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路人

那时，赵一曼最盼望来家的人是大姐夫郑佑之。

大姐夫郑佑之是李家明星般的人物。每次来，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他，围着他转。许多事情也由他处理或征求他的意见。因为他见多识广，性子也耿直。他不抽大烟，不嗜酒，不赌博更不逛窑子（这是当时很多富家子弟的毛病）。他和赵一曼的大姐李坤俞结婚后，因大姐受不了婆婆的刁难，他便把大姐接出来另过。这在当时是很要勇气的。许多男子成婚后，都把妻子看管得严严实实，郑佑之却从不阻拦妻子的活动自由。别的男人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郑佑之却教妻子读书识字。别的男人对妻子动辄拳脚相加，郑佑之对妻子却是谦和平等，相敬如宾……在赵一曼眼里，大姐夫就是个不一般的人。这时赵一曼还不知道郑佑之的真实身份——中共四川早期有名的革命者，是中国共产党宜宾地方组织的创始人。早在1912年，郑佑之考入成都农业学校后，还没等到毕业，便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护国军讨袁。袁世凯倒台后，他回乡积极宣传革命。他不同意私塾先生教赵一曼他们学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经常也教赵一曼他们学算术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那时，赵一曼最喜欢听大姐夫讲故事，如林则徐虎门禁烟，邓世昌黄海抗倭。赵一曼印象最深的是大姐夫给他们讲的鉴湖女侠秋瑾投身革命英勇就义的故事。她觉得秋瑾好像是她的姐姐，或者说，另一个自己。赵一曼希望自己将来也成为那样的人。她十分佩服秋瑾那种不顾一切冲破樊篱投身革命，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大姐夫在讲秋瑾的故事时，还讲读了秋瑾所作的诗词。那时赵一曼虽然对“秋风秋雨愁煞人”这样的诗句还似懂非懂，但她依然被里面的英雄豪气所感染。试看：

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这样的诗句，她是很喜欢诵读的。听大姐夫讲了秋瑾的《剑歌》，她也用竹子削了一把竹剑。后来，赵一曼投身革命后，也像秋瑾那样写诗言志，表达自己矢志抗日、驱除强寇的决心。比如初到东北时，她曾在一首题为《滨江抒怀》的诗中写道：“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后人品味这些铿锵诗句、铮铮豪言，觉得也颇有鉴湖女侠秋瑾的那种气势！

虽然大哥李席儒不再让赵一曼上学，但大姐夫暗暗鼓励她自学。他给赵一曼送来了一套教科书和一本新字典，这极大地培养了赵一曼独立思考的能力。她每天上午自学课本，下午做作业，晚上写日记，把时间安排得紧紧的。父亲去世时给她留下了一块怀表，她给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天看着怀表，按钟点分科进行学习。到了周末，她把写好的作业、日记和学习中的问题让弟弟李绍唐捎给大姐夫。郑佑之有时候在城里，有时候在乡下，但再忙，他也会认真地批改和解答。那时候，农村里很少有人学外语，大姐夫还教她学外语。

1917年，世界上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这年的11月7日（俄历十月）下午，2万名赤卫队员和士兵包围了临时政府冬宫。晚上在阿芙乐尔巡洋舰上起义成功的士兵开始炮轰冬宫。赤卫队员和士兵经过艰苦地拼杀于次日凌晨2点攻陷冬宫，推翻了俄罗斯的资本主义政权——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沉睡了千百年的东方华夏古国开始觉醒了。

1918年，赵一曼的大姐不幸因肺病去世，她的五姐嫁给了郑佑之。那时，赵一曼已经懂得了人世的悲伤。她也经常安慰大姐夫，逗他开心，同时更加发奋学习，不辜负大姐夫对她的期望。在她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梦，那就是，要从闭塞的乡村走出去，要做一个自强、自立的人。她还记得大姐夫当年送给她的许多好看的画片，色彩鲜艳，都是她头一次看到。其中有一张画片，上面是一片汪洋大海，海面上有一只大船，船上的烟囱还冒着黑烟……大姐夫跟她说，世界大得很哪，有几大洲几大洋，海洋上来来往往就靠这种冒黑烟的大轮船，既运货又载人。赵一曼大开眼界。从此她不但知道了世界很大很大，而且向往着有朝一日也能从白杨嘴村出发去看看大海，坐上大轮船。她特别珍惜大姐夫送给她的这张画片，把它藏在书页中或枕头底下。或许，人跟动物的根本区别，不是人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而是，人有梦想，并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不懈地努力。

但那时候，赵一曼并没想到她将来要上阵打仗。她只希望自己能成为大姐夫那样让她佩服的人。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个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件。但结果是，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的呼声，在4月30日还是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给日本。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第二天，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要求惩处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后，革命知识分子在全国各地创办了许多报纸、刊物，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要求科学与民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赵一曼的大姐夫郑佑之受了这股革命思潮的影响，也开始阅读当时的革命报刊，尤其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宣传阵地。

郑佑之是个积极行动的人。他觉得家乡人愚昧落后的现状必须加以彻底改变，便决定亲自办学校来启迪民智。没有知识和文化，谈什么改变和革命？那不过是以前的农民起义的翻版罢了。于是他离开了县城，卖掉了家产，在赵一曼的外婆家柳家村办起了高等小学，自任校长。办学校要花很多钱，他常为办学经费不足、捉襟见肘而犯难，自己节衣缩食，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赵一曼的小弟、侄儿、侄女都到柳家村高小读书去了，她自然也想去。

赵一曼再次找到大哥李席儒，说也要去柳家村念书。

李席儒刚输了一笔钱回到家里，没好气地说：“一个女孩子，快点找个婆家嫁出去才是正道，你都十几岁了，还读什么书啊，女人无才便是德！”

赵一曼倔犟地说：“你不能剥夺我上学的权利！”

李席儒瞅也不瞅她，挥挥手说：“我没钱供你上学！”

赵一曼针锋相对：“没钱？你赌博就有钱！抽大烟就有钱！我上学哪要好多钱？”说实话，以前，大哥叫她别上私塾，她还无所谓，反正那几本子曰、诗云、三从四德她也念厌了，甚至还有解脱之感。后来大姐夫经常带给她的一些图片和书，也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她的这一缺憾。但现在，大姐夫在外婆村子里办学，她却不能去，对她的折磨太大了。她一定要去继续读书。

李席儒恼羞成怒，一个人在没有理的时候最喜欢用的是拳头，不管他是皇帝还是小老百姓。他挥了挥拳头，说：“我说了，不许读就是不许读！”

一股热气上冲，赵一曼急得哇地吐出一口血来。

即使这样，也没有打动大哥李席儒的心。

赵一曼病倒了。她从来没闹过大病，可这一回，她时而发烧，时而打冷战。夜里胡喊乱叫，做噩梦。梦见自己在深深的井底，或荒无人烟的地方。好几次惊叫着醒来。

清醒时，她不禁想起自己几个姐姐的命运。大姐和二姐都还好，因为大姐夫和二姐夫都是知书达理的进步青年，他们是同学，也有共同语言，经常在一起谈论外面发生的大事。即使公婆对大姐二姐不好，可也有两个姐夫护着爱着。可如果不是这样，那大姐二姐的命运不就和三姐四姐一样悲惨吗？三姐本是几个姐妹中的才女，但才高命薄，嫁出去之后受丈夫虐待，不久便抑郁而死。四姐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一个大户人家，没想到那男的却是个疯子，结婚后也是受尽折磨，至今还不知道出路在哪里。这说明，女人要自强自立，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可她一个弱女子，又怎么把握得了？

母亲虽然心疼她，却也没有解决的办法。母亲遵守的是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的古训，大哥不同意一曼读书，母亲也只能听从。再说，她也不觉得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读书有什么重要。她甚至想，三女儿若不是读了书，搞得跟夫家人合不来，恐怕命也不会苦。

这时，大姐夫来了。他刚在县里打了一场官司。有人嫉妒她，想取代他当柳家村高等小学的校长，就诬告他侵占学校财产。

他来到赵一曼的床边，问她：“好些了吗？”

热泪从赵一曼眼里涌出。她一把抓住姐夫的手，失声痛哭。

大姐夫还是说服了大哥李席儒，让赵一曼到他办的学校去读书了。大姐夫说，淑端的学费由我出，不行么？

大哥说，我倒不是真的在乎那几个学费，而是这样下去，她将来怎么嫁人呢？

大姐夫拍了拍大哥的肩膀，说，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这个腐旧的社会，马上就要被打破了，淑端将来肯定有更新更好的生活！

大姐夫看到赵一曼有决心，有个性，便在教她科学文化知识之余，还经常拿进步书刊给她看。当时大姐夫订阅的进步书刊除了《新青年》，还有《平民周报》《救国周刊》《五七报》，等等。这些书刊因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路而遭到了政府当局的查禁，但大姐夫仍能从一些秘密渠道得到它们。大姐夫是个细心的人，他在借给赵一曼的书刊上常画一些粗线，加一些批语，有了这些指引，赵一曼读起来就更容易抓住重点。上面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让赵一曼呼吸急促、热血沸腾，也使她眼界大开。她被新思想新知识强烈地吸引着，如饥似渴，她开始真正地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了解社会和人生。

但在家里，这些书刊她只能偷偷地看。即使这样，还是被大哥发现了。有一天，她从外面回来，见大哥正在她房间里搜查，把她偷偷藏起来的那些进步书刊都搜了出来，扔在院子里点上了火。

赵一曼扑上前去抢救还没烧完的纸片，大哥狠狠把她推开，说：“再看这些东西，我就打死你！”

赵一曼针锋相对：“除非你把我打死，不然我就要读！”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些进步书刊，既然从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就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大哥烧掉了她的书刊，却扑不灭她心头的火种，她追求革命真理的愿望反而更强烈了，此后，她把大姐夫给她看的这些进步刊物寄放在二姐家里，跟二姐一起阅读。二姐也很喜欢。

因为种种原因，郑佑之的学校还是没有办下去。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7月23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在会议进行中，突然有法租界巡捕闯进了会场，会议被迫中断。于是，最后一天的会议，便转移到了从上海望志路树德里三号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并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之后，共产党在各地的秘密组织迅速建立起来，开始了最初的革命活动。郑佑之作为一个进步的知识青年，很快认识了在四川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何珌辉、刘亚雄，并经他们介绍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郑佑之从事革命工作很忙，很难像以前那样与小一曼见面，但他给她的进步书刊一直没有中断。赵一曼也开始给大姐夫写信，向他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心得体会。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赵一曼与大姐夫通了上百封信。这时她的阅读范围更广了，革命理论、历史地理、哲学科学，以及五四以后出现的新诗和小说……有时心血来潮，还模仿着写一些新诗和短文，请大姐夫修改。

大姐夫在一封信中是这样鼓励赵一曼的：“我看见你激烈的性情，过人的聪慧，和近来感受压迫的痛苦，我已认定你是个改造社会的得力人才了！”1923年冬天，他把赵一曼介绍给了共产党员何辉，没多久，赵一曼由何辉做介绍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终于有一天，她对大姐夫说：“我要像秋瑾那样，到外面去闯一闯，再不能被这个封建家庭束缚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