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23年的鲁迅

第一节
鲁迅的一个“原点”

竹内好（1910—1977）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鲁迅》一书中，通过对鲁迅生平的考查，发现了其中一个“最不清楚的部分”^[1]，即“蛰居”绍兴会馆的时期。这一时期，正是周树人成为“鲁迅”之前的长达六年的沉默时期，因而成为竹内的关注点——竹内试图在其中发现“文学家鲁迅”诞生的秘密。由于鲁迅此时期个人文本资料的欠缺，竹内以其打破沉默后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及后来的《呐喊·自序》为主要分析对象，来推知会馆时期的所思所想。在近乎直观式的揣测和描述中，竹内敏锐地发现，鲁迅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某种“根本性的自觉”，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作为鲁迅文学基础的“无”吧。在此基础上，竹内断定，作为鲁迅身份本质的文学家鲁迅产生于沉默的S会馆时期，它孕育形成了鲁迅之成为鲁迅的东西。竹内天才式的阐释确立了日本鲁迅研究的范式，其后的日本鲁迅研究者多以极大的兴趣关注这一时期，并做出了种种新的阐释，不管他们之间有何分歧，神秘的S会馆时期都成为他们阐释鲁迅的一个“原点”。我以为，由竹内奠基的日本鲁迅研究的这一范式，确实对鲁迅世界有着洞烛幽微的发现，但把“秘密”集中于某一时期的做法，则容易在放大某一时期的同时，忽略了其他时期的重要性，在论述中也不免陷入自圆其说的困境，如为了强调鲁迅的文学自觉源于此时，不得不压低日本时期“弃医从文”的重要性，因而着重对“幻灯片事件”的真实性进行质疑；面对鲁迅在文章中不断回顾“幻灯片事件”的事实，又不得不花大量篇幅去淡化这一回顾的意义。^[2]其实，鲁迅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其一生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不断反思、挣扎、调整和转化的过程。竹内注意到S会馆六年沉默对于文学家鲁迅产生的意义，在此，我特意选出1923年这一时间点，试图发掘它在鲁迅自我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如果说鲁迅存在以留日归国后十年隐默为标志的绝望，那么在我看来，1923年是鲁迅陷入第二次绝望的标志，鲁迅人生与文学的真正成型，或者说鲁迅在人生与文学上最终做出抉择，不是在打破第一次绝望，而是在打破第二次绝望之后。

[1] 〔日〕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4、46页。

[2] 参见〔日〕竹内好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