力也异常惊人，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努力，他终于逾越了英语难关，能够较熟练运用英语书写与会话。

拿起破旧的教科书，他既是学生，也是老师。无数昏黄灯光的夜里，他摸索教学、出题、答案的逻辑，寻找每个篇章的关键字句，模拟师生对话，自问自答。直到现在，他还保持这样的习惯。

“孤独是他的能量，也是他的朋友。独处时，他脑海会开始做思想的挣扎，会不断自己抛问题、自己回答。”他的一位友人说。正如叔本华在他的《论天才》一文中，曾引西塞罗的话说：“所有的天才都是忧郁的。”

李嘉诚自律惊人，除了《三国志》与《水浒传》，几乎不看小说，不看没有用的书。他也确实没有权利娱乐。没有学历、人脉、资金，想出人头地，自学是他唯一武器。“上学对他来说是正面的，因为‘不足感’缠绕在心里，他害怕自己不足，所以学习能力特别强。”李嘉诚友人评论道。

从李嘉诚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可以看出，环境的作用确实是巨大的，因此不断学习以适应环境，进而适应创造新的环境，是一种最重要的谋生或创造自我价值的能力，这也是李嘉诚成功的不二法门。

李嘉诚审时度势，能够在异常艰辛的困苦环境面前面对现实，顺应环境变化，转变观念，懂得抛弃自己那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吸收新环境中有用的新东西，迅速适应了陌生的环境并在其中挥洒自如。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香港改写了李嘉诚的人生之路，造就了商圣李嘉诚，不如说是李嘉诚适应了香港，战胜了香港，甚或改造了香港。

其实，李云经除了庄静奄一家较为直系的亲属外，在香港还有几家远房亲戚，他们偶尔也会上门看看，带来几斗米，扔下几文钱。无奈，长贫难顾。这些人家也渐行渐远，失去了联系。

生活窘迫

几经艰辛，李云经总算在香港找到一份差事，在一家公司做小职员，获取微薄的报酬。这点少而又少的酬劳，对走投无路的李云经来说，至少也可以算得上是个心灵安慰。但是，要养活一家六口，依然是三餐不继，上顿不接下顿。日复一日，李家生活依然穷困不堪。

为了生存，母亲不得不带着李嘉诚的弟弟妹妹返回潮州，李嘉诚则跟随父亲留在香港。看着相濡以沫手足情深的弟弟妹妹，迫于生活，依依不舍地含泪离开父亲，小小的李嘉诚把眼泪硬是咽进肚子里。

香港的太平日子还没过上几天，日军疯狂邪恶的炸弹便在九龙港岛街道甚至民居炸开了花。1941年12月8日，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日，日本开始了对香港的大规模野蛮空袭。12月25日，对英国人来讲，是个悲惨的甚至是耻辱的黑色圣诞日。孤军奋战的数千英军，无可奈何地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乖乖地成了日军的俘虏。

日本人血腥四溅的太阳旗，不费吹灰之力就插到了太平山顶。香港进入了暗无天日的日占时期。漫长的四年，痛苦的四年，绝望的四年。当然，也是英国人、香港人耻辱的四年。过惯了小国寡民，小街横巷，悠闲自在生活的香港人，在日军铁蹄下胆战心惊地痛苦呻吟着。惨无人性的日军，为了维持所谓的“大东亚圣战”，搜刮掳掠，将香港的仅有物资掠往日本，或转往东南亚。

战争年代，物资奇缺，特别是，此时战火已经波及南中国大部分，大量的难民涌进香港，粮食匮乏。日军为了便于控制，实行战时配给制，每日定量供应大米。据林友兰的《香港史话》记载，香港1945年12月初的惨景，“1941年买一斤牛肉只需4角，现需2元，普通蔬菜，每斤只需5分至8分，现需2角至4角，茶楼点心每碟只需5分，现已涨至2角至3角。普通民房每层月租30元，现已涨至100至150元。”

李云经的微薄薪酬，连交房租都成了很大的问题。香港人生活在从来不会遇到过的惶惶不可终日中。想到今后的生活，想到母亲与弟弟妹妹被逼骨肉分离回到乡下，生活无着的困惑，李嘉诚感到难以名状的悲哀。李嘉诚后来有感而发：

每个人都必须去承担生命中自己的那一份忧伤，否则怎么会知道什么叫做幸福。

“盎中已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真个是屋漏偏逢连夜雨。1943年，李云经先生因长期劳累、贫穷、忧愤，终于病倒了。且病情不断加重，最后不得不住进医院。李云经先生患的是肺痨病。这在当时还是一种不治之症，犹如今日的癌症，染上这种病，等于被判了死刑。他预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

冥冥中命运似一双翻飞的手，有相当一些人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李嘉诚是否相信命运？

我18岁已经做经理，19岁做总经理，负责办公室的工作和工厂的工作。虽然打工，我一天都做十多个小时，有的时候做到晚上，做得非常非常疲倦，公寓晚上十一点就没有电梯了，我常常爬楼梯到十楼住所，有时候疲倦得不得了，就闭着眼睛爬。

我说，我一定有一个办法，可以令到我自己爬楼梯的时候舒服一点，就一边爬，一边数楼梯，数够了楼梯级数，就睁开眼睛。

李嘉诚每一天的生活，总是比别人提前开始，而休息，却永远要比别人晚，晚而又晚，少而又少。少年李嘉诚无限凄绝地倾泻着他人生的第一场戚戚苦雨，他开始忘却自己的年龄，甚至有意隐瞒自己的年龄，沉默替代了悲戚——贫困！多么痛苦、多么耻辱、多么无奈的悲惨世界。

不仅仅是字眼，简直就是严苛的无情的冷漠的清规戒律，是世界上最残酷、最现实、最苛刻的法律，最最冰冷沉重的枷锁。穷对许多人来讲，就意味着丧气，就意味着失败，就意味着沉沦，就意味着消亡。

在父亲住院期间，李嘉诚尽心侍奉，哪怕是刮风下雨，也阻挡不了他去医院探望和照料父亲的孝心与脚步。

这也是香港最艰难的时刻，日本人的占领使粮食、饮水、燃料、电力等一切的生活必需品都出现短缺。李嘉诚每三个月理一次发，找到路边收费最便宜的理发师，把头发剃光，等头发长至耳际时再修剪。他的棉被薄得不能再薄，冬天的夜晚，他经常被冻醒，躺在那里瑟瑟发抖。床是悬在半空的吊床，每晚他先要深深吸一口气，双手从床架底下的缺口通过引体向上的动作，才能爬上床，如果臂力不足，就上不了床，家中狭促，连一个上床的小木梯都买不起，放不下。

1944年的照片所见，李嘉诚面容清秀却神色忧郁。过度劳累、长期缺乏睡眠和营养、精神孤单的多重打击，使他彻底消瘦下来，体重只有46公斤。但比起笼罩在他头上的死亡阴影，这一切又似乎算不了什么。

在父亲因肺结核离去前，李嘉诚发现自己也出现了与父亲同样的症状——上午时身体潮热，睡梦中则大汗不止，咳出的痰中带血迹，而这个病症亦最终夺去了父亲的性命。没有钱去看病，他用自然方法对付肺病，清晨时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替人写家书来交换有营养的鱼汁与鱼杂汤……这是他人生第一场血战。多年之后，他仍不清楚自己为何有如此坚定的信念——我不会死去！我不能死去！

从小时绝不相信命运，年幼时可说生不逢时，抗日战乱，避难香港，父亲病故，15岁挑起家庭重担。小孩子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念书的人。先父是染了肺病逝世的，先父进医院两三天，我就知道我自己也有肺病，因为13岁小孩子懂得去买旧的医书来看。三千零八个日夜，一个医生都没有看过，早上痰有血，下午发热，所有症状，没有人可以讲，记起这个，真的是无处话凄凉，不尽辛酸。

那个时候肺病是必死之病，去照 X光片，医生会吓起来，我的肺里面好多不同的洞，已经钙化了。到了那个时候怎么医呢？吐血吐了很多，你也没有钱，如果有什么伤风了，身体不好了，喝盐水。盐水不能治病。但是你如果喉咙痛啦，伤风发热啦，盐水会有用。

李嘉诚每天都极早到医院，停留到最后时限才拖着沉重的脚步沉重的心情离去。在父亲的病榻前，李嘉诚从未表现过丝毫的哀伤，以免父亲挂念。虽然，在人背后，小小李嘉诚忧心如焚，愁眉苦脸。

父子情深，为子至孝，一举一动，令到病友，令到医护为之动容。

男儿的眼泪

李嘉诚回想到这里时，总免不了唏嘘一番：我的童年岁月很艰苦，苦在没有人可以倾诉；难道你写信告诉妈妈？绝对不会。一生中有什么不如意的事，绝对不告诉母亲。因为告诉了只能徒令母亲担心，就算见到母亲，也是强作欢颜。对自己的爸爸，只有一件事至今可以让李嘉诚安慰自己。

爸爸过世前一天，他没有什么话可说，他反过来问我，有什么事跟他说。若你细想一下，也觉得悲哀；但我很自信地跟他说，安慰他：“你一点也不用担忧，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一定会令家人有好日子过。”

为了维持儿子的学费，李云经先生坚持不住院；医生开了药方，他也不去药店买药。李嘉诚的舅舅庄静奄知道这个情况后，“强行”送他住院。同时，庄静奄也可能掏出了一点儿钞票。毕竟这是他的姐夫。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姐姐守寡。李云经先生住进医院后仍偷偷把药钱省下来，准备给儿子交学费。

在李云经先生病重弥留之际，李嘉诚的母亲庄碧琴携带两子一女，匆匆忙忙失魂落魄地从乡下赶到香港。但是，李云经先生最终还是没能摆脱病魔的纠缠，撒手人寰，抱恨归西。1943年，在缺医少药的困顿郁闷境况下，李云经先生在香港不幸与世长辞。

李嘉诚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都泪水潸然，心情沉闷。

父母生我养我，经受了多么大的痛苦与折磨，又费了多少心血与精力；他们爱护我、养育我、怀抱我、呵护我、牵挂我……多么想报答他们的恩德啊，可是，老天啊，在我念及恩德，图谋报答将要有能力报答的时候，他却不在了。李嘉诚的悲痛比这无边的苍天还要无限，还要深沉，还要悲切！

《诗经》有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其中的苍凉凄切，哀婉凄楚，只是反映了人们感念父母的生养之情却又无法回报的悲哀之情，却远远不足以表达李嘉诚对先父李云经的深切怀念与感恩戴德，远远不足以表达李嘉诚对悲惨世界的痛苦呐喊彷徨无助与奋力抗争。

聪明好学的李嘉诚没有别的选择，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学业，提前挑起赡养母亲和抚养弟弟妹妹的生活重担。此时的李嘉诚只能是仰天长叹：“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此时李嘉诚的孤苦、凄凉、无奈、迷茫，向谁诉说？又能向谁倾诉？

商圣李嘉诚是亿万人顶礼膜拜的偶像。那么，李嘉诚心中的偶像又是谁？他的答案是：父亲李云经。对李嘉诚来讲，父亲李云经永远是生活的源泉与动力。正因为如此，李嘉诚开始走向顽强拼搏的人生之路：父亲临终前夕期期盼盼的眼神，永远存留在李嘉诚的视野中。

由于家庭生活所逼迫，李嘉诚不仅很早走向社会，面对社会，应付社会，而且十分早熟，在还只是个十几岁少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体察世事人情，被逼工于心计地揣摩所面对的每个人的心态需求。

生存环境残酷，则往往会导致必须懂得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天条，必须掌握机心、谋略、实用、变通、随机应变，等等。往事不堪回首，回忆如此凄楚。

看到李嘉诚不经意谈到此处，所流露出的哀伤神情，望者心碎，闻者颤微。这阶段的经历，在他脑海里有极深刻的印象，更许下愿望：

如果有一天，假如我事业可以达到跟今天大不相同的环境之下，那一定要牢牢记住，教育、医疗都是最重要的。

父亲病逝以后，小嘉诚和母亲东拼西借，总算凑足了一点少而又少的钱，由于家贫无钱买永久墓地，于是把父亲草草落葬在港岛鸡笼湾的潮州义冢。

到了1952年，这个并非永久墓地的山坟要依例起骨，当时李嘉诚已经创办了长江塑胶厂，生活开始好转，于是通过经纪，在交通方便，环境背山面海的香港仔永远坟场，向一个家族承购了一块坟地。按照当时的规矩，买坟地的人必须先付钱，才可以看地。卖地给李嘉诚的经纪是两个客家兄弟。他们向李嘉诚吹嘘，说这块风水宝地如何如何好，先人葬在这里，后人必可发达。虽然李嘉诚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发达，但他还没有单纯到相信自己几十元钱，就能买到一块绝好上佳的风水宝地。他想只要父亲有个安息之地，早日将父亲入土为安，他和母亲也就安心了。他将钱交给卖地人之后，便心急火燎地跟着他们看地去。

在落葬当日，李嘉诚一直亲自打点，正要入土之际，坟场管理人兼经纪突然催促李嘉诚去吃饭，但他却坚持要父亲入土为安才吃，坟地的人无奈之余，突然用客家话说：“这个后生仔怎么催都不肯离去吃饭，这次真麻烦，下面还有东西，你说怎么样才可请他走？”

坟地的人以为李嘉诚不懂客家话，但李嘉诚一听就知道“东西”即是人，知道墓地下面还有另外一副骸骨，坟地的人想趁他离开吃饭，掘起骸骨把父亲安葬。李嘉诚想，世界上居然有如此丧尽天良恬不知耻的黑心人，为了这么一点钱，连已经埋葬的死人也不肯放过。他想到父亲一生胸怀坦荡，鸠占鹊巢的无耻不义之举，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即使将他落葬在此，又怎么能够让在天之灵的父亲安息安乐呢。

李嘉诚暗自思量，这两个人如此黑心，连死人都不放过，要将已付的买墓钱退回，是绝对不可能的了，若同他们纠缠争吵，自己身单力孤，恐会遭到无情暗算。于是他就直言揭穿经纪，同时提出对方可以保留已付订金，条件是不能再出售墓地。

由于买来的墓地不能用，临急之下，李嘉诚即时决定，把父亲迁葬同一坟场管理的深圳沙岭潮州坟场。沙岭坟场的环境，和香港仔坟地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有很多望族先人，墓地相隔起码大沙岭十倍。深圳坟地每个面积相同，无分贵贱，墓地更是紧紧相连，距离不足一英尺已葬了另一人，满山遍野皆如是。李父骸骨在沙岭下葬的墓穴只有约三英尺乘四英尺。

这次买地葬父的周折，让李嘉诚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领略了人性的无耻，给自己的人生上了宝贵的第一课。他告诫自己，不论将来日子如何艰难，一定不可以坑害别人，一定不可以损人利己。

2006年年底，李嘉诚低调迁葬父弟的消息曝光。据香港《东周刊》报道，2005年3月，李嘉诚在爱妻庄月明墓被贼人滋扰后，迅速把父亲李云经和弟弟李嘉宣的坟墓由深圳沙岭迁到香港的柴湾佛教坟场，这是他第二次迁葬亡父。搬迁当日，李嘉诚亲自监工，奉龛若神，于早上六时开始从沙岭搬迁，下午四时完成在柴湾安葬，过程十分顺利。

由此可见，李嘉诚安排父亲迁葬，最重要是先人入土为安，把父弟由深圳迁回香港，也是为了加强保安，妻子墓地被破坏才触动李嘉诚再迁父冢的考虑，把他们搬到保安和环境较佳的柴湾佛教坟场，以免坟墓被破坏，令先人再受骚扰。

柴湾新墓同样设有墓椁，非常牢固，确保轻易不受破坏，整个安排，当然是基于保安理由，绝非如外间谣传，是为了风水转运。新墓竖有一方黑色大理石石碑，碑面上鎏刻金字：广东省潮州市显考李公云经太府君之墓。

童年时代的良好传统教育以及对家庭对社会的过早责任担当，使得李嘉诚能够对人情世故有着实在的精妙独到准确的把握揣摩度量。

虽然我在事业发展方面一直比较顺利，但和大家一样，无论我喜欢或不喜欢，我也有达不到的梦想、做不到的事、说不出的话，有愤怒、有不满、伤心的时候，我也会流下眼泪。

李嘉诚的眼泪更多的是对民族对国家对时代对社会对人性对人生的悲哀与痛心。也许正由于这少年时的不幸，成就了商圣李嘉诚的大幸万幸。

不幸耶？侥幸耶？幸运耶？一切都随风而去，一切，又都随风而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白手起家的真实的当代神话。成功的神话，千千万万人的梦想，两手空空的李嘉诚帮他们实现了这一梦想。虽然我们在这里绞尽脑汁挖空心思费尽笔墨去演绎，但是依然感觉到力有不逮力不从心。

李云经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教育家，是中国传统教育那种传道与授业解惑教书育人诲人集一身的默默奉献的虔诚的教育家。正是这样的蜡烛成灰，春蚕到死的大仁大智，塑造了一代名扬四海，威震华夏的精英。

学校给了李嘉诚信心的确认和个性的发挥、智慧的酝酿，父亲升华了他做人的境界、情操，胸襟、气度，灌输了做人的道理、原则、准绳，社会给予了他无情的甚或残酷的激励鞭策。

一切，不期然又回到了生活的起点，回到了现实的原点，回到了一种残酷的近乎无法面对的严重扭曲的现实，回到了一种冷漠无情视如陌路的悲惨世界，回到了一种令人压抑令人窒息的尘世当中。过去，现在，将来，每个人，包括李嘉诚在内还可以选择吗？又如何选择？

武侠大师金庸虽力倡类似原教旨的纯儒精神，大儒大侠情怀，大仁大义胸襟，大悲大喜大觉，大智大悟秉赋，大开大合气度，也最终意识到这一文明最有光彩的内容，无法在传统社会里原汁原味地繁衍生存，更加无法在现代社会里发扬光大。那么，又到哪里去寻找这种天方夜谭式的理想国度与人间净土？

所有这些在现代文明领域里无力突破的文明梦想，却在李嘉诚六十年来的实践领域里得到了最完美的收获与最充分的演绎。可以去寻求，可以去揣摩，可以去承受，可以去变现。甚至可以去模仿。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体验。最多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香港这片狭窄的土地上得到了共鸣，李嘉诚得到了浸淫洗礼，得到了挥洒，得到了发挥，得到了真谛。最主要的是，得到了别人所没有遇到的运气。与西方文化相处、碰撞、贴面肉搏、水乳交融，相辅相成，在人们都以为这里是文化沙漠的地方，出现了真正经受考验过的生命健旺壮盛，影响无所不及的粒粒种子。

所幸者，李嘉诚是也。李嘉诚，一个深明儒道真谛的商者，将国粹发挥升华到一个新的无人企及的超乎现实的理想境界，甚至可以说是神话玄妙近乎虚幻的理想世界。亦由此，世人开始，从过去的历史中，过去的脚步中，过去的禅示中，过去的沉疴中，寻找未来，寻找光明，寻找出路，寻找希望的田野，寻找桃花盛开的地方。甚至，寻找通向未来之路的诺亚方舟。

简单直接地讲，追求梦想，寻找财富，追寻自我，超越自我。以小我去成就大我。在一个从无根基、无依无靠的地方生存，可谓重新做人，全家人的命运由李嘉诚一力承担一力维持一力决定。李嘉诚能够左顾右盼吗？只能义无反顾。

李嘉诚最先努力的乃是适应社会这所学校，到茶楼做店小二，到舅父公司里做小职员，在五金公司做街头推销员，虽然艰难，然而却可让一家人吃上饱饭，而且他也很快了解、熟悉了社会的各色人等和谋生的诸种方式。

社会对于初涉世情的李嘉诚不仅仅是严厉的、残酷的，他完全知道在那里不能做感情的交易，不能抱任何的幻想，不能有任何的怠懈，更加不能有任何的侥幸，甚至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彷徨蹉跎。他的情感也因此很少外露，他避免一切感情的冲突。沉稳、含蓄、寡言、谨慎，避免用感情直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世界，避免让世界分享他的感情世界，甚至，避免让世界窥视他的情感世界。

天道酬勤，世道无欺。李嘉诚看到了，剩下的只是他如何自处和报世，如何充实自我，提升自我，展示自我，否定自我，表现自我，肯定自我，升华自我，超越自我，从而征服与改造世界，让庞大的世界变为自我。应该说，商圣李嘉诚做得极为出色。

少年的欢乐、人性的懒散和尘世的嗔欲，在他身上几乎找不到丝丝迹象，于他似乎是如此的陌生，那样的遥远。他的精力几乎完全花在赚钱与学习上了，花在与人与钱打交道上了，花在挣取他和家人活命的微薄收入上了。

此时此刻的李嘉诚，还在生命生存的泥潭中苦苦挣扎，而且容不得半点迟疑气馁。当然，那时的李嘉诚别无选择，也不能选择。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适应这个多变的社会。尽管这是一杯浓得酽得发苦发涩的功夫茶。

为了生存

多少年后的今天，李嘉诚依然抱憾，自己没有童年与少年。甚至对儿子能读世界名校心生嫉妒。直到今天，李嘉诚感叹昨天的李嘉诚，是多么向往学校的琅琅书声啊。扭曲的世界，带来多么大的扭曲与多么大的遗憾。所幸的是，这种遗憾，仅仅是发自时空之外的感叹，如果回到现实，李嘉诚依然可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李嘉诚出身并非大富大贵之大家，就算其身世显赫，可以上溯到一千年前的大唐李皇，但在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家道中衰，止于小知识分子家庭，在生活和世界的边缘，这种家庭及生活背景出身的孩子，一般来讲是健康的，他们聪敏、灵气、善良、温情，求知若渴。更重要的是，对知识有着超越生命超越世界超越自我的追求，对人生更有着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始终，他们具有常人不具备的超常的视野与心智。

对大部分受过良好童年教育的孩子来说，接下来是青少年时期的一帆风顺，千宠百爱，千呵百护，如果没有意外的悲剧使他们脱离生活的平稳的安全的无惊无险的轨道，他们将信守自己生活的真理，遵循生活事先已经安排好的不变轨迹，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并以此演绎整个生命历程的诸种平淡无奇的经验，从平淡复归平淡，从平凡走向平凡，从平庸变成平庸。

李嘉诚不得不过早地踏入社会大门。求职无门，一次又一次碰壁，虽然有时有点灰心，但是看到母亲、弟妹期待的眼神，没有丝毫的气馁丝毫的动摇，一天又一天，带着希望走出家门。

虽然香港的九月天很多时都是阴沉沉的，但是作为长子的李嘉诚必须要给这个家徒四壁的家带来灿烂的阳光，哪怕是刹那的光明与看不到的希望。甚至乎嘴角微微一翘的刹那间的微笑。

一次，母亲对李嘉诚说：“你去找一找潮州的老乡吧，潮州人总是帮潮州人的”。李嘉诚手拿打听到的地址，找到了上环黄记杂货店，说来这位店主黄先生还与李家有点关系，早年黄先生也住在潮州北门，与李嘉诚家仅隔两条街，况且，他还是李嘉诚伯父李云章的学生，尊师重道的潮州人总会念及这层老关系的。还未等李嘉诚的稚气喘定，眼前的景象已经令李嘉诚大失所望。店铺早已倒闭，只有黄记招牌还在海风吹拂中，摇摇欲坠地飘摇在那里。

又一次的碰壁，又一次的失望。多少次的碰壁失望，多数人也由此灰心失望，成为社会里的普普通通的类型，从事普普通通的工作，做一个普普通通的难分彼此的似曾相识的类型。当然，世界本来就该如此。否则，岂不人人都成了李嘉诚，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的机会与财富？

然而，当文明转型的阵痛不期然降临在每个个体生命和家庭时，无论自愿或者被迫，无论偶然或必然，他们都必须重新寻找生活的基础，必须重新建构对于生活和世界的认知，必须重新感知过去现在生活所赋予人类的真谛，必须重新找寻新生活的社会支撑点，必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份苦难幸运。在此意义上，那个时代的草根知识分子及其后代，都在参与着对社会既有的潜规则的改造创新演绎变通。

李嘉诚万幸地感受着时代的沧桑，现实的悲苦，生活的磨难，时空的巨大落差。

对于具体的个体生命来说，是某些偶然的、神秘的因素规限了这样的努力成为悲剧或闹剧，从“自铸伟辞”，无为而治，以柔克刚的圣雄甘地，到献身社会，忘却自我的德兰修女，甚至乎如鱼得水、励精图治的胡雪岩，甚至乎风云变幻等闲视之的包玉刚，都毫无例外，在生活轮回的原始轨道上，沦为神坛下蜷伏的奴婢，或者成为自立法则、自创王国的大师、巨匠。

最终，从圣坛下蜷伏的战战兢兢的求道者，步出桃花径，豁然开朗，信步迈上万众顶礼膜拜的圣坛。商圣李嘉诚幸运地成为后者。这一切，全赖悲惨世界所赐予的无穷动力法力定力毅力道力苦力张力。

五十年之后的今天，李嘉诚贵为世界华人首富，在外人眼中，这样的人一定周身名牌、餐必鲍翅，享尽天下荣华富贵。事实上，李嘉诚却是一位“食无大肉，衣无重彩”的圣雄甘地式的尊崇清规戒律，一丝不苟的节俭者，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生活情趣的清教徒。通常的午餐，有碟青菜，一条小鱼，一杯清水，哪怕是一盘炒河粉，已经吃得有滋有味，心满意足。

为了教导儿子，一样番薯糖水，可以喝足一年不变，这就如同李嘉诚对儿子所说的那样，你手中的苹果，永远吃不出我口中的味道。他在接受一名外国记者访问时表示：

我的生活水平跟我在1957年事业已上轨道时相差不远，甚至更加简朴。无论是从前或现在，我都喜欢简单的生活，对于物质享受的要求不高，反而着重内心的平静，希望多做些有意义的事。

化外之高人超人，似曾相识。当然遥不可及。求知甚至成了李嘉诚生活和事业的最重要的部分，直到今天他仍坚持每天听英语新闻，每天睡觉前看书的良好习惯，周而复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实际上，人生最重要品质的养成和实践，在校园里已经开始，诚信、勤奋、上进、助人是我们人生路上不变的立足点。我个人的人生实践告诉我，如果一个人要对祖国、民族有所贡献，这些品质是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样一个人的成功毫无疑问是必然的。当然，不是看的书多就会成功。否则，也太天真了。

父亲因病去世，家境的贫穷使他过早地面对社会，面对人生，面对善良，面对丑恶。

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为了生存下去，李嘉诚与他母亲一起挨家挨铺地找工作，但却处处碰壁。日复一日，母子俩披星戴月，拖着满是血泡的双脚回到家中。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到处都是失业的人群，到处都是面黄肌瘦求助的人们。李家寡母孤儿，就更难找到工作了。母亲庄碧琴设法批发一些小日用品去卖，每天只能赚到几角钱，只能买几个鸡蛋和芋头，根本无法养活一家五口。不知过了多少个近乎绝望的日夜，就在全家为明日后日无米之炊惶惶不可入睡的时刻，舅舅庄静奄托人带话，同意外甥李嘉诚到他的公司上班。

当感到丝丝安慰的母亲庄碧琴含着难以名状的心情与苦涩的泪水，把这个迟来的意外的利好消息告诉李嘉诚的时候，李嘉诚却意外地异常冷静地毫不犹豫地非常决绝地拒绝了舅舅的这番姗姗来迟的好心好意。

刚刚泛起一丝希望的庄碧琴再次坠入云雾之中。其实，作为母亲，她何尝不明了儿子的内心深处！

茶楼跑堂

知子者莫若其母，庄碧琴又何尝不是这样。虽然她理解并也支持儿子的断然决定。虽然她不情不愿，虽然她期期盼盼。但是她看到身心疲惫的儿子布满血丝的双眼，因为困惑困顿而无神无助的眼神，因为消瘦而颧骨凸出的脸庞，忍不住走上前去擦去挂在儿子双眼的泪花，与儿子约法三章，再坚持最后三天，如果三日内还找不到工作，就一定到舅舅公司上班。因为母亲确实已是等米下锅，因为儿子确实已是身心交瘁。

看到母亲的忧伤与愁苦，看到母亲的辛苦与困惑，看到母亲慈祥目光闪现出的渴望与无奈，尤其是看到弟妹食不果腹的绝望眼神，李嘉诚紧紧拉着母亲的手，用另外一只手抚摸着母亲皴裂的手背，轻拭母亲眼角的泪痕，不情不愿地用力默默点了点头。

有谁能知道，能体会到，这个点头包含着多少催人泪下的苦楚与不可名状的无奈。因为李嘉诚知道，如果三日内还不能找到工作，母亲将不知以何为炊，弟妹或要上街乞食。

第二天，比平日起得更早，李嘉诚拖着起满血泡的双脚，开始了找工的新一天。说也奇怪，这天，李嘉诚心情格外好，路上遇到不相识的人，也会主动开口问候。

突然放晴的天空，朗朗蓝天，炎炎烈日，虽然令人汗出如浆，但是，李嘉诚全然没有注意到，今天是阴天还是晴天。连续数日的阴天，突然晴空万里，莫非是个好兆头嘛。莫非真的是老天开眼？

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漫无目标的艰辛寻找，上环春茗茶楼终于愿意请李嘉诚。但是必须要有人担保。这也是当时的不成文的行规。庄碧琴亲自陪同李嘉诚见工，恳切地向老板说明情况。看到李嘉诚诚实的眼光与渴望的神态，通情达理的老板破例答应招请李嘉诚。

自此，李嘉诚进入这间茶楼做跑堂，他每天都是第一个赶到茶楼，他每天都把闹钟调快二十分钟，每天工作十五小时以上。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今时今日。

2005年年底，超人李嘉诚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时，透露了自己年轻时“双闹钟防撞板”的趣事。他表示，年纪轻的时候，要用两个闹钟才醒，若用一个闹钟就只会撞板。此话何解？他笑说：

你刚刚才被闹钟弄醒，你说好吧，我再睡多一分钟之后就起身了，一按下去，你的一分钟可能变为两小时。所以，两个闹钟就不会撞板。

李嘉诚在西营盘春茗茶楼做了煲茶倒水的堂仔，也就是小说电影中常见的肩上搭条毛巾，提个大茶壶，在茶楼里穿来穿去，口中高呼，“来了，满上”，替客人斟茶倒水的店小二。这是商圣李嘉诚难得的第一份工作，第一份可以勉强养家糊口的工作。

香港人有喝早茶的习惯，天蒙蒙亮时，就有茶客陆续上门。伙计必须在五时左右赶到茶楼，为客人准备茶水茶点。上班的头一天，舅父送给李嘉诚一只小闹钟，让他掌握早起的时间。

礼轻情义重，其实在当时香港的现实环境，不能说庄静奄对姐姐一家人太过薄情。闯荡江湖的庄静奄，只是用一种完全不近人情的方式，鞭策激励外甥李嘉诚，让他感受到找一份工作的不容易与艰辛，希望他能经得起摔打磨炼，珍惜任何一个机会，自立自强。当然，这是庄静奄在李嘉诚发达多年以后的解释。

李嘉诚当年可能会有过愤愤不平。但是随着自己事业如日中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也不过是付诸一笑，偶尔也会心生感激。不管怎么说，舅舅庄静奄后来还是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李嘉诚。不过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李嘉诚每天最早一个赶到茶楼。通常除了老板，李嘉诚也是最后一个离开茶楼的人。这一切都被细心的老板默默地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让我们看看当时做学徒的行规：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与笤帚、掸子、毛巾、抹布），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有客实践，无客默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被卷。

茶楼的工作每天都在十五小时以上，再加上超时的跑堂，15岁的李嘉诚刚开始累得连话都不想讲。辛苦了一个月，老板把第一份薪水递给李嘉诚那一刻，他想到了父亲，想到了他对父亲的承诺，想到了母亲期盼的眼光，想到了……这是李嘉诚平生以来最激动的时刻，自己的劳动终于有了回报，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可以养活我的母亲弟妹了。在天之灵的父亲啊，你可以安息了。这区区三百元钱的重量远远超过了今天李嘉诚卖“橙”赚千亿的分量。

这不是文学家的夸张，这不是史学家的臆想，这是当时的痛苦的现实的沉重的历史回荡。虽然得到的薪水很少很少。在当时的贫困情境下，茶楼付给他的工资，远远还不及今天李嘉诚春节期间发出的一封利是多。但这已经令到李嘉诚开心不已，因为这可以勉强让李嘉诚解决一家人的温饱。全家不再挨饿了。全家不再风餐露宿了。母亲不用愁眉苦脸了。弟弟妹妹可以勉强吃饱肚子了。李嘉诚可以告慰在天之灵的父亲李云经先生了。

这就是15岁的李嘉诚的最初的愿望。今天看来这个愿望是如此简单。

白天尤其是下午三四点，虽然茶客较少，但总会有几个老翁闲坐泡茶消磨时光。茶楼是个小小的社会缩影，三教九流，黑白黄绿，哪条道上的人都有。

他们或是贫穷，或是富有，或是豪放，或是沉稳，都在这里尽情发泄自己心中的忧闷、快乐、不满。偶尔的寂静很快就会被某个茶客的大声喧哗所打破，甚至是一个呼噜，一个响屁，一个喷嚏，都会令到茶楼再度喧闹起来。这一切对李嘉诚这个涉世未深的人来讲，都有一股特别的新鲜感与吸引力。

茶楼工作异常辛苦，而且必须站立，必须走动，更重要的是，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灵活醒目。

今天的李嘉诚，似乎从未为这段历史而自卑，而是充满了自豪。没有昨天的店小二，又何以造就今日之商圣李嘉诚。李嘉诚是地位最卑下的堂仔，大伙计休息时，他还要端茶侍候。晚上是茶客最多的时候，茶楼打烊时，已是夜深人静了。

李嘉诚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说自己是“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这对于一个才十四五岁的少年来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李嘉诚后来对儿子谈起他少年的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我那时，最大的希望，就是好好地睡上三天三夜。”

如此而已。一个多么平常而又多么奢侈不可得的普普通通的期求。尽管这样想，但他不敢有丝毫怠慢。正是因为找工作的备加艰辛，才使李嘉诚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他真诚敬业，勤勉有加，很快便赢得了老板的赏识，成为加薪最快的堂倌。

生活的启示

每天下班，他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家里，李嘉诚仍然坚持自修至深夜才睡，从不懈怠，从未间断。每每这时，李嘉诚的母亲就会悄悄端上一碗儿子最爱吃的潮州白粥。这时，李嘉诚总会心疼地叮嘱母亲早睡不要等他，不要为他太过操劳操心。然后，他就闪亮着大大的眼睛，语带好奇地告诉母亲他每天工作、学习的收获，听到的趣闻逸事，让为他担忧的母亲放下心头的重负。让母亲紧锁的眉头，能够放松一下，偶尔开怀笑一下。

有时兴致所到，还对母亲讲述他未来的志向。在这个时候，母子俩往往偎依在一起，憧憬着他们美好的将来。此时的母亲，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与骄傲，欣慰与自豪，这也是一种作为母亲对爱儿的期待。母亲多少年未见的欣慰眼神又不经不觉间流露了出来。李嘉诚更是躬执勤勉，行黄香之礼。为母扇凉其枕，身暖其席。亲尝汤药，嘘寒问暖。

李嘉诚终于熬过了最艰辛的一年。老板不断给他加工钱，他开始能够像其他堂倌一样，轮流午休或早归。他从心里感激茶楼老板，是老板实现了他养家糊口，供养弟妹上学的愿望，并给予了他极好的锻炼机会。也因此，知恩图报的李嘉诚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

一个有信用的人，比起一个没有信用，懒散、乱花钱、不求上进的人，自必有更多机会。

这是李嘉诚给年轻人的忠告，同时也是他人生的座右铭。

对学问一向执着追求的他，虽然居于薄扶林道七十三号，与香港大学近在咫尺，然而他想继续求学的梦想已是遥不可及。有多少个夜晚，望着天上的星星，看着香港大学灿烂的灯火，李嘉诚酸楚的心，发出一丝丝无限的惆怅，一丝丝难言的遗憾。也许正是身处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激发了李嘉诚求学的欲望与动力。李嘉诚六十年后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发自内心地鼓励莘莘学子。

每一次我踏进大学校园，都很羡慕你们有超卓的师资和良好的学习环境。因为回想我童年至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成长，当时社会动荡，家庭贫困，无法完成学业，当日如果我有像你们一样的机会，我的一生又会如何呢？

但是我相信在世上要成就每一样真正有价值或者可以值得骄傲的事情，都必须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付出时间、努力、坚毅的意志和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并且抱持自律、克己、积极学习的态度。

我们要知道一个人没有付出努力、徒具成功的虚名而浮露的傲气，相对一个真正付出努力而赢取成功的人，其所蕴含的自尊自信而表现的傲骨，两者实在有天渊之别。

直到今时今日，李嘉诚仍然坚持每早五时四十五分起床，听六点新闻报道，跟着打高尔夫球，然后返回办公室，展开一天忙碌的工作。

“苦难是人生的老师。”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这一道白，或许是对少年李嘉诚的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安慰。走过人生第七十个年头，李嘉诚简明扼要地说出成功之道。

因为我勤奋，我节俭，有毅力。我肯求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言两语，勾画出他怎样闯过昔日的一道道难关。虽然是轻描淡写，但是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李嘉诚自己心知肚明，感悟至深。

有多少次，李嘉诚感叹着“为亲负米”的故事。“子路，孔子弟子。家贫，常食篥藿之食，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殁，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乃叹曰：虽食篥藿之食，为亲负米，不可得也。”而又有多少多少次，李嘉诚叹息着没有机会“为亲负米”。感叹着人生无常。感叹着自己的不可得也。

每次面对逆境，李嘉诚都会这样问：“自己有足够能力应付吗？”同时，李嘉诚也毫无二致地回答：“在我李嘉诚面前，永远没有过不去的桥。”这绝不是一个成功者的豪言壮语，而是拼搏数十年的真实写照。李嘉诚说一个人只有面对和忍受逆境的痛苦，个人成功的机遇才能表现出来。在具有相差不多的智商和情商的情况下，逆境对一个人的人格完善和事业成功起着决定的作用。因此，一个不甘于平庸的人，在没有刻骨铭心的困苦的经历时，就应该从认识了解李嘉诚开始，通过对李嘉诚生活的体验，来尝试走李嘉诚走过的路。

在每个人的命运旅途中都会遭逢种种的痛苦与逆境。而人生的意义正是因为历经了这些痛苦与磨炼，才能够感受其丰富的内涵，感受其实实在在的意义，感受其无穷无尽的真谛。因为痛苦不是随意寻找期待的，是源于生活的逼迫，是源于人生的不经意的折坠，是源于内心的种种迷惑疑惑，是源于现实的不得不面对的选择。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

佛陀教导人们要以一颗平静、清明、智慧的心面对逆境与困难，面对逆境要能够泰然处之，积极寻求化解之道。

但是对于小小的李嘉诚来说，茶楼工作的价值远不止是一个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饭碗”，他深知自己不可能长期做一个小小的堂倌，也不可以满足于仅仅能养活一家老小，他必须把茶馆的工作当作一个学习社会、体验人生、积累经验的绝好课堂。

学徒生涯

李嘉诚喜欢听茶客谈古论今，散布小道消息。这绝不是闲言碎语。他从这里了解了社会和世界的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大部分都是在家中、课堂上闻所未闻的。李嘉诚的思维不再单纯得如一张白纸，而是慢慢刻上了深深的社会烙印。这是长期在社会修炼的痕迹，不是有意雕饰的烙印。一点一滴，日积月累。漫不经心，尽在其中。

尽管如此，父亲的遗训刻骨铭心，他在缤纷变幻的世界中，从来没有迷失自我，哪怕是刹那间的道德迷茫或犹豫迟疑。渐渐地，他发现茶楼的客人各具特色，又各有喜好。

于是在干好自己手头工作的同时，他开始暗暗观察起每个客人来。一次，听得入迷的李嘉诚，不小心将茶水洒在了一个客人的身上，而前不久同事刚刚经历同样事情而被逼下跪，后被逐出茶楼的情景，刹那间又浮现在李嘉诚眼前。

李嘉诚惶恐不安，手足无措，愣在了那里。醒目的老板立即趋前道歉。这时，这位仁慈宽厚的茶客出人意料地说，没关系，是我自己不小心碰到他，不关他的事。一场暴风骤雨就这样瞬间无声化解。心生感激的李嘉诚迄今都对这件事难以忘怀。他曾经讲过，如果有缘能见到他，我一定会让他安度晚年，以报答他的宽宏大量。

小小茶楼，真个是人情世故皆文章。李嘉诚首先根据各位茶客的特征，揣测他们的籍贯、年龄、职业、财富、性格等，然后找机会验证。接着他又揣摩顾客的消费心理，看他们喜欢坐什么台，喝什么茶，吃什么茶点。刚开始，他一点也猜不透茶客的情况。甚至不时搞错，甲桌的茶点送到了乙桌。但他没有气馁，继续观察，潜心揣摩，不断总结规律。终于他发现自己，在面对形形色色的消费者时，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他高兴极了，觉得观察人太有趣了。但是，他并没有丝毫的满足。

后来，李嘉诚对一些常客的消费需要和消费习惯了如指掌。如谁爱吃虾饺、谁爱吃烧麦、谁爱吃粉果、谁爱吃肠粉加辣椒、谁爱喝铁观音、谁爱喝普洱、什么时候上什么茶点，李嘉诚心中都一清二楚。甚至一个陌生人来到店里，李嘉诚也能凭客人的言谈举止把他的身份、地位、喜好和性情猜个八九不离十。

就凭这些真功夫，李嘉诚若在街头摆摊看手相面相，相信也能挣个好价钱。李嘉诚投其所好，又真诚待人，顾客感到特别受尊重，高兴之余，一些稍稍有钱的茶客自然乐得掏腰包打赏。当然，那时的打赏只不过是今天连在香港行乞的乞丐在路边看到都不愿意捡拾的一毫两毫。

李嘉诚更为用心地训练起了察言观色、见机行事的本事。他因此很快成了一个十分出色的堂倌，并迅速了解了各种人情世故。后来，他这种本领派上了大用场，成为他了解客户的真实需要、驾驭客户心理的绝招。可以说，若无这项本领，他绝不可能有后来的辉煌。

茶楼工作的一年多时间，成为商圣李嘉诚人生的起点基点。这是李嘉诚人生的真正的第一桶分量十足的黄金。

1944年，李嘉诚到他舅舅开设的中南钟表公司工作，从学徒开始做起，扫地、烧水、倒水、跑腿等杂事他样样都做。至于为什么辞工为舅舅打工，李嘉诚从未解释其中的原因。当然，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舅舅对李嘉诚一年来的顽强斗志非常满意，并愿意给出较茶楼更高的工钱。

其二，李嘉诚绝对不满足于做一个端茶递水的店小二。他已经看到，店小二是一个永无尽头的苦差。他想到舅舅的钟表公司学一门技术，靠技术吃饭。

其三，当李嘉诚已经能够独立承担李家四口的生活重负后，庄家已没有理由嫌弃自己的姐姐一家人，两家关系反而更加熟络，走动更频。

其四，情窦初开的李嘉诚渴望能够有更多机会接近表妹庄月明，为舅舅打工，就会有更多机会走进舅舅家门，看到自己朝思暮想的表妹。

李嘉诚利用空隙时间，跟师傅学艺，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学会了各种型号的钟表的装配及修理。舅舅公司的任何型号的钟表，李嘉诚都能够把它熟练拆卸并迅速装配起来。李嘉诚的聪明伶俐再次令舅舅刮目相看，也令到公司员工赞叹不已。更加使李嘉诚认识到了自己的天赋。而这些员工，却并不知道李嘉诚就是大老板庄静奄的亲外甥。小小李嘉诚的城府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那时，他的一个目标，就是利用工余时间自学中学课程。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工作繁重且时间长，但他丝毫没有放弃学习。他用到旧书店购买旧教材的方法自学，掌握了基本的知识，包括英语这样的交流工具。

李嘉诚到旧书市场买回自己需要的课本，抓紧每一分每一秒，掌握其精髓，然后，再将这本旧书卖给旧书市场，买回另一旧书，就这样往复循环，周而复始，用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掌握最多的知识。但是微薄的收入，以及维持全家生活，保证弟妹读书的负担，使他只能购买一些有限的旧教材。回忆这段历史时，李嘉诚说：

先父去世时，我不到十五岁，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不得不去工作，忍痛中止学业。那时我太想读书了，可家里那么的穷，我只能买旧书自学。我的小智慧是环境逼出来的，我花一点点钱，就可买来半新的旧教材，学完了又卖给旧书店，再买新的旧教材。

就这样，我既学到知识，又省了钱，一举两得。

就这样，书本，一本一本从他的手中走向旧书店，书中的知识，却点点滴滴地走进了李嘉诚的脑海中。

伟人或许都有相同的经历，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运的人，都有相同的幸运，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命运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你付出多少，你想要什么，命运便会给你提供得到它的条件，只不过，这些条件都是隐晦的，甚至是刻薄的，需要你去识别，需要你去极不情愿地领受，需要你用心地品味个中滋味，更需要你不失时机地去把握，去追求。李嘉诚是从学徒开始他的商旅生涯的。

转眼之间，已是1945年8月，日军投降之后，当时的香港百废待举，经历战争磨难的香港人，渴望一种安宁祥和的新生活。随着港英政府管治的逐步健全，香港的社会生活逐步走上轨道，经济复苏似乎成为各行各业共同的梦想。

这时候，庄静庵指派李嘉诚到高开街的一家钟表店做店员。这时的李嘉诚已经不是初来乍到的毛头小伙子，而是一个对钟表业有相当认识的熟练技工。甚至，他对高开街钟表店的业务，包括产品的摆放等，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店里上下，就算不知道他是老板外甥，也没有人敢小瞧这位后生仔。

两年后，李嘉诚跳槽到一家五金制造厂和塑胶裤带制造公司当推销员。

后人依然不解，李嘉诚为什么又离开了自己舅舅的钟表店。那时的李嘉诚虽然年纪小小，已经是社会阅历深深。惯于思考，勤于思考的李嘉诚明白，就算是自己的舅舅，也没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一切。

虽然当初进入舅舅的钟表店，除了想一技傍身外，还带有丁点私心杂念，那就是接近自己朝思暮想的表妹庄月明。但是，现实像一座大山一样横卧在他们两人面前，不但舅舅舅母不同意他们两人的来往，就连李嘉诚的母亲也不同意这门亲事。

更为难堪的是，舅舅在看出李嘉诚对自己的千金小姐的“狼子野心”后，横眉冷对，大有将外甥李嘉诚拒之门外之势。况且，当李嘉诚完全把握钟表业的内里乾坤之时，在看到这个行业的现实困促与未来掣肘时，已对在这个行业发展失去了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李嘉诚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中国的传统素有知天命之说，李嘉诚在苦凄的挣扎中，在艰难的生活中，在马不停蹄的事业中恒久不懈地意识到这一点。他知道了人不仅属于自己，不仅属于一个家庭，甚至不仅属于一个家族。李嘉诚对自己的发迹感触犹深，他就是这样说的：“创业时要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

在一个有才气有灵性的上帝的宠儿百倍地虔诚地付出后，命运之神再也没有放弃他，也永远不会放弃他。就好像刚刚领受了神谕圣旨一样，像清教徒为上帝处心积虑地积累财富一样，像在炎炎烈日下，负重行走在绵绵沙漠中的骆驼一样，李嘉诚意识到了自己的义不容辞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生命中尽可能的对财富的积极索取与对人性的积极发挥，还有，对社会的毫不吝啬地回报奉献。

李嘉诚没有丢失千载难逢的机会。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就不放弃，就紧紧抓住，就成为最出色的，在各个方面的尝试成为最好最成功最杰出的典范。

商场驰骋，商道纵横，商路茫茫，商海莽莽，成就千年商圣所应该具有的千年功业。亿万的财富进出、投资、吞并……呼风唤雨，没有硝烟的看不见战线的战争，没有疆域的王国，甚至看不见的你争我夺。静静的顿河，有谁知道，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到头来却是处处战争与和平，当然，未必人人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只能怅然若失地追问，怎么办？

李嘉诚呼风唤雨，乐此不疲，得心应手，随心所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无论被美国《财富》周刊评为千禧年企业家，还是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2000年第一号最有权力人物，都说明人们或远或近看到了圣迹的显灵，看到了圣迹的如影随形，感受到了圣迹的巨大的存在。

让我们在这里一同回味李嘉诚与青年学生的一次谈话，来进一步见识此时的李嘉诚。

问：在外国，有所谓的“天才”，即使年纪轻轻也可领导一队人马，成为领袖；但在中国人的社会如香港，则较论资排辈，年轻人很难赶上资历较深的同事，作为领袖的你，有何意见？

答：也未必如你所说。在四十年代，我年纪很小便出来工作，十七岁时为一批发商的营业员，年纪小但待遇很好，连花红一并计算，薪金比 MD还高出两至三倍：十八岁做经理，十九岁为总经理，二十二岁创业。

所以，只要自身条件优越，有充足的准备，在今日的知识型社会里，年轻人更容易突围而出，创造自己的事业。

问：李先生你那么成功，会否对下属构成压力？你那么有知识，下属是否有机会发表意见及发挥自己的才能？你是否容易接纳及采用下属的意见？

答：下属们有很多发挥的机会。如在本公司服务多年的行政人员，有的已工作了很多年如长达三十年，什么国籍也有；无论是什么国籍，只要在工作上有表现，对公司忠诚及有归属感，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及考验，亦可成为公司的核心分子。

我很有信心，这批员工在他们退休之前，仍会留守在本公司继续做出贡献。原因是员工们很积极，很主动地发挥自己的才干。我们的业务遍及五十五个国家，香港及海外员工的数目达二十万，公司的成功，全赖这批员工的努力。

事实上，在每次开会前，我会多接触及了解有关事务。况且在开会前，我会仔细研究他们的建议，加上各部门同事各有自己的知识及专长，故当下属提出有用的建议时，很快便能获得我的接纳，例如，在一次行政会议上，我在两分钟内便批准了同事所提出的建议，我还打趣地说：“全世界没有一个行政人员能那么快取得总裁的批准。”

问：若你的员工想自创一番事业，你会鼓励他向外做个人发展，抑或留守在集团内继续做出贡献？作为老板的你，对这位员工有何建议？

答：以往，中国人做生意时常会有这个想法。对员工太好，他自己有积蓄，便会向外闯，开拓个人事业。若有这个想法，就只适合经营家庭式的小型企业；要经营大企业，必须知道大企业本身要有很完善的组织，一位员工的离开，自有其他人补上。

例如，本公司曾有员工被邀请往其他公司任高职，但当中也有不少人回流，原因是公司待遇好，大家合作愉快，最重要是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本人认为，最重要是员工能以公司为荣，及觉得在工作上有前途。

问：李先生做生意的手法及宗旨，比较稳健、保守；但现在有些业务是需要以较进取的手法进行，并需承受风险。若有些业务需承受风险，即与你的宗旨违背，你如何做出取舍？若你的工作伙伴很进取，喜欢冒险，在合作上会否出现问题？

答：我本身是一个很进取的人，从本人从事行业之多便可看得到。不过，本人着重的是在进取中不忘稳健，原因是有不少人把积蓄投资于我们公司，我们要对他们负责任，故在策略上讲求稳健，但并非不进攻，相反在进攻时我们要考虑风险及公司的承担。事实上，我们现在有很多进取的业务正在进行中，只是未向外宣布。

船要行得快，但所面对的风浪一定要挨得住，亦非少许风浪，便停泊起来。

本人在五十五个国家都有业务，可见本人的进取心。在过去一年，我奉行的原则是保持现金储备多于负债，可以起到平衡作用。

问：中国人的公司较注重感情，美国公司较着重科学化的管理，你在管理的过程中，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答：美国科学化的管理有其优点，可以应付快速的经济转变，但没有感情，在业绩不好时进行大规模裁员，我们做不出，因会令员工没有安全感，及导致很多人突然失业。我们糅合两者的优点，以外国人的管理方式，加上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以保存员工的干劲及热诚，我相信可以无往而不利。

问：大家都知道要成为领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要有眼光、理想、动力及奋斗精神，但又怎样才能做得比他人好？李先生会否有很大的压力，又怎样去纾缓自己的压力呢？

答：要成为领袖，你提到的基本的素质一定要有，小企业每样事情都要亲身处理，所谓“力不到、不为财”。至于中型至大型企业，则一定要有组织。而最难做到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建立主要行政人员对公司的信任，令他们知道在公司会有更好的前途及工资。同时，也要令同事明白他们工资与花红越来越多时，也要清楚知道他们的生产能力要同时配合，这样公司才能够维持，只做一个好好先生是没有用的，如果只会乱花钱，公司迟早一定会出现问题。

最难做到的是要赚钱之余，又要令公司内外对你有信心，所以要清楚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要比竞争者做好一点，就如奥运赛跑一样，只要快十分之一秒就会赢。

就以我来说，我年轻打工时一般人每天工作八至九小时，而我则工作十六小时，除了对公司有好处外，我个人得益更大，这就可以比人赢少许，对于香港今日竞争这样剧烈的社会来说，这更加重要。

我没有什么压力。起初未够二十岁时便要负担家庭，一心想向上，每到晚上便想着明天的事情，但第二天一早醒来，便发现所想的事是行不通的。因此我知道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是有限的，不及两三个人一起做事般事半功倍，但我会尽力去做，这样压力便减少。

直至我做生意时，我采取稳健中大力发展，也在发展之余取得稳健的平衡。一个大企业是不可以有错，所以最紧要的是学习，要视竞争者为聪明人，只要肯努力一点，就可以赢多一点。

问：作为一个领袖要取得员工的信任，但假如李先生做出了错误决定时，会以什么形式跟员工交代？以目前李先生管理全球这么多业务，开会前又要做好准备，时间上怎样分配？

答：首先每一个人都会有错，错了便应勇于承认，把错的代价作为教训。事实上，做出错误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因为每一决定都经由有关人员研究，要有数字的支持，而我对数字是很留意的，所以数字一定要准确。每次一开会就入正题，没有多余说话。

到目前为止，我似乎没有大的错误，每次做决定前也做好准备，例如，0range 这历史上最大的交易，我事前不认识对方，亦从未见面，只听过他的名字，那次对方只有数小时逗留在香港洽谈，因我事先已熟悉 Cellular telephone（移动电话）的前途及做好准备，向对方清楚表达，所以很快便可做决定。我虽然是做最后决策的人，但事前一定听取很多方面的意见，当做决定及执行时必定很快。

问：李先生及两个儿子均很成功，是如何去教育自己的孩子的？

答：我昨天刚与一欧洲著名家族吃午饭，他们已有五代的成功历史，十分有修养、有礼貌。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但今天的教育、组织不同，令事业可以继续，相信这句话以后将会修正，正如这个欧洲家族今天的事业比过去任何一代都好。

问：但会否令孩子以为父母不疼爱他们？李先生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又花了多少时间在他们身上？

答：在儿子入大学前，我每周日均拒绝所有应酬，带他们到一艘绝不豪华的小游艇去，好处是跟他们说道理，他们也无处可逃。

是否疼爱不是靠金钱或物质去衡量。儿子在外地念书时，我给他们开了两个户口，一个他们绝不能动用，但已准备足够他们完成课程的费用。至于使用另一个户口的金钱，他们必须写信给我报告，我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回复。后来因为他们功课太多，才接受他们要求改用电话说明，这才是有用的疼爱，我个人认为太多物质反而有害。

问：近年香港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很大，我们的出路如何？香港人要怎样才可维持竞争力？

答：这是我与所有香港人也关心的问题。率直地说，面对今天的竞争，香港人需要抛开昔日自满的心理。如何令我们在将来与外国及国内的技术及经营方式接轨十分重要，我对香港还是充满信心。

香港的优点很多，我们的银行体制、对外通信、海陆空运均不俗，很有前途，但今天还是要抱着急起直追，追求卓越的精神。

问：那么香港人应维持怎样的素质呢？

答：人才最重要，不论是服务业、旅游业以至贸易中心等。人才包括移民及刚才提及香港需要的技术人才，这里的技术也不一定是高技术，只要是我们缺乏的，例如某种地方菜式的厨师，也要去吸纳。

当然要有一定的制度，正如当年移民潮时期加拿大的计分制，但我们的家庭团聚名额订出后便不应改变。相信特区政府已看到香港面对的竞争，幸好我们由于昔日剩余的储备充足，人们的储蓄也多，在短期内可做支持。

问：潮州人多做小生意，依赖节俭、勤劳，与海派风格不一样？作为华人资本家领袖，如何对外竞争？

答：几年前我去汕大开校董会，市领导安排在饭后会见大群记者，被问及：“潮州人以你为荣，你又会否以身为潮州人为荣呢？”这个问题不可犹豫作答，我在两秒内便回应道，我以身为中国人为荣。

在我心中，同事中有不同民族，会说潮州话也不会有特别好处。潮州人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潮州人战前多从事米铺、木材、煤炭、苦力、拉车等工作。但近几十年潮州家庭亦着重第二代教育，但必须记着身为中国人，事业有成当然应该对家乡有贡献，但更要远大思想，不止中国，甚至放眼世界。

在事业上谁有贡献、有归属感，便可成为公司核心人物，自然形成大群亲信，不分国籍。在我两个儿子加入公司前，我的机构内并无聘用亲属，我认为亲信亦不等于亲人。

但我并非不爱家乡，我放了不少心血在家乡，没有任何一个生意比汕头大学更占用我的时间，最初十年我每次到汕大均工作直至凌晨二三时。

问：成功领袖的模式应如何？你有何不足之处及成功必备的特点呢？

答：我不算十分成功，我也有短处，但人没有十全十美，要尽力去追求完善。作为一个领袖，第一，最重要是“责己以严，待人以宽”，第二，要令他人肯为自己办事并有归属感。

机构大必须依靠组织，在二三十人的企业，领袖走在最前端便最成功。规模扩大至几百人，领袖还是要去参与工作，但不一定是走在前面的第一人。再大便要靠组织，否则，便迟早会撞板，这些例子很多，百多年的银行也一朝崩溃。

还有必须紧跟时代、超越时代，有创业家精神。这对你们攻读MBA重要，工作亦然。要有创造性，勇于挑战，但亦须集中在从事的行业，正如清代曾国藩的家书记载他的朋友说，去挖十口井，不如集中挖一个确定有水源的才最重要，熟悉本行差别很大。

问：下属最欣赏及最怕你的是什么地方？

答：最怕我问数据，在他们开会时没有好好准备，说不出数据，又或是数据不对。有一次，一位在香港知名度颇高的同事跟他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一些数据，但我说不对，同事跟日本朋友商量后坚持没错，并说可以与我打赌。

作为上司，与他们打赌金钱并不适合，终于以高尔夫球棍为赌注。后来经我解释错处后，翌日我便收到一套新的高尔夫球棍。

但我最终没有接纳，因日本朋友始终是客人。我对工作很看重，不喜欢马虎，但人不可能没有错，所以，如之前所讲“责己以严，待人以宽”，但有些错是自己蓄意去犯错，例如贪污、在公司谋私利，便绝对不能容忍。

1. “橙”（Orange）为李嘉诚旗下公司，李嘉诚将其股份卖给德国曼内斯曼公司，获纯利1100亿港元，香港舆论称其为“世纪收购”。
2. Orange 指原本和记黄埔集团旗下的一家英国电讯业务公司，后高价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