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编
革命家章炳麟

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前半期中国革命运动，主要由三大运动构成。其一，是民族主义运动；其二，是农民运动；其三，是现代化运动。三大运动路向并不一致；三大运动内部，倾向也不一致。章炳麟曾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被誉为“革命家之巨子”⁽¹⁾，中华民国的“革命元勋”。但同样倡导改革，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意见却大相径庭；同样致力革命，他和孙中山等人却屡次发生抵牾。晚年，他一度置身于新的革命洪流之外，甚至站在其对立面；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高压下，他曾不得不退回尘封的书斋，但最终又走到了抗日救亡运动前列。章炳麟作为革命家，一生所走过的路，其曲折，其颠踬，其成功，其挫失，其奥秘都在他同上述三大运动的特殊关系。

一、对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最初质疑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一场农民运动、农民战争的高潮席卷中国中南和东南广大地区，这就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捻军起义。太平天国是小农中国两千年来周期性爆发的农民战争的最高峰。起义农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制定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土地纲领，企图在小生产基础上，通过财富共有、平均分享的办法，建立起农民与手工业者理想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²⁾的“小天堂”。但是，这种“小天堂”像夜空的流星一样，虽然光芒夺目，却无法持续存在。农民领袖们在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和财富后，侈靡恣肆，竟不弱于他们的对手。“小天堂”从理想层面返回实际层面，成了对农民一场新的剥夺。农民运动终于不敌对手血腥的屠戮，从高潮转入低潮。

章炳麟后来在倡导革命时，曾以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事业的继承者自居。1906年他在为《洪秀全演义》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曾说：

洪王起于三七之际，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图籍十二年，旌旄所至，执讯获丑，十有六省，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昔人有言：“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洪王朽矣，亦思复有洪王作也。⁽³⁾

这里虽然主要从推翻清王朝这一点上立论，但有意复兴太平天国的事业，将自己所从事的革命视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继续，这一态度是鲜明的。1902年他所拟定的《中国通史》史目，将《洪秀全考纪》特别列入⁽⁴⁾；1903年他为白浪庵滔天著、黄中黄译《孙逸仙》一书题辞，称赞孙文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是“掩迹郑、洪为民辟”⁽⁵⁾，郑，指郑成功，洪，为洪秀全，民辟，即民众领袖。承袭了郑成功、洪秀全的事业而成为民众的领袖，对孙文的这一评价，说明在章炳麟的心目中，洪秀全与太平天国是值得承袭与效法的对象。

章炳麟的同时代人，从不同的角度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风暴的影响。而章炳麟后来对这场农民运动产生强烈共鸣，除去他本人的经历外，与他的家乡、他的家庭特殊的遭际，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章炳麟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府余杭县东乡仓前镇。仓前镇，宋、明以来就相当繁华，因为这里是漕米集中与转运的重要处所，仓前即以众多米仓耸立在镇后而得名。这里当然也就成了太平军与清军激烈争夺的地方。不仅仓前一地，浙江杭嘉湖整个膏腴之地，都是如此。但是，经过战乱，到章炳麟出生时，这里已是满目疮痍。《光绪余杭县志稿·田赋志》中述该县“咸丰之季，迭被兵燹”，同治四年（1865）浙江巡抚马新贻奏报，余杭县荒芜未种及流亡未报并掘壕荒废田2180顷有余，零地614顷有余，零山2248顷有余。从马新贻到他的后任李瀚章、杨昌濬，连续几届浙江巡抚都奏请蠲免余杭应征银钱，其理由如《光绪余杭县志稿·恤政志》所录马新贻奏稿列称：“浙江杭州等府属自遭兵燹，元气大伤，闾阎困苦，民间粮产或限于人少，或开垦无资，以及流亡未报，被贼挖掘濠垒遽难挑浚者，实与寻常灾荒不同。”⁽⁶⁾与余杭县相邻的安吉县，乾隆年间户口已达18468户，丁口71937人；咸丰年间户口达近3万户，丁口13万人；同治三年（1864）土著户仅存3500户，丁口6838人，另有棚民烟户78户，丁口144人。户数仅及原来九分之一，丁口仅及原来十九分之一。到同治十年（1871）方增至土著户4108户，客户3291户，棚民464户，丁口23500余人。户数、丁口数均不及原来的四分之一。⁽⁷⁾安吉知县刘兰敏说，该县是时“人民摧残，庐宇倾圮，不毛之田，漫山猕谷，不可疆理。邑之居民，皆来自江、淮、徽、歙、台、宁诸郡，生土著者仅有孑遗”。他的前任汪荣更说，战乱后人物凋残，“老成硕望，百不一存，文学之士，存者亦十二”⁽⁸⁾。这一状况，在杭嘉湖地区极具代表性。

但是，战乱之后，并非只是凋蔽与荒芜。江浙农村土地关系经由这场战乱，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曾国藩1863年一份奏稿中说过，太平军初兴之时，“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⁹⁾。根据记载，当时太平天国基层政权首领监军曾命令“各乡卒长给田凭，每亩钱三百六十。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陆续完纳”⁽¹⁰⁾。太平天国失败后，土地关系的这种改变，在不少地方给保留了下来。由于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废，大批外来移民占地垦辟，形成新的自耕农群。田主权势衰落，佃农地位也有了明显改善。正是由于农村土地关系的这些改变，使江浙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并且不多久之后便有了新的发展。温鼎《见闻偶录》述当时湖州南浔的情况，更极有代表性。《见闻偶录》说：“粤逆平后，户口凋残，镇之四乡，荒田计十之三，乏人开垦，汙莱满目。郡西山田，荒旷尤多。温、台人及湖北人咸来占耕……凡一圩中无主荒田无不占踞耕种，搭盖草棚，每圩被占者不下数十百亩，秋收仅钱粮数百文，向之业主，不敢顾问。”《见闻偶录》又说：“近来佃农输田主租额不过六七斗，顽佃或仅输三四斗，不敷纳粮。同、光以来，有力之家，以田为累，不敢置买。”⁽¹¹⁾江浙农村还出现了永佃制，田主只有田底权，田面权归佃户，“佃户欠租，业主遂不能起田”，佃户由此也有了较多发展生产的热情。《萧山县志稿》在记述永佃制产生经过时，便指出，它系“至洪、杨时，田主无权，民心大变”，乡民“私议”而成。⁽¹²⁾清廷，特别是坐镇江、浙的各级官员，面对农村土地关系的所有这些变化，至少采取了接受既成事实的默认态度，有的还故意纵容，加以保护。农村土地问题的有限解决，小农经济活力的加强，成了战争创伤迅速得到医治、社会经济重新得到发展的重要动力。因之，正如《乌程县志》所述，战乱之后，“流亡既复，垦辟荒芜，租税既轻，愈修蚕事，曾不数年，桑绿如海”，“自还乡以后，岁丰人和，见夫士秀于庠，农力于野，商贾填于市肆，熙熙然若不知为甫离兵燹也者”⁽¹³⁾。

太平天国在江、浙等地所引起的社会变动，不仅使章炳麟这一代人重新思考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而且使他们深切地关注中国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特别是土地平均分配及小农经济活力问题。章炳麟后来举起反满旗帜，立志推翻清朝统治，呼吁“均配土田”，要求保护“中人以下”利益，显然与这一历史变迁有着密切关系。

章炳麟的家庭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席卷江、浙期间的特殊遭际，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运动对章炳麟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

章家发达于嘉庆、道光年间。根据《章氏家谱》记述，章炳麟的曾祖父叫作章均，字安圃，又作安溥，号治斋，曾任训导，教于海盐儒学，董理家业，经营数十年，成为仓前镇上的富户。道光八年（1828），他捐钱三万缗，创建了苕南书院，并以其余资存典生息，充当膏火费；又捐田千亩，建立了章氏义庄，“凡族中孤寡废疾老弱者，月赡粟米，贫者婚丧给费；开义塾以课合族子弟入学，补廪中式，皆给资”⁽¹⁴⁾。章均于1832年去世。章均生有六个儿子，章炳麟的祖父章鉴是章均最小的儿子。章鉴，字晓湖，曾入县学为附贡生，援例为国子监生。章均去世时，他已30岁，六个兄弟分了家。他因妻病误于医，遍购古今医学书籍，精研30年，起初仅为亲戚治病，其后时为贫者治疗。太平军占领余杭期间，苕南书院毁于战火，仅存基址石坊；义庄券册，也焚毁无余；章鉴转徙避匿，不得不以行医为活。当时，太平天国设立乡官，章鉴曾被任命担任此职。但是，他并不想卷入太平军与清军征战的旋涡，所以，在一次为太平军将领治好病后，他便“浼言辞职”，获准后，居于乡间专为贫民治病。⁽¹⁵⁾同治二年（1863）在太平军失败前一年去世。章鉴生有四个儿子，章炳麟的父亲章濬是章鉴的长子。章濬，字楞香，一作轮香，生于1825年，廪生，屡试优等，但一直未能中举。太平军攻占浙江时，他取了《章氏家谱》伴着章鉴带着全家到处躲避，历时三年。1863年左宗棠率领清军至余杭县东南闲林镇时，他赶去“献地图，并陈善后策，颇见用”⁽¹⁶⁾。战后返回家园时，家中已无余财，只留有田一顷。章濬悉心钩稽章氏义庄田地，努力加以规复，并游历江南、浙西诸县，了解各地情况。从表面看，章濬改变了乃父置身事外的态度，转而与清军合作，但是，实际上，他所关注的，主要还是家乡一带战后如何恢复与发展的事宜。1867年，新任杭州府知府谭钟麟延揽他入幕相助，1869年，为镇压捻军，谭钟麟调任河南按察使，“从军佐幕府者皆有功”，谭钟麟邀请章濬一同前往，章濬竟“以母老辞”⁽¹⁷⁾，表明他的政治态度与章鉴其实一致。返乡后，他热心勘荒修塘，规划东乡水利，也利用家传医学，时常为贫者治病。他所立的《家训》，叮嘱子弟：“妄自卑贱，足恭谄笑，为人类中最庸下者。吾自受业亲教师外，未尝拜谒他人门墙，尔曹当知之。”⁽¹⁸⁾实际上，是要求子弟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章濬于1890年去世，去世前曾从容遗命：“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¹⁹⁾死后入敛，只准穿汉、唐、宋、明相沿的上衣下裳相连的“深衣”，而不准穿清代官服补服。章家特别是章鉴、章濬的这种对清廷若即若离的立场，使章炳麟接受太平天国的社会影响，对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与动摇，有了来自家庭的内在渊源。

直接触发章炳麟对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产生怀疑的，是章炳麟的外祖父朱有虔。朱有虔，一名有泉，字左卿，一字秉如，浙江海盐人，出生在显宦世家，本人为庠生，曾历任各大吏幕宾，撰有《双桂轩集》20册，1874年他在首册封面上改题为《双桂轩诗文集》，1884年又改署为《秋芳馆漫录》。⁽²⁰⁾1876年，他来到余杭，亲自课读外孙，前后四年。

章炳麟在其自定年谱中说：

外王父海盐朱左卿先生讳有虔来课读经。……暇亦时以明、清遗事及王而农、顾宁人著述大旨相晓，虽未读其书，闻之启发。⁽²¹⁾

1933年，他在纪念辛亥革命22周年的讲演中，对此说得较为详细：

余成童时，尝闻外祖父朱左卿先生言：“清初王船山尝云：‘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入主中原则可耻。’”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及读《东华录》至曾静案，以为吕留良议论不谬。余遂时发狂论曰：“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李自成非异族也。”⁽²²⁾

稍后，他在回忆少年事迹时，说法又与此略有不同：

余十一二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²³⁾

在此之前，章炳麟曾一再说及当年因读《东华录》而产生“逐满之志”的事⁽²⁴⁾。虽然没有提及朱有虔的名字，但足可与他晚年的回忆相印证，说明其事绝非向壁虚造。

给了他以震撼性强烈刺激的，是雍正年间发生的文字狱吕留良—曾静一案。

曾静，湖南永兴人，于雍正五年（1727）令弟子张熙到川陕总督岳钟琪处，策动这位岳飞的后裔起兵反清。曾静在致岳钟琪的书信中，列数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等十大罪状，要岳钟琪本着“尊华夏贱夷狄”的宗旨，诛灭雍正，为汉人复仇。岳钟琪向朝廷告发。曾静被捕入狱。审讯中，供称思想渊源于吕留良《四书讲义》。吕留良，字用晦，号晚村，浙江桐乡人，生于明末，尊程朱理学，服膺夷夏之防大义。《东华录》雍正七年四月说他“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所谓“邪书”，指的是吕留良的主要著作《四书讲义》。吕留良认为，君臣之义、夷夏之防是天下最重要的事，后者尤重于前者。曾静案发时，吕留良已去世近50年，雍正下令将他及其子吕葆中开棺戮尸，将他的另一儿子吕毅中斩立决，将他的孙辈及家属发遣宁古塔为奴，将他的弟子、再传弟子或戮尸，或凌迟，株连九族。

吕留良—曾静案，是清代文字狱中影响最大的案件。清王朝由满族人作皇帝，满族亲贵在朝廷中占居支配地位。为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特别忌讳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因此而屡兴文字狱，对一切质疑其统治合法性的文字、著述，都严加惩治。康熙年间浙江富商庄廷因刊刻《明史》如实叙述清朝前史而被开棺戮尸，株连被杀者70多人。后来，安徽桐城人戴名世因所著《南山集》多涉及南明史事，并沿用南明年号，甚至奉南明为正统，在翰林院编修任上被告发，同族16岁以上全部被斩首。雍正年间，江西主考官查嗣庭因以《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试题，被诬指为“维止”二字系将“雍正”二字砍去首部，下狱庾死，仍遭戮尸。类似文字狱，都在章炳麟思想上激起了狂澜。他同情无辜的牺牲者，而王夫之、顾炎武、吕留良等人用以反清的所谓华夷之辨，则正给章炳麟质疑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根据。

当然，章炳麟这时对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质疑，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理性结论，它基本上还是一个热血少年面对不平之事所产生的感情冲动和义愤。但是，它已足可表明，在“反满”意识销声匿迹一百多年后，经过太平天国的鼓吹，这一意识又复活了，太平天国失败后，这一意识仍在传播，并在青少年一代引起了共鸣。

1903年章炳麟在为邹容《革命军》所写的序言中曾感慨万千地说过：

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议以振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吾观洪氏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曾、李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韪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余姚。衡阳之《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卒其行事，乃相戾如彼。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洲，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无他，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²⁵⁾

洪氏，指洪秀全。曾，曾国藩。李，李鸿章。罗，罗泽南；彭，彭玉麟；邵，邵懿辰；刘，刘蓉；罗、邵服膺二程的“洛学”和朱熹的“闽学”；彭、刘服膺陆九渊的“金溪之学”与王守仁的“余姚之学”。衡阳，指王夫之，他所著的《黄书》，特别强调华夏与夷狄的区别。

章炳麟所叙述的事实证明，反满的意识并不因为有华夷之辨观念的存在就自然地产生。曾国藩非常钦敬王夫之，还曾刊刻《船山遗书》，湘、淮两军的首领对《黄书》都很熟悉，对宋、明理学家们所述的夷夏之防全不陌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效忠于清廷，全力翦灭太平军。这当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命运同大清王朝紧紧捆绑在一起，利益、权力、地位的一致性，完全压倒了《黄书》观念上的影响。这反转来也说明，文字狱的历史，王夫之的论述，之所以能在章炳麟情感上、思想上激起波澜，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章炳麟这一代人、这一批人心目中，大清王朝已不再那么神圣，不再那么值得信赖，它的权威性、它的合法性已从根柢上动摇，这使他们对现存政权产生怀疑、进行反省和批判有了可能。

最初的质疑是稚气的。但是，在得到默许和鼓励后，章炳麟便有意识地去拭抹历史灰尘，了解清王朝统治的真相。他后来回顾说：“十九、二十岁时，得《明季稗史》十七种，排满思想始盛。”⁽²⁶⁾“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黄书》，志行益定。”⁽²⁷⁾经过较为自觉的反省，稚气的质疑开始转变为对清王朝统治权威性与合法性的强烈抗拒。当然，从这种情绪发展为反对清王朝统治的实际行动，还有着很大的距离。

二、初试时代主题：救亡、启蒙、变革

投身于甲午战争后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是章炳麟社会政治革命生涯的开始。在这一阶段，他在整个维新运动的推动下，迅速贴近救亡、启蒙、变革这三大时代主题，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首次飞跃。正是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实践，使章炳麟与清王朝实际地走向离异和决裂。

维新运动是一场爱国救亡运动。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在《京师强学会序》中写道：

俄北瞰，英西，法南瞵，日东眈……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中间，鼾寢于火薪之上，政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远。孟子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蒙盟、奉吉、青海、新疆、卫藏土司圉徼之守，咸为异墟；燕、齐、闽、浙、江、淮、楚、粤、川、黔、滇、桂膏腴之地，悉成盗粮。吾为突厥、黑人不远矣。⁽²⁸⁾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极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辐凑而来的危机感，康有为倡导先后在北京、上海建立了强学会，呼吁天下“通人学士”聚合在一起，共同讲求“中国自强之学”。章炳麟当上海强学会成立时，立即交去16元入会，就是因为他急切地要求救亡，因而完全认同强学会的宗旨。早在1894年9月，他在《独居记》一文中就写道：“文武解弛，举事丧实，禁掖持柄，无政若雨，是为大群之将涣。虽有合者，财比于虮虱。于是愯然而流汗曰：‘于斯时也，是天地闭、贤人隐之世也。’虽然，目睹其肢体骨肉之裂而不忍，去之而不可，则惟强力忍诟以图之。”⁽²⁹⁾大群之将涣，肢体骨肉之裂，都表明他已充分意识到国家、民族危亡的形势是多么严重；强力忍诟以图之，则宣示了他奋力投身救亡运动的决心。1897年3月，他在《变法箴言》一文中写道：“方今疆圉日棘，黔首罹瘼。愚贱者无计虑，而毒之晏安；仕宦之子，则择利便，据形势，置齐州不恤。务得趣死不顾之人以振之，患犹可弭。”⁽³⁰⁾疆圉日棘，黔首罹瘼，这八个字高度概括了当时外患内忧交相迫近的危急形势，而“趣死不顾”，则正是他拍案而起、矢志力挽狂澜的生动写照。

爱国救亡，特别是面对着西方列强与东方日本这样前所未见的资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要拯救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需要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知识体系，新的行为准则，需要全体民众具有有别于先前的新的素质。这样，爱国救亡运动便呼唤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到来，维新运动同时就成了思想启蒙运动。

对于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章炳麟有深切的体会。他在1898年3月发表的《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中指出：

中国儒冠之士，踽行孑处，无所倚毗；皋门有政，庶人所不议；疆场有事，乡校所不闻；虽有贤杰，不在官位，则娖娖无所长短。儒术之衰，将不能保其种族。……

自宋与明作则之主，将以其权力势藉锢塞诸生，而惧其腹诽唇反，不仰事天而俯画地，则为之饩廪利禄以羁靡之，而仍使不足以事其父母，畜其妻子。……故使天下之士，肥瘠不相顾，痛瘼不相知，非直不能卫周、孔，且求一墨翟、禽滑厘而不可得。小雅尽废，四夷交侵，殆以此也。

一方面，是儒冠之士本身，脱离社会与政治实际，另一方面，宋、明以来，历代统治者禁锢他们的思想，使他们互不相顾，互不相知，终于导致民族与国家危亡。为此，章炳麟倡导“合耦同志，以建学会，于息壤之将陷，天保之未定，沈忧噍杀，朝夕讲贯”。他鉴于清政府一直无所作为，便寄希望于士民自己的奋起：“政府不能任，而士民任之，于是奔走展转，搜徒索偶，以立学会。……宜有以纠之合之礼之养之宣之布之，使比于宾萌，上说下教，以昌吾学，以强吾类。”⁽³¹⁾

章炳麟身体力行。除去参加上海强学会外，他还和浙江维新变法的著名鼓吹者宋恕、陈虬等人于1897年6月创建了兴浙会，章炳麟在《兴浙会序》中指出：“方今浙江之俗，稍益选愞，而隐居求志者，盖时见于山樊。然或讼言时务，而不能深探其本；或以旧学为城堞，其学不足以经世。离群涣处，莫相切厉，卒迷阳而不返。”⁽³²⁾为改变这一状况，他在《兴浙会章程》⁽³³⁾中要求从四个方面进行努力：一，了解中国古代典籍要义，经以《周礼》、大小戴《礼记》最要，史以《史记》《汉书》《后汉书》《隋书》《新唐书》等为最要，诸子以《管子》《墨子》为最要，并以《荀子》持衡诸子。这是要求经学研究面向实际，通过读史深切了解中国实际，通过诸子研究使思想得到解放。二，致力于经世之学：“格致诸艺，专门名家；声光电化，为用无限”；“大抵精敏者宜学格致，驱迈者宜学政法。官制、兵学、公法、商务，三年有成”。三，掌握方舆之学，了解阨塞险要所在。四，以体操变化气质，如德国军制，“寓兵于农，文武自将”。这是章炳麟发动思想启蒙的初步框架。

1897年秋季，章炳麟还和一批志同道合者在上海创办了译书公会，计划采译欧、美、日本政治、法律、教育、矿务、商务、农学、军制等“近时切要之书”介绍给中国民众。是年11月，他们出版了《译书公会报》周刊，选译英、法、德、日等国报纸上的论述，以及若干专门著作。章炳麟担任该周刊的主笔。他在《译书公会叙》⁽³⁴⁾中指出：“五大洲之册籍，吾不能博发而扬诩之，吾则瞀矣。且新理日出，岁无留故，一息炭养更，其事立变……而吾犹守旧译，以成世之暗曶，其焉能与之终古？”他直率地批评五口通商以来，士大夫不治国闻，怀安饰誉，致使其祸立见于今日。他还指出，以推进维新变法而论，由于不了解五大洲情况和已有各种经验教训，“一旦变易，官无其法，法无其人，人无其书，终于首施两端，前却失据”。创办译书公会，就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为此，他写道：“以草莱数人，仅若稊米，而欲五洲书藏之秘，以左政法，以开民智，斯又夸父、精卫之续也。”这里，非常明确地将启蒙与掌握五大洲文明的各种已有成就结合于一起。章炳麟不懂外文，便同其他人合作翻译，由他人口译，他作笔述，或由他润饰译稿。《昌言报》上连载他与曾广铨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就是曾广铨口译，他笔录成文的。

1897年至1898年间，章炳麟除去参与《时务报》撰述外，还参与创办了《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等刊物，担任这些刊物的主笔。《时务报》改组为《昌言报》后，由他主持笔政。他比较了建立学会、创办图书馆及开设报馆在启蒙运动发展中的不同功效，指出，前二者的创建要艰难得多，影响的范围也有很大限制，“今欲一言而播赤县，是惟报章。大坂之报，一日而籀读者十五万人；《泰晤士报》，一日而籀读者三十万人。以中国拟之，则不可倍屣计已”⁽³⁵⁾。这也就是他本人毕生特别重视报刊的一个基本原因。

维新运动又是一场社会与政治革新运动。章炳麟和同时代其他许多人一样，作为康有为的追随者，参与了社会与政治革新运动，但是，又从一开始就表现了他自己鲜明的个性。

1903年章炳麟因《苏报》案被捕入狱时，曾说：

中岁主《时务报》，与康、梁诸子委蛇，亦尝言及变法。当是时，固以为民气获伸，则满洲五百万人必不能自立于汉土。其言虽与今有异，其旨则与今同。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谓始欲维新、终创革命者哉？⁽³⁶⁾

在这里，急欲从政治上划清同倡导保皇的康有为、梁启超的界限，所以，强调了同康、梁的分歧。但是，交康、梁，谈变法，终究是事实。

章炳麟晚年所撰《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对于这段经历叙述较详，也较平实：

时新学初兴，为政论者辄以算术、物理与政事并为一谈。余每立异，谓技与政非一术。……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然康门亦或谗言革命，逾四年始判殊云。⁽³⁷⁾

以1897年而论，章炳麟对清王朝的统治确实很不满。沈瓞民回忆是年在杭州求是书院凤凰山馆与章炳麟谈话，章炳麟“谈索虏入主中国”，愤愤溢于言表；说起浙江清代文字狱各案件，更是如数家珍，并说：“此浙人一时之不幸，日后当以此为荣也。”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³⁸⁾但是，综合考察这时章炳麟的政治立场，他既反对清王朝“壅遏民气”，也反对“揭竿斩木”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他认为：“居今之世，将欲壅遏民气，使不得伸，无论其无成绩也，幸而胜之，虽不土崩，犹将瓦解，是自遏抑吾黄种，而反使白种为之尸也。”但是，若采取激烈手段推翻清朝，“内乱不已，外寇间之……苟有揭竿斩木者，是自战斗吾黄种，而反使白种为之尸也”。为避免因内部相争而让西方殖民主义者从中渔利，章炳麟主张“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他说：“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³⁹⁾礼秀民，聚俊材，实际上也就是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书中所主张的“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⁴⁰⁾。两人的区别是存在的，这就是康有为将变法更多地寄希望于光绪皇帝“乾坤独断”，而章炳麟则将变法更多地寄希望于使民众自相为守。

章炳麟在上层也不是没有作过努力，但都是以失望而告终结。

努力之一，是1898年2月上书李鸿章。李鸿章是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在推进洋务运动方面卓有贡献，对维新运动也有同情的表示，因此，章炳麟对他抱有一定希望。在这封长信中，针对“瓜分之形，皦如泰山”的形势，章炳麟建议“与日本合从”；针对“下民离瘼，疆圉孔棘，天下之势，系于金柅，其忧有甚于瓜分者”的内部问题，章炳麟强调“非内政修明，不足以自巩”。在信中，章炳麟还作了自我介绍，说明自己“会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瘵，而思以古之道术振之”。古之道术，源于荀子、司马迁、刘歆，以及盖次公、诸葛亮、羊叔子及黄宗羲。信中对李鸿章多所赞誉，以至说：“念今世足以定天保者，无过相国，故不得不鸣其一得之见，以达于持橐之史。”⁽⁴¹⁾章炳麟希望李鸿章能够采纳他的建议，或者能够对他的建议有所重视，但是，书上之后，却并未引起李鸿章的注意，结果是无声无息。

努力之二，是1898年4月西上武昌争取张之洞。张之洞在办洋务方面也很有成就，曾积极支持成立上海强学会，为筹办《正学报》，接受陈衍、夏曾佑、钱恂等人推荐，邀请章炳麟赴武昌。章炳麟兴冲冲地乘轮赶到武昌，受到盛情接待。但是，他很快就同张之洞的亲信幕僚梁鼎芬等人发生了冲突，原因是他们借康有为经今文学论点，“并其大义亦加诋毁”，章炳麟“则抗唇力争，声震廊庑”，使得“举室眙”⁽⁴²⁾。紧接着，章炳麟又同张之洞本人发生了争论。章炳麟回顾争论的情况说：

是时，青岛、旅顺既割，天下土崩。……张之洞始为《劝学篇》以激忠爱，摧横议，就余咨度。退则语人：“……古之谟训，上思利民，忠也；朋友善道，忠也；憔悴事君，忠也。今二者不举，徒以效忠征求氓庶！且乌桓遗裔，蹂躏吾族几三百年，毛饮血，视民如雉兔。今九世之仇纵不能复，乃欲责其忠爱？忠爱则易耳，其俟诸革命以后。”闻者皆怒，辫发上指栋。或椓之张之洞。之洞使钱恂问故，且曰：“足下言《春秋》主弑君，又称先皇帝讳，于经云何？”应之曰：“《春秋》称国弑君者，君恶甚。《春秋》三家所同也。清文帝名皇太极，其子孙不为隐。当复为其子孙讳耶？”之洞谢余。⁽⁴³⁾

《劝学篇》是张之洞的代表作，内编体现“中学为体”，外编体现“西学为用”，内编坚持传统的名教，“以正人心”，外编因应世界变化，“以开风气”。当章炳麟到武昌，此书正由两湖书院刊刻问世。章炳麟当着张之洞的面只肯定外编“为翔实矣”，对内编未着一词。⁽⁴⁴⁾对着张之洞的亲信幕僚，则淋漓尽致地批驳了内编效忠清王朝的说教，听者吓得与气得辫子都翘了起来。章炳麟当然不可能见容于赫赫有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及梁鼎芬等人，在乘舟返沪途中，写下《艾如张》一诗，想到殷、周时代的“汤、武革命”，发出了“怀哉殷周世，大泽宁无人？”⁽⁴⁵⁾的感叹，表明他对上层已经完全失望，一心指望下层的发动，推翻清王朝的信念日渐强烈。

章炳麟返回上海不久，光绪皇帝下诏宣布变法。有了先前同李鸿章、张之洞打交道的经验，章炳麟的头脑保持了冷静。他看到，尽管变法诏书一道道从紫金城中飞出来，一到各职能部门及各地方，却像雪片一样融化得无影无踪。他写了一篇《董逃歌》，断定在清王朝下变法成功不了：

变风终陈夏，生民哀以凉。

自昔宋南徙，垢氛流未央。

九域尊委裘，安问秦与羌！

这是借宋、明以来华夷之辨，说明清朝统治者不会改变其反对生民的本性，不能指望他们真正实行会给人民带来好处的变法。

齐州有主后，素王县如丝。

如丝亦危断，流涕空汍澜。

吾衰三百年，刑天烝舞干，

狼狐又横怒，绛气殷成山。⁽⁴⁶⁾

说的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空前危机；列强横行于中国大地，正是清王朝统治所造成的恶果。

然而，即使是这样有名无实的变法，竟也不能见容于清王朝占支配地位的主流统治势力。变法自6月11日始，至9月21日终，前后总共百日。一场军事政变，变法的设计者康有为仓皇出逃，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被软禁，谭嗣同、杨深秀等“六君子”作为主持变法的中坚力量“奉旨正法”。

变法运动的失败，使章炳麟对清王朝的不满更为强烈。在为祭奠谭嗣同等人灵柩而写的《祭维新六贤文》中，章炳麟痛斥那拉氏、荣禄发动军事政变，杀害谭嗣同等人，“匪丧陈宝，丧我支那！”⁽⁴⁷⁾救亡、启蒙、变革，三大时代主题，一个都未完成。但是，沿用原来的方法，显然不行了。他写了《杂感》一诗，说：

血书已群飞，尚踵前王武？

何不诵《大明》，为君陈“亥午”！⁽⁴⁸⁾

《大明》，《诗经》名篇，称颂周武王伐纣灭商；亥午，出自纬书《诗纬泛历枢》：“卯酉之际为革政，午亥之际为革命。”亥午，正是革命一词的代称。很明显，章炳麟已经严肃地在思考，有必要用革命的方法推动救亡、启蒙、变革三大目标的实现。

三、革命之路的择定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是以政治改革为中心的现代化运动的一次重挫。随之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表明中国的农村危机和民族危机双双在极为急剧地加深。章炳麟从具有革命倾向到最初择定革命道路，正是在这重重危机全面激化的过程中完成的。

首先是以那拉氏为首的清王朝统治者不容许改革者以合法的方式和平地推进维新变法。他们发动军事政变，屠杀了谭嗣同等人，软禁了光绪皇帝，缉拿康有为等人。章炳麟远离政治中心，可是，因各地报馆被明令封禁，各主笔被明令捕拿，他也被列入通缉名单之内。满腔爱国热忱，却连继续在上海立足都不可能。往哪里躲避？日本友人安藤阳洲、山根虎臣当时在上海创办刊物《亚东时报》，介绍他避往日本占领下的台北。1898年12月初，他乘轮到达基隆，转到台北，凭日本驻沪领事的介绍信，被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延聘为他所控制的《台湾日日新报》的特约撰述。

章炳麟尽管受到很大打击，仍然没有完全丧失在清王朝统治下合法进行改革的希望。当时，流亡日本的康有为公布了光绪皇帝在政变前所写的朱笔密谕，发布了《奉诏求救文》。在康有为笔下，光绪皇帝是一个“通万国之故，审时变之宜，哀中国之阽危，悯生民之涂炭，忧勤图治，发愤自强”的真诚改革者；光绪帝“以开创为守成，以变通济时艰，万方不得康乐，则引为失职，山谷不闻新政，则引为大耻”，值得人们信任；光绪帝“任贤则直推心腹，去佞则若拔恶草，绝无嗜好，日以忧国保民为事”⁽⁴⁹⁾，值得人们依靠。康有为以同光绪皇帝有过密切接触的特殊身份所作的这番宣传，当时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章炳麟因不满当时反动势力对维新派的各种攻讦与诬陷，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的遭际，对康有为关于光绪皇帝的描述虽不一定全信，却也没有认为全非。于是，设计了“客帝”与“分镇”两个方案。

《客帝论》1899年3月12日发表于《台湾日日新报》，5月20日又以“台湾旅客”署名发表于梁启超所主编的《清议报》第15册，修改后收入《訄书》时改题为《客帝》。章炳麟在文章中历数清王朝当年“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金华之屠”的罪恶，以及多年来“刓敝府库”、奴视汉人、“以华夏为异类”的种种逆行，说明“吾义士之谋攘逐者”完全合乎情理。但是，章炳麟同时又强调，要防止“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而光绪皇帝已“椎胸啮臂，以悔二百五十年之过矣”，“彼疏其顽童，昵其地主，以百姓之不得职为己大耻，将登荐贤辅，变革故法，使卒越劲，使民果毅，使吏精廉强力，以御白人之侮”，这样的皇帝当然也无须攘逐。如何将这互相矛盾的两种取向结合在一起，而找到为人们可以普遍接受的方案呢？章炳麟建议，虚尊孔子为“支那之共主”，光绪皇帝“引咎降名，以方伯自处”，而为“客帝”，臣民视之为“长官”而不再是“后辟”，这样可以消除反满与拥满的冲突，而让光绪帝得以主持实际政务，厉行变法。

《分镇》，见之于《訄书》初刻本，认为“今方镇苶弱，而四裔乘其敝，其极至于虚猲政府，使从而劫疆吏，一不得有所阻桡；割地输币，无敢有异议”。各地方权势过弱，无法自保一方，以与列强抗争。为此，章炳麟主张在中央权力得到根本改善之前，不如用“分镇”的方法加强各地方自治自卫的能力。他建议：“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其余置五道：曰关陇，附以新疆；曰楚蜀，附以西藏；曰滇黔桂林；曰闽粤；曰江浙。”实际上，这就是改大一统的郡县制为联邦制的最初设想。章炳麟以为：“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⁵⁰⁾在此之前，他在所撰《藩镇论》⁽⁵¹⁾中便倡导加强地方督抚的权力，因“敌国外患日冯凌而无已”，必须“分其大柄以归将帅”。日本萨摩、长州二藩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证明了“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篇《官统》，见之于《訄书》初刻本，述官制当如何改革，而劈头说：“万祀家天下之制，以宣父之适为辟王，而视旋机者犹霸主也。黜陟之柄，辟王勿与焉。霸主一相，大吏自相任，守令自镇授，辅殷自府辟。如是，则教令壹，吏部废，世胥黜矣。”⁽⁵²⁾仍是以孔子后裔为虚君，而以清帝负责政务的方案。

旅台期间，章炳麟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很多文章署名都作“菿汉阁主”。菿，或释作大，或释作复。菿汉，意为大汉，或复汉，都包含着反满的意思。也有一些文章，署名“支那章炳麟”，用“支那”而不用大清，也有不承认清王朝的意思。说明章炳麟反对清王朝的意愿仍然非常强烈。但是，在付诸政治实践时，他仍设想借助光绪皇帝发挥一种连接与调节清王朝与反清要求的作用。

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表明，章炳麟的主张完全行不通。他从随即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看清了，光绪皇帝也好，康有为等人也好，解决不了中国现代化问题，解决不了农村危机和农民运动方向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问题。和平的、渐进的、折衷式的变革之路尽管很理想，却完全走不通，因为它只会导致现代化被阻遏，农村危机更严重，国家和民族危亡更紧迫。

促使章炳麟思想转变的第一件事，是他1899年6月离开台湾来到日本，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及其他一些康门弟子相处了一段时间，发现许多号称新党的人物，热衷于追名逐利，互相攻讦，并没有多少现代化意愿及素质。“新耶复旧耶，等此一丘貉。”⁽⁵³⁾对这些人，他深感失望，发现依靠他们而成事，几乎全无可能。而在横滨梁启超居处，他首次见到孙中山。孙中山因倡导革命，在伦敦被清使馆绑架时，章炳麟正在时务报馆，初次得知孙中山的志向。这次见面虽相知不深，但孙中山坚持必经“流血”方能使中国振起，还是给章炳麟留下深刻印象。一类是立场坚定的革命者孙中山，一类是仍寄主要希望于光绪皇帝的康有为，梁启超当时则希望促进两者的联合，面对这一局面，章炳麟有了条件对他们的主张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使自己的认识深化。而局势的发展，很快就使这一比较有了结果。

1899年8月底，章炳麟由日本悄然返沪，筹划将他论学论政的专门著作付梓出版。其事甫定，传来消息，慈禧太后决定立溥为“大阿哥”，准备废黜光绪皇帝，由溥取而代之。因一些地方督抚有异议，外国使馆害怕废黜光绪帝会引起政治动荡而出面干预，光绪帝未为溥所取代。但这一事也足以表明，光绪帝懦弱无力，被慈禧玩弄于股掌，并不那么英明有为，依靠这样一个人物来推进历史性的大变革，显然希望太过渺茫。

废立之议喧起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络寓沪绅商士民1231人于1900年1月27日发电抗议，领先50人都署真实姓名，章炳麟事先并未与闻，由经元善代署其中。通电公布后，慈禧震怒，电令上海，“计开发电谏阻之五十人，一一严拿”⁽⁵⁴⁾。章炳麟因此又一次被追捕。经元善逃往澳门，章炳麟躲入租界。而这一事件，使章炳麟对清廷更加失望。他虽然不是主动列名参加通电，但绝不申辩。他表示，宁愿“委身以待累绁”，也不愿通过申辩而对经元善落井下石，向清廷乞怜求免。⁽⁵⁵⁾

而这时，一场新的农民运动的风暴，已经在华北大地上兴起，这就是义和团运动。这一运动，是清代郁结已久的农村危机在北方地区的一次总爆发。南方地区因太平军与捻军起义，这一危机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19世纪90年代以来华北地区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清王朝横征暴敛和外国人兴造铁路、开采矿山、深入内地传教所造成的农业秩序的破坏，激起乡村民众特别是大批青年农民普遍的骚动。这本是农民运动，却没有直接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而是在“灭洋”的口号下，使这场运动变成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当清王朝朝廷中当权的一派对他们转剿为抚，利用他们进行“排外”时，他们拆铁路，挖电线杆，将矛头指向现代化取向。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保定，列强从大沽口外军舰上调派军队进入北京增强使馆护卫，同时组成联军向北京进发。6月21日，清廷向列强宣战。而东南各督抚，如南京的刘坤一、广州的李鸿章、武汉的张之洞、济南的袁世凯，则拒绝接受朝廷的“乱命”，和列强实行“东南互保”。7月14日，联军占领天津，东南十三省督抚联名要求朝廷镇压义和团。8月4日，得到增援的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联军向北京进攻，14日进入北京城，慈禧带着光绪皇帝等人出逃。

面对民族运动、农民运动、现代化运动严重错位的复杂形势，章炳麟所提出的“客帝”、“分镇”等主张，其不切实际、无实施可能，更清楚地显示出来。

崇奉孔子为帝，而由光绪皇帝主持实际政务，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章炳麟不仅觉悟到这纯属纸上谈兵，而且觉悟到这其实是“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从京津民众于八国联军占领后的反应中，他痛切感到：“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洲之陪隶已矣。”⁽⁵⁶⁾

当东南各省督抚表示不赞成清廷对列强宣战时，章炳麟以为，实施“分镇”主张的一个大好机会已经来到。他分别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建议他们“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⁵⁷⁾。当时，孙中山在日本也派人到广东活动，劝李鸿章据华南地区实行独立。但是，刘坤一也好，李鸿章也好，都无意同清廷决裂。李鸿章7月8日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受命北上主持和谈，7月21日到达上海，逗留在这里继续观望，8月7日，被任命为全权议和大臣，在得到列强和清廷双方的保证后，9月18日抵达天津。随后，他就同列强谈判，最后于1901年9月7日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刘坤一、李鸿章等人的态度，使章炳麟清楚地看到“分镇”主张是多么荒诞。为此，他对“分镇”主张作了尖锐的自我批判：“怀借权之谋，言必凑是。今督抚色厉中乾，诸少年意气盛壮，而新用事者，其葸畏又过大耋旧臣，虽属以一道，弗能任。”他由此得出结论，这些人完全不足以依靠，“夫提挈方夏在新圣，不沾沾可以偷取”⁽⁵⁸⁾。

针对自己对清廷、对光绪皇帝及地方督府的幻想，章炳麟还痛自责备说：“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分镇》与《官统》下篇，亦其伦也。终寐而颖，著之以自劾，录当弃市。”⁽⁵⁹⁾

对清王朝，章炳麟是彻底失望了。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清王朝办不到；慈禧因为听说外国人竟要求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为了一己私利和发泄私愤，冒失地对列强宣战，希冀通过降神附体和各种巫术战胜列强的现代武器，失败时仓皇逃窜，最后又完全屈服于八国联军淫威之下，使中国国际地位空前下降，主权和自卫能力进一步丧失，巨额赔款进一步堵塞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驻北京的外交使团成了中国的太上政府。显而易见，清王朝非但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农民运动和现代化运动这三大社会运动中起不了中坚作用，领导核心作用，相反，站到了这三大社会运动的对立方面。1900年7月下旬，当唐才常等人发起在上海建立“中国议会”时，针对唐才常坚持以“勤王”为旗帜，章炳麟终于不再犹豫，奋起反对，明确宣布自己矢志反清，投身革命。

“中国议会”系1900年7月26日在上海愚园成立。是日，寓居上海的各界名流80多人出席了成立会，议决：“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主；五、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⁶⁰⁾议会推举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章炳麟出席了成立会，但反对以扶持光绪皇帝重新执政为目标的“勤王”主张，写了一份说帖给全体与会成员，要求将“中国议会”的宗旨确定为：“为拯救支那，不为拯救建虏；为振起汉族，不为振起东朝；为保全兆民，不为保全孤偾。”⁽⁶¹⁾他的这一要求未被采纳，于是，他愤然宣布退出“中国议会”。

1900年8月3日，章炳麟为了充分显示自己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的决心，毅然剪去了对清王朝表示忠顺的长辫，脱去清代长衫。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解辫发说》，说明他剪去辫子和改穿西服的用意所在：

庚子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时满洲政府不道，戕虐贤骏，横挑强邻，戮使掠贾，四维交攻。愤东胡之无状，汉族之不得职，陨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勿能剪除，余之罪也。”将荐绅束发，以复泰古。⁽⁶²⁾

8月8日，他又致书孙中山，对孙中山推崇备至，认为“廓清华夏，非斯莫属”，并说明自己“愤激蹈厉，遽断辫发”，乃是明示“不臣满洲之志”⁽⁶³⁾。孙中山指示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旬报》发表了章炳麟的来信及《解辫发说》等文，并在后记中给予极高评价：

章君炳麟，余杭人也，蕴结孤愤，发为罪言，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⁶⁴⁾

在上海，在整个江、浙人文荟萃之区，章炳麟是公开倡导反清革命的第一人。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孙中山的热忱欢迎，也吓住了他的许多朋友。甲午名将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反对他剪辫易服，宣布要与他断绝往来：“去矣非吾徒！因风泪滂沱。”⁽⁶⁵⁾宋恕则说：“削发欲何之？区中不可为！赠君无别语，莫作稼轩词。”⁽⁶⁶⁾面对着周围的各种压力，章炳麟凛然不为所动。

1900年8月21日，唐才常、林圭等人在武汉策划发动自立军“勤王”起义事泄，为鄂督张之洞派兵逮捕，次日20余人就义于武昌滋阳湖。各地清吏受命捕杀与自立军相关人员。章炳麟因曾参与“中国议会”，也被牵连，第三次被指名追捕，而这则更磨炼了他反清革命的意志。

章炳麟第四次被追捕，系因《訄书》的出版与流传。章炳麟所著《訄书》出版后，连原先和他往来密切的孙宝瑄都惊恐地称：“菿汉所著书出，颇鼓动一世，造孽无穷。”⁽⁶⁷⁾他的另一朋友胡惟志，也致函给他，“以《訄书》刻后，谣诼颇多，嘱勿寓彼宅中，致遭侦捕”⁽⁶⁸⁾。果然，1901年阴历正月初一日清晨，他正在余杭家中度岁时，他的挚友吴保初派人从上海赶来紧急通知他：“踪迹者且至矣，亟行。”⁽⁶⁹⁾他连忙跑到一所寺庙中躲了十天，风声过后，潜返上海，住到新闸路吴保初家中。1901年8月，经吴保初推荐，他到苏州由美国传教士主持的东吴大学任教。

这时，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了一篇长文⁽⁷⁰⁾，说明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其总因之重大者，在国民全体；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文章的中心，仍是以光绪皇帝与那拉氏这两个人为中国命运的决定者，似乎只要去掉了那拉氏，让光绪皇帝亲政，中国就有了希望。章炳麟看到，继续美化光绪帝必定会使人们继续对清王朝抱有幻想，妨碍人们投入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便写了一篇《正仇满论》，寄往日本东京，发表于留日学生所创办的《国民报》⁽⁷¹⁾，对梁启超的文章正面进行反驳。

《正仇满论》指出，光绪帝支持变法，其实出于保其权位的需要。即使他取那拉氏而代之，他只要不能捐弃其所有，那么，他就不会改变清王朝统治的陈法，这是因为“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光绪皇帝即使真下决心进行改革，现存统治机构不打破，他的改革必定施行不了，因为既得利益者决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的特权和利益，必定要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变革，是时，“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佰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佰于荣禄”。因此，想依靠光绪皇帝扭转乾坤，只能是自欺欺人。文章还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这不是旧式的仇满，而是因为清王朝的各种举措，“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

这篇文章文笔犀利，说理透彻，揭开了后来革命派与保皇派大论战的序幕。

在东吴大学任教期间，章炳麟利用课堂，积极宣传革命，抨击清王朝黑暗统治，很快为清廷耳目所侦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端方，江苏巡抚恩寿，浙江巡抚任道镕，两个总督，三个巡抚，函电交加，密谋逮治章炳麟。⁽⁷²⁾“事为督臣电奏，有密旨严捕立决”，孙宝瑄感叹说：“以天下之大，仇一匹夫。”⁽⁷³⁾

1902年初，又正逢农历正月初一日，章炳麟得到南京来的电报，要他“急赴沪”⁽⁷⁴⁾。他还不明所以，上海吴保初派人前来告急，要他立即赴日本走避，东吴大学传教士也派了告急者前来通知他尽快躲开，正在杭州的孙诒让、宋恕等友人也得到信息，知道任道镕正在布置派人前来逮捕他，要他立即离开余杭。章炳麟知道事已危急，1902年2月21日抵沪，“次日附日本舟东渡”⁽⁷⁵⁾。这是章炳麟第五次被追捕。

1902年2月28日，章炳麟第二次抵达日本。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留日学生中秦力山等人开始同保皇主义决裂，转向革命。《国民报》就是秦力山等创办。章炳麟到达东京后，便与他们相会合，并介绍他们和居住在横滨的孙中山相识，推动了孙中山与留日学生革命活动的结合。后来，章炳麟曾就此写道：

时香山孙公方客横滨，中外多识其名者，而游学生疑孙公骁桀难近，不与通。力山独先往谒之。会余亦至，孙公十日率一至东京，陈义斩斩，相与语，欢甚。……诸生闻孙公无佗犷状，亦渐与亲。种族大义始震播横舍间。⁽⁷⁶⁾

1902年4月26日，是阴历三月十九日，明末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吊身死正值二百四十二年。章炳麟和孙中山、秦力山等人商定，为明朝亡于清朝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纪念会原定在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由于清朝驻日公使蔡钧事先得知这一计划，要求日本警视总监出面禁止。东京牛込区警察署为此传唤章炳麟等人，要求停止举行纪念会。章炳麟长衣大袖，手摇羽扇，日本警长问他：“清国何省人？”他答道：“非清国人，支那人也。”日警大为惊讶。⁽⁷⁷⁾26日这一天，在军警阻拦下，数百名与会者不能进入精养轩。在孙中山建议下，纪念会改至横滨永乐酒楼举行。孙中山任纪念会主席，章炳麟宣读纪念词。在纪念词中，章炳麟历数清王朝统治的残暴与黑暗，指出：若不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则势必变成“鞭箠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丑之不制而期扞御皙族”⁽⁷⁸⁾，民主立宪和抵御殖民侵略者都将不可能。追求现代民主政治的现代化运动，反抗列强侵略的民族主义运动，都集中到推翻清王朝统治上，而推翻清王朝则又利用了明朝为清朝所取代及满汉冲突的历史。这一事实表明，章炳麟所从事所献身的革命，其内容确实是现代的，但其形式却是相当传统的。它表明，革命虽然已在实践中提上日程，思想上、理论上却远未成熟。20世纪中国社会大变革，经常是这样，即社会变革、社会运动的实践走在思想与理论的前面。但是，尽管使用的是悼念明王朝灭亡这一陈旧的形式，这次纪念会却成了在日本留学生中一次重要的思想政治动员。纪念词在香港《中国日报》发表后，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也产生很大影响。它也表明，章炳麟已经走出了个人彷徨与探索阶段，他已经意识到，必须将革命意念推向社会，动员广大社会成员在社会大变革中从不自觉走向自觉。

四、民族革命的社会政治动员

在日本逗留期间，章炳麟和孙中山、秦力山等人就中国革命的目标、步骤、城乡政策等许多问题深入进行了讨论。为了开阔自己的思路，深化自己的认识，章炳麟购置了一大批日文出版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及文学、语言学方面的著作。新的实践，新的思考，使他深切地感觉到《訄书》初刻本许多论点亟待修正。为了给他所献身的革命提供一个较为系统及具有较强说服力的理论基础，以为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及民族革命进行一场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动员，章炳麟于1902年7月即潜行返国，一边修订《訄书》，一边翻译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的《社会学》，积极筹划编撰《中国通史》。

当章炳麟潜心著述时，革命意识在中国留日学生及上海新学学生中迅速传布和高涨。就在章炳麟离日返国时，东京留学生秦毓鎏、张继、叶澜、冯自由等人创立了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⁷⁹⁾。1902年秋冬，蔡元培、叶瀚、蒋智由、黄宗仰等发起创设的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该会的宗旨是“欲造成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所谓理想的国民，是“真有共和国民之资格”的国民；所谓理想的国家，是“共和国家”⁽⁸⁰⁾。1902年11月中旬，上海南洋公学六个班200多名学生为抗议校方无理开除学生，集体退学离校。中国教育会决定创办一所“共和学校”，接纳这批学生，让他们继续完成学业。学校定名为爱国学社，由蔡元培任学校总理。1903年5月，南京陆师学堂也发生学生退学风潮，40多名学生来到上海，进入爱国学社。爱国学社学生都是学潮的积极分子，所以，特别富于自主性，追求思想自由，具有饱满的爱国热忱。为反对法国出兵广西，反对沙皇俄国拒不撤走1900年来到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发动了拒法运动、拒俄运动，倡导军国民教育运动，一时间，有声有色，俨然执江浙一带爱国运动之牛耳。

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一成立起，蔡元培等就要求章炳麟来沪参与其事。1903年3月，《訄书》修订甫毕，章炳麟便离开余杭，来爱国学社担任三、四年级国文教员。

章炳麟在爱国学社任教，给了他将自己的革命思想和学生运动及社会各界爱国运动结合起来一个极好的机会。章炳麟将课堂作为宣传反清革命的场所。他要求每个学生都写一篇《本纪》即自己的生平纪年，过去，只有皇帝的编年史方能称作“本纪”，人人的编年史都叫作“本纪”，则明示人人与帝王居于平等地位。他号召学生们都要闯过“纪孔、保皇”二关。⁽⁸¹⁾1903年4月，在日本留学的张继、邹容、陈独秀因惩处湖北留学生监督姚文甫，剪掉姚文甫的辫子并悬于留学生会馆示众，为清公使及日本外务省所迫，返国来到上海。章炳麟对他们热诚欢迎。陈独秀不久返回安徽，章炳麟与邹容、张继及从南京来的章士钊则日日相聚，约定四人“当为兄弟，戮力中原”⁽⁸²⁾。在他们的带领下，爱国学社从爱国运动的中心发展为革命宣传活动的中心，反清革命成为他们最经常的话题。

这时，上海各界人士频频集会。4月27日，爱国学社在张园召开了有几百人参加的拒俄大会，抗议沙俄拒不撤出在中国东北的俄军反而提出新的侵略性要求；4月30日，1200多人集会成立了国民总会，以保全国土国权为目的。接着，爱国学生们又发起成立中国学生同盟会。张园成了章炳麟和爱国学社其他师生向社会各界宣传革命的讲坛。

革命浪潮的高涨，需要革命理论的深化。章炳麟于五、六月间，撰写了脍炙人口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于康有为坚持保皇、反对革命的代表作《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⁸³⁾，进行了系统批驳，重点说明了进行推翻清朝统治的反清革命为什么必要，以及取得流血革命的胜利为什么可能，阐明了中国正在酝酿中的革命的新的性质。

先前，章炳麟在说明“反满”的理论根据时，多求助于传统的“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驳康有为书中，立论的根据进到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以“历史民族”而不是以“天然民族”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基础，表明章炳麟所倡导的“反满”和顾炎武、吕留良的“反满”有着截然不同的时代内容。

在清王朝统治下，中国能不能建成这样一个近代民族国家呢？章炳麟坚持《正仇满论》所已阐明的观点，通过清王朝创建直至戊戌之变的作为，进一步论证了独有“贵族之权”的清朝统治者正是依靠“腐败之成法”愚弄和锢塞广大民众，方能维持其统治。所以，他们不会容许广大民众摆脱奴隶地位，而建设近代民族国家。“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将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希望放在这样一个孱弱无能的光绪皇帝身上，结局必然是完全落空。

章炳麟指出，只有通过流血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中国才能发展为近代民族国家。康有为认为，中国人今日公理未明，旧俗俱在，没有能力革命。章炳麟以李自成迫于饥寒而起义到形成包括剿兵、救民、赈饥、济困在内的全局方略的过程，以及义和团“扶清灭洋”到景廷宾起义“扫清灭洋”发展的过程，证明革命实践本身，正是提高人们觉悟、改变旧俗的最好机会。他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宣告：“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驳康有为书在沪刊行，同时，被带交正寄居新加坡的康有为。一时间，“上海市上人人争购”⁽⁸⁴⁾，这封信在朝野都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黄宗仰题诗《驳康书书后》：“余杭章，南海康，章公如麟康如狼，狼欲遮道为虏伥，麟起噉之暴其肠。”⁽⁸⁵⁾高旭《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诗中则说：“岳岳章夫子，正义不可倾。……当头一棒喝，如发霹雳声。保皇正龙头，顿使吃一惊。从此大汉土，日月重光明。”⁽⁸⁶⁾

章炳麟撰成驳康有为书时，邹容也完成了《革命军》。章炳麟给《革命军》写了序，评之为“雷霆之声”⁽⁸⁷⁾。高旭在《海上大风潮起放歌》将这两部著作比作《独立宣言》和《民约论》，就此写道：“天崩地岌云惨淡，苍鹰搏击饥虎啸。砧上之肉终噉尽，日掀骇浪飞惊涛。两重奴隶苦复苦，恨不灭此而食朝。……做人牛马不如死，淋漓血灌自由苗。指好头颈对镜笑，男儿定要吃一刀。《独立檄文》《民约论》，谁敢造此无乃妖？少所见应多所怪，唁唁跖犬纷吠尧。冷血动物悉蠕蠕，鸡鸣风云独嘐嘐。请看后人铸铜像，壁立万仞干云霄。”⁽⁸⁸⁾对章炳麟、邹容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1903年5月下旬，坐落在上海汉口路的《苏报》社聘请章士钊为《苏报》主笔，聘请章炳麟等人担任撰述。《苏报》由此一变而成为上海革命人士鼓吹革命的喉舌。章炳麟驳康有为书的一部分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在《苏报》上发表；就《革命军》一书出版，《苏报》发表了邹容自序和章炳麟的序言，还发表了介绍和评论这部著作的几篇专门文章。在短短一个月左右时间中，章炳麟和他的同志们利用《苏报》向清廷发起了空前猛烈的宣传攻势。

章炳麟和爱国学社其他师生的革命宣传活动，使清廷大为惊恐，密令对他们查禁拿办。爱国学社与苏报馆都设在租界之内。清政府为封禁《苏报》，逮捕有关人员，不断向各国驻沪领事及工部局进行交涉。工部局捕房因之也一次又一次传讯章炳麟、蔡元培等人。远在武汉的端方认为两江总督魏光焘镇压不力，密告清廷。清廷严谕魏光焘，责备他“形同聋聩”，令他一定要逮捕蔡元培、章炳麟、邹容等人。魏光焘于是派江南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专程到沪查办。当时，租界领袖领事比利时驻沪领事薛西尔出面劝告蔡元培等出国走避，俞明震也约见吴敬恒即吴稚晖，暗示他出国避风。章炳麟不愿再次流亡，对邹容说：“吾已被清廷查拿七次，今第八次矣。志在流血，焉用逃为？”⁽⁸⁹⁾6月30日上午，章炳麟正在爱国学社帐房间，工部局巡捕前来捕人，他气宇轩昂地应声回答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⁹⁰⁾他被拘入四马路总巡捕房。邹容在章炳麟感召与要求下，7月1日到总巡捕房投案，和章炳麟一道被禁。同时被捕的还有苏报馆经理陈范之子陈仲彝等人。

当时，日本评论家烟山专太郎说明清廷为什么逮捕章炳麟、邹容时指出：

陈范、章炳麟、邹容等夙在上海英租界中组织苏报馆之新闻社，频鼓吹革命主义，对于满清政府，主张兴起第二之长发军。章炳麟著书与康有为相抗，邹容又公刊《革命军》，痛排现政府，目皇帝为鼠贼。……此种革新党鼓造，支那少年之新知识极其郁勃，倘豪杰之士一旦蹶起，掀翻自由之旗，则四方爱国之士必猛然相向，共与推倒现时之政府，有断然也。政府亟欲抑制此运动之机，乃一著手，使上海道捕此等鼓吹革命主义者。⁽⁹¹⁾

这一分析，显然不是过甚其词。章炳麟慨然就捕，也正是为了以自己的牺牲唤起民众，起到社会政治动员的作用。

工部局捕房逮捕章炳麟等人后，两江总督就不断向各国驻上海总领事交涉，清外务部也不断向各国外交部及驻华公使交涉，要求将章炳麟等人引渡交南京审讯。签署逮捕令的美国驻沪总领事赞成引渡，他曾致书上海道袁树勋说：

外人之租界原非为中国有罪者避难之地。以大义论之，当将反抗中国政府诸领袖，如今之《苏报》一案诸人，一律交华官，听其治罪。吾观该会党之举动，疑与长江一带匪徒暗相联络，使非治以重罪，恐其势力不久扩张，必有害于各国商务及骚动全国，而外人之居于中国者，亦将罹其危难。⁽⁹²⁾

当时，俄、法驻沪总领事倾向于支持美国总领事的态度。但是，他们这一态度受到租界外文报纸的强烈批评。如《捷报》便抨击美国总领事此函说：“美之讲自由平权，久为各国所公认，而总领事又为一国之代表，乃竟有不明公理之一函出诸其口，此真吾所不解也。”⁽⁹³⁾国外舆论，则多强调租界治外法权不容破坏，若将章炳麟等押送南京交清廷审判，必定损害租界居住自由、言论自由等权利。英国首相、外相、驻华公使、驻沪总领事以此都坚决不同意将章炳麟等人移交清廷审理。意大利总领事反对移交，态度尤为坚决。他们的态度得到日本等国的支持。结果，决定由英、美、日驻沪领事与清廷所派官吏组成会审公廨，派员在租界内审理。但由于各国与清廷意见不一，各国之间意见也不统一，7月15日和7月21日会讯两次之后，就延搁下来，转为各国与清廷以及各国之间的幕后交易。

章炳麟曾有一函，叙述初审情形：

此案各项事与，工部局坚持不令陷入内地。伪关道袁树勋以兵五百人，解去号褂，潜伏新衙门后，将劫以入城。捕房戒严，传讯时，每一人以一英捕陪坐，马车复有英捕跨辕，数英捕驰车带剑夹在前后，街巷隘口亦皆以巡捕伺守，谋不得发。既往听诉，则闻南洋法律官带同译说曰：“中国政府到案。”曰：“中国政府控告苏报馆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曰：“中国政府控告邹容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乃各举书报所载以为证。“贼满人，逆胡，伪清”等语，一切宣读不讳。噫嘻，彼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⁹⁴⁾

孙宝瑄为这番审讯，在其日记中感慨万千地写道：

余杭章炳麟，一布衣耳。而政府疆臣至以全力与之争讼，控于上海会审公堂。清政府延讼师，章亦延讼师，两造对质。无论胜负如何，本朝数百年幽隐不可告人事，必被章宣播无遗。盖讼词一出，俄顷腾走五洲，满人之丑无可掩矣，章虽败亦何恨？……今章炳麟亦以一人与一政府为敌，且能任意侮辱之，使不复得伸眉吐气，炳麟虽败亦豪哉！⁽⁹⁵⁾

章炳麟和邹容被捕及审讯，产生了极为强烈的社会反响。《江苏》杂志称，这是清廷“与我全国国民下宣战书”⁽⁹⁶⁾。《国民日日报》刊登诗称颂他们：

壮哉奇男子，支那第一人。

危言不怕死，感世斯至深。

肝胆照天下，头颅值万金。

同胞四百兆，应体此公心。⁽⁹⁷⁾

另一诗说：

神州男子气何壮，义如山岳死鸿毛。

自投夷狱经百日，两颗头颅争一刀。⁽⁹⁸⁾

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以《革命魂》为题发表评论说：

法国大革命炫耀数千秋之历史，震动五大洲之人物，凡接踵而起者，不胜枚举……今试按之中国历史，吾知革命之事亦必项背相望。……

革命者，一绝大无外之美名词也。苟安者不可言革命，偷生者亦不可言革命。彼素有此思想者，不为则已，为则必达其极点，非空言者所可比拟也。……

攻《苏报》者，非指为叛逆，即讥为疯狂，而不知人苟有心，真理不灭。《苏报》诸君子，发为议论，著于报端，而千万人观之，则其舆论之表同情者，极不乏人。使以《苏报》诸人加以极刑，是适令中国之有志者愤激而图举义也。⁽⁹⁹⁾

这一评论，清楚指出了章炳麟等人所从事的中国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是近代世界范围的革命大风潮的一部分，血腥屠戮，只能激起人们更为剧烈的反抗。

迁延数月，经过清廷内部、各国相互之间以及清廷与各国反复交涉，由上海县知县与英国陪审官等在会审公廨开额外公堂，于1903年12月3日、4日、5日、7日对章炳麟、邹容进行会审。12月24日宣判二人“不利于国，谋危社稷”、“不利于君，谋危宗庙”，都应“凌迟处死”，兹因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减刑为“永远监禁”。判决书公布后，海内外舆论大哗，领事团不得不宣布判决无效。又经过近半年的幕后交易，清廷与各国驻华公使一再讨价还价，最后于1904年5月21日，由清外务部会同各国驻华公使公同签署了一份判决书，判处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做苦工，期满逐出租界。

章炳麟、邹容被捕、受审及入狱，这整个事件在20世纪初中国政治生活及人们的政治观念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审讯中，代表“中国政府”的律师说：“章炳麟大逆不道。”他列举了章炳麟三大罪名：谋反悖逆；聚众闹事；扰乱人心。⁽¹⁰⁰⁾他尤其痛恨章炳麟驳康有为书中称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说：“若直书今上名字，尤大逆不道。况再加以小丑二字，更使民人无亲上之心。”⁽¹⁰¹⁾“想著书者当时实欲使通国之人皆无尊君亲上之心，扰乱国事，莫此为甚。”⁽¹⁰²⁾在最后宣布的判决书中，章炳麟的《訄书》《革命军序》及《驳康有为书》同被定为“言词纰缪，形同悖逆”⁽¹⁰³⁾。控方紧紧抓住这点不放，正证明了章炳麟触及了皇权政治的致命点。整个《苏报》案，实际上就是维护皇权至上和打掉笼罩在皇权上的神圣光圈的较量。章炳麟虽然给判了罪，但是，清王朝的无上权威却不复存在了，被一介书生从人们的观念中给无情地打掉了。章炳麟“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¹⁰⁴⁾和邹容“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¹⁰⁵⁾的视死如归英雄气概，在人们的心目中则树立起革命的权威。章炳麟、邹容的著作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苏报》案，影响将不会那么大。事件本身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冲击和思想解放，至少不下于著作本身。

《苏报》案，充分暴露了清王朝末期的腐朽暴虐、外强中干，以及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如何奴颜婢膝、昏聩无能，激起了人们对清王朝更为强烈的鄙视与愤慨。公开的革命宣传受到阻碍，人们转而结成秘密的革命团体，转向武装斗争。这方面最为显著的直接成果，就是光复会的建立。

章炳麟、邹容被捕，《苏报》被封禁，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人员纷纷走避。被拘的章炳麟即写信给他们，要求他们对教育会和学社要“尽力持护”，不可令反动势力“遂谓天下之莫予毒”⁽¹⁰⁶⁾。于是，中国教育会成员议决照旧活动，爱国女校照旧开办，章士钊、张继等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继续鼓吹革命。1903年冬，蔡元培回到上海，创办《俄事警闻》，不久改名《警钟日报》，组织了拒俄同志会，不久改名争存会，继续推进反对俄国阴谋强占东北及其他列强侵害中国主权的斗争。后来成为章炳麟女婿的龚宝铨这时则在上海成立了秘密的暗杀团。在东京成立的浙学会重要成员陶成章等人则在浙江各地秘密联络会党，准备发动起义。章炳麟认为联合的时机已经成熟，便“致书元培等策动之”⁽¹⁰⁷⁾，推动他们互相结合，在1904年冬成立了江、浙、皖最有影响的革命团体光复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章炳麟虽然身系狱中，仍积极参与了光复会的酝酿与组建。以“光复”二字为会名，就是根据他在《革命军序》中所提出的“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¹⁰⁸⁾的主张。为了推动革命派更大范围内的联合，章炳麟还专门写了信托张继带到日本交给孙中山，“尊称之为总统”⁽¹⁰⁹⁾，要求以孙中山为领袖把全国革命力量组织起来。

章炳麟三年刑期，系从被捕之日算起。1904年5月21日宣判后，他还有两年零一个多月刑期。判决后，他就被送到提篮桥上海西牢关押。

章炳麟曾有一文，专门叙述在狱中遭受虐待的情况：

狱事既决，狱卒始不以人道相待。时犹闭置空室，未入铁槛。视狱卒陵暴状，相与咋舌裂眦。……既入铁槛，余断食七日不死。……余复谓威丹曰：“食亦死。知必死，吾有处之之道。”自是狱卒陵籍，余亦以拳拟之，或夺其椎。固自知力不逮，亦太史公所谓知死必勇者。以是遭狱卒踶趹二次。印度人尤暴横，每举足不择腰膂腹背，既仆地，则数狱卒围而击之，或持椎捣其胸间，至闷绝，乃牵入铁槛中。……而狱卒复造私刑为钳制计，其法以帆布为梏，反接两手缚之，加以木楔，名曰软梏。梏一小时许，则血管麻木，两臂如针刺状……余复受梏三次。由今思之，可以致死者数矣。⁽¹¹⁰⁾

关铁槛，遭踶趹，受梏刑，章炳麟则以绝食、还手相抗。他“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¹¹¹⁾，表明献身于改变国家与民族历史命运的革命事业，给了这位文弱书生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

1905年4月3日，邹容当出狱在即时突然暴卒于狱中，引起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光复会重要首领徐锡麟探知清廷欲收买狱卒毒死章炳麟，从日本赶回上海“为奔走调护”⁽¹¹²⁾。租界当局害怕事端扩大，不得不对章炳麟稍示宽容。章炳麟的苦役，从缝纫改为炊事。因此，章炳麟将自己得以生存下来看作邹容以其生命为代价而换来的：“余之生，威丹之死为之也。”⁽¹¹³⁾

鲁迅论章炳麟时说过：“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¹¹⁴⁾三入牢狱，首先是这三年禁狱；后来，在《民报》被日本当局封禁时，他也曾被拘禁，当是二入牢狱；袁世凯篡权后，他又一次被拘羁软禁，当是第三次入牢狱。鲁迅的话，应用于他这一时期，七被追捕，三年禁狱，革命之志，终不屈挠，也完全适合。章炳麟以其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和不屈不挠为革命奋斗的人格力量，为人们树立了楷范，鼓舞了更多的人走向革命。

五、革命领导中枢革命党的建设

1906年6月29日，章炳麟三年禁狱已经期满。这一天，蔡元培、于右任、柳亚子、刘光汉等人和同盟会总部从东京派来的代表龚练百、仇式匡、邓家彦，早早来到狱外，迎候他出狱。上午十时许，章炳麟获释，被欢迎者拥至中国公学休息。同盟会代表邀请他即赴东京，和孙中山共同致力于革命事业。香港、厦门等地发来十多起电报，祝贺他光荣出狱。当晚，他即乘轮离开上海，第三次流亡日本。

当章炳麟再次来到日本时，他所企盼的革命力量在孙中山领导下大联合已经实现，这就是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将原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一批地域性革命团体集合到一起，组成一个全国性革命政党，并确定了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家以及“平均地权”的共同纲领，建立了总部及各地方分支机构。孙中山任同盟会总理，黄兴任庶务，负责执行部，对全国革命活动统一进行部署。章炳麟经横滨到达东京后，7月7日即由孙毓筠作介绍人，由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同盟会。旋即，他就被同盟会总部委任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人和发行人，住进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

来到东京后，章炳麟立即深深感受到，和四年前离开日本时相比，无论是在中国留日学生中，还是在内地各省，革命力量已经十倍、百倍地扩大，革命已经成了中国社会转折中众多呼声内的最强音。1906年7月15日，东京留学生两千多人举行集会，热烈欢迎章炳麟，当时正在下雨，许多人进不了会场，冒雨站在会场外面，一直坚持到散会。章炳麟深受感动，他在演说中说：

壬寅春天，来到日本，见著中山，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不料监禁三年以后，再到此地，留学生中助我张目的人，较从前增加百倍……自己以前所说的话，只比得那“鹤知夜半，鸡知天明”……到了今日，诸君所说民族主义的学理，圆满精致，真是后来居上，兄弟岂敢自居先辈吗？⁽¹¹⁵⁾

革命形势发展了，倾向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了，要将五湖四海的革命者、半革命者即虽倾向革命但仍不时动摇的人、附和革命者即随革命潮流而动的人，集合成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核心问题就是建立一个近代型的革命政党。这样的政党，要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要有稳定的领导中枢和能够将分散的各种力量集中起来的各级组织机构，要有明晰的活动方略和准确及时的决策。当章炳麟面对众多留日学生与革命党人时，很快就已意识到，他的努力，他的主攻方向，已不再是先前那样的个人探索，或直接向周围的人进行革命宣传。革命党的建设，尤其是革命党的思想与政治建设，是他义不容辞关注的重点。

究竟应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革命党？怎样建设这样一个革命党？对于这些问题，章炳麟先前没有接触过，也没有思考过。现在，他不得不认真地回答这些问题。

在留日学生举行的欢迎大会上，章炳麟提出，一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二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所谓用宗教发起信心，就是要倡导“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的道德，树立“万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的信仰，由此而“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所谓用国粹激动种性，“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即爱惜中国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以使爱国爱种的心，“风发泉涌，不可遏制”。章炳麟强调，若不能成就这种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拿破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¹¹⁶⁾。他希望通过提倡宗教和国粹，使革命党人思想上感情上真正融洽起来，行动上真正团结起来，变各各分散的力量为一支真正组织紧密的力量。

在接掌《民报》主编职务后，他接连发表了《无神论》《革命之道德》《建立宗教论》等长篇论文，进一步申述了他关于用宗教发起信心的主张。这些论文，试图为革命党人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其直接功能，则是希望借此使革命党人不顾利害、蹈死如饴，奋起斗争。他在《建立宗教论》中说：“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¹¹⁷⁾《民报》以六大主义为其宗旨：“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一、建设共和政体；一、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一、土地国有；一、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一、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这六大主义作为《民报》简章的中心内容刊载于《民报》每一期封底内面。章炳麟说：“《民报》所谓六条主义者，能使其主义自行耶，抑待人而行之耶？待人而行，则怯懦者不足践此主义，浮华者不足践此主义，猥贱者不足践此主义，诈伪者不足践此主义。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庶几民德可兴，而六条主义得人而弘道。”⁽¹¹⁸⁾倡导宗教，中心是增强革命党人的献身精神、甘于清贫精神、自信自立精神及求真务实精神，以确保革命宗旨、革命目标的实现。

《革命之道德》更加尖锐地提出了革命者道德修养的问题。章炳麟在这篇论文中写道：“今与邦人诸友，同处革命之世，偕为革命之人，而自顾道德，犹无以愈于陈胜、吴广，纵令瘏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齿颊，日以革命号于天下，其卒将何所济？”章炳麟认为，“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职业有农人、工人、裨贩、坐贾、学究、艺士、通人、行伍、胥徒、幕客、职商、京朝官、方面官、军官、差除官、雇译人等十六种，其道德之次第相应地有十六等，农人于道德最高，其后等而下之。他说：“今之革命党者，于此十六职业，将何所隶属耶？农、工、裨贩、坐贾、学究、艺士之伦，虽与其列，而提倡者多在通人。……然以成事验之，通人率多无行。”通人的道德状况，章炳麟作了相当具体的描述：“通人者，所通多种，若朴学，若理学，若文学，若外学，亦时有兼二者。朴学之士多贪，理学之士多诈，文学之士多淫，至外学则并包而有之。……卑谄污漫之事，躬自履之，然犹饰伪自尊；视学术之不己若者，与资望之在其下者，如遇仆隶；高己者，则生忌克；同己者，则相标榜；利害之不相容，则虽同己者而亦嫉之。若夫笃信好学、志在生民者，略有三数狂狷之材，天下之至高也。”针对通人的道德状况，章炳麟认为，在革命党中，必须特别倡导知耻、重厚、耿介、必信这四大道德，若能举此四者“则而行之，率履不越，则所谓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者，于是乎在”。他一再指出，“无道德者”不能革命，“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如何从先前对这一问题未加重视转为现今深感这一问题极为重要：“端居读书之日，未更世事，每观管子所谓四维，孔氏所谓无信不立者，固以是为席上之腐谈尔。经涉人事，忧患渐多，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坏植散群，四海皆是。追怀往诰，惕然在心。为是倾写肝鬲，以贻吾党。”⁽¹¹⁹⁾

在《革命之道德》中，章炳麟已指出，在戊戌维新运动和自立军起事中，戊戌党人和庚子党人的不道德，是导致他们失败的一个致命原因。1906年12月他在《民报》第10号上又发表《箴新党论》，对于康有为、梁启超所代表的“新党”各派作了一次总的剖析，要求革命党人以之为鉴。

《箴新党论》叙述了清末“新党”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指出了他们为什么在理论上必然走向哗众取宠，在政治上必然为清廷所役使。

章炳麟认为，新党萌芽于梁鼎芬以劾李鸿章罢官、朱一新以劾李莲英废黜。新党之立，则以康有为内资翁同龢之力，外藉张之洞之援，设强学会、保国会以号召天下为标志，时许多京朝官和地方大吏也往往参错其间。戊戌变法失败后，新党内开始倾侧扰攘；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新党内有些人转向清廷告密，自戕其爪牙；其后，新党开始颓废。“综观十余年之人物，其著者或能文章，矜气节，而下者或苟贱不廉，与市侩伍，所志不出交游声色之间。人心不同，固如其面……特其竞名死利则一也。”章炳麟将他们与汉、唐、宋、明党人作了一番比较，指出：“若夫前世党人，未尝涉历幕府以为藉也，未尝交通禁掖以行媚也，未尝逢迎驵侩以营利也，而今之新党，则泊然不以为耻。均之竞名死利，其污辱又较前世为甚。”⁽¹²⁰⁾

对于新党人物的种种高论，章炳麟评论说：

汗漫之策论，不可以为成文之法；杂博之记诵，不可以当说经之诂；单篇之文笔，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华辞，不可以备瞽矇之颂；淫哇之赋咏，不可以瞻国政之违。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视经方陶冶之流，犹尚弗及，亦曰以是哗世取宠而已。⁽¹²¹⁾

《箴新党论》对新近用事的即供职于清政府许多机构的一批“新学”学生，也提出了警告。论文指出：“诸学生之所为者，又新党之变形也。夫其学术风采，有异昔时，诸所建白，又稍稍切于时用，然其心术所形，举无以异于畴昔。……以借权为长策，以运动为格言，凡所施为，复与党人无异。”章炳麟对于他们奔走于公卿门下，甚至“以其爵命夸耀诸生”，尤为不满，愤然说：“新党者，政府之桀奴；学生者，当涂之顺仆。”指望依靠这些新学学生辅佐清廷而使“新政”成功，因此，也就绝无可能：“今满人习于承平之乐，惟声色狗马是务，诸所举措，纷无友纪；而学生之承流其下者，一切以顺为正。海内向风，既明且哲；反唇偶语，且不得闻。而欲建立议院，以匡救庙堂之阙，此必不可得之数。然则虏廷之自恣必甚，而亡国刬类，固可以旦夕俟之。”⁽¹²²⁾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给革命党人敲起警钟，企盼他们不要重蹈“新党”的覆辙。其时，“在东京的留学生将逾二万人，加入同盟会者亦不下二三千人，留学生中已成了一种革命风气。”但是，正如一位当事者所说：“人人谈革命，人人不革命，空谈无补者到处皆是，实际去干者百无一二。”⁽¹²³⁾章炳麟的呼吁也就特别有针对性。1906年12月2日举行《民报》创刊一周年纪念会，章炳麟在演说中集中批评了借督抚之权进行革命的主张。他指出，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革命党人多为学界中人。而学界中人，志气的下劣，自信心的薄弱，远过于会党和强盗，因此最易产生借用督抚的心。章炳麟说明了督抚革命万无可望，而政治改良的事更不可指望他们去做，因为历史成事早已证明：“强藩内侵，权臣受禅，政治总与前朝一样，全无改革。”中国的现状，更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对此，“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¹²⁴⁾这次纪念会出席者有5000多人，一说有7000多人，他的演说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反响特别强烈。

为了给中国同盟会提供更为系统而全面的行动准则，章炳麟和孙中山、黄兴一道制定了《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十余件文告。这些文告，强调了“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倡导“由平民革命，以建民国政府”⁽¹²⁵⁾，与章炳麟的思想和主张相一致。这些文告，非常明确地宣布：革命党所要建立的是“国民平等之制”，这就是“以四万万人一切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稍不均”，这也就是“举中国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之治一扫空之”，不再以国家为君主一人之私产，而以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¹²⁶⁾。这些文告，使革命党人的奋斗目标更加明确，行动准则趋向统一。

然而，作为一个近代的革命政党究竟应当怎样建设，对于包括章炳麟在内的中国革命家说来，毕竟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如何处理好内部的矛盾，他们缺乏成熟的经验。尤其当清政府及日本当局震慑于同盟会的急速壮大，而对革命党人软硬兼施加紧压迫和破坏时，如何善于识别和沉着应对，他们更缺乏必要的警惕和准备。因此，中国同盟会在其建设过程中遇到一些突发事件时，他们的领导人常常不知如何妥当处理，结果，便使革命党的建设受到许多伤害。

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件，就是所谓孙中山接受日方馈赠而离开日本。1907年初，直隶总督袁世凯向清廷献策，要求对日进行交涉，由日本政府出面查禁革命党，将孙中山驱逐出日本。是时，日本正在中国东北扩张其势力，要从清政府手中攫取更多权益，而孙中山和同盟会在日活动正是他们手中用以向清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在清廷提出交涉后，日本政府为了示好于清廷，便要求孙中山自行离开日本。当时，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山座圆次郎予孙中山7000元为离日费用，并答应孙三年后可重返日本。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又赠孙1万元。孙中山以1000元举行告别会，以2000元留民报社作维持费，携余款赴南洋筹划钦廉潮起义。章炳麟对孙中山未给民报社留下更多经费不满，尤反对孙中山不对日本提出抗议而接受日本政府赠款自行离日，气愤地取下了挂在民报社里的孙中山照片，张继等人则提议改选黄兴为同盟会总理以取代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尽管事态很快就平息了下来，同盟会领导层的团结协调却受到了严重伤害。

六、和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的联合

主持民报社工作后，章炳麟同流亡日本的其他国家革命家以及日本革命家主动往还，了解他们的斗争状况，在致力于中国同盟会建设的同时，又致力于促进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的沟通与联合。

给了章炳麟以深刻影响的，首先是日本革命家幸德秋水、大杉荣、山川均、堺利彦等人。幸德秋水等人，是20世纪初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物。幸德秋水所著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广长舌》《社会主义神髓》都早译成中文，《社会主义神髓》一书甚至有两三种中译本。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当时分成三派，一派以片山潜、田添铁二为代表，主张工人阶级应当投身于议会斗争，争取获得议会多数，被称作议会政策派。幸德秋水、大杉荣、山川均等反对将工人阶级引向议会斗争，主张发动工人总罢工，进行暗杀，被称作直接行动派。堺利彦主张议会斗争、直接行动二者都需要，但与幸德秋水等更加接近。在这三派中，章炳麟所钦敬的是幸德秋水一派，和堺利彦也有接触，和片山潜一派则没有什么交往。章炳麟和张继于1907年3月26日写给幸德秋水的明信片，约定次日午后一时去幸德家拜访，至今仍保存在幸德家中。幸德秋水翻译了德国罗列所著《总同盟罢工论》，张继立即转译成中文，章炳麟为这部著作专门写了序言，盛赞总同盟罢工主张，说：“以贫病棰挞死者，视以罢工横行死者，一岁之中，数常十倍。孰与铤而走险，姑忍数日之饥，一创之痛，以就大名，而有捊多益寡、称物平施之利！”⁽¹²⁷⁾幸德派成员白柳秀湖翻译了意大利马刺跌士达的《无政府主义》，张继也立即转译成中文，章炳麟为这部著作也写了序，称赞这部著作“批政家，锄犁驵侩，振泰风以播尘壒，鼓雷霆以破积坚，堕高堙卑，丘夷渊实，荡覆满盈之器，大庇无告之民”，说“岂弟首途，必自兹始”⁽¹²⁸⁾。这些思想表明，章炳麟和幸德秋水等人思想上政治上非常契合。

作为幸德秋水所期待的“中国革命主义者和日本社会运动者携手合作”⁽¹²⁹⁾，其第一项重要成果，就是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建立。社会主义讲习会主要由张继、刘光汉筹办，而从一开始就得到章炳麟的积极支持。他在《民报》上刊登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说：“同人……慨社会主义之不昌，拟搜集东西前哲诸学术，参互考验，发挥光大，以饷我国民。”⁽¹³⁰⁾讲习会每两周集会一次，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都应邀出席讲演，章炳麟于1907年9月22日集会上讲演了国家问题，1908年3月20日集会上讲演了人性问题。幸德秋水这时倡导无政府主义，实际上，他主要是对第二国际议会主义不满。对马克思主义一些重要观点，他做了许多宣传工作。这些都对章炳麟的思想向新的方向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转变，就是幸德秋水所说的，“对于当前的国会、选举、商业、经济，都根本不信任，他们对当前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都表示绝望，而要另外谋求人民幸福之途”⁽¹³¹⁾。

章炳麟在同日本革命家往还的同时，又同流亡日本的印度志士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印度人民反抗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持续不断。章炳麟到东京不久，印度法学家缽逻罕就来到民报社拜访他，给他介绍“印度衰微之状”，“语次鲠咽，神气激越”。章炳麟非常关心地询问了印度国民协会即国民大会党斗争的情况，和缽逻罕相见恨晚。⁽¹³²⁾章炳麟认为，中印二国，“旧肺府也，当斟酌其长短以相补苴”。他说：“支那士人喜言政治，而性嗜利，又怯懦畏死，于宗教倜然无所归宿。虽善应机，无坚确之操。印度重宗教，不苟求金钱储藏，亦轻生死，足以有为，独短于经国之术。二者相济，庶几其能国乎？”他一再强调，中印两国，“虽异族，有兄弟之好”；对于自己不能使本国有所成就，和遭到“沦陷失守”的印度相扶持，深感悲痛。⁽¹³³⁾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他应邀出席印度留日学生于1907年4月20日举行的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并专门撰文驳斥日本大隈重信在纪念会上美化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及劝告印度人“勿怨他人，勿谋暴动”的演讲，指出：“以蒙古游牧腥膻之国，其待印度，犹视今之英人为宽。……既取我子，又毁我室，而以慈善小仁为补，以宽待囚虏为德，文明之国以伪道德涂人耳目，大略如是。……今之印度，一大给孤园耳！仁人志士观此，宜无不流涕摧心者！”⁽¹³⁴⁾理正词严，表达了对印度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他们斗争的热烈支持。

和幸德秋水等革命家及印度爱国志士们交往，直接推动了联合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的组织亚洲和亲会的建立。

亚洲和亲会，又名东亚亡国同盟会，1907年7、8月间成立⁽¹³⁵⁾。首次集会在东京青山印度会馆，出席者有中、印、日三国革命家。第二次集会在东京九段下一所惟一神教教会，除中、印、日三国革命家外，出席者还增加了几位越南和菲律宾革命家。随后，又有缅甸、马来亚、朝鲜等国革命志士。日本革命家有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森近运平、竹内善朔等人，都是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活动家。中国革命家除章炳麟外，还有张继、刘光汉、苏曼殊、陈独秀等人，一说还有陶成章、樊光等人，也多具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倾向。

章炳麟所起草的《亚洲和亲会约章》，起始便说，亚洲各国，文明起源甚早，“百余年顷，欧人东渐，亚洲之势日微，非独政权、兵力浸见缩朒，其人种亦稍稍自卑，学术既衰，惟功利是务”，终于一一沦亡或受制于西方诸国。亚洲和亲会即是针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为奋起进行抗争而建立：

曩者天山三十六国，自遭突厥、回鹘之乱，种类歼亡。异日支那、印度、越南、缅甸、菲律宾辈，宁知不为三十六国继也？仆等鉴是，则建亚洲和亲会，以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他日攘斥异种，森然自举，东南群辅，势若束芦。集庶姓之宗盟，修阔绝之旧好，用振我婆罗门、乔答摩、孔、老诸教，务为慈悲恻怛，以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令阿黎耶之称，不夺于皙种，无分别之学，不屈于有形。⁽¹³⁶⁾

《亚洲和亲会约章》宣布，该会宗旨为“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会员项下规定：“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和亲会的任务列出三项：

一、亚洲诸国……当以互相扶持，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

二、亚洲诸国，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

三、凡会员均须捐弃前嫌，不时通信，互相爱睦，期于感情益厚，相知益深，各尽其心，共襄会务。……

关于和亲会组织，约章规定：凡会员，每月聚会一次；会中不设会长、干事之职，各会员皆有平均利权；总部设于东京，中国、印度、朝鲜、菲律宾、安南、美国等处设立分会。⁽¹³⁷⁾

参与创建亚洲和亲会的竹内善朔回忆，宣言书系以章炳麟名义发表，用中、英两种文字分表里两面印成，中文定名为《亚洲和亲会约章》，英文定名为The Asiatic Humanitarian Brotherhood，纸幅长54厘米，宽21厘米，横叠成七折。用了上百斤上等纸张印成分发出去。

从约章和会员构成状况可以看出，亚洲和亲会是亚洲各国革命家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奴役、争取各国独立、自由与解放而建立的革命联盟组织。较之孙中山等人先前指望通过日本大陆浪人向日本朝野以及向欧美各国政府寻求对中国革命提供某种援助的做法，亚洲和亲会的思想与实践显然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中国革命家们惟有这一份文件，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明确地将亚洲各国人民的解放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的一部分。这是民族革命思想的一大飞跃，也是民族革命实践的一大飞跃。

1908年1月17日，日本警察当局逮捕了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竹内善朔等人，张继也险遭逮捕，不得不走避法国。6月，堺利彦、山川均等又一次被捕。他们都是亚洲和亲会的骨干，或被捕，或秘密出走，使亚洲和亲会的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但是，章炳麟仍利用《民报》这一阵地，揭露西方帝国主义者侵略和奴役亚洲各国的罪恶行径，介绍亚洲各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自由与解放斗争的事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一步宣传亚洲和亲会的宗旨。

章炳麟特别重视中、印两国革命的互相支持与联合。《亚洲和亲会约章》中就说过：“凡我肺腑，种类繁多。既未尽集，先以印度、支那二国组织成会，亦谓东土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为亚洲屏蔽。十数邻封，因是得无受陵暴，故建立莫先焉。”亚洲和亲会建立后大约半年略多一些时间，章炳麟就撰写了《印度中兴之望》《印度独立方法》《印度人之观日本》《印度人之论国粹》《支那印度联合之法》等一系列文章发表于《民报》，对印度人民的斗争给予热情的介绍和积极的支持。在这些文章中，他一再说：“东方文明之国，荦荦大者，独吾与印度耳！言其亲也则如肺腑，察其势也则若辅车，不相互抱持而起，终无以屏蔽亚洲。”⁽¹³⁸⁾“支那、印度既独立，相与为神圣同盟，而后亚洲殆少事矣。”⁽¹³⁹⁾他对印度用罢工、各村落相约不用英货、利用报刊宣传光复旧物、倡导本国历史与宗教、建立大学及发展高等教育等等方法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给以热烈赞扬，对国民大会党斗争表示支持。章炳麟对中国人中诈伪无耻、缩朒畏死、贪叨罔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等秉性最为不满，号召要断雕为朴，代文以忠，说自己“固知精勤任恤者必兴，而惰废凉薄者必败”，所以，“书此以祝印度之兴，亦以为吾民励也”⁽¹⁴⁰⁾。

基于对中印两国革命联盟的高度重视，《民报》从第21号起至第24号，译载了《印度自由报》《印度社会报》《印度母国万岁报》《印度柯来因报》文论十四篇，如《印度自由报》发刊辞《印度者印度人之印度》，如《印度国民讨英吉利露布》，如《圣神权利宣言书》，如《母国今后之问题》和《政府与人民》等。《民报》第22号至第23号还译载了印度小说《婆罗Sala海滨遁迹记》。这部分内容，成了《民报》后期一个显著特色。

对于越南，章炳麟也非常关心。他与越南爱国志士阮尚贤等人交往甚密。阮尚贤，河内人，父亲官至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他本人对越南亡于法“日夜悲愤，誓雪国耻”，“所至之处，必与遗臣义士相往来，外以讲明学说或设立商会为名，内实招纳同志为排法计”，1907年来到日本，“联合同志，定所以救国之策，以振作民主、开导民智为先务”⁽¹⁴¹⁾。章炳麟从他那里得悉法国殖民主义者奴役越南的实际状况。1908年7月他在《民报》第22号上发表了《越南设法伥议员》一文，揭露法国殖民当局“以越人制越人”的阴谋，并指出：“综观亚洲诸国为他人有者，中国、印度、越南、朝鲜其最著矣。法于越南最狼戾无人道。英于印度，重税以浚其生，而纵民外出，不为禁遮，则少宽于法。”

对于已为日本所全面控制的朝鲜，章炳麟尤为同情。1908年春，民报社接到侨寓美国的日本人佐藤兴一郎的来信，附有韩国人在美洲所创办的《共立新报》所刊“大韩帝国倡义将军李麟荣”檄文两篇，信中斥责李麟荣的檄文系“肆意狂吠”，说日本之所以将韩国变为保护国，是“欲其不受他国之侵凌，为韩国人民增进幸福”，要求《民报》对此“评论其是非”。《民报》第21号全文刊载了李麟荣的《告韩侨檄文》和《檄告在外国同胞文》，同时摘登了佐藤兴一郎来信，特别说明：“吾辈……其间情事，尚未确实调查，不能施以评论。据事直书，以存实录，其曲其直，待韩人与日本人自判定之。”两篇檄文揭露日本名为对“韩国独立保全，实为并吞我国之计”，历数日本在韩“专夺国权，借托军用，强占民地，半夜宫中，胁废皇位，白昼都城，炮杀人命”以及“杀我生民，烧我家舍，夺我妻女，骗我财产”等罪行，大声疾呼：“到今事机，倡义决死忘生，则兴复可期；若苟偷生恬嬉于前，则殄灭无类”，号召海外侨民，“惟以国事为重，结心仗义，齐声协力，内外响应，互相援助”。在东京日本当局高压之下，《民报》用这样一种两造并存的方法刊出了韩国义士声讨日本侵略的檄文，对朝鲜人民的命运和斗争表示深切的同情和热切的支持。

1909年10月26日，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在中国东北刺杀日本前首相、韩国统监府统监伊藤博文。章炳麟为此写了《安君颂》和《吊伊藤博文赋》。《安君颂》介绍了安重根生平，刺杀伊藤博文时“举发七丸，皆中要害”的情景，被捕后“风烈四播，义夫感愤”的影响，热情歌颂安重根“操仆姑兮射天狼，弸义声兮震四方，膰民不亡”⁽¹⁴²⁾。《吊伊藤博文赋》则对这位侵韩元凶痛加声讨：“嗟乎！假金版以制人兮，媚上帝于钧天。信作法之必毙兮，戟偃盾皆在前。矧佳兵之不祥兮，夫安免乎凶年！”⁽¹⁴³⁾1910年日本强行以“合邦”为名并吞朝鲜，章炳麟又撰写了《哀韩赋》，沉痛地指出了韩国遭致灭亡的深刻教训。⁽¹⁴⁴⁾

对于印度、越南、朝鲜及其他亚洲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统治斗争的了解，和日本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交往，开阔了章炳麟的眼界，深化了章炳麟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使他的革命活动有了更为强大的动力和更为广泛的意义。

七、和立宪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论战

章炳麟主持《民报》期间，革命党人在思想和理论战线上一大任务，就是乘胜追击，将同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就革命与改良进行的论战，继续推向深入。

革命与改良的论战，应当说章炳麟是最初发动者。1901年他的《正仇满论》，正面批驳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1903年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正面批驳康有为的《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和保皇党人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当章炳麟仍在上海西牢服刑时，展开了全面论战。

新一轮论战的导火线是梁启超所撰写的《开明专制论》及《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文章。1906年4月28日《民报》第3号号外宣布了《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驳之纲领”共十二项，中心是中国要共和还是要开明专制？中国是国民恶劣还是政府恶劣？中国是否需要民族革命及提倡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主义？《民报》从第4号开始，对梁启超的论点逐条加以驳斥。代表同盟会一方同《新民丛报》论战的主要成员是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冯自由、张继、汪东等人。当章炳麟接掌《民报》之时，这两个刊物论战正酣。

这场论战，对于论战的双方来说，都深化了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都比较具体地触及了中国政治和社会大变革中实际操作的问题，都加深了对于源于西方的各种政治与经济理论的了解。当章炳麟刚到日本时，《新民丛报》于1906年7月21日出版的第83号上发表了徐佛苏的一篇文章，题为《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建议两刊停止互相攻讦。梁启超希望通过徐佛苏出面调停，使革命党不再反对他的温和主张，他也不再非难革命之进行。《民报》第9号和第10号分别发表了汪精卫的《答佛公》和弹佛（汪东）的《驳佛公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拒绝了徐佛苏的调和。论战继续进行下去。1907年1月，梁启超又托徐佛苏与蒋智由出面和宋教仁、章炳麟晤商，章炳麟曾表示可以考虑“许其调和”，但孙中山、胡汉民、黄兴都表示反对，⁽¹⁴⁵⁾两刊和解终于未成。《民报》每期批驳《新民丛报》的论文，经常占到一半以上篇幅。1907年3月孙中山和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离开日本赴南洋，他们转而以新加坡的《中兴日报》为主要阵地同当地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民报》上论战文章篇幅略减。但是，直到1907年8月《新民丛刊》停刊以后，批驳的文章仍在继续。

章炳麟本人也撰写了长篇论文，对梁启超等人的论点进行批驳。他曾说：“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厉，故持论稍平。”⁽¹⁴⁶⁾胡、汪，即胡汉民、汪精卫；卓如，即梁启超。所谓“持论稍平”，其实，主要是更加注意说理，避免人身攻击。但与此同时，也能明显看出，正是在论战中，章炳麟吸取了论敌立论中的不少合理部分，进一步充实与发展了自己的革命理论。

1907年3月出版的《民报》第12号上，章炳麟发表了《〈社会通诠〉商兑》一文，详细申论了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和社会本质。文章直接针对严复译述著录的英国甄克思《社会通诠》一书。

甄克思（Edward Jenks，1861—1939），英国法学家，1896—1903年任牛津大学英国法学讲师，1903年起任伦敦法学协会会长。《社会通诠》撰于1900年，并非甄克思的代表作。严复选择这部著作译成中文，夏曾佑说他是作了一件“神洲之急务”，因为这部著作叙述了社会“进化之阶”，既可破除人们的执著而推进变法，又可使人们知道“蜕化有期，而铁血又可以不用”⁽¹⁴⁷⁾。严复在译序中则更直率地指出，这部著作关于社会进化阶段的划分，所阐述的“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的天演法则，有助于认清中国之社会，了解中国“由唐、虞以讫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亦于此时最备”，秦代曾一度有由宗法社会转向军国社会之势，但结局“由秦以至于今，又二千余岁矣”，中国“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¹⁴⁸⁾。在书中，严复在所写的按语里，更为明确地据甄克思的历史演化阶段论，断定“夫支那固宗法之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¹⁴⁹⁾。严复还依据甄克思所概括的所谓宗法社会重种族不重国家的特征，断言民族主义是宗法社会的产物，不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故其言法也，亦以种不以国。观满人得国几三百年，而满、汉种界，厘然犹在；东西人之居吾土者，则听其有治外之法权；而寄籍外国之华人，则自为风气，而不与他种相入，可以见矣。故周、孔者，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经法义言，所渐渍于民者最久，其入于人心者亦最深。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¹⁵⁰⁾

这些论述清楚表明，严复译述《社会通诠》针对性非常明确。他依据甄克思所阐述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将秦汉以来的中国概括为“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即由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过渡的社会，由此，他论定中国现时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当是提倡“军国主义”及期望“人人自立”，而不是“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因为民族主义是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不足以“强吾种”。严复的这些论点，被当时反对革命的政客们奉若经典。如章炳麟所说：“以世俗之顶礼严氏者多，故政客得利用其说以愚天下。”这些政客们“疾首于神州之光复，则谓排满者亦宗法社会之事，于是非固无取，于利害则断其无幸”⁽¹⁵¹⁾。

面对严复的译著和政客们的言论，章炳麟首先指出：

甄氏之书，卑无高论，未极考虑之智，而又非能尽排比之愚，固不足以悬断齐州之事。⁽¹⁵²⁾

为什么说甄克思的著作不足以“悬断齐州之事”呢？章炳麟指出：“社会之学，与言质学者殊科。几何之方面，重力之形式，声光之激射，物质之化分，验于彼土者然，即验于此土者亦无不然。若夫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断可知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而且，社会学从孔德起，不到百年，“故虽专事斯学者，亦以为未能究竟成就，盖比列往事，或有未尽，则条例必不极成，以条例之不极成，即无以推测来者。”⁽¹⁵³⁾即如甄克思关于宗法社会基本特征的概括，所依据者仅是西方一部地区成事，衡之中国宗法社会，便大相径庭。将甄氏所述当作不易的真理，用以衡定一切是非，显而易见，必定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关于严复其人，章炳麟写道：

抑天下固未知严氏之为人也，少游学于西方，震叠其种，而视黄人为猥贱，若汉，若满，则一丘之貉也。故革命、立宪，皆非其所措意者。……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至于旧邦历史，特为疏略。……夫读史尽其文不尽其质，于藏往则已疏矣，而欲以此知来，妄其颜之过厚耶？观其所译泰西群籍，于中国事状有毫毛之合者，则矜喜而标识其下，乃若彼方孤证，于中土或有牴，则不敢容喙焉。⁽¹⁵⁴⁾

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缺乏深切的了解，按照西方的模式来简单化地比照中国，判断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章炳麟认为这是严复最大的弱点。钟情西方，鄙视本族，当然就更不可能明辨是非。

关于民族主义，章炳麟指出：“民族主义者，与政治相系而成此名，非脱离于政治之外，别有所谓民族主义者。”宗法社会有民族主义，图腾社会也有民族主义，军国社会更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之见于国家者，自十九世纪以来，遗风留响，所被远矣。撮其大旨，数国同民族者则求合，一国异民族者则求分。故意大里收合余烬，而建王国，德意志纠合群辟，而为连邦。此同民族者之求合也。爱尔兰之于英伦，匈牙利之于奥大利，亟欲脱离，有荷戟入榛之象。此异民族之求分也”。至于美国，以新造之邦，地广人稀，不得不招徕殊族，以谋生聚，“然其翕合无间者，惟数种白人而止，当地之赤人，固不与共苦乐，而黑奴则惟有解放之名”，同样是一种民族主义！⁽¹⁵⁵⁾足见将民族主义同宗法社会相等同，而同军国社会相对立，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中国革命党人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其社会本质究竟是什么呢？章炳麟说：

所为排满洲者，岂徒曰子为爱新觉罗氏，吾为姬氏、姜氏，而惧子之殽我血胤耶？亦曰覆我国家，攘我主权而已。故所挟以相争者，惟日讨国人，使人人自竞为国御侮之术，此则以军国社会为利器，以此始也，亦必以终。⁽¹⁵⁶⁾

革命党人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正是立足于所谓军国社会。章炳麟进而明确指出：

且今之民族主义，非直与宗法社会不相一致，而其力又有足以促宗法社会之熔解者。……今外有强敌以乘吾隙，思同德协力以格拒之，推其本原，则曰以四百兆人为一族，而无问其氏姓世系。为察其操术，则曰人人自竞，尽尔股肱之力，以与同族相系维。……民知国族，其亦夫有奋心，谛观益习，以趋一致。如是，则向之隔阂者，为之瓦解，犹决泾流之细水，而放之天池也。……故内之以同国相维，外之以同患相救，当是时，则惟军国社会是务，而宗法社会弃之如脱屣耳。⁽¹⁵⁷⁾

通过民族主义的社会性质及其历史作用的这场争论，章炳麟进一步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党人所倡导的民族主义自“军国社会”始，亦至“军国社会”终，是19世纪以来发端于欧洲、影响及于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的核心是“使人人自竞为国御侮之术”，“人人自竞，尽尔股肱之力，以与同族相系维”，即在人人自立的基础上形成新型的民族联系，以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独立。《〈社会通诠〉商兑》一再强调：“吾党所称之民族主义，所恃以沃灌而使之孳殖者，舍军国社会而外，无他法”，“令以此系于政治之民族主义而破宗法，犹秦皇之统一六合，以破封建之列侯”⁽¹⁵⁸⁾，都突出了民族主义革命推动中国熔解宗法社会而确立军国社会的巨大作用。

基于上述立足点，《〈社会通诠〉商兑》进一步阐述了革命党人在国内民族关系和中国同列强关系上的具体政策。在国内民族关系上，章炳麟所持的仍是汉族中心主义，对汉民族以外其他各民族，强调友好相处，“必非美国之视黑民”，“而满洲之汗，大去宛平，以适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¹⁵⁹⁾。在中国与列强关系上，指明之所以有所谓“排外之事”，是因为“欧、美诸邦以通商为名号，直钞盗边塞而处吾土”，“若以单身为宾萌于中国……则中国未之排斥也”。之所以爆发反洋教斗争，是因为“基督教之来也，常挟国权以俱来，而所至有陵轹细民之事，入其教者又藉此以武断闾里之间，是所以促其反动”，“浸假而基督教人之在中国，循法蹈义，动无逾轨，则人民固不以异教而排斥之，亦不以异种而排斥之”⁽¹⁶⁰⁾。凡此，都表明，章炳麟本人，乃至中国革命党人，在民族主义宣传上和实际政策上比之前几年已经成熟多了，当然，传统的华夷之辨、斯宾塞以来的种族优劣论及中国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状况，所造成的汉族中心主义在他们思想深处影响还很强固，但是，很明显，他们所持的民族主义和传统的夷夏之防有着本质的差别，两者不能混同。

革命党人所倡导的民族主义，还受到巴黎主办《新世纪》周刊的一批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猛烈抨击。

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有张静江、李石曾、褚民谊、吴稚晖等人。他们受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影响甚深，尤其服膺克鲁泡特金，在《新世纪》上译载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法律与强权》《面包略取》《狱中逃狱》等许多著作。他们将易朝改姓称作旧世纪革命，将倾覆旧政府、建立新政府称作新旧过渡时代革命，将“扫除一切政府”叫做“新时期革命”⁽¹⁶¹⁾。他们认为，只有无政府主义方才“义广理全，至公无私”。对于中国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及其所主张的民族主义，褚民谊曾专门撰文加以批评：

今主民族主义者，即排满也。夫排满，则私矣。满人非尽恶也，有革命思想谋社会进步者，固不乏，不可因其满人而一网打尽。因其满人，不分善恶，而一网打尽，其私一。……因其汉人，不分善恶，而置之不问，其私二。……满汉两族，各以民族主义互相仇雠，如吴越之报复不已，反置图社会之进化以排强权为革命之主要者于度外，不凭公道真理，而惟各以非吾族类者互相仇，其私三。之三私者，彰彰可见……故曰：民族主义者，复仇主义者；复仇主义者，自私主义也。⁽¹⁶²⁾

对于来自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些攻讦，章炳麟写了《排满平议》《定复仇之是非》等文加以辩驳。

关于无政府主义，章炳麟指出，它“与中国情状不相应”。《排满平议》对此作了专门剖析，强调“凡所谓主义者，非自天降，非自地出，非摭拾学说所成，非冥心独念所成，正以见有其事，则以此主义对治之耳。其事非有，而空设一主义，则等于浮沤；其事已往，而曼引此主义，则同于刍狗”。据此，文章断言：“为中国应急之方，言无政府主义不如言民族主义也。”⁽¹⁶³⁾

关于排满，《排满平议》指出：

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为编氓，相从耕牧，是满人者，则岂欲剚哉！或曰：若是，则言排政府足矣，言排满何为者？应之曰：吾侪所执守者，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而今之政府为满洲所窃据，人所共知，不烦别为标目，故简略言之，则曰排满云尔。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以复靺鞨金源之迹，凡我汉族满洲何怨？⁽¹⁶⁴⁾

关于对汉人是否不分善恶都置之不问的问题，章炳麟指出：“满人之与政府相系者，为汉族所当排；若汉族为彼政府用，身为汉奸，则排之亦与满人等。……若政府已返于汉族，而有癸、辛、桓、灵之君，林甫、俊臣之吏，其遂置诸？应之曰：是亦革命而已。”⁽¹⁶⁵⁾

《定复仇之是非》申论种族革命所倡导的复仇，并非“上古野蛮之事”⁽¹⁶⁶⁾。《排满平议》中已指出：“复仇者，以正义反抗之名，非展转相杀谓之复仇。”⁽¹⁶⁷⁾《定复仇之是非》进一步说明了革命党人所持民族主义的正义性。文章指出：“民族主义非专为汉族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之属，亦当推己及之。”但是，“规定行事者，至急莫如切肤，至审莫如量力，今日汉人其智力岂足方行域外，则斯事固为后图矣。”⁽¹⁶⁸⁾就排强种与排王权而言，“夫排满洲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王权矣。……必举具体之满洲清主，而不举抽象之强种王权者，强种与王权其名无限，满洲与清主其名有限。今之强种孰如白人？今之王权孰如独逸帝？苟取无限之名以为旌帜，则中国之事犹在后，而所欲先攻者乃在他矣。今只为一区说法，斯无取笼罩一切之名，惟此见量在前者是”⁽¹⁶⁹⁾。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口号，源于元末明初，革命党人借用来动员民众投入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不过是借用人们所熟悉的古代服装，演出历史变动的新场面。但是，这一口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则毋庸置疑。立宪党人强调满族也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是合乎历史实际的。《新世纪》强调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狱都已是过去很久的事件，以此为理由号召人们起来复仇，理由其实并不充分，这一批评也是切中要害的。包括章炳麟在内，革命党人对清王朝统治的抨击，在不少方面是不公允的。但是，革命党人同清王朝、立宪党人及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平心静气地在进行一场学术讨论，革命党人在实际地动员人们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清王朝，而立宪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利用革命党人理论上的偏颇或不成熟而对革命党人大肆攻讦，从现象上看，他们很公允，很高妙，在实践中却将民众的斗争引向屈从于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歧途。章炳麟在论战中伸张了革命党人进行反满斗争的正义性，也通过论战纠正了先前一些不妥当的提法，更为明确地给反满、排满的时代内容作了阐释，使中国同盟会的民族主义纲领进一步充实。

八、民众斗争的进一步发动

当革命党人积极开展斗争之时，国内各地抗租抗粮、抗捐抗税的民众暴动，以及秘密会社起事、少数民族起事纷纷爆发。据不完全统计，1906年至1907年，仅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河南、广东、福建便发生抗租、抢米和饥民暴动50起，其中五分之三以上发生于江苏、浙江两省。这两年，四川、河南、直隶、江西、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广东、陕西又发生抗捐抗税、反对调查户口斗争近40次，直隶、山西、河南、吉林、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发生秘密会社起事近50次。⁽¹⁷⁰⁾这些斗争表明，广大民众已无法照旧生活下去，清王朝统治的根柢已经走向崩解。

同盟会一直重视会党活动。原光复会系统成员在浙江、江苏、安徽一带会党中活动尤力。1907年7月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击毙安徽巡抚恩铭，震动整个清廷；在浙江绍兴大通学堂广泛联络会党图谋响应安庆起义的秋瑾受牵连被捕，遭到杀害。章炳麟在东京为他们举行公祭，在《民报》第17号上刊登了他所撰写的《祭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文》及《秋瑾集序》。究竟如何更好地开展会党中的革命宣传与组织工作？章炳麟催促日本平山周将他来中国对会党进行调查后写成的著作《支那革命党及秘密会社》一书及早出版，并为这部著作写了一篇序言，指出：

会党初起，盖在两汉之间，然非素有造意者。赤眉、铜马，迫饥寒，走相集；及黄巾、五斗米道之兴，其情异矣。唐、宋间多名为社。白莲教者，亦白莲社造端，是以有香军之目。值胡元猾夏，民心思宋，故其教兼为种族。王道陵迟，政失其序，亦有屯聚以抗官吏者。无为、闻香诸教，自明始也。要之比传释、道，人易信从。讫明之亡，孑遗黄发谋所以光复者。是时郑成功在台湾，闽海之滨，声气相应。熊开元、汝应元皆以明室遗臣祝发入道。故天地会自福建来。其后乃有哥老、三合，专务攘除胡貉，而与宗教分离，扶义倜傥，不依物怪，视白莲诸教为近正。

在这里，章炳麟扼要叙述了会党在中国兴起的原委，从赤眉、铜马、黄巾、白莲到天地会、哥老会、三合会演变的历程，说明了它们所由产生的社会政治根源，以及种族意识、宗教意识在什么背景下发生作用，使人们由此对会党有一个较为系统的历史的了解。

章炳麟在序中接着写道：

民者，生而性恶，不有摄其志者，值穷饥则恒心少，起为盗贼，犹可原也。又乃诈伪接构，自相贼杀，其行义又不逮白莲。故务民义与敬鬼神，得失相庚，在互辅其短而已。日本平山周，游中国久，数与会党往复，集为《支那秘密结社》一篇，盖其情伪纤悉尽知之矣。余念会党各为部伍，符号仪式，所在互异，其人往往不相闻知。今欲集合会党，非直因成法利导之也，又将参而伍之，去其泰甚，补其遗缺。不有是书，将何以遍照哉！⁽¹⁷¹⁾

这里，分析了民众自发暴动与通过会党有组织起事的利弊得失，提出了了解和集合会党及“因成法利导之”并“参而伍之”的任务，表明章炳麟深切关心着实际的民众斗争当如何发展。

当各地抗租抗粮抗捐抗税斗争与会党起事蜂起之时，群众性收回利权运动也纷纷开展起来。以收回铁路建筑权和矿藏开采权为主要内容的收回利权运动，斗争矛头直指攫取中国经济命脉的列强，以及为虎作伥的清廷。《四川》杂志当时论及这些利权丧失的危害性时，曾率直指出：

此不特经济丧失之问题，实国家存亡关系之问题也。何则？经济为国家之生命，生命之权既操纵于外人之手，彼更进而以开港场，施行政治，侵我主权，以保护路线，屯置军队，缚我手足。一旦势力巩固，由经济界之瓜分，以逮及于国土之瓜分。⁽¹⁷²⁾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收回利权的斗争不仅是一场群众性的经济斗争，而且是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斗争。积极支持这一斗争，成为章炳麟发动民众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章炳麟首先关注的是江浙民众收回两省路权的斗争。1898年英国怡和洋行代表英国银公司迫使清政府签订苏杭甬铁路草约。其后，英方即要求清廷尽速签订正式合同。江浙两省绅民则要求废除草约，收回主权。1907年，江浙两省绅民集资开工兴筑苏杭甬铁路苏杭段，英国公使要求清政府下令停建，清廷以向英国借款筑路名义，企图在官办形式下废止商办，而让英国取得实际控制权。江浙两省铁路公司和绅民奋起抗议。1907年11月3日，东京的浙江同乡会在锦辉馆开会，但未作决议，仅推举几名代表准备向清廷请愿。章炳麟非常不满，与陶成章发起设立研究会，遍请浙人，商讨对策。11月10日发起重新集会，到会者有江浙两省人员及来宾800多人。章炳麟在会上首先报告会议宗旨，“言发电报、举代表之无益，并言此次借款与造路为二事，今日办法，惟有由股东收回股本，及自行断路，或运动省城罢市，庶可收回”⁽¹⁷³⁾。其后不久，11月17日，东京的豫晋秦陇协会又发起留学界全体大会，支持江浙维护路权的斗争。会场仍在锦辉馆，出席者达4000人。章炳麟在会上发表演说，“谓恐吓主义无用，所主张者积极的则罢工，消极的则断路”⁽¹⁷⁴⁾。章炳麟这一鲜明坚定的态度，成为两个大会的共同立场，给国内的斗争以很大影响。据报道，浙江随后“商贾则议停贸易，佣役则相约辞工，杭城铺户且有停缴捐款之议，商市动摇，人心震骇”⁽¹⁷⁵⁾，斗争向纵深发展，且扩大至四川、湖北、云南、贵州、河北、山东等地，推动收回利权运动普遍高涨。

1908年夏，为收回山东矿权，山东人民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斗争，遭到山东巡抚袁树勋的蛮横弹压。章炳麟在《民报》上痛斥袁树勋为虎作伥的卖国行径，号召山东民众“要结齐民，坚不鬻地”、“限制开矿，抵制德货”，若清政府“遮禁之，格杀之”，山东士民就应当“为义和团，无为衍圣公（衍圣公曾以军乐迎德皇画像至其第）；为林清、王伦，无为吕海寰。北出则拊建州之背，西迤则断燕京之喉，东下则捣胶州之脊。事不就，则尽六千万人归魂于泰山蒿里！”⁽¹⁷⁶⁾

在努力推进民众反抗运动的同时，对于清廷的宪政骗局，章炳麟则不断加以揭露。

1906年9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将“仿行宪政”。上谕说：“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为此，上谕规定，仿行宪政应“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从官制改革入手，进而厘定各项法律，再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俟数年后规模初具，再“妥议立宪实行期限”⁽¹⁷⁷⁾。和清廷的动作紧相配合，梁启超积极筹组以实行君主立宪为宗旨的政党。由于内部纷争不已，结党未成，于1907年夏秋间组成小团体政闻社，是年10月17日在东京锦辉馆举行成立大会。张继、陶成章等革命党人愤于梁启超等人散布立宪幻想，尤愤于日本名流犬养毅等与会支持政闻社，赶往会场哄闹，冲散大会。章炳麟为此撰写了《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对张继、陶成章等人的行动进行声援。

章炳麟在文章中指出：“犬养毅者，日本进步党之旧人”，游说奔竞，不晓学术，类策士之所为，曾参与日本宪政之事，故葆爱之而欲施之邻里，其议论浮泛，原因在于“中国事状，非外人所能知，日本虽比邻，犹无以知其成败中失所在”。文章说明：“吾辈所以遮拨立宪者，非特为满、汉相争，不欲拥戴异族以为共主；纵今日御宇者，犹是天水、凤阳之裔，而立宪固不适于中国矣。”这是因为“宪政者，特封建世卿之变相”，欧洲、日本“出于初脱封建之国，则自循化顺则而为之”，中国封建世卿已结束于一二千年以前，“去封建时代远，而施行宪政为逆流”。加之欧洲与日本诸国，视中国大可一省，小者仅数府，以中国之地大人稠，而选举议员，只能数万乃至数十万人选举一人，结果，“议员之数，与民数相去既甚阔疏，则必不足以知民隐；且得选既少，则被选者必在显贵仕宦之流”，“自前观之，则于国之富强无益也；自后观之，则于民之利病无与也。徒令豪民得志，苞苴横流，朝有党援，吏依门户，士习嚣竞，民苦骚烦”⁽¹⁷⁸⁾。政闻社推举马良为总务员。马良，字相伯，生于1840年，早年留学法国，获神学博士学位。先后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驻日使馆参赞、驻神户领事。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政闻社推举他为总务员，梁启超等人的意图是借助于马良的影响，将政闻社活动和国内立宪运动结合起来。1907年12月25日，政闻社在东京举行大会，欢迎从上海专程来日接受推举的马良。章炳麟随即发表了《与马良书》，劝告他不要追随梁启超等人“以立宪侜张天下”。信中写道：“代议政体，非能伸民权，而适堙郁之。”他以日本为例，指出：“日本议士三百余员，苞苴流溢，比闾可盩率为政府爪牙，以侵黎庶。中国士大夫饰身寡过，又不日本若，以是代议，民其得有幸乎？”他特别指出，乡土豪强，权力绝尤，害于民滋甚，“今超而为议士，为虎著冠，其妨民不愈况耶？”加上新党人物届时“惟封殖党援是急，民之利病，固委置之，贿赂公行，为枭为貒，将什佰于官吏”。为此，他劝告马良继续从事教育事业，以昌民德，千万不要为梁启超等人所利用，“与宵人奔走，以自尘点”⁽¹⁷⁹⁾。

1908年2月，政闻社本部随同马良迁至上海。3月3日，政闻社在上海举行披露会，马良发表演说，强调有必要建立宪政党。4月3日，在梁启超主持创办的政闻社机关刊物《政论》第3号上发表了马良来东京就任总务员一职时的演说《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以“神我”为国家根本，论证宪政之必须和政党之必要。章炳麟为进一步劝诫马良不要与梁启超等人沆瀣一气，特别撰写了《驳神我宪政说》一文，发表于《民报》第21号。章炳麟指出，马良所说的“神我”，实际上只不过是罗马天主教所讲的灵魂，同印度数论所说的“神我”根本不是一回事。至于以“神我”为国家的根本，更不能成立，“家族、部落、国家之所以建造，亦不系神我观念之有无”。马良说信仰神我则必乐群，必结成团体，章炳麟指出，真正信仰神我者，“则不容有团体”；马良说小国寡民不如大国众民之乐，章炳麟指出，这不过是“假众乐之言，以文饰其帝国主义”，因为“若云小国寡民不如大国众民之乐，自非侵略他人，其乐何由而遂”？据此，章炳麟指出，马良作为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讲话虽较含蓄，但“充其意趋，去金铁主义不远矣”⁽¹⁸⁰⁾！

政闻社派出一批特派员到各省发动立宪团体派代表到北京呈递请愿书，要求尽早开设国会。马良本人也致电给军机处所属负责编订宪法草案和各项法规的宪政编查馆，说开设国会一事关系“中国存亡”，不尽早开设，将“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针对马良的通电，章炳麟发表了评论《马良请速开国会》，指出：留日学生要求以三年为期召开国会，清政府要求以十年为期召开国会，留欧学生要求以二十年为期召开国会，“所持不同，其为利禄则一也”。这是因为“东方学生，以为吾习法政既成，暖暖姝姝，足以自喜，他日习者猥众，则其贱与帖括房行无异，乘其未集，以高材捷足掩袭得之，犹可以取富贵。西方学生以为吾习法政未成，今富贵为东方学生袭取，吾辈归国以后，特循资除援耳，未能据要津也，故力遏其流，以待明王之梦”。至于马良本人，章炳麟以为，他之所以热心于早日开设国会，其内心深处，实际上是希冀能当上国会议长，开设国会年限之争其实与国家存亡并无多少关系。⁽¹⁸¹⁾这篇评论，对马良不再像先前那样婉言相劝，显然因为马良积极活动，使政闻社影响扩大，章炳麟改为对马良恶语相向，是想使人们对马良以及政闻社不再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是，1908年8月13日，清廷已以“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为名，下旨禁止政闻社活动。⁽¹⁸²⁾这里有慈禧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忌恨，有当时仍在朝廷握有重权的袁世凯同康有为、梁启超因戊戌政变时袁世凯告密而结下的宿怨，而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清廷预备立宪本来只是虚应故事，并不想就此弄假成真。这一事实表明，立宪运动的广泛开展，其实也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但由于政闻社和其他立宪团体都仍维护着清王朝的统治地位，尤其明确反对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革命党人便不能不对立宪党人尤其是政闻社进行抨击。

清廷在宣布查禁政闻社后不多天，1908年8月27日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并宣布以九年为预备立宪期限。立宪派人士大为失望，章炳麟则撰写了《虏宪废疾》六条对这部《钦定宪法大纲》加以揭露和批判。文章劈头就指出：

虏廷所拟立宪草案，大较规模日本，推其意趣，不为佐百姓，亦不为保国家，惟拥护皇室尊严是急。亦有摭拾补苴、深没其文以为隐讳，使各条自相抵触者。呜呼，虏廷之疾已死不治，而欲以宪法疗之，宪法之疾又死不治，持脉写声，可以知其病态矣。

文章列举六条，加以说明：

其一，大纲说大清皇帝“万世一系”，这是模拟日本宪法，但清朝皇帝称帝不过两百多年，并无万古一系之历史，和日本完全不同。日本“一姓相继二千五百岁，惟神道教所说者，又谓朝廷出于天神”，中国从来认为“民为贵，君为轻”、“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秦皇欲推二世、三世至于万世，遂为千载笑谈。“即彼大清皇帝者，何功何德，而当世为宗主？曩时寇边屠城且弗计，割安南者非尔大清皇帝乎？弃朝鲜者非尔大清皇帝乎？失缅甸者非尔大清皇帝乎？让台湾者非尔大清皇帝乎？”在这一条中，章炳麟强调了中国具有“人人得长国家之美俗”，谴责清廷不应当更无资格破坏这一美俗。

其二，大纲有“万世一系”之文，对继承皇位一事则未作规定，这是因为“太后方垂帘听政，惧因抑退女子之文而触其忌耳”，但自此之后，父系将易为母系，“所谓万世一系之实竟安在？”

其三，大纲无皇帝年少时设摄政的规定，但清廷统治实情是西太后训政，远过于摄政，彼总揽立法、行政、司法之大权，证明清廷实际上一国二君，未来也无法防止一国二君情状再次出现。

其四，大纲规定议院不得干涉君上与皇族确定的皇室大典及皇室经费，是仿效日本尊崇皇族之例。这也违背中国固有传统，因为中国“一统之朝，名分所尊，独有皇帝，诸王则不在是限，以为皇帝有统治吏民之重，而皇族非有是，故旧律以诽谤皇帝为不敬，无不敬皇族之条”。若立尊崇皇族之宪法，“自今以后，凡为满洲亲王者，将资首辅之威权，藉法律之拥护，以肆其贪墨”，“首辅既贪婪无艺，而言官不得纠弹，报章不得举发，上下钳口，道路以目，则是为蝄蜽政府”！

其五，大纲规定议院有建议之权，所有决议事件，应恭候钦定后，政府方得奉行，这实际上是剥夺“人民请愿之权”而“收缩建议之权于议院”，“是民权因此愈削甚矣”！

其六，大纲规定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这实际上是“欲复一条鞭为租庸调，返招募为府兵”，表明清廷“徒惧民心不靖，野有斩木之雄，故锐意征调，使之自相斩馘。与其言人人有当兵之义务，不如言人人有自杀汉人之义务”。

文章最后说：“方今旱潦不恒，海波上击，燕赵与南海皆大康，四万万人槁饿矣。”以此，章炳麟号召人们奋起对清廷“烧其穹幕，犁其王庭，尸其主者，枭其首，椓杙其阴，菹其骨肉于市，使獭政府永绝于地球之上”⁽¹⁸³⁾。

对于《钦定宪法大纲》的揭露和批判，目的在于动员民众起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清廷企图通过预备立宪，化解革命运动，但是，它使革命者更坚定了推翻清王朝的决心，也使热心立宪的民众对清王朝迅速失望。清王朝覆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九、抗议日本当局封禁《民报》

自1906年7月章炳麟东渡主持《民报》以来，《民报》不仅在海外，而且在国内知识界，影响迅速扩大。他在《民国光复》演讲中曾说：

三年期满，出狱东渡，同盟会已由孙中山、黄克强等成立，以余主《民报》。初，孙之兴中会可号召南洋华侨，黄之华兴会可号召沿江会党，徐锡麟等之光复会可号召江、浙、皖士民，三党纠合为同盟会，惟徐锡麟未加入。黄克强系两湖书院出身，留学生亦多通风气。国内文学之士则未能生影响。自余主《民报》，革命之说益昌，入会之士益众，声势遂日张。⁽¹⁸⁴⁾

这当然有些过甚其词。但章炳麟以其声望与学术素养，使国内“文学之士”即知识界有影响的人士开始重视《民报》，阅读和传布《民报》，则是事实。

章炳麟主持《民报》后，积极倡导“平民革命”，努力促进革命党的思想建设，深入批判保皇主义，支持在国内发动武装斗争，使《民报》既保持了此前的革命精神，又显示了鲜明的个人特色。在孙中山率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离日赴南洋以后，一方面由于同盟会内部特别是章炳麟与孙中山之间环绕经费使用、购买日本军械等事产生误会和纷争，另一方面由于章炳麟、张继、刘师培等人和幸德秋水等日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密切往还，《民报》从第14号起，在继续坚持反对清政府统治革命宣传的同时，更广泛地展开了具有浓厚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宣传，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正在中国扩大影响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都采取了比先前远为严厉的批判态度，对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则热情加以支持。从《民报》第18号至第20号，由于章炳麟脑病加剧，该刊转由张继、陶成章主编。从《民报》第21号起，重由章炳麟主持，这时，章炳麟意识到无政府主义空谈的危害，对无政府主义的战略、策略展开了批判，同时，更注重于支持国内民众运动的发展，以及对清廷和立宪党人紧锣密鼓的立宪活动实质的揭露，使《民报》更为生气蓬勃。

1906年9月出版的《复报》第4号刊登的《民报广告》说：“本报以发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民生主义，而主张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为目的……适遇余杭章炳麟枚叔先生出狱至东京，遂任为本报编辑人。报事益展，销行至万千余份。”报事益展，影响益大，而所遭到的来自清政府方面的压力也益大。清廷严令禁止《民报》在国内传布，并一再向日本交涉，要求查禁《民报》，使《民报》处境日益困难。

1907年9月4日，清廷外务部照会日本当局，要求日本政府对在日出版的《民报》《洞庭波》《天义报》《复报》等刊物和一些书籍“一体禁止出版”、“严禁印刷递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向外务大臣林董建议，为示好于清廷，以牟取在中国东北获取更多权益，对于中国革命党人所创办的刊物，“无论其记事于法令上有无差支，均需采取一种行政手段，设法加以禁止，至少亦须加以严格的限制”⁽¹⁸⁵⁾。日本当局因清廷在东北各项权益让予上尚未能满足日方要求，未立即查禁《民报》等刊物，但加强了对刊物的检查和对中国革命党人的监视。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加紧进行扩张，并竭力阻止其他列强染指东北。可是，美国却不买日本的账，执意要将其势力挤入东北。这时担任奉天巡抚的唐绍仪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利用这一关系，计划在东三省设立银行，投资兴建从新民屯到法库门的铁路，投资于东北林业、矿业和农业的开发。美国的这些活动，使日本当局更急于使清王朝在东北权益上及早向日本屈服，为此，一面加紧施加压力，一面试图以打击在日活动的中国革命党人向清廷利诱。1908年7月，西园寺公望内阁为桂太郎内阁所取代。桂太郎为陆军大将，1901年至1905年首次组阁，缔结日英同盟，发动日俄战争，1905年7月曾与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签订关于日本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美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统治优势的秘密协定。这是他第二次组阁。驻英大使小村寿太郎被任命为外交大臣。9月25日，小村寿太郎向内阁提出《对外政策方针》和《对清解决有关满洲各项问题的方针》，前者包括帝国对各国态度、对外经营、修改条约三部分内容，后者包括将间岛划为朝鲜领土、阻止建筑法库门铁路、不拆除大石桥至营口铁路而改作南满铁路支线、延长京奉铁路日本应得权益、将抚顺及烟台煤矿让渡给日本、日本取得安奉路及其他铁路沿线矿山开采权等六项内容。解决各项在华特殊权益问题，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中心任务，对英、美、德、法等各国政策，都服务于解决这一中心任务。内阁就这两个文件作出了决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外政策方针决定》中明确指出：日本对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经常对该国占据优势地位的觉悟”，对于在满洲所拥有的地位“必须讲求使现在的状态永远持续到将来的策略”。决定强调说：“在现今中国对帝国抱有反感的情况下，帝国不仅达不到上述目的，而且恐不免有陷入他国离间中伤之虞。为此，帝国今后应对中国尽力融和其感情，采取使其尽可能信任于我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准备万一发生事变之际不得不施以威压，另一方面在平时要尽量避免会引起中国官民恶感的措置，专注于用去名取实的方法在该国扶植我国的势力。”⁽¹⁸⁶⁾正是基于这一方针，日本政府决定答应清廷请求，查禁在日本出版发行的《民报》等报刊。

正在这时，清廷派遣唐绍仪为专使大臣出使美国，答谢美国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美国此举，一是为对清廷表示亲善，二是为用这一笔钱在中国培养一批亲美的“领袖人才”。舆论认为，唐绍仪赴美将与美方签订关于东三省开发的一系列合同，进而建立“清美联盟”。这一事件刺激桂太郎、小村寿太郎加紧行动，一面同美国协调，指示日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与美国国务卿罗脱以换文形式，保证在侵华问题上“互相尊重对方权益”，一面接受唐绍仪路过东京时再一次提出的封禁《民报》等革命报刊的要求，立即付诸行动。

经小村寿太郎与内务大臣平田东助商定，1908年10月19日由日本警察总监龟井英三郎出面，下达平田东助签署的封禁《民报》命令，说“有人告发”，《民报》第24号“违背《新闻纸案例》第33条”，即不得作“败坏风俗、危害秩序的宣传”一条，所以“停止其发卖颁布”。命令并说：“记事如《革命之心理》、《本社简章》有与同一主旨事项之记载，皆被停止。”⁽¹⁸⁷⁾

命令书发给“《民报》发行人兼编辑人章炳麟”。命令书所开列的《民报》罪状，纯属借口。《革命之心理》一文，署名“伯夔”，系同盟会成员汤增璧所撰。文章批评一些革命之士观望徘徊、轻佻圆滑、风流放诞、夸慢骄恣、偏私排挤、怨姤猜疑、揣摩趋避、刻薄偏浅、铺张扬厉，心理庞杂支离，谲正不相人，是非不可辨，认为这一切，只有加以清除、纠正，革命成功方才有望。文章赞扬俄国虚无党人和印度志士，号召中国革命党人向他们学习。文章说：“吾所以取于印度者，印度之士，爱人以德，而矢信皦天日，重实行不事缘饰，衡是非不计利害”；“吾所以取于虚无党人者……要其方法设用于中土，奏效神速，必校之斩木揭竿为胜”，虚无党人的方法，指他们的暗杀活动。全文主旨，要求革命党人“拨去污垢，弗为形滞；镇心定气，崇尚真理”，认定革命党人“转而精审，归于纯朴，庶几印度之苦思，虚无党人之卓厉，容有万一，而中国其不泯绝”⁽¹⁸⁸⁾。这篇文章，是呼吁重视中国国民心理的改造，首先抓好革命党人心理的改造，无一字涉及日本。至于前已叙述的民报社的《本社简章》六条章程——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土地国有，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要求世界列强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早经日本内务省认可，《民报》每期封底内面上都曾刊出，并非《民报》第24期首刊。日本政府以此两项“罪状”封禁《民报》，显然是出于其对外政策的特殊需要，而并非《民报》本身有什么差错。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以类似的借口，封禁了中国革命党人在东京出版发行的《天义报》《衡报》《四川》《云南》等刊物。

面对日本政府封禁命令，章炳麟奋起抗争。10月20日晚，《民报》社所在地牛込区警察署传章炳麟到署，宣读了警察总监龟井英三郎下达的命令书。章炳麟当即写了抗议书，指出：“报中所说，本无涉及日本之事，但说革命，全无‘无政府’一派议论。此《民报》历来主义如此，有何嫌疑？不由自发，实唐绍仪要挟之力耳。”⁽¹⁸⁹⁾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的要害。21日，章炳麟向平田东助本人写了抗议信，指出：“《民报》简章六大主义，前经贵内务省认可，今未将此项保证退还，突令不许登载与此简章同一主义之事项，本编辑人兼发行人不能承认，特将此纸缴还贵内务省。如以扰害秩序为嫌，任贵内务省下令驱逐退出日本国境可也。”⁽¹⁹⁰⁾23日，牛込警察署长奉命说服章炳麟接受平田东助的命令书，并承认“此事关于外交，不关法律”。章炳麟再次致书平田东助，针对“此事关于外交，不关法律”指出：“本编辑人兼发行人早闻北京传说，据云：唐绍仪此次途经日本，将以清美同盟之威胁日本，又以间岛领土之权、抚顺炭矿之权、新法铁道之权啗日本。今与牛込警察署长之言相较，毫厘不爽。”对于这一肮脏的政治交易，章炳麟坚定地表示：“本编辑人兼发行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正因为已充分了解到日本政府封禁《民报》的真正原因，知道不是依靠说理便可改变日本政策，章炳麟提出了“新假定六大主义”来回答日本内务省勒令《民报》改变简章。这“新假定六大主义”为：“一、灭尽世界立宪国；二、破尽世界伪平和；三、以中华帝国统一东亚；四、以专制政府攘逐蛮夷；五、不与兽性民联合；六、不求卖淫国赞成。”章炳麟反诘平田东助：这六条“语语与现在简章异撰，且或反对，未知贵大臣允许否？”⁽¹⁹¹⁾

10月24日，一个名叫高桥孝之助的日本人来到民报社，表示愿意出钱收购《民报》。高桥再次表白：封禁《民报》“此非日本政府意，乃唐绍仪以间岛、抚顺、新法之利为饵，故外交政策，不得不如此耳。”还说：“日本政府阻碍《民报》，实则赞助革命。”“日本为新造之国，外交方针，仓皇无定，亦当见谅。”这是想将封禁《民报》的责任全部推给清政府，要中国革命党人在使《民报》停刊的同时仍对日本政府感激涕零，寄予期望。章炳麟对日本政府的这位说客，毫不客气地直斥日本政府这一举措乃“娼妓之行为”⁽¹⁹²⁾。

10月25日，章炳麟和黄兴、宋教仁等讨论了上述事态，决定将《民报》社迁往他国，而在迁移之前，先当筹款起诉日本当局这一丑恶行为。10月26日，章炳麟第三次致书平田东助，揭露日本当局的举措是“舍永远禁止之名，而取永远禁止之实，迫胁《民报》使变其革命宗旨”，严正表示：“本编辑人兼发行人虽一介草茅，素不受权术笼络。若贵大臣有意督过之，封禁、驱逐，惟命是听，幸勿令纵横之士腾其游说也。”⁽¹⁹³⁾

当时，日本当局严令各报不得刊登载有关封禁《民报》等中国革命报刊的消息。为冲破日本政府的新闻封锁，章炳麟以“中国革命党”名义发表《报告〈民报〉二十四号停止情形》传单投寄各方，并译成英文向海外散发。中国留日学生闻讯，奋起支持章炳麟同日本当局的斗争。报纸上不让刊登这方面消息，他们便贴出大字报，散发传单，抗议日本政府的暴虐行径。他们痛斥日本“日侵削吾疆土，日封杀吾汉民”，封禁《民报》是日本侵略中国全盘计划的一部分，所谓“文明国家文明法律”是十足的虚伪。⁽¹⁹⁴⁾他们警告日本当局，日本政府若坚持反对中国革命，中国各地之同盟会、共进会、哥老会、三合会等将共同奋起，抵制日货，工人将拒绝为日货起卸。⁽¹⁹⁵⁾

日本当局视章炳麟为封禁《民报》的最大障碍。威逼不能奏效，便想出一笔钱让章炳麟离日赴印度，章炳麟不屑收受日本政府支付的费用，意志坚决。日本当局又使人暗示黄兴、宋教仁等，说章炳麟一再上书平田东助，措辞激烈，态度欠慎重，要他们劝说章炳麟同意离开日本。章炳麟对日本当局则不抱任何幻想，深知日本当局绝不会因为他离去而放过《民报》及改变其勾结清廷打击中国革命党人的既定政策。日本当局这些手段未能奏效，清廷驻日使馆于是派内奸于民报社在茶水中下毒，《革命的心理》作者汤增璧中毒，几乎丧命，章炳麟仍然无恙。

1908年11月26日，章炳麟和日本检事终于在东京地方法院裁判厅对簿公堂。日本检事以“清国革命一旦爆发，日本人起而仿效，那就必定导致严重后果”为由，要求判处主张推翻清朝、倡导革命的《民报》为犯罪。章炳麟的辩护律师后藤德太郎立即指出：“检事谓清国革命将于日本有害，此乃系外交、政治上的问题，而法庭所论及的只应是法律问题，因此，检事的指控不能成立。”⁽¹⁹⁶⁾章炳麟更进一步指出：“日本国对着日本的人民，是认革命为扰害秩序的；若在我们的中国，却不认革命为扰害秩序。因为中国的历史，全是革命的历史。”⁽¹⁹⁷⁾章炳麟还当庭一再责问裁判长：“扰乱治安，必有实证，我买手枪，我蓄刺客，或可谓扰乱治安，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我言革命，非革贵国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动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国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面对章炳麟连珠炮似的责问，裁判长俱张口结舌，无言以对。⁽¹⁹⁸⁾尽管日本政府于事实上、法律上都完全站不住脚，12月12日东京地方裁判所还是判决《民报》禁止发行，章炳麟罚款115日元，折合中国当时银元约120枚。

12月13日，章炳麟和黄兴、宋教仁等人在黄兴寓所会议，讨论对策。这时，日美之间高平—罗脱协定已经公布。章炳麟等人清楚看到，日本政府对中国革命党人的政策已经确定，纵使提出上诉，亦将无胜诉之希望，而《民报》即使获准复刊，也将“不可能公开宣传其主义与方针”⁽¹⁹⁹⁾，决定放弃上诉，筹划将《民报》移往美国或其他地方复刊。

《民报》被日本当局强行封禁了。章炳麟拒绝交纳罚金。1909年3月13日，东京小石川警察署拘留了章炳麟，要将他押赴劳役场，以每劳役一天抵充一元罚金。他的学生龚宝铨、周树人等人商量，请许寿裳挪用了《支那经济全书》译本的一部分印刷费，代交了罚款，章炳麟方才获释。他以自己的行动，在日本政府的高压与利诱双管齐下的活动面前，谱写了一曲中国革命党人的正气歌。通过这一事件，他对日本政府以及紧密配合日本政府进行活动的玄洋社、黑龙会所谓同情与支持中国革命的真意，有了更为透彻的了解。在武昌起义之后，直到章炳麟的晚年，他对日本侵华权谋一直抱有高度警惕之心，和他这番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十、内讧再起与重建光复会

《民报》被查禁，日本当局对中国革命党人的迫害并未中止，反而变本加厉，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使革命党人活动极其困难。

为了将《民报》迁往美国或其他地方出版，章炳麟急函正在南洋处理云南河口起义失败人员安置事宜的孙中山，要求经济上给予资助。一直帮助章炳麟主持《民报》的陶成章为解决《民报》困难赴南洋筹款，这时也加紧活动。环绕着筹款及《民报》复刊问题，孙中山与章炳麟、陶成章原先思想上、政治上、策略上的分歧，激化成为一场新的内讧。

在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使中国走向富强这一总目标上，孙中山与章炳麟是一致的。但是，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他们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1907年孙中山离日赴南洋时，为是否应当接受日本当局的安排、经费分配及向日本购买军械能否使用问题，他们曾经冲突过一次。后来虽然和解，思想上、政治上、策略上的分歧并未解决，实际上，反有加深之势。

1909年11月香港《中国日报》与新加坡《中兴报》刊载的一篇指责章炳麟为“中国革命党之罪人，《民报》之罪人”的长文，对章炳麟提出五项指控，反映了孙中山和章炳麟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这五项指控的内容是：

一、“章与梁启超同办《时务报》以来，与保皇党之关系未尝断绝。”《民报》与《新民丛报》笔战之时，“章以与梁启超交厚故，未有一文之助力”。

二、“章炳麟以其一知半解、干燥无味之佛学论，占据《民报》全册之大部，一若以《民报》为其私有佛学之机关报者。”

三、“章炳麟创为《无神论》，以排斥耶稣之道，以致内外同志多疑《民报》为排斥耶稣之机关报，摇惑人心，莫此为甚。”

四、“章炳麟以个人私怨，竟借《民报》为攻城之具，日向《新世纪》宣战……伤害同志之感情，徒贻外人之笑柄。”

五、“《民报》出版以来，日政府绝不干涉，乃章炳麟倡言恢复台湾、朝鲜之义，又鼓吹暗杀，以挑动日人之恶感情，遂故有停止发行之命令。使章当日立论如第12号以前，则《民报》至今犹存也。”⁽²⁰⁰⁾

这五项指控，当然包含着许多意气用事的不实之处。比如，章炳麟1901年发表《正仇满论》，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指名正面批驳梁启超、康有为保皇主义理论的第一人。责备他与保皇党关系未尝断绝，显然不合事实。其他四项指控，第二、三项实际上关于革命党的思想建设，特别是新时代的哲学思维的建设，章炳麟对此非常重视，孙中山一系则认为没有意义，而且影响基督徒支持革命。第四项指控，是批评章炳麟对《新世纪》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尤其不满章炳麟对参与《新世纪》编务的吴稚晖当日在《苏报》案中可疑行为的揭露。1907年3月，章炳麟为纪念邹容在宫崎寅藏等人创办的《革命评论》第10号上发表了《邹容传》，文中述及1903年清政府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来沪穷治爱国学社昌言革命事时，吴稚晖曾指认邹容与章炳麟二人为“首逆”。吴稚晖在法国见到这篇文章后，即给章炳麟写了一信，责备他在“报复私人之恩怨”，随即将此信发表于1908年1月4日出版的《新世纪》第28号上。随后，二人在《民报》与《新世纪》上几度书信往复，展开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²⁰¹⁾。这场论战其实并不是一场意气之争，因为章炳麟对《新世纪》的批判，涉及的是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革命这一根本原则问题，对吴稚晖政治投机性格的揭露，涉及的是革命党人的政治品质问题。

第五项指控，可以说全无道理，因为封禁《民报》是日本既定政策。但这项指控，也正反映了孙中山一系对日本政府有较多幻想，在对待日本侵华及其他列强侵华问题上，远没有章炳麟认识清楚及态度坚定。

双方的分歧不止于此。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上，章炳麟同他没有什么分歧；在民权主义上，章炳麟对代议制持批判态度，和孙中山主张便不相同；在民生主义上，孙中山主张土地国有，章炳麟主张“均配土田”。在武装起义策略上，孙中山一直在两广、云南边境城市发动起义，1907年和1908年间，他亲自领导发动了黄冈、惠州七女湖、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河口六次起义。而章炳麟、陶成章则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认为这里有发动起义的广泛群众基础，起义爆发后给予清政府的打击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影响也将比在南方边境起义为大。陶成章赴南洋筹款，目的之一，就是为在江、浙一带发动起义筹措经费。

正因为双方有着这样一些深刻的分歧，对于章炳麟要求经济资助以恢复《民报》的函电，孙中山未予回复。对于陶成章在南洋的筹款活动，孙中山也未予支持，相反，将陶成章带去的股票扣了下来，不让分发。

双方冲突的表面化，源于陶成章联合在南洋颇有影响的李燮和等人，于1909年8月向同盟会总部提出一份《宣布孙文南洋一部之罪状致同盟总会书》，要求罢免孙中山同盟会总理职务。这一要求，为在东京主持同盟会总部工作的黄兴所拒绝。正在这时，孙中山派汪精卫来日本，秘密编定《民报》第25号，完全撇开章炳麟，于1909年10月托名以巴黎《新世纪》为总发行所印刷发行。完全被封锁了所有消息的章炳麟得知后，非常气愤，认为“昔之《民报》为革命党所集成，今之《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于是写成《伪〈民报〉检举状》⁽²⁰²⁾，印成传单，向美洲、南洋等处散发。孙中山随即组织反击，黄兴也发表声明，谴责章炳麟、陶成章。

鉴于“海外革命志士，多以太炎为吾党之泰山北斗”⁽²⁰³⁾，孙中山、黄兴利用已经投靠清廷的刘师培给黄兴的挑拨信及所附章炳麟致刘师培及其妻何震的几封信，诬指章炳麟为清廷“侦探奸细”，得清廷重金而“出卖革命”，实系“满洲鹰犬”。事实真相是1907年冬，已经秘密投靠两江总督端方的刘师培、何震等人对章炳麟诳称，只要章虚应愿往印度修习佛学，便可从端方处谋得一笔巨款，充当革命经费，并用以解决《民报》在资金上的困难。章炳麟因刘师培说端方对章甚是敬重，愿资助十万金或五万金成全章出家为僧之志，便托刘师培、何震与端方具体交涉。当他得知须至普陀或福建鼓山等处出家或已去印度时，端方才肯拿出钱来，且只能按月支付，知从端方处谋得巨款用于策动武装起义及维持《民报》实不可能，便一口回绝，交涉于是中断。刘师培企图用诱使章炳麟出家为僧的办法让章炳麟脱离革命，阴谋失败，便将章炳麟和他们商讨如何谋款的几封信印成照片寄给黄兴，诬称章早已无心革命，企图以此在黄兴、章炳麟之间制造猜疑与不和。1909年夏，刘师培已跑到南京当了端方的幕僚，他的叛徒面目已完全暴露，他败坏章炳麟名誉、离间黄章关系的图谋也已彰明无疑。可是，这时，因为要丑化章炳麟，孙中山、黄兴便拿出刘师培提供的材料，给章炳麟加上了背叛革命党人、担任端方解散革党及常驻东京之侦察员等许多吓人听闻的罪名。

在这些攻讦面前，章炳麟一面撰文说明真相，另一面又拿出端方曾邀请黄兴加入其幕府的事反诘黄兴，责问黄兴为什么派人去谒见端方？

从思想上、政治上、策略上的分歧，发展到公开冲突，进而双方竞相伤害对方，终于导致组织上分裂，这就是章炳麟、陶成章决定重建光复会，孙中山将美洲和南洋同盟会分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在上海组成中部同盟会，只有黄兴等人在东京仍保持着中国同盟会名称。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组织活动并未中止。徐锡麟、秋瑾及熊成基等光复会成员所发动的起义失败后，光复会活动日渐困难。1909年，光复会重要骨干张恭因刘师培告密被捕下狱，其他不少活动分子也先后被执，光复会活动基本瘫痪。在同孙、黄关系趋于破裂之际，陶成章建议正式恢复光复会，得到章炳麟的支持。经过筹备，光复会于1910年2月正式重建，总部设于东京，章炳麟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在南洋建立光复会“行总部”，由李燮和具体负责。行总部以下设立分会。南洋与江、浙、粤一带，成为光复会活动的主要地域。

但是，这时，日本当局对中国革命党人的监视更为严密，对日本国内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工人运动也加紧镇压。1910年5月，桂太郎内阁以有人阴谋暗杀天皇为由，逮捕了幸德秋水及数百名社会主义者，以大逆罪判处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根本不能通过报刊公开进行革命宣传。章炳麟身为光复会会长，却难于参与实际斗争的具体领导工作，只能借讲学之机，作一些革命宣传，以及在日本之外南洋一些报刊上发表一些革命文字。

光复会重建，代表着章炳麟一派与孙中山一派在组织上的分裂，但是，他们斗争的大目标仍然是相同的，因此，在实际斗争中，仍然经常联合行动。他们曾一道筹划发动广州起义，共同筹措起义经费。反对孙中山最为激烈的陶成章也深感双方互相谩骂，“于所办之目的宗旨上，毫无所裨益”⁽²⁰⁴⁾。但是，已经造成的隔阂与创伤毕竟不是一下子可以消除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和黄兴共同领导这一起义的光复会成员赵声在香港忧愤成疾，不久病死，陶成章就怀疑系胡汉民投毒加害；他在上海和陈其美议事时，险被陈其美掏枪击毙。这些猜疑和冲突，表明革命党人内部的裂痕仍然很深。

章炳麟居留于东京，坚持进行斗争。他的生活非常困难，“穷途潦倒，将至断炊”，但正如当时《天铎报》在一篇短评中所述，他仍“牢抱高尚主义，与俗相违”，表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风亮节。1911年7月槟榔屿《光华日报》为此评论说：“数年嫉恶太炎者，每诬其致书端方求官，道高毁来，自古然矣。……嗟乎！西山薇蕨，千古高风，愈穷饿而伟人之心迹愈昭著焉矣。”⁽²⁰⁵⁾

十一、建立中华民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次日清晨，身在东京的章炳麟从报上读到起义的消息，还不太相信。到傍晚，看到各报都刊登了同样的消息，方才相信。但是，直到湖南、江西相继光复以后，他方才停止讲学。因为上海尚未光复，他还不能立即返国。

为配合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章炳麟主持起草了《中国革命宣言书》，印成传单1000份，以中国革命本部名义，劝诫清廷陆海军将士不要与义师相抗，呼吁东西各国在革命党与清廷之间严守中立。⁽²⁰⁶⁾他又起草了《致留日满洲学生书》，针对一些满洲留日学生向日本借兵的主张，要他们认清日本“志在兼并他人土地，妄作莠言”⁽²⁰⁷⁾，要他们从日本今日如何对付高丽料知他日将如何对付满洲。公开信中特别写道：

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我汉人天性和平，主持人道，既无屠杀人种族之心，又无横分阶级之制。域中尚有蒙古、回部、西藏诸人，既皆等视，何独薄遇满人哉？⁽²⁰⁸⁾

10月下旬，他又在槟榔屿《光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诛政党》⁽²⁰⁹⁾，对“当世党人”分作七类逐一评论，对康有为与梁启超，对张謇，对杨度与蒋智由，对严复与马良，对陈景仁与汤化龙，对汤寿潜与林长民，对郑孝胥，总之，对立宪派各主要头面人物一一点评，抨击他们“操术各异，而竞名死利则同；为民蠹害，又一丘之貉也”。文章特别强调指出：“欧、美政党自导国利民，至中国政党，自浮夸奔竞，所志不同，源流亦异”，因此，人们决不可寄希望于这些朋党，“托命此曹，亦犹鹈之巢苇苕也”。他认为，中国的近代政党的建立和政党政治的建设，都有待革命成功之后，“中国既安，各依其见为政党，内审齐民之情，外察宇内之势，调和斟酌，以成政事而利国家”。

11月3日上海光复。消息传到东京，章炳麟立即带领十多名青年学子赶赴神户，乘11日轮船返国，15日回到上海。他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人们的欢迎，被《民立报》誉为“革命家之巨子”、“新中国之卢骚”、“中国近代之大文豪”⁽²¹⁰⁾。

复杂的政治与军事形势摆在面前，考验着革命家的智慧与应变能力。不同于先前言论鼓吹和少数人秘密行动时代了，要实际地解决如何将革命引向胜利、如何建国及如何治国的问题。当章炳麟回到国内时，已有14省相继宣布光复。革命首先面对的是如何乘胜前进，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问题。而要完成这一使命，革命营垒中如何协调好同盟会、光复会、共进会等团体的关系，如何处理好革命党人和倒向革命的原立宪派的关系，又是首要前提。

在从神户返沪途中，黑龙会重要成员、曾直接参与同盟会总部事务的清藤幸七郎与章炳麟同船，章炳麟向他说明了关于如何建立中华民国的基本构想，清藤立即写信向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报告了这次谈话的要点⁽²¹¹⁾。

章炳麟指出：“吾革党同志中，颇有意气洋洋者，以为今日天下尽在吾党掌中，实则大谬也。吾党人正当惕励加勉，不可再存侥幸机运之心。惟以众志成城，以赴国事。如其不然，正恐万劫不复而已。今日者，吾人发愤之秋也。”革命形势发展异常迅速，但是，章炳麟认为，并不是革命党人已经足能主宰全国，所以，他要求不盲目乐观，徼倖轻敌，而要继续发愤努力。

在推翻了清王朝之后，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体？章炳麟主张以共和政体“取代满清试行不通之君主立宪”。而世界上共和政体又有多种形式。当时，已独立各省大多主张组成“联邦国家”⁽²¹²⁾。章炳麟评价这些主张时认为，法国式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之共和政治”，适合于法国疆土不广，族类、历史、风俗、语言无异的国情；“若中国则不然，历史、风俗、语言，各省互异”，就不能效法于法国。所以他说：“适合于中国者，其惟联邦政治乎！”但是，革命党内部于联邦政治，持见分歧，因此，他又担心：“中国又将陷入乱局。”

关于中国未来，他认为，若是“如华盛顿鞠躬尽瘁于和平事业”的领袖人物领导国家，“则我邦家之福也”。“若不幸竟为拿破仑，则我邦家乱无宁日矣”，因为“所幸今日列强牵于他故，于中国一时无机可乘。若一朝中国果见拿破仑者，必资列强以投间乘隙之机”。

回国以后，章炳麟就根据他向清藤所述的这样一些信念，针对革命所面临的各项问题，积极投入实际斗争。

首先，章炳麟大力推动组织江浙联军进军南京，要求组织援军西上援鄂，动员秣马厉兵进行北伐，希望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军事斗争坚持到胜利。

回到上海不久，章炳麟就动员在吴淞统率军队的李燮和尽快出兵进攻南京，他本人还赶到南京城下激励江浙联军攻战，终于在12月3日占领了清廷统治长江中下游的政治中心南京，使东南大局从此敉平。

南京攻坚战正在紧张进行之际，武昌形势吃紧。汉阳于11月27日失守。黄兴主张放弃武昌，全力经营江浙。章炳麟则主张援鄂以固根本。为此，他要求陶成章率领浙江军队上援武昌，要求镇江都督林述庆进兵临淮，继图开封，以策应武昌。

章炳麟看到清廷已无势力，袁世凯则是革命胜利发展的最大障碍。他看到立即北伐有不少困难，已到冬天，南方革命军缺少御寒装备，兵力又过于单薄，但北伐和援鄂都为必需。所以，他支持在上海成立北伐联合会，要求各省都督府积极备战以克期北伐。

与此同时，章炳麟努力推动已经光复的各地区和各派赞成革命与共和的力量互相联合起来。

章炳麟抨击各派立宪党人的长文《诛政党》撰写于武昌起义之前。武昌起义后，特别是11月以后，出现了章炳麟和其他革命党人所未曾预料到的局面，这就是在不少省光复过程中，许多立宪派人士积极参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多清廷地方军政官吏和立宪派人士在新建的各省军政府中，担任了都督及管理民政、财政等事务的要职。如何评估他们的变化与他们的作用？这确实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新问题。他们从拥护君主立宪转向拥护革命共和仅仅是政治投机，还是有其内在必然性？他们对于未来的共和制度的建设，是一支基本依靠力量，还是一支破坏力量？革命党人由此对于他们应当确定什么样的态度？章炳麟回到上海后，同立宪派中最有影响的张謇、马叙伦、汤寿潜等人多所接触，对于这一系列问题认真作了思考。至少在这一段时间中，他直观的认识是立宪派的这一转变有利于瓦解清廷统治基础，有利于壮大革命营垒的力量，有利于已经宣布光复的各省及早获得稳定。因此，回国后不久，他就宣布自己将致力于“任调人之职，为联合之谋”⁽²¹³⁾。

任调人之职，主要是调解同盟会、光复会之间的关系；为联合之谋，主要是促进已光复的各省、各地、各派的联合。刚到上海，章炳麟便劝告李燮和放弃吴淞都督称号，拥戴程德全为江苏全省都督，以结束江苏境内上海、吴淞、苏州、镇江、扬州、淮阴各都督互不统属的分散局面。接着，他和程德全联名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联合程德全、赵凤昌、张謇、唐文治、陈三立等人共同起草了该会章程，创立《大共和日报》为机关报，由他本人担任社长。

为结束已经光复的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章炳麟一回国，就建议“承认武昌为临时政府”⁽²¹⁴⁾。其后，他又对临时政府如何组成，提出了具体建议。他建议由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由他们委任内阁总理，由总理组织内阁各部。他推举宋教仁为内阁总理，认为他是最适当的人选；邮传、教育、财政、外交等各部总长，他举荐汤寿潜、蔡元培、张謇、伍廷芳出任。⁽²¹⁵⁾但是，以武昌为政治中心，还是以上海为政治中心，还是折衷以其中点南京为政治中心，以黎元洪、黄兴为正副元帅还是以黄兴、黎元洪为正副元帅，却发生了许多争执。核心的问题是各省各派都力图在中央临时政府中取得最大的影响力。章炳麟明确反对“以一党组织政府”。1911年12月2日，他致电在汉口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议长谭人凤，说：“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他认为，“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为此，他要求与会者“弗以党见破坏大局”⁽²¹⁶⁾。“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后来被孙中山批评为“革命党的失败，都是在这句话上面”⁽²¹⁷⁾。而章炳麟提出这一口号，是希望将已光复的各省军政府，不分他们的成员原先属于什么派别，都尽可能广泛地联合起来，共同组建临时中央政权。他认为，资政院、谘议局的成员，不能等同于立宪党，立宪党不能等同于保皇党。这些成员，都要作具体分析，以区别对待。“立宪党者，其间亦玉石不齐，与革命党相类。若夫愤国权之沦丧，哀行政之苛残，屈于满洲帝制之下，而不得不以君主立宪为名者，盖三分居二焉。”⁽²¹⁸⁾在愤国之沦丧、哀行政之苛残上，这些成员与革命党人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只是他们曾一度屈服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压力，不得不以君主立宪为旗号，民国一旦成立，他们头上去掉了君主专制制度的高压，就能与革命党人共同进行民主共和建设。这一想法当然包含有许多天真与幼稚成分，但在当时，对于减少内部棼乱、争取更多立宪党人站到革命营垒来，也不是完全消极，因为唯我独革、把自己的圈子划得很小很小的倾向，当时确实相当突出。不过，由于一方面有陈其美等人对光复会的继续排斥，另一方面有程德全、张謇等人对章炳麟本人的趋奉，在同盟会与立宪党人之间，章炳麟明显地逐渐偏袒于一批原立宪党人，而过多责备同盟会。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由国外返回上海。12月30日，召集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未邀请章炳麟参加，并在会议通过的意见书中猛烈抨击章炳麟：“吾党偏怯者流，乃唱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言，公然登诸报纸，至可怪也。此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势，于本会所持之主义亦懵之，是儒生阘茸之言，无一粲之值。”⁽²¹⁹⁾孙中山原拟任命章炳麟为南京临时中央政府教育总长，也因同盟会中许多人反对而作罢。

章炳麟于是以在野身份加紧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年1月4日，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举行了成立大会，他本人当选为会长，程德全当选为副会长，唐文治、张謇、蔡元培、熊希龄、黄侃等当选为参议员。同日，《大共和日报》正式创刊。

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系列排斥光复会、杀害光复会领导人的事件。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1月3日，孙中山提出临时政府各部总长人选，浙督汤寿潜被任命为交通总长。汤寿潜赴南京就职之际，建议由章炳麟或陶成章或陈其美代理浙江都督。章炳麟闻讯，立即致电汤寿潜及浙江军政人士，力荐陶成章代理浙督。不料，1月14日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为陈其美派蒋介石等人刺杀身死。

关于这件事，蒋介石的私塾老师毛思诚根据蒋介石私人日志、信函和公牍写成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记述道：

是时陶成章踵回国，蓄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煞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而以光复会代之为革命正统。……（蒋）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此为辛亥革命成败最大关键，亦即（蒋）公革命重要历史之一也。⁽²²⁰⁾

给陶成章所加的罪名，是捏造的。孙中山在陶成章被刺后打给陈其美的电报中便说：“陶君抱革命宗旨十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²²¹⁾陈其美、蒋介石之所以刺杀陶成章，真正的原因当如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所述：

成章既以文墨议论望之炳麟，而自出收兵绍兴、嘉兴，得数千人，欲以继汤寿潜督浙，与李燮和、林述庆联络一气，左提右絜，而光复会之羽翮张，横绝东南。……成章被刺，而林述庆亦以暴疾死。炳麟徒托空言，光复会寖衰寖微，而同盟会独盛于世。⁽²²²⁾

毛思诚书中称刺杀陶成章“此为辛亥革命成败最大关键”者，当是指此，但这并非辛亥革命成败，而是陈其美势力的成败。

刺杀陶成章并非独立事件。1911年12月12日，陈其美在上海都督府中就杀害了镇江军政府参谋光复会员陶骏保；其后，又免除了镇江军政府都督林述庆职务。紧随陈其美之后，广东军政府都督陈炯明下令将潮汹地区光复会武装全部包围缴械，将其首领许雪秋、陈云生、陈涌波就地枪决。形势如此危急，以致黄兴不得不急忙致电陈其美，要他“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²²³⁾，孙中山不得不致电陈炯明，强调“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党之团体……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昆弟”，要陈炯明随时解释调处，“协力同心，以达共同之目的”⁽²²⁴⁾。

据沈瓞民回忆：光复会一直注意深入内地，打进基层，实行武装革命。“自癸卯至辛亥之间，没有一年，没有一月，不在进行武装革命。清朝统治集团残酷镇压，同志被杀的，被密拿、通缉的，起义就难的，前后不下五千人。”⁽²²⁵⁾孙中山对光复会的斗争曾给予公允的评价：“光复会则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²²⁶⁾可是，却不料当革命正在走向成功之际，他们竟不是死在敌人枪下，而是死在自己昔日革命同志枪下。这一切，给章炳麟以极大打击。对于陈其美、蒋介石，他终生痛恶；对孙中山本人，他也怀疑孙中山是否完全不知情。这更扩大了他对同盟会的猜疑和裂痕。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了。章炳麟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谈到该会性质时说过：“本会性质，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也。”⁽²²⁷⁾在给汤寿潜的一份关于浙督后继人选的电报中，他特别表示：自己“天性耿介，惟愿处于民党地位。”⁽²²⁸⁾想保持民间团体身份，推动和监督中华民国的建设，这是章炳麟这时的基本立场。

关于中华民国的国家体制究竟应当如何构建，章炳麟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阐述了他的基本主张。在政治体制方面，他主张从中国实际出发，既不仿照美国，也不仿照法国：“置大总统，限制其权，以防民主专制之弊”；“行政官，除大总统外，不由人民选举，行政部应对议院负完全责任”；“对于外藩，仍应行统属主义，俟言语、生业同化后，得与本部政权平等”；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而外，“并应将教育、纠察二权独立，盖教育与他之行政关系甚少，且教育宗旨定后，不宜常变，而任教授者，又须专门学识，故不应随内阁为进退；纠察院自大总统、议院以至齐民皆能弹劾，故不宜任大总统随意更换”。关于国家基本经济政策，章炳麟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仍应仿行其法”，具体说，就是要“限制田产”、“行累进税”以及“遗产相续税”。他反对实行土地国有，强调“富国必先足民，国民经济应为发展，金融机构宜求整理”。对外关系方面，章炳麟要求“主张国际平和，不执侵略政策……但亦不受他国之侵略，为自卫计，自当以适应之法，维持国权”⁽²²⁹⁾。

然而，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章炳麟处于权力中枢之外。临时政府新创，许多事不得不从权处理，特别是在革命仍在继续、政权方才初创时期，不可能从一开始便处处合乎规范。章炳麟所选定的批评与监督角色地位，同南京临时政府的实际政治运作便免不了要经常牴牾。

临时政府成立第一日，临时参事会举行全体会议，孙中山派黄兴到会，建议改用阳历，并以中华民国纪元，获得通过。章炳麟就以“今日南北未一，观听互殊”，以及参事会代表“非国民公选”因而无决议改历之权，提出反对。⁽²³⁰⁾他表白：“仆非反对阳历，乃反对用阳历者之不合法制。”⁽²³¹⁾表现了十足的书生气。

紧接着，章炳麟以中华民国联合会名义致书孙中山，要求召集民选参议院以取代“旧有各都督府代表所组织之参事院”，强调前者方有立法权，后者“止能参预行政事宜，不得干预立法权”⁽²³²⁾。孙中山函复指出：目下各省无从着手选出民选参议员，“必待民选告成，乃议立法，又非临时政府建设之意。且北伐之举，有进无退，江淮频警，楚氛甚恶，临时政府所枕戈不遑者，方在破虏一事。民选议会当俟北虏破灭后议之。”⁽²³³⁾章炳麟要求立法及早正规化，明显脱离实际，在当时根本无法操作，加以实施。

章炳麟又要求临时政府派出大使，到各省进行调查。他说：“不先检方域之殊，习惯之异，而预拟一法，以为型模，浮文犷令，于以传电有余，强而遵之，则龃龉不适，不幸不遵，则号令不行。”为此，他建议：“政府当遣十数大使于各行省，分科巡视，知其政俗，以告执政，以周知天下之故。”他认为，只有这样，赋税之则，刑律之条，究竟如何更新，方才有依据。要使国家政令真正统一，不是以电报统一，而是实际上统一，“不在悬拟一法，而在周知民俗，辅其自然”，而这又必须从调查核实真实情况开始。⁽²³⁴⁾一切政令都应切合实际，原则是对的，但按照其建议，即使派出了十多名大使，结果，恐怕除了徒增纷扰外，很难真正了解到全国各地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

陶成章和其他一些光复会重要成员惨遭杀害后，为制止仇杀轧轹光复会之风，缓和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冲突，孙中山于1912年2月6日特别聘请章炳麟为枢密顾问。聘书中对章炳麟作了很高评价，说：“执事目空五蕴，心殚九流，撷百家之精微，为并世之仪表。”⁽²³⁵⁾章炳麟应邀到南京，于2月7日与孙中山相会晤。据当时报纸刊登的消息，章炳麟向孙中山“谈组织政党事”，两人“甚欢洽”⁽²³⁶⁾。但章炳麟并没有因此而进入临时政府权力中心，他以上海和南京近在咫尺为理由，第二天便离宁返沪，继续保持他站在民间立场督察中华民国建设的特殊地位。

基于这一立场，章炳麟对临时政府拟以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取得日本借款解决财政危机，提出强烈反对意见。他刚返回上海，听到这一消息，立即致书孙中山：

逸仙总统执事：到沪后，闻人言公与克强、盛宣怀、松方正义四人订立合同，以汉冶萍公司抵款千万，半作政费，半入公司，不胜诧绝。大冶之铁，萍乡之煤，为中国第一矿产，坐付他人，何以立国？……此等重要事件，不经议会通过，而以三人私密行之……如何不思久远而冒昧为此乎？⁽²³⁷⁾

孙中山复函中指出：“此事弟非不知利权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先生等盖未知南京军队之现状也，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年内无巨宗之收入，将且立踣。此种情形，寓宁者俱目见之。……无论和战如何，军人无术使之枵腹，前敌之士，犹时有哗溃之势。……此意当为时论扩之。至于急不择荫之实情，无有隐饰，则祈达人之我谅。”⁽²³⁸⁾孙中山的苦衷，在这里充分表露出来。后来，协议终未签成。章炳麟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华野心的高度警惕，在这一事件中得到鲜明表现。

综观这一时期章炳麟的活动，可以看出，章炳麟热心投入了建立中华民国的斗争。但是，怎样将革命推向胜利，民主共和国家究竟该如何建立，大量实际问题扑面而来，孙中山也好，黄兴也好，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长时间从事思想理论宣传工作而较少从事实际政治军事活动的章炳麟，依据他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所宣布的基本信念作出回答，则不免往往过多书生气，看事易简单，容易为表象所迷惑。但是，他对中华民国取代清王朝，以共和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无疑是真诚的。辛亥革命的元勋们对于如何建国，都在摸索，章炳麟也不例外。而就在他继续探求如何做的时候，南北议和成功，一个新的更没有预料到的局面放在他的面前。

十二、从反对激烈主义到反对稳健主义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黄兴、宋教仁为促使袁世凯反戈一击，许以将来让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以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从1911年12月18日开始，袁世凯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与南方革命军政府总代表伍廷芳开始南北议和。孙中山回国后，也致电袁世凯，表示袁一旦反正，他必推功让能。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13日，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推荐袁世凯继任。

章炳麟对于南北议和，开始时是个局外人，既没有公开反对，也没有着力推进。他曾回忆：

清遣唐绍仪来议和，精卫力赞袁氏。余适与清故两广总督西林岑春煊云阶遇，云阶言：“在清宜死社稷，在南宜北伐，无议和理。”余颇是之。⁽²³⁹⁾

然而，就当时南北互相较量的实力而论，章炳麟的估计是：“至于清廷，既毫无势力，惟吾所欲为可耳。所足忧，袁一人而已。”⁽²⁴⁰⁾北方全部军事力量，包括京畿在内，其时都已处在袁世凯控制之下。梁启超派往北京与袁世凯洽谈“虚君共和”方案的罗瘿公向梁氏报告说：“北军将领多袁旧人，甚为固结，只知听袁号令，不知满洲，更不知革命，袁足以自固。袁言南军日言北伐，惜其不来，若其来，以南人脆弱之躯，当苦寒之地，稍与濡缓，必不能支，则和议更为易成。”⁽²⁴¹⁾南北议和中，确实出现了若同意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则愿意推翻清朝、支持共和的现实可能。如何权衡这样做的利弊得失以决定自己的态度，这个问题尖锐地放在南方革命党人面前。

南北关系问题，这时又与列强对华政策紧紧交织在一起。1912年1月27日罗瘿公致书梁启超，报告北京情况，转述袁氏亲信梁士诒的话：“外交团对于中国，日俄最利中国之分裂，日来种种阻碍，皆日人为之鼓动。”⁽²⁴²⁾俄国策动外蒙“独立”，正在极力要将外蒙从中国割裂出去。日本加紧在东北活动，分别在北京、南京、上海紧张游说，极力想使中国分裂局面持续下去。南北分裂的危险，内战持续下去边疆地区危机的加重，及南京临时政府“号令不出百里”的现实，⁽²⁴³⁾这一切，使章炳麟也转而倾向于对袁世凯作出让步，尽早结束南北对峙状态，建成统一的共和政府。1911年12月下旬，筹组南京临时政府时，章炳麟便致书孙中山，建议“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英，树大元帅以顺南军之志”⁽²⁴⁴⁾，12月27日，各省代表会议所派到沪欢迎孙中山的代表在沪会见孙时，曾询问：“代表团拟举先生为临时政府大元帅，先生之意如何？”代表团主张和章炳麟建议相同。但这一建议为孙中山所拒绝，孙回答：“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的名称，在外国并非国家之元首。”代表们询问孙，代表会议曾决议临时大总统一职暂时留着以待袁世凯赞成共和时，孙回答：“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不过，总统就是总统，临时字样，可以不要。”⁽²⁴⁵⁾说明当时对袁妥协，以此换取南北统一于共和，已成为南方相当普遍的共识。章炳麟出于对列强侵华新步骤的担心，以及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失望，转向支持对袁作出让步后，对袁世凯又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并由此而反对南京临时政府为牵制袁氏而采取的各项措施。

1912年2月12日，清廷下诏宣布退位，袁世凯通电南京方面：“共和为最良国体”，“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²⁴⁶⁾2月13日，孙中山即向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但坚持临时政府地点继续设于南京，新总统必须遵守新近通过的临时政府约法。

章炳麟认为南京临时政府的这些举措，乃是“以小慧牵制”⁽²⁴⁷⁾。他认为，定都何处，必须从全局着眼。他坚持定都于北京。他在《致南京参议会论建都书》中说：北京“东控辽沈，北制蒙回”，若首都迁于南京，“威力必不能及长城以外”；若袁氏南来，“北方失所观望，日、露已侵及东三省”，加上宗社党等仍思拥戴旧君，镇制之力不足，势必导致“南北分离，神州裂幅”；此外，北方文化已衰，若首都南迁，必使其衰势进一步发展；外交使团都在北京，“迫令迁徙，必以重赀备偿”。为此，他要求参议会决议仍以北京为首都。⁽²⁴⁸⁾尤其得知日本犬养毅等主张定都南京之后，他的态度更为坚定。他就此事特别写了一篇《敬告对待间谍者》，严厉抨击犬养毅等人居心叵测。文章写道：

其人盖以政党著名，而亦与中国革命、立宪二党有瓜葛者也。原彼国之善遇革命党也，岂诚望中国革新耶？逆臆揭竿斩木，必无成就，乘滋鼎沸，得乘间以遂私谋。是故阳与周旋，纵臾速起。革命党固多猛突前进之士，以为得良友于海外无人之乡，初不悟其阴谋若是也。不图天佑诸华，一百二十日间一戎衣而满洲倾仆，流血既少，外人未有间言，而登大总统者，乃彼国之所痛心疾首之袁项城，技尽术穷，铤而走险。……

夫国人所以推袁项城者，岂以为空前绝后之英乎？亦曰国家多难，强敌乘之，非一时之骏雄，弗能安耳。……若以彼有帝王万世之心，此则民党相监，自有余裕。⁽²⁴⁹⁾

以建都之地何处最为合适而论，章炳麟选定北京并非没有道理。分歧在于对袁世凯是否应当给予信任，孙中山与黄兴显然并不信任袁，章炳麟则对袁的拥护共和誓言不愿先行怀疑。当然，即使定都南京，是否就能约束袁世凯，作出了定都南京的决议，是否就能使袁世凯就范，这些问题原就难以作出肯定的答案。事实旋即证明，这些做法起不了作用。建都地点之争，表明章炳麟期望尽早建成强有力的统一政权。

正是基于这一愿望，在首都所在尚未定局、袁世凯尚未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章炳麟就已忙于改组中华民国联合会为统一党。1912年3月1日，他在《大共和日报》上发布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党通告》，说明党名由来：

南北混一，区夏镜清，共和之政府成，而艰难复逾于曩昔。经营构画，在强有力之政府；谋议监督，在有智识之国民。夫惟集天下之智勇，聚天下之精材，然后一者不复分，合者不复涣。⁽²⁵⁰⁾

3月2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举行改党会议，章炳麟在会上进一步申述了以“统一”为党名的用意：

“统一”二字，若当国势巩固之后，本无庸说。现在则不得不有所需求。以中国此时南北尚未和合，外藩尚未亲附，政权兵权尚未集中，故宜标示此义。

章炳麟在介绍统一党宗旨时，又特别强调：

本党宗旨，不取急躁，不重保守，稳健为第一要义。……国力未厚，有智者对于政事自必小心谨慎，多所顾瞻，不能一往偏激。⁽²⁵¹⁾

《统一党章程》总纲第一条规定：“本党以统一全国建设，强固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为宗旨。”政纲开列十一项，为：

（一）固结全国领土，厘正行政区域；

（二）完成责任内阁制度；

（三）融和民族，齐一文化；

（四）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

（五）整理财政，平均人民负担；

（六）整顿金融机关，发达国民经济；

（七）振兴海陆军备，提倡征兵制度；

（八）普及义务教育，振起专门学术；

（九）速成铁路干线，力谋全国交通；

（十）励行移民垦殖事业；

（十一）维持国际平和，保全国家权利。⁽²⁵²⁾

章炳麟的演说与统一党章程表明，他的注意力这时已经专注于南北统一后所谓“完美共和政治”的建设。

在3月2日政党会议上，经投票选举，章炳麟、程德全、张謇、熊希龄、宋教仁五人当选为理事。3月5日又选出参事十三人，他们是：汤寿潜、赵凤昌、唐文治、陈荣昌、邓实、应德闳、王清穆、叶景葵、庄蕴宽、蒋尊簋、唐绍仪、汤化龙、温宗尧。从理事、参事的构成可以看出，统一党确如章炳麟所说，系集合“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而原宪政运动代表人物又占居绝对多数，这也就难怪章炳麟一再强调该党是“无故无新，唯善是与”了。“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在官不闻贪佞者，皆愿相互提携，研求至当。”章炳麟希望高举“统一”旗帜，“非独辅助共和，亦以泯除畛域”⁽²⁵³⁾，建立起一个以稳健为第一宗旨而与同盟会相抗衡的议会政党。

3月3日，中国同盟会本部在南京举行全体会议，决定大为扩张，以成为民国最大政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通过中国同盟会总章。在此前后，还成立了其他不少以党、会、社为名的组织，但影响最大者仍数同盟会与统一党。当时，张继、于右任曾提醒章炳麟，告诫他要注意“保皇、立宪诸党之不可信”，提防“帝制复兴”，但是，他听不进去，反而指责同盟会“怀娼嫉之心，挟阴私之计”，使“人才蛰伏，邦国殄瘁”⁽²⁵⁴⁾。他甚至写信给梁启超，要借梁氏“门下之英才，以作党中之唇齿”，说什么“当今南北相持，犹未和洽，南京政府取消以后，悍兵暴客复当挠乱，东南不逞之徒弥满朝市。欲令此曹灭迹，非厚集智慧，无以为功”⁽²⁵⁵⁾，明白站立在同盟会对立面。

因要及早结束“南北相持”局面，章炳麟对南京临时政府为制约袁世凯所采取的各项举措，大都认为没有必要，甚至怀疑其动机而屡屡出面反对。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件，就是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下令公布参议院通过的临时约法，章炳麟授意在《大共和日报》上发表了署名“匪石”的两篇文章《否认临时约法》与《再论否认临时约法》⁽²⁵⁶⁾，指责参议院由各都督府所派代表组成，并非民选，无资格行使主权制定约法；甚至攻击临时约法“无非以揽权猜忌之心，制为荒谬抵触之法”。在他心目中，既然袁世凯已经宣布效忠共和，既然已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那就应当信任袁世凯，那就不应当提防及设法牵制袁世凯。政治上的这种天真和幼稚，当时许多革命党人都有，而章炳麟则要算最突出的一个。这种天真和幼稚，使新生的共和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同南京方面不断唱反调、闹磨擦的同时，对于袁世凯，章炳麟倒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一会一封《致袁项城商榷官制书》，一会又一封《致袁项城论治术书》，出谋献策，引若知己。他期望袁世凯“厉精法治，酬报有功，慎固边疆，抚宁南服，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而复一等国之资格”；而当今急务，他则建议袁世凯“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待藩镇之术安慰荆吴”⁽²⁵⁷⁾，狂狡，指各地起义军；宿将，当指清朝旧将领；荆吴，指武昌、南京等革命党人主要根据地。他的这一态度，理所当然地引起原同盟会许多成员的强烈不满。

1912年4月9日，袁世凯聘请章炳麟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并派王赓专程南下奉迎。章炳麟兴冲冲地带着一批统一党干部于4月27日到达北京。据4月28日《顺天时报》报道，他此次入京，有四大志愿：一、观察新政府之组织；二、移统一党本部于北京；三、就高等顾问职；四、于北京创设一大旬报，发表其统一政策。⁽²⁵⁸⁾然而，事势的演变，很快就使他的志愿一一严重受挫。

章炳麟离沪乘轮北上后，在张謇的主持下，统一党和黎元洪为首的民社、范源濂等人的国民协进会、陈敬第等人的民国公会及国民党同志会达成协议，联合组成共和党。在章炳麟赴京以前，合并事宜已在酝酿，章炳麟当时即坚持不更改统一党名称，不设理事长，因除民社外，其他都是不能独立的小政团。可是，在他离沪以后，张謇主张五政团不分人数多寡，各出“基本干事”四人，共同筹备组成新党。章炳麟闻讯后，反复致电张謇，表示反对，张謇根本不予置理，在日记中写道：“连接章函电，槎桠特甚，乃知政治家非文章之士所得充。”“章太炎惑于谬说，意气甚张。”⁽²⁵⁹⁾5月7日，张謇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召集统一党特别大会，决定与民社等合并。5月9日，在上海张园安垲第举行共和党成立大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伍廷芳、那彦图为理事，确定林长民、汤化龙等54人为干事。章炳麟认为统一党本部已迁至北京，上海无选举理事之权，拒绝承认共和党理事一职。后又提出，上海所推理事须经北京开会认可，理事长如不能常驻共和党本部，其余四名理事中须推举一人常住本部，并对党务负完全责任。⁽²⁶⁰⁾然而，他的这些要求全被拒绝。这一事件给章炳麟以强烈刺激，使他开始醒悟，一批立宪党人和旧官僚原来是在变他为傀儡，为他们的私利服务。5月17日，他在北京统一党本部举行大会，在会上表示统一党将不与其他政团合并，声明“仆本非为人作傀儡者”，对“老立宪党及官僚派”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说：

今日南方政府已消，同盟会亦鲜可诋之处。……且同盟会之弊，不过暴乱；而老立宪党及官僚派，则为巧言令色足恭者。暴乱易灭，腐败难医。……然则立宪党、官僚派之害，过于同盟会远矣。⁽²⁶¹⁾

为了进一步表明不赞成合并为共和党，6月5日在京原统一党党员举行第二次大会，议决统一党宣告独立，章炳麟被推举为总理。他发布了《统一党独立宣言书》，感慨万千地指出：“光复以来，号称平等，而得志者，惟在巨豪无赖。人民无告，转甚于前，茹痛含辛，若在囹圄。”宣言书表示，在同盟会与共和党相争时，统一党将“超然自举，不随乱流，行而当，则各党皆吾友朋；行而不当，则各党皆吾敌对”⁽²⁶²⁾。然而，由于统一党不少党员已加入共和党，北京统一党又在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王赓控制之下，章炳麟及统一党实际上难以有所作为。

7月24日，章炳麟乘京汉快车抵达汉口，次日在武昌会见黎元洪，在武昌前后盘桓20多天。黎元洪劝章炳麟答应担任共和党理事，章炳麟则邀请黎元洪担任统一党名誉总理，要求两党“交叉相倚，以为联合之图”。他说：“此本非为党势计，但为明年国会选总统计耳。”他估计，下一年国会选举总统时，同盟会将掌握十三分之六的选票，统一党将占十三分之四的选票，共和党将占十三分之二的选票，另外十三分之一选票为无党者所占，“非统一党与共和党一致，则同盟会一致选孙，势遂无敌”⁽²⁶³⁾。他对同盟会及孙中山仍有很深芥蒂。但是，统一党中王赓等人不愿寄人篱下，不同意章炳麟与共和党联合之议。章炳麟很快意识到，共和党也好，统一党也好，其实都无助于挽救国家之危亡。8月中旬，他刚回北京，便致电黎元洪，说：

迩者躬诣武昌，亲聆教益，以两党合并，排拒异谋。浃旬以来，默观近状，乃知中国之有政党，害有百端，利无毛末。若者健稳，若者暴乱，徒有议论形式之殊，及其偕在议院，胡越同舟，无非以善腾口舌为名高，妄扩院权为奉职，奔走运动为真才，斯皆人民之蠡蠹，政治之秕稗。长此不息，游民愈多，国是愈坏。

据此，章炳麟建议黎元洪和他一道退出所有政党，不用政党作奥援，超然象外，振起群伦，而不再“随逐乱流，终为罪首”⁽²⁶⁴⁾。

他的这一建议，在黎元洪那里当然不可能获得同意，而他本人，则因此而被王赓等人罢免掉统一党总理职务，并一度被决议驱逐出统一党，后来方才给了一个名誉理事的名义。从组建中华民国联合会至此，前后不过九个月，章炳麟终于开始发现，他兴冲冲地试图创建的所谓政党政治，却原来只是一出政治闹剧，而他本人，自以为主导着一个大党派的发展，其实，却常常是旧立宪党人和老官僚用来反对同盟会的玩偶。一旦不再完全听命于他们，失去了利用价值，便被弃如敝屣。他同旧立宪党人及一批老官僚的政治蜜月终于结束了。

章炳麟进京，另一意图是观察袁世凯主持下新政府如何组织。

章炳麟4月27日抵京时，唐绍仪内阁刚刚成立，参议院正要开院。根据临时约法，应当实行责任内阁制。但袁世凯极力要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要实行总统制。唐绍仪和内阁中的同盟会成员为此和袁世凯及内阁中北洋派军政大员多次发生冲突。在这些冲突中，章炳麟大多偏袒袁世凯一边，对唐绍仪及同盟会阁员多所责难。当唐绍仪为抗议袁世凯对内阁职权的干预而愤然辞职时，他要求处分唐绍仪；当同盟会要求组织政党内阁以取代各党混合内阁时，他要求以无党籍人士为总理组织超然内阁，各部总长“惟取清时南方督抚、著有材名者”充任，说他们“比于京曹则度量较宽，比于新进则经验较富”⁽²⁶⁵⁾。6月29日，陆征祥以无党籍而被任命为内阁总理，但在组阁时，由于同盟会拒绝再次组成混合内阁，7月19日参议院投票时，否决了陆征祥提出的阁员补充人选。袁世凯发动北洋派各省将领通电反对同盟会及参议院。与他们相呼应，章炳麟致电黎元洪，以日俄结成同盟、英国发布在西藏自由行动宣言等事件为由，说：“此存亡危急之顷，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在？宜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为议员者，亦当重国家，暂舍高权，总己以听。”⁽²⁶⁶⁾这封电报以章炳麟、张绍曾、孙毓筠、王赓四人列名发表，除章本人外，其余三人都公开申明此事实未知情，张绍曾并致章一书，诘问道：“执事殆病狂也耶？不然，何由醉心民权之人，一变而为醉心专制之人耶？”⁽²⁶⁷⁾《民立报》发表评论，称章炳麟这一电报，“其实暗中主持者为总统府军事参谋王赓”，说：“章太炎本系一无用之人，但有人恭维，即甘受人愚弄，而不觉王即以恭维利用之，章遂隳其术中矣。”⁽²⁶⁸⁾但章炳麟对袁世凯心存偏袒，实是内在的原因。

章炳麟自述，他对袁世凯开始有所认识，是在去武昌见黎元洪返京之后。他在《自定年谱》中写道：

闻武昌人甚重张之洞，以为人才、军实皆张氏所遗，以为倡义资也。返自武昌，与袁公道之。袁公愤然曰：“南皮竖儒，今犹为人引重耶？”因数张过咎数端。又言初练陆军及遣学生出洋，皆己所建明，无与南皮。剧谈至三刻顷。余始虽审袁公雄猜，犹谓非卞急者；及闻其排诋张之洞，独念曰：“死者尚忌之，况于生人？褊浅若是，盖无足观矣。”⁽²⁶⁹⁾

对袁世凯心胸的褊狭有了切身体会，但对袁世凯的政治意图、政治本质，章炳麟仍然处于认识模糊状况。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与袁世凯相晤。孙在京逗留近一个月，与袁世凯深入讨论了国家各项政策，深为袁世凯的谦恭及言辞所打动。返回上海后，在国民党欢迎会上，他评价袁世凯说：“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²⁷⁰⁾在这一气氛下，章炳麟对袁世凯仍寄予期望。9月5日孙中山在北京迎宾馆举行茶话会时，章炳麟便建议“袁、黎、孙三公皆无须立党，行事而当，发言而正，人心助顺，是四万万人皆其党。”⁽²⁷¹⁾

1912年10月10日，袁世凯授勋，宣布授孙中山、黎元洪大勋位，唐绍仪、伍廷芳、黄兴、程德全、段祺瑞、冯国璋勋一位，章炳麟勋二位。章炳麟很不满意，致书王赓说：“二等勋位，弟必不受。”称：“弟则首正大义，截断众流；黄克强百战疮痍，艰难缔造；孙尧卿振威江汉，天下向风；段芝泉首请共和，威加万乘；汪精卫和会南北，转危为安。如是五人，曾不敢上拟黎公，而必高于孙前总统也。其蔡孑民首倡光复会，宋遯初运动湖南北，功亦不细。其余乃可二等耳。”⁽²⁷²⁾这是直捷了当地要求自己与黄兴、孙武、段祺瑞、汪精卫、蔡元培、宋教仁同获勋一位，甚至不惜为此而贬低孙中山，难怪受到舆论界嘲讽与讥讽。

为此，章炳麟负气要辞去高等顾问职。袁世凯急忙安抚，起先动议请章担任国史馆总裁，为章炳麟拒绝。袁又派王赓来，要章担任设在通州的仓场总督，即清代掌管漕粮收贮的总督仓场侍郎，章炳麟也回绝了。正在这时，他去东三省走了一圈，历经奉天、长春、哈尔滨等处，于10月25日返回北京。东三省之行，给他留下很深印象，认定“东三省物产富饶，人民朴实耐劳，极有可为。虽日俄经营，不遗余力，然历史上之关系未泯，主客之形犹在也。使果有负艰肩钜、深沉勇毅之政治家指挥擘画，未尝不可以补救”⁽²⁷³⁾。11月3日，俄国与外蒙哲布尊丹巴活佛签订《俄蒙协约》及附约《通商章程》，公然将外蒙古变成沙俄的保护国。11月5日，袁世凯在总统府举行会议，讨论对策，兼及英国威胁西藏、东三省为强邻紧逼等问题。章炳麟以高等顾问身份与会。他对袁世凯政府无所作为深为失望。他联合北京报界上书袁世凯，责问道：“漠北不守，则塞外危。塞外危，则长城以南亦无宁宇。让地丧亡，日蹙百里，今之政府，其异于前清政府者安在？”⁽²⁷⁴⁾他又动议，发起成立“根本改革团”。在《发起根本改革团意见书》中，他指出：“武昌起义，南北共和，既成种族革命之业，而政治革命完美目的尚未达到。行百里者，顿挫于五十，与吾侪始念悬殊，故不得不继续进行，竟伸初志。”他对“统一政府”成立八个月来泯纷贪黩表示强烈不满，责问道：“成蒙古之叛乱者谁乎？受僚吏之贿赂者谁乎？朋党比周、壅遏才俊者谁乎？伴食岩廊，废事不治者谁乎？……弃地千里，秘不示人，犹为国有土乎？政府劝人维持现状已数月矣，而现状之破坏，不破坏于人民之奋激，乃政府自以姑息诡秘之策破坏之。”据此，他说：“非举政治革命，大治贪墨，以正刑书，大选贤良，以持钧石，环首赭衣者遍于阁部，封轺聘币者逮于细微，不足以惩方来而荡旧秽。”⁽²⁷⁵⁾他的批评矛头已不专指同盟会，对于原立宪党、梁启超等新近成立的民主党以及袁世凯的诸多亲信指责更为强烈。继续留章炳麟于京已嫌碍事，袁世凯便利用章炳麟不久前的东三省之行，委派章为东三省筹边使，章炳麟认为东三省事有可为，就答应了。

然而，随即的经历，使章炳麟逐渐感悟到，他又受袁世凯的骗了。

东三省筹边使，本是袁世凯因人而设的一个荣誉性职务。首先，袁借口“现在外交问题多未解决，若张旗响鼓，遣使筹边，不免招人疑忌”，只发给章炳麟委任状，而不发布任命的正式命令。⁽²⁷⁶⁾其次，筹边使权限不明，奉、吉省督曾电询北京，得到的答复是：“该使不过筹办边防、实业，所有一切内政、外交、行政，不在其权限内。惟该使系由中央委任，应受上级之待遇。”⁽²⁷⁷⁾再次，筹边使开府长春，但一无人员，二无经费，“僚属十人，既鲜事，经费亦少……行署公费，一月财三千元”⁽²⁷⁸⁾。显然，袁世凯并不欲章炳麟真的有什么作为，只不过将他远远打发走而已。

可是，章炳麟开始时却不明就里，兴冲冲地准备大干一番事业。1912年12月27日，他乘京奉车离京赴任，于奉天稍事逗留后，1913年1月3日抵达吉林，再转长春。刚到东北，他就发布了一份《通告东三省文》，责备东北“从前所谓新政人才者，大都瘠国肥家之蠹……牛马课税，任意侵吞；银号羡余，坐分红股；官荒领费，半入私囊；辇璧舆金，各归乡里；以至现银奇绌，外楮横行”，特别指责这些官吏在共和之后，“官位依然，箧笥无恙……贪残载路，至有视政府如赘旒，倚叛匪如外府者”，宣布“本使职在厚生，以为豢养冗官，即为国蠹，廓清赃贿，亦浚利源”，要求军民人等“其有达官巧取者、贪吏营私者，悉许投函本署，据实详陈”，说一旦查有实据，“即当上告政府，立正官刑”⁽²⁷⁹⁾。他俨然钦差大臣，要为东三省民众铲除荼毒。一纸空文换来的是东北各省议会及大小官吏一片反对，对于他的筹边事务处处设障掣肘。

章炳麟在连连碰壁中，发现他对东三省政治问题根本无置喙之地，于是，专心转向推进东北实业发展。他带着几名随员，风尘仆仆，奔走各地，初步拟定了筹边方略。大要说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筹划凿通松花江与辽河之间运河及疏浚辽河。章炳麟认为，东北铁路权，分别为日俄所操纵。建筑锦瑷铁路，日俄两国又交相阻挠；纵无阻挠，建筑费用也难以筹措。开浚辽河，去其淤梗，开凿松辽运河，发展航运，利于物资转运和林矿出口。章炳麟刚到长春，吉林民政司韩国钧即向他提出这一建议，并向他推荐英国工程师秀思可协助测量勘探。章炳麟估算，这一工程约需六七百万元经费，要求袁世凯于四国银行借款中拨充。

二、筹划开设东三省筹边实业银行。章炳麟认为，东北财政紊乱，已至极端，黑龙江与吉林二省尤岌岌不可终日，俱因滥发纸币，出票愈滥，其价愈低，致使道路怨咨，商场冷淡。为改变这一状况，章炳麟建议设立东三省筹边实业银行，首先开采黑龙江所辖库玛尔河金矿及吉林东沟、北沟金矿，收买金砂，先铸金币以为本位，解决财源不足的困难。为此，他要求袁世凯准予向英、法、德、美等国商借现金500万元以作母财。

三、支持利用法国资本开采吉林滴道山煤矿，认为这样可以阻止俄国人在东北大片砍伐森林，破坏森林资源，将合抱之木伐为东三省铁道薪柴。他并建议，吉林诸矿，凡人民不能集资自采者，可斟酌引入日、俄两国之外的外国资本加以开采，这既利于资源开发，又可与日、俄势力相抗。

四、组织筹边研究会，制定实业计划，策划创办筹边日报。他想将东三省各党派负责人都吸收到筹边研究会中来，定期协商筹边事宜。实业计划，当章炳麟刚受任时，就提出一个纲要，交国务院议决在案。到任以后，他又派调查员分赴各路，查勘屯垦及矿藏情况，使实业计划充实起来。筹边日报，则是为了有一个独立的机关报，用以宣传和进行言论鼓动。

章炳麟到任不过两三个月时间，就已筹划了这些方面的工作，并立即着手进行，表明他是认真的。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些并不涉及三省都督军政大权的工作，也无法见容于东北地方官员。至于他希望中央给予支持的经费，更无踪无影。1月下旬，他就不得不赶回北京，向袁世凯“痛陈东省官吏之庸碌无能，且到处遇事掣肘各情”⁽²⁸⁰⁾。他致书袁世凯说：

炳麟本革命党人，从前所以出入生死者，只为政令之苛残，民生之憔悴耳。今者持节临边，期偿始愿。……若炳麟隐忍不言，虚靡廪禄，则无以对国人；若大总统含濡不断，始待他年，则亦非所以命炳麟矣。⁽²⁸¹⁾

然而，章炳麟所得到的，仍然是推托搪塞，虚与委蛇。所以，章炳麟称他担任东三省筹边使一职是“困辱随之”⁽²⁸²⁾，是非常贴切的。2月中旬，他重返长春，惨淡经营方才又一个月，就传来了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派人暗杀的消息。

为了组成正式的由参、众两院构成的国会，以便组成正式中央政府取代临时中央政府，1912年12月至1913年3月，进行了国会议员选举。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选举中获得大胜，当选议员近400人，占600余议员总数的一半以上，亦即超过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当选议员的总和。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及各省竞选事宜，俱由宋教仁主持。宋教仁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决心通过选举成功，组成国民党执政的政党内阁，建立起实行内阁制的议会政治。袁世凯深感自己的权力受到了严重威胁，便授意赵秉钧派人于3月20日晚在上海火车站暗杀准备由沪北上的宋教仁。宋受重伤，于22日晨不治去世。

宋教仁被暗杀，使章炳麟大为震惊。使他尤为震惊的，是旋即捕获的凶手武士英及其指使者应夔丞，原来俱是根据赵秉钧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命令，而元凶正是袁世凯本人。4月1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在张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章炳麟从长春赶往上海参加，但17日方才到达。他写了《宋教仁哀辞》，痛悼已相交七年的这位革命同志：“炳麟不佞，七年与君子同游，钧石之重，夙所推毂。如何苍天，前我名世？殂殁之夕，犹口念鄙生。非诚心相应，胡耏感于万里哉？即日去官奔赴，躬与执绋。”⁽²⁸³⁾4月23日下午，国民党交通部举行茶话会，欢迎章炳麟。在会上，章炳麟发表了长篇演说，⁽²⁸⁴⁾痛斥北方腐败专制之病，说：

吾辈欲扫除劣政治，产出良政治，非先从医治国病、铲除专制劣根下手不可。……若坐视腐败专制之病常存留中央，则民国共和终成梦想。故今日吾革党对于建设民国问题，当仍以猛进的手段，循文明的步调，急求破坏专制恶根，拼命力争共和二字，此后方有建设可言。

他重新引同盟会为自己的同志，为同盟会及国民党所蒙受的各种诽谤之词而感到义愤填膺。为此他说：

破坏建设，本有钩连关系。反对者诬国民党只能破坏，不能建设，实不通论。盖吾党能破坏即能建设，所用的手段虽不同，而能力、作用则无不同。……

他又说：

至于南北人民的心理，均属一致想望共和，绝无意见不同之虑。盖公理自在，故人心不约而同。吾同盟会当日不过二三千人，到起义之日，遍地都是革命党。足见公理之势力，足以鞭策社会。今日政治不良，人人都知道的，主张改造政府，改良政治，国民无不赞成。

从宋教仁被刺案中，章炳麟终于觉悟到，武昌起义以来，特别是南北统一以来，他一直担心同盟会成员行动过激，担心革命党人的所谓“激烈病”会吓跑那些温和派、稳健派，其实，这样做，只不过是维持了“现病”，“譬诸人身已抱重病，若仍维持病人现状，直是杀之而已”。对原立宪党人，他反对“激烈”相待；对旧官僚，他反对“激烈”相待；对袁世凯，他反对“激烈”相待；对同盟会及许多往日的革命同志，他倒经常“激烈”地加以指责和非难，结果呢？专制劣根根本无法铲除，民主共和风雨飘摇。从无情的事实中，他终于开始认清所谓激烈主义与所谓温和稳健主义，究竟孰是孰非。

章炳麟返沪以后，与孙中山、黄兴相会，连陶成章被刺杀后他一直拒绝见面的陈其美，也一道讨论了如何对待宋案的问题。国民党交通部的欢迎会即由陈其美主持。章炳麟在演说中指出，袁世凯政府“只知招兵购弹，保护权位，国家前途危险已极”，同时，人民为宋案大动公愤，几不可遏，在此情况下，依靠法律，将解决不了问题。他说：

中山、克强均主张稳健，以法律解决，我恐怕做不到。试问杀人正犯能到法庭受审判否？若其不能，此案即非法律所能解决。……据兄弟看来，宋案当以政治解决为妥善，法律解决相提并进。若再勉强敷衍，结果终不堪问。故民党今日不必问政府如何强横，如何野蛮，只问政府行动能否合乎人道公理。彼若违反人道公理，吾党持公理人道以对付之，国民良心尚存，不患不赞成吾党，吾党共和目的不患不能达到。

章炳麟所说的政治解决，就是通过国民党与其他反袁力量的联合，利用国会选举正式大总统的机会，推出黎元洪取袁世凯而代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章炳麟一则通电反对“四凶”，企图以此翦去袁世凯羽翼；一则溯江西上，亲自去策动黎元洪反袁。

1913年5月初，章炳麟在《神州日报》上发表了致袁世凯的公开信，随后，京、沪其他各报纷纷转载。⁽²⁸⁵⁾在这封信中，章炳麟称袁世凯“近昵”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参谋本部次长陈宦、拱卫军统领段芝贵、国务总理赵秉钧为“四凶”。信中说：

前奉复书，以从政诸军未能满意归咎于《约法》之缚人。炳麟审察实情，内阁诸员不过肉食，而宵人作慝，实在公府近昵之中。此皆简在方寸，岂《约法》所能持？欲推诚人才，而梁士诒壅之；欲保全元勋，而陈宦贼之；欲倚任夹辅，而段芝贵乱之。此三凶者，把持重地，荧惑主心，投诸四裔犹惧为祸，况日与聚谋耶？至如赵秉钧之妄用佥王，变生不意，犹不过奉令承教者耳。昔曾上言，四凶不去，虽以唐尧之能，天禄于是永终。此愿大总统决机刚断，而不必委咎《约法》之苛者也。

章炳麟在这一公电中，还指出：袁氏其他党徒亲信，播散谣言，制造风潮，“以屏总统之聪明，而蔑元勋之名誉”，“其凶悍又远出陈宦、段芝贵上”，要求袁世凯“亟屏元凶，以餍人望，而止谗说”。

章炳麟在这里，虽然骂的是“四凶”及袁氏其他亲信，但是，很明显，他们都是得袁氏庇护方能为祸中国。章炳麟先前多次表示过对《临时约法》不满，但这里他已明显转变，挺身而出维护《约法》，驳斥袁氏徒党加于孙中山、黄兴等“元勋”的各种诬陷不实之词。电文只说袁氏受蒙蔽，并非对袁氏仍存幻想，只是因为他深知袁氏“阴怀跋扈”，想暂时不直捷抨击袁氏本人，好争取时间，一面造成“总统一席，无人举他”之势，一面防止“使伊生心，而演成恶剧”，即尽量延缓和防止袁氏以暴力来镇压反对他的人。⁽²⁸⁶⁾当然，这一点伎俩不可能骗过袁世凯，袁世凯也决不会因为此而放缓他的军事部署。

为设法争取黎元洪共同反袁，章炳麟对黎元洪反复劝说。这时，黎元洪除任副总统外，还在正酝酿成立的进步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进步党是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对抗国民党而联合组建的，得到袁世凯的支持，经过1913年4月一个月的紧张组合活动，5月初已商定合并大计，决定由黎元洪出任理事长。为了阻止黎元洪倒向袁世凯，为了阻止进步党利用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章炳麟劝说黎元洪答应出来竞选总统。当时国民党方面也找到岑春煊、李经羲及章士钊来鄂提出同样建议。但是，黎元洪根本不敢同袁世凯相抗，推托要章炳麟“入都视之”，说：若袁世凯能听信谏劝，就不要另选大总统，“必不可谏，如君等计耳”⁽²⁸⁷⁾。

正在章炳麟与黎元洪讨论之时，袁世凯于5月25日下令授予章炳麟勋二位，要章炳麟赴京受勋。报道中评述袁世凯此举说：“闻系孙武、王赓等因章氏近日反对政府颇烈，故献此策，以为笼络之术。”⁽²⁸⁸⁾章炳麟也试图入京再作一次努力，想阻止袁世凯对南方用兵，同时，争取能继续经由政治解决办法阻止袁世凯出任大总统。

5月28日，章炳麟到达北京，在北京逗留了一周时间。在这一段日子里，他一再强调：“南北对峙云云，毕竟系误会居多，一旦融和，自易解决。”说明孙文、黄兴对中央政府之施政虽不为满足，但决非绝对的反对；李烈钧对于中央政府固有种种反对之意见，但谋叛云云，决无其事。他将南北分裂归咎于报馆：“试思政府党之报纸，对于孙、黄等及国民党，恰如仇敌，如蛇蝎，将种种之事，捏造成文，或曰逆贼，或曰暴民，颠倒是非，毫无正鹄。如民党之报纸亦然。”对于袁世凯执政，他评论说：“今日袁总统之政治，固非前清时代之政治，亦非文明新式之政治，即为一种特别中间之政治。而袁氏之所长者，在军事与外交二点，其外政治固不足以称赞。”他劝告袁世凯，要把力气用到抵御外敌上：“外蒙问题，系中国存亡所系之问题，若外交一失机宜，则将国家之领土断送于强俄。中国现势虽穷，要非不可挽救，最不可不注意研究。”⁽²⁸⁹⁾5月30日，章炳麟面见袁世凯本人时，也是强调了这两层意思，换来的只是袁世凯两只眼睛盯着章炳麟，“色悻悻”，三分钟未吭一声。⁽²⁹⁰⁾章炳麟深切感到，袁氏“于革命党人无不忮忌，非迁就即能幸免也”⁽²⁹¹⁾。

在离鄂赴京前，章炳麟就已倡议组织“起义同志共络会”。他在武昌国民党支部举行的欢迎会上说：“今宵小之徒，坐拥皋比，节义之士，反遭毁弃。以百战之余生，不能借一枝之栖所。……宜发起起义同志共络会，以维持振兴之，庶可萃集干城，共济时艰。”⁽²⁹²⁾其时，他还致书上海国民党组织，呼吁革命党人再也不能同室操戈，一定要联合起来。他写道：“往者同人逋逃海外，乞食为生，大众一心，初无倾轧。既而武汉倡义，稍有权利之争。地位有殊，遂分政党。条件未异，门户各分。昔之兄弟，今为仇敌。致令奸人乘间，坐拥高权。……迩者殷顽余毒，布在市朝，小腆犹存，鸮音未隔。能以坚贞之力次第湔除者，非我光复中夏之旧人，更将谁赖？”为此，他要求同志之间，再也不可“晏安酖毒，自相侮嘲，始以口舌之争，终以戈矛之伐”⁽²⁹³⁾。为了和昔日的同志重新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章炳麟离京返回上海。

1913年6月8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再次举行茶话会，欢迎章炳麟及刚从欧洲束装返国的蔡元培、汪精卫。章炳麟在演说中检讨了自己先前害怕所谓“急进主义”而向旧势力退让的错误，表示了化除意见、重新联合的决心。他诚恳地说：

兄弟亦主张革命之一分子。当南北统一时，深恐革命派以从前急进主义演种种激烈手段，或妨害国势之进步，曾随时力加监督，忠告民党同志。而一年以来，从各方面观察，又将民国人物一一比较，觉吾民党终算是有良心的，自始至终，尚不违背国利民福四字。所最堪叹息者：一、民党当日不应退步，遗留腐败官僚之根株；二、民党不应互相猜忌，争先利用不良政府，使彼得乘机利用政团。此民党失败之总因，今日追悔亦属无益。就民党一方面说，惟有化除意见，联合各省起义同志为一气，合力监督政府，终有政治改良之一日。

在这一演说中，章炳麟还尖锐抨击袁氏政府“甘心误国，领土让与外人”，“养兵不用以对外，而专用以对内”，揭露袁氏厉行专制，“窥其用意，宁可以民国赠与朋友，不愿以民国交与家人”⁽²⁹⁴⁾。

在章炳麟和其他人仍没有放弃调停南北的最后一丝希望时，袁世凯已作好了对革命党人进行举兵征伐的军事与政治准备。章炳麟演说的第二天，袁世凯就下令罢免国民党人、坚持革命立场的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6月14日又下令罢免国民党人胡汉民广东都督职务，同时，派遣北洋军队南下，部署对反袁势力进行武力讨伐。

从袁世凯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起，章炳麟就一直致力于支持袁世凯，害怕革命党人的激烈主义破坏了国家统一和稳健进行共和建设的大局。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风风雨雨，他终于看清了，反对激烈主义，倡导稳健主义，结果只是分裂了革命力量，保存了各种腐败的旧势力，而这些腐败的旧势力对付革命力量却一点也不温和。反激烈主义，正是革命与共和连连受挫、反动势力气焰日益嚣张的一个重要根源。

章炳麟终于又和孙中山、黄兴等人走到了一起。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6月15日，他和上海神州女学教师汤国梨结婚，在爱俪园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在沪国民党要人一齐出席，蔡元培担任了证婚人。

对袁世凯，章炳麟以辞去东三省筹边使一职的实际行动，宣布了政治上的决裂。袁世凯罢免了李烈钧、胡汉民的都督职务，并未关注章炳麟有名无实的职务。章炳麟原与法商洽谈，贷款1000万元，用于创办东三省实业银行，要求梁士诒以财政总长身份盖印担保，被梁士诒拒绝。章炳麟曾经想避地东三省，跳出北京政治旋涡，去专心发展东北实业，现在，见到李、胡一个个被免职，他自己想另外有所作为根本不可能，于是，毅然决定正式辞去东三省筹边使一职。6月18日，也就是他结婚的第四天，他就公开致电袁世凯及国务院，说：

从政以来，除奸无效，从昏不能。宋教仁无故被戕，大借款损失过钜，炳麟岂不知其奸宄？但以司法不可妄参，国命不可自蹙，故隐忍不言耳。迩者实业银行借款已有成言，而梁士诒怵法商以日、俄之衅，从中破坏。忌嫉如此，更何一事可成？即日辞差，冀遂初志。恳乞将东三省筹边使开去。死生之分，一听尊裁。⁽²⁹⁵⁾

这一行动表明，章炳麟已不再迷恋先前他所热衷过的稳健主义路线了。

十三、虎穴之中的生死之搏

当章炳麟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时，袁世凯加紧部署发动战争，击溃南方革命军队。革命党人一再退让，7月12日，李烈钧率部在江西湖口起义，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处随即响应，以武力讨袁。

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宣布江苏独立，章炳麟立即发布宣言，号召各地共同起兵讨袁。宣言说：

统一政府成立以来，政以贿成，为全国所指目。而厉行暗杀，贼害勋良，借外力以制同胞，远贤智而近谗佞，肆无忌惮，不恤人言。……至于今日，而江西讨袁之师以起，江南诸军一时响应。晋阳之甲，庶几义师，夫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若政府能追悔往恶，幡然改图，其势自定。必若怙恶不悛，任用狼虎，则义师所指，固当无坚不摧。⁽²⁹⁶⁾

同日，他致电武昌黎元洪，要黎认清袁世凯派北兵南下，“名为防浔，其实乘公之急，诡称援助，以行监制耳”，动员黎“亟宜厉兵北向，请诛罪人，以为南方指导”，想以由黎“统摄群材，荡洗毒螫”为代价，争取黎元洪起兵反袁。⁽²⁹⁷⁾因浙江都督朱瑞“一意党附政府”，迟迟不肯宣告独立，7月20日，章炳麟与蔡元培联名通电，揭露朱瑞贪赃劣迹，号召浙江省议会、商务总会及各部队“共扶大义，戮力抨弹”，“纠合文武，与众逐之”⁽²⁹⁸⁾。7月26日，他再次发表宣言，呼吁各讨袁军不仅要反对袁世凯本人，而且要并其从恶诸奸，一并扫除。宣言说：“今之起兵，为政治革命也，然则有害政治者，一切当锄而去之。”决不可对他们意存招抚，因“政府之恶，乃彼辈养成之”。宣言特别指名声讨以下七人：

屏蔽贤良，暱护贪吏，紊乱财政者，梁士诒也；

阴谋杀张振武，并欲罗织武昌倡义诸勋，且上及于黎公者，陈宦也；

煽黄祯祥以乱武汉，进陆建章以索京畿者，段芝贵也；

公行贿赂收买议员者，王赓也；

素为乡里大蠹，又以其术行之中央，恶直丑正，力进佞人者，陈汉第也；

与蒙古叛党通谋，欲令中国人民不得动其一草一木者，熊希龄也；

专作奸宄，躬为盗贼者，赵秉钧也。

章炳麟认为，若欲招抚这些人，“期与涤瑕荡秽”，实为“迂谬之谈”⁽²⁹⁹⁾。

然而，革命党人发动的这场“二次革命”，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准备不足。为增强反袁力量，黄兴策划推举清末与袁世凯齐名的岑春煊为讨袁军大元帅，节制各省讨袁义军。而岑春煊为争取冯国璋、张勋一道反袁，竟建议推举原恭亲王为大总统以取代袁世凯。章炳麟当面斥责他这是要“复辟”，坚决予以制止。章仍然全力争取并寄希望于黎元洪，甚至建议黎元洪用“双数袁与孙、黄之恶，使正式选举，不得举此三人，而又以严词请诛七奸（梁士诒、陈宦、段芝贵、王赓、熊希龄、陈汉第、赵秉钧）”的办法，亦即将袁与孙、黄各打二十大板的办法进行“调解”⁽³⁰⁰⁾。他想用黎元洪作旗帜，好争取南方与北方大多数人的认同，其结果，反而模糊了自身的革命立场，涣散了基本群众的斗志，使右翼和中间力量更加动摇不定。

7月27日，南京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因战事失利，离宁赴沪，旋即离沪赴日。7月31日，北京国民党本部宣布将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开除出党，以示同“二次革命”划清界限。8月1日深夜，孙中山亦离沪经台湾赴日本。各地反袁军逐一为袁氏所平定。

这时，向何处去，章炳麟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民国已经建立，他不愿再次流亡国外。袁氏网罗密布，躲避于上海租界，也难以避开袁氏凶焰。而袁世凯这时仍保留着国会，希望利用国会选举，给他的大总统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6月下旬，原共和党一批议员因反对合并为进步党，宣告仍回本党，被人们称作组织了新共和党。这些议员，多属原统一党少壮派及民社成员，因对袁世凯统治不满，主张和国民党提携，不赞成进步党成为袁世凯御用党，重新组党后，势力渐增，参众两院议员由刚成立时49人，一个多月后便增至80多人，其中四川、江苏、湖北议员就有近60人。正当章炳麟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时，共和党总部急电上海，要章炳麟赴京，“称国民、共和二党惩于旧衅，欲复合”，要他前往主持。章炳麟深知，想通过国会选举改选大总统，根本不可能，他说：“改选事可任国会，此乃皮相之言。选票可买，则国会已非人民之代表矣。”⁽³⁰¹⁾但是，他还是决定冒危入京，“与诸志士同处患难，为中夏留一线光明”。他说：“项城甚欲购拿革命旧人，电已通布，吾辈亦不畏也。”⁽³⁰²⁾他的新婚妻子汤国梨和朋友刘禺生等都劝阻他不要前往，他回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³⁰³⁾“事出非常，明知虎穴，义不容辞，我志已决，子毋多虑。”⁽³⁰⁴⁾8月4日即乘轮离沪北上。

8月10日，章炳麟抵达天津，次日，入京，住化石桥共和党本部。他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活动，袁世凯、赵秉钧已派遣巡警四名，严密监视其出入。袁世凯派人来探听虚实，表示愿意会见章炳麟，章推托正患目疾，拒绝见袁。《民立报》8月19日北京特电：“袁、赵、梁（士诒）、陈（宦）忌章太炎甚深，除派四巡警出入监视外，又授意御用党报纸百端污蔑。昨某某数报载章屡次托人向袁疏通无效……又捏造章致袁书，谓并未与叛徒往来。盖欲形容章之进退失据，以毁其名。”⁽³⁰⁵⁾章炳麟8月20日致友人书中因此称“今日报纸，皆天师符也”⁽³⁰⁶⁾，8月22日致汤夫人书中，告诉她注意：“报章所载，皆虚语也。”⁽³⁰⁷⁾8月26日致汤夫人书中，再次提醒她：“报章蜚语，不必深辩。从前报分数党，尚有价值。今则悉是政府机关，人所尽悉，又何足校？此等但以天师符观之可也。”⁽³⁰⁸⁾对于袁世凯派巡警监视，他已准备慷慨赴义：“吾虽微末，以一身撄暴人之刃，使天下皆晓然于彼之凶戾，亦何惜此孱形为！”⁽³⁰⁹⁾

原本希望联合共和党与国民党，利用国会选举总统，同袁世凯作最后一搏，可是，到京一看，事态已根本无法挽回：

北方政党情形，气已萧索，国会徒存形式，莫能自主，盖迫于军警之威，救死不睱，何论国事！前所逮捕议员，近闻已枪毙五人。神龙作醢，灵龟刳肠，吁，实吾生所未见也。⁽³¹⁰⁾

从切身感受中，他发现，当今政党之所以软弱无力，一是无强大的财力支持，二是无武装作后盾，共和党、国民党因此都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为此，他说：

若为久远计，凡一政党，非有实业为中坚，即有侠士为后应，无此即不足以自树。非实业则费用不给，而政府得以利用之矣；非侠士则气势不壮，而政府得以威喝之矣。国民党有其一，无其一，共和党则逾不逮，后忧正不知何底也。⁽³¹¹⁾

这时，章炳麟已清楚看到，所谓制定宪法，所谓选举大总统，其实都为袁世凯的军警所掌握。他处在军警严密监视之中，一切政论都不容发表，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检察厅又秉承袁世凯之旨，对他“以参加内乱起诉”，他以生病为由，未曾就讯。但是，监视是更严了，他更不能自由行动，烦忧在胸，心如鼎沸，如处于荆棘之中，所以一度萌发自杀之念。他在给汤国梨的信中，就所谓“参加内乱”嫌疑一事写道：“嫌疑事亦诚有之，当今之时，苟夙隶革命党籍及开国有功者，自非变节效媚，无不在嫌疑中，非独吾一人也。”针对袁世凯必欲“杀其身，败其名”，他说：“都中豺狼之窟，既陷于此，欲出则难。纵躯委命，无此耐心，故辄愤愤，图自决耳。”⁽³¹²⁾

袁世凯急于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件合法外衣，加紧策划进行总统选举，以及制定宪法以取代临时约法。1913年10月6日，在袁世凯高压和1000多军警包围下，国会举行总统选举会。经三次投票，袁世凯获得当选的法定票数。在选举中，得票者还有黎元洪、伍廷芳、孙中山、唐绍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章炳麟也曾得一票。10月7日，国会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10月10日，袁世凯在前清皇帝举行登极典礼的太和殿宣誓就职，演出了一场章炳麟视作“沐猴而冠带，鸡犬升天”的丑剧。⁽³¹³⁾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对章炳麟的戒严仍未取消。面对袁世凯接踵而来的增修约法、解散国民党、取消参众两院国民党议员资格及取消整个国会等一系列重建独裁体制的倒行逆施，章炳麟知继续滞留京都，已完全不可能有所作为。于是，他便设法摆脱军警监视，出京南下。秘密出走不可能，他就致书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和袁世凯本人，要求他们撤走军警，放他离京。在两封信中，他虽然作了此后“与都人士断绝往来”及“至死不敢谋燕”的表示，但是，两信都并未对袁氏表示归顺与拥戴，给陆建章的信中，直述“余本光复前驱，中华民国由我创造，不忍其覆亡，故入都相视耳，迩来观察所及，天之所坏，不可支也”，给袁世凯的信中，更直斥袁氏所作所为，众目所瞻，“藉好言美赂，终不能蔽”，毫不掩饰对袁世凯政权的敌视与蔑视。⁽³¹⁴⁾袁世凯当然不会因此而放他脱离自己的控制。

为了使章炳麟继续羁留于北京并为袁氏所用，袁世凯授意属下向章炳麟试探，要他出任国史馆总裁，或重新担任总统府顾问，再后，又要求他组建考文苑。章炳麟就此于1913年12月初再次致书袁世凯，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以作答复：

大总统羁之不舍，既使赵秉钧以国史相饵，又欲别为置顿。炳麟以深山大泽之夫，天性不能为人门客。……［公］食客千人，珠履相耀，炳麟之愚，岂能与鸡鸣狗盗从事耶？史馆之职，盖以直笔绳人，既为群伦所不便。方今上无奸雄，下无大佞，都邑之内，攘攘者穿窬摸金皆是也，纵作史官，亦倡优之数耳。……今大总统圣神文武，咸五登三，簪笔而颂功德者，盖以千亿，亦安赖于一人乎？……

向者独考文苑一事，经纬国常，著书传世，其职在民而不在官，犹古九两师儒之业。迩者方言国音、字典文例、文学史、哲学史等，皆未编成，而教育部群吏又盲瞽未有知识，国华日消，民不知本，实愿有以拯济之。同苑须四十人（仿法国成法），书籍碑版印刷之费，数复不少，非岁得数十万元不就。若大总统不忘宗国，不欲国性与政治俱衰，炳麟虽狂简，敢不从命。若絷一人以为功，委弃文化以为武，凤翱翔于千仞，览德辉而下之，炳麟亦何愧之有？⁽³¹⁵⁾

黎元洪这时正从武昌来到北京，以为章炳麟愿意组建考文苑，便想促成其事。章炳麟坚持必须有足够经费，并建立专门机关办事，袁世凯当然不会答应，谈判终于破裂。

正面要求容许出京不成，章炳麟便想自己强行冲破军警阻拦出走。1913年11月25日，他致书汤国梨：“昨日欲行，陆建章部下叩头请留。”⁽³¹⁶⁾12月10日，他又致书汤国梨：“治装数次，军警皆长跪相留。虽厉声呵叱，责以约法明条，彼亦挽首顺受，而攀留如故也。”⁽³¹⁷⁾

到1913年年底，章炳麟再也不愿与袁世凯继续周旋下去。1914年1月1日，他致书黎元洪，说：“炳麟羁滞幽都，饱食终日，进不能为民请命，负此国家；退不能阐扬文化，惭于后进。桓魋相迫，惟有冒死而行。”⁽³¹⁸⁾1月3日，他整装欲乘京奉车去天津，共和党本部同人知道他出京必遭阻拦，便以给他送行为借口，和他纵酒欢宴，故意延缓他出发的时间。当他匆匆赶到车站时，京奉车早已开走。他再也不肯返回共和党本部，被送行者拥至华东饭店居住。黎元洪闻讯后，要求章炳麟逗留三日，由他去与袁世凯疏通。三天后，黎元洪回复，袁世凯要章炳麟留在京中筹组考文苑，具体将由陆建章前来接洽。章炳麟1月7日清晨，便向华东饭店结了账，雇了一乘街车，径直往总统府，要求面见袁世凯，“其意将欲见袁理论一切也”⁽³¹⁹⁾。

鲁迅后来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评论章炳麟“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为“并世无第二人”⁽³²⁰⁾，即是指1914年1月7日这一天章炳麟大闹总统府接待室的事。

据当时报纸记述，经过情形如下：

太炎于昨日羽扇皮裘，胸悬所赏勋章，赴总统府接待室，坚请见总统。总统拒不见。太炎初尚徘徊室中，时作假寐状。乃闻总统不见，则翻然大怒，痛骂招待员，将室中茶杯打破，嗑然有声。军事执法处兵士及守卫士闻声趋至……暗中令人在府门外预备马车一辆，并哄太炎以接待室不在此间，尚须移趾外面。太炎信以为真，亦贸然从之。一出接待室，守卫士遽前拥之入所备马车。太炎方极力挣脱间，鞭扬马动，四轮訇然，去总统府已数步矣。⁽³²¹⁾

据身在现场的吴蔼林记述，是晨7时许，章炳麟即“服蓝布长衫，手羽扇，悬位章，雇街车前往”。他赶到总统府接待室时，所见情况是：

先生兀坐招待室，候电话（凡谒袁者，入新华门外之招待室，招待员电话请示秘书处，然后候袁传见）。顷之，梁士诒来招待，方致词，先生曰：“吾见袁世凯，宁见汝耶？”梁默然去。旋又一秘书来，谓总统适事冗，请稍待。久之，无耗。先生怒，击毁招待室器物几尽。至下午五时许，陆建章昂然入，鞠躬向先生曰：“总统有要公，劳久候，殊歉。今遣某迎先生入见。”先生熟视有顷，随陆出登马车，东出东辕门……盖陆已奉袁命，幽先生于龙泉寺。⁽³²²⁾

这些记述细节有些出入。勋章不是挂在胸前，而是用拿着白羽扇的那一只手大拇指提着，犹如扇坠。陆建章将章太炎强行送往拘禁的地方，不是龙泉寺，而是石虎胡同军事教练处。移往龙泉寺是稍后的事。

章炳麟亲赴总统府抗争及被强行拘押，在被一片恐怖笼罩着的北京和整个中国引起了震动。许多报纸突破封锁，发布了有关消息。章炳麟在京主持开设的国学会，愤怒地写了启事对袁氏政府的暴行加以揭露和声讨，说：

章太炎先生去岁来京，及今半载，豪强肆虐，纵兵环之，意欲何为，不可测度。理法解喻，莫挽帝心。不得已于昨日亲至总统府，欲见袁氏面质一切，袁氏不见。即有二人来言陆建章相访，先生不去，突来兵卒多人，刀枪杖立，挟先生出府，下落不明。貌异阳虎，乃畏于匡。天道无亲，哲人竟尔，痛何如也。惟去冬先生所创国学会，开办以来，同志云集，方期共进于学，今兹中废，殊觉歉然。恐众未悉知，特此布告，并使天下人士，知袁大总统恪恭宪典，优待学者之深且切也。⁽³²³⁾

《顺天时报》从1月8日起，连日报道章炳麟因去总统府抗争而被拘禁、生死不明的情况，发表了《拘禁贤士》的长篇论述文，警告袁世凯说：“以民国初任之大总统，竟不能容纳一硕学异能之士……将使当路恶名播于五洲，传于万世，永难泯灭。”⁽³²⁴⁾

被拘入石虎胡同军事教练所后，章炳麟与外面几乎隔绝。他默坐静思，常常拒绝进食。蛰居京城的黎元洪出面转圜，企图劝说章炳麟改变态度；还派人去上海，准备接汤国梨来京陪伴章炳麟，以使章炳麟软化。章炳麟深知袁世凯一伙的用心，立即去信上海，劝阻汤国梨来京；同时写信给黎元洪，表明宁可一死，决不追随袁氏而招致终生屈辱。这封信全文为：

副总统执事：劫质以来，不见天日。虽出于承宣官之恣肆，若谓当涂无意，必不其然。我公有意维持，亦恐终身屈辱。唯望代启当涂，置之死地，双丸洞腹，以毕天年。自分以一书生提倡大义，功成事遂，可以永终，岂求汉之赤松，敢望秦泣之黄犬。兵寝事毕，庶可以下见故人。敢布腹心，临纸哽咽。章炳麟启。⁽³²⁵⁾

鲁迅高度评价章炳麟在袁世凯淫威凶残面前，临危不惧，宁死不屈，“并世无第二人”。这位辛亥革命的元勋大义凛然的气节和独立自尊的人格，赢得海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袁世凯对章炳麟欲杀不敢，欲释不甘，便采取了对他“絷维之，挫折之”的策略，极力使他和社会政治实际进程完全脱离。1914年2月2日，章炳麟致书汤国梨，便道破了袁氏这一用意：“同功一体之人，一时俱尽，上者戮辱，次者逋逃，下者亦淹滞耳。人生至此，亦焉得不求死地？使彼能以白刃相加，所欣慕也；彼意乃欲絷维之、挫折之，而不令一死以召谤议，此其可恨者耳。”⁽³²⁶⁾

为了挫抑章炳麟的意志，迫使他屈服就范，至少使他消沉而无所作为，同时，缓和一下外界舆论的压力，袁世凯令警察总监吴炳湘于1914年2月20日将章炳麟由石虎胡同移置南下洼龙泉寺幽禁。据陆建章称，袁世凯曾手书八条，“保护”章炳麟：“一、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二、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至于时局文字，不得外传，设法销毁；三、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四、出入人等，严禁挑拨之徒；五、何人与彼最善，而不妨碍政府者，任其来往；六、早晚必派人巡视，恐出意外；七、求见者必持许可证；八、保护全权，完全交汝。”⁽³²⁷⁾实际上，监管章炳麟的巡警有四五十人之多，他作为重罪人而被严密禁锢与防范着。

章炳麟为抗议袁氏继续监禁，宣布“不食袁粟”，“拒绝官厅供给，惟以来京时旅费所余治餐”⁽³²⁸⁾。袁世凯之子袁克定送来锦缎被褥，章炳麟用香烟在上面烧了许多洞，掷出窗外，要他拿走。这时，袁世凯加紧建立独裁制度。在章炳麟大闹总统府接待室前，袁世凯以御用的政治会议取代了国会；在章炳麟被拘于石虎胡同时，袁世凯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饬令他们回归本籍；章炳麟被转到龙泉寺后，2月28日，袁世凯下令各省议会一律解散；3月18日，袁氏约法会议开幕，紧锣密鼓地炮制袁氏约法以取代临时约法；这一约法于5月1日公布，同一天，袁世凯撤销了国务院，而代之以总统府内的政事堂。眼睁睁看着袁世凯一步一步在毁掉诞生方才两年多的中华民国，自己却无能为力，章炳麟气愤得“凡几案侧，遍书袁世凯三字，日必杖击之数四”⁽³²⁹⁾。但这种发泄，并不能真正消除积郁在心中的愤怒与痛苦。

1914年6月6日，章炳麟开始绝食。绝食前，他写信给汤国梨说：“幽居数月，隐忧少寐，饮食仆役之费素皆自给，不欲受人馁养，今遂不名一钱，延至六月，则槁饿而死矣。”他寄去当年在日本“始与同人提倡大义，召日本缝人为之”的和服，留给汤国梨作纪念，说：“吾虽殒毙，魂魄当在斯衣也。”⁽³³⁰⁾他又写信给女婿龚宝铨，说：

仆遭围守者五月，幽居又五月矣。不欲以五羖鬻身，遭值穷匮，遂将槁饿，亦所愿耳。来月初旬，乃仆殒身之日也。

信中写道：

往昔所希，惟在光复旧物，政俗革新。不图废清甚易，改政易俗竟无毫铢可望，而腐败反甚于前。然曩时所以不去者，亦慕宋贤程伯淳言，一命之士，必思有以济物。况仆身当贞观，岂敢忘百姓之忧？

必思有以济物，岂敢忘百姓之忧，这是章炳麟投身革命、创建民国的初衷，也是他冒死来京，向袁世凯抗争的原始动力。

信中还就自己从政与治学的情况作了一个小结：

去岁在东三省半年，上下牵掣，卒不如志，犹幸身无妄取，微有仁声，不为士民诟病耳。戚友数人，多于清时尝从薄官，代异时移，窘不终日，不思仆之处地，而欲求为提振，当时未尝一从其愿，颇复见怪，今观仆死之日，家无余铢，其殆可以释然矣。

夫成功者去，事所当然，今亦瞑目，无所吝恨。但以怀抱学术，教思无穷，其志不尽。所著数种，独《齐物论释》、《文始》，千六百年来未有等匹；《国故论衡》、《新方言》、《小学答问》三种，先正复生，非不能为也。虽从政、蒙难之时，略有燕间，未尝不多所会悟，所欲箸之竹帛者，盖尚有三四种。是不可得，则遗恨于千年矣。

信中还对死后墓葬处所、藏书遗稿处理、家室赡养，一一作了嘱托。⁽³³¹⁾

这封信，实际上是一份遗嘱。章炳麟是人间中人，也有家庭与亲朋好友，也有七情六欲，但是，作为一代哲人，他最为关注的，仍是国家的政治前途与学术文化命运。他决心以七尺之躯为方生不久即要夭折的中华民国作殉，他最大的遗憾是学术上文化上不能继续有所贡献了。

不过，这一封信最终还是未能寄出，不是章炳麟动摇了，而是它被吴炳湘中途截留下来。这更坚定了章炳麟以死向袁世凯抗争的决心。

章炳麟绝食的消息，在舆论界和政界都不胫而走。他的弟子们在床前再三劝说，请老师进食。汤国梨致电袁世凯、黎元洪，要求“曲赐慰谕，量予自由，俾勉加餐，幸保生命”⁽³³²⁾。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在马叙伦、黄节等人要求下，也致书袁世凯，从中缓颊。在章炳麟绝食已七八天时，袁世凯方才授意吴炳湘派医生前往龙泉寺诊治章炳麟“患病不食”，然后，以医疗方便为由，将章炳麟送往铁如意轩内城官医院。6月16日，章炳麟方才开始喝一点稀粥。经黎元洪等人再三斡旋，章炳麟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后，于7月24日迁入东四牌楼钱粮胡同一户民宅。

钱粮胡同这所民宅是清朝一名小贵族的产业。内房三间，两旁有厢房，院内略栽竹木，西侧别有花园，章炳麟认为这是一“读书要客之所”，住入后，连日购进二十四史、九通、《通鉴》以及《经解》等常备书，以为“朋友之乐，差足自娱”⁽³³³⁾。其实，如马叙伦所述，除章炳麟本人外，“一概由警察总监吴炳湘包办。大门口呼幺喝二的便衣警察五六个，算是他宅子里的门房”。客人，起初只容许清史馆纂修、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等二人进去，后来，方才增加了马裕藻、钱玄同、吴承仕、马叙伦等人。⁽³³⁴⁾但生活毕竟较先前稳定了。这就是章炳麟自述的：

得移东城钱粮胡同。政府月致银币五百元，赁屋治食，悉自主之。以巡警充阍人，稽察出入。书札必付总厅检视，宾客必由总厅与证，而书贾与日本人出入不与焉。时弟子多为大学教员，数来讨论。余感事既多，复取《訄书》增删，更名《检论》。处困而亨，渐知《易》矣。⁽³³⁵⁾

经历了一次濒临死亡的考验，对于宇宙、人生、世事，章炳麟都获得一种新的体验。这样，他就立足于一个新的高度，完成了已陆续进行了好几次的对《訄书》的增补删改，使之成为一部新著《检论》。这是拘禁于钱粮胡同期间一大收获。

在钱粮胡同的日子里，章炳麟还修订了《国故论衡》，审定了右文社准备出版的《章氏丛书》，其中收入《春秋左传读叙录》一卷、《刘子政左氏说》一卷、《文始》九卷、《新方言》十一卷附《岭外三州语》一卷、《小学答问》一卷、《说文部首均语》一卷、《庄子解故》一卷、《管子余义》一卷、《齐物论释》一卷、《国故论衡》三卷、《检论》九卷、《太炎文录初编》文录二卷、别录二卷，合计十二种另附一种，共四十五卷，于1915年排印出版。其中《太炎文录初编》系新编定，收入了他论学、论政的一批论文、通信、短评、序跋，以及他所撰写的一批诗赋、史传、哀辞。政论方面，主要收录他投身革命至武昌起义前的文章；参与维新变法时期的文字，武昌起义后的文电、演说、论述，基本上都未收录。这显然是因为他觉得这部分内容有不少失误，不值得继续流传。同盟会及重建光复会时期，涉及革命派内部互相攻讦的文章，也一概未收。

在钱粮胡同幽居的日子里，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和他的高足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吴承仕等人讨论中国文学、史学、文字音韵学、哲学。吴承仕记录整理了他论述中国哲学的历次谈话，编定为《菿汉微言》，集中反映了章炳麟的哲学见解。章炳麟将它和《齐物论释》重定本一道加进《章氏丛书》，稍后由浙江图书馆印行。

幽居的日子里，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切都使章炳麟忧国之心不能平静。1914年8月18日《顺天时报》以《太炎先生之忧国忘病》为题报道：

章先生太炎自移居内城后，调养适宜，出入颇自由，精神稍日渐恢复。每与门弟子故旧抵谈，常历数时，毫无倦态。其所谈仍多关时局，亦可见先生之视国如家矣。现闻先生见奥、塞决裂，波及全欧，尝以当局布置失宜，致陷旋涡为虑。拟日内亲草意见书，上呈大总统。惟门弟子以其体气方复，力劝其搁置静养云云。

其时，袁氏三令五申，由内务部派遣警官，严密监视章炳麟不得对外发表涉及时局的议论。章炳麟只好寄悲愤与忧虑于其诗作。

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9月2日，日军即在中国山东半岛登陆，欲从德国手中夺取胶州湾租借地，将山东从德国势力范围变为日本势力范围。10月6日，日已沿胶济铁路进占济南车站，不仅控制了胶济铁路全线，而且直接威胁到津浦铁路。11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进而对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实行军事统治。章炳麟中夜深思，忧心转侧，写下了《哀山东赋》⁽³³⁶⁾：

夫何泰岱之无灵兮，不能庇此齐鲁！……

两雄奋而相撞兮，金铁鸣于括中，

初既蔺吾田稼兮，后又处吾之宫。

彼姬姜之窈窕兮，充下陈于醮，

驱丁男以负儋兮，老弱转于沟浍。……

赋追溯山东往昔繁华，对未来深为痛惜，最后呼吁不要忘记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初衷：

往者吾不见兮，来者吾不闻。

苟金陵之不可忘兮，天道岂其惛惛？

1914年10月4日是中秋节，章炳麟对着一轮明月，写下《秋夕咏怀》，直斥当时是“黄沙蔽高岑，浮云暗白日，荡荡天门开，舆金相过轶，惨惨棘林下，降虏操刀笔”⁽³³⁷⁾。

在钱粮胡同幽禁期间，1914年12月初，章炳麟又一次绝食。这一次绝食，导火线是警方勒令特地搬来与章炳麟同住的黄侃搬出此宅，并将黄侃强行押出寓所，同时进一步限制章门弟子来访。章炳麟愤恚极甚，为抗议凌逼，再次绝食，以祈速死。钱玄同等门人亟起营救，吴炳湘同意章氏门人及友朋无政治色彩者可至寓所见章氏。这一次章炳麟绝食近十天，寒风冷屋，气息奄奄。最后，因十多岁的小女儿章来京，加上马叙伦等再三劝诱，章炳麟方才复食。

为离开北京，章炳麟在复食后，曾致书当局，要求容许他出家为沙门。其后，汤国梨也曾致书袁世凯，要求释放章炳麟回浙江原籍，“俾得伏处田间，读书养气，以终余年”⁽³³⁸⁾。这些使章炳麟脱离袁氏军警严密监控的主张，无一不被拒绝。正如章炳麟所说：当涂之志，对他是千方百计“挫折之而不与死”，所以，“虞侯满市，窥侦盈室，羁之重门，下之幽谷，虽欲为田舍布衣读书观稼而不可得”。章炳麟本人，“独以国故衰微，民言哤杂，思理而董之”⁽³³⁹⁾，这种使命感，支撑着他同袁氏当局继续周旋下去。

面对袁世凯愈来愈明目张胆的复辟帝制活动，章炳麟写了《宋武帝颂》《魏武帝颂》《巡警总监箴》《肃政使箴》等加以讽刺，同时，在《检论》中增写了《非所宜言》《小过》《大过》《近思》等，反思与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沉痛的历史教训。

《魏武帝颂》高度评价曹操的历史功绩，讽嘲袁世凯和曹操相提并论是“拟人之失伦”，“厚颜而无赪”⁽³⁴⁰⁾。《宋武帝颂》歌颂南朝宋朝的开创者刘裕“截削左衽，无有羯戎”，“疆理四封，百姓大安”，直斥袁世凯“穿窬滔天，家室相残，敢奸王命，盗偷左纛”⁽³⁴¹⁾。《肃政史箴》与《巡警总监箴》，则猛烈抨击他们为虎作伥，肆无忌惮地用恐怖政策打击革命者和一切有正义感而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的人。

《非所宜言》，揭露了袁氏政权下“朝士”们“自盗其所监守，公取其所羡余，诈令蜂出，誓言不信”、“非法戮人，诈欺以取财，奉教令以致酖毒”等等丑行。⁽³⁴²⁾《近思》集中论证：“废兴之际，玉步可改，裳服可变也，其故吏亲媚者，天性狃为附庸小腆，染于亡国旧汙，而不与玉步裳服偕亡，不刚制则不去。”⁽³⁴³⁾小过、大过，俱是《周易》卦名，章炳麟借用作题。《小过》总结了革命党人从宣传、组织到发动武昌起义、各地响应、建立临时政府这一历史过程的成功经验和挫败的教训。《大过》则分析了中华民国建立以来政治每下愈况的深层原因。

《小过》强调指出，辛亥革命的准备、发动、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循百姓之心”。孙文等革命者“皆能艰难其身，以为表仪，蒙霜露，涉波涛，乞食囚絷，而不愠悔”，正值“清政不纲，丧师失地，民望日移”，致使“士民感慕，趣义日广，覆清之声，洋溢中外”；武昌起义，各省响应，“赖其上下睦，军不骚动，民忘其死”。其后，虽有兵备单弱、军谋不臧等问题，但有“正顺之名，哀隐之实，果毅之志”，仍然坚持了下来。临时政府建立后，反而形涣势散，原因在于汉、宁之间不能同心协力，“江流之岸，华为两戍，战不相问，盟不相咨”；同时，大批票狡不识大体者附丽革命，使“司令之纛，散而不可纪；易币之符，而不可校”，上者“不能割制”，下者“更相噬，莫适为主”，致使“禄胙归于北廷”。为此，他总结说：

夫曩时以布衣游旅，未有一民之役，尺土之藉，片言誓约，而天下雷动，驱叱胡戎，疾于转毂。及其势藉已成，不及二岁，而江南为丘，沔口道茀。往始人惟恐其不成，终后人惟幸其速败者，何哉？侮唇齿之援，弃同德之好，远忧勤之人，而任扰之士也。⁽³⁴⁴⁾

但是，革命者内部的不团结，毕竟只是革命中挫的一个重要内因。革命中挫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大过》中所说：

且事孰有大于革命改制？前世之创业者，或连兵一纪，死人多于枲蕉，直其罢极而后收之。其旧朝贪人恶吏，未有不诛也。今倡义不过四月，天步遂夷，而致届不及墨吏。人民见其成功之易，其佗小事，谓愈可以徼幸得之。墨吏以曩日不刑诛，以为贪残不足以丧望实。……夫忮心成于内，而奸诇横于外，暴察亟行，死亡无日，则人人不为卒岁之计。逮乎民心骚离，邻国责言，国之存亡，中人不能保以五稔，则愿者委运，黠者争于先得，冀国破而家不亡。⁽³⁴⁵⁾

革命，廉价而快速的胜利，导致轻易而迅捷的失败！这是因为盘根错节的反对革命的旧势力在革命声威面前，虽摇身一变宣称“咸与共和”了，根基并未动摇，所以很容易在喘过一口气后，又摇身一变转回去。革命的失败，不是因为革命过头了，而正是因为革命太不彻底。

在囚禁之中，章炳麟不仅认真地对民国建立以来的政治演变进行了反思与总结，而且继续关心着中国学术与文化的存亡与发展。1915年4月，他在致一位日本友人的信中说：

人固有一死，功业已就，没身可以无恨。如下走者，寝疾默化，亦恬漠而终耳。所未忘者，独以国故衰微，民言哤杂，思理而董之也。政治者，当局所忌言；国史之业，亦与人构怨于千秋万岁也；若乃究极语言，审定国音，整齐文字，仆于今世有一日之长、一饭之先焉，又无忌于秉钧用事者也。然复必欲摧其萌芽，如农夫之务去草者，则保皇党人把持之尔。……盖皇皇欲揽政权，惟恐一人异己者，当涂之用心也；皇皇欲揽文化权，惟恐一人异己者，保皇党之用心也。二者夹辅，以制一人……今者世益陵迟，虽欲屏处畎亩，以理余之绪业，固不得矣。⁽³⁴⁶⁾

面对政治上与文化上双重的专制主义黑暗统治，章炳麟痛感不仅政治上无法实现其目标，学术上、文化上也同样难以施展其抱负，内心的苦涩、郁闷自不必说。但是，他誓不屈服。《长歌》一诗，充分显现了他的心志：“麟麟不可羁，解豸不可縻；沐猴而冠带，鸡犬升天；黄公秉赤刀，终疗猛虎饥；玄武尚刳肠，筹策故难齐。牺牛遭鼷鼠，不如退服犁。……歌以言志，麒麟不可羁。”⁽³⁴⁷⁾

这时，民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愈益深重。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当局的最后通牒，承认了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扩大在南满、蒙古东部、山东、福建侵略权益的大部分要求。8月14日，杨度秉承袁世凯要他组织一个推动帝制机构的旨意，联合严复及原同盟会成员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发起成立了“筹安会”，公开鼓吹中国必须废除共和制度，恢复帝制，并在全国各地发动请愿，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章炳麟忧愤至极，以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二字，悬于壁上，嘱咐死后葬于浙江青田刘基墓旁，自撰碑文悬于室内：“民国四年，乡有下武，曰章炳麟，瞻仰括苍，吊文成君，于铄先生，功除羯戎，严以疾恶，刚以制中，如何明哲，而不考终，去之三百，景行相从，千秋万岁，同此曶蒙。”⁽³⁴⁸⁾

十四、从“护国”到“护法”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推戴”，由大总统改称皇帝，次日即正式接受百官朝贺，帝制由此恢复。12月31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将中华民国五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袁世凯颠覆共和，复辟帝制，激起全国强烈反对。12月27日，唐继尧、蔡锷等在云南发布讨袁檄文，发动了护国战争。革命党人在各地组织了大规模的武装讨袁斗争。

拘禁中的章炳麟立即尽其所能，积极投入了这场新的倒袁斗争。

当一帮趋炎附势的政客纷纷向袁世凯劝进和表示忠诚时，他致书袁世凯，对袁严加斥责和抗议：

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匪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吾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³⁴⁹⁾

除去对袁氏称帝活动公开表示蔑视与反对外，章炳麟还设法尽量与南方建立联系。马叙伦离京去南方，章炳麟就叮嘱他为倒袁的事去“找张謇先生商量”⁽³⁵⁰⁾。广西都督陆荣廷筹划响应云贵，图谋迎接黎元洪南下代行大总统职权。章炳麟听说后，立即秘密致书黎元洪，要他设法脱离袁氏羁绊，从速决策南行。因为黎元洪无意中泄露了出走的计划，袁氏派军警严加防范，黎氏未能走成，章炳麟扼腕不止。为自己能够南下与护国讨袁军汇合，章炳麟以赴印度研习佛学为由，要他的学生许寿裳同教育总长张一麐商量，请这位袁世凯的亲信人物出面向袁氏斡旋，放他出京赴印。这一借口，当然瞒不过袁世凯，因此，又白忙了一阵。

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3月23日，袁世凯宣告废止洪宪年号，取消帝制。旋即北洋官僚与军阀玩弄起与护国军停战议和的政治骗局。南方已宣布独立各省要求袁氏退位。3月31日，蔡锷率领的滇黔护国军与陈宦的川军开始停战一周，4月7日起又继续停战一个月。身在缧绁之中的章炳麟“欲移书示以方略”，因监视他的军警严格检查他的所有往来书信，他便“取银币千圜，存交民巷日本正金银行”，通过来往他家的银行员，“因取书属展转达之”⁽³⁵¹⁾。其中之一就是手稿至今仍存的《对于时局之意见书》。

在这份意见书中，章炳麟郑重地告诫护国军指挥者们，千万不可将斗争目标仅仅局限于迫令袁世凯一人退位，不铲除帝制复辟的基础，斗争就将半途而废：“帝制取消已匝月，而行事与帝制未起以前相等，非独国人不可欺也，虽外人之觇国者亦目击而得之矣。且人情所患，莫甚于寇邪报复。辛亥之役，贪人酷吏，一切未加诛夷，及统一，而卒受其蹂躏。今南军所称为首恶者，在位泰半如故也。纵令兵挫饷屈，强欲相从，而不得不戒于前事，然则丈夫固决死耳。虽丁壮疮痍，老弱饷馈，蹀血千里，尽城郭为虚，犹愈他日毙于佞人文墨之中也。”而在护国军连连克捷的形势下，就更不可“羁以就抚”⁽³⁵²⁾。

5月8日，南方已独立各省联合在广东肇庆建立了军务院。军务院发布宣言，说明袁世凯背叛民国，大总统资格自然消灭，黎元洪依法应就大总统职，但今方陷贼围，不能躬亲职务，也不能任命国务院，所以暂设军务院“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善后庶政”。南方护国军由此有了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但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抚军副长岑春煊，抚军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蔡锷、李烈钧等，仍各统率其护国军自行其事。章炳麟急于赴南方和护国军及军务院会合，通过在海军部的友人联络了日本海军军官，于5月18日，先乘马车至东单牌楼的日本人宿舍扶桑馆，改穿和服，装扮成日本人，帽子压得很低，和四名日本人一道叫了人力车去火车站。就在他刚要上火车时，好几个人蜂拥而上，拉住他，说他欠了他们债务，连同赶来的十多名警察将他拥至巡警总厅。警官坦诚告诉他：“但知奉大总统令。所以不欲正式干豫，而以欠债为名者，即为此故。若不肯止，唯有正式干豫耳。”⁽³⁵³⁾章炳麟被送回钱粮胡同，警察从此看守门户更严。

6月6日，袁世凯在内外声讨、众叛亲离中死去。黎元洪就任总统职务。章炳麟在黎元洪就职后，即欲往东厂胡同黎元洪府邸见黎，为守在门口的巡警所阻止。6月9日，黎元洪派员来钱粮胡同看望章炳麟，并下令恢复章炳麟自由，执掌实际权力的国务总理段祺瑞与内务总长王赓竟拒绝执行。章炳麟为进行抗议，致电军务院及国会议员，指出：“国事多艰，殷忧犹在，叛人未戮，昏制未除。仆以尚在羁囚，无能陈力。转危为安，唯望诸公精进。”⁽³⁵⁴⁾岑春煊、李根源、章士钊及浙江都督吕公望等，都一再吁请立即释放章炳麟。在各方面压力下，6月16日，看守章炳麟的军警方才撤去。章炳麟结束了两年十个月的失去自由的生活。《顺天时报》就此发布消息说：“章君炳麟自被袁氏政府幽囚，迄今三易寒暑，孤身只影，寂处于缧绁之中。……今者黎总统继任，政局一变，至近日章君亦获解脱羁绊，恢复自由。海内人士闻莫不为章君庆。”⁽³⁵⁵⁾

6月25日，章炳麟离开北京，至天津乘海轮经大连返南方。7月1日，章炳麟回到了上海。他先在上海出席了一系列欢迎会，5日又专程赴杭州，出席浙江各界人士欢迎会，并返余杭凭吊父母丘墓。10日复回上海，与从海外回来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会合，积极联络各个方面，试图推动护国军和黎元洪互为奥援，共同打击帝制余孽，防止复辟势力卷土重来。

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军政实权完全由段祺瑞掌握，段氏凭借自己所控制的皖系军阀集团力量，力图联合直系军阀集团，建立起北洋军阀集团对于全国的统治。冲突首先环绕着是恢复临时约法还是1914年袁记约法、是否恢复依据旧约法而产生的旧国会、是否应立即取消南方各省独立及军务院而展开。

6月21日章炳麟在京与黎元洪相晤时，黎元洪述及“京师危状”，章氏就告诫黎氏：“今所望者，南方不屈，则公亦安。”⁽³⁵⁶⁾只有依靠护国军力量，才能钳制段祺瑞。6月25日，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宣布海军独立，在恢复旧约法与旧国会、成立正式内阁之前，拒绝接受北京政府一切命令。6月29日，段祺瑞被迫同意遵行临时约法，召开国会，但同时加紧向护国军与军务院施压，要他们尽速取消。章炳麟7月初即致电黎元洪，要他推利害之本源，“勿宴息以图苟安，勿委权以便豪贵”。电文强调说：

滇、黔倡义，迄今六月，岂独袁氏帝制之为，实以伐暴安民为志。自项城殂陨，义师桡，于是恢复约法、召集国会二事，商度数旬，迄无成说。徒借海军一震之威，权奸褫魄，二令得以畅行。此则独立不为病国，而反足以辅毗大政明矣。……迩来饕功偷事之徒，日以取消独立、拥护中央为口柄，不知民意寄于独立，国蠹本在中央。国蠹未除，先违民意，则虽约法、国会之彰彰者，亦适为奸回利用矣。以此粉饰太平，涂民耳目，辛亥覆辙，必将复见于今。⁽³⁵⁷⁾

他同时致电岑春煊、唐继尧：“近闻道路传言有取消军务院计划，斯事若行，则民气挫折，而奸党得志，元首等于赘旒，国会受其蹂躏。”为此，他要求他们“不应袭政客之浮谈，作和平之甘语，以长天下惰气”⁽³⁵⁸⁾。7月3日他在驻沪浙省国会议员欢迎会上特别解释说，军务院“若于共和前途无完全保障，而遽然骛统一之虚名，以自撤其藩守”，将会使南方军队无所附丽，民党根据摧残以尽。国会无民众为后援，又无军队为其保障，在官僚帝孽盘踞的京师，必不可恃。⁽³⁵⁹⁾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到杭州后，即劝告吕公望不要匆忙取消独立。7月13日，他在驻沪各省国会议员欢迎黄兴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议员们不要害怕被官僚们攻击为“暴徒”。他说：“壬癸之败，患在暴未充分，而岂以暴为患哉！今者帝制余孽，犹未剿除，墨吏贪人，布满朝列，非震以雷霆霹雳之威，仕涂何自而廓清，政治何由而循轨？而欲厉行此事，必不能避暴徒之名。”⁽³⁶⁰⁾

然而，7月14日，唐继尧与梁启超、陆荣廷等人联名发表通电，宣布撤销军务院，国家一切政务，静听元首、政府、国会主持。7月25日，中华革命党本部发出通告，宣布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及一切党务。8月1日，参众两院议员在北京复会；21日与23日众议院与参议院投票通过追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以合法的形式承认了北洋军阀对中央政权的控制。面对这一切，见袁世凯颠覆共和制度的基础并未铲除，章炳麟非常沉重。8月10日，他致电黎元洪，提醒他：“当知宗社党有新旧之分，复辟论有满汉之异。”旧宗社党固应提防，“而新宗社党财力雄厚，萌孽潜滋，动员令可以自主，选举事可以妄干”，“若非严令征剿，必将滋蔓难图”。为此，他要求黎元洪认清“今日所患，不在殷遗，而在帝孽，不在塞外，而在中原”，对他们“攻讨宜速，宣谕宜勤，不在一二电文涂饰耳目”⁽³⁶¹⁾。8月13日，他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上海举行追悼“二次革命”以来死难烈士大会。他撰写了祭文，强调帝制虽然已经废除，而不能算作真正胜利，若不正视，不仅将使诸君子徒死于前，还将使才俊之士异日累累相枕为积尸，原因就在于：

今者兵未逾江，元凶自陨，于彼所丧一人耳，罪魁叛将与其尝受伪命之吏，根柢相连，不可治。彼讼言帝制者，乱人也；阴佐帝制而阳称疾不视事者，又乱人也；以其野心与帝制异议，而欲保介袁氏遗业以桡大法，而为罪人托命之主者，复乱人也。三乱不除，则袁氏未死，国会犹朝露，元首若赘旒。⁽³⁶²⁾

在追悼大会上，他还发表演说，以袁氏篡国为教训，强调形势“未能乐观”，因为“辛亥兵力甚弱，而人心坚固，此次兵力较强，而人心转涣；……军人干政之势未能廓清，正与辛亥同一覆辙”。为此，他要求“国人以全力监督之，以凛履霜坚冰之渐”⁽³⁶³⁾。但是，在军务院解散以后，已无有组织的力量足以与北洋军阀势力相抗衡，“国人以全力监督之”，只能表明章炳麟已深感难以奈段祺瑞政府何。

正当段祺瑞大力在北京经营之时，安徽督军张勋、省长倪嗣冲等人又在集合一批北洋地方军阀，明目张胆地干涉国会与内阁，攻击国民党及其他进步力量。章炳麟眼见国事日岌，便南下广东赴肇庆两广都司令岑春煊处，与岑春煊及都司令部摄都参谋李根源、秘书长章士钊等相晤。他就贸然解散军务院一事责问李根源：“余孽犹存，段氏专恣，大难未已，何其轻于收束如是？”李根源向他解释了岑春煊虽然不同意解散，但唐继尧、梁启超、陆荣廷等人坚持解散的内情，章炳麟“慨叹无已”⁽³⁶⁴⁾。他本指望两广都司令部仍有一些作为，但是，两广旋为桂系军阀陆荣廷所控制，两广都司令部也不得不解散。他只能与岑春煊、李根源等游览鼎湖、七星岩等名胜。10月4日，岑春煊返桂林省墓。章炳麟见南方事无可为，便应南洋华侨之请，出游新加坡、槟榔屿等地。

在南洋各地，章炳麟受到侨界领袖与侨民们的热烈欢迎。在同盟会和重建光复会时代，章炳麟和南洋华侨就有很多联系；幽囚北京期间，又不断得到南洋侨界道义上的声援；但是，在此之前，他从未到过南洋。这一次来南洋游历，他希望能够亲自视察华侨情状。9月29日，他由香港搭卑因荷火船到达新加坡。在新逗留期间，他出席了众多集会，发表演说，称赞南洋华侨对于革命所作的贡献，并殷切期望华侨“为南洋谋进步”。他在新加坡、槟榔屿等地所作的演说中，反复表示，特别希望南洋华侨消除往日各党机关报在论战中于个人私德指责谩骂，“致使此党彼党化公愤为私仇”所留下的后遗症，“消除各党之畛域，而成一大民党”，使南洋成为“中华民党根据地”。他还要求华侨子弟教育“于本国历史、本国地理及普通法学，尤宜注重”，因为“海外办学与内地办学不同：内地办学，务使生徒知世界大势，海外办学并宜使生徒知国内情形，故中国地势、物产、风俗、人情，与夫历代之治乱兴亡，及圣贤豪杰各事业，均宜深晓”。他反复强调，必须打破地域隔阂，“吾南洋华侨宜以大公无私之热毅心力，化除偏见，消去畛域，凡关于政党、学校诸端，联络进行，将来吾中华民国之隆隆日上，当为诸君子是赖。”⁽³⁶⁵⁾

在南洋游历期间，他一再号召人们警惕帝党余孽犹在，千万不可重蹈清亡之时对清朝余孽丧失警惕的覆辙。10月10日他在槟榔屿武昌起义纪念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便强调说：

惟清亡而袁世凯在，一类亡国大夫得附袁为逆；袁亡而帝制党在，一类阴险反侧之徒，或仍附帝党为疟；且今之帝党，其仇疾民党，有甚于清之亡国大夫矣。……试观现时政界人物，虽有民党，亦多帝孽，将来权势偏舞，借压人民，吾人民何以自处？是不得不于最欣喜之国庆纪念日略为虑及也。⁽³⁶⁶⁾

章炳麟积极鼓吹“各党消除意见，组合一强而有力之民党，庶足以敌彼帝制党”。在爪哇，他曾说明了自己的意图：

余此行以联络党派为最大宗旨。拟将旧之国民、进步、共和各党组合为一大团体，名曰中华民党联合会。会中设三大本部，一设于北京，一设于上海，一设于星洲。设支、分部于各处。而三大本部之中，复设一总机关以统辖之。所以要设三本部者，因恐将来有第二袁氏出而解散其本部，则支、分部同归于尽。⁽³⁶⁷⁾

在南洋各地逗留了两个多月，致力于“演述宗国之安危情势，以坚倚人内向之志”⁽³⁶⁸⁾，年底前方才返回上海。

当章炳麟回到上海时，国内政局又有了新的变化。10月30日，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了直系军阀头子江苏督军冯国璋为副总统。10月31日，黄兴在上海病逝；11月8日，蔡锷在日本病逝。与此同时，张勋、倪嗣冲等则更为嚣张，他们纠合一批地方军阀组成“各省区联合会”又称“督军团”，公开要求解散国会、修改约法、改组内阁与总统府等主张。宗社党在上海、青岛等地活动也日形猖獗。“人才日乏，凶暴日长，知大乱之将作也”⁽³⁶⁹⁾，章炳麟因此拒绝了黎元洪要他去京“共商国家大政”的邀请，谢绝了孙中山、岑春煊要他就任国史馆馆长的举荐。他认为，“今之中央，已如破甑，不须复顾”，惟有“待其恶熟，将必自焚”。他打算“闲处数年，或东游日本，宣布国华”⁽³⁷⁰⁾。

然而，政局的急遽恶化，使他根本无暇闲处。当时，在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即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因段祺瑞不愿给总统府任何实权，两者不断发生争执。黎元洪为了同段祺瑞争衡，一方面借助国会中乃至内阁成员中的反段力量，另一方面又力图利用北洋军阀内部和段祺瑞有歧异的其他势力，包括比段祺瑞更为顽固、落后的徐世昌、李经羲以及和宗社党关系极为密切的张勋等人。章炳麟支持黎元洪和国民党及一部分进步党议员、阁员联合，反对他依仗徐世昌、李经羲、张勋等人，对他一再加以规劝，可是，黎元洪却并未见听，终于酿成张勋复辟和黎元洪本人下台。

冲突的激化，是因为在中国是否要对德宣战问题上府院意见截然对立。当时，段祺瑞为获得日本支持，在日本政府要求下，积极主张对德绝交，进而对德宣战；而黎元洪担心段祺瑞势力进一步坐大，则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这一态度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日本趁此进一步在中国扩张。章炳麟与孙中山等人都反对中国参战。他曾一再致电黎元洪、国务院及参众两院，说明“欧人交战，各有利害，我无与焉”，中国不应以全国军民之生命财产投入这场列强互相争衡的战争。⁽³⁷¹⁾当段祺瑞操纵所谓“公民请愿团”胁迫国会通过参战案时，他又通电，要求将犯法乱纪之人捕获锄治，“庶保国会尊严，而杜宵人之指嗾”⁽³⁷²⁾。

在段祺瑞策划组织“公民团”围攻议会及督军团威胁议员通过参战案发生后，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段祺瑞赴天津，依靠督军团逼令黎元洪解散国会及下台。黎元洪为同段祺瑞相抗，想把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王士珍拉到自己一边，要他们出任国务总理，被拒后，接受王士珍建议，任命清末老官僚李经羲为国务总理，又采纳李经羲等人要求，召张勋率军进京保护。6月12日，黎元洪在张勋胁迫下，命令解散国会。

章炳麟反对参战，但是，不赞成黎元洪以徐世昌取代段祺瑞。他说：“今之内阁，本一武人，行事悖缪，不可胜书。然以比于清、袁贵相，尚无术而易与。若去彼得此，则其祸更深。”⁽³⁷³⁾为此，他致电黎元洪警告说：“愿公严持大法，勿求解决于势贵。与狐谋皮，决定见卖。”⁽³⁷⁴⁾当黎元洪拟起用李经羲时，他更直接致书李经羲，揭露他于袁世凯“实为心膂”，首倡改变《约法》，本为民国叛逆，劝告他“宜早引退”⁽³⁷⁵⁾。他又致电众议院议员，警告他们不得同意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³⁷⁶⁾当督军团胁迫国会解散及元首退位时，他和孙中山联名致电黎元洪与国会议员，要求他们“宜与宪法共死生，勿遑遽奔散，稍存让步”⁽³⁷⁷⁾；他又和孙中山联名致电唐继尧，说黎元洪“已属张勋、李经羲调和，是即降于叛党”，要求唐继尧“不应中央乱命”，投袂急起，“与川和好，联合出师”⁽³⁷⁸⁾。6月6日，他和孙中山致电陆荣廷及西南各省督军、师长，6月10日两人再次联名致电陆荣廷、陈炯明和西南各省督军、省长，揭露张勋等人出面调和黎、段，实包藏险恶用心，“若复任其调和，以保全总统饵黄陂，以解散国会威民党，主座守府，叛人秉政，则共和遗民必无噍类”，要求他们举仗义之师“有进无退”⁽³⁷⁹⁾。6月10日两人还致电黎元洪、伍廷芳，指出：张勋等人“以口头之拥护欺总统，以违法之解散威国会去，国会去，则民国有名无实，总统徒守府，仰成亡民国之责，恐无人能与总统分任之矣”。为此，要求黎元洪“勿为所蔽，奉大法以治国，依民意以御暴”⁽³⁸⁰⁾。

6月14日，张勋和新任国务总理李经羲由天津进入北京。6月22日，李经羲宣布就职。7月1日，张勋发动复辟，扶溥仪“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³⁸¹⁾。黎元洪7月2日令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本人则避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区。

面对张勋复辟，章炳麟与孙中山等人立即发起护法运动。

7月3日，章炳麟与唐绍仪、程璧光等人到孙中山寓所会议，一致决定拥护共和，出师讨逆。第二天，孙中山致电桂、粤、湘、滇、黔、川六省，要求他们“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³⁸²⁾。7月6日，章炳麟与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等人乘军舰离沪南下，准备在广东建立临时政府。7月10日，抵达汕头。为建立临时政府事宜先同广东督军陈炳焜、广东省长朱庆澜具体协商，章炳麟当日便率陈炯明、朱执信离汕赴广州，13日晨到达，面见陈炳焜、朱庆澜，要求他们“拒绝承认国会解散和重组内阁；拒绝承认段祺瑞复职和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³⁸³⁾。孙中山本人则于17日到达虎门，19日进抵广州。这时，张勋复辟已经失败，段祺瑞已于14日由天津进入北京，冯国璋则在南京以代理大总统身份行使总统职权。孙中山、章炳麟清楚看到，段祺瑞、冯国璋无非是假借反对复辟、拥护共和之名，以图自固。他们邀请海军与国会议员南下，坚持真共和，反对伪共和。⁽³⁸⁴⁾章炳麟强调指出：

夫共和国家，以法律为要素，法存则国存，法亡则国亡，合法者则为顺，违法者则为逆，持一法字以为标准，则可判别一切顺逆矣。故讨逆之举，即为护法而起。……今日救亡之策，即在护法。护法即先讨逆。余此次与孙中山来粤，即欲切实结合多数有力者，大起护法之师，扫荡群逆。凡乱法者必诛，违法者必逐，然后真正共和之国家，始得成立。所谓法治精神，人民幸福，庶有实现之一日。⁽³⁸⁵⁾

护法，一是坚决维护《临时约法》，二是坚决维护法治精神。章炳麟以为这当是鉴别真伪共和的试金石。然而，护法的口号，更多的是表现了孙中山、章炳麟等人的无奈。面对冯国璋为代理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皖系军阀联合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的政治现实，他们找不到和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而足以动员民众奋起反对军阀统治的口号，只能借助于《临时约法》、国会及支持黎元洪恢复大总统职务，来否定冯段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为了找到足以与北洋政府相抗衡的力量，章炳麟在广州协助孙中山动员国会议员与海军舰队南下，努力说服西南各省督军、省长支持他们的斗争。当时，桂系军阀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等人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但又反对孙中山建立南方政府的计划。云南、贵州等地军阀，对此也相当消极。章炳麟于是建议孙中山不要称临时大总统，而称摄大元帅，组建的政权不称临时政府，而称军政府，继续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³⁸⁶⁾8月25日，到达广州的国会议员举行非常国会；8月31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2日又选举唐继尧、陆荣廷为陆军元帅。9月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在就职宣言中，说明护法的使命是“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奉迎元首”。在章炳麟起草的这篇宣言中，最末一句原为“文虽衰老，犹当搴裳濡足，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废总统者”，孙中山改定为“文虽驽钝，犹当荷戈援枹，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³⁸⁷⁾。但两人在是否要将拥黎放在最突出的地位上虽然略有分歧，在都未能避免护法本身的致命弱点上则是共同的。

9月11日，孙中山发布军政府各部总长、次长任命书，正式组成护法军政府。章炳麟被特任为大元帅府秘书长。

护法军政府建立后，唐继尧、陆荣廷都拒绝接受陆军元帅的委任，而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等人则拒绝接受各部总长的委任。章炳麟协助孙中山，努力争取打破这一困难局面。为争取客居香港的原广东督军龙济光，章炳麟专程前往香港同龙济光洽谈，发现龙济光因与陆荣廷结怨甚深，在军政府同北洋政府对峙中将继续持观望态度。他还发现，龙济光等人的态度，相当大程度受唐继尧的影响，便与孙中山商定，由章亲自赴云南，敦促唐继尧就元帅职。9月13日，孙中山致电唐继尧，派章炳麟为大元帅全权代表，与唐“商榷方略，以利戎机”⁽³⁸⁸⁾。9月16日，唐继尧致电孙中山，表示对章炳麟到来当“拥彗俟门，望聆筹策”⁽³⁸⁹⁾，章炳麟于是离开广州，取道越南去昆明。

唐继尧是时在西南军阀中实力最为雄厚，除控制云南与贵州两省外，还在积极向四川扩张。1917年初，章炳麟曾为记述云南护国战争及唐继尧功勋的两部著作《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分别作序，对唐继尧大加赞许。7月12日，唐继尧又获密报，说章炳麟欲推举唐继尧为拟建中的临时政府总统。⁽³⁹⁰⁾他欢迎章炳麟到来，与其说是真正支持护法战争，毋宁说是要利用护法军政府与章炳麟来使自己“对内对外”得一助力，“将来取消亦得一番交换之利益”⁽³⁹¹⁾。唐继尧这一立场，决定了章炳麟到昆明后虽备受礼遇，但更多的是唐继尧虚与委蛇，乃至利用他与护法运动来扩张自己的势力。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一边对章炳麟表示于军政府事“赞同一致，绝无异论”⁽³⁹²⁾，并于10月7日接受了军政府元帅印证，但是，却拒绝正式就元帅职。孙中山为此一再致电章炳麟，要他劝说唐继尧即日宣布就元帅职。当时由于护法军政府并未掌握多少军力，陆荣廷对军政府实际持反对态度，因此，孙中山特别希望得到唐继尧的支持，并借助唐继尧的就元帅职促使陆荣廷改变态度。他在致章炳麟电中便坦陈这一意图：“唐帅既已亲自督师，理应即日宣布就元帅职，以壮军威；并电促陆，使其自觉孤立，非与军府固结，则将为粤人所逐，自可审度利害，就我范围。举足重轻，系于唐帅，惟诸君图之。”⁽³⁹³⁾为了争取唐继尧，孙中山同意设川、滇、黔三省靖国军，以唐继尧为总司令，而章炳麟也通电呼吁三省“旧嫌从速解决”，“弃小忿而就大功”⁽³⁹⁴⁾。

在努力说服与争取唐继尧的同时，章炳麟也关心着护法军政府本身的建设。他一再致电孙中山，要求军政府与非常国会一定要“和衷商酌，共济艰难”，并劝告孙中山重视“平心忍气，容纳群言，以副天下之望”⁽³⁹⁵⁾。对护法斗争的目标，他力主宜将“戡定内乱，恢复国会，奉迎黄陂（黎元洪）”坚持到底，反对以倒段为满足，尤反对联冯甚至拥冯，认为对冯国璋寄予期望，实际上是“资寇粮而助盗兵”⁽³⁹⁶⁾。他的这些意见，得到孙中山的热情肯定。但是，处在桂系军阀包围和钳制下，军政府工作实际上难以顺利进展。

唐继尧一心将四川控制在自己手中，好做名副其实的“西南王”。他组织了滇黔靖国联军，以先除川中内顾之忧、再长驱北上为名，进攻川军刘存厚等部。11月4日，他任命章炳麟为滇黔靖国联军总参议，要他随军由昆明进驻贵州毕节。章炳麟劝告唐继尧：“宜分兵自贵州出湘西，取辰、沅、常、澧为根本”，然后“与桂军会师武汉”，夺取湖北，南北相持这样才能取得均势；若要先专力四川，必待破重庆、定成都之后再挥师东下，“则岁时淹久，事将中变”⁽³⁹⁷⁾。可是，唐继尧并未采纳他的建议。为此，章炳麟致书孙中山，建议在泸州“别设军政府驻川临时办事处”，由孙任命章为“临时办事全权委员”，并由孙发表声明，“凡川中军政、民政、财政、外交等事，由全权委员就近承商蓂帅［唐继尧，字蓂赓］便宜处理”。他说：“如此以五省之联合，使川人就范围；以军政府之名义，使川人平意气，则滇无占川之嫌疑，川无降滇之惭悔，可以融洽川滇两军，免生冲突，便可使军政府实力及于川中。”⁽³⁹⁸⁾这一建议，将牵制唐继尧对四川的控制，自身又无军事力量为后盾，当然不可能得到唐继尧的承认和支持，孙中山也鞭长莫及，军政府驻川临时办事处的构想终告流产。

1917年12月4日，滇黔靖国联军占领重庆；12月14日，占领泸州。这时，滇黔联军在四川的主要对手转为北京政府新任命的四川督军刘存厚，他驻守成都，和滇黔联军相抗。任唐继尧继续专力经营四川，还是敦促唐继尧东下，是这一时期孙中山、章炳麟与唐继尧争论的焦点。12月3日、6日，他连续致电孙中山，报告四川情况，与孙中山讨论护法战争总体方略，孙中山则要他劝说唐继尧尽早“分兵东下”，以定武汉三镇，从而使“形势略定”⁽³⁹⁹⁾，使陆荣廷单独与北洋政府构和的图谋无法得逞。⁽⁴⁰⁰⁾

12月21日，重庆镇守使熊克武通电加入护法卫国运动及靖国联军，并推举唐继尧为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孙中山当天就致电章炳麟，要他说服唐继尧就元帅职，“如此则观听既一，大江以北，必将群起应之。对内对外，尤易生效”⁽⁴⁰¹⁾。27日、28日他又连电章炳麟，要他说服唐继尧，“早撤驻泸之师，鼓行而东”，强调“此时用兵之地，适在中原，倘滇军能顺流东下，会师武汉，则长江下游、黄河流域，必更有响应者”⁽⁴⁰²⁾。然而，唐继尧感兴趣的是立即就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一职，而不是军政府元帅职；是在川战败刘存厚，而不是东下宜昌。

1918年1月10日，章炳麟抵达重庆。11日，他致电孙中山，说明重庆镇守使熊克武受到川人拥护，“川中人心多归熊镇守使，其军实亦较前大有增加”，在平定刘存厚势力后，“尚有余力东下”⁽⁴⁰³⁾。显然，他对唐继尧挥兵东下已经不抱多大希望，转而期待熊克武。16日，孙中山急电章炳麟，赞成他的意见，说：“克武兄兵力既厚，又得人心，洵吾党难得之士，望执事励其破除顾忌，提兵进取，国安乃所以保川也。”⁽⁴⁰⁴⁾当熊克武部署向刘存厚所属各地发动进攻时，滇、黔军队又多承令而不发。章炳麟为此致电唐继尧，要求他离开毕节行营，亲临指挥，以“齐一号令，不误师期”⁽⁴⁰⁵⁾。但唐继尧的意图是巩固他在西南的地位，当然不会率滇川黔联军东下而去冒风险，因此，始终坐镇毕节行辕不出。

这时，在北方，身为代大总统的冯国璋因与皖系军阀相持，倡言南北媾和，并于1918年1月26日携带印信南下，欲返南京直系军阀根据地，29日到达蚌埠时，为皖系军阀倪嗣冲所阻折回。在南方，蛰居上海的岑春煊与陆荣廷、唐继尧相结合，策划于1918年1月15日在广州成立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议，独立于军政府之外，以与北洋政府媾和为其目标，由岑春煊任议和总代表，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唐继尧、陆荣廷分任外交、财政、军事总代表。对于实际葬送护法事业的这些行为，章炳麟都和孙中山站在一起，坚决予以揭露和反对。

1月31日，为冯国璋事章炳麟致电孙中山，揭露冯氏前与段祺瑞“合谋造乱”，后“欲独揽大权，故乘机倒段”，今“首鼠两端，又生鬼蜮，自知失势，复以宁人息事为言”，要求南方将帅决不可对冯迁就姑息，致使战局迟滞，使北洋势力乘机死灰复燃，蔓草难图。针对许多将帅信心不足的畏难情绪，他强调说：只要做到“共秉至公，为民请命，官位不能饵，财赂不能贪，外患迫压之虚言不能欺，南北共济之誓词不能惑，智勇兼济，则去此凶逆，真如摧枯拉朽耳”⁽⁴⁰⁶⁾。2月7日与12日，他又两次致电唐继尧和粤督、黔督等，要求他们公开否认冯国璋为代总统，宣布冯氏罪状，尤不可中了冯国璋“对外一致”的圈套，而使冯氏狡猾阴险“反得逞其计也”⁽⁴⁰⁷⁾。

为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议事，章炳麟专门致电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劝告他们千万不要答应出任外交、财政、军事方面的议和代表。电文指出，岑春煊等发起护法各省联合会议，“观其条列行事，干预宪法，则是倪嗣冲第二也；预派议和代表，则是李完用第二也”。在南北战事进行正烈之际，“我遽主和，隳三军之心，长仇雠之气，真无异自杀政策”，对此等集会，“早应派遣警兵，立时解散”。为此，他告诫伍廷芳等人“坚持主旨，贯彻始终，不与群小同流合污，以败国家大事”。⁽⁴⁰⁸⁾章炳麟的电文，使程璧光等出面议和之意为之动摇，联合会议的活动因之搁浅。

这时，湖北与湖南的战局则因唐继尧、岑春煊的消极态度而急转直下。1918年1月27日，湘桂联军攻克岳阳，章炳麟致电湘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乘胜攻占兵力空虚的武汉，以为岳阳屏障。可是，岑春煊却劝告谭浩明在前方停止进攻，谭下令严禁湘桂联军进入鄂境，以致错失良机，使北洋政府军队得以集合力量，于3月8日发动反攻，3月18日次占岳阳。3月25日，谭浩明弃守长沙南逃，湘桂联军退避衡阳。为防止北军乘势向赣、闽进攻，唐继尧组织了援鄂军出川东下，以作牵掣，但是，援鄂军只在宜昌、荆州之间与北军相持，并不愿与北军决战。

岑春煊、唐继尧等人在护法战争上持消极态度，在反对孙中山和军政府上却很积极，这是因为孙中山所领导的军政府成了他们同北洋政府妥协的最大障碍。在西南联合会议图谋破灭后，他们便策划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一职改成若干政务总裁共同组成政务会议，隶属于由护法各省各军派出的代表所组成的联合会之下，成为其议决事项的施行机关。2月21日，章炳麟在重庆发表通电，痛斥岑春煊一概抛弃义师初起之宣言，莠言乱政，欲使南方护法靖国之师，皆为一己利用。22日，孙中山通告全国各界及护法各省军政首领，包括章炳麟在内，强调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军政府，是为应对内外危局而建立“继绝扶危之中心组织”，责备西南护法诸军“未能毅然赞助国会所组织之军政府”，致使举国国民“彷徨歧路，无所适从”，表示自己“顾念职责，惟有誓以一身保民国”⁽⁴⁰⁹⁾。23日，他又专门密电章炳麟说：“军政府能巩固与否，不特为民党之死活问题，亦实民国存亡之所系。望联合川、滇、黔同志，尽力主持。”⁽⁴¹⁰⁾这时，章炳麟在非常国会及军政府是否应当继续承认黎元洪大总统职务上，与孙中山意见产生分歧。四川省议会3月6日发表通电，要求南方各省一致赞同孙大元帅暂代行大总统职权。章炳麟则担心这样将会使护法各省各军更为涣散，他在自定年谱中就此写道：

因念护法端绪，本以勉强行之。陆荣廷不肯就元帅选；唐继尧受印证而不肯称；贵州助云南出师；自号黔军，不肯用靖国军名号，其将吏常言出师四川为戴戡复仇，本不与国家事；此皆市德北廷，为伸缩地。幸以遥戴［黎元洪］固之，使不得脱，而孙公不能力行……黠者乘间，并遥戴之名去之，前之苦心，遂为灰烬。⁽⁴¹¹⁾

从1917年10月抵达昆明至此，时间已过去六七个月，但在说服唐继尧就军政府元帅职上始终一无进展，相反，军政府危机四伏，日渐困难。他深感失望，见事越难为，便发意东返回归乡里。因为宜昌以下为北洋军所占据，他无法沿江而下，便由重庆经万县转鄂西利川、恩施、来凤，再至湖南沅陵、常德，转往武汉。

当他从万县往利川时，军政府已经改组，岑春煊、唐绍仪、陆荣廷等均当选为总裁，孙中山只是七总裁之一，总裁主席由岑春煊担任。军政府实际权力已完全为西南军阀所控制。孙中山黯然离穗返沪。这时，章炳麟在鄂西仍在劝说当地驻军将领，图谋以此为基地挽回大局。他说：“西南以鄂为门户，扬子以鄂为上游，南北以鄂为中心点，不得鄂省，彼西南亦在瓮中，何能腾跃？”“今大势崩殂，鄂省唯有施南一角。”⁽⁴¹²⁾施南府治即在恩施，来凤、利川一带都是其辖境。但这里僻处一隅，势单力薄，实际上不可能有所作为。他在恩施逗留了两个月，在来凤逗留了十多天，转赴湘西，在沅陵也逗留了两个月，终于无可如何，只好买舟东返，于10月11日返抵上海。

从发动护法战争算起，时间已过去两年多。回沪后，他一连沉默了50天，最终还是打破沉默，奋起揭露西南军阀在护法名义下固守部落主义的真实面目。

他回顾自抵达昆明至离川东返七个月中四次建言俱遭冷遇的过程：第一次是刚到云南时，劝说唐继尧“分军为二，一驻云南，一出湘西，据常、澧通达之衢，以作荆襄后劲”，可是，唐继尧未予置理；第二次是攻占重庆后，劝说唐继尧“亟抽一旅，下出峡口……如此川鄂可通，荆襄可完，次第得图武汉”，可是，唐继尧忙于控制全川，同样未予置理；第三次是湘桂诸军攻占岳州之后，他建议谭浩明进攻武汉，唐继尧“速议援鄂，规复荆襄”，可是，结果只是“谭尚依违，唐则复以种种困难求人鉴谅”；第四次是长沙、岳州失守后，“因致书黔中当事，欲令抽调一师，死据桃源、常德之间，而云南悉师以出夷陵”，以使鄂西大势有所扭转，可是，他们都忙于据地自保，这一建议同样被搁置一边。他以此说：“综计七月以来，四策皆阻，仆知其无能为，自是始有归志矣。”⁽⁴¹³⁾

从七个月的经历，他深切认识到：所谓西南主义，其实只是“以西南自成部落作方镇割据之势”。他指出：“原群帅所以怯于规鄂者，非兵力不任也。国内战争与国外战争异状，决死为上，而军实次之，此在群帅亦知之矣。徒以部落主义蔽其远略，广西不过欲得湖南，云南不过欲得四川，借护法之虚名，以收蚕食鹰攫之实效，湘蜀既得，而彼已偿初志矣。”他更十分愤慨地揭露唐继尧、陆荣廷等人对北洋政府或言战，或言和，“言和不过希恩泽，言战不过谋吓诈”，无非都是效“里巷讼棍之所为”。以此，他作出结论：“要之，西南与北方者，一丘之貉而已。”⁽⁴¹⁴⁾

这一番实践，使章炳麟对护法这一旗号究竟在民众中有多大的号召力，也不能不逐渐产生怀疑。他一直在西南军阀上层人物中作动员与联络活动。他不能不注意到，护法这一旗号并没有将广大民众吸引过来，凝聚起来。国会也好，宪法也好，和一般民众的利害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而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陆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给日本在中东铁路及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提供一切方便条件。消息传出，各省留日学生立即集会强烈抗议，并组成救国团决定分批回国请愿，北京、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学生纷纷示威抗议，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各地商界也纷纷通电反对，并号召抵制日货。对照护法在民众中受到的冷遇，章炳麟感慨万千地说：

近日因段氏卖国事件，日本学生全体回国，民众抵制日货之声日益腾沸。卖国之罪，视解散国会为重，人心怨愤，亦较解散国会为深。比时若能顺用民心，较去岁必有进步。盖鼓舞军心者，在顺从民意，国会本非民心所向，以法律为出师之名，响应自寡。至兵工厂、海军要塞等政，系国家生死存亡之计，虽在至愚，亦能了解，人心踊跃，自倍于前。⁽⁴¹⁵⁾

但是，究竟以什么新的旗帜取代护法，章炳麟并没有找到他所理想的答案。他仍在困惑之中。

十五、“联省自治”的发动与流产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标志着近代共和制国家形态取代了传统的君主专制国家形态。1912年3月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同时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然而，已经有效地运行了二千多年的传统国家形态，包括传统的皇帝制度、宰辅制度、郡县制度、乡绅制度等，并未就此不再发挥其效能。尽管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帝制都遭到了失败，共和制度却是名存实亡。近代国家形态虽然存在着，在国家实际运作中，却是宪法虚文化、议会边缘化、国家全能化，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没有任何保障，也无法得到真正的体现。

旧的国家管理与运作系统已经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但又在国家生活实践中继续保持着强大的惯性力量；新的国家管理与运作系统经由辛亥革命获得了合法性，但在国家政治生活实践中却难以有效地发挥其功能。这种青黄不接的状态，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央与地方全方位的政局棼乱，战祸频仍。各种社会力量在棼乱中合纵连横，纷纷利用手中所掌控的军事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争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乃至掌握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控权。拥军自重的北洋各系军阀及西南等地方军阀，因为所掌握的是军事权力，在你争我夺、各不相下中，对国家管理与运作系统的破坏最为剧烈，对社会秩序的肆虐也最为严重。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孙中山凭借国民党（1919年10月以前仍名“中华革命党”）这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坚持着斗争。由于国民党的涣散和缺乏雄厚的群众基础，孙中山不得不在许多地方军阀间周旋，企图使这些力量为己所用，同时，在苦思冥想加强国民党自身力量的办法。他撇开世事，潜心撰述包括《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及《实业计划》在内的《建国方略》，就是企图从思想上、政治上使国民党人达成共识。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系，则主要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各种文化阵地，努力扩大其影响，好将他们所拟定的国家建设方案从纸面变成现实。

与此同时，一支支新的社会民间力量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成长起来。

庞大的青年学生群，是最为活跃的民间力量。民国成立后实行的教育改革，尽管历经曲折，但“注重道德教育、辅之以实利教育与军国民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的确立，使教育还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由、平等、博爱，在道德教育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生产知识和技能教育得到重视。青年学生群不仅人数大大增加了，整体素质也有了显著的变化。科举制下，青年士子的惟一出路是经由十年寒窗而金榜题名，进入官场，而成为国家权力系统的一员；科举制取消后，青年学生和国家权力系统的这一通道被截断，他们或投身于实业，或投身于教育文化事业，或投身于和国家权力系统相抗的政治活动。这样，他们便转变成为独立于国家权力系统之外的一支民间力量。

以新兴工商业者为核心的市民群，是又一支重要的民间力量。民国元年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民族工商业迅猛发展，力量显著增强。随着市场的扩大，区域市场的形成，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一批新式工商业企业家社会地位迅速提升。以他们为中心，城市市民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提出了自己的诉求。他们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和企业管理经验，在宪法、议会、国家权力等涉及国家管理与运作系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逐渐形成突出反映他们特色的主张。

队伍急速壮大的现代产业工人，是第三支重要的民间力量。1913年全国产业工人总数为50多万人，1919年已猛增至200多万人。广大工人已开始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开展有组织的斗争。从1914年到1919年，仅上海一地，工人就发动罢工斗争80多次。除去经济斗争外，工人还在工会的领导下，投入反对列强反对军阀的政治斗争。

所有这些新的民间社会力量的崛起，给国家权力系统的重新构建，注入了强大的新的活力。国家主权在民，在这些民间社会力量身上如何落实，成为国家权力系统重新构建中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无论是宪法、议会，还是集权、分权，共和制度如何实际地而不是虚文地保障这些民间社会力量的民主权利，将国家权力系统的重构推到一个新的阶段。《新青年》高举起“民主”的大旗，孙中山一派倡导“直接民权”，要求使人民的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在法律上、制度上得到具体的体现，便是这一新阶段开始的信号。

当章炳麟从四川经由鄂、湘返回上海时，所面对的便是这样一个政治局面。

在辛亥革命准备和发动时期，章炳麟和当时正在形成的民间社会力量曾经有过密切的联系。1902年，他促成了留日学生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结合；1903年，他积极鼓动爱国学社和上海的学生风潮；在1907年维护江浙路权与各省矿权斗争中，他同工商企业家们站在一起。他所参与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和光复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共同体，还同下层社会中的帮会、会党及掌握着新式武器的新军，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和正在形成中的民间社会力量声息相通，使章炳麟能敏锐地触及时代的脉搏，了解百姓的真实要求，从而站到革命浪潮前列。然而，当1918年10月他从西南回到沪上时，对于新近崛起的各支民间社会力量却相当隔膜。和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群，他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产业工人群，他更没有什么接触。工商企业家群，只有与少量上层人物有些往来。和孙中山、梁启超不一样，前者有国民党，后者有研究系，都有一个群体力量作凭依，他独来独往，没有形成有相对稳定成员参与的一定规模的政治共同体。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格局面前，他感到特别孤独和无可奈何，因而“发愤杜门，不时见人”⁽⁴¹⁶⁾。这样，他在政治上便无法和新勃起的革命浪潮相结合而超越自我，实现新的飞跃。

正因为如此，章炳麟返抵上海后，对于北洋军阀的斗争，仍主要局限于发表通电，不断揭露，并设法动员南方军政府、非常议会参众两院议员和其他上层势力坚持同北洋政府相抗。

这时，控制北洋政府的段祺瑞通过他所控制的安福国会推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并由徐世昌出面，倡导所谓南北议和。

徐世昌，清末大官僚，曾任巡警部、民政部尚书，军机大臣、东三省总督、邮船部尚书、内阁协理大臣、弼德院顾问大臣、军咨大臣，因早年佐助袁世凯练兵，其后又一直同袁世凯在清末政局中密切配合，纵横捭阖，在北洋军系中资深位尊，许多军头都尊之为师，甚至投帖拜在他的门下。在袁世凯胁迫清廷退位过程中，徐世昌里外其手，发挥了他人所不能起的作用。在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他为示效忠清廷，跑到青岛闲居，暗中仍不断为袁世凯出谋划策。1913年10月袁世凯窃踞正式大总统职务后，他全力协助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参众两院，以新约法取代临时约法，出任政事堂国务卿，建立袁世凯独裁统治体制。当袁世凯复辟帝制并遭到举国反对时，他又跑回河南老家观察风向，然后再以国务卿身份谋划和护国军议和。袁世凯死后，他再次退隐河南老家。当黎元洪与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时，他出山调停。段祺瑞及其主要支持者督军团谋划推举徐世昌为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徐则诱劝黎元洪召张勋入京，以致酿成张勋抬出溥仪复辟清王朝，当张勋复辟失败后，他又为清廷及张勋开脱。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后，与段祺瑞为争夺实际权力而冲突渐趋剧烈。冯国璋代表直系军阀，段祺瑞代表皖系军阀，由于冯国璋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同南方的争端，段祺瑞坚持武力统一政策，双方争执不下，徐世昌被选中，以与皖系接近而又能为直系所接受的北洋元老身份，于1918年10月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避免了皖、直两系的公开破裂和北洋的解体。

徐世昌就任后不久，就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英、法、日联合要求南北停战议和的机会，倡导与南方护法军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对于徐世昌，章炳麟一直视为清王朝余孽和帝制复辟的元凶。他认为：“帝制、复辟、僭立，皆此一人为之。自袁氏死，黎公继任，海内粗安，其间交构府院，使成大衅者，亦世昌也。二年以来，乱遍禹域，则世昌为始祸，冯国璋其次也，段祺瑞又其次也。”⁽⁴¹⁷⁾他见许多革命党人都对徐世昌敌视革命与共和的本质认识不足，西南各省督府甚至屈意结好徐世昌，起而大声疾呼，要人们洞悉徐世昌之奸。

章炳麟多次致函广东护法军政府及非常国会参、众两院，揭露徐世昌，要求他们奋起与徐相抗。他在致军政府司法部长、孙中山在军政府的代表徐谦的信中，便力主明白宣布徐世昌的罪状。现存1918年11月28日信中，他指出：

徐去岁称大元帅尚未现实案：徐拟称大元帅，令曹汝霖携照会通告天津领事团，为领事团却还，乃始不敢就职。是已有谋乱实据。……鄙意当速宣布，绝人观望。外人强迫南方承认〔指承认徐世昌为大总统〕，断无其事，皆汉奸恐吓之词，切勿受诈。⁽⁴¹⁸⁾

徐谦就此信致书非常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等说：“兹得太炎先生来函，对于徐世昌去年谋乱之事续有所摘发，合之前函（尚在尊处，未蒙交下），可备两院宣布徐世昌罪状之资料，尚望集议实行。”⁽⁴¹⁹⁾章炳麟前一封给徐谦的信未见，但其内容显然也是揭发徐世昌。

1919年1月19日章炳麟又径直致函参众两院，揭露和谈阴谋，建议非常国会速选总统，以与北洋政府相抗。信中说：

昨者和平之说，风靡一世。苟以民生憔悴，兵力单窳，不得不少望息肩，鄙人亦何敢独持异议？而寻窥微旨，似不与始愿相符。南政府有二总裁，唯以副总统、副总理为目的，则不得不拥戴罪魁以为共主，法乱政，非所问也。鄙人以为，时至今日，和战两穷，唯有速选总统，以绝北人希望。若遂分裂，北方亦已不能作战矣。若仍采和议，则主体在我而不在彼，可取销者，北政府与新国会也，而南方斗极得以屹然不动。维持大体，莫善于此。

针对南方军政府与非常国会中有人担心自行选举总统会引起列强干涉，章炳麟在信中特别指出：

近闻南方私议，以为选举果成，必召外人干涉。此乃徐世昌、唐绍仪辈造作虚词，以欺国人之耳目耳。苟有智识，何惮于此？中国元君之废兴，固非外人所得宰制。以近事言，清西太后之兴义和团，外人毒恨，可谓至矣；袁世凯谄事欧美，其交欢亦可谓至矣；然前者，外人不能寻废西太后；后者，外人不能明助袁世凯。今徐世昌之于外交，未若袁世凯之受宠幸也，南方所选之总统，无论谁氏，未有如西太后之挑衅召忿者也，而谓外人必从旁干涉，谁其幸之？南方不行选举，和议将成，徐世昌即安居而升主座，非徒民党不能生存，而滇桂亦将旰食，其得瞬息之荣者，唯岑、唐两汉奸耳。

前面所说的南方政府中有人以取得副总统、副总理为议和目标者，就是指岑春煊、唐绍仪二人。

章炳麟在信中针对徐世昌可以成为“文治总统”的幻想指出：

若信世昌之才为可以安抚中国者，吾见清、袁两代皆以徐世昌为宰辅而相继灭亡也。亡国大夫而可选为大总统，帝制派之谋主而可选为大总统，倪嗣冲、雷震春所推戴之大元帅而可选为大总统，则前此之革命、护国者，当处极刑！

为此，他向参、众两院议员呼吁：

选举会必当成立！实事求是，勿为赫诈，杖义执言，勿为畏葸，此固在诸公掌握中耳。至于平民鼓吹，鄙人固能任胥史之劳。⁽⁴²⁰⁾

然而，非常国会参、众两院虽有一些议员支持章炳麟的建议，林森、吴景濂等人却对他的主张持消极态度。对于章炳麟1919年1月19日函，他们批示：“存，不发表。”⁽⁴²¹⁾章炳麟关于速选总统以绝北人希望的要求被束之高阁，南北和会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开始举行。

是时，唐绍仪出任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1917年9月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1918年5月军政府由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时，他成为七总裁之一，但他离开广州去了上海，后来又去了日本，在孙中山未就总裁之职时，他也未肯就总裁职。1918年11月，传闻唐绍仪即将由日本回国，章炳麟即致电广州非常国会参、众两院及军政府，说：“据京、津、沪各方面确耗，北廷欲利用唐公，成其正选东海〔徐世昌〕之谋，而以首辅饵之。唐公天性耿直，不为利回，或不至受其笼络，然迟回数月，不就总裁，人心不能不疑其规避。诸公应一致促其来粤就职，不得逗留，毋使北派乘间淆惑是非，致唐公清白之身，不幸而遭蝇玷。”⁽⁴²²⁾这当然是希望唐绍仪拒绝出任南方议和总代表，并要南方坚定立场，不陷入北洋政府设下的圈套。

当南北代表均到达上海，和会即将召开之际，章炳麟组织了护法后援会，又重新使用护法这一旗帜与和会中妥协阴谋相抗。他在《自定年谱》中说：“二月，世昌遣帝制犯人朱启钤来与唐绍仪议和。余集同志茅祖权咏熏、方潜寰如、简书孟平等为护法后援会，破徐、唐之谋也。”⁽⁴²³⁾这是他深感势单力孤、难以有所作为之时，为了形成自己所能左右的有组织政治力量的一次尝试。

南北和会从2月21日起举行，2月28日即中断。4月9日复会，5月13日破裂。8月，北洋政府派遣所谓新国会总议院议长、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充任和谈总代表来沪，策划再次复会，未能成功。

章炳麟对于南北和会坚持反对立场。在唐绍仪与北方代表朱启钤会谈期间，见唐绍仪“唯以裁兵、理财为文饰，未尝及护法事”，“五四”运动爆发后，唐绍仪虽提出国会自由行使职权、废除中日密约等要求，却仍表示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章炳麟“八次与绍仪书，道其隐情。留沪议员亦相与应和”⁽⁴²⁴⁾。他之所以坚持反对立场，是因为他认定，徐世昌、段祺瑞的议和主张，纯然是要给他们专擅中央权力制造合法性依据，瓦解南方与他们相抗衡的力量。所以，当4月1日直系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和吴佩孚联名致电朱启钤、唐绍仪及全体代表要求迅速继续举行和会时，他愤怒地斥责他们系“受北庭之嗾使”而“为此妄言”，严词抨击他们：“与其饰诈欺人，何若自吐供状，直言拥护徐世昌、服从段祺瑞可矣，安用游辞巧说为耶？”⁽⁴²⁵⁾用词之严厉与直捷，足以显示他对南北议和是多么痛恶。当王揖唐来沪活动图谋再次恢复南北和会时，章炳麟又一次移书唐绍仪，要求他不仅口头上声明辞去南方议和总代表职，而且要采取离开上海的实际行动以示其诚，否则，“不去上海，是以辞职欺人”⁽⁴²⁶⁾。

经由这一以破裂告终的南北和会，章炳麟进一步看到，北洋军阀之所以能肆虐一时，从国家权力运作系统检查，就是因为中国继续保持着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体制，君主换成了总统、总理，但中央政府几乎不受有效限制与监督的巨大权力，使控制着中央权力的北洋军阀能够利用这一政治资源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又使北洋军阀各不同派系为争夺中央权力的控制权而纷争不已。

章炳麟原希望南方护法军政府能够坚持与北洋政府相抗，建议非常国会自行选举大总统，以根本否定北洋政府的合法性。但是，情况表明，军政府与非常国会都不足以承担这一历史责任。而军政府尽管权力有限，又同样诱发着为争夺这一权力的控制权的不断纷争。

对于孙中山，他也深感失望。孙中山这时也居住在上海。对于南北和会，他持支持态度。他曾对章炳麟说：“和议为外人所赞。必欲反对，外人将令吾辈退出租界。”⁽⁴²⁷⁾对此，章炳麟深不以为然。

对于南方军政府的完全失望，是在军政府分裂并争相要求与北洋政府议和之后。1920年5月4日，在广州的岑春煊策动留粤少数议员开会，补选熊克武、刘显世、温宗尧为政务总裁，取代宣告脱离的唐继尧、伍廷芳及唐绍仪三总裁，与北洋政府私谋议和。6月2日，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及作为唐继尧代表的李烈钧在上海寓所会议，决定以军政府四总裁名义发表联合宣言，否认广州岑春煊主持下的军政府与政学系把持下的国会，决定将军政府及国会移往云南，并责成唐绍仪作为南方议和总代表即日与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在上海恢复和谈。6月3日，联合宣言正式发表。6月7日，岑春煊发表声明，宣布孙中山等四总裁宣言无效，取消唐绍仪议和总代表资格，另派温宗尧接替。对于岑春煊的所作所为，章炳麟固然不满；对于孙中山等人急于与北方议和，章炳麟更为愤慨，认为这都是唐绍仪愚蒙孙中山、伍廷芳所造成。为此，6月9日他致电唐继尧说：若与王揖唐开会，“自非欲尊立徐世昌使成公认之大总统”不可；以四总裁名义发表此宣言，是唐绍仪“以哲妇倾城之技，献功北廷”，因唐绍仪“本徐之心膂，素以议和营业”，其所行系“拆台主义，但欲广东军政府速倒，不欲他之军政府继兴”。他责问唐继尧说：“公今既被推为三省联军总司令，总司令者，本对敌作战之号……若不与北廷宣战，而与之议和，名实相戾，其谓之何？”据此，他要求唐继尧“应将四总裁宣言及委任唐绍仪与王揖唐议和事明电取消，应将现在上海和会明电否认，静待国会到滇，改组军府，仗义兴师，声讨僭伪”⁽⁴²⁸⁾。但是，孙中山正全力部署打倒桂系军阀，重建广东护法根据地，在对北洋政府问题上，仍主张由上海和平会议作根本解决，对章炳麟的主张未予采纳。唐继尧在打倒桂系军阀上有共同利害，自然也未接受章炳麟的要求。

政局的发展，使章炳麟原先依靠南方军政府自选总统、建立新的中央政权的希望完全破灭。

由此，章炳麟得出一个结论：“近世所以致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藉过高，致总统、总理二职为夸者所必争，而得此者，又率归于军阀。攘夺一生，内变旋作，祸始京邑，鱼烂及于四方。非不预置国会，以相监察，以卵触石，徒自碎耳。”⁽⁴²⁹⁾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为打破北京与广州两个中央政府对峙的僵局，防止再度出现中央集中太多权力，以及以武力将一己私利强加于全国，章炳麟提出了“联省自治”的国家权力新构建的方案。

“联省自治”，源于1920年4月他向熊克武提出的建立川、湘同盟的建议。

熊克武，1919年2月接受岑春煊为主席总裁的广州军政府的任命，就任四川督军。因与唐继尧控制四川的图谋发生冲突，受到唐继尧多方压制与打击。1920年4月，章炳麟的弟子曾通一从四川来到上海，“谋逐滇黔军”；章炳麟相信熊克武“必能定蜀”，便致书熊克武，建议他在事定之后，宜与湖南“为唇齿援”，结成同盟，既不受命于北洋政府，也不受命于岑记军政府。⁽⁴³⁰⁾1920年5月，熊克武与唐继尧的冲突演变为一场战争。经过数月征战，唐继尧在四川滞留了将近五年的滇黔军被逐出四川。1921年3月14日，熊克武宣布四川中立于南北纷争之外，对内巩固地方自治，对外抵抗外省军事侵略，并将“尽速起草宪法”⁽⁴³¹⁾。

与此同时，湖南局势也发生很大变化。

湖南原由皖系军阀张敬尧任督军兼省长。1920年3、4月间，驻守湖南衡阳一带的直系军队在吴佩孚率领下北撤至武汉，以与皖系军阀争衡；原据守郴州一带的湘军在谭延闿、赵恒惕统率下，乘虚进逼长沙，逐走张敬尧。7月22日，谭延闿发布祃电，宣布湖南为自治省区，筹备制定省宪法，并说：“延闿之愚，以为今日解决国家问题，必以厉行各省自治为急。”⁽⁴³²⁾

在湖南宣布自治后不多天，陈炯明于1920年10月率粤军力克桂军，占领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他也打起了“粤人治粤”、“保境息民”的自治旗号。

在川、湘政局变化中，章炳麟改单一制共和国为联邦制或邦联制共和国的“联省自治”思想逐步成型，并以此积极推动湖南、四川等省按照“联省自治”方案去施行。

他在《自定年谱》中叙述“联省自治”名称的由来时写道：

方是时，湘川皆以恢复故土为号。余既议湘、川同盟，知军政府必不支，则以自治同盟为说。会溥泉〔张继〕自欧洲返，余为言近事，且云：“川、湘恢复，于义为得正。粤人所为，亦川、湘之次。然因是覆军政府，于义不可。故余赞川、湘，不能尽赞粤军也。唯揣云阶〔岑春煊〕亦终不济，军府亡，则无以拒北贼。独言自治同盟，可尽靖献之义耳。于弟何如？”溥泉为易名曰“联省自治”。⁽⁴³³⁾

所谓“联省自治”，按照章炳麟的设想，第一步是各省实行省自治：“自今以后，各省人民，宜自制省宪法；文武大吏，以及地方军队，并以本省人充之；自县知事以至省长，悉由人民直选；督军则由营长以上各级军官会推；令省长处省城，而督军居要塞，分地而处，则军民两政，自不相牵。其有跨越兼圻，称巡阅使，或联军总司令者，斯皆割据之端，亟宜划去。此各省自治之大略也。”⁽⁴³⁴⁾

省自治的另一面，则是“虚置中央政府，但令有颁给勋章、授予军官之权，其余一切，毋得自擅”。具体地说，其一，“军政则分于各省督军，中央不得有一兵一骑”；其二，“外交条约则由各该省督军、省长副署，然后有效”；其三，“币制、银行，则由各省委托中央而监督造币，成色审核、银行发券之权，犹在各省”。章炳麟认为：“如是，政府虽存，等于虚牝，自无争位攘权之事。联省各派参事一人，足资监察，而国会亦可不设，则内乱庶其弭矣。”⁽⁴³⁵⁾

按照这一方案，各省实际独立，互相之间只是松散的联合，实际上是变中国为由各省组成的邦联。章炳麟对此直言不讳：“此种联省制度，为各国所未有。要之，中国所宜，无过于此。若但如德、美联邦之制，则中央尚有大权，行之中土，祸乱正未有艾也。”⁽⁴³⁶⁾

稍后，章炳麟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指出：“频年扰乱，皆中央政府为厉阶，有之不如其无。中国既不能绝对无政府，则当使地方权重而中央权轻，此自治之说所由起也。”他强调，实施“联省自治”，“各省自治为第一步，联省自治为第二步，联省政府为第三步”，必须循序而进，而省自治则为根本：“自治云者，必以本省人充军民长官，本省人充军队警察，而长官尚须本省人民公举，不由政府除授，斯为名实相称。如是层累以成联省政府，则根本巩固，不可动摇。”反是，“未有各省自治，而先有联省自治”，是为“舍实责虚”；“未有联省自治而先有联省政府”，是为“启宠纳侮”；因为在省自治尚未实现时，先建立联省政府，这一政府必定“只求各省附己”，“借大名以胁小民，援暴客而侮土著”。对于现有南北中央政府，当如何处置呢？章炳麟建议：“现在之南北政府，但视以栖流所；现在之总统、总裁与未来之大元帅、非常总统，但视以僧纲、丐头；现在之旧国会，但视以失业流民；现在之新选举，但视以烧香集市。废兴生灭，任其自然，总不使干预省事。”⁽⁴³⁷⁾各省坚持自治，相邻数省在各省自治的基础上实施“联省自治”，即结成联盟，维护各省自治，对于现有中央政府，不予置理，任其自生自灭，这样，就可以将政治重心由中央移到地方，由军阀、政客移到各省省民。

章炳麟首先选择湖南，作为实现省自治的示范区。

谭延闿早就打出“湘军治湘”的旗号。1920年6月12日湘军攻克长沙，正热病大作的章炳麟闻讯大喜，病中跃起，15日即致电谭延闿，称赞他为湖南昭雪沉冤，为扬子江全域争存人格，鼓动实行湖南自治。谭延闿立即邀请章炳麟入湘。章炳麟因大病初愈，又值酷暑，经谭氏多次邀约，10月上旬方才溯江而上抵长沙。这时，谭延闿正在策划组成制宪会议，起草省宪法及相关法律。章炳麟即“以联省自治说其人士”，并约同张继共同致电熊克武，推动四川与湖南实行联省自治，建议谭延闿以同样主张致电四川全体军官。“电去，川人如酣睡始觉，即以联省自治不受南北政府支配复。由是西南根本复定。”⁽⁴³⁸⁾盘桓一个多月，11月中旬他方才由湘返沪。

但是，章炳麟甫经离湘，谭延闿即为湘军军人所逼，辞职去沪，由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代理督军。省宪仍在起草，省自治旗号仍在。1922年1月施行的《湖南省宪法》，标榜“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⁴³⁹⁾省长由省议会选出四人，交全省公民总投票决选，以得票最多者当选，任期四年，不得连任，中途可由省公民表决罢免。然而，所谓总投票，实际上由赵恒惕和他所依靠的政治掮客及城乡劣绅所包办，湖南军政大权由赵恒惕一手掌握。

四川省自治是章炳麟关注的另一重点。

护法战争期间，章炳麟在四川逗留了不少时间，有相当广泛的人脉关系，他对四川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也分外关心。他将实现四川省自治及川、湘“联省自治”的希望，特别寄托在熊克武身上。在四川驱逐了滇黔军后，他强调，熊克武与刘湘互相辑睦，对于川局发展甚为重要。关于川省自治问题，1920年12月10日他专门致电熊克武，提醒他陈炯明所说“联省自治”，“谓省宪未成以前，军民兵官仍由联省政府任命。此乃阻遏省宪、破坏自治之端。”“窥其态度，仍是独裁。”建议熊克武：“贵省现既脱离南北漩涡，军民两长亟宜早推。粤中提议，务须反抗。”⁽⁴⁴⁰⁾1921年1月8日，四川刘湘等通电宣布“川省自治”，章炳麟立即去电，称赞他们“不污伪命，力图自治，脱离南北，无所偏党，风声皎然”，并说：“川省为长江上源，襟带六省，自湖南先言自治，而贵省以高屋建瓴之势，应于上游，风声所播，东被海堧。此后下江各省，岂甘后人？远效吴、蜀之同盟，近复辛亥之原状，则非特川省一方之福，而我扬子江人皆被其赐矣。”⁽⁴⁴¹⁾是希望通过四川、湖南带动长江中下游各省共同形成“联省自治”，根本改变中国国家权力构成形态。1921年2月，云南唐继尧被滇军将领逼迫下野去香港，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在驱逐唐继尧后任滇军总司令，控制了云南。章炳麟又立即致电熊克武、刘湘、赵恒惕、顾品珍等，要求他们结成联省自治，同时警惕不要与东南地区假联省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者混同，不可以“联省自治”名器假之予人。电文说：

夫既以联省自治宣布，所联者不必问其属于南北，而不得不以省民为限。今西南自治，各省之所联者又阑及于东南。东南各省，本无自治。其督军有一出于土著者乎？其省长有一出于推选者乎？以客军之威力，制在籍之人民，此与唐继尧、陆荣廷所为原无大异。在内则深嫉自治之名，而代表之赴川、赴湘、赴粤者，又仿托联省自治以为号，碔砆混玉，紫色乱朱，诸公岂应听其簧鼓？……若近知本省人民之复业，而远忘他省人民之陷陧，听其奸欺，加之粉饰，不已甚乎？此鄙人所为诸公敬告者也。⁽⁴⁴²⁾

东南地区，以浙江为高唱“联省自治”之最，这里是章炳麟的家乡，他当然希望这里的省自治变假为真。1921年6月4日，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主张自定省宪。卢永祥原属直系，但自1919年督浙之后处处支持段祺瑞，被视作皖系军人。因浙江省自治呼声日高，卢永祥也打起了联省自治的口号。旅沪浙人集会，推举章炳麟起草省宪，目的就是不让卢永祥虚言骗人。章炳麟致电卢永祥，要他“速宣布自主”，因“浙省自主，既可使北廷夺气，亦于浙江度支有益”。电文中并表示：“鄙人被选起草，待命而行。”⁽⁴⁴³⁾但是，卢永祥并未邀请章炳麟参与省宪起草，相反，一再声明他“并无脱离中央之意，浙江今日亦无独立之必要”⁽⁴⁴⁴⁾。章炳麟看清卢永祥“近日主张，惟取退缩……彼既自祸，又祸浙人”，于是，要求“于已宣布自治之卢永祥则拒绝之”⁽⁴⁴⁵⁾。

就在章炳麟积极推进“联省自治”的这段时间，南方军政府与北洋政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广东，1920年10月29日粤军克复广州，在这之前几天，岑春煊、陆荣廷等宣布取消军政府，而北洋政府则借机宣布南北已统一。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则旋即联名通电宣布军政府依然存在。11月28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由上海经香港抵达广州，即在粤重组军政府。由于军政府名声已为岑春煊、陆荣廷等所败坏，更由于列强以军政府权力仅及广东一省为借口，将应拨交给军政府的关税余款划归北洋政府，使军政府财政陷入危机，孙中山提议立即组织正式政府。这一主张遭到陈炯明的反对。陈炯明打出的旗号就是广东为广东人民共有、广东人民共治。后由于粤军中一些重要将领支持组织正式政府，陈炯明态度方有所缓和。1921年4月7日，在广州的非常国会召开两院联合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为争取南方各省的支持，孙中山专门写信，邀请章炳麟南下相助：“兹者粤局略定，西南联络，尚待进行……急愿贤哲南来，匡我未逮。”⁽⁴⁴⁶⁾章炳麟复信致贺，强调“联省自治不可反对”，并建议孙中山“广东地治，一以付陈”⁽⁴⁴⁷⁾。孙中山1921年5月5日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在就任宣言中不得不就此表示：“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⁴⁴⁸⁾章炳麟取得了孙中山对于“联省自治”的承认，对孙中山发动西征、击溃陆荣廷给予支持。孙中山因此也希望章炳麟发挥更大的作用：“文现对全局为必胜可久之计划……先生昔在清季，提倡驱胡，灌输学说，于国中青年学子，每一言出，海内翕然宗之，光复之功，不在禹下。此时大军出发在即，务望先生筹度国是，发为谠论，以正谊之力，遏止伪廷卖国殃民之行动，他日收效之宏，当不让辛亥。”⁽⁴⁴⁹⁾既要支持孙中山西征、北伐，又要维护湘、川、滇、黔等省“联省自治”，章炳麟周旋于两者之间，确实煞费苦心。当章炳麟得知孙中山欲北伐军出湘南以取武汉时，即与谭延闿、柏文蔚等联名紧急致书孙中山，分析南北形势，指出：“南北相对，我弱彼强。乘衅为上，出赣为中，出湘为下。”要求孙中山：“大军如实未出，且宜暂作镇静，养成其衅，乃有可乘；如已出发，则宜趋向江西，而以湘为瓯脱。”⁽⁴⁵⁰⁾其后，孙中山接受了章炳麟的建议，1922年5月9日在韶关誓师北伐，分三路进攻江西。但6月14日，陈炯明就发动了叛乱，炮轰总统府，逼迫孙中山下野，北伐因之夭折。章炳麟当时曾希望北伐军继续前进，攻占南昌，既定江西，再与陈炯明争曲直，但他的建议未被北伐军采纳。面对广东形势急变，章炳麟一面电邀孙中山返沪，一面要求陈炯明继续维持“联省自治主义”⁽⁴⁵¹⁾。

当南方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北方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1920年7月14日爆发了直皖战争，不到十天。即以皖系失败而结束，直、奉两系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随后，直、奉两系为争夺更多的地盘、扩张自己的实力发生了冲突。1922年4月29日，爆发了直奉战争，不过一周，奉军即告失败，退回东北。获胜的吴佩孚自以为羽翼已丰，图谋抬出黎元洪取代徐世昌，同时逼迫孙中山退位，凭借其武力实现所谓统一。

这时，北京国民裁兵会秉承吴佩孚之意，于5月14日致电全国，鼓吹各地弭兵。章炳麟针锋相对，立即于5月18日复电指出：

民国兵祸，先后十年，每战一次，则军队转增。以今视民国初元，殆将三倍。是则战争为因，增兵为果，不去战争之源，虽暂时裁兵，亦焉能禁其复聚？

战争之源，章炳麟指出，正是北洋军阀肆意扩张军事力量，以巡阅使名义一人兼制数省，以驻防军名义驻扎南方鄂、赣、苏、皖、浙、闽六省，“浚民以生，赋敛无度”，形成“永久之宰割”；特别是倚仗中央直辖军复辟帝制，解散国会，“是故不撤中央直辖军，则国内内溃，而兵必日增也。”为此，章炳麟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同等裁兵，而要求各省兵力先确定份额、再确定总额，废除巡阅使，撤驻防军，撤中央直辖军四项建议。⁽⁴⁵²⁾5月29日又径直致电曹锟、吴佩孚，指出：

今者所患，不在不统一，而在不均平，势不相衡，则人思争命，促成分裂，其势必然。前者西南唐、陆，自称联帅，邻省已不相容。今北方巡阅使与联帅何异？奉张已去，诸君不反其所为，毅然废巡阅使，以兵柄还付各省，以自治还付省民，存此障碍，而欲借法律以求统一，人谁就之？恢复旧国会，是谓舞文；召集国是会议，是谓惑众；拥护黄陂复位，是谓囚尧。凡讲法体，皆为巡阅使作承宣官，其心已路人皆知，其人岂折简可致？鄙人以为先废巡阅使，则种种皆救国之方。不废巡阅使，则种种皆统一之害。诸君子尽其在己而已。⁽⁴⁵³⁾

这一电文，痛快淋漓，击中了曹锟、吴佩孚恢复旧国会、召集国是会议及拥护黎元洪复位的要害。

5月28日，在吴佩孚指使下，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的孙传芳发出通电，提出“恢复法统”，徐世昌、孙中山“及时引退”。30日，章炳麟即电孙传芳，予以驳斥，指出：“北廷首长非法僭称，国有常刑，岂容干纪？”吴佩孚欲开旧国会于叛逆势力范围之中，“纵有议案，亦与刑讯逼供无异。恢复法统，岂容若是？”⁽⁴⁵⁴⁾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宣布辞职，曹锟即领衔通电拥护黎元洪复大总统位。章炳麟闻讯急电居于天津的黎元洪：“将帅过骄，难其上。公于段阁，已有前车。宜于金陵、武昌择地复职，切勿罣系北京，自同囚锢。”⁽⁴⁵⁵⁾除明电外，他更致密书于黎元洪，指出：“吴佩孚此次行事，颇效项城，但以资格未充，又于南方绝无信用，故不得不借公笼罩。……公诚能坚卧不出，以俟其弊，逮及局势不支，迫害已甚，而后勉起就之，则不能复如今之跋扈。……遽于北京复位，将来祸患，不可胜言。”⁽⁴⁵⁶⁾但是，黎元洪还是没有抵挡住复位的诱惑，6月10日通电入都就职，11日便在京宣布就大总统职。

南方发生了陈炯明叛乱，北方黎元洪在吴佩孚等直系军阀诱胁下复位，这两大事件标志着护法战争已经完全失败，直系军阀利用推出黎元洪重建军事独裁统治成为现实的更大危险。针对这一形势，章炳麟于6月25日提出了全面改变现行国家体制的《大改革议》。用他自己的话说：“护法之业，于此告终，时局之难，较前无减，则当为民国更思久安之术，此《大改革议》所以作也。”⁽⁴⁵⁷⁾

《大改革议》要求废弃现行约法、现式国会、现式元首，而代之以各省自制宪法及共同制定的联省宪法、省议会及联省参议院、委员会制。为什么要废弃现行约法、现式国会与现式元首？《大改革议》认定：“约法偏于集权，国会倾于势力，元首定于一尊。引发战争，此三大物者。三大物不变，中国不可一日安也。”约法及天坛宪法，被指责为“集权专制之护符”；现式国会，被指责为“参众两院八百余人，文义未通、仅能写票者甚众，遑论余事……以近事观之，则又趋附势力，绝无操守，大节逾闲者多矣”；现式元首，被指责为“以大总统一人莅政……实与帝王无异，而五年改选，必有喋血之争，则视帝王世袭者为尤剧；……大总统之职不废，枭鸷者处之，则有威福自专之患，而联省或为所破；仁柔者处之，则有将相上逼之虑，而联省不与分忧；夸诞者处之，势稍强则或与枭鸷者同，势稍弱则又与仁柔者同矣。”各省自制宪法及共定联省宪法，设省议会及联省参议院，是章炳麟原先就多次说明过的主张，委员会制则是新提出的构想，具体地说就是：“今拟废去大总统一职，以委员制行之。员额既多，则欲得者自有余地；权力分散，则枭鸷者不得擅场；集思广益，则夸诞者不容恣言，仁柔者不忧寡助。故当其选举也，则争不至于甚剧；及其处职也，则争不至于猝生。”⁽⁴⁵⁸⁾

所谓“大改革”，其实就是省级权力进一步实体化，中央权力进一步空洞化，将“联省自治”坚持推行下去。然而，把持中央权力的直系军阀仍然继续其武力统一方针，又打起制宪的旗帜，企图借此使其行为合法化；而实行所谓“联省自治”的各省，由于内部本未统一，加上直系军阀从中煽惑，又纷争不断。章炳麟为使其主张得到实施，一面组织力量发动反对直系军阀的斗争，一面努力在实行“联省自治”的各派力量之间进行协调。

为维护“联省自治”，章炳麟1922年7月4日致电黎元洪，要求北京政府撤回驻沿江各省的军队：“窃惟自治之要，名义存乎省宪，当听各省自为；实事在乎撤防，亟待中央明令。请先树大信，将沿江各省驻防军队撤回。否则喧宾夺主，遇事掣肘。”⁽⁴⁵⁹⁾在上海，他参与成立“联省自治促进会”，并代表在沪一批名流于7月26日致电吴佩孚，谴责他“雄心未已，必欲征服赣民而后快”，指出：“足下昔受督军团之命，屡挫南军，百战成功，只为奸回效命，今兹晚盖，庶几知非，乃复绍述徐酋〔指徐世昌〕，播其余毒，此与段〔祺瑞〕阁亦何以异？……足下自度能永为天之骄子否？勉速戢兵，庶免自焚之悔。”⁽⁴⁶⁰⁾

为反对直系军阀一手导演的制宪活动，章炳麟与上海国是会议国宪草议委员会提出了自己起草的宪法与天坛宪法相抗，并根本否定北京国会的合法性，指明它无权制宪。8月10日，章炳麟致电西南六省，要求“一致将该国会否认”，因为“倡乱凶人，蟠踞国会，全体徇庇，同入乱流”，“其所定法律及选举票同意票悉归无效，以敬奸宄而奠国常”⁽⁴⁶¹⁾。国宪草议委员会请张君劢起草了两份国宪，一份仍保持大总统及国务院制，另一份则采用行政委员制，从6月24日至8月23日，共开会16次，逐条讨论。9月10日，将两种宪章要点印成单张在国宪草案演讲会上分发，并由章炳麟演讲，说明天坛宪法之劣点。章炳麟说明国宪草议委员会之所以反对天坛宪草，是因为“天坛宪草主集权，本会所拟之宪草则主联省自治”，而“通计民国十年以来，借集权之名，滥债外债，贩鬻主权，练兵杀人，袁氏开其端，而冯、徐承其业，中央政府一变而为卖国机关”⁽⁴⁶²⁾。

然而，这一切，挡不住直系军阀武力统一的步步进逼，也未能阻止直系军阀导演下的制宪活动。1923年6月13日黎元洪终于被逼下野去天津。国会在曹锟、吴佩孚的指使下，不仅要使天坛宪法通过，而且要选举曹锟为大总统。章炳麟谴责“北京军警变乱，迫逐黄陂，劫夺印玺，免职阁员，僭行摄政，预购选票，种种不法，又为民国以来所未有”⁽⁴⁶³⁾。面对“直系乱国毁法，形同盗匪”，他认为，当下最重要的目标，“应专集于如何可使曹锟不为总统，如何可使国会澄清”⁽⁴⁶⁴⁾。他极力劝说黎元洪南下，到上海组织政府，为此，他还尽力争取浙督卢永祥支持，但卢永祥态度一直暧昧不明，黎也不肯南下。他又劝说黎元洪去东北，依靠奉系张作霖与直系相抗，黎也下不了决心。他甚至自荐，愿意出任黎元洪另组中央政府的总理，同北京政府对峙：“若鄙人处此，则毅然不复推辞，且于草昧经纶，亦自谓略有把握矣。万事无必成必胜之势，惟看到七分，便应决计。”⁽⁴⁶⁵⁾9月11日，黎元洪终于到达上海，与章炳麟、唐绍仪、李烈钧、岑春煌等相会，但已无法有所作为。为阻止曹锟当选，章炳麟多次揭露曹锟“终身有罪无功”，“元年，北京兵变，其罪一也；四年，以直隶公民请愿帝制，其罪二也；今又唆使军警扰乱首都，其罪三也；与督军团事合之为四。”⁽⁴⁶⁶⁾9月，他还与魏兰等人组织国民主政会，在《敬告全国同胞书》中，强调：“中国之主权皆当属于我全国之国民”，大总统、国务总理、总长、巡阅使、督军、省长，“皆为我中华国民之公仆也”，可是，“今何如乎？代理财政者监守自盗矣，代理司法者鱼肉主人翁矣，代理外交者丧失国权矣……为议员者竟以代表民意为辞拍卖总统矣”，国将不国，为此，国民应“速即振作尔之精神”，四万万同胞合力“收回主权”⁽⁴⁶⁷⁾。但是，这一切都未能阻止曹锟通过贿选，于10月5日被选举为大总统。

1923年10月6日章炳麟发表谈话，声讨曹锟，并转为倡导回复戡乱及在西南再设军政府。章炳麟历数曹锟内乱之罪，说：“以身触刑典、罪迹昭著之人，宁复能假托于法，与以原宥？此在根本上曹锟无论如何不能为我中华民国之大总统。”对应这一形势，章炳麟提出：“曹锟当选，此后唯有回复戡乱原状，足以褫其名义；或于西南再设军政府，或各省攻守同盟，不立形式，则视乎时宜而已。”⁽⁴⁶⁸⁾回归戡乱，或再设军政府，标志着“联省自治”方案在直系军阀政治、军事打击面前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

在这同时，章炳麟在实行省自治各省内部及各省之间努力进行协调，也遭到严重挫折。

《大改革议》发表时，四川已形成但懋辛、杨森、刘成勋三帅鼎立、群龙无首局面。为争夺全川控制权，他们不仅互相争战，而且试图与吴佩孚等联系，获得其支持。章炳麟深为忧虑，先是致电刘湘，告诫他“吴佩孚、孙传芳仇川素深，只欲激之使乱”，千万不要上当，为他们所利用；⁽⁴⁶⁹⁾继而致电西南其他各省，说明“川中战祸，衅起刘、杨，潜结北京，危其宗国”，要求他们“同伸义愤，一致拒吴”⁽⁴⁷⁰⁾；后又致书熊克武，强调“此次战事，本以北虏窥伺，激成内争”，指出“西南各省，唯川、湘为当冲，滇、黔、桂、粤，名虽相附，其实无分灾共患之心”，建议熊克武改变先前据川自守态度，“以川、湘寥落之形，当北虏虎狼之众，正恐徒言保守不足自存，唯有以攻为守耳”。所谓以攻为守，即川、湘与东北奉军同时举兵，使直军应接不暇。⁽⁴⁷¹⁾为反对直系军阀武力统一及建立军阀专制的中央政权，竟又依仗与奉系军阀的同盟，“联省自治”实际上已走到了末路。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到达广州，设立大本营，就大元帅职，使南北形势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调进入江西的北伐军返粤与陈相抗，章炳麟是时就持不同意见，主张孙中山乘势北上，攻占南昌。孙中山失败返沪后，章炳麟认为孙中山应对未接受章氏的意见而引咎自责，所以未立即主动去见孙。他认为，“民党近失中坚……政学、益友诸系，昏沉于禄位争竞之中，不足图事，是故民党必须改造”⁽⁴⁷²⁾。1922年8月30日，他发表《敬告上海民党书》，以曹锟遣其旅长孙岳来上海为曹氏游说之事，告诫“为民党者”，不可“徒以小小挫败，丧其平生，甘与督军团祸首提携而不耻”。他特别申明：“余作此书，所以哀矜同类，激厉南士，而非有所诋讥。”⁽⁴⁷³⁾当孙岳来见章炳麟时，章炳麟“面斥其为蒋干，并拍桌大骂”，声色俱厉，将他赶了出去。⁽⁴⁷⁴⁾对于试图为曹、吴招抚和残暴南国之人者，章炳麟特别痛恨。当时，黎元洪下令晋授章炳麟以勋一位，外间传言，这是吴佩孚主动。章炳麟承认：“缘余迩来力主联省自治，颇与吴所主张相违，借此羁縻，不尽无因。”但他立即表示：“惟勋位用意，原系表彰过去劳绩，与现在及将来之主张绝对无关，更不能有所交换……故此种举动，实甚可哂云。”⁽⁴⁷⁵⁾但是，勋一位毕竟是北京政府所授；接受勋一位，也就是承认了北京政府的合法性，这当然使他批评别人不该与北京政府委蛇丧失了说服力。⁽⁴⁷⁶⁾国民党当时即致书章炳麟，责备他不该向壁虚造孙中山与孙岳见面谈话内容，指出：“倘使太炎不以炎凉易态，与中山先生晤言，必能谅解一切，何从根据谰言，构成蜚语？”⁽⁴⁷⁷⁾

其时，孙中山已与苏俄及中共代表接触，考虑中国国民党改造问题。1923年1月2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孙中山对于“联省自治”本就不赞成。他认为：

以中国各省之土地与人民，皆比世界各小国为大而且多；故各省之自治，可不依附中央而有独立之能力。中国此时所最可虑者，乃在各省借名自治，实行割据，以启分崩之兆耳。故联省自治制之所以不适于今日之中国也。……至如今日之所称为联省自治者，如果成立，则其害上足以脱离中央而独立，下足以压抑人民而武断，适足为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据之实耳。⁽⁴⁷⁸⁾

在“联省自治”问题上，章炳麟与孙中山观点可谓截然相反。可是，时局的发展，越来越证实了孙中山判断的正确。章炳麟在与孙中山讨论如何共同对付直系军阀时，曾劝孙中山返还广东，以为“勿居尊号，勿排滇桂军，能恢复军府制，而西林〔岑春煊〕及各省旧帅分任总裁，此为最善；不然，则与西林分领粤、桂，各为省长可也”⁽⁴⁷⁹⁾，显然是想让孙中山实行实际上的“联省自治”。孙中山就任大元帅，虽非实行“联省自治”，章炳麟认为“于大局有益无害”，因为可与黎元洪南北呼应，“此时黎、孙相倚，犹吴、蜀之联盟也”⁽⁴⁸⁰⁾。

然而，“联省自治”遇到了直系军阀的全方位出击。北京政府除任命粤督与闽督取代孙中山所任命的粤督与闽督外，“而又驱策川、黔亡将，乘间为寇；增兵直北，图扰关东；屯戍闽、赣，冀侵两浙”⁽⁴⁸¹⁾。为抵御直系以武力统一主义破坏自治，章炳麟致电湘、川、滇、黔、粤、浙、闽、奉、吉、黑等地督军，要求“南北十省，唯当以自治名义联拒寇仇，然后兵以义举，不为苟动，远作新共和之根本，近杜旁观者间言”⁽⁴⁸²⁾。当时，粤、湘、滇、川、黔等省驻沪代表共议西南重新团结，章炳麟居间斡旋，达成协议，并受命起草了以孙中山、唐继尧、刘成勋、熊克武、赵恒惕等人名义发表的通电电文，经征询孙中山等人意见后，于4月14日发表。电文指出：直系将领之用意，“非吞龁西南、摧残民治不止”；是以“和平统一，只为片面之要求”，强敌在前，唯有“正当防卫”。电文表示：“自今以后，我西南各省，决以推诚相见，共议图存，弃前事之小嫌，开新元之结合”，“其他各省有被直系蹂躏，愿同心敌忾者，文等为之敬执鞭弭，所不辞也。”⁽⁴⁸³⁾为推动西南各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章炳麟对各省反复强调：“以北方军阀谋扰西南之切，西南各省，急当力谋团结，捐弃小嫌，以求自卫，贯彻寒电主旨。”⁽⁴⁸⁴⁾他还尖锐批评湖南赵恒惕等人以1921年小挫，“遂至妄自菲薄，奉吴逆如骄子，视同盟为路人，岂特于联省失效，而亦自堕湘军风烈”，要求他们“实行团结，真正御侮，勿以虚言文饰”⁽⁴⁸⁵⁾。对四川，他主张推举熊克武为全川总司令，“近合滇、黔之援，远增粤、湘之气，内以自固疆圉，外以解决国纷”⁽⁴⁸⁶⁾。他还发起组织各省代表会议，企图以此“树联治之先声，宏经国之远略”⁽⁴⁸⁷⁾。然而，“联省自治”并未因此而获得保障。不仅直系军阀不容许“联省自治”成功，孙中山也不容许在“联省自治”名义下保持军阀割据。1923年8月7日，谭延闿在衡阳通电就孙中山所委任的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职务，赵恒惕在吴佩孚支持下出兵相抗。“联省自治”本以川、湘为中坚，川、湘局势如此，整个“联省自治”已名存实亡。

北方曹锟上台，黎元洪于1923年11月赴日“休养”。南方孙中山于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31日发表的大会宣言，其中直接批判了“联省自治”的主张，指出：

此派之拟议，以为造成中国今日之乱象，由于中央政府权力过重，故当分其权力于各省；各省自治已成，则中央政府权力日削，无所恃以为恶也。曾不思今日北京政府权力初非法律所赋予、人民所承认，乃由大军阀攘夺而得之。大军阀既挟持暴力以把持中央政府，复利用中央政府以扩充其暴力。吾人不谋所以毁灭大军阀之暴力，使不得挟持中央政府以为恶，乃反欲借各省小军阀之力，以谋削减中央政府之权能，是何为耶？推其结果，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于无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夫真正的自治，诚为至当，亦诚适合吾民族之需要与精神；然此等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⁴⁸⁸⁾

章炳麟所致力的国家权力体系的重构，至此实际上已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完全失败。

十六、反对革命的新转变

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由于对外与苏俄联合，对内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放手发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军事运动，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中国革命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终于突破了先前精英革命的局限，而发展为气势磅礴的国民革命。革命的内涵与外延，包含革命的目标，革命的群众基础，革命的组织方式与宣传方式，革命的斗争规模与斗争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革命的这一新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力量构成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而其直接动因，则是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俄国革命的强烈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的崛起。然而，当新文化运动发动时，章炳麟正被袁世凯软禁，与外界相隔绝；袁世凯去世后，章炳麟忙于护国战争与护法战争，先去南洋，后去西南，和新文化运动、俄国革命都很隔膜。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工农运动兴起之时，章炳麟正忙于推行“联省自治”，奔走于西南地方军阀之间，倾全力注意直、皖、奉系军阀与各地方军阀之间的纷争。他的学生鲁迅、钱玄同、周作人，以及受他影响甚深的陈独秀、胡适、吴虞等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批健将。而他的另一些学生，如黄侃等人，对新文化运动则颇多异议。章炳麟本人，对于新文化运动看到的更多是其不成熟之处。由于主要精力在政治与军事冲突，相当一段时间中他没有直接评述新文化运动。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自身开始反思与加速分流后，章炳麟对新文化运动正面提出了批评。

1922年4月1日，江苏教育会邀请章炳麟在上海讲授国学，每周一次，共讲十次，听讲者起初有400多人，最终亦仍有80人左右。省教育会在《通告》中说：“自欧风东渐，竞尚西学……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⁴⁸⁹⁾这组演讲，扼要介绍了国学内涵、研治国学的方法、经学的派别、哲学的派别、文学的派别、国学如何进步。当时，《申报》曾概括报道了各讲内容，演讲内容有曹聚仁与张冥飞两个记录整理本，它们分别以《国学概论》与《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为名，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及平民印书局出版。

这次对公众讲学，是其时整理国故思潮的一部分。因为章炳麟“国学泰斗”的特殊身份，他的讲演就具有超越他人的影响。演讲以浅显直白之词，简要地说明了中国经学、史学、子学及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各流派的异同，在结论中，强调“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⁴⁹⁰⁾，虽受到“好奇”与“恶新”的责疑⁽⁴⁹¹⁾，内容大体是平实的。但是，作这一番讲演本身，就是试图改变新文化运动以来所谓“国学衰微”的状况，表现了他的基本立场。

就在章炳麟结束这一讲演时，他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柳诒徵教授写了一封信，对自己当年在《訄书》《诸子学略说》中的反孔言论表示忏悔。信中说当年反对孔子的一些言词，系“狂妄逆诈之论”，在《章氏丛书》中已经刊落，“不料浅者犹陈其刍狗”，对柳诒徵批驳章氏旧说表示“感谢感谢”。信中特别表白：“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而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要求柳诒徵作为“诤友”，予以纠正。信中还对先前所著诸书为新学诸子所征引，“经史诸子，束阁不观”，深为不满，要求柳诒徵“提挈后进，使就朴质，非但依据新著，恣为浮华”⁽⁴⁹²⁾。这里是对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表示不满。因为自己先前著作为“打倒孔家店”者引以为据，章炳麟不惜否定自己的过去。

“睹异说之昌披，惧斯文之将坠，尝欲有所补救，终已未偟。”1923年9月，以章炳麟为社长、以汪东任编辑与撰述的《华国月刊》创刊，他有了一个“甄明学术，发扬国光”的专门阵地。在《发刊辞》中，章炳麟写道：

近世乱已亟，而人心之亟诡，学术之陵替，尤莫甚于今日。……居位者率懵不知学，苟闻其说，则且视为迂阔而无当。学者退处于野，能确然不拔自葆其真者，盖又绝鲜，大氐稗贩泰西，忘其所自，得矿礏以为至宝，而顾自贱其家珍，或有心知其非，不惜曲学以阿世好。……若夫浮薄少年，中无所主，遭逢世变，佹托幽忧，冒取古人及时行乐之义，而益驰骛于纷华。……尝谓治乱相寻，本无足患。浸假至于亡国，而学术不息，菁英斯存，辟之于身，支干灰灭，灵爽固不随以俱澌。若并此而夭伐之、摧弃之，又从而燔其枯槁，践其萌孽，国粹沦亡，国于何有？故曰：“哀莫大于心死。”可为长惧深戚者此也。⁽⁴⁹³⁾

这里所说的“居位者”、“学者”及“浮薄少年”，指的是当时诸当政者、大学教授及广大青年学生；“稗贩泰西”，指的是西化思潮，其时，确实在竞相译介西学书籍时，注意研究中国实际状况不够。章炳麟希望，能够通过《华国月刊》的倡导，使“迷者之有复，驰骛者之喻所止”⁽⁴⁹⁴⁾。

1924年8月，章炳麟在《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上发表了《救学弊论》，对于当时学风视作浮躁、浮泛、浮浅，给予激烈抨击。他认为，翁同龢喜谈《公羊》而忘其他经史，潘祖荫好铜器款识而排斥《说文》，康有为以群经皆新莽妄改，以诸史为二十四部家谱，经史于是成为废书，“其弊也先使人狂，后使人陋。”张之洞设学校之后，学子求学变为趣于营利，“其后学者益崇远西之学，其师或自远西归，称其宫室舆马衣食之美，以导诱学子；学子慕之，惟恐不得当，则益与之俱化，……自是惰游之士遍于都邑，惟禄利是务，恶衣恶食是耻，微特遗大投艰有所不可，即其稠处恒人之间，与齐民已截然成阶级矣。”他指出，唯利禄是务的知识阶级慕远西物用之美，“太半已不能处田野，计中国之地，则田野多而都会少也，能处都会不能处田野，是学子已离于中国大部。以都会为不足，又必实见远西之俗行于中国然后快”。脱离了中国广大农村，“歆慕远西，堕其国性”，国性不守，这是最大的隐患。

为根本改变这一状态，章炳麟主张：“今之学校宜先改制，且择其学风最劣者悉予罢遣，闭门五年然后启，冀旧染污俗悉已湔除，于是后来者始可教也。”其后的教育，他认为，除“为物质之学者，听参用远西书籍”及“法科有治国际法者，亦任参以远西书籍授之”外，政治、经济各科，特别是文科，都必须痛革旧治，使之从中国历史与实际出发。对于文科而言，“微特远西之文徒以绣其鞶帨，不足任用而已，虽所谓国学者，亦当有所抉择焉”，文辞、哲学、说经，都非所宜倚重，“欲省功而易进，多识而发志者，其唯史乎？”他要求文科要着重纠正五弊：尚文辞而忽事实；因疏陋而疑伪造；详远古而略近代；审边塞而遗内治；重文学而轻政事。章炳麟充满自信地说：“能行吾之说，百蠹千穿，悉可以使之完善。”⁽⁴⁹⁵⁾

这篇长文，就强调治学者不应成为脱离中国广大农村的特殊知识阶级、治学不应全盘西化而应切合中国历史与实际而言，应当说，是击中要害的。但是，要求政治、经济各科，特别是文科各科，只去研治中国历代史籍，显然又太为偏颇。不久，他又拟定了一份《中学国文书目》，对此加以弥补。而这份书目，则更为清楚地显示了他思想上、文化上转为保守的趋向。

《中学国文书目》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文字训诂音韵、儒家杂家小说家、法律礼制七类，每类确定书目若干种，每种作简要说明，提示其价值、源流、沿革，并附以参考书，标明系全诵全讲、选诵选讲，还是全阅略讲、选阅略讲、参阅间讲、余阅、间阅等。

经部选定《尚书孔传》《诗毛传郑笺》《周礼郑注》《春秋左传杜解》。章氏特别说明，在十三经中之所以只选定这四种，是因为“经本古史之流，法制莫备于《周礼》，而《仪礼》《礼记》其细也。三古大事，略具于《尚书》；东周以上，《诗》亦以韵文补之。春秋大事，莫备于《左氏》，而《公羊》《穀梁》不具也。若《论语》《孝经》《孟子》，则诸生多已诵习，不烦重举。《周易》则义旨渊深，不可猝解。《尔雅》则今与《说文》《广韵》同编。故此只取四经为主，观其经法行事，足以识古。犹惧义训奥密，篇章杂乱，事状隐晦，故特存参考书以备讲习”。参考书，如《周礼》就列出惠栋《礼说》、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孙诒让《周礼政要》三种。

史部选定《史记》《资治通鉴》《续通鉴》《明通鉴》《清五朝东华录》五种，地理总参考书《读史方舆纪要》《乾隆府厅州县志》两种。这是为了使学生对中国历史有系统的了解。章氏强调：“史之发人志趣，益人神智，其用实倍于经，非独多识往事而已。……人不习史，端者不过为乡里善人，庸者则务在衣食室家，而尚奇者或为乱政之魁。清末至今，其弊可见。”

子部选定《老子王弼注》《庄子郭家注》《荀子杨倞注》《韩非子》《吕氏春秋高诱注》《中论》《申鉴》《颜氏家训》《文中子》《二程遗书》《王文成公全书》《颜氏学记》共十二种。在各部中，这一部分种数最多。章氏指出：“诸子非纯粹哲学，大抵可行于身，可施于国，与张皇幽眇、空理取胜者大殊。”他强调《老子》“本内圣外王之书”，《荀子》“体大虑周”，《韩非子》“有法有术”，《中论》“述朋党之弊，足为近时鉴戒，《申鉴》亦相似”，《颜氏家训》“砭末俗，至今可用，惟涉及阶级者宜省”，《文中子》“虽伪书，然评事多当”，《二程遗书》“当取其高明光大之论为主”，《颜氏学记》表明“颜氏一派，趣重实事，兼有侠风……乱世尤不可阙。”

集部选定《古文辞类纂》《续古文辞类纂》《古诗源》《唐诗别裁》四种。之所以选定这些著作，是因为“陈说事义，非文不宣；抒写情性，非诗不达。……今于别集悉置不录，总集如《文选》亦不宜于始学，只取四种，使知辞尚体要，诗归正则，则上矣”。

文字训诘音韵之书，选定《说文句读》《说文解字注》《尔雅义疏》《广韵》《经传释词》五种。要读这些著作，是因为“读书而不识字，识字而不能举其正音，是冥行索暗而已”。

儒家杂家小说家之书，选定《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困学纪闻》《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五种，“为学者博其趣耳。”

最后是法律礼制之书，选定《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刑律》《仪礼·丧服篇》《清服制图》四种。章炳麟就这一类书籍写道：“文人不知礼法，则昌狂自恣，流害风俗，甚于盗贼。且入官以后，冥冥不习者多矣。宋儒束身，或摭古礼，而条章残缺。古今异宜，终难见之事实，故明儒多依当代法制为定。今者婚姻丧纪，未有定则，所以垂示百姓者，惟有宪法、刑律而已。”⁽⁴⁹⁶⁾

就了解中国古代思想学术而言，这份书目应当说是很有见地的，也足以显示章炳麟的国学根柢。但是，要求中学生阅读如此繁重的古籍，他们还有多少时间学习现代科学知识？章炳麟说：“凡习国文，贵在知本达用，发越志趣，空理不足矜，浮文不足尚也。”⁽⁴⁹⁷⁾以这些古代典籍“知本达用”，势必将青年学生引向离开现代科学发展及现实生活，名为“保存国性”，实际上是以此来改变新文化运动的前进方向。

思想上趋于保守与颓唐，使章炳麟政治上对北洋军阀从反对而一步步走到承认，再走到成为其座上客，企图依靠他们来对抗国民革命；对于国民革命，从不理解而置身事外，一步步走到不接受，走到公开反对，走到反动营垒而成为其一名急先锋。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旗帜鲜明地反对“联省自治”以后，“联省自治”运动已经走到末路。为反对直系军阀武力统一，章炳麟仍想尽力维持“联省自治”局面。为此，他一再要求湖南坚持自治，不要理睬吴佩孚取消湘省自治之令，多次致电湘议会及湖南省长赵恒惕，反对修改省宪以阿附吴佩孚。⁽⁴⁹⁸⁾1924年7月28日，章炳麟在沪主持召开联省自治会第3次筹备会，通过致各省长函及致各省议会电，重申：“欲谋民国之统一，为在打破蹂躏省权之势力，而以各省为同流共进之单位；欲谋国宪之成立，首在消灭谬托法统之国会，而以联省会议为根本解决之枢纽；欲得联省自治之实际，首在却还伪宪赋予之自治，而以人民自决为特立独行之主张。”为此，要求各省“打破旧有一切团体，以联治主义为结合之中心……造成有力政党，用为根本改造之先导”⁽⁴⁹⁹⁾。打算建立一个有力的新的政党，来坚持“联省自治”。不过，8月就爆发了江浙战争，9月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卢永祥下野；冯玉祥在北方倒戈反对吴佩孚，曹锟不得不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各职，旋即自己也下台，北京政府改由黄郛摄政。政局的急剧变化，使联治主义面临新的形势。章炳麟于11月1日和11月14日接连发表两份《改革意见书》，重提“统一不如分治”及中央政权实行“行政委员制”，以使“一人不能独行其北洋传统政策”⁽⁵⁰⁰⁾。11月24日，段祺瑞执掌大权的执政府在北京成立。章炳麟要求段祺瑞“将各省自治权还之省民”，以及“将驻防军队付之人民解散”⁽⁵⁰¹⁾，当然，这一切其实都是与虎谋皮，“联省自治”在绝大多数地方已名存实亡。

在这一段时间中，孙中山在广东一面努力建设一支新型的革命武装力量，准备依靠这支新型武装力量平定广东境内，并发动北伐，一面坚持和苏俄、中共的联合，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使改组后的国民党生气勃勃。而这一切，在国民党内部则使原先就一直存在的分歧愈演愈烈。1924年11月孙中山经沪北上后，很快病倒，反对孙中山联俄、容共及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冯自由、田桐、居正、马君武、刘成禺等人由粤来沪，聚集在南阳桥裕福里二号章炳麟寓所，共商对策。他们商定，由章炳麟起草并领衔发表《护党救国宣言》，要求“同盟旧人，重行集合团体”，秉持当年“同盟会精神”，以改变“政党相猜，易破道义，淳朴之气，日渐浇漓，甲是乙非，争端无已”的状况，以及“各省意志，常非一轨，甚乃抗兵相攻，自生仇衅，一时利用，旋即乖离”，致使以主器之权“倒授军阀”的局面。⁽⁵⁰²⁾在致李根源信中，他说：“此间自中山入都以后，同人即知其难久，有愿将辛亥同志重寻旧盟者，鄙意亦以为善。比闻中山危笃，恐将不起，幸而少延，亦难尽心国事。此后正赖同志好自为之。”⁽⁵⁰³⁾意图相当清楚，他们想乘孙中山病危之机，集合同盟会旧人，改变国民党的方向与政策。章炳麟对此完全同意。

1925年2月，章炳麟与唐绍仪、张继等人正式设立辛亥革命同志俱乐部。唐绍仪建议即命名为国民党，又有人主张用同盟会旧名，章炳麟认为：“此次组合，既系集合南北革命同志，南方同志如光复会、共进会等，虽俱与同盟会直接间接有关；而北方如冯玉祥、张绍曾辈，则与同盟会可谓丝毫无关。故经众商定不如命名稍取混统，其先拟名辛亥同志革命俱乐部，后径将革命二字删去。”⁽⁵⁰⁴⁾为扩大队伍，章炳麟除邀请李根源本人加入辛亥同志俱乐部外，还要求他联络和动员其他一批重量级人物加入。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右翼一批代表人物陆续会聚上海，加紧改变国民党前进方向的活动，辛亥同志俱乐部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据点，而章炳麟则成为辛亥同志俱乐部的政治代表人物。

段祺瑞组建执政府时，章炳麟对段祺瑞多所抨击。段祺瑞聘请他为高等顾问，他予以拒绝；段祺瑞邀请他参加善后会议，章炳麟严正指明，“今之执政府，依法律既无根据”，善后会议更不具合法基础。⁽⁵⁰⁵⁾5月3日，他还以辛亥同志俱乐部名义发表通电，痛斥段祺瑞“毁法乱常”而悍然宣布“法统已成陈迹”，指出：“法统苟隳，民国何恃？”⁽⁵⁰⁶⁾8月5日，他又与唐绍仪联名致电段祺瑞，针对执政府所公布的《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国民代表会议议员选举程序令》，指出：

《组织法》乃善后会议所定，《选举程序令》则临时政府所自为，二者皆非执法机关，无为国民制法之权。执事为此，与向之召集安福国会无异也。执事秉钧以来，十有余年，诱叛犯上，毁法丧权，疵累孔多。……执事于金佛郎案丧失利权，仍沿旧习；兵事非惟不解，于江、浙，川、广诸省兵祸，复多挑拨；外交案则不肯上紧办理，而反迁延时日，为延长祚运之符。……执事果有靖献之心，则宜保存约法，勿以创制，速将国民代表会议之伪法、伪令一切取消，于外交则严持国体，努力进行，务达目的，以图晚盖。他日盖棺论定，犹不失为瑕瑜不掩之人。若乘急难之时，以行劫制之术，万目睽睽，岂可尽掩？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在次日即将这一电文通报“广州国民政府各委员”，要求广州国民政府“一致主张”⁽⁵⁰⁷⁾，采取同样立场。

显然，直到这时，章炳麟对执政府及直系、奉系军阀所持的仍是坚决反对的态度，和广州国民政府在反对北洋军阀这一点上仍有共同立场。但是，在这之后，一面由于各系军阀对章炳麟极力笼络，优礼有加，一面由于广州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越来越成气候，章炳麟对两者的态度有了显著的变化。

1925年4月20日，章炳麟由沪赴杭州，为前陕西督军陈树藩“故母开吊”点主。行时，铁路局特备花车欢送，浙江督办孙传芳特派军警沿路保护。章氏抵杭后，除与陈树藩相晤外，还与孙传芳会谈，极受礼遇，使他对孙传芳有了好感。

1925年9月至10月，章炳麟应湖南省长赵恒惕之邀，赴长沙主持选拔县长考试，一路上也备受欢迎和礼遇。9月19日章炳麟乘“江新”轮离沪，22日抵汉口，寓东方旅馆，湖北督军萧耀南当晚即到旅馆拜会，次日又派马车将章氏接到署衙，设筵洗尘。25日萧耀南又备定专车，送章氏赴长沙。火车过岳阳时，蛰居岳阳的吴佩孚特派参议长、前湖南铁道警备司令葛豪到车站迎迓，将章氏接到吴佩孚处密谈三小时。赵恒惕率湖南军、政要人在长沙车站等候数小时，方才接到章氏，“即请章氏乘舆，军队军乐前导，省长各要人殿后，至学院招待所，当鸣大礼炮九响，以表示敬意”⁽⁵⁰⁸⁾。章炳麟被委任为湘省考试委员长，第二天就主持县长选拔考试。经26日甄录试、30日初试及10月3日复试，从400多应试者中录取30人。考试结束后，章炳麟即往各处拜客，并应邀至省议会及晨光学校讲演，湘省军政要人则分别欢宴章氏。10月15日，章炳麟离开长沙，赵恒惕派军乐连欢送，并赠送程仪三千元，“以壮行色”⁽⁵⁰⁹⁾。

从萧耀南到吴佩孚，从赵恒惕到湘省其他军政要人，都如此谦恭有礼，不仅充分满足了章氏的虚荣心，而且迅速改变了他对吴佩孚、萧耀南等人的态度。

10月15日浙奉战争爆发，孙传芳出兵进攻已将其势力伸张到沪、宁地区的奉系军阀。章炳麟这天离开长沙到达岳州，即与吴佩孚讨论了反奉问题。17日到达汉口，又与萧耀南“密谈甚久”⁽⁵¹⁰⁾。19日，章炳麟出席鄂省议会公宴及茶话会，同意迎吴佩孚来汉口统帅十四省讨贼联军讨伐张作霖。21日，吴佩孚到达汉口，就任联军总司令。章炳麟两次与吴佩孚晤谈，向吴建议：“联省自治足以阻共产，在联治未成立前，应以约法、国会为过渡。”⁽⁵¹¹⁾吴佩孚欲任章炳麟为总参议，章炳麟辞而未就。他一边主张“扬子江流域，须给直系；仍以段为临时执政。”⁽⁵¹²⁾一边劝告吴佩孚“勿以军事行动涉及鄂政”⁽⁵¹³⁾，要“顺从民意”、“牺牲个人权位”、“与鄂当局合作”⁽⁵¹⁴⁾。24日晚，章炳麟乘“江顺”轮离汉口东下，行前向吴辞行，又请吴“处处以国家与民意为重，则联军前途，必获胜利”⁽⁵¹⁵⁾。27日返回上海，在接见记者时强调“此次反奉举兵，于时各首领容或存有其他目的者，嗣经人从中疏解，现已归单纯，即一致反奉不及其他是也。”⁽⁵¹⁶⁾从反吴转向支持吴重新出山，从反直系转向主张“扬子江流域须给直系”，相应，从反对段祺瑞转向承认段仍为临时执政，固然主要是为了反对张作霖奉系军阀将其势力伸张到南方，但吴佩孚、萧耀南及赵恒惕等人，包括先前孙传芳对章氏的礼遇及名誉、感情投资，恐不能说没有起了重要作用。

章炳麟对这一次湘、鄂之行相当满意。在致李根源书中他写道：

此去本为湖南典试，中遂牵及国事。在岳见子玉两次，所言大旨在先去障碍，后论法律。故护宪之议遂消，即倒段说亦且搁置。盖护宪为人心所不与，倒段则兵不能达，反使关东假借其名，此在棋局，皆落后手。今置此不谈，布局已为不误。至于黑白输赢，则仍视军人计划耳。吾因定策已毕，暂归休息。师梁获胜，他日必以法统之说进也。⁽⁵¹⁷⁾

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9月30日在长沙举行选拔县长初试时，出了一则考题为《拟严禁败坏政俗之书籍令》。据报道，题中“政俗”二字原系“风纪”二字更易，“盖出题者之意，其注重点，在防止过激文书之传播。”⁽⁵¹⁸⁾从要求严禁“过激文书”之传播，到对吴佩孚提出“联省自治足以阻共产”，表明章氏在与吴佩孚、孙传芳逐渐走到一起时，已经公开举起了反共的旗帜。

回到上海后，10月31日，他在上海国民大学作了一次题为《我们最后的责任》的讲演，表明了他转向反共的心结之所在。他在讲演中说：

我们现在所要反对的，就是要反对共产党。共产是否适合我们的国情，还在其次；现在的共产党，并非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俄党”。他们不过借着“共产主义”的名目，做他们活动之旗帜，什么“共产”、“不共产”，那简直是笑话。现在广东的党政府——什么“党”、“不党”，简直是笑话，直是俄属政府——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辱的事。我们应当反对借俄人势力压迫中华民族的共产党。最后，凡是借外人势力来压迫中华民族的，我们应当反对他，这便是我们最后的责任。⁽⁵¹⁹⁾

反共，很大一部分原因出于对苏俄及其支持中国革命意图怀有深深的疑虑，当然，也是因为对共产党并不了解，为国民党右翼和南北军阀反共舆论所包围。

11月19日，奉军退出徐州，浙奉战争结束，孙传芳占领了苏、皖、浙、赣、闽五省。章炳麟与浙绅褚辅成、虞洽卿等人发起五省士绅联席会议，准备推举孙传芳为五省总司令，同时废除五省督军，民选省长。他们致电孙传芳，建议“今后江浙两省军队，应请以五省总司令名义负责，直接指挥。所有督办、帮办、某省总司令、护军使、镇守使等名称，一律取消，不再设置”，同时要求孙氏裁减军队，“庶两省财力，渐轻负担，而民政亦得依次进行”⁽⁵²⁰⁾。章炳麟还积极参与组织五省协会，“其目的似在辅助及监督五省总司令之行动，一面以五省人民之力，以建议五省兴革之事”⁽⁵²¹⁾。承认孙传芳在东南五省的军事控制，同时，仍希望能推行各省省长民选，给“联省自治”保留一席之地或者给孙传芳一点限制。但是，他很快就得知：孙传芳“欲以卢香亭〔即卢永祥〕督浙，谢鸿勋督皖，废督之说，非彼所愿闻”⁽⁵²²⁾。

就在浙奉战争结束之际，1925年11月23日，掌握奉军精锐的郭松龄在滦州倒戈，举兵反奉，奉军不得不将其军队仓皇撤往关外。其时，身为直隶省督办兼省长的奉系另一将领李景林宣布“保境安民”，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而与郭松龄成犄角之势。奉系退往关外，段祺瑞失去一大支持，处于冯玉祥国民军及郭、李军事力量包围之下，地位岌岌可危。章炳麟与唐绍仪等商议，认为这正是拥戴黎元洪重新出山取段祺瑞而代之的好时机。但是，他又担心郭松龄与冯玉祥结盟，将黎元洪置于他们控制之下，而冯玉祥国民军势力一旦迅速强盛，与南方革命军相呼应，“长江一带必为赤化所并吞”⁽⁵²³⁾。为此，他致书黎元洪，劝黎在出山一事上仍当持慎重态度。他在信中写道：

郭松龄倒戈之举，于义虽是，然自全局论之，冯之固结苏俄，宣布赤化，其罪实浮于张〔作霖〕。自关东言之，使张铤而走险，自然乞援日本。今辽阳军司令部已入奉天，若再强攻，有致延大敌，使关东折入日本而已。我公今日处闲暇之时，正宜嘉勉李景林，使戡赤化，一面谕郭以利害，使舍奉天不攻，而与李景林联合讨冯，则俄势不至蔓延，日本亦不能藉词而取关东，其有造于中国之主权领土，岂不大哉！⁽⁵²⁴⁾

12月6日，他在致李根源信中论述黎元洪不宜出山时，更为突出地表现了反对所谓“赤化”在他政治考量中已越来越具有决定性地位：

致黎公恐非彼辈〔指冯玉祥及其国民军部属〕所愿，就令勉强拥戴，亦与拘囚无异。且彼辈借其命，更便从事，则俄国顺民之名，将累及长者矣。鄙意总以杜门拒绝为要。……总之，今日大势，宜分而不宜合。……段、吴引去，不如废置中央，暂各分立。夷狄有君不如诸夏之无，此在赤化时代，正为相应。⁽⁵²⁵⁾

就在章炳麟努力谋划时，日本方面出兵支援张作霖，打败了郭松龄部，12月23日郭松龄兵败逃亡，25日被杀。李景林则为冯玉祥国民军打败，天津被占，直隶督办为冯系将领孙岳所夺。在冯部与李景林激战时，章炳麟又通电支持李景林，给冯玉祥所加的罪名仍是“赤化”及“与俄通款”，甚至说“苏俄侵轶，害居关东之前”⁽⁵²⁶⁾。他给自己的立场辩解时称：“观冯玉祥左右任之人，素多濡染赤化，而军实大半运之俄国……又自广东来者，皆明言冯与汪〔精卫〕、蒋〔介石〕相契至深。……要之，赤化不除，大之则中土悉归他人管领，小之则吾辈为革命党者，非受其缨弗，即无保全之理。”⁽⁵²⁷⁾他曾诬指冯玉祥与俄定有密约，但是，所据却是一系列推论。这些对冯玉祥的攻讦，并没有能挽回李景林的失败，但章炳麟反对联俄、反对赤化的立场更清楚地展现于世人之前。他实际上已经站到与国民革命相对立的反革命营垒中，因此，他虽然与北洋军阀各派系还有若干矛盾，但这些矛盾已退居第二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盖今日国内之问题，已不在此，而在注意如何打倒赤化。护法倒段，题目虽大，而以打倒赤化相较，则后者尤易引人注意。十余年来之战争，尚系内部之争，今兹之事，则已搀入外力，偶一不慎，即足断送国家主权。”⁽⁵²⁸⁾他充当了在反对“赤化”和“联俄”名义下反对国民革命的一名吹鼓手。

反赤救国大联合，或反赤大同盟，是章炳麟为更有组织地发动反对“赤化”而策划成立的团体。经过一段时间酝酿，1926年4月7日在上海成立，到会者100余人，章炳麟被推为成立会主席。在致全国各报馆电中，宣称“拟设支分部于各省及海外各地，以反对赤化，保障国权，实行民治为宗旨，以联合全国各界同志，实行本宗旨。”⁽⁵²⁹⁾陈独秀在《向导》杂志第146期就此指出：“中国的组织，就是所谓反赤大同盟，这个大联盟的总机关在上海法租界铭德里一号，他的领袖，据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章太炎、尤烈、徐绍桢、魏邦平、冯自由、居正这班人……他们的目标就是反对苏俄、中国共产党、南方的国民政府、北方的冯玉祥及国民党。”⁽⁵³⁰⁾

4月11日，章炳麟又参与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在成立大会上，他又被推为主席。最后，则担任了协会名誉主席。陈独秀在《向导》第150期指出：“右派中有些较右的分子，已经和反革命派章太炎、黄大伟、邓家彦、徐绍桢、童理璋等所组织的什么国民外交协会合作，这个国民外交协会和……反赤大联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团体。”⁽⁵³¹⁾

4月14日，“反赤救国大联合”举行第一次干事会，章炳麟主持讨论宣言草案，攻击“自莫斯科第三国际产生以来，过激主义者，假共产革命之名，行对外侵略之策”，宣称“居今之世，反对赤化，实为救国之要图”，“过激主义者，欲以赤化亡中国，实开千古未有之创例……是故反赤之举，非学理制度种种问题，而为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利害关键也。”⁽⁵³²⁾4月28日，章炳麟再次主持干事会，通过《反赤救国大联合宣言》，交由各报刊发布。

在这段时间中，北方形势又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就是张作霖与吴佩孚转而联合起来，南北夹击国民军，国民军退出北京，撤往西北，奉、直两系军阀重新控制了华北地区。为争夺中央控制权，吴佩孚要求恢复曹锟当政时颁布的宪法及所任命的颜惠庆内阁，是为“护宪”派；张作霖则主张恢复约法，召集新国会，任命新内阁，是为“护法”派。他们都纷纷派人来上海，争取章炳麟的支持。章炳麟反对颜惠庆组阁摄政，而主张由黎元洪恢复大总统职务。他在4月28日致颜惠庆电中说：“如欲建置中央，则黄陂犹在，依法可以复位，以民意则无拂逆，以军情则无偏党。”⁽⁵³³⁾5月9日，他又以辛亥同志俱乐部名义通电驳斥吴佩孚的“护宪”主张，指出：“夫宪法尚未成就，又何护法之可言？”⁽⁵³⁴⁾对黎元洪，他则密信不断，精心为黎谋画，以致黎元洪派来联络沪上各方人士的密使向黎报告说：“太炎先生于钧座精忠耿耿，昕夕不忘，谈吐之间，具见肺腑。末俗浇薄，而有此老，洵凤毛麟角矣。”对章氏态度大为称赞。这份报告还说：“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诸军阀于太炎均尊若国老，信使往还，欢迎其至鄂、至奉、至宁者，络绎不绝。而太炎因彼辈对复法一事多无诚意，近恒以冷淡之态对之。……然国中无论何派政客、军人，靡不低首请教。于太炎先生之前，积牍盈尺，游士盈门，实出吾侪在京、津者想象之外。以故太炎处消息灵通，人物杂沓，俨然一战国时三千游客麇集之稷下先生也。”⁽⁵³⁵⁾如此门庭若市，正生动地描绘出章炳麟是如何为各派军阀、政客所紧紧包围。

当时，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都争相罗致章炳麟，其中孙传芳用力尤多。1926年1月13日，是章炳麟虚岁59岁，依“做九不做十”的习俗，孙传芳特送大餐券100席和白兰地一箱为祝。2月22日，孙传芳邀请章炳麟、徐绍桢、冯自由、高振霄等十多人专程到南京，盛宴招待，商议时局问题，孙传芳本人还到旅舍专门拜谒章炳麟。5月4日，孙传芳在上海就淞沪督办职，章炳麟又率沪上名流公宴孙氏。8月8日，章炳麟又接受孙传芳与江苏省长陈陶遗特聘，到南京出席修订礼制会成立大会，担任该会会长，并专门举行了雅歌投壶之礼。尽管章炳麟深知，这些鼓乐对孙传芳等人说来，无非“鼓簧如对牛”，面对“铜马遍地争王侯”的现实，他发出了“郑生郑生歌且休”的哀叹，⁽⁵³⁶⁾并在第二天就离宁返沪。但是，去为孙传芳制礼作乐抬轿子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孙氏的政治认同。以致对章炳麟一贯执弟子礼甚恭的鲁迅不得不非常痛心地指出：“孙传芳大帅也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来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⁵³⁷⁾

这时，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已经开始出师北伐。7月12日，北伐军已占领长沙，准备进军武汉，进而消灭吴佩孚主力。面对这一形势，章炳麟在从南京返回上海后，即于8月13日发出了《讨蒋介石》通电，说：

粤东自蒋中正得政，尊事赤俄，奉鲍罗廷为统监，而外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口实，致少年军士受其蛊惑。究观其实，惟有内摧粤军，外扰湘境，以为赤俄辟土。……详其一生行事，倡义有功者，务于摧残至尽……且其天性阴蛰，反颜最速，非若孙中山之可以辞解……蒋中正为赤俄之顺民，奉赤俄之政策，叛国反常……然以其主义奇邪，亦足以坚树团体而成朝气……巨憝不除，虽有金汤，危如朝露。⁽⁵³⁸⁾

这封通电，不乏当日蒋介石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留下的积怨，对蒋介石的秉性所知也不为不深，但其主旨，却是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消灭北洋军阀。为此，章炳麟在这一通电中主张“宜以北事付之奉、晋，而直军南下以保江上，开诚布公，解除宿衅，与南省诸军共同讨伐”，并要求“群帅与在野之豪杰”以曾国藩为榜样，以成“干蛊之功，保民济国”⁽⁵³⁹⁾。

章炳麟企图推动北洋各系军阀与西南地方军阀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然而，北伐军挺进湖北，9月初已占领汉阳、汉口，10月10日又攻克了武昌。吴佩孚逃往河南。在占领汉阳、汉口同时，北伐军在江西也发动了对孙传芳的进攻，双方在南昌一带战事激烈。10月4日，章炳麟又发表了一份劝孙传芳讨蒋的通电，给孙打气。由于北伐军暂撤南昌之围，章炳麟兴高采烈地致书黎元洪说：

赤氛昌炽，北及江汉，幸赣中战胜，赤蒋主力已去十之七八。……此次讨赤主义，虽未告成功，唯擒王之策，尚能得心应手，或当不负我公之期望。⁽⁵⁴⁰⁾

对于自己倡导的“讨赤主义”及自己所发布的两封讨蒋通电自视如此之高，得意之情，充溢字里行间。

但是，章氏又将形势估计错了。11月25日，他致书黎元洪，哀叹：“岁月不居，赤祸愈炽，两湖、江西皆成俄领，闻其改国旗、易国庆……自九江一败，东南懔然，惧其不保，于是乞师关外，冀可藉手，亦趣势自然，岂人力所能为也？”他仍希望北洋各系军阀以及西南地方军阀消除相互之间宿嫌旧衅，共同对付国民革命军，说自己“在海上与之数同人筹之已熟，虽有谤言，所不敢避”⁽⁵⁴¹⁾。可是，他的呼吁，既未能平息奉直之间、直吴内部、孙传芳辖区内争权夺利的各种纷争，更未能阻挡国民政府由粤迁往武汉，以及北伐军沿江东下。1927年1月5日在致章士钊书中，他说自己“一二年中施于政事者，虽为过激之徒所恨，三代直道，自在人心；吾今所行，亦负谤议，要之自抚素心，可质天地”，他悲叹“主兵者不能尽听吾言，乃令丁零群丑，轶荡中原”。他表示“补天回日之志，竟不能灰”，但恐将终归失败。他感慨万千地写道：“前数年曾取《太史公书》语，作一印云‘亚父范增也’，恐终身遂与此翁同揆，唯勉自惩抑，庶不至疽发于背耳。”⁽⁵⁴²⁾再也无力扭转大局了，他内心充满了悲怆。

为配合北伐进军，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1926年10月、1927年2月与3月三次举行武装起义，前两次被残酷镇压，第三次取得成功，工人武装于3月22日占领上海，建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3月26日，蒋介石率部进驻上海。旋即，在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工人和共产党人。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峙的国民政府。果如章炳麟先前讨蒋介石通电中所说，蒋介石反颜最速，对倡义有功者务要摧残至尽。章炳麟讨蒋在先，且揭露蒋之秉性入骨三分，尽管他系因反苏、反赤而讨蒋，蒋现在也反苏反共反对革命，却并未因此引章炳麟为同道。5月4日，在上海各团体共同举行的纪念“五四”大会上，通过十项决议，除“肃清上海各学校之共产党分子”、“警告汪精卫”、“杀徐谦、邓演达”、“讨伐武汉伪政府”等外，有一项为“请国民政府通缉学阀章太炎、张君劢、黄炎培”等，共列名66人，章炳麟名列榜首。⁽⁵⁴³⁾6月16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呈文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通缉“著名学阀”，章炳麟再次被列入榜首。⁽⁵⁴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也闻风而动，饬令余杭县立即查抄章炳麟家产，还美其名为“处置逆产”。在余杭仓前镇，查得章家财产“计有油车及碾米厂两处股本洋三千七百元，标卖得实洋二千六百元，又有田二十七亩，尚未标出”，这些银洋作为“逆产”被“移交县党部接收办理”⁽⁵⁴⁵⁾。

面对白色恐怖，章炳麟迁出原先车水马龙的住处南洋桥裕福里2号，迁到同孚路同福里8号一所较小的不为人知的新住所。在11月16日致李根源书中，他叙述了几个月来隐匿在家中的生活状况：

老夫自仲夏还，居同孚路赁寓，终日宴坐，兼治宋明理学，借以惩忿。如是四月，果有小效，胸中磊砢之气，渐能消释。惟把捉太过，心火过盛。重阳后，因即停止宴坐，暇时以诗自遣，苦无唱和。⁽⁵⁴⁶⁾

宴坐，即坐禅，于闲静处终日结跏趺坐，端身正坐，息心静虑，而入禅定。连续坐禅四个月，兼读宋明理学诸书，方才使胸中愤懑之气稍稍平息。但是，当他以诗自遣时，未曾完全平息的愤恨悲怆之情，仍然忍不住要发泄出来。如《感事》一诗：“珠江闲气开云鼍，掉尾渚宫东入鄱。钟山积甲森嵯峨，素车白马度滁和。垓下四面鸡鸣歌，天欲亡我非由他。鼍去鳄来当奈何？”⁽⁵⁴⁷⁾所喻即北伐军，北伐军进入江西，再东下，蒋介石在南京建成了小朝廷。北洋军阀倒了，孙传芳倒了，但来的是蒋介石，一则为鼍，一则为鳄，两者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最使章炳麟痛心的，是蒋介石废弃民国建立以来一直使用的五色旗，而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1927年11月27日章炳麟在致李根源书中就此写道：“拔五色国旗，立青天白日旗，即是背叛中华民国。此而可与，当时何必反抗袁氏帝制耶？袁氏帝制，不过叛国，而暴敛害民，邪说乱俗，则尚袁氏所未有也。一夺一与，情所不安，宁作民国遗老耳。”⁽⁵⁴⁸⁾在这之后，他又多次谈到易帜之事。1928年5月27日他在致李根源书中，再一次写道：“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⁵⁴⁹⁾6月3日，黎元洪死于天津。章炳麟在沪专门为黎元洪设奠，并送挽联一副，云：“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末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哀挽。”⁽⁵⁵⁰⁾他确实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居了。

十七、老骥伏枥：奋起抗日救亡

自称“中华民国遗民”，充分表明章炳麟政治上已经陷于绝望。“僦居虽近市，弇关如深湫。……客来固不速，昼眠亦无邮。”这和先前门庭若市、电邮盈尺的情景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夸父既弃杖，东野方倾辀。文渊矜顾盼，终然困壶头。”⁽⁵⁵¹⁾东野，典出《世说新语·言语》“颍川太守髡陈仲弓”刘孝标注：“岂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盛而不自卫，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谓东野之言耳。”章炳麟正被通缉抄家，是以陈仲弓自喻。夸父也是自喻。学问文思都渊博无垠，但最后仍落得只能借酒浇愁。

闭门隐匿的这些日子里，章炳麟得以冷静回顾自己的一生，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自定年谱》。

《自定年谱》无序跋，但从同年7月他为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可以窥知他撰写此书的真实意图。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辟头就说：

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至武昌倡义凡十一年，自武昌倡义至于今又十七年。事状纷拿，未尝有信史。故旧或劝余为之，余犹豫未下笔，盖身不与其事者，非审问则不敢言；身与其事者，所见乾没忮戾之事亦多矣，书其美不隐其恶，或不足以为同志光宠；是以默而息也。南海冯自由，与同盟会最久，又尝为稽勋局长，以其所见，又遍访故旧，而作《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虽未周悉，然阿私之见少矣。其以“开国前”名者，以为情有诚伪，事有轻重，事后之所为者，不得与事前比。且将以前之艰难晓示后进，使无敢侮耆旧、擅兴作也。⁽⁵⁵²⁾

要为革命留下一部信史，“将以前之艰难晓示后进，使无敢侮耆旧、擅兴作”，这一使命人们希望由章氏承担。但是，忠于信史原则的章炳麟，深知要撰写一部内容较为全面翔实的革命史，资料远远不足，而要不溢美、不隐恶，还事实本来面目，尤其不易。在蒋介石白色恐怖统治下，更不可能。但是，他并不愿因此而无所作为，于是，选择了《自定年谱》这一形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他所参与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国革命留下一部信史。

正因为如此，章炳麟所撰写的《自定年谱》，是以其革命思想的孕育、形成与发展，革命活动的逐步展开，以及革命进程中他所直接参与的众多重要事件为中心，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活动只居次要地位。从戊戌维新运动到革命思潮形成，从《苏报》到《民报》，从同盟会到重建光复会，武昌起义，上海光复，民国建立，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联省自治运动，清末以来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在《自定年谱》中结合谱主的亲身经历，都有非常有价值的反映。

《自定年谱》另一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特别注意打破国民党的正统史观，努力展示各革命团体、各不同派别在革命进程中的作用，恢复历史的真实。他在为冯自由书所写的序中，有一大段专论这一问题，足可表明他当时对这一点是多么重视。针对以孙中山活动为正统、贬斥其他各派贡献的国民党宣传系统的革命史观，他写道：

提倡之与实行，其功相衡，其人亦众多，莫适为主。当提倡时，小小举兵固有焉，而皆袭其边陲，事不久长。及夫据形势，中坚，往往实行者自为之，谓不在提倡者度中，诚不可。……光复会比于同盟会，其名则隐，然安庆一击，震动全国。立懦夫之志，而启义军之心，则徐锡麟为之也。孙、黄在同盟会，所见颇异，时多谓黄迂阔不足应变。然广州之役，震动侔于安庆，而为武昌事先驱，则黄兴、赵声为之也。谭人凤、宋教仁素亲黄兴，广州之役，则二子以为轻举，黄兴亦不肯听其言。然还入中原，引江上之势，而合武昌之群党，未半岁遂以集事，则谭人凤、宋教仁为之也。共进会出同盟会后……及决策奋起，后引湘中，而前举汉土，豪帅制兵，齐势并举，则焦达峰为之。而自孙武以下，率兼入共进会者也。……李燮和乃流寓爪哇一教员耳，而能复振其业，返归沪海，与湘军东伐者相结。江南制造局之役，事败气熸，乃以数百人宵突其门而举之，上海一下，江浙次第反正，则李燮和为之也。……自民国九年以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亦曷足怪乎？⁽⁵⁵³⁾

章炳麟在这里所列举的史事，正是他在《自定年谱》中重点叙述的内容。

《自定年谱》具有鲜明的个性，遣词用句都极慎重，突现出章炳麟本人对各相关问题的独立见解。个性特征与信史原则，在《自定年谱》中得到很好结合。但是，尽管如此，章炳麟也并非毫无顾忌。《自定年谱》至1922年年中骤然截止。1922年秋冬及1923年以后诸事，一字未曾作墨。在所撰写的部分，也不是毫无保留。如1912年述陶成章被刺身死时，他写了“或言英士为之也”七字。他已知陶成章之死，是陈其美令蒋介石所为，但没有抓住确凿证据，所以用了“或言”二字，且未点出蒋介石之名。《自定年谱》未再写下去，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他对国民党及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所作所为，包括他们所推行的前后截然相反的各种政策，仍然坚持严厉的批判立场，在“文字狱”不断的恐怖统治下，他无法直抒胸臆，而违背事实与过分隐晦的曲笔，又非他所愿，因此，《自定年谱》写到“八月二十九日，受勋一位”，便戛然而止了。

即使如此，《自定年谱》写成后，也未交出版社出版。直到章炳麟去世以后，这部年谱方才由章氏弟子孙鹰若誊清并作了部分删节后，以《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之名由章氏国学讲习会校印问世。促使章炳麟决定当时不予出版的直接原因，当是他以言论再次贾祸，又一次遭到通缉。

1928年11月21日，招商局轮船公司股东代表蒋尊簋举行新闻界招待会。这位前浙江省都督邀请蛰居已久的章炳麟出席。这时，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刚刚举行过。会议决定“以党治国”。国民党中央颁布了《训政纲领》，决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还发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以孙中山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之最高根本法。看到这一切，章炳麟如骨鲠在喉。当蒋尊簋邀请他在招待会上讲话时，他按捺不住，对此进行了抨击，说：

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东抄西袭，初以推倒满清为民族主义，改专制政体为共和政体曰民权主义，以平均地权为民生主义；迨后乃欲以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更倡以党治国，及挑起劳资斗争，故孙中山后来的三民主义，乃联外主义、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今日中国之民不堪命，蒋介石、冯玉祥尚非最大罪魁，祸首实属孙中山。他们现在说以党治国，也不是以党义治国，乃是以党员治国，攫夺国民政权，而对外仍以中华民国名义。……袁世凯个人要做皇帝，他们是一个党要做皇帝。这就是叛国，叛国者国民应起而讨伐之。故吾谓革命尚未成功，国民尚须努力，应共奋起。⁽⁵⁵⁴⁾

上海特别市三区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汤德民在招待会上听到章氏演说，立即密报该委员会。该委员会当天下午便举行会议，议决呈请市党部转国民党中央，通缉图谋“危害政府、捣乱本党”之“章逆太炎”。呈文中说：

窃章逆太炎，辛亥前从先总理奔走革命，推倒满清，在中华革命史上，本不无微功。乃辛亥以还，总理远瞰世界潮流之奋进，内鉴民智之企发，其革命方策，乃益宏远精进。而章逆故步自封，不悟本身思想之落后，自是日事诋毁总理。民十年，奔走湘、鄂、汴、洛，竟甘为吴逆佩孚之爪牙。迨吴逆失势，乃乞食于孙逆传芳之门，谋以阻抑本党势力之发展。迨本党统一东南，吴、孙崩溃，该逆乃匿迹沪滨。当时中央曾有通缉之议，后以该逆行将就木，不欲诛求，冀其闭门悔过，不复为军阀傀儡。乃顷据职会委员汤德民呈称，昨午招商局轮船公司股东代表蒋尊簋等招待新闻界，席上章逆又大放其荒谬万端之言词。……窃该逆既不了解总理毕生致力革命事业之最大目的，复不认识三民主义，而乃以谬词诬蔑总理；该逆更不了解本党暂代国民执行政权，迨训政后政权还政人民之深意，而厚诬本党与袁逆类似，且公然鼓吹推翻国民政府，其居心灼然可知。……章逆既为知识阶级，复有历史上反革命之铁证，今复于宴会席上，狂放厥词，显图危害政府，捣乱本党，应请钧会转呈中央党部，按照中央颁布之惩戒反革命条例办理，即日训令军警机关通缉，实为党便。⁽⁵⁵⁵⁾

上海市国民党特别指导委员会以少见的效率，11月24日即议决呈请中央“通缉反动分子章炳麟”⁽⁵⁵⁶⁾。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则发表了《缉办章炳麟》的社论，称章炳麟为“老而不死之文妖”，“至于今日犹敢以妖言惑众也”，要求“对章炳麟一放杀戒”⁽⁵⁵⁷⁾。

缄默了一年多，满肚子悲愤不平之气刚刚发泄了一次，不料就被密报上去，并遭到比前一次更为险恶的通缉。上次被通缉的是几十个人，这次就是他一个。12月6日他在致李根源书中写道：“今年本以胸有不平，研寻理学家治心之术，兼亦习禅。四月以来，忿心顿释。而遇事发露，仍不能绝。”⁽⁵⁵⁸⁾新闻界招待会上一番话，就是这样一次“遇事发露”。为避免更大的麻烦，他只好将《自定年谱》收进书柜，秘而不宣，并离家躲到亲戚家中，过起与世完全隔绝的蛰居生活。1929年所写的《长夏纪事》一诗，记述了他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情状：

我本山谷士，失路趋堂廉。伐华既十稔，重兹风日炎。……故书适一启，蠹食殊无。呼童下香药，胼汗勤自拈。……但为涤尘虑，焉识速与淹？大化苟我遒，老洫终如缄。⁽⁵⁵⁹⁾

从山谷走入堂廉，也许是选错了人生之路，这是自嘲，而不是真的懊悔。“大化苟我遒，老洫终如缄”，方才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

四时无别的蛰居生活，一直延续到1930年夏蒋介石忙于中原大战、无暇顾及章氏之时。这时，章氏寓所从同福里8号迁到了隔壁6号，面积大出一倍多，章炳麟方才悄悄回到家中居住。但他仍闭门不出，只能埋首故籍，回过头重新董理古经书，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五卷本《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的撰著。从1929年到1930年春，他写成这部四万字的著作，自称这是他“三十年精力所聚之书，内之繁言碎辞，一切芟薙。”⁽⁵⁶⁰⁾于这部著作之外，他又陆续撰写了《古文尚书拾遗》《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广论语骈枝》等著作。他在私人通信中说明自己将精力花在这些方面的意图时，一再表白：“仆老不及河清，惟有悔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⁵⁶¹⁾“拙著《春秋疑义答问》，近拟付仿宋排印……此等书，在今人观之，不曰封建思想，则曰已陈之刍狗尔。仆亦岂敢云经世大业哉！王荆公废《春秋》，孙莘老及苏氏兄弟犹保存之，仆亦犹孙、苏之志耳。”⁽⁵⁶²⁾对于“河清”已不抱希望，保存民族传统文化以待未来民族复兴，这就是他面对国家、民族以及他本人日渐沉沦形成的最后的生命追求。

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大炮与铁蹄，又一次使章炳麟拍案而起；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震动着他不顾一切地奋起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一段南满铁路铁轨，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此为借口，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发动进攻。身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严令副总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绝对不抵抗”，十余万东北军束手听任日本侵略军19日一天便占领沈阳、长春、营口、鞍山、抚顺等20座重城，一周时间内，任辽宁、吉林两省千里江山沦于日军铁蹄蹂躏之下。曾经担任东三省筹边使而对东北有特别深感情的章炳麟，不仅为辽、吉沦陷而痛心，更为中国所面临的危险而担忧。10月5日，他在致孙思昉信中说：

东事之起，仆无一言，以为有此总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东人睥睨辽东三十余年，经无数曲折，始下毒手，彼岂不欲骤得之哉？因伺衅而动耳！欲使此畏葸怠玩者起而与东人争，虽敝舌喑口，焉能见听？所以默无一言也。

在信中，他明确指出，中国可走的唯一之路，就是奋起抵抗：

奉、吉固不可恢复，而宣战不得不亟，虽知其必败，败而失之，较之双手奉送，犹为有人格也。辽东虽失，而辽西、热河不可不守，虽处势岌岌，要不得弃此屏障也。⁽⁵⁶³⁾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正在进行着争夺中央领导权的宁粤战争。10月27日双方在上海召开宁粤统一会议，商讨如何政治分赃。11月，国民党在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分别主持下，在南京、广州、上海召开了三个“四全大会”。反蒋派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方能实现三方统一。对于国民党权贵们置民族危亡于不顾而热衷内斗的这种行径，章炳麟满腔愤怒，在12月7日致马宗霍书中，对于他们进行了严厉谴责，指出蒋固不可靠，汪、胡其实亦不足恃。他写道：

学生群呼打倒卖国政府，亦奚足怪！但闻北来诸生，复垂意于粤人夫己氏者，斯可谓暗甚也。……校论宁、粤两方，宁方则秦桧之，粤方则石敬瑭也。秦固屈伏于敌，石则创意卖国者，去秦求石，其愚谬亦太甚矣。

夫己氏，典出《左传》文公十四年，不称其名而称作“夫己氏”，以示藐视。夫己氏，即现今所说“某人”、“某些人”，这里指汪精卫、胡汉民。不能指望于蒋，亦不能指望于汪、胡，只能寄期望于人人奋起抗战：

今日之势，使我辈处之，唯有一战。明知必败，然败亦不过失东三省耳。战败而失之，与拱手而授之，有人格与无人格既异，则国家根本之兴废亦异也。为当局自身计，亦唯有一战。战而败，败而死，亦足以赎往日罪状矣。然逆计其人，爱国家不如爱自身，爱自身之人格尤不如爱自身之性命，复何言者！乃知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非虚言也。若夫委过前代，卸罪人民，一人之手，固不可尽掩天下之目矣。⁽⁵⁶⁴⁾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辞职下野。22日，国民党宁、粤、沪三方中央执、监委在南京共同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实现所谓党的统一，将两个国民政府合并为一，任命孙科为行政院院长。但为时不过一个月，孙科内阁即垮台，改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则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对于蒋介石，章炳麟素无好感。但是，面对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东北，他却认为不能一味凭个人好恶决定对蒋氏采取何种态度。在给孙思昉的另一封信中，他指出：“以今日外患之发耑言之，蒋固有罪，究非如粤方之创意卖国者。譬之蒋为秦桧，粤则石敬瑭也。……吾之于人，心无适莫，平日恶蒋殊甚，及外患猝起，则谓蒋之视粤，情罪犹有轻重。”⁽⁵⁶⁵⁾他希望宁、粤各派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而不是置外敌于不顾继续内斗，可是，问题恰恰在于“宁、粤两方，貌似和合，而恶气迎人，甚于戈矛”。当时，粤派坚持反蒋，同时，又反对张学良。章炳麟以为，这也是只顾自己一派私利，而不顾抗日大局。他就此写道：“东方事，鄙人仍守前议，以为辽西、热河必不可弃，弃则河北皆危。张学良始则失地，今幸固守锦州，亡羊补牢，可称晚悟。粤派必欲惩办张学良，此乃不顾锦州而为日本驱除，其心殊不可测。吴稚晖以卖国奴叱之，可谓直道。”⁽⁵⁶⁶⁾他对问题的思考表明，面对日本的侵略，他考虑的是怎样更符合国家利益、民族需要，为此，他把个人好恶置于一边。而这也正是章炳麟人格之所在。

但蒋介石下野，孙科组阁，政治上毕竟有了一些松动。章炳麟终于走出了蛰居已久的寓所。当日本又占领了哈尔滨，东北全境沦陷之际，他忍无可忍，与熊希龄、马相伯、张一麐等数十位名流发出了联名通电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孙科及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张学良等人，对他们痛加斥责，要求他们立即决定救国大计。电文说：

最近暴日犯锦，长驱深入……诸公均称党国首领，乃亦散处雍容，视同秦越。亡国险象，一时齐现，夫复何言？然我国民为急公救国，仍不能不进最诚恳之忠告于诸公者。国为四万万人民公器，国民党标榜党治，决非自甘亡国。事至今日，诸公倘犹认救国全责，可由一党负之，则请诸公捐助一切，立集首都，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如其尚有难言之隐，形格势禁，竟无如何，则党已显然破产，亦应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大难临头，万无犹豫余地，究竟如何决大计以谢天下，请立即以事实表明，否则全民悲愤，不甘坐毙，恐有采用非常手段，以谋自救救国者。临电迫切，无任待命。⁽⁵⁶⁷⁾

1月19日他又与张一麐、温宗尧、赵恒惕、沈钧儒、李根源等人对国民发出通电，表彰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进行抗日斗争，谴责“当局素无斗志，未闻以一矢往援”，强调“国家兴亡之事，政府可恃则恃之，不可恃则人民自任之”，要求“全国智勇之士，共起图之”，保卫辽西、热河，以免于“幽、冀之为墟”及“义民之无拯”⁽⁵⁶⁸⁾。

这是自1927年以来，章炳麟首次重新以公电形式表达自己的政见。

就在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返回南京重新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之时，日本发动了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爆发了得到上海民众和全国人民热烈支持的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的隆隆炮声，使章炳麟大为振奋。他每天焦急地等待着报纸的到来，为的是尽早了解战争的消息。他的夫人汤国梨创办了第十九伤兵医院，他特别跑到医院中去慰问伤员。和上海其他民众一样，他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奋笔写成《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记述十九路军抗敌的英雄事迹及上海民众同仇敌忾的情形。文中指出：

自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六日，大战三四，小战不可纪，敌死伤八千余人，而我军死伤不逾千。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原其制胜之道，诚由将帅果断，东向死敌，发于至诚；亦以士卒奋厉，进退无不如节度。上下辑睦，能均劳逸。战剧时，至五昼夜不卧，未尝有怨言。故能以弱胜强。

文中还特别指出：

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民闻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固其所也。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十九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⁵⁶⁹⁾

为推动张学良、冯玉祥在北方发动抗战，以与淞沪抗战相呼应，在撰写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并公开表达了对冯玉祥所部的期待后，章炳麟就乘“四川”轮离沪赴青岛，再乘火车经济南、天津，到北平“访问绥靖主任张学良氏，代东南民众呼吁出兵”⁽⁵⁷⁰⁾。

章炳麟与张学良早有交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收藏有章炳麟1922年与1923年致张学良两函。其一为1922年4月15日函，全文为：

汉卿世兄执事：

前由成君济安赍致尊容，不意衰颓伏枥之躯，得君小骥引为同志也。

此次战争，实生死存亡之会，西南、东北，休戚是同。中山先生与各省首领，现已结合巩固，待关东出师之后，亦能急起直追，相为犄角。惟湖南一省，自十年战败以后，子弹缺乏，前卢子嘉允与接济，犹恐浙江一省力不足供。贵省如能量与补助，湘军岂肯端坐待毙？好在海军独立，运输之事，较前为便。以上望致意孙公，力为扶助，是则老病病夫所馨香顶礼以求之者也。详情统属济安面罄。

章炳麟顿首　四月十五日⁽⁵⁷¹⁾

称张学良为“世兄”，对张学良赠送其照片并引章炳麟为“同志”特别感动，所要求的又是奉系与孙中山相联合，共同对付直系，还直率地要求以子弹支持湘省，反映了章炳麟对张学良其时即已推心置腹。

第二封信写于1923年11月30日（原文误作11月31日），为曹锟窃踞大总统职位之后。11月27日，川军总司令刘成勋派代表杨芳毓到沪见章，介绍川省战争之经过，章炳麟在这封信中介绍杨芳毓见张学良，报告相关情况，要求奉军与川军互为犄角，并对鄂西地方民军“量与补助”，解决其饷糈困难。⁽⁵⁷²⁾所论也是军务机密之事，也足见两人关系已相当密切。

1932年2月29日，章炳麟到达北平，住花园饭店。张学良亲自来饭店与章炳麟相会。章炳麟认定：“对日本之侵略，惟有一战。中国目前只此一条路可走。不战则无路，惟坐而待亡。战胜无论已，不幸败衄，至少亦可转换世界之视听，予以同情之援助。”⁽⁵⁷³⁾章氏向张学良提出了出兵对日作战的要求，“大声疾呼，声震瓦屋”⁽⁵⁷⁴⁾。章炳麟除拜访张学良外，还会见了居住在北平的吴佩孚，要求他与张学良合作出兵抗日。

从1916年离北京南下，与北京已阔别15年多近16年。山河依旧，形势全非。在这里，他除去与军政界人士接触外，还应邀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作学术演讲。周作人日记中留有他一部分活动的记录：

三月七日晚，夷初〔马叙伦〕招饮，辞未去，因知系宴太炎先生，座中有黄侃，未曾会面，今亦不欲见之也。

四月十八日，七时往西板桥照幼渔〔马裕藻〕之约，见太炎先生。此外有逖先〔朱希祖〕、玄同〔钱夏〕、兼士〔沈兼士〕、平伯〔俞平伯〕、半农〔刘半农〕、天行〔魏建功〕、适之〔胡适之〕、梦麟〔蒋梦麟〕，共十一人，十时回家。

四月二十日，四时至北大研究所，听太炎先生讲《论语》。六时半至德国饭店，应北大校长之招，为宴太炎先生也，共二十余人，九时半归家。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至北大研究所听太炎先生讲，六时半回家。

五月十五日，下午天行来，共磨墨以待，托幼渔以汽车迓先生来。玄同、逖先、兼士、平伯亦来。在院中照一相，又乞书条幅一纸……十时半，仍以汽车由玄同送太炎先生回去。⁽⁵⁷⁵⁾

正当章炳麟在北方努力动员张学良等人出兵抗日响应淞沪抗战时，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对上海抗战态度转向消极，日军乘机增兵总攻，十九路军不得不后撤。同时，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满洲国”，以清废帝溥仪为执政，郑孝胥为总理。这些消息，使师生友朋重新相聚的欢愉又为国难当头所压倒。淞沪抗战中仓皇将机关迁到洛阳办公的国民政府宣布要于4月7日在这里召开“国难会议”，邀请各方代表人士到洛共商国是。章炳麟也在邀约之列。他立即愤然拒绝，并致书当局，指出：“军事贵速，能断则一言而可，不断则众议而成，纷纷召集，将以奚用？”⁽⁵⁷⁶⁾他强调，当前军事之急务，是全国上下聚精会神守卫辽西与热河，“此二区若为敌有，宛平、卢龙即成边徼，黄河以北，必无十年不陷之期”。他正告国民党当局：“若当事者志在屈伏，而以联盟会议为分谤之机关，仆民国荒夫，焉能为党国诸贤任过也！”⁽⁵⁷⁷⁾理正辞严，突现了这位革命老人的铮铮铁骨。

5月5日，国民政府代表与日本方面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接着，国民党当局即开始压制和取缔抗日救亡运动。章炳麟见难以有所作为，5月底离北平经济南、青岛，于6月初返回沪上。

在北平时，章炳麟多次为青年大学生讲演，从青年学生的反应中，他得到了鼓舞。3月24日，他在燕京大学演讲《论今日切要之学》时，他便号召“现在的青年，应当明了是什么时代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应负有什么责任”。他指出：

这一切问题，在历史上，可以全部找到明确的指示。假使连历史也不清楚，则只觉得眼前混沌万状，人类在那里栖栖皇皇，彼此似无关系，展开地图亦不知何地系我国固有，何地系我国尚存的，何地已被敌人侵占。问他都茫然不知回答的，比比皆是。那末，国家的前途岂不危险吗？……若一国的历史已没有了，就可知道这一民族的爱国心亦一定衰了。因为事实是错综的，繁复的，无一定的规律的。而历史乃是归纳这里种种事实，分类记载，使阅者得知国家强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这都是人类处世所不可须臾离的。假使明了历史的演进，根据他以致用，这是无往不利的了。⁽⁵⁷⁸⁾

5月29日在青岛大学作《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演讲时，他反复强调必须知耻：“人能知耻方能立国。遇难而不抵抗即为无耻。因知耻近乎勇，既不知耻，即无勇可言。”⁽⁵⁷⁹⁾这些演讲，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共鸣，也使他本人更强烈地感到进行历史与传统文化教育，唤起人们的民族主义，事情大有可为。

为了增强青年一代和广大民众的民族认同感，弘扬民族精神，返回上海后，他冒着盛暑完成了《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及《古文尚书拾遗》，即赴苏州讲学。这次讲学由金天翮、陈衍、李根源、张一麐等人发起。章炳麟以《儒行要旨》《大学大义》《经义与治学》《文章源流》等为题，前后约一个月。讲学后，建议苏州各发起人乘势组织学会，通过学会来“扶微业，辅绝学”。于是有1933年1月国学会在苏州的建立。

章炳麟在为国学会会刊《国学商兑》所写的宣言中，就这一系列活动的意图作了说明。宣言中说，他这次访问北平时，“见其储藏之富，宫墙之美，赫然为中国冠弁。唯教师亦信有佳者，苦于薰莸杂糅，不可讨理。惜夫圣智之业，而为跖者资焉。”当时，他曾建议门弟子们组成学会，来纠正这一缺陷。在苏州讲学期间，他发现，由学会组织的讲学，更具针对性、现实性，比学校教育更能发挥社会教育功能。在苏州讲学，他便结合苏州特点，结合苏州历史与文化传统，着重表彰两位苏州历史名人，一是范仲淹，一是顾炎武：“昔范公始以名节厉俗，顾先生亦举行己有耻为士行准，此举国所宜取法。”⁽⁵⁸⁰⁾他在苏州还着重提倡《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四经，认为它们所述的是人们应当躬行不悖的行为准则。⁽⁵⁸¹⁾

他期待苏州成立的国学会于中国能通过以讨论儒术为主的国学研究与讲授，起到“犹大山之空”的作用。⁽⁵⁸²⁾

就在国学会成立之际，1933年1月1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向山海关进攻，并图谋侵占热河。1月12日，西北军领袖冯玉祥写了给章炳麟的亲笔信，派代表来沪面见章炳麟。他在信中写道：“迩者日寇凭凌，外侮益急，自榆关陷落以来，华北之屏藩已撤，河朔数省随时可为东北三省之续。黄帝子孙其遂将低首下心、甘为夷虏乎？举目河山日蹙月削，忿愤之怀，曷可言邪！先生忧国心长，匡时有道，特烦刘宣五先生代致拳拳服膺之意，至希不吝指教。倘有赴难之机，决不惜一切之牺牲也。”⁽⁵⁸³⁾先前，章炳麟曾经激烈反对过冯玉祥，“九一八”事变以来，对冯玉祥态度已有所改变，接到此信后，对于冯玉祥“决不惜一切之牺牲”抵抗日本侵略，更深受感动，立即复信，热烈支持他率军抵抗日本侵略者，并严词谴责蒋介石热衷于“剿共”而纵容日本对华步步进逼：

观当局处事，只以规避为能。外患方亟，而彼又托名剿共，只身西上。似此情形，恐有如前清西太后所言“宁送朋友，不送家奴”。此虽剖出心甘而与之言，亦未见听从也。⁽⁵⁸⁴⁾

托名剿共，只身西上，指蒋介石先坐镇武汉，后赴南昌，亲自部署和指挥对鄂豫皖、洪湖、湘鄂赣及中共苏区红军的第四次“围剿”。深知要使蒋介石改弦易辙非常不易，而日军进攻热河又迫在眉睫，章炳麟便约了马相伯共同致电张学良，要求张学良支持冯玉祥去热河领导抗日斗争。电文中说：

今日之争，饷械固应筹备，将帅尤在得人。……以愚辈所见，今日能统十万军独当一面者，唯冯玉祥一人。⁽⁵⁸⁵⁾

然而，尚未容张学良采取步骤，3月3日，日军已占领热河省会承德。章炳麟忍无可忍，发出致全国军民的通电，痛斥蒋介石的顽固坚持反共内战的罪恶政策：

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前此沈阳之变，不加抵抗，犹谓准备未完。逮上海战事罢后，边疆无事者八九月，斯时正可置备军械，简练士卒，以图最后之一战。乃主持军事者绝不关心于此，反以剿匪名义，自图规避。驯至今日，热河衅起，才及旬余，十五万军同时溃退。……应请以国民名义，将此次军事负责者，不论在南在北，一切以军法判处，庶几平亿兆之愤心，为后来之惩戒。目今全国养兵近二百万，国家危急至此，犹不奋力向前以图恢复，平日整兵治戎，所为何事？应即督促前进，自谋靖献。如犹逍遥河上，坐视沦胥，此真自绝于国人，甘心于奴隶者矣。⁽⁵⁸⁶⁾

日军占领热河后，即向长城各口推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在喜峰口、罗文峪一线奋起抗敌，重挫日本侵略军。宋哲元时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九军军长，特地派了两名代表带了他的亲笔信及战争图略来见章炳麟，章炳麟除致书宋哲元对喜峰口大捷表示祝贺，称赞说：“此次御敌者二十万众，执事军备未充，馈饷全绌，而能挺进肉搏，一战杀敌过万人，岂独甲午以来所未有，即远溯鸦片战争至，曷尝睹此？”同时还特别提醒宋哲元：“朝无骨鲠，有可怵惕。事处其极，恐身在阃外者，不得不以便宜从事矣。”⁽⁵⁸⁷⁾为支援二十九军抗敌，他还与马相伯发起支援前线将士运动。4月1日，他与马相伯、沈恩孚发表了著名的“三老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今日急应一致奋起，予政府以有力之督促，务使东北半壁河山，不至自我沦亡，黑山白水，不至就此变易其颜色”，更要求人们全力支援前线，说：

今日我前线将士之所以出死入生，与强敌作艰苦之奋斗者，无他，亦即不忍我民族横遭蹂躏宰割之故。然则吾人宁独忍坐视前线将士艰苦奋斗而不予以援助乎？又宁独忍坐视民族遭受强寇之侵凌而不奋起抗救乎？故吾人今日在另一方面之工作，又应充分发挥其不忍人之心，以赴汤蹈火之精神，予前线将士以物质之补助与精神之安慰，以鼓励其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之勇气。⁽⁵⁸⁸⁾

章炳麟不断批评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坚持抗日，使国民党当局特别是蒋介石本人头痛不已。当年曾与他及邹容一道结拜过的张继，这时托李根源给他带来口信，说“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⁵⁸⁹⁾。这是明确无误地要章炳麟不要再议论时政，不要再批评当局。章炳麟立即给张继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之所以批评蒋介石，完全不是出自私怨，而纯是从国家利益、民族命运考虑，特别是蒋介石又在与日本侵略者密使往还，图谋进一步牺牲国家权益，使他不能三缄其口，置之不理。他理正词严地写道：

吾之于人，不念旧恶，但论今日之是，不言往日之非。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及前岁关东事起，吾于往事，即置之不言。幸其兵力尚盛，谓犹有恢复之望也，不图侵寻二岁，动与念违。迩者中日暧昧之议，腾于众口，朝野哗然，不可揜。……吾之持论，特为温润，虽明知当局之有阴私，犹不欲讼言斥之……年已耆艾，唯望以中华民国人民之名表吾墓道，乃今亦几不可得。谁使吾辈为小朝廷之民者？谁使同盟会之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愿弟明以教我。⁽⁵⁹⁰⁾

这里是答复张继，而所论句句都直指蒋介石本人。蒋介石示意张继让章炳麟除去讲学，不要继续关注国事，正是为了排除对日妥协的障碍。章炳麟由此更清楚地看到了蒋介石所奉行的政策误国乃至卖国的本质。

由于国民党当局态度消极，长城抗战严重受挫。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就任总司令，通电声明将“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取中国之独立自由”⁽⁵⁹¹⁾。章炳麟精神为之一振，立即与马相伯联名致电冯玉祥说：

执事之心，足以代表全国有血气者之心；执事之言，足以代表全国有血气者之言；执事之行，必能彻底领导全国有血气者之行。某等虽在暮年，一息尚存，必随全国民众为执事后盾。惟秉义直前，毋稍瞻顾。⁽⁵⁹²⁾

冯玉祥指挥抗日同盟军经过血战，收复了察哈尔省全部失地，冯并表示，愿率十万饥疲之士，规复热河与东北三省。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冯玉祥的行为妨害了“中央边防计划”，对冯不断施加政治压力、物资封锁，最后更发动军事围剿，逼迫冯玉祥交出察哈尔省军政大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离张家口去泰山“休养”。章炳麟立即与马相伯联名致电冯玉祥，鼓励说：“时局正艰，国亡无日，一身虽退，尚非骑驴种菜之时，所愿老骥壮心，勿灰于伏枥也。”⁽⁵⁹³⁾又致电继任者宋哲元，告诫他要坚持冯玉祥爱国抗日精神，“萧规曹随，人心自顺”，否则，将“贺者在门，吊者在闾矣”⁽⁵⁹⁴⁾。

对于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章炳麟更感失望。为集合更多爱国者坚持抗日救亡斗争，他发起组织了光复学会。1933年10月10日，光复学会举行成立大会。章炳麟在会上作了《民国光复》的讲演，如1925年组织辛亥同志俱乐部时一样，强调辛亥革命中，“同盟会有倡始布置之功，而共进会有实行发难之功”⁽⁵⁹⁵⁾，图谋将各派力量重新结合起来。他在当天写给冯玉祥的信中写道：

自察事结束后，华北形势，愈走愈歧，主军政者虽一意媚日，而日又不尽受彼之媚。南方则赤军炽盛，当之辄败。料彼固无自存之理，然继之者亦甚棘手矣。窃意国之存亡，只视人才盛衰，当今可与共安危者，盖亦少数而已。不有人才踵起，危局断难支持。顷与友人发起光复学会，意在以学术振起人心，其效虽缓，然亦可以不敝。……有可以补我之短者，望为切实指陈，勿以寻常学社视之也。⁽⁵⁹⁶⁾

组建光复学会，并没有像辛亥同志俱乐部那样吸引一大批有影响的名流，也未引起社会上多少注意。“以学术振起人心”，实际上只是每周赴苏州讲学一次，讲题包含《儒家之利病》《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丧服概论》《〈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余论》等。

1932年秋，章炳麟策动李根源等人在苏州创办了国学会。该会由李根源任主任干事，王謇任副主任干事，戴增元、胡焕庸、金天翮、吴华源等分任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研究部各科干事。会刊《国学商兑》于1933年初创刊。刊物问世后，章炳麟对刊名及其中许多文章的学术倾向、学术水准皆不满意。⁽⁵⁹⁷⁾光复学会由他本人建立，但是，影响不大。于是，他便酝酿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

在东京主持《民报》期间，章炳麟创办过国学讲习会。被袁世凯幽囚于北京时、1922年4月至6月应江苏教育会邀约时、1932年以来在苏州，章炳麟又几次集中讲学。为了有一个固定的讲学处所，培养更多国学专门人才，将“以学术振起人心”落到实处，章炳麟从1934年冬起，就积极筹划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并为此在苏州胥门内侍其巷购得一幢旧宅，举家迁至苏州。

1935年初春，章炳麟应邀将往南京讲学。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李烈钧，司法行政部部长居正等人谋划，借此机会聘章炳麟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以使章炳麟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得以改善。章炳麟立即嘱咐李根源转告李烈钧等人，从速取消这一动议。恰值他的旧疾鼻衄这时发作，南京之行被取消，此议便未再被提起。但是，蒋介石还是特别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原中央党部秘书长、现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丁惟汾于3月27日专程来苏州“致中央问疾之意，且以医药见惠”⁽⁵⁹⁸⁾，章炳麟“于羁旅寂寞之际，其欢悦殆异恒情”⁽⁵⁹⁹⁾。丁惟汾以“都下故人”名义赠送章炳麟一万元，章炳麟未曾强辞，收下后即以此款用于正式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

从4月开始，章氏国学星期演讲会正式开讲，前后共举办九期，讲题依次为：《说文解字序》《白话与文言之关系》《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再释读经之异议》《论经史儒之分合》《论读史之利益》《略论读史之法》《文学略说》。每讲都由记录者整理印出，一些报刊也加以转载。所有这些讲演，主旨都在要求人们通过读经读史，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以“发扬祖德，巩固国本”，培育国性，最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⁶⁰⁰⁾。

由于侍其巷住宅面积较小，近邻又是一终日机声不息的织布厂，难以有所发展，章炳麟举家便迁至锦帆路50号包括两幢西式小楼在内的新住宅。为在这里开设国学讲习会，章炳麟便利用南京国民政府所赠万金医药费“建筑讲堂，广设学座”，并建成宿舍、膳厅，俾“招收四方学者来苏听讲，守宿会中”⁽⁶⁰¹⁾。至1935年8月，上述各项工程陆续竣工；4月以来所开设的星期演讲会随着暑假结束，亦告一段落。章氏国学讲习会遂于9月16日在锦帆路50号正式开办。

章氏国学讲习会由章炳麟的一批学生朱希祖、钱玄同、黄侃、汪东、吴承仕等为发起人，由一批有影响的社会名流段祺瑞、吴佩孚、冯玉祥、马相伯、黄炎培等为赞助人，学员来自19省，住宿的有100多人，年龄最大的73岁，最小的18岁，大学与专科以上水准者占学员中大多数。讲习以二年为一期，二年又分为四个学期，第一学期主要课程为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及文学略说；第二学期主要课程为《说文》《音学五书》《诗经》《书经》《通鉴纪事本末》《荀子》《韩非子》《经传释词》；第三学期主要课程为《尔雅》、三《礼》、《老子》、《庄子》等；第四学期主要课程为《易经》《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文心雕龙》等。章炳麟负责主讲，他的一批学生分别担任各课程讲师。第一学期为通论课程，章炳麟每周一次至三次，每次连堂二小时，讲演记录均由章氏国学讲习会整理印行。

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规定，该会“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⁶⁰²⁾。为弥补单纯讲学的不足，章炳麟创办了《制言》半月刊作为讲习会会刊。在《〈制言〉发刊宣言》中，章炳麟写道：

言有不尽，更与同志作杂志以宣之，命曰《制言》，窃取曾子制言之义。先是集国学会时，余未尝别作文字。今为《制言》，稍以翼讲学之缺。曾子云：“博学而孱守之。”博学则吾岂敢？孱守则庶几与诸子共勉焉。⁽⁶⁰³⁾

《制言》每一期都刊载有章炳麟多篇文章，“稍以翼讲学之缺”。即以创刊后前几期为例，所刊主要文章即有：

第1期：《汉学论》上下，《尚书续说》，《禹庙碑》，《清故龙安府教授廖君平墓志铭》；

第2欺：《丧服依开元礼议》，《大总统黎公碑》，《黄晦闻墓志铭》；

第3期：《王伯申新定助词辨》，《史量才墓志铭》；

第4期：《富平胡太公墓志铭》；

第5期：《韵学余论》，《黄季刚墓志铭》；

第6期：《驳金氏五官考》；

第7期：《孟子大事考》。

这些文章，除《史量才墓志铭》为史氏之死鸣不平及《大总统黎公碑》等就辛亥以来史事发点牢骚外，几乎都是纯粹研究中国“固有文化”的文字。

倡导读经有利无弊于前，发表这些文字于后，综观章氏国学讲习会课程设置与讲习内容，正在倡导“新生活运动”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国民党当局不禁引章炳麟为同道。但是，华北事变一发生，在民族大义面前，章炳麟同他们的分歧，立刻公开暴露出来。

日本侵略军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即制造事端，向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步步进逼。南京国民政府继续退让，通过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的所谓《何梅协定》，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而由秦德纯代理，与日本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所谓《秦土协定》，使华北面临危亡的严重局面。

当何应钦与日方开始交涉时，章炳麟1935年6月6日在答《大公报》主编张季鸾书中，便指出：“为今日御敌计，欲乞灵外援而人不我助也，欲改良政事而时不我待也，欲屈志求和而彼诛求无厌也，欲守险穷山而入不可复出也。”上述几条路都走不通，仍只有依靠自己整备军政。但“今则上下相疑，莫敢先发，事事推诿，乃召亡之大端。政府欲以中坚应敌，而恐一败则失其匕鬯也；边帅欲以偏师捍御，而恐一败则幸灾乐祸者乘其后也。是故……今则求战且不可得也。”为可以与敌一战，他要求当政者“申大信以安有功”、“专进退以重边帅”、“公赏罚以解疑贰”、“均劳逸以平怨咨”。在这里，章炳麟击中了当政者不愿誓死抗日救亡的要害：固守一己的权力与利益，而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因此一贯“怯于御敌而勇于内争”⁽⁶⁰⁴⁾。

当政者难以依靠，人民就应当自己负担起救亡责任。对于人民而言，章炳麟以为，“以提倡民族主义之精神为要”，而中国历史即为“民族主义所托”。在答张季鸾书中，他强调：“唯民族主义日日沦浃胸中，虽积之十百年，终有爆发之一日。”在传统文化资源中，他认为：“今日宜格外阐扬者，曰以儒兼侠。故鄙人近日独提倡《儒行》一篇。宜暂时搁置者，曰纯粹超人超国之学说，故鄙人今日于佛学亦谓不可独用。”⁽⁶⁰⁵⁾

在答张季鸾书中关于提倡读史及以儒兼侠用意的说明，清楚地显示出，他倡导国学，是为了增强民族认同，灌育民族主义，以动员人们奋起抗日救亡，这与国民党当局倡导“新生活运动”及“本位文化建设”是要人们俯首帖耳当顺民，完全是南辕北辙。6月19日，他在致王宏先书中又一次论及这一问题，指出：“平、津事状如此，不过二年，金陵王气亦收耳。当局尚禁人议论外交，挑拨恶感，何哉？……事败后，宦囊饱者不过向欧、美一溜，吾辈窭人，坐作亡国奴矣。迩来讲学，仍自竭力，非曰好为迂阔，自靖自献，舍此莫由。”⁽⁶⁰⁶⁾

日本侵略者鲸吞华北的野心与行动，激使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一个新的高潮。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大中学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12月16日，学生们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20多名学生被捕，200多名学生被军警殴打致伤。章炳麟6月19日即致电已调任为平津卫戍司令的宋哲元，强调：“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执事清名未替，人犹有望，对此务宜坦怀。”宋哲元电复章炳麟：“兹重以先生之嘱，自当遵办也。”⁽⁶⁰⁷⁾12月24日，上海学生赴南京请愿，在苏州受阻，章炳麟呼吁“政府当局应善为处理，不应贸然加以共产头衔，武力制止”⁽⁶⁰⁸⁾。对于共党、共产，章炳麟的态度这时已明显发生了变化。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走在前列，是真诚的爱国者；也看到了抗日救亡运动应当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他所有爱国者在内。致宋哲元电及就上海请愿学生赴宁事发表的谈话，表明他已越来越不同意国民党当局继续奉行反共方针。

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要组织起强有力的抗日队伍，有必要争取蒋介石本人转变其立场，而蒋介石也并不是没有转向抗日的可能。1936年1月29日他给已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写了一封长信，对如何抗战提出建议，并请冯玉祥代为转告蒋介石。在这封信中，章炳麟说：“大举作战，闻中枢亦渐有经画，然其所注重者，盖惟在购械、练兵而已。”信中对此直率进行了批评，指出：

今之所以致此者，非徒在兵、械二事。敌人所以侮我者，亦非械窳、兵羸之由也。一者上下相疑，二者人心渐去，三者赏罚倒置，有一于此，尚为强邻所侮，况三者完具，将何以战？……三者不除，只忧兵、械之乏，国且不保，何有于战？今尽一年以内，捐猜疑，除苛政，明赏罚，应之以实不以文，行之以诚不以诈，此亦在反掌间耳。如是，而兵练、械精固可为也。虽有少乏，敌之侮我，必不敢如今日甚也。

信中最后说：“介公于我，亦无甚猜疑，常虑其以迂儒视我，故不欲径进。而以此质之于兄，能为转达则上也，如不能亦遂已矣。”⁽⁶⁰⁹⁾

信中对于上下如何相疑、人心如何渐去、赏罚如何倒置，举了许多实例。如赏罚倒置，信中说：“日日言军饷不足，而保护败将，使其坐拥二十万人，此饷不可省乎？日日言国无勇士，而如蔡廷锴辈，偶一方命，终身不齿，又孰肯为勇士乎？”⁽⁶¹⁰⁾句句直指蒋介石本人。但是，看来冯玉祥还是将章炳麟的意思转告给了蒋介石。于是，蒋介石给章炳麟写了一封亲笔信，“属以其信济艰之义，劝诱国人”⁽⁶¹¹⁾。

接到蒋介石信时，章炳麟鼻衄又一次发作，且伴以气喘病。当时，他仍抱病坚持讲学。在讲完《尚书》后，仍有一段时间方到暑假，他便加授《说文部首》，因病续发，讲课中常常气喘不止。他病发逾月，到后来已不能食，仍坚持讲论。就在病重不得不停止讲课之时，6月4日，他勉力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回信，对于如何部署华北抗日提出了具体建议。建议之一，要求蒋对身处平、津前沿的宋哲元部，应“以精械厚糈相助”，“应之以实”而非徒以口舌相勉，将可激励他们“杀敌致果，为国牺牲”；建议之二，“厚遇山东，以坚其意”，使“彼知政府之不我遗弃也，能以一部应战固善，不能独战，则必有济师之请，而晋南诸师可与并力矣”；建议之三，对于晋北共产党，“顺其所欲，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如此，察省介在日、共之间，渐可成为缓冲之势”。这是因为共产党人“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服”，“与其使察、绥二省同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产之为害轻也。”章炳麟在这封信中，特别告诫蒋介石，千万不可将军力撤往黄河以南：“若以河北难守，而但南抗黄河，河流既长，处处可以窃渡，幸遇水潦涨盛，容可暂安，水涸则必无以阻敌矣。抑鄙意以为今之国计，固不宜恣言远略，惟领土未亡者，则不可不加意顾全。”但所有这些，都只是应急之策；而治本之要，则在于“开诚布公，以悬群众，使将相之视枢府，犹手足之扞头目”；章炳麟说，这正是他“殷殷期望者也”⁽⁶¹²⁾。

这是章炳麟坦诚如何坚持抗日救亡的一份重要文献。为了民族存亡，他搁置与蒋旧嫌，非常诚恳地直接向蒋进言，表明他身在章氏国学讲习会中讲论《尚书》《说文部首》时，心却紧系华北，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发展，筹划着如何集合一切力量，组织一场挽救民族危亡的神圣战争。

在写完这封信后，章炳麟因鼻咽癌、胆囊炎、气喘病及疟疾诸症并发，完全病倒。在病床上绵延不过十天，即于6月14日上午7时45分溘然长逝。留下的遗嘱只有两句话：

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⁶¹³⁾

一位孤往独行、极有个性的革命家，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满怀忧愤与期待，离开了人世。

(1)　《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见1911年11月16日上海《民立报》。

(2)　《天朝田亩制度》，见《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321—326页。

(3)　章炳麟：《洪秀全演义序》，见〔日〕禺山世次郎（黄世仲）《洪秀全演义》，香港，中国日报社1906年版，卷首。

(4)　《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第13号，1904年8月。

(5)　章炳麟：《孙逸仙题辞》，见〔日〕白浪庵滔天著、黄中黄译：《孙逸仙》，上海，1903年版，卷首。

(6)　褚成博：《光绪余杭县志稿》，上海图书馆收藏。

(7)　张禄申等：《浙江安吉县志》卷四《户口》，同治十二年刊本。

(8)　刘兰敏：《安吉县志序》，汪荣：《安吉县志序》，俱见《浙江安吉县志》卷首。

(9)　曾国藩：《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八。

(10)　倦圃野老：《庚癸纪略》卷下，见《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

(11)　见周庆云《南浔志》卷三十，庚申八月刊。

(12)　《萧山县志稿》卷四《田赋上》，民国二十四年印行。

(13)　周学濬：《乌程县志序》，见汪日桢《乌程县志》卷首，光绪辛巳版。

(14)　见褚成博《光绪余杭县志稿·人物列传》。

(15)　《章鉴行状》，见褚成博《光绪余杭县志稿·人物列传》。

(16)　褚成博：《光绪余杭县志稿·人物列传》。

(17)　章炳麟：《先曾祖训导君、先祖国子君、先考知县君事略》，见《太炎文录续编》卷四。

(18)　章濬：《家训》。章炳麟笔记手迹，见《制言》第43期，1937年6月16日出版。又见章念驰编《章太炎先生学术论著手迹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0页。

(19)　章炳麟：《先曾祖训导君、先祖国子君、先考知县君事略》，《太炎文录续编》卷四。

(20)　《浙江文献展览会专辑》，见《文澜学报》第2卷，第3、4期合刊。

(21)　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年丙子，见章氏国学讲习会校印及上海书店影印本《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22)　章炳麟：《民国光复》，见章氏国学讲习会印行《章太炎先生讲演录》。

(23)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见《制言》第25期。

(24)　如章炳麟1903年《致陶柳二子书》：“鄙人自十四五岁，览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复报》第5号）1903年《狱中答新闻报》：“自十六七岁时读蒋氏《东华录》、《明季稗史》，见夫扬州、嘉定、戴名世、曾静之事，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苏报》1903年7月6日）1906年《演说辞》：“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1918年《光复军志序》：“余年十三四，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乐，辄言有清代明，宁与张、李也。”

(25)　章炳麟：《序〈革命军〉》，见1903年6月10日《苏报》。

(26)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见《制言》第25期。

(27)　同上书。南田，指张煌言在浙东举兵抗清失败，隐居南田，后被俘牺牲。台湾，指郑成功据台湾抗清。

(28)　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186页。

(29)　章炳麟：《独居记》，抄稿为上海图书馆所藏。修改后，改题为《明独》，收入《訄书》初刻本、重定本。这一段话，又见之于章炳麟《变法箴言》，刊于1897年8月出版的《经世报》第1册，文字略异：“文武恬熙，举事无实，枭狐窃柄，天与之昏。是为大乱之将作，而不得比于大乱之既成。于斯时也，是天地闭、贤人隐之世也。虽然，目睹其肢体骨肉之裂而不忍，去之而不可，则惟强力忍诟以图之。”

(30)　章炳麟：《变法箴言》，《经世报》第1册，1897年8月2日。

(31)　《时务报》第19册，1897年3月3日出版。禽滑厘，学于墨子，精研城池攻防之术。

(32)　《经世报》第2册，1897年8月出版。

(33)　《经世报》第3册，1897年8月出版。

(34)　《译书公会报》第2期，1897年11月1日出版。

(35)　章炳麟：《实学报序》，见《实学报》第1册，1897年8月12日出版。

(36)　章炳麟：《狱中答新闻报》，见1903年7月6日《苏报》。

(37)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38)　沈瓞民：《记凤凰山馆论学》，见《制言》第25期。

(39)　章炳麟：《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见《时务报》第19册，1897年3月3日出版。

(40)　《南海先生五上书记》，上海大同译书局1898年版，第12页。

(41)　《上李鸿章书》，原件藏上海图书馆，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3—57页。

(42)　章炳麟：《康氏复书识语》，见1899年1月13日《台湾日日新报》。

(43)　章炳麟：《艾如张、董逃歌序》，《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页。原断句有误。

(44)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45)　《艾如张》，载《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40—241页。该诗以《泰风一首寄赠卓如》，刊于《清议报》第8册，1899年3月12日出版，又以《幽人行》为题，赠宋恕，见胡生珠编《宋恕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14页。

(46)　《董逃歌》，载《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41页。

(47)　章炳麟：《祭维新六贤文》，见1898年12月11日《台湾日日新报》。

(48)　西狩（章炳麟）：《杂感》，见《清议报》第28册，1899年9月出版。

(49)　康有为：《奉诏求救文》，见1899年1月26日《台湾日日新报》。

(50)　《章太炎全集》第3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

(51)　《五洲时事汇报》第4册，1900年1月出版。

(52)　《官统》，见《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69页。

(53)　西狩（章炳麟）：《西归留别中东诸君子》，见《清议报》第28册，1899年9月出版。

(54)　宋恕：《致孙仲恺书》（1900年4月），见《宋恕集》下册，第700页。

(55)　章炳麟：《与梁鼎芬绝交书》（1900年2月），见《当代八家文钞·章太炎文钞卷三》。当时，汤寿潜“闻党祸方亟，蹙蹙为同类不怡”，派人来劝告章炳麟驰书梁鼎芬，“冀为藩援”，并且汤自己写了一信给梁鼎芬。章炳麟“乍闻为错愕变色”。因为梁鼎芬“自戊戌以后，诬反复，跖、不忍为”，所以，他坚决不肯向梁鼎芬求援，于是写了这封公开信，以明心志。

(56)　章炳麟：《客帝匡谬》，《訄书》修订本《前录》，见《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120页。

(57)　章炳麟：《庚子拳变与粤督书》（1900年6月），见《甲寅周刊》第1卷第42号。章炳麟《致孙中山书》（1900年8月8日）亦云：“鄙人曾上书刘、李二帅，劝其明绝伪诏，自建帅府，皆不见听。”见香港《中国旬报》第19期，1900年8月9日出版。

(58)　章炳麟：《分镇匡谬》，《訄书》修订本《前录》，见《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123页。

(59)　章炳麟写于《訄书》初刻本《客帝》一文上的眉批，“《分镇》与《官统》下篇，亦其伦也”一句，写好后又用墨笔勾去。原件为上海图书馆所收藏，可参阅《訄书原刻手写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0)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庚子七月初一日，上海图书馆收藏，可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该书上册，第243页。

(61)　章炳麟：《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见《中国旬报》第19册，1900年8月9日出版。

(62)　章炳麟：《解辫发说》，见《中国旬报》第19册，参见《訄书》重订本《解辫发第六十三》，《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347—348页。

(63)　章炳麟：《来书》，《中国旬报》第19期。

(64)　中国旬报馆：《章炳麟〈来书〉后记》，《中国旬报》第19期。

(65)　丁惠康：《余杭章君枚叔弃其冠服，易以西装，仆未之许也，而重哀其志，作一诗喻之》，《庸言》第1卷第19号。诗中说：“申徒非其世，发愤意如何？逢掖讵不贵，断发理则那？中行未得见，狂狷遂滋多。远悼李都尉，近伤毛西河。嗟哉章子者，冥往竟同科。去矣非吾徒，因风泪滂沱。”

(66)　宋恕：《送章枚叔别》（1900年8月），见《宋恕集》下册，第837页。

(67)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壬寅正月初九日，见该书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470页。

(68)　章炳麟：《致吴君遂》（辛丑正月），原件，上海图书馆藏。

(69)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70)　梁启超：《中国近十年史论》（《积弱溯源论》），见《清议报》第77—84册，1901年4月至7月出版。

(71)　《国民报》第4期，1901年8月东京出版。

(72)　张之洞：《致端方函》（抄件）：“章炳麟事，前面托沈道到金陵密告岘帅［刘坤一］筹之，顷沈道归言，岘帅已密函致恩中丞［恩寿］，沈亦赴苏面陈。恩已与东吴大学堂两洋人商允，今年不请章入该堂矣。特奉闻。……弟洞顿首。”

(73)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九日，见该书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470页。

(74)　章炳麟：《致吴君遂》（辛丑正月初七日），原件，上海图书馆藏。

(7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壬寅正月二十日，见该书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477页。

(76)　章炳麟：《秦力山传》，《太炎文录续编》卷四，见《章太炎全集》第5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77)　章士钊：《疏〈黄帝瑰〉》，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2页。

(78)　章炳麟：《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188—189页。

(79)　冯自由：《秦毓鎏事略》，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4页。

(80)　《爱国学社之建设》，见《选报》第35期。

(81)　太炎：《致陶亚魂、柳亚子书》，见《复报》第5号，1906年10月12日出版。

(82)　章士钊：《伯兄太炎先生五十有六寿序》，见《制言》第41期。

(83)　《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84)　吴稚晖：《复章炳麟函》，见《新世纪》第48号，巴黎，1908年8月出版。

(85)　中央（黄宗仰）：《驳康书书后》，《江苏》第5期，1903年8月23日出版。

(86)　剑公（高旭）：《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见1904年8月10日《警钟日报》。

(87)　章炳麟：《序〈革命军〉》，见1903年6月10日《苏报》。

(88)　剑公（高旭）：《海上大风潮起放歌》，见1903年8月13日《国民日日报》。

(89)　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见《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通志馆1939年版，第93页。章炳麟1906年7月15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讲中说：“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民报》第6号）与这里说法有别。当以《演说录》所说为是。因为这是章炳麟出狱时自述，而蒋维乔系多年后回忆，准确性当不如章炳麟当时所说。

(90)　〔日〕烟山专太郎：《苏报事件》，见1903年10月10日《国民日日报》。

(91)　〔日〕烟山专太郎：《苏报事件》，见1903年10月10日《国民日日报》。

(92)　《论美领事致上海道书》，1903年8月18日上海《捷报》，译文载1903年8月20日上海《国民日日报》。

(93)　《论美领事致上海道书》，1903年8月18日上海《捷报》，译文载1903年8月20日上海《国民日日报》。

(94)　章炳麟：《致君遂、伯纯告初审情形函》，原件，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收藏。又见《甲寅周刊》第1卷第43号。

(9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癸卯六月初八日，见该书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713—714页。

(96)　《祝苏报馆之封禁》，见《江苏》第4期，1903年6月15日出版。

(97)　嚣嚣：《怀人》，见1903年8月14日《国民日日报》。

(98)　中央（黄宗仰）：《寄太炎、威丹》，见《江苏》第6期，1903年9月21日出版。

(99)　原载1903年8月21日《字林西报》，译文载1903年8月22日《国民日日报》。

(100)　《会讯革命党案》，1903年12月4日《申报》。

(101)　《续讯革命党案》，1903年12月5日《申报》。

(102)　《三讯革命党案》，1903年12月6日《申报》。

(103)　《党案判词照录》，1904年5月22日《新闻报》。

(104)　太炎（章炳麟）：《狱中赠邹容》，《浙江潮》第7期，1903年9月11日出版。

(105)　威丹（邹容）：《狱中答西狩》，《复报》第5号，1906年10月12日出版。

(106)　章炳麟：《与柳亚庐书》，《复报》第5号，1906年10月12日出版。

(107)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卷，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69页。

(108)　1903年6月10日《苏报》。

(109)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见《制言》第25期。

(110)　太炎：《狱中与威丹唱和诗》，见《汉帜》第2期，1907年1月出版。

(111)　太炎：《演说录》，见《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出版。

(112)　章炳麟：《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18页。

(113)　太炎：《狱中与威丹唱和诗》，见《汉帜》第2期。

(114)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见《鲁迅全集》第6集，第547页。

(115)　太炎：《演说录》，见《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出版。

(116)　太炎：《演说录》，见《民报》第6号。

(117)　太炎：《建立宗教论》，见《民报》第9号，1906年11月15日出版，又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418页。

(118)　太炎：《答梦庵》，见《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出版。

(119)　太炎：《革命之道德》，见《民报》第8号，1906年10月8日出版，又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80—284、287页，题改作《革命道德说》。

(120)　《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91—292页。

(121)　《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92页。

(122)　同上书，第295—296页。

(123)　邓文翚：《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124)　民意：《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见《民报》第10号，1906年12月20日出版。

(125)　《军政府宣言》，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297页。

(126)　《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17—318页。

(127)　《总同盟罢工序》，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384页。

(128)　《无政府主义序》，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385页。

(129)　日文版《平民新闻》第66号，1907年4月4日出版。

(130)　《民报》第15号，1907年7月5日出版。

(131)　〔日〕幸德秋水：《病中漫款》，见1908年1月1日日本《高知新闻》。

(132)　太炎：《记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事》，见《民报》第13号，1907年5月5日出版。

(133)　太炎：《送印度缽逻罕、保什二君序》，见《民报》第13号，1907年5月5日出版。

(134)　太炎：《记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事》，见《民报》第13号，1907年5月5日出版。

(135)　〔日〕石母田正《续历史与民族之发现》（东京大学出版会1953年版）第325—327页述：1907年7月20日英国工党领袖哈第（Keir Hardie）来日本访问，日本社会党集会欢迎。“恰值此时，世界各国的革命领袖就国际协作问题交换了意见，由中国、日本、印度、菲律宾、安南的领导人在东京成立了‘亚洲和亲会’，这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由此可知，亚洲和亲会当成立于1907年7、8月间。

(136)　乔答摩，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旃陀罗，梵语“屠夫”、“恶人”音译。阿黎耶，梵语“圣者”音译。

(137)　〔日〕竹内善朔：《明治末期中日革命运动的交流》，见日本《中国研究季刊》第5号，1948年9月日本评论社出版。中文本陶冶公收藏，英文本系苏曼殊与印度人共同翻译而成，现收藏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办公室。

(138)　太炎：《印度中兴之望》，见《民报》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出版。

(139)　太炎：《支那印度联合之法》，见《民报》第20号，1908年4月25日出版。

(140)　太炎：《印度中兴之望》，见《民报》第17号。

(141)　徐良弼：《南枝集跋》，见越南河内阮尚贤《南枝集》，乙卯冬十月刊。

(142)　《安君颂》，《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34、235页。

(143)　《吊伊藤博文赋》，《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37页。

(144)　《哀韩赋》，《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36页。

(145)　《宋教仁日记》（1907年1月10日及1907年1月11日），见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6页。

(146)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147)　〔英〕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夏曾佑序，第6、8页。

(148)　〔英〕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译者序，第9、10页。

(149)　同上书，第15—16页。

(150)　同上书，第115页。

(151)　章炳麟：《〈社会通诠〉商兑》，《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三》，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323、322页。

(152)　《〈社会通诠〉商兑》，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322页。

(153)　同上书，第323页。

(154)　《〈社会通诠〉商兑》，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323页。

(155)　同上书，第331—332页。

(156)　《〈社会通诠〉商兑》，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332页。

(157)　同上书，第333—334页。

(158)　《〈社会通诠〉商兑》，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334页。

(159)　同上书，第333、332页。

(160)　同上书，第327—328页。

(161)　真民（李石曾）：《革命》，见《新世纪丛书》第1集，巴黎，1907年。

(162)　民（褚民谊）：《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再答来书论〈新世纪〉发刊之趣旨》，见《新世纪》第6号，巴黎，1907年7月27日出版。

(163)　章炳麟：《排满平议》，《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62、269页。

(164)　《排满平议》，《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69页。断句略有异。

(165)　《排满平议》，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69页。

(166)　太炎：《定复仇之是非》，《民报》第16号，1907年9月25日出版。收入《章氏丛书·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时，题目改为《复仇是非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70页。

(167)　《排满平议》，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67页。

(168)　《复仇是非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73、274页。

(169)　同上书，第274页。

(170)　参见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327、335—339、349—359页。

(171)　〔日〕平山周：《支那革命党及秘密会社》，书首章炳麟序，日文版，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出版。

(172)　南溟子：《中国与世界之经济问题》，见《四川》第3号，1908年4月出版。

(173)　《党人拒款之运动》，见1907年11月24日《神州日报》。同盟会南洋机关报新加坡《中兴日报》1908年2月20日第141号以“记东京革命党苏杭甬路事研究会”为题，刊载了章炳麟演说全文。章炳麟号召各地放胆去罢市与抗税：“杭州也罢市，苏州也罢市，其余江、浙之间，许多商埠，各各罢市。……罢市以后，要占据电报局，打破抚台衙门。”他在演说中还特别强调：“果要罢市，先不可推绅士为头目，后不可听绅士的诳骗，总要坚持到底，方有成效出来。”见赵金钰辑录《章太炎关于浙路借款案的演说》，《近代史资料》总第71号，第244—245页。

(174)　《留学界全体大会纪事》，见1907年12月4日《神州日报》。

(175)　《政艺通报》1907年第5卷，第4—5页。

(176)　太炎：《中国之川喜多大尉袁树勋》，见《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出版。

(177)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563—5564页。

(178)　太炎：《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民报》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出版；又见《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376—379页。

(179)　太炎：《与马良书》，见《民报》第19号，1908年2月25日出版；又见《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185—186页。

(180)　《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311—316页。

(181)　太炎：《马良请速开国会》，见《民报》第23号，1908年8月10日出版。

(182)　见1908年8月14日《申报》。

(183)　《民报》第24号《代议然否论》附录，第18—27页，1908年10月10日出版；又见《民报》第27号，第18—27页，是号重新刊登《代议然否论》等文。

(184)　《章太炎先生讲演录》，李希泌笔记，章氏国学讲习会排印本。

(185)　日本外务省档案：《〈民报〉关系杂纂·机密第127号附件甲》，日本外务省史料馆收藏；又见明清档案馆《清外务部档·第247号〈学部、外务部、日代使阿部守太郎等关于设法查禁在日出版的《民报》等七种报刊以及严查国内各报刊问题的函电照会〉》。

(186)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卷，东京原书房1972年版，第306页。

(187)　日本外务省档案：《〈民报〉关系杂纂·乙秘第1042号文书〈关于《民报》杂志之件〉》。

(188)　伯夔：《革命之心理》，见《民报》第24号，第29—39页。

(189)　日本外务省档案：《〈民报〉关系杂纂·乙秘第1042号文书〈关于《民报》杂志之件〉》。

(190)　中国革命党：《报告〈民报〉二十四号停止情形》，见《新世纪》第79号，巴黎，1908年12月26日出版。

(191)　日本外务省档案：《〈民报〉关系杂纂·乙秘第1075号文书〈关于《民报》之清国留学生其他之行动〉》。

(192)　中国革命党：《报告〈民报〉二十四号停止情形》，见《新世纪》第79号。

(193)　日本外务省档案：《〈民报〉关系杂纂·警秘杂第48号文书〈内务省警保局长有林英义致外务省政务局长仓知铁吉函〉》。

(194)　《请看东胡、倭奴封〈民报〉之恶劣手段》，见日本外务省档案《〈民报〉关系杂纂·乙秘第1283号文书》附件。

(195)　日本外务省档案：《〈民报〉关系杂纂·内务省东己第91号文书〈明治四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内务省警保局长致外务省政务局长函〉》。

(196)　日本外务省档案：《〈民报〉关系杂纂·乙秘第1375号文书〈《民报》公判之状况〉》。

(197)　《〈民报〉裁判情形报告书》，1908年12月16日新加坡《中兴日报》。

(198)　《章太炎先生答问》，见钱须弥编《太炎最近文录》，上海国学书社1915年版。

(199)　日本外务省档案：《〈民报〉关系杂纂·乙秘第1529号〈革命党主要人物之言论动态〉》。

(200)　《中国日报》：《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1909年11月30日《中兴报》转载。

(201)　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558页。

(202)　《伪〈民报〉检举状》，见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2—499页，引文见第497页。

(203)　《孙中山又致吴稚晖函》（1909年12月16日），见《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第504页。

(204)　陶成章：《致沈福年函》，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注：《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0年版，第58页。

(205)　铁厓：《哀章太炎》，见1911年7月6日槟榔屿《光华日报》。

(206)　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第5卷·关于清国革命党员之件》。

(207)　冯自由：《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见《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2页。

(208)　冯自由：《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见《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2页。

(209)　太炎：《诛政党》，见1911年10月26、29、31日槟榔屿《光华日报》。

(210)　《民立报》社论：《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见1911年11月16日《民立报》。

(211)　《清藤幸七郎致内田良平：报告章炳麟革命意见》（1911年11月11日），见《北一辉著作集》日文版第3卷第178—179页。日本黑龙会《内外时事月函·支那时事汇编》明治44年12月号以《太炎先生的气焰》为题报道了同一谈话内容，译文见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4—65页。本书引文即用谢樱宁译文。

(212)　参见胡春惠《联邦主义与民国初年的分与合》：辛亥革命中，贵州军政府首先倡议“组成联邦民国，以达共和立宪之希望”。黎元洪1911年11月9日致电各省倡议各省共建“联邦国家”。浙江、江苏、广西、山东等省军政府都主张建立“美利坚合众国之制”、“组织联邦”。见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丛书《“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5年版，第317—318页。

(213)　《章炳麟致民立报社书》，见1911年11月21日《民立报》。

(214)　1911年11月17日《神州日报》。

(215)　章炳麟：《宣言》，见1911年12月1日《民国报》。

(216)　见1911年12月4日《神州日报》。

(217)　孙中山：《要造成真中华民国》。孙中山1923年10月10日《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的讲话》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说倡自热心赞助革命之官僚某君［指张謇］，如本党党员黄克强、宋渔父、章太炎等，咸起而和之，当时几视为天经地义。自改组国民党，本党完全变为政党，革命精神遂以消失。”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68页。

(218)　《章太炎先生与张继、于右任二先生书》，见1912年4月1日《大共和日报》。

(219)　《同盟会本部改定暂行章程并意见书》，见1912年1月2日《天铎报》。

(220)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四编，民国元年第4—5页，1936年线装本。

(221)　1912年1月17日《民立报》。

(222)　《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223)　1912年1月20日《民立报》。

(224)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1912年1月29日出版。

(225)　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134页。

(226)　孙中山致陈炯明电，见《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1912年1月29日出版。

(227)　章炳麟：《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会之演说》，见1912年1月5日《大共和日报》。

(228)　章炳麟：《致汤寿潜电》，见1912年1月8日《民立报》。

(229)　1912年1月5—6日《大共和日报》。

(230)　1912年1月5日《大共和日报》。

(231)　1912年1月8日《大共和日报》。

(232)　中华民国联合会：《呈请组织参议院书》，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75页。

(233)　《临时大总统复中华民国联合会书》，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775页。

(234)　章炳麟：《先综核后统一论》，见1912年1月11日《大共和日报》。

(235)　《大总统敦聘章太炎先生为枢密顾问书》，见《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1912年2月11日出版。

(236)　1912年2月9日《民立报》。

(237)　章炳麟：《致孙总统书》（1912年2月9日），见《太炎最近文录》，第124—125页。

(238)　孙中山：《复章太炎函》，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74—1075页。

(239)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元年壬子。

(240)　《盛先觉致梁启超书》（1911年12月7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2页。

(241)　《罗瘿公致梁启超》（1911年12月13日），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7页。

(242)　《罗瘿公致梁启超》（1912年1月27日），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88页。

(243)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元年壬子。

(244)　章炳麟：《与孙中山书》，见《大中华杂志》第2卷，第12期。

(245)　《迎中山先生选举总统副总统亲历记》，见《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9—780页。

(246)　见《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

(247)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元年壬子。

(248)　章炳麟：《致南京参议会论建都书》，见1912年2月13日《时报》。

(249)　见《太炎最近文录·敬告对待间谍者》。

(250)　《联合会改党纪事》，见1912年3月3—4日《大共和日报》。

(251)　《联合会改党纪事》，见1912年3月3—4日《大共和日报》。

(252)　《统一党章程》，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779—780页。

(253)　《统一党宣言》，见《太炎最近文录》，第127—128页。

(254)　《章太炎先生与张继、于右任二先生书》，见1912年4月1日《大共和日报》。

(255)　章炳麟：《致梁启超》，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40页。

(256)　分别见1912年3月26日及3月28日《大共和日报》。《太炎最近文录》收录《否认临时约法》，加编者按：“是文系先生口授大意于某君，并为删定。”

(257)　《致袁项城论治术书》，见《太炎最近文录》。

(258)　《章太炎来京》，见1912年4月28日《顺天时报》；又见《太炎北行志愿》，1912年5月5日《民声日报》。

(259)　《张謇日记》，1912年5月6日、7日。

(260)　《太炎提议条件》，见1912年6月2日《时事新报》；又见同日《申报》。

(261)　见《统一党第一次报告书》。

(262)　见《统一党第一次报告书》；又见1912年6月15日《时报》。

(263)　章炳麟：《致李伯中书》（1912年8月12日），见《文物》1976年第9期。

(264)　章炳麟：《与黎元洪论政党电》，见1912年8月16日《顺天时报》；又见1912年9月1日《大共和日报》。

(265)　章炳麟：《内阁进退论》，见1912年6月18日北京《新纪元报》。

(266)　《章太炎等主张请大总统便宜行事致黎元洪电》，见《远生遗著》卷二，第72页。

(267)　《章太炎盗名发电》，见1912年8月1日《民立报》。

(268)　《废约法之里面观》，见1912年7月30日《民立报》。

(269)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元年壬子。

(270)　见1912年10月7日《民立报》。

(271)　《北京迎宾馆茶话会纪事》，见1912年9月11日《大共和日报》。

(272)　章炳麟：《致王揖唐书》，见《民国汇报》第1期，1913年出版。

(273)　《太炎先生之东三省观》，见1912年11月1日《大共和日报》。

(274)　《舆论界慷慨激昂》，见1912年11月18日《大共和日报》。1912年11月16日《大共和日报》载《北京电报》：“北京报界以俄蒙协约上大总统一书，条陈方略，闻系章太炎主稿。”

(275)　《章太炎、陈绍唐等发起根本改革团意见书》，见1912年12月1日《大共和日报》。

(276)　《章太炎先生筹边记》，见1912年12月24日《大共和日报》。

(277)　《筹边使筹备边事》，见1913年1月28日《顺天时报》。

(278)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二年癸丑。

(279)　《章太炎保障东陲》，见1912年1月24日《大共和日报》。

(280)　《回京后之章太炎》，见1913年1月29日《顺天时报》。

(281)　《东省实业计划书》，实系章炳麟致袁世凯书，见《太炎最近文录》。

(282)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二年癸丑。

(283)　章炳麟：《宋教仁哀辞》，见《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29页。

(284)　《国民党欢迎会记》，见1913年4月26日《民立报》。

(285)　原载上海《神州日报》，1913年5月9日《顺天时报》转载，1913年5月14日《民立报》转载。

(286)　《在武汉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见1913年5月20日《顺天时报》。

(287)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二年癸丑。

(288)　《章太炎之勋二位》，见1913年5月20日《民立报》。

(289)　《章太炎之时局谈》，见1913年6月2日《顺天时报》；又见1913年6月5日北京《大自由报》，1913年6月9日《大共和日报》。

(290)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二年癸丑。

(291)　章炳麟：《致李伯中书》（1913年6月13日），见《文物》1976年9月号。

(292)　《愿得安石，以慰苍生》，见1913年5月20日《顺天时报》。

(293)　章炳麟：《与上海国民党函》，见《民国经世文编》正编，政治三，第71页。

(294)　《国民党交通部茶话会纪事》，见1913年6月11—12日《民立报》；又见1913年6月15日《顺天时报》。

(295)　《章太炎诛奸之言》，见1913年6月20日《民立报》。

(296)　《讨袁声中之章太炎》，见1913年7月17日《民立报》。

(297)　章炳麟：《致武昌黎副总统电》，见1913年7月17日《民立报》。

(298)　《章炳麟、蔡元培宣布朱瑞劣迹通电》，见1913年7月21日《民立报》。

(299)　《章太炎第二次宣言》，见1913年7月27日《民立报》。7月22日，孙中山发表《告全体国民促令袁氏辞职宣言》，说“国家安危，人民生死，胥系于袁氏一人之去留”。章炳麟这一宣言可以说是针对孙中山这一宣言而发，要求反对袁氏整个集团，而不仅限于袁氏一人。

(300)　章炳麟：《致李伯中书》（1913年8月3日），见《文物》1976年9月号。

(301)　章炳麟：《致李伯中书》（1913年8月3日），见《文物》1976年9月号。

(302)　章炳麟：《致李伯中书》（1913年8月5日），见《文物》1976年9月号。

(303)　刘禺生：《章太炎先生在莒录》，见《制言》第25期。

(304)　汤国梨：《章太炎先生家书叙言》，见《章太炎先生家书》，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重印本，第1页。

(305)　见1913年8月20日《民立报》。

(306)　章炳麟：《致李伯中书》（1913年8月20日），见《文物》1976年9月号。

(307)　章炳麟：《致汤夫人书》（1913年8月22日），见《章太炎先生家书》，第4—5页。

(308)　章炳麟：《致李伯中书》（1913年8月20日），见《文物》1976年9月号。

(309)　章炳麟：《致汤夫人书》（1913年8月26日），见《章太炎先生家书》，第6页。

(310)　章炳麟：《致汤夫人书》（1913年9月18日），见《章太炎先生家书》，第10—11页。

(311)　章炳麟：《致李伯中书》（1913年8月27日），见《文物》1976年9月号。

(312)　章炳麟：《致汤夫人书》（1913年10月2日），见《章太炎先生家书》，第17—18页。

(313)　章炳麟：《长歌》，《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48页。

(314)　章炳麟：《致陆建章书》，见《袁世凯窃国记》第151页。《致袁世凯书》，见1913年11月9日《顺天时报》。

(315)　章炳麟：《与袁总统书》，见《民权素》第2集，1914年7月15日出版，又见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卷二，《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183页。

(316)　见《章太炎先生家书》，第30页。

(317)　同上书，第32页。

(318)　《章太炎冒死而行》，见1914年1月10日《生活日报》。

(319)　见1914年1月10日《顺天时报》。

(320)　《且介亭杂文末编》，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547页。

(321)　《光复后之难章太炎者》，见1914年1月13日《生活日报》。

(322)　吴蔼林：《太炎先生言行轶录》，见《制言》第25期。

(323)　《光复后之难章太炎者》，见1914年1月13日《生活日报》。

(324)　《拘禁贤士》，见1914年1月11日《顺天时报》。

(325)　见1914年1月23日《顺天时报》；1914年1月29日《生活日报》。

(326)　章炳麟：《致汤夫人书》（1914年2月2日），见《章太炎先生家书》，第41页。

(327)　刘禺生：《章太炎先生在莒录》，见《制言》第25期。

(328)　徐一士：《章炳麟被羁北京轶事》，见《一士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329)　孙至诚：《书余杭章太炎先生轶事》，见《制言》第25期。《台湾先贤集》第1集《台湾诗钞》卷13所刊章炳麟《玉山吟社席上即事》附连横跋语称：章氏被幽囚于龙泉寺及钱粮胡同时，“不佞每往请益，先生据案高谈，如瓶泻水，滔滔不绝。其后将归，乃以幅素求书，先生则书其诗曰：蓑墙葺屋小于巢，胡地平居渐二毛，松柏岂容生部娄，年年重九不登高。”

(330)　章炳麟：《致汤夫人书》（1914年5月23日），见《章太炎先生家书》，第46页；又见《雅言》第7期。

(331)　章炳麟：《与龚未生书》（1914年5月23日），见温州图书馆藏《章太炎书札》（抄本）第3册。

(332)　汤国梨致袁世凯、黎元洪电，见1914年6月16日《顺天时报》。

(333)　章炳麟：《致汤夫人书》（1914年8月1日），见《章太炎先生家书》，第55页。

(334)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4—55页。

(335)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三年甲寅。

(336)　《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36—237页。

(337)　同上书，第249页。

(338)　《汤夫人的陈情表》，见蔡寄鸥《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21—122页。

(339)　章炳麟：《致山田饮江书》（1915年4月），手稿，上海图书馆藏。

(340)　《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29页。

(341)　《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30页。

(342)　《检论》卷九，见《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602—603页。

(343)　同上书，第624页。

(344)　《检论》卷九，见《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616—619页。

(345)　同上书，第621—622页。

(346)　章炳麟：《致山田饮江》（1915年4月），手稿，上海图书馆藏。

(347)　《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248页。

(348)　手迹，见《制言》第44期，1937年7月1日出版。

(349)　武田熙：《章炳麟〈支那学概论〉序》，见武田熙译《支那学概论》（日文版，1937年版）；又见黄太冲《章太炎外纪》。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指袁世凯1912年3月8日电致南京临时参议院要求认可的就任临时大总统誓言：“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国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誓词原件影印见《中华杂志》第1卷第9号扉页。

(350)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9页。

(351)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五年丙辰。

(352)　章炳麟：《对于时局之意见书》，原件，北京图书馆收藏。

(353)　章炳麟：《致汤夫人书》（1916年5月28日），见《章太炎先生家书》，第90—91页。

(354)　《章太炎致国会议员电》及《章太炎致军务院电》，俱见1916年6月13日《时报》《申报》等。

(355)　《章太炎拟出京赴沪》，见1916年6月24日《顺天时报》。

(356)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五年丙辰。

(357)　《章太炎致大总统电》，见1916年7月4日《中华新报》。

(358)　《章太炎致岑都司令电》，见1916年7月5日《时报》。

(359)　《欢迎章太炎先生纪闻》，见1916年7月4日《中华新报》。

(360)　《尚贤堂茶话会诸名流之演说》，见1916年7月17日《中华新报》。

(361)　《章太炎致大总统电》，见1916年8月11日《时报》。

(362)　《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台湾《革命文献》第48期，原件为国民党党史会收藏，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492页。

(363)　《癸丑以后诸烈士追悼会纪事》，见1916年8月14日《时报》。

(364)　李根源：《雪生年录》，民国五年。

(365)　非非：《槟榔屿特别通讯：章太炎最近之演说辞》，见1916年10月26日《民意报》。同一演说辞又载1916年10月18日新加坡《国民日报》。1916年10月4日新加坡《国民日报》所刊在新加坡演说，内容与此大体相同。

(366)　《章太炎先生演说辞》，见1916年10月17日新加坡《国民日报》。

(367)　《章太炎在爪哇言论》，见1916年11月9日新加坡《国民日报》。

(368)　但植之：《章先生别传》，见《制言》第25期。

(369)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五年丙辰。

(370)　《章太炎尺书》，见1917年2月7日《中华新报》。

(371)　参见《谭石屏、章太炎反对加入协约电》及《谭章两先生致北京电》，1917年2月11日和1917年4月1日《中华新报》；谭章《致西南各省微电》《致段祺瑞鱼电》《致丙辰俱乐部急电》《致黎元洪鱼电》，俱见《革命文献》第49辑，台北1969年版，第14—16页。

(372)　《孙唐诸公请严办伪公民电》，见1917年5月12日《中华新报》。

(373)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六年丁巳。

(374)　《章太炎致大总统电》，见1917年5月25日《中华新报》。

(375)　《章太炎致李仲轩书》，见1917年5月27日《中华新报》。

(376)　《章太炎君致众院电》，见1917年5月27日《中华新报》。

(377)　《致黎元洪及参众两院议员电》，见《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0页。

(378)　《致唐继尧电》，见《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0页。

(379)　《致陆荣廷、唐继尧等电》（1917年6月6日），《致陆荣廷等电》（1917年6月10日），《致陈炯明电》（1917年6月10日），俱见《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1、102、103页。

(380)　《致黎元洪、伍廷芳电》，见1917年6月11日《民国日报》。

(381)　上谕，见《内阁官报》第1号（1917年7月2日）。

(382)　孙中山：《致西南六省各界电》，见《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1页。

(383)　《粤海关情报》1917年7月14日，见广东省档案馆编译《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0页。

(384)　《粤海关情报》1917年7月20日：“章太炎、陈炯明和朱执信昨天联名致电上海，邀请伍廷芳、唐绍仪及海军司令程璧光立即南下共商大计。”见《孙中山与广东》，第81页。

(385)　《章太炎之讨逆解》，见1917年7月28日《时报》。

(386)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六年丁巳。

(387)　《大元帅就职之布告》，见《军政府公报》第1号。章氏原稿，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宣言》，参见《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六年丁巳。

(388)　《孙中山致唐继尧电》，见《军政府公报》第1号。

(389)　《唐继尧为章太炎来滇表示欢迎密电》，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合编《护法运动》，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422页。

(390)　《徐之琛致唐继尧电》（1917年7月12日），云南省长公署档案。

(391)　《唐继尧解释不就元帅职原因密电》，见《护法运动》，第423页。

(392)　《章秘书长由云南致大元帅电》（1917年10月2日），见《军政府公报》第11号。

(393)　孙中山：《致章炳麟电》（1917年10月8日），《致章炳麟等电》（1917年11月11日），见《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12、236页。

(394)　《章炳麟呼吁在川滇军联合讨段电》，见《护法运动》，第403页。电文特别强调：形势急需滇军早日东下宜昌，“所恐濡滞蜀中，纠纷未解，师出不速，则北军犹有转旋之地”。

(395)　《章秘书长由云南致大元帅电》（1917年10月2日），见《军政府公报》第11号。

(396)　《秘书长章炳麟呈大元帅电》（1917年10月16日），见《军政府公报》第12号。10月20日，章炳麟又领衔致电国会非常会议及军政府，强调“吾辈目的在拥护约法，以造成真共和”，因此，不仅应当去段，对于命令通缉非常会议及军府人员的冯国璋，亦当以“谋叛民国之罪人”视之，“是故吾人为拥护国法，造成真共和之目的计，不能不出于倒冯。”（见《护法运动》第397页，原为《云南省长公署档案》）

(397)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六年丁巳。

(398)　《章炳麟上书孙中山，报告四川军政情形函》（1917年11月16日），见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6—227页。

(399)　孙中山：《复章炳麟电》（1917年2月7日），见《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61页。

(400)　孙中山：《致唐继尧章炳麟电》（1917年12月11日），见《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63页。

(401)　《致章炳麟电》（1917年12月21日），见《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68页。

(402)　《致章炳麟电》（1917年12月27日），见《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72页。

(403)　《章炳麟自重庆致孙中山，报告川省护法进展情形电》（1918年1月11日），《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229页。

(404)　孙中山：《复章炳麟电》（1918年1月16日），见《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95页。

(405)　中国同盟会四川革命史稿：《四川护法之役》，见《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第7页。

(406)　《章秘书长太炎由重庆致大元帅电》，见《军政府公报》第50号。

(407)　章炳麟：《致伍廷芳等电》，见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程慎修堂刊，广州1919年版，第6章第6页。

(408)　《章炳麟建议声讨冯国璋密电》，见《护法运动》，第406页。

(409)　孙中山：《通告护法各省军政首领支持军政府电》，见《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49—350页。

(410)　孙中山：《致章炳麟电》，见《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53页。

(411)　见《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七年戊午。

(412)　章炳麟：《致刘英书》（1918年6月19日），见《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第605页。

(413)　《章太炎对于西南之言论》，见1918年12月2日《时报》。

(414)　《章太炎对于西南之言论》，见1918年12月2日《时报》。

(415)　章炳麟：《致刘英书》（1918年6月19日），见《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第607—608页。

(416)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七年戊午。

(417)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七年戊午。

(418)　《章炳麟致徐谦函》（1918年11月28日），见天津博物馆《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③》，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245页。

(419)　《徐谦致林森等函》（1918年12月13日），见天津博物馆《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③》，第239—240页。

(420)　《章炳麟为陈说南方应成立选举会速选总统的见解事致参众两院函》（1919年1月19日），见天津博物馆《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③》，第266—271页。

(421)　天津博物馆：《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③》，第265页。

(422)　《章炳麟致西南电》，见1918年11月20日《时报》。

(423)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八年己未。

(424)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八年己未。

(425)　《护法后援会致长江三督电》，见1919年4月7日《时报》。

(426)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八年己未。

(427)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八年己未。

(428)　《章太炎致唐蓂赓电》，见1920年6月9日《申报》。

(429)　《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见1920年11月9日北京《益世报》。

(430)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九年庚申。

(431)　见《东方杂志》1922年3月号。

(432)　见1920年9月14日《民国日报》。

(433)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九年庚申。

(434)　《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见1920年11月9日北京《益世报》。

(435)　《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见1920年11月9日北京《益世报》。

(436)　《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见1920年11月9日北京《益世报》。

(437)　《章太炎与各省区自治联合会电》，见1921年1月6日《申报》。

(438)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九年庚申。

(439)　《湖南省宪法》，湖南省宪法筹备处印行，1921年9月。

(440)　《章炳麟致熊克武电》，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103页。

(441)　《章炳麟复重庆刘、但电》，见1921年1月15日《申报》。

(442)　《章太炎最近致川湘粤滇通电》，见1921年3月15日《申报》。

(443)　《章太炎对于浙江省宪之意见》，见1921年6月14日《申报》。

(444)　《浙卢督宣明态度》，见1921年6月18日《申报》。

(445)　《柏烈武与章太炎往来函》，见1921年6月22日《申报》。

(446)　原件藏南京博物馆，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2页。

(447)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十年辛酉。

(448)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31页。

(449)　孙中山：《复章太炎函》（1921年10月1日），见《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14页。

(450)　《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第952页；又见《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429—1430页。

(451)　《章太炎等电请孙中山来沪》，见1922年6月22日《申报》；《章太炎之两皓电》，见1922年6月21日《申报》。

(452)　《章太炎复国民裁兵会书》，见1922年5月20日《申报》。

(453)　《章太炎复曹锟吴佩孚电》，见1922年5月29日《申报》。

(454)　《章太炎复孙传芳电》，见1922年5月31日《申报》。

(455)　《章炳麟劝黎黄陂择地复职》，见1922年6月4日《申报》。

(456)　章炳麟：《上黎元洪书》，潘承弼旧藏，见《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630页。

(457)　《章太炎之解疑书》，见1922年6月28日《申报》。

(458)　《章太炎改革法制之新主张》，见1922年6月25日《申报》。

(459)　《章太炎与黎黄陂论地方自治》，见1922年7月6日《申报》。

(460)　《反对江西用兵之两电》，见1922年7月27日《申报》。

(461)　《章太炎致西南六省电》，见1922年8月20日《申报》。

(462)　《国是会议函送章太炎演说稿》，见1922年10月12日《申报》。

(463)　《唐少川、章太炎致颜、顾、王电》，见1923年6月23日《申报》。

(464)　《章太炎之国民应付时局意见》，见1923年6月23日《申报》。

(465)　《致韩玉辰书》，《致李根源书二八》，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124页。

(466)　《章太炎最近之时局意见》，见1923年7月10日《申报》。

(467)　《章太炎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国民主政会有关文件》（1923年9月），《北洋政府京畿卫戍总司令部档案》，第1024—1026号。

(468)　《章太炎之意见》，见1923年10月7日《申报》。

(469)　《章太炎忠告刘湘电》，见1922年8月7日《申报》。

(470)　《章太炎致西南六省电》，见1922年8月20日《申报》。

(471)　《与熊克武书》，见温州图书馆藏《章太炎书札》（抄本）第3册。

(472)　《与熊克武书》，见温州图书馆藏《章太炎书札》（抄本）第3册。

(473)　《章太炎敬告上海民党书》，见1922年8月30日《申报》。

(474)　《国是会议草宪委员会开会记》，见1922年8月25日《申报》。

(475)　《纪章太炎之谈话》，见1922年9月1日《申报》。

(476)　章炳麟对于先前只得到勋二位，是耿耿于怀的。黎元洪进京任大总统后，他致电黎，要求表彰护法之役中不幸惨死的海军总长程璧光，黎令赠程“勋一位海军上将”。随后，黎嘱章将西南护法有劳绩者开一名单。章即开了一个近60人的名单。黎以财政拮据为由，表示难以一一表彰。章于1922年8月21日给黎一函表示：“果系度支困难，宁愿将月薪除去，而以勋位偿之。以虚易实，亦可相代。”并建议与广东督军陈炳焜、广东省长朱庆澜等同时发表，“不失权衡，人亦自无异议。”（见天津博物馆《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③·节录太炎先生来函》）《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写到1922年，最后以“八月二十九日，受勋一位”作结，可见章对获得“勋一位”是很满意的。当然，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当时反对曹、吴的立场。

(477)　《上海民党致章太炎书》，见1922年9月1日《申报》。

(478)　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第48—49页。

(479)　《致李根源书七》，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105页。

(480)　《致李根源书八》，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106页。

(481)　《孙文唐继尧之寒日通电》，见1923年4月15日《申报》。

(482)　《章太炎赞助沪海军主张》，见1923年4月13日《申报》。

(483)　《孙文唐继尧之寒日通电》，见1923年4月15日《申报》；参见《西南联名寒电之由来》，1923年4月19日《申报》；又见《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334—335页。

(484)　《刘显世代表返黔》，见1923年5月11日《申报》。

(485)　《章太炎致湘当道电》，见1923年6月3日《申报》。

(486)　《章太炎致川中各将领电》，见1923年6月20日《申报》。

(487)　《刘显世代表返黔》，见1923年5月11日《申报》。

(488)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588—589页。

(489)　《省教育会请章太炎先生讲国学》，见1922年3月29日《申报》。

(490)　《章太炎十次讲学记》，见1922年6月18日《申报》。

(491)　邵力子：《志疑》，见曹聚仁编《国学概论》，上海泰东图书局1922年版，附录第1页。

(492)　《致柳翼谋书》，见《史地学报》第1卷第4期，1922年8月出版。

(493)　《发刊辞》，见《华国月刊》第1卷第1期，1923年9月15日出版。

(494)　《发刊辞》，见《华国月刊》第1卷第1期，1923年9月15日出版。

(495)　《章太炎全集》第5集，第98—104页。

(496)　《中学国文书目》，见《华国月刊》第2期第2册，1924年12月出版。

(497)　《中学国文书目》，见《华国月刊》第2卷第2期，1924年12月出版。

(498)　见《章太炎劝湘省坚持省宪》，1924年3月21日《申报》；《长沙通讯》，1924年3月24日《申报》；《章太炎再致湘议会电》，1924年3月25日《申报》；《章太炎复叶德辉书》，1924年4月6日《申报》；《章太炎反对湘省改宪》，1924年4月25日《申报》。

(499)　《联治社筹备会记》，见1924年7月29日《申报》。

(500)　《章太炎之改革意见书》，见1924年11月1日《申报》；《章太炎再发表改革意见书》，见1924年11月15日《申报》。

(501)　《章太炎致段芝泉函》，见1924年11月21日《申报》。

(502)　《章太炎等之护党救国公函》，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61—62页。

(503)　《致李根源书五二》，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139页。

(504)　《辛亥同志俱乐部正式成立》，见1925年3月8日《申报》。

(505)　《章太炎反对善后会议》，见1925年1月28日《申报》

(506)　《辛亥同志俱乐部纠正段祺瑞废止法统令通电》，见1925年5月8日《申报》。

(507)　《唐绍仪章炳麟主张保存约法反对国民代表会议代电》（发自上海环龙路铭德里南弄一号），见《广州大本营及广州国民政府档案》，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善后会议》，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16页。

(508)　《湘赵考试县长之郑重》，见1925年9月30日《申报》。

(509)　《章太炎在湘之两演讲》，见1925年10月11日《申报》。

(510)　《十八日下午六时汉口电》，见1925年10月19日《申报》。

(511)　《二十四日下午一时北京电》，见1925年10月25日《申报》。

(512)　《二十三日下午一钟北京电》，见1925年10月24日《申报》。

(513)　《二十六日下午五钟汉口电》，见1925年10月27日《申报》。

(514)　《二十四日下午四钟汉口电》，见1925年10月25日《申报》。

(515)　《吴佩孚到汉后之萧耀南》，见1925年10月29日《申报》。

(516)　《章太炎之谈话》，见1925年10月29日《申报》。

(517)　《致李根源书六一》，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145页。

(518)　《湖南考试县长之初复试》，见1925年10月5日《申报》。

(519)　《我们最后的责任》，见《醒狮周报》第58号，1925年11月14日出版。

(520)　《江浙士绅致孙传芳电》，见1925年11月26日《申报》。

(521)　《五省协会成立有待》，见1925年12月3日《申报》。

(522)　《致李根源书六二》，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145—146页。

(523)　同上书，第146页。

(524)　《章炳麟陈对郭松龄反奉事应取之方针函》，见《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③》，第998—999页。

(525)　《致李根源书六三》，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146页。

(526)　《章太炎对时局通电》，见1925年12月20日《申报》。

(527)　《章太炎复罗运炎书》，见1925年12月23日《申报》。

(528)　《章太炎与梁士诒之时局观》，见1926年1月31日《申报》。

(529)　《反赤救国大联合通电》，见1926年4月11日《申报》

(530)　见《向导周刊》第146期“寸铁”。

(531)　见《向导周刊》第150期“寸铁”。

(532)　《反赤大联合干事会记》，见1926年4月16日《申报》；参见《反赤大联合宣言与通电》，1926年5月2日《申报》。

(533)　《章炳麟电劝颜惠庆弗摄阁》，见1926年4月29日《申报》。

(534)　《辛亥俱乐部反对颜阁电》，见1926年5月11日《申报》。

(535)　《嘉异报告沪上活动函》，见《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③》，第1021—1023页。7月11日《嘉异报告奉系对攀杨电报之态度及与章炳麟唐绍仪晤谈情形函》又一次写道：“议士持正者多视太炎言动为转移，幸此老强矫不变，如巨浸之砥、巨刃之铦，老节弥坚，老志弥笃，可风薄世，可砺末俗矣。”见同书第1030—1031页。

(536)　《观郑觐文作乐》，见《章太炎全集》第5集，第369页。

(537)　鲁迅：《趋时与复古》，见《鲁迅全集》第5卷，第536页。

(538)　《章炳麟通电》，见1926年8月15日《申报》。

(539)　《章炳麟通电》，见1926年8月15日《申报》；参见《向导周刊》第168期“寸铁”。

(540)　《章炳麟述革命北伐及今后局势函》，见《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③》，第1038页。

(541)　《章炳麟告知革命军北伐占领两湖江西函》，见《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③》，第1040—1041页。

(542)　《复章士钊书》，见《甲寅》杂志第1卷第40号，1927年1月15日出版。

(543)　《二十余万人纪念五四》，见1927年5月5日《民国日报》。

(544)　《市党部呈请通缉学阀》，见1927年6月17日《申报》。

(545)　《查封章太炎财产》，见1927年5月22日《民国日报》。

(546)　《致李根源书七○》，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150页。

(547)　《章太炎全集》第5集，第372页。

(548)　《致李根源书七一》，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151页。

(549)　《致李根源书七四》，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153页。

(550)　《致李根源书七七》，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154页；参见《章炳麟为哀浀黎元洪致黎绍基函》（1928年7月1日），《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③》，第1279页。

(551)　《春日书怀》，见《章太炎全集》第5集，第373页。

(552)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见《章太炎全集》第5集，第139—140页。

(553)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见《章太炎全集》第5集，第140—141页。

(554)　《三区党部呈请通缉章太炎》，见1928年11月22日《申报》。

(555)　《三区党部呈请通缉章太炎》，见1928年11月22日《申报》。

(556)　《市指委会五十八次常会》，见1928年11月25日《申报》

(557)　《缉办章炳麟》，见1928年11月23日《民国日报》。

(558)　《致李根源书七九》，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155页。

(559)　《长夏纪事》，见《章太炎全集》第5集，第374页。

(560)　章炳麟：《与吴承仕论春秋答问作意书》，见《制言》第12期。

(561)　《与马宗霍论文体书一》，见温州图书馆藏《章太炎书札》（抄本）第2册。

(562)　《与孙思昉论时事书一》，见温州图书馆藏《章太炎书札》（抄本）第2册。

(563)　《与孙思昉论时事书一》，见温州图书馆藏《章太炎书札》（抄本）第2册。

(564)　章炳麟：《致马宗霍书》，见《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913页。

(565)　《与孙思昉论时事书二》，见温州图书馆藏《章太炎书札》（抄本）第2册。

(566)　《与孙思昉论时事书二》，见温州图书馆藏《章太炎书札》（抄本）第2册。

(567)　《国难救济会请政府决大计》，见1932年1月21日《申报》。

(568)　《章太炎等请国民援救辽西》，见1932年1月22日《申报》。

(569)　《章太炎全集》第5集，第327页。

(570)　《章太炎谈时局》，见1932年3月8日《大公报》。

(571)　见《文献》第28期第137页，1986年出版。该刊定本函为1923年4月15日所书，汪荣祖《新出章炳麟致张学良两函年代考》考定本文写于1922年，是。见汪荣祖《章太炎研究》，李敖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252页。

(572)　见《文献》第28期第138页。汪荣祖《新出章炳麟致张学良两函年代考》考定本文写于1917年，误。函中所说“直系僭窃”，指的只能是曹锟贿选之事。函中所述川中战事、鄂西情况，均是1923年情况。函中最后述“另有节略，并托杨秀翘兄代陈”，杨秀翘即川军总司令刘成勋派到上海、北京活动的代表杨芳毓。汪氏考证见《章太炎研究》第253—255页。

(573)　《章太炎谈时局》，见1932年3月8日天津《大公报》。

(574)　刘文典：《回忆章太炎先生》，见1957年4月13日《文汇报》。

(575)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文具公司（香港），1980年版，第550—551页。

(576)　《拒绝参加国难会议书》，见《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第625页。

(577)　同上书，第623—625页。

(578)　《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919页。

(579)　《章太炎昨抵青岛演讲》，见1932年5月30日天津《大公报》。

(580)　《宣言》，见《国学商兑》第1期；又见《章太炎全集》第5集，第158—159页。

(581)　1933年3月14日章炳麟在无锡国学专门学校讲演《国学之统宗》，说：“余以为今日而讲国学，《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实万流之汇归也。不但坐而言，要在起而行矣。”（见《制言》第54期）3月15日在同校讲演《历史之重要》，指出：“《孝经》以培养天性，《大学》以综括学术，《儒行》以鼓励志行，《丧服》以辅成礼教……经术之归宿，不外乎是矣。”（见《制言》第55期）

(582)　《宣言》，见《国学商兑》第1期。

(583)　冯玉祥：《致章太炎书》（1933年1月12日），抄件。

(584)　章炳麟：《致冯玉祥书》（1933年1月29日），见《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585)　转引自章念驰《沪上春秋——章太炎与上海》，台北市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173页。1933年1月29日章炳麟致冯玉祥函中曾说：“自榆关陷后，弟私念今日可与敌人一决雌雄者，惟兄一人。曾以此告之友人，而不能以告当局。”（见《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586)　《呼吁抗日电》，见1933年3月7日《苏州明报》。

(587)　《致宋哲元书》，见《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第628—629页。

(588)　《三老宣言》，见1933年4月2日《申报》。

(589)　《答张继》（1933年4月8日），见《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第631页。

(590)　《答张继》（1933年4月8日），见《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第632—633页。

(591)　《冯玉祥通电坚主抗日》，见1933年5月29日《申报》。章炳麟早在1933年2月8日致冯玉祥信中，已经建议冯氏统帅热河、滦州各军，以免“各军散乱，进退不齐”。见《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592)　《马相伯、章太炎电勉冯玉祥》，见1933年6月2日《申报》。

(593)　《马良、章炳麟致冯玉祥电》，见1933年8月9日《申报》。

(594)　《马良、章炳麟致宋哲元电》，见1933年8月9日《申报》。

(595)　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41—842页。

(596)　《致冯玉祥》（1933年10月10日），见《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597)　1936年3月出版的《制言》第12期刊载的《太炎启事》说：“余自二十一年秋赴苏讲演，同人为集国学会。至二十四年，以讲学旨趣不同，始特立章氏国学讲学会。”

(598)　《与王宏先书》（1935年4月5日），见温州图书馆藏《章太炎书札》（抄本）第2册。

(599)　黄侃：《章炳麟诗跋》，见《制言》第25期影印手迹。

(600)　《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见1935年5月15—16日天津《大公报》。

(601)　《章太炎在苏讲学》，见1935年8月16日《申报》。

(602)　《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见《制言》第1期。

(603)　《〈制言〉发刊宣言》，见《制言》第1期；又见《章太炎全集》第5集，第159页。

(604)　《答张季鸾问政书》，见《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第637、638页。

(605)　同上书，第636、638页。

(606)　《与王宏先书二》，见温州图书馆藏《章太炎书札》（抄本）第2册。

(607)　《章太炎电宋哲元坦怀对平学生》，见1935年12月24日《申报》。致宋哲元电有手迹。

(608)　《请愿学生抵昆苏后昨晚有一部学生返沪》，见1935年12月26日《申报》。

(609)　《致冯玉祥》（1936年1月29日），见《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610)　《致冯玉祥》（1936年1月29日），见《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611)　《答某书》，见温州图书馆藏《章太炎书札》（抄本）第2册。

(612)　《答某书》，见温州图书馆藏《章太炎书札》（抄本）第2册。

(613)　缪篆：《吊余杭先生文》，见《制言》第24期，1936年9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