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萃》的舆论宣传机构

《文萃》周刊之所以在舆论宣传上取得如此明显的效果，在国统区产生较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它有一个以人民利益为立足点，体现人民意志，表达人民呼声，了解群众疾苦，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的领导核心，在于有一支强大的编辑队伍和发行队伍。没有前者，就没有《文萃》的存在。没有后者，《文萃》就到不了读者的手中。所以，这两支队伍，无论哪一支对《文萃》在国统区的成长都起着重要作用。本节的主要内容就是对组成这支队伍的文萃社及其传播方式的介绍。

一、舆论宣传机构——文萃社

文萃社由主编、总经理、发行、编辑、校对、记者、财务(会计)、出纳、后勤以及党的领导人等人员组成。《文萃》的首任主编(创办人)是计惜英(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1946年6月，计惜英调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工作后，中国共产党派到上海筹备出版《新华日报》上海版的黎澍(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接办。《文萃》出版到72期，为躲避敌人追捕，党组织决定黎澍离开上海去香港，由上海局文委姚溱接替领导杂志，陈子涛(1947年3月至1947年7月)任主编。编辑先后有黄立文、王坪、骆何民、温崇实、唐勋等，校对骆根清。具体分述如下：

(一)总经理

孟秋江(1910—1967)，江苏常州人。于1945年10月至1947年7月间担任文萃社总经理。1937年参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作为大公报记者赴抗日前线采访报道。1937年冬，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同志接见。1938年任《新华日报》记者，10月，与范长江等在长沙发起成立国际新闻社，参与组织和领导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的工作，团结进步青年记者，宣传中共全面抗战政策。1939年初，任国新社桂林总社经理、代社长并负责香港分社的日常工作。抗战胜利后，任上海《文汇报》采访部主任，恢复并主持国际新闻社上海办事处的工作，参与创办《文萃》周刊，任总经理，确定办刊方针，帮助解决社址、经费等具体问题。

(二)主编

(1)创办人、第一任主编(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计惜英(1916—2006)，江苏常熟人。1932年进入上海印刷厂当工人，期间因和工友们一起印刷共产党的宣传品，被法租界当局逮捕，因未满法定成人年龄被释放。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战地服务团，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桂林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后被派往浙江金华任分社社长。1941年初因“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关入上饶集中营，1942年春越狱成功后到上海，经党组织安排打入日军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做情报工作。1945年10月，参与创办《文萃》周刊，负责编辑、印刷等工作，以“柳迈之”的笔名为《文萃》撰文。

(2)第二任主编(1946年1月至1947年3月，1946年6月后接替计惜英办刊)：黎澍(1912—1988)，湖南省醴陵人。1935年在北平大学读书时投身革命，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受党委派，历任《观察日报》《开明日报》总编辑，桂林、香港国际新闻社经理，《华西晚报》主笔，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5年11月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安排，黎澍从内地来到上海负责参与筹备上海版《新华日报》的任务。但因国民党不允许在上海办《新华日报》，只许光复区出版《中央日报》。因此，他又被派到塔斯社办的《时代日报》工作了一段时间。1946年6月，计惜英离开上海，黎澍接任主编，时年仅33岁。1947年4月，因《文萃》被当局查禁而遭通缉，转赴香港，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兼《华商报》编辑。他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

(3)第三任主编(1946年8月加入文萃社，1947年3月至1947年7月任《文萃》主编)：陈子涛(1920—1948)，广西玉林人。在《广西日报》任职期间，先后担任记者、采访主任、总编等职。1944年秋日军攻占桂林以后，参加成都《华西晚报》工作，担任要闻编辑。1946年6月，国民党查封《华西晚报》。1946年8月，陈子涛应邀由成都到上海，参加《文萃》周刊的编辑工作，成为《文萃》周刊的最后一任主编。1947年7月22日被捕，1948年12月27日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

(三)编辑

王坪同志，笔名申由。在创办《文萃》之前担任贵阳《力报》记者，之前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国际新闻社工作，与计惜英是战友。1945年9月，与黄立文到达上海后，与计惜英共同发起创办《文萃》周刊，并担任编辑和记者，为《文萃》采写报道了不少上海群众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闻特稿。其先后在《文萃》上发表了多篇较有影响力的新闻报道，如《羊枣之狱》《记上海学生抗暴大游行》《较场口搬演到上海——记“二·九”爱用国货惨案》《上海巴士底狱之图》等。

骆何民同志，江苏江都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青团，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2月至1939年2月，在上海、武汉等地先后任中共中央交通员、沪西团区委组织部长，在《国民日报》《阵中日报》工作。1938年8月，由黎澍推荐进湖南《开明日报》任编辑、总编辑。1940年1月16日被捕。出狱后去香港。1945年7月，国民党制造“羊枣大狱”，被株连在福州关押一年多。之后，便来到上海参加《文萃》周刊的编辑工作。1946年冬至上海并创办友益印刷厂，印刷《文萃》。1947年7月21日，他和陈子涛同时在他家中被捕。1948年4月押解去南京，同年12月27日，在南京雨花台被秘密杀害。

骆根清同志，江苏扬州人，是骆何民同志的弟弟。1946年2月，进入《文萃》社任记者，以后又承担了编辑、审稿和校对工作。1929年参加青年团。1932年6月因党组织被破坏，失去组织关系。1935年7月，从镇江师范学校毕业，同年8月在南京任小学教师。其间组织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南京小教联，负责抗日宣传工作。1939年赴湖南，任《国民日报》记者，后又转入《阵中日报》《广西日报》《开明日报》任记者兼编辑，并加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5年7月，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在重庆《国民公报》任国际版编辑。

温崇实同志，广东梅县人，《文萃》周刊编辑、记者。194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49年前任美国新闻处、《联合晚报》《消息》半周刊等期刊编辑、记者。

唐勋同志(现名周静)，江苏苏州人，《文萃》周刊北平航空版编辑。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2月至1945年8月，历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干事，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干事、常委，《斗生》周刊编辑，商务印书馆编审部文牍，东战场战地服务团党支部书记，桂林国际新闻社党支部书记，《锻炼》半月刊主编等。1945年10月至1948年7月，在新华社北平分社、《文萃》周刊、《民主》半月刊任编辑。

(四)经理部

吴承德同志，江苏苏州人，《文萃》经理部的负责人，又名吴二南，由总经理孟秋江介绍入社。主要负责“对外”工作，例如，印刷所、装订作、书业同行等，抓印刷出版，经营业务及一部分社会工作。在出版工作方面，精打细算，努力降低成本，经常能以最便宜的价格印刷《文萃》。1938年在长沙参加音乐家刘良模领导的基督教青年会抗日军人服务部工作。1940年参加桂林国际新闻社(国新社)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随国新社去香港工作。同年冬，日军攻占香港。1942年春返桂林，从事出版工作。1944年赴昆明。1946年初任上海《文萃》社经理部负责人。

居鸿源同志，江苏苏州人。1946年4月由当时的知名西洋画家戴文光介绍进入文萃社经理部工作，配合吴承德同志负责《文萃》的发行工作，其前任为孟秋江同志介绍进社的詹企观。1935年到美发洋行当练习生。1936年进入量才补习学校学习。1938年赴延安，在抗大第四期学习，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参加浙西抗日游击队。1940年10月，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任一师政治部秘书处文书、技术股股长。1943年在抗日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回上海就学于中国艺术学院文学系，投身抗日宣传，并为苏北新四军采购物品，搜集提供情报资料。

蒋云骋同志，江苏淮安人。于1946年8月由黎澍介绍进入文萃社经理部工作至1947年主要负责《文萃》周刊在书摊的发行工作。1940年代投身革命，194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萃社经理部工作。

汪震宇同志，安徽休宁人。1946年11月由黎澍介绍进入文萃社，担任财务(出纳)、总务，协助吴承德做好经理部的工作。1947年3月，出面组织人人书报社，任经理，掩护文萃社工作。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萃社工作期间，主要负责管好内部，诸如财务，行政、职工生活等，主要抓包括财务在内的行政管理工作。1934车进入上海龙门书局当练习生。1940年10月，赴皖南加入新四军军部服务队，后至苏北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2年12月起，先后在桂林、成都、上海等地龙门书局工作。

黄佩良同志，1946年12月加入文萃社，主要协助蒋云骋同志做发行工作，在原有基础上加强和扩大发行业务。

沈少华同志是吴承德表弟，又叫沈庚乾，也是由孟秋江介绍入文萃社，负责文萃社的会计工作。

韩月娟同志，由温崇实介绍进入文萃社，主要负责洗衣做饭等后勤服务工作，使文萃社同仁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五)发行人

黄立文(1920—1997)，广东韶关人。既是《文萃》周刊的创办人之一，同时又担任《文萃》的发行人(任职时间：1945年10月至1947年5月)。1938年、1940年两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环境复杂多变，失去联系；1983年重新参加中国共产党。1941年起，任《柳州日报》副经理、贵阳《力报》战地记者，赴一线报道中国抗日正面战场。1945年抗战胜利后赴上海，参与创办《文萃》周刊，任发行人，并以“捷夫”的笔名为《文萃》撰写通讯和新闻报道。

(六)理事会

1946年1月，文萃社成立了理事会。理事5人：孟秋江、黎澍、计惜央、王坪和黄立文。他们的分工是：孟秋江任经理，计惜英是主编，黎澍参与编辑工作，王坪任秘书，负责理事会的召集等事宜，黄立文是发行人，主要责任是与国民党当局的沟通，同时参与编务与经营管理工作。理事会大体上每月举行一次，持续约一年多时间。1946年6月后，计惜英调往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工作。1946年8月，陈子涛受邀从成都来上海参加《文萃》周刊的编辑工作，也参加理事会。

1947年7月19日，国民党当局突然逮捕了《文萃》主编陈子涛、承印人骆何民和发行人吴承德，并对他们施以残酷暴行。受此案牵连入狱者达40人之多，《文萃》也被迫停刊。陈子涛、骆何民被害于南京雨花台，吴承德被害于宁波，史称“文萃三烈士”。1949年12月底，党和政府为纪念献身《文萃》的三位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公葬典礼，《文汇报》《大公报》《新民报》为此发了特刊。

从上述文萃社的组成人员可以看出，其中大部分工作人员均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文萃社的核心成员都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工作过，如总经理孟秋江、第一任主编计惜英、第二任主编黎澍，经理部负责人吴承德，发行人黄立文等。他们不仅是文萃社的主编与编辑，不仅摘录、采编别人的文章，同时自己也是《文萃》的重要作者。他们总是紧密切合形势的变化，积极撰写文章，有意识地主动传播党的声音。比如计惜英撰写的《迎阳光闪耀的新时代》《政治逆流在汇合起来》《中国人民的最后抉择》《时局展望》等、黎澍撰写的《略论搜查书报摊》、黄立文撰写的《停战背后》等。

二、中国共产党与文萃社的关系

《文萃》周刊作为一本介绍国统区民主运动并在上海发展民主运动为职责的民主刊物，它与中国共产党存在着某种联系。然而，它所编辑出版的内容虽有为中国共产党“说话”的内容，但是也有相当部分内容是宣传民主思想，反映民主人士政见的。而且，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在文萃社设有党组织，或者对《文萃》有过具体的办刊指示。正如《文萃》的第二任主编黎澍在《记上海〈文萃〉周刊》一文中所说的：“《文萃》工作人员有不少是党员，但彼此没有组织联系，内部也没有类似支部或领导小组或党组的领导。当时《文萃》领导关系只能是在思南路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上海地下党支持《文萃》工作，但从来没有派人出面来领导过《文萃》的工作。”从这段话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对文萃社创办《文萃》周刊是支持的，但与文萃社之间没有直接领导关系。因此，《文萃》既不同于直接代表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周刊等中共机关刊物，又不同于《民主》《周报》等由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创办的民主刊物，而是一本受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间接支持，并由中共党员主办的民主进步刊物。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李三星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在《〈文萃〉综述》一文中认为《文萃》之所以能够在十分艰难险恶的环境下克服重重阻力和压迫，顽强地生存并且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与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的领导分不开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文萃》是直接领导，而且这种直接领导贯穿了《文萃》周刊从创办到被迫停办的整个过程。

于是，问题产生了。文萃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究竟是直接受其领导，还是间接受其支持？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理解《文萃》周刊的办刊宗旨和刊物性质，认识《文萃》周刊在国统区舆论宣传中的定位和导向。

认为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领导”一词内涵的把握。历史研究必须把具体问题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去理解。对于“领导”一词的理解也是一样。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当前环境下，我们说一本期刊接受党的直接领导，更倾向于理解为出版该期刊的杂志社在组织人事方面接受党的领导，在经费来源方面受到党的资助，在机构设置上由党进行安排。而如果放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解放战争时期，“领导”一词的准确理解则是指中国共产党对《文萃》办刊方针与编辑方向上的直接领导。当时，为了《文萃》自己的发展，也为了保护《文萃》，文萃社编辑以及作者的政治身份都是保密的，许多人都不知道对方是中共党员。这既是当时险恶环境下开展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对共产党员的保护。因此，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就能理解中国共产党对文萃社的领导绝非是与《民主》《周报》等刊物一般，而是从创刊之时起就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这种直接领导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在《文萃》创办之始就争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创办者计惜英、黄立文等中共党员在筹办之初就主动地，有意识地寻找并在实际上争取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萃社的领导。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党员孟秋江不仅为其确定办刊方针，还指示他们尽快弄到登记证，并通过中共地下党帮助文萃社解决了印刷所需纸张的困难。

二是在《文萃》周刊的经营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常对文萃社的编辑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中共党内负责文化工作的梅益以及《新华日报》驻上海办事处的徐迈进经常利于上海文化界聚餐的机会与主编计惜英个别交谈，商计《文萃》的编辑方向。1946年6月后，中国共产党派黎澍接任主编后，党的领导意图就由黎澍贯彻。

三是党内的理论工作者及有关的负责人经常直接为《文萃》周刊撰写稿件，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萃社领导的一个很重要体现。中共党员胡绳自1946年8月至1947年2月，用念青、公孙求之的笔名在《文萃》上发表了一系列时事评论文章，及时地揭露了时局真相，帮助国统区群众认清了形势。中共党员姚溱自1946年10月至1947年2月，以丁进、萧超等笔名，接连发表《论战局》等多篇军事政论文章，指出了局势的症结所在，及时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今后趋的预测。此外，中共党内有关负责人梅益(肖扬)、沙文汉(文汉)、刘少文(张明)、夏衍(东方晦之、黎纬北)、乔冠华(乔木)、张祺(章迟)、毛齐华(祁华)、宦乡等均为《文萃》撰写过稿件。

四是组织中共地下党员大力协助文萃社发行《文萃》周刊。为了保证《文萃》的发行，中共上海党职委系统于1946年9月成立了书报摊党支部，团结广大报摊户及时地将《文萃》送到了读者手中。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撤离上海，中共机关报《群众》周刊也被查封。此时此刻，中央上海局认为《文萃》可以发挥替代《群众》周刊的作用，继续在国统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沟通中共与人民的联系，因此决定继续出版《文萃》。书报摊党支部的不少同志为此冒着随时被敌物逮捕的危险，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对《文萃》周刊的发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是在转入地下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文萃》的领导。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撤离上海前夕，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机关刊物《群众》也被迫停刊，为让国统区群众能听到党的声音，中央上海局将原本由上海工委领导的《文萃》改由中共上海局文委领导，并派文委姚溱同志直接领导《文萃》的编辑工作，继续将《文萃》办下去，以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党和国统区群众的沟通联系。姚溱曾对主编陈子涛强调：“大本子《文萃》是配合党报党刊起宣传作用，小《文萃》要更加直接鲜明地表达党的意见，要进一步提高战斗艺术性，加强战斗力。”可见，那时的《文萃》事实上已经成为上海地下党的机关刊物。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直接领导文萃社，关心《文萃》周刊。它是文萃社出版与发行《文萃》周刊的坚强后盾。只有从那时《文萃》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去分析，才能正确解理黎澍同志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如果不结合当时《文萃》所处的历史环境，不了解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关系与在国统区的斗争方式，而是仅从字面理解，就会误认为中国共产党真的没有直接领导文萃社。

三、文萃社社址

《文萃》创刊时最大的困难有两个。其一上文已述，即印刷纸张的问题，其二便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社址。创刊之初，文萃社没有固定的社址，联系地址先后几次更换。从静安东路德义大楼，到山东路《大刚报》办事处，均为靠朋友帮忙，临时凑合的通讯处。后经过孟秋江、王坪和黄立文的共同努力，才将社址最终确定在福州路89号。

(一)首个社址：上海市静安寺路德义大楼二门五楼

1945年10月初，《文萃》创刊号出版的前夜，《文萃》创办者还有一个相当大的难题未解决，就是缺少一个挂招牌的地方。后来，从“大后方”来的姓杭新闻记者答应借他的住处作“社址”。这样，才在机器印刷之前，在版权页上填上：“编辑出版者　文萃社(上海静安寺路德义大楼二门五楼)”。实际上，这个“社址”与文萃社的工作毫无关系，除每期印上它的地址外，偶有三两封读者来信寄到那里。这个“社址”用了一个半月左右，困难严重起来了。刊物出了几期，性质已相当明白地摊开了，这位杭姓记者因与文萃社在政治上有分歧，而且日见明朗，再加上居室之中有了主妇，终究不宜再在“德义大楼”挂《文萃》招牌。然而从《文萃》刊印的社址看，从第1期到第3期均为德义大楼二门五楼，但第4期、第5期开始变为二门三楼，不知是因为编辑有误，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第二社址：上海山东路290号

《文萃》出版到第6期(1945年11月13日出版)时，新闻界的另一朋友，时任《大刚报》上海办事处主任的黄邦和热情支持《文萃》的创办，在其山东中路办事处为《文萃》找了一个办公的空位。于是，《文萃》于1945年11月中旬将社址移到山东中路290号，并在那里放了一张办公桌，作为对外联系之用。从第6期开始直到第15期，文萃社一直沿用上海山东路290号的社址。

(三)第三社址：福州路89号2楼219室

新闻记者王坪和黄立文一次在福州路四川路口发现申达大楼(今中兴大楼)里有两间办公室空关着，但是由于办公室原由日本人租用，战后已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该处原为英国人产业，后由日本人租用。日本战败投降后在上海的日本人都等候遣返。黄立文和王坪分别找到房产公司各自签租一间办公室。名义上，是后方一家报馆的上海办事处，实际是用来做《文萃》的办公室。租约签订后，因为房门上有两重封条，一重是国民党军队的封条，经王坪去“疏通”后解决。另一重是由国民党政府上海“敌产管理局”的封条。经交涉后，对方不肯启封。因当年上海市中心区的这种办公用房，每月租费虽然不多，却要用金条作“顶费”才能租赁到手，连房客之间互相转让，也可得到二三两黄金一间的“顶费”。为了捞取房屋转租的油水，国民党官员百般推诿，迟迟不予启封。后来，孟秋江趁国民党政府“敌产管理局”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当场质问发言的刘姓局长。该局长一时下不了台，只好派人去启封。从1946年1月上旬起，文萃社就迁进了福州路89号的2楼。其中一间是219室，作为经理部办公室，对外公开。另一间是223室，是编辑部，办公室不对外公开。这样，文萃社有了正式的固定办公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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