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口号”揭开协商建国序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休养生息。中国共产党从人民这一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国民党统治集团则企图依靠美国支持，继续一党专政，撕毁政协协议，挑起内战，背离人民利益。中间党派尝试调和国共两党，走不同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三条道路，最终以民盟被迫解散而告终。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a“五一口号”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协商建国的序幕。

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

革命胜利后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这一问题更加迫切地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进行了深入思考。1939年11月，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设想是实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b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c

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呢？面对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局势，毛泽东提出先要建立一个各党派的联合政府。

1944年，国际国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为实现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欧洲反法西斯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抗日战场捷报频传之时，国民党军队却在豫湘桂战役中遭遇惨败。4月至12月，短短8个多月时间，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丢掉2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损失兵力60多万。这次大溃败集中暴露了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其中“政治之不善实为主因”d。

盟国的巨大胜利与国民党军队大溃败的强烈对比，使人们对国民党失去信心，纷纷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各民主党派公开发表声明，反对专制独裁；国民党内开明人士柳亚子、李济深等联合文化界进步人士，在广西成立“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和“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发出“立即动员民众，坚决抵抗，铲除失败主义”的号召，获得国统区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一位国民党官员承认：“对国民党现政府的不满情绪是如此广泛，以至如果现在举行自由普选的话，80%的人都会投票反对国民党。”e

与国民党军事大溃败形成鲜明对比，这一阶段共产党已经克服日军进攻和国民党封锁带来的严重困难，自身实力有了很大发展。1944年10月10日，周恩来在题为《如何解决》的演讲中说：“我们敌后人民在这七年多所发展起来的抗日部队五十七万正规军及二百二十万民兵总计起来，几已达到国民党现有部队的相等数目。我们敌后人民，在这七年多所建立起来的五百九十一县地方政权，几已达国民党政府失去的七百二十一县的百分之八十二。”f政治上，全党通过整风运动，达到高度团结统一。通过建立普遍的“三三制”政权，协调了抗日根据地中共与各阶层的关系。

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带来政治秩序的重组和权力格局的变化。到1944年中，虽然国强共弱的格局仍然存在，但双方力量的差距已远不像抗战初期那么大，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力量对比仍有进一步缩小的可能。中共基于对双方实力变化的判断，提出：“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而不感到勉强与竭蹶，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g

国民党政权的无能和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引起了美国朝野的失望和不满。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后告诉罗斯福总统，中华民国政府很快就要垮台。有人甚至说，只有奇迹才能阻止中华民国政府覆灭。在此形势下，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公开要求国民党对“共产党问题”寻求“和平的解决”，国民党政府必须实行民主改革。

欧洲共产党出现的参政高潮，也为建立联合政府提供了借鉴。1944年4月，意大利共产党首先参加巴多里奥政府。接着，比利时、法国、丹麦、荷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挪威、奥地利和芬兰等国共产党也都先后参加联合政府。对此，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大关注，认为“这些国家都成立了联合政府，代表广大人民阶层利益的共产党都参加政府，并在各国政治生活中成为决定力量之一”，这是“欧洲人民民主力量的伟大胜利，无疑深刻影响世界的前途”。h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中共中央认为，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民主，废除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给周恩来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i9月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明，党的主张是：“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

9月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致林伯渠等人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同时提出，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要求在取得中间党派和进步人士同意的前提下，将改组政府的主张和步骤拟成提案，正式提交即将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j9月15日，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k。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政治主张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国内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

1944年9月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图为《新华日报》的报道

9月24日，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的代表张澜、沈钧儒、冯玉祥、董必武等500余人在重庆召开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要求。同日，沈钧儒等发起成立民主宪政促进会，呼吁迅速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海外侨胞也发表宣言，举行集会，拥护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9月28日，美国新闻处广播说：“中国形势甚为严重，亟需成立联合政府。”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华后，也表示支持中共成立联合政府。11月初，赫尔利飞赴延安与毛泽东等讨论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并达成《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以下简称《五条协定草案》），同意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等。

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国民党和民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实现的步骤问题。

2月13日，周恩来偕同赫尔利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不接受共产党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宣称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他坚持要组织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公开要求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国共谈判无法进行。

3月1日，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讲，拒绝建立联合政府。翌日，新华社发表评论，痛斥蒋的谬论，并提出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最合理办法，“就是立即废止这个威信扫地的一党专政，成立一个有威信的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来领导抗战，争取胜利，并准备在战后召集真正由无拘束的自由选举选出来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民主的正式政府”。

由于蒋介石的拒绝和赫尔利的变卦，中共与赫尔利达成的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的《五条协定草案》未能得到实施。但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已成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政治目标。

旧政协协议终成一纸空文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做《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为实现联合政府而奋斗，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及抗战结束以后，团结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民主人士的口号和旗帜。

联合政府的具体形式是怎样的？毛泽东分析有3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坏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我们交出军队，国民党给我们官做。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政府还是独裁的，我们去不去做官呢？我们要准备这种可能性，不应完全拒绝去做官，这是委曲求全为了团结抗战，好处是可以进行宣传。第二种可能性是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第三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的军队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人以上、人口一亿五千万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在蒋介石发展到无联合的可能时，就应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l

这3种可能性，即3种形式不同的联合政府。从毛泽东的行文来看，3种形式不同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都可以接受。尽管第一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最差，但中共为了顾全团结抗战的民族大局，可以做牺牲，也做了向国民党政府妥协的思想准备。第二种和第三种形式的联合政府都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奋斗的目标，并以第三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最为理想。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期内，国际国内形势朝着有利于建立第二种形式民主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

从国际背景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获取和维护在华最大利益，美国继续扶持国民党政府，把中国变为其附庸。而此时的苏联并不相信中共有能力和国民党政府抗衡，多次表示他们只承认并支持国民党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希望中国能在蒋介石处于“领袖地位”的前提下实现统一。同时，美苏也要求国民党政府必须实行改革。美国一再要求国民党政府在战后实行体现其意图的民主政治。杜鲁门总统敦促在中国召开一个包括中国主要政党参加的国民会议，使各重要党派人士在中国政府里均有公平有效的代表参加工作。同时，要求国民党重视第三方面的力量。m

从国内形势来看，抗战胜利后，重建家园、休养生息是饱经战乱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反对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逐渐成为除国民党以外中国各阶层的共识，民主势力如一股暖流涌动在中国大地。

这种形势下，国共两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举行了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中共派出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谈判。

为实现和平民主，中共代表在谈判之初主动就“党派会议”和“联合政府”问题做出重大让步，即：“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n中共希望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

国共两党代表商议时，周恩来说，重庆谈判的一个重点就是召开政治会议讨论建国方案。国民党方面提出在“政治会议”中能否加两个字——“协商”。周恩来认为很好，双方均接受了这个建议。经过谈判，国共两党达成协议：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

经过43天的谈判，中共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于1945年10月10日确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图为双方签字的《会谈纪要》原稿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由国民党政府主持召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共38名，其中国民党代表8名，共产党代表7名，中国民主同盟代表9名，无党派代表9名，中国青年党代表5名。政治协商会议与会各方经过20多天的激烈争论，最终就人民普遍关心的改组政府、整编军队、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5项议题达成协议。

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

政治民主化方面，首要问题是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国民党提出的方案，只是表示可以增加若干政府委员名额，设置若干政务委员由其他党派或无党派民主人士充任，同时坚持国民党在政府委员中要占“特定的多数”。还提出：政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即须由蒋介石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政府委员会属于政治指导机关，没有用人权；主席拥有紧急处置权，即可以借口情况“紧急”，实行个人独裁。这显然还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方案。

中共代表指出：改组政府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纲领，并在这个基础上改组，不是仅仅增加几个政府委员所能解决的；同时应立即扩大现有政府的基础，使之成为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能公平而有效地参加的临时联合政府，并把政府委员会变成拥有实际用人权力的机关，以委员制来取代个人独裁制。

经过艰苦谈判，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作为政府的施政纲领。纲领确定建设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保持国家的和平发展；规定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拥有用人权；规定政府委员名额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而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2/3赞成始得议决；等等。如果实行这样的政府改组，国民党虽然在其中仍占据主要地位，但其权力受到相当程度的约束。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将拥有能够保障施政纲领不致被曲解、变更、撕毁的否决权。

改组后的政府从结束国民党“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应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制之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这种制度，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政府的阶级本质，但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在迈向政治民主化方面进了一大步。同时，宪法草案规定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原则，规定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等等，这种规定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可以起到保障作用。

军队问题上争论非常激烈。国民党主张必须先军队国家化才能政治民主化，即必须由共产党首先交出军队，然后才能开放民主。中共方面则认为，离开政治民主化来谈军队国家化，只能是军队的军阀化、党阀化；把作为政治民主化事业支柱的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将从根本上断送政治民主化的事业。尽管如此，为推动谈判进行，中共代表还是提出，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这两方面可以“平行前进，归于一途”，即同时在这两方面采取前进的步骤，什么时候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了，中国的军队也就国家化了。民盟代表和青年党代表也各自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和大量裁军的提案。民盟代表还提出，任何党派的军队都要整编，不是只要一个党交出军队，也不应把其他军队都看成就是国家的军队。会议经过多次讨论，确定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和实行以政治军的办法，并决定成立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后改为张治中）以及以顾问身份参加的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商定中共军队的整编办法并进行整编，同时按照国民党政府军令部的计划整编国民党军队。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为战后中国设计的政治蓝图，既不同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也不符合国民党所谓的三民主义，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势力所追求的改良资本主义，但它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有利于避免内战、实行民主，给苦于战火与独裁的中国人民带来和平民主的新希望，具有进步意义。

然而，要把这个蓝图变为现实并非易事。正如黄炎培所言，中国好比造房子，“政协所得各种协议，只是一个精美的图样，真正把房屋造好，还需会后努力”o。因此，政协会议闭幕后，社会各界都密切关注着与会各方，特别是国共两党的态度和行动，希望能够切实兑现政协协议，使中国从此告别内战、分裂、专制和独裁，走向和平、民主、团结和统一。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很多人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谁能坚持政协路线，谁就得人心；谁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就把自己置于同广大人民对立的地位。

周恩来对这次政协会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政协就是党派会议，在政协决议中承认了联合政府。照政协的决议改组的政府，就是联合政府。”并指出：“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p

此后，中共为建立联合政府付出了真诚努力。政协会议闭幕后，中共中央随即于1946年2月1日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提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重大结果”，“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中共中央还一度考虑，为就近到南京参加政府，甚至计划“将指导中心移至外边”，由延安迁往苏皖边区首府淮阴。2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要求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q3月4日，张治中作为贯彻停止国共双方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军事三人组执行成员抵达延安。他对毛泽东说：“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r

正当中共满怀信心地迎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到来之时，国民党却对政协协议大加破坏。蒋介石集团认为，不仅人民民主主义，就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是不能行之于中国的。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谈道：国民党“愈来愈流露这样一种信念：追求统一和民主的中国，意味着他们将丧失一切”s。正因为如此，国民党从未准备履行政协协议。政协会议还在进行时，陪都各界协会在沧白堂举办讲演会，国民党特务就在会场起哄，扰乱会议进行。政协会议刚刚闭幕，不少国民党顽固分子就大哭大闹，说政协决定不利于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也表示，“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2月10日，重庆各人民团体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胜利闭幕大会，近万名群众踊跃参加。欢庆时刻，国民党特务竟然大打出手，打伤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章乃器等多人，制造“较场口事件”。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到政协协议，竟然提出要“就其茕茕大端，妥筹补救”。4月1日，在由国民党包办、中共代表拒绝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公然说“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如果它“果真成了这样一个会议”，那“是决不能承认的”。这样，就把政协会议关于改组政府等协议从根本上推翻了。国民党蒋介石毫无和平民主诚意，很快就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协议，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曾经激起中国人民对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国民党统治集团却撕毁协议，背离人民根本利益，将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政协协议终成一纸空文。

第三条道路行不通

抗战胜利后尤其是政协会议前后，国民党为改善形象争取社会各界和美国的支持，一度放松政治管制，中国政治舞台出现了百余个大大小小的党派。它们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各有区别，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方面，习惯上也被称为中间势力或中间党派。

中国民主同盟是当时中国第三大政党（简称民盟），也是中间势力中最重要的代表力量。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党派，俗称“三党三派”，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和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协会以及1942年加入的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取消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参加，因此去掉“政团”二字，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盟不失为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所谓独立性是说它有独立的政纲，有它独立的政策，更有它独立自主的行动。所谓中立性是说它介于中国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中，是两大对峙力量组织中间的一种，要求它保持不偏不倚的严谨态度，不苟同也不立异，以期达到国家的和平、统一、团结、民主。”

1945年10月，面对新的政治形势，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民盟纲领，全面阐述民盟的各项主张，目的是“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大会选举张澜、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梁漱溟等18人担任民盟中央常委。至1947年11月民盟被迫解散时，共有总支部5个，分支部46个，盟员达2.2万多人。罗隆基说：“这时候的民盟已经初步地走上了中国资产阶级单一的独立的政党的途径了。它在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它的代表性，亦有它相当的影响。除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它的确是中国惟一的有代表性的政治集团。”t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民建主要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为中心的部分工商界人士和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中心的部分文教界人士组成。成立宣言中，民建发表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上主张和平统一，民主集中，政府充分尊重人民自由，各党派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相忍相让，通过政治民主化以达成军队国家化；经济上主张有民主的经济建设计划，与在计划之下的充分企业自由，用和平合理手段解决土地问题；组织上不采取领袖制，会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以合议制决定。成立大会推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施复亮、李烛尘等为理事。

1945年12月30日，上海文教界人士和部分工商界人士组织成立“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会上推马叙伦、陈巳生、王绍鏊为常务理事。次年1月4日，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提出实现民主、还政于民、停止内战等8项主张。

1944年底，许德珩、潘菽等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遂改称“九三座谈会”，并决定筹组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宣言称“中国今日，舍和平团结，实无救济之策，而和平团结之能实现与否，端赖民主宪政之实施，故政治的民主与宪政的实施，实为救国要着”。会上推选潘菽、褚辅成、许德珩、涂长望等为理事。

除了新成立的党派外，原有一些老党派在战后也恢复了活动，主要是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原中国国家社会党）。

成立于1923年的青年党是除国共两党之外，历史最长、组织较为健全、党员人数也较多的一个政党，曾一度加入民盟并占有重要地位。抗战胜利后，青年党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要求“从速召集建国会议（或政治会议），以奠定团结基础。其权限不必动摇国民党之领导地位，但必须以解决问题；国民大会之召开，须在政治协商会议作详密之协商；切实保障人民之基本自由”u。1945年12月，青年党在重庆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提出“本党本国家主义之精神，民主政治之原则，内求统一与自由，外保安全与独立，以建设全民福利的现代国家，并促进平等合作的世界为宗旨”。大会选举曾琦为主席，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为中央常委。青年党号称中国第三大党，有党员20余万，实际人数不过万余人。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