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在词语的迷宫里

孙郁

汪卫东是位痴迷于鲁迅的学者，我认识他已有十余年。印象里他是鲁迅情结很深的人，大概是2002年吧，我在北大参加了他的博士论文的预答辩会议，他关于鲁迅个人主义思想的研究，正是那时候形成的，并且写出了许多有质量的文章。此后，汪卫东一发而不可收，相关的研究文字颇多，成为学界的新锐。我每每阅读他的文字，都能感受到其认真、执著的态度，从其思维和感情里，我又能感受到一种奔放、热烈的气息。

现在，他把《野草》研究的专著呈现给读者，风格和语态较之以前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新的汪卫东走向了我们。

这一本《野草》研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不是孤立的文本透视，而是对鲁迅思维方式与词语方式的探索。汪卫东从具体文本出发，描述作为战士与思想者的鲁迅的内心变化过程。前后期有所照应，连带着杂文、小说、译文，可谓对鲁迅思想与诗学的全景透视。而且，作者放弃了学院的八股之调，以感受和学理的互动，写出了对生命的呼应，文字亦有血有肉，和鲁迅的文章贴得更近了。

鲁迅为何创作出《野草》，世间的看法不一，讨论的文字已经不可胜数。汪卫东认为，《野草》乃鲁迅第二次精神危机的产物，思想上发生颠覆的同时也带来了语言色彩的多样化。汪卫东从家境、交游、写作状态入手，论证了鲁迅陷入精神危机的过程，对其思想轨迹进行了深入追踪。这里既有对思想史难题的处理，更有对审美的打量，而这些显然来自汪卫东内心的体味。鲁迅的紧张、无序的语句似乎也传染了他，使其行文里亦显出精神的冲动。鲁迅的词语的力量，大概不完全来自汉语自身，也与其摄取域外文学的养分以及传统诗学的内力有关。汪卫东研究鲁迅，注意到了外力与内功、传统与现实诸问题的纠葛被锁定于话语体系里。他对鲁迅文字的音乐性、绘画感、佛学因素的把握，都力求绕开前人的窠臼，在陌生化的表达里出趣，这也使其进入到思想的高地。

看一个学者的鲁迅研究水准，读其解析《野草》的文字，大概可以感受一二。汪卫东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他对“诗心”的表述，此间有大的隐秘可述，非一两本书可以说清。《野草》最难写的部分是审美的肌理，如何进入文本，其实没有可以参考的答案。汪卫东的办法是从细读开始，参考诸多史料，连带对相应的知识元素与思想元素的贯通式回应，从而实现对鲁迅的自我状态的还原。作者对“魂之舞”的体悟、“自况之文”的会心以及对自我“重新发现”的发现，都汇聚于此。而这些，都是在对“诗心”进行注解，作者说：

语言照亮了暧昧的生存，在语言达不到的地方，存在处于晦暗之中。走进《野草》的鲁迅，已面临生存的深渊，《野草》的写作表明，鲁迅不甘在无言的痛苦中毁灭，试图通过语言清理自己的生存，《野草》，是对语言从未达到过的尖端存在的表达，是一次语言的历险，超越规范的文体和语言，又怎能以规范去套？《野草》的文体，通常被视为散文诗，文学史家几乎都把它看成中国现代散文诗的里程碑之作，这样的界定，似乎太注重文体的划分和文学史的意义。像鲁迅的杂文一样，《野草》存在诸多文体杂陈的现象，如《过客》之为戏剧、《我的失恋》之为诗、《风筝》之近乎小小说……面对《野草》的语言，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也常常大惑不解、莫衷一是，它竟然如此蔑视和不顾严正的语法规范与日常的语言习惯，它公然违反简洁、通顺、符合逻辑等语言要求，那一个接一个的“然而”，形成了一个个360度的否定，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那由不断否定的意象、实词和转折词组成的长句，扭曲、缠绕、挣扎、转换，构成了纠缠如毒蛇、遒劲如老松的语言力量，在不断的否定中把意义推向更高的虚空，又在虚空中把捉新的可能……除文体、语言外，还有《野草》的色彩和音乐……这些，都等待我们以艺术之心去叩问其内蕴的“诗心”。《野草》中否定性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与东方思想传统尤其是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内在联系，则更有待于深层的挖掘。

这个感悟是进入《野草》的基本准备。作者在面对这些陌生化的语言的时候，有了破解的冲动。刘思源先生曾说，鲁迅文字的美，与其暗功夫有关，这是对的。汪卫东的研究，其实就是在寻找文本背后的存在。我注意到他寻找思想源头的苦心，还有回溯学术史的劳作，都是意味深长的。比如他谈鲁迅词语的劲健之力，就发现了与佛学的关系。其论述多有闪亮之处，让我们读了不禁神思涌动。佛教传入中土，思想的冲击且不必说，就词语而言，同样扩大了汉语的表现空间。中国先秦的文人，不太会在词语里盘绕，除老子、庄子外，甚少表达不可表达的什物。鲁迅在《野草》里对荒诞存在的拷问，偶尔用的是佛经式的词语，且幻化为今人的感觉，不那么古奥，形迹若隐若现。我们今人读佛经，有一种障碍在，那些晦明不已的句子，似乎在言与不言之际。鲁迅把类似的感觉转化成一种现代的意绪，这不仅仅是沾取了佛经译文之光，也有着俄国诗文的启发。他把俄罗斯现代主义的艺术与古老的佛经互化起来，完全没有旧的痕迹了。整个《野草》，境界上衔接着鲁迅精神的困顿，在晦涩、阴暗里，出离了佛经之境，亦远离了屠格涅夫、梭罗古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调子，成了鲁迅自己的声音。无数精灵被他召唤进自己的世界，一切都化为血液里的一部分。亦古亦今，似他似我，浑然一体的美，恰是使我们惊异的地方。

80年代就有人说鲁迅小说有音乐性，但细究者不多。汪卫东于此用力甚深，常有奇音冒出。他关于词语的音乐性的感受，可以说言他人所未言，是一种有挑战性的书写。文体家多是有乐感的，汪曾祺谈文体的时候，一直讲语言的音乐性，正是一种行家的思维。而宗璞女士在小说里追求古典音乐之美，则是一种审美的自觉，常人未必料到。鲁迅的散文诗，是有交响乐的特质的，但我觉得更像是小夜曲，非古典的装饰，而是灰暗里的独奏，忧伤而不失浑厚。词语是可以通过色彩与旋律的调动而走入形而上之途的。德国诗人策兰就避开旧的词汇而找到冷语，以非人类化的自然之语面对存在。俄罗斯的茨维塔耶娃的词汇，是从冬日的风里吹来的热流，不属于寒日的世界，自己独行于世。鲁迅的作品，与这些人相比毫不逊色，有时甚至更带张力。我们喜欢反复吟咏其文字，与旋律的美未尝没有关系，只是常人未细细体察而已。

除了音乐性以外，《野草》的色彩、线条感也是不能不注意的一环。汪卫东在美术界对鲁迅的反应以及前辈学者的相关研究上颇为留意，他从美术领域打开窗口瞭望鲁迅，使全书艺术美学的色彩变浓了。较之对鲁迅文字的交响乐因素的探究，我更喜欢他对鲁迅美术感觉的描述，这是切实的部分，显得更为自然、有趣。他知道，研究鲁迅的文章如果离开美术的因素，可能会不得要领。作者对《野草》的思考，也由此而更为开阔。我想，写作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我们的作者于此得到的精神愉悦，也是显而易见的。

《野草》真是一个万花筒，多棱镜里折射的话题，足以让我们眼花缭乱。如果我们从世界文学发展的过程看，鲁迅与许多作家的经验值得我们久久凝视。曼德尔斯塔姆、卡夫卡、策兰等作家在诗学上的表现，都有相近的地方，即他们在母语里创造了陌生化的存在，从而以一种反母语的方式丰富了母语。卡夫卡自己说捷克语，却用德语写作，在不同语境里流动着玄奥的意象。他自己就说：“我写的与我说的不同，我说的与我想的不同，我想的与我应该想的不同，如此这般，陷入最黑暗之中。”这与鲁迅“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可做同解。卡夫卡还说：“语言只借给活着的人一段不确定的时间。我只能使用它。实际上，它属于死者和未出生者。占有语言必须小心谨慎。”不妨说，这是他们心灵的相通，也是现代审美中一种特别的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里，这样的人不多，鲁迅引领的现代式写作后来未得以延续，实在有些遗憾。在这样的话题下讨论鲁迅，我们可生发的思想，也无尽头。我相信每个人进入《野草》时，感受都会很复杂，而它的迷人之处，也正是总让我们处于流动的状态，刺激我们在思想的暗区不断突围。

理解鲁迅，不能回避的是理解其对德国思想资源的摄取。我注意到，汪卫东在梳理《野草》的时候，特别对尼采与鲁迅的关系作了认真的思考。尼采的思想之于鲁迅，前人已作了许多注解，要有新意已经很难。但一旦进入词语的世界，又会发现二者的相似点是相互映衬的。鲁迅受尼采的影响，来自于思想与词语两个方面。他最早翻译《察罗堵斯德罗绪言》时，用的是庄子式的语言。徐梵澄曾对此有过讨论，认为这是出于语言学层面的考虑。尼采自己就是语言学家，他的语言，一反那时候的话语秩序，有自己繁复、美丽的意味。徐梵澄说：“尼采大概吸收了古希腊、罗马的辩士和文章家的技巧，不但在此书亦在其他著作中，其文词之充沛，有时真如长江大河，雄伟而深密，实为可惊。”他认为这不是孤立的现象，“我国古之人士，多用此术”。研究《野草》，这里给我们的启示，也当不小。鲁迅把域外思想者的表达智慧引入自己的文体，乃书写的革命。懂其妙的，在那时候还是不多的。

尼采的思想从庸俗的词语走出，拥有了独立的表述空间，从而有了大境界。其看人看世的眼光，多逆时的一面，与今人的价值多相反对。他在文章里对善恶之理解、苦乐之辨析、我你之对照，都非日常的眼光，在远离肉眼所见的灰暗之地，常可以看清或找到我们的影像。我们联想鲁迅的散文诗对鬼火、地狱、尸骸的陈述，或可以看到彼此相近的地方。不管鲁迅是有意还是无意模仿、借用，说他们内心有相通的地方，也是对的。

在徐梵澄所译的《苏鲁支语录》里，我们总能看到尼采对坟墓、病者、虫子等意象的描述，而每一部都像似咏叹。但鲁迅的文字则是断章的，仿佛是旧文人的小品。鲁迅聪明，不去宏大叙事，因为自认为力量不逮。所以，他文本的中国味儿，在《野草》里表达得相当深切。而郭沫若、巴金模仿域外作家文体的宏文，却难及《野草》的分量，也从一个角度暗示了一个文体的话题。汪卫东从鲁迅的受难、自虐性里寻找其思想的痕迹，且对应文本而叙之，都是因为看到了其特点。而我们对照尼采的思路，会发现其亦有类似的闪光，且比鲁迅走得更远。他的非享受、寻痛苦、自甘消失于黑暗里的选择，鲁迅后来也有过。认真研究他们文本的异同，才会使鲁迅的精神背景更为清晰吧。

看了汪卫东的书，我忽然觉得，鲁迅的《野草》真的是一部奇妙的对话集，只是这对话由外转向内，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当危机到来，交流不得畅达的时候，唯有面对自己，才是一种充实。鲁迅在瞭望秋夜，瞩目过客，谈论死亡与墓地的时候，我们听见他的心音，在寂寞的夤夜，心绪无边地延伸在时光的隧道里，无数死去的灵魂与自己的心一同舞之蹈之。这时候我们才会感受到他的无穷尽的光源，在灰暗里的迷人之所在。那些被隐藏、被掩饰、被扭曲的存在，一一变为自己凝视的存在。鲁迅在拷问别人的时候，也在残酷地拷问着自己。他面对死亡时的抉心自食，我们何尝有过？这种对话，在校正着流俗里的品行，把真实的爱呈现于世。而一个坦然、伟岸的心灵，就这样与我们相遇了。

《野草》之后，鲁迅没有再写类似的文字。他跨出绝望的时候，与社会对话的冲动再次出现。汪卫东考察鲁迅杂文的用意，可能对理解《野草》更有帮助。如果不从杂文与散文诗的写作差异里讨论问题，我们对《野草》隐含的诗学可能看得不会太清。汪卫东明确指出：“《野草》追问的终点，就是杂文自觉的起点。”这个看法可能会引起争议，但细看他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从《野草》的某些思想萌芽里，看到了“对自我与时代的进一步发现”，也就是说，《野草》有“杂文的自觉”，未尝不是文章学的一种考量。而鲁迅的自我对话与社会对话的转变及并驾齐驱，在此可以得到美学上的支持。我个人认为，鲁迅的杂文水平之高，与其内觉之深是相连的。那些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文章之所以精妙绝伦，和作者自身的内功有关。懂得自我的人，才可能知道如何与社会沟通，才可能找到对话的空间。汪卫东从另一文体来考察鲁迅，就把《野草》研究的空间扩大了，鲁迅的整体形象也因此而清晰起来。

这样，《野草》在鲁迅文体与思想中的逻辑定位，就得到了确立，而鲁迅的整体思想与诗学语境，便可能得到一次有趣的说明。我觉得汪卫东在本书最后部分的书写，有他对鲁迅精神的总体性考虑，这是他对过去相对局部性的研究的一次大步跨越。他其实已经意识到，鲁迅研究的多样化视角，以及多种审美意识与精神元素的寻找和整合，是必须做的工作。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就能够看出其研究的重要价值。作者在此处的努力，是丰富了相关话题的。

鲁迅给读者带来的惊讶至今仍没有消失，解释这种惊讶需要哲学与诗学上的深厚功力。汪卫东接受了这个挑战，且以自己的神采给我们以兴奋之感。我在阅读里分享了他的智慧，知道他在苦路上所获甚多。我以为作者给人最大的启示，是对表达的沉思。文学说到底还是个语言问题，而语言因了人的生命的介入，同一个词所折射的因素不同，内美往往迥异。人在语言之中，却往往被语言塑造，那结果是失去表达的自觉。鲁迅和许多伟大作家的共同特点，是思想不属于旧词语的客人，而是真的主人。语言并非一些学者所云的公共载体，而是其生命的独特形式。思想者对隐秘世界的发现，不是通过词语的套路，而是因为拥有了自己的编码。这些词语被注入血液，词根与词义被嫁接在陌生的精神躯体里，于是新的世界随之出现，我们看到了过往所没有的神异的王国。鲁迅的非凡处，恰在此点。他在熟悉的文辞里流淌出陌生的感觉，在没有意义之处，发现了意义，又在昏暗的绝处，现出一片生机。如此说来，《野草》伟矣、高矣，从它的世界穿过，我们终于才知道，人类没有踏过的路，很多很多。而表达，是有无限的可能的。

2014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