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
赴重庆谈判
1945年8月9日，日本政府最后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
就在日本最后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同一天，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文，提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他告诫说：“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
8月13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制止内战、维护国内和平、针锋相对的方针。同时告诫全党，不要对蒋介石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他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他明确提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在日本投降的最初几天里，毛泽东度过了最忙碌的时期。
师哲回忆说：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各地代表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只有极少部分干部因故在延安逗留数日。这时，外电传来消息——8月9日，苏联军队从远东的双城子至西伯利亚的赤塔一线全面出击，向日本侵略军展开猛烈进攻。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日军顽强抵抗，双方都有众多伤亡。但苏军仍然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仅几天的时间，8月14日日本天皇便宣布愿意放下武器，正式投降。毛泽东说：“看，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了原子弹，日本没有投降；而苏军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全城沸腾了！以延安城为中心的几条辐射形山沟中，满山遍野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爆竹齐鸣。人们欢呼雀跃，把衣服帽子抛向天空。卖水果的老乡把筐里的苹果、梨送给近旁不相识的人。不管认不认识，大家互相拥抱，拉起手来扭秧歌。当天夜晚，满山遍野是火的海洋、欢乐的洪流！狂欢持续了三天。
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胜利了！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我党、我军上上下下都处于极其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之中，党中央领导同志尤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最忙；朱德总司令历来表现得不慌不忙，优哉游哉，事情却处理得从容不迫，井然有序；而任弼时同志当时重病在身，力不从心，只是着急。
毛泽东恨不能把一天当十天用。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把办公地点移到枣园的小礼堂，为的是一面处理事务，一面接见各地、各级来请示工作的同志。他一面同这些同志谈话，一面挥笔疾书——发布命令，写委任状，发表文告、声明、宣言，等等，每天要在办公室连续工作十个小时以上，而夜里读书仍然不可或缺。有时忙得无暇进食、饮茶。幸而适逢延安瓜果成熟的季节，所以工作人员挑选了最好的瓜果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乒乓球台子上。台子中央摆着笔墨纸砚，别无他物。毛泽东在工作时顺手抓起瓜果来解渴、充饥，或时而啃几口馅饼和面包。毛泽东吃西瓜也是很有特点的，他将西瓜抓在手中，如同风卷残云一般，一口一片。
小礼堂的周围摆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干部们坐在那里等候命令和指示。愿意吃什么，自己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取了就吃。领到委任或指示的人，精神振奋，立正、敬礼，各自离去。
刘少奇在自己的窑洞里悉心研究各种文件、各地来电等，或者同出发到前方去的同志谈话，只有遇到重大问题才同毛泽东商量、研究处理方案。他首先关注到东北方面的形势和我们应采取的方针。
在苏军进入我国东北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苏军的动向，不管是苏联方面，还是在苏军中工作的我方人员——如刘亚楼、周保中等同志，都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任何消息。看来苏联是认真遵守同美英达成的秘密协定，即只同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
8月14日，莫洛托夫同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规定：苏联的援助完全给予国民党政府，苏联尊重中国在东北三省的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同日，斯大林发表声明，苏军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全部从东北撤军。同时，国民党政府同意苏军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大连港国际化、中苏双方共同经营中长路的要求和承认外蒙古独立。因而苏军把东北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同意他们派市长接管。
然而，我军在东北的抗日力量早已存在，尤其在山海关至张北一线的长城内外，部署了罗瑞卿、李运昌、杨成武、吕正操、曾克林等部。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后，上述所属部队及山东解放区的肖华等部便全面向北进击，深入东北腹地，配合苏军作战。中央也从华北、华中调动一部分部队向东北进发。
苏联为遵守国际协议，极力设法尽快地将南满辽沈等地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以便早日脱身，撤回自己的部队。而蒋方部队抗战期间躲在大西南，虽有美国提供的飞机、轮船、汽车等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怎奈他们自己不争气，忙于“劫收”，因而机械化赛不过土八路的两条腿。美国军队9月30日才在秦皇岛登陆，在美军的帮助下，11月16日国民党从我们手中夺走了山海关。蒋介石好不容易到1946年11月中旬才将他的精锐部队第一军（即整编第一师，师长孙立人，副师长贾幼慧）运去接管苏军移防的沈阳。
苏军按规定时间撤离后，东北只留下国共两家的武装力量
。双方互不相让，寸土必争。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抢先占领广大的农村，并尽可能地占领一些中小城市；在解放了的地区，发动群众彻底翻身，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对东北方面，1945年8月刘少奇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见解和设想——苏联军队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没有阻拦我们，估计也不至于对我们背后开枪。那么，我们在东北也就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友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向的敌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听着刘少奇的陈述，一直默不作声，也没有停止自己手里的事情——写文告、调兵遣将、发布命令、交代任务。最后才提到林彪，给他的任务是：去东北，掌握这一重要的战略重地。林彪十分高兴，欣然接受，昂扬而去。
周恩来则独当一面在外线作战，既忙于同国民党、蒋介石打交道，还要对付帝国主义的种种阴谋。
当时，国共虽无战争，但各自的神经都绷得很紧，形势很微妙。毛泽东将每一步都把握得很准、很稳。
蒋介石为了维护他的地位，提出所谓维持国内和平的条件，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国政、取消特区（即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这就使问题大大复杂化了。美国出面搭桥引线，极力促成国共举行最高级会谈。8月14日，蒋介石来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20日、23日又连来两电。
这时，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这电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他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说：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等等。
开始时，毛泽东本想派周恩来代表他去谈判，已于8月22日电告蒋介石。后来考虑到蒋介石不会满意，而且又不足以充分表示我方的诚意，于是决定他本人去重庆同蒋介石会面。
8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专程从重庆到延安来迎接毛泽东。
赫尔利粗鲁而不识事体。1944年他第一次到延安来调停国共两党关系就食言而肥。
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同机飞离延安去重庆。当天到机场送行的各级干部约千人，但所有到场的干部都表情沉闷，心事重重，大家都沉默不语。看来，他们所考虑和担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毛泽东的人身安全有保证吗？尽管张治中一再声言，他对主席的安全负有绝对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一贯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心里究竟作怎样的打算，谁能知道呢？
最使人心情不愉快并极其反感的是，毛泽东等人刚登上飞机，赫尔利最后一个爬上舷梯，当他一只脚踏上舱门，另一只脚还悬在空中时，双手抓住机门框，头往后仰，怪声怪气地大吼：“哎，咦，呀！”
这怪声大叫立时引起所有在场同志的不满、气愤和疑虑，纷纷质问在场送行的美军联络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赫尔利的表演是什么意思？”
包瑞德回答说：“赫尔利是牧童出身，这可能是他早已养成的在欢快时的一种得意表现吧。”
飞机起飞了，人们带着沉重的心情返回各自的机关去了，为主席的安全，谁也没有放下心来。
毛泽东赴渝前，不仅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还同刘少奇整整谈了一天一夜，面授机宜。大致意思是：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的活动就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
在后来事态的发展中，许多干部产生了疑虑，不得已，刘少奇才向大家透露了上述毛泽东的指示，大家才放下心来，天天盼着毛泽东归来。
据余湛邦回忆，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打算，始于1943年。他说：
1943年5月，第三国际通过自行解散的决议，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在这一国际背景下，蒋介石忽然异想天开，电召张治中到官邸谈话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治中听了很兴奋地说：“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蒋当即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交张转去。此时，林彪因和谈失败，行将返延安汇报，张治中就在桂园设宴为林饯行，席上把蒋介石的信交林托其带去。但是以后延安毫无反应，张亦未向中共代表查询。事虽未成，却为1945年重庆谈判伏下一笔。蒋见此计不行，于是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指使军队进攻鄂东的新四军，又调河防军参加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让特务机关出面，伪造民意，要求解散中共与边区政府，国共关系又趋紧张。
………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一经传出，国内顿时到处欢呼，鞭炮齐鸣，号外纷飞，人人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但张治中却闷坐家中，郁郁不乐。因为他眼看国共两党关系极坏，双方军队摩擦加剧，内战危机，一触即发。尤其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先后宣布只有国民党部队才有权接受日军投降，这一无理要求为中共方面所坚决拒绝。张治中盱衡全局，一方面在主和派友人中积极活动，另一方面向蒋介石旧事重提，建议再次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商谈一切。
当时国统区已到了百孔千疮、内溃外烂的境地。虽有美国支援，蒋介石亦痛感无力从事反共战争。加上国内人心厌战，国际舆论反战，蒋出于无奈，接受了张治中的建议（据说吴鼎昌同时亦有同样建议），于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去电邀请。中共中央决定应邀，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为代表。蒋派张治中作为他的代表，偕同先任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在8月27日同机飞到延安，第二天就顺利地陪同毛泽东到达重庆——这是张治中第一次到延安。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邀请极为慎重，接连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毛泽东在1945年8月23日政治局讨论时发言说：
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国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肯定的。……蒋介石的地位，有利的方面是，有合法地位与大城市；不利的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我们的地位，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劳蒋介石不能磨灭，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为大革命和内战时期所没有过，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有上述诸条件，以便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关于承认解放区、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是决定停一下的，因日本突然投降，蒋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中国的局面，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各解放区要作持久之计。打仗一定要有利，无把握的仗不打。不增加人民负担，今冬大减租、明春大生产。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说：
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七同志与若飞同志商谈，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准备让步的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这要看谈判的情况，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些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我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要怕。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的同志到外面去。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这件轰动中外的历史性大事，就这样确定下来。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还决定，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其主席职务。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到达重庆。这一消息轰动了整个山城。
当年在重庆协助周恩来做统战工作的童小鹏回忆说：
8月的重庆，正是酷热时节。28日午后，欢迎毛主席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九龙坡机场。欢迎队伍中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陶行知等知名人士，有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国民党方面有邵力子、
谭平山等，还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下午3时45分，载着毛主席的专机降落了。虽然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毛主席仍精神饱满、容光焕发。他屹立在机舱门口的舷梯上，举起坚强有力的右臂，频频向人们挥手致意，人群中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主席稳步走下专机后，周副主席把在场的各界人士作了介绍，毛主席感谢他们到机场迎接的盛情，同他们一一握手。毛主席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同志们面前时，大家以无比崇敬和幸福的心情，向毛主席表达亲切问候，热烈鼓掌，欢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到来。毛主席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说明到重庆来的目的，他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这篇简短的谈话，把中国共产党对当前时局的政治主张，光明磊落地宣告于中外。毛主席的来临，使整个山城群情激动。这个消息立即被中外记者报道给全国和全世界。……
这一天，《新华日报》出版得特别早，天刚蒙蒙亮，报馆的几十个勇敢而机警的报童就把比往常多几倍的报纸，送到了广大市民手中。人们争相阅读着这张令人欢欣鼓舞的报纸，因为它在第一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毛泽东同志来渝》的特大喜讯，并刊载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和“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在毛主席到达重庆的当天下午，《新华日报》又发行了报道毛主席到达重庆的《号外》。在市区的一些街道，人群拥塞，争相索取，奔走相告。重庆市的广大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纷纷向《新华日报》馆表达他们对毛主席到达重庆的无限喜悦、希望和敬意。当天晚上，《新华日报》接到一封由许多人签名写给毛主席的致敬信，信中说：“您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蔑完全粉碎了，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希望谈判成功。”这封信，表达了多少人民群众的心声啊！
9月1日晚，毛主席在周副主席陪同下，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酒会。几天来，重庆广大群众一直都殷切渴望见到想念已久的毛主席。毛主席要出席酒会的传闻不胫而走。下午5点多钟，从七星岗到黄家垭口一带，人群熙熙攘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烈景象，都在盼望着毛主席的到来。晚上7时许，一辆黑色轿车向中苏文化协会门口驶来，这时人群沸腾，万头攒动，都把视线投向这辆汽车，车里坐着的正是人们日思夜想的毛主席。人们高兴地呼喊着：“我看见毛泽东啦！”“毛主席到了！”毛主席在周副主席陪同下进入会场，会场内又是一片欢腾，笑声和掌声不时传到大街上。宴会结束后，毛主席离开会场健步走在大街上，向伫立在周围的人民群众亲切地微笑着，连连招手致意，热情问候。人们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迸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欢迎您，毛先生！”“毛泽东万岁！”四面八方的欢呼声响彻重庆的夜空。“毛泽东万岁！”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反映出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新的觉醒。
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回忆说：
抗日战争胜利是大事，毛泽东到重庆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象征着胜利和团结。胜利与团结是双喜临门，不仅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而且全世界人们亦寄予热情的期待。重庆各界更是人心振奋，期待着毛泽东的到来。
1945年8月28日凌晨，我和两位同事坐了张治中的车从城里出发。重庆地区经常多雾，今天却天气晴朗，难得的秋高气爽。我们中途在一个小镇休息，用电话和机场联系，知道从延安回来的飞机要到下午才到。我们从从容容地下午2点才赶到九龙坡机场。当时已经黑压压地站满了一大堆人。有国民党军政人员、各民主党派人士、社会贤达、新闻界、文化界、各国通讯社记者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除蒋介石指派的周至柔外，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邵力子、张澜、沈钧儒、谭平山、黄炎培、郭沫若、冷遹、陈铭枢、左舜生、章伯钧、李德全等人。
下午3时45分，机场上空响起了轰隆隆的声音，一架草绿色的飞机徐徐下降，人群像潮水一般涌向停机坪。机门开了，毛泽东出现在门口，群众中爆发出热烈的欢迎掌声。毛泽东身穿蓝灰色的中山装，头戴巴拿马式帽子，脚上穿着黑色布鞋，显得雍容、凝重，容光焕发。他一面手挥帽子，一面同赫尔利同时下机，张治中、周恩来紧跟着走了下来。张治中为毛泽东逐一介绍来迎接的重要人士。大批新闻记者早已摆好相机，顿时前后左右响起了“咔嚓咔嚓”的快门声。
照相之后，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谈话。主要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完成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
蒋介石不仅是个反共头子，也是个杀人魔王。在他统治下，诚为鲁迅所形容的“杀人如草不闻声”！加上当时重庆情况复杂，社会秩序混乱，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确实是身入虎穴，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无畏气魄。
毛泽东到重庆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工作与安全。关于住处，毛泽东一下飞机，周至柔就说已为他准备了接待美国客人的招待所，说是地方好，设备全。毛泽东笑笑说：“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张治中在汽车旁对毛泽东说：“已为您准备了市郊黄山和山洞林园两处，任您选择。”毛泽东未置可否。在这方面，操心最多的是周恩来。他原来设想让毛泽东以红岩办事处作起居、工作、活动的中心，但一住下来就感到不合适。红岩不仅地方较偏，路不好走，上下山石级太多，周围又特务密布，对来客不方便，对毛泽东也不安全。至于曾家岩50号他自己的住处，地点较好，但地方狭小迫促，且二楼是国民党人居住。唯一比较合适的是张治中官邸（上清寺桂园）。那里的房舍虽不大，设备也一般，但还合用，而且距离曾家岩50号和红岩新村都不远，又在马路旁边，地点适中，汽车进出也很方便。周一开口，张治中慨然答应，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狭小破旧的平房里。于是，毛泽东就以桂园作为会客、工作、休息之所。每日上午由红岩来，下午会客，晚上回红岩睡觉。
桂园这名字，大家并不陌生，它曾经是中国现代史中一个有名的地方。房子是孔祥熙的部下后来任财政部部长的关吉玉的产业。1938年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陈诚就租作官邸。1939年张治中调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桂园邻近蒋的侍从室，所以张和陈商量，租让过来，一直住到抗战胜利。
房子不大，一楼一底。楼下是会客室、餐厅、备餐间、秘书室、副官室、盥洗室。楼上是卧室，大小五六间，张一家十来口，也够拥挤的。楼南是个院子，院子东面是大门口，传达室、汽车间各一。院子西面是警卫员室，经常住着一个手枪班。楼房北面是一排平房，包括厨师和工作人员住房。院子的四周是竹子编的围墙，很不严实。
值得一提的是客厅，它是《双十协定》的产生地，是名流荟萃、高谈阔论的场所。那是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长方形房子，周围摆着朴素的沙发，只能坐十来个人。东面、南面是窗子，外层是百叶窗，里层是玻璃窗。墙角处摆了两三盆花草，什么古董摆设都没有。南墙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手书“天下为公”的横幅，字体雄浑，笔力遒劲。东墙悬挂蒋介石手书的戚继光语录：“若谓战无不胜，固属欺人之谈，然劲敌从来未尝不败……”西墙是女画家红薇老人画的一幅花卉。北墙是《秦淮夜泊图》，是一位八十七岁高龄画家的作品，上题七绝一首：
春风吹梦到天涯，人在天涯梦在家，
梦到秦淮秋月夜，系船水阁听琵琶。
这些字画，体现了当时主人的身份、思想和性格。
毛泽东住桂园，安全是个首要问题，最操心的是周恩来。他不仅对毛泽东的睡床、坐椅、房子逐一详细检查，而且对警卫工作亲自布置。毛泽东从延安带来一位颜太龙同志，龙飞虎原在重庆，加上陈龙共三人，力量是单薄些。开始，张治中对周恩来说：“政治部有警卫营，大多是我家乡的子弟兵，我准备用他们来担任警卫工作。”周考虑再三，认为当时重庆十分复杂，散兵游勇多，前线下来伤兵多，袍哥帮口多，一般警卫管不了他们。两人商量结果，决定派宪兵担任。张治中和宪兵司令张镇一谈就解决了。
在四十三天的谈判中，毛泽东除了头尾三天在林园外，其余全在桂园。早上八九点由红岩村来，晚上回红岩村歇。白天工作和休息在楼上，会客在楼下。有时谈判也在会客室内进行，不少次还进行到深夜。所以当时的桂园，既是毛泽东在重庆活动的中心，也是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
毛泽东到重庆的消息，号外一出，广播一播，如同强劲的东风，迅速吹遍山城。各阶层人士、中外友好，都以争先一睹毛泽东风采为快，纷纷来到桂园。国民党的达官显贵，上自蒋介石，下至五院院长以及各部委会的负责人；进步人士，知名人士，文化学术界，新闻界人士，如宋庆龄、冯玉祥、郭沫若、柳亚子、陶行知、谭平山、侯外庐、翦伯赞、邓初民、周谷城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如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左舜生、陈启天、王昆仑等；社会贤达，如冷遹、褚辅成、傅斯年、王云五等；实业界巨子，如刘鸿生、李烛尘、吴羹梅、吴蕴初、范旭东、章乃器、胡西园、潘昌猷等，加上国际友人、进步作家等，纷纷来见，宛如众星拱辰。
毛泽东在这里会见了小民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王昆仑、屈武、侯外庐、许宝驹、谭惕吾、于振瀛、曹孟君、倪斐君等，听取了大家对时局的看法。王昆仑还提到了对《红楼梦》的研究，屈武提到了于右任对和谈的态度。毛泽东强调“和为贵”，谈到“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谈到了如何做好统战工作。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国共两党婚姻没有问题。”侯外庐笑着说：“老头子和青年人难成婚姻。”毛主席说：“不行的话，可以刮胡子嘛！”
沈钧儒不相信蒋介石对和谈有诚意，而且很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希望毛泽东提高警惕。毛泽东为他耐心地解释：“我们共产党对和谈是有诚意和信心的。我们干一件工作，开始感到没有什么把握，这可以理解。如果一开头就有了一半把握，再加上大家的努力，事情就比较好办了。比方两人谈恋爱，一方表示了很大的诚意，就已经有了一半的希望了，现在就看国民党方面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还招待了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的负责人：中国保卫同盟主席宋庆龄、英国援华会薛穆和夫人、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夫，以及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护委员会、国际救护委员会等团体的代表，对他们过去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感谢，并征询他们对中国时局的意见，讲解中共对时局的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还会见了1945年7月间访问过延安的六位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冷遹、褚辅成等，与他们交换对和谈的看法。此后，毛泽东还举行茶话会，招待实业界人士章乃器、刘鸿生、李烛尘、范旭东、吴羹梅、吴蕴初、胡西园、潘昌猷等，对他们在工业方面的成就表示赞扬，同时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我们不会把民族资本家看作敌人，而是看作朋友，不没收产业，而是调节劳资关系。”
唇枪舌剑
1945年8月29日，拉开了长达四十三天的重庆谈判的帷幕。其间，毛泽东直接同蒋介石举行多次会谈，对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有关问题的具体谈判，则由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蒋介石企图以“军令政令之统一”为借口，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中共代表则以具体方案相回击。
谈判极为艰苦，一度陷入僵局。美国大使赫尔利找到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交出解放区，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毛泽东在事关和谈成败的责任的重大问题上毫不含糊，沉着回答：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历史的见证人之一童小鹏回忆说：
重庆谈判，始终是一场严重尖锐的政治斗争。正如毛主席所说：“蒋介石
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毛主席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就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代表开始了谈判斗争。在会谈中，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竟然提出了“没有内战”的谬论。毛主席和我党代表驳斥了他们的欺人之谈，指出：抗战八年，内战是没有断的，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这就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没有内战”的烟幕下积极准备打内战的阴谋。接着，9月2日、4日，毛主席又两度与蒋介石会谈，阐明我党关于解决国内问题的一贯政治主张。同时，周副主席也同国民党的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对谈判的问题和程序进行了磋商。蒋介石对谈判并无任何准备，连一个方案也提不出来，只是派了几个代表来敷衍应付，妄图使谈判得不出结果，并把毛主席拖在重庆。
为了表示我党对谈判的诚意，并在争取和平过程中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我方首先提出了一系列“和平建国”的方案，要求国民党逐项给以答复，凡属双方同意的事项，则把各自意见要点记录在案，凡有一方不同意的事项，则继续商谈。周副主席作为我党的谈判主要代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决策，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具体的谈判斗争。周副主席在谈判中，根据毛主席提出的“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的基本原则，具体阐明了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历史新时期的方针，是解决两党现存一切问题的普遍适用的方针。只有先确立了这个方针，具体问题的谈判才会达成协议。经过反复会谈，国民党代表不得不表示同意我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结束国民党的所谓“训政”（即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有平等合法地位，以及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等等。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根本不愿放弃其法西斯专政，不愿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且顽固地拒绝承认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伟大功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妄图在所谓“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有一亿人口的解放区。这样，就使谈判不能达成协议，完全暴露了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的反革命面目。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周副主席在谈判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方针，揭穿了国民党的种种阴谋，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其顽固立场，到9月20日，中外瞩目的重庆国共两党谈判，完全停顿下来。
谈判桌上的斗争，是与战场上的斗争互相配合的。蒋介石的和平骗局在谈判桌上被揭穿了，于是就在会谈之外策划内战升级，妄图以此向我施加压力，捞取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早在毛主席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8月29日，蒋介石就密令重新印发了所谓《剿匪手本》，用法西斯信条，在其军队中实施反共内战的动员，后又密令国民党反动军队大举向我解放区进犯。毛主席早就预见到美蒋反动派的阴谋，曾明确指示全党：“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我各解放区的党委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9月中旬，我军首先击退了逼近张家口的蒋匪军。10月间，我军又歼灭了向上党地区进犯的阎锡山部35000余人，俘虏敌军长、师长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上党战役”。接着，我军又在邯郸地区消灭了沿平汉线进犯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蒋匪军7万余人。这三次战役，使我军取得了击破蒋匪军进犯的重大胜利，也有力地支援了重庆的谈判斗争。蒋介石妄图用军事冒险扭转政治局势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这时，重庆谈判能否取得成果，已成为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极大关注的问题。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曾趁机诬蔑“共产党没有诚意”，妄图把破坏和平的责任强加给我党。美国的驻华大使赫尔利也撕下调解人的假面具，无端指责我党企图解决“很多具体问题”，使谈判停滞不前，并放出他要“返国述职”的空气，向我党施加压力。当时，《新华日报》不断接到许多读者的来信，要求公布谈判的进展情况，重庆各阶层人士也经常询问谈判结果。一时议论纷纷，甚至传出了国共谈判濒于破裂的消息。为了公开阐明我党的政治主张，为了澄清舆论和答复全国人民的要求，在谈判期间，毛主席曾广泛地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多次举行了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座谈会，介绍谈判情况，说明目前谈判尚未达成协议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为了打破谈判的僵局，促成谈判达成协议，我党代表根据毛主席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的指示，对有关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继续向国民党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并作了重要的让步。在人民军队问题上，我党提出在未实现政治民主化之前，可以先行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重划军区，愿将我党所领导的军队缩编为24个师，以至于20个师。在解放区政权问题上，我党提出对现有的18个解放区，可以重划省区和行政区，但必须承认经过当地人民选出的各级地方政权。并且决定将我党领导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8个解放区让出来。我党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和一系列让步措施，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揭穿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赞同和支持。我党还草拟了国共会谈纪要稿，建议把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原则问题加以公布，把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留待两党代表继续商谈，并交由行将召开的有我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去讨论解决。经过反复斗争，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形势，最后不得不同意我党的提议，并以我方提供的会谈纪要草稿为基础进行修改，双方决定于10月10日签字，这就是《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至此，这场历时四十三天的谈判，就告一段落了。
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也回忆说：
毛泽东到重庆是轰动国内外的大事，蒋介石的内心打算是另一回事，但他对此却是十分重视的。毛刚到重庆的第一天，征车甫歇，就在当晚8点半由张治中邀请毛主席和代表团到蒋的官邸山洞林园，盛宴欢迎。第二天下午和毛泽东作第一次直接交谈。9月2日，又再次邀请毛和代表团到官邸宴会，会后蒋、毛二人又作了第二次交谈。从8月29日至9月3日，以周恩来、王若飞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不断交换意见，各项问题都接触到了，并由张治中和周恩来直接商量，初步确定了商谈的议程。
在这里要着重说明一点，就是当时外间传说，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一切方案均由中共提出，蒋只是消极对付、派人敷衍等语。据我所知内幕，这不符合事实，也小看了蒋介石。蒋对中共和这次谈判的估计是胸有成竹，也是胸有成见的。蒋是个阴谋家，有他的一套。他当时的设想是：先由双方交换意见，摸中共的底，自己先不说话，然后提出要点逐一进行谈判。不过中共方面确实掌握主动，先声夺人。在8月25日就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和前提。重庆谈判开始，中共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国民党对这义正辞严的原则无法阻拦，终于不得不同意写入协议之中。但是蒋介石是另有打算的，就是准备抽象地赞成，具体地抽调。他的具体做法是提出“政令统一、军令统一”，而且“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首先把中共的军队化掉，其余的再说。
谈判是异常艰巨的，一开始就出现了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的对抗态势。9月3日，中共代表提出《谈话要点》交给张治中等。内容共十一项：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各党派平等长期合作；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中共参加受降；双方军队停止冲突，原地待命；结束党治，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政治民主化方面应包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普选，调整行政区域及人事；军队国家化方面应包括整编全国军队，中共应有16个军48个师，中共军队后勤由国家补给，集中淮海流域及陇海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及其各部工作，设置北平行营及政治委员会，中共参加领导；党派平等合作方面应包括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保障人民自由等。
蒋介石于同月4日，根据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和王世杰提供的《今日交谈之结果》，亲拟了一份《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治中等。蒋一开口就以极端傲慢的态度指出：“中共代表所提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既然同意实行三民主义及拥护我的领导，其余各条就互相矛盾，不该提出。”然后更具体规定：“中共军队整编数字，应根据张治中、王世杰去年与林伯渠商定的8至10个师，最高不得超过12个师之数；解放区于抗战胜利后根本不应存在，如中共真能做到政令军令的统一，则从中央至地方各级政府中共优秀人士均可参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原选代表均有效，如中共愿参加会议，代表可增选。”
从蒋介石亲拟的这个《谈判要点》看，的确是毫无诚意的。不过张治中等仍不得不据此和中共代表商谈。蒋、毛面谈和双方代表初步交谈是在山洞林园，不设记录，以后双方指定代表的商谈，则改在城内的“桂园”和“尧庐”（蒋的官邸），双方都派了人担任记录，谈了十多次，合计在林园、桂园、尧庐三地先后商谈23次。
整个谈判尖锐、紧张、曲折、复杂，多次濒于破裂。在国民党四位代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是张治中。每到紧急关头，他都挺身而出，力图转圜。我眼看他活动频繁，劳心敝体，在室中时而冥思苦索，时而摇头叹息，或则绕室彷徨，或则喃喃自语，显得饮食无心，坐卧不安。
经双方多次商谈之后，9月8日国民党代表对中共3日所提《谈话要点》作出了书面答复，除了强调统一为民主的基础，暗示政令与军令的统一是不能退让的外，并具体答复：“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但平等并非均等；解放区须撤销，人员可酌用；惩治汉奸、解散伪军可同意，但须依法慎重进行；参加受降须在接受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冲突可停止，但中共不得阻挠政府之接收工作；政治会议亦可不常设，仅由蒋主席召集国民党和各党派代表商讨决定有关事项，内容不预定；各省市的领导须依法任用，如指令某省市主席、副主席必由中共推荐始得任用，即非真正接受政令军令的统一；中共整编军队数字最高额为十二个师，不可变；北平政治委员会无设置必要，北平行营人选不能由中共推荐；释放政治犯，中共可提出名单由政府主动办理；中统、军统只办情报，严禁拘禁、逮捕行为。”
从双方所提条件看，距离甚远，似乎达成协议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如从武力解决，不但为国内外形势所不许可，而且条件也不具备，只能力求妥协。问题的核心是军队的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如能暂时排除或减轻，则问题仍有解决的可能。所以经过差不多四十三天的拉锯战，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暂时的协议。
毛泽东到重庆后，除了参加谈判外，还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会见了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连最反共的顽固分子如陈立夫、戴季陶他都去看望。戴后来还托张治中代为邀请毛泽东和代表团人员到他家吃饭。他在给张治中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叙也……”可见戴季陶还是意识到毛泽东到重庆的重要性。毛泽东虽然活动极其紧张，还是应邀前往。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毛泽东的安全是许多人担心的事。他在桂园所会见的爱国民主人士中，有人谈话时暗示说：“重庆气候不好，易犯感冒，您还是早点回延安吧！”另一位写了一张字条，上书“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些话不是毫无根据的，过去杨杏佛、刘湛恩的被刺在前，闻一多、李公朴的惨死在后，前车之覆，不可不鉴。同时，和谈期间，国共两党的摩擦仍然不断发生，上党战役蒋介石的部队吃了败仗，外间是有暗传流言，说国民党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
以毛泽东的安全为己任的周恩来为此焦灼不安。同时，谈判已到末期，协定的主要条款除军队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外，已基本达成协议。周恩来于9月底往访张治中说：“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订协议好不好？”张问：“预定哪一天走？”周答：“预定10月1日。”稍停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们可不放心哪！”张慨然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很紧张，都安排了日程，要在10月10日后才行。”周说：“好，我回去商量看。”（解放后周和张谈起往事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在重庆谈判的四十三天中，毛泽东活动频繁，席不暇暖，走遍整个山城。刀枪如林的反动巢穴，人流如鲫的闹市，偏僻少人的山沟，乃至郊区的大学，都到过了。接触极其广泛，包括极端反共的上层头目、左中右的社会人士、妇青工商各界代表、外国使节、记者、军人。实在说，随时随地都存在着危险的因素。当时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为了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举行鸡尾酒会，同时还举办了苏联建设和抗击德寇的图片展览，邀请毛泽东参加。
中苏文化协会是我常去的地方。地处闹市，建筑并不好，也不很宽敞。那天下午，在张治中未到之前，我早就去等着了。没多久，小轿车鱼贯而来，孙科是会长，先到。以后陆续来的有国民党上层人物，如陈诚、陈立夫、朱家骅、吴铁城、覃振、贺耀祖、王世杰、梁寒操、鹿钟麟、翁文灏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宋庆龄、冯玉祥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夫妇、罗申武官。此外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如郭沫若、李德全、王昆仑、许宝驹、傅斯年、王芸生、刘清杨、张申府、沈钧儒、马寅初、左舜生、高崇民、史良、茅盾、侯外庐、张西曼、阳翰笙、曹孟君、倪斐君等等，实在是盛况空前。
毛泽东要来参加，群众事前并不知道，但一下车进去就被群众发觉了。毛泽东到重庆的消息，如同一阵春风吹遍山城，人人都以一见为幸，如今被发觉了，一传十，十传百，可不得了！不仅路的两旁站满了人，挤进会场的也很多，把门的工作人员来不及看请柬，事实上也拦阻不了。毛泽东、周恩来由张治中、邵力子、冯玉祥陪同进去，逐一介绍来宾，互相握手问候。好些大革命时代的熟人，几十年阔别了，更是热情握手，殷勤致候，有的感动得泪满双颊，说不出话来。千百双眼睛注视着毛泽东，千百双热情的手伸向毛泽东。
人越来越多，实在拥挤得厉害，会上致词的、讲演的，匆匆草草，我连内容都没听清楚。张治中看到人流如此拥挤，有些着急了，劝毛泽东早点离开。毛泽东仍然举止从容，毫不介意。一面和人谈话，一面观看图片，最后连陪同参观的张、邵、冯都被挤散了。好不容易才由警卫人员和周恩来在人丛中开出一条路，才把毛泽东接出门口，张治中跟着也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警卫是十分困难的，如万一有少数暴徒混进去，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回到军委政治部和同事们谈起今天的情况，大家都为之担心，张治中舒一口气说：“今后再不能出现类似的情形了！”
另一件是宴会上发生的事。
10月8日，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举行盛大的宴会，欢迎兼欢送毛泽东，到会五六百人，主要是国民参政员、新闻界、文化界、社会贤达，然后是国民党大官。在当时的重庆来说，这是规模最大的盛会了。
在会上，张治中有一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他首先指出毛泽东到重庆来的重要性，为全国全世界人士所关注。然后说明双方商谈的情况，在大前提大原则上已完全一致，具体问题中70％已达成协议，其余的继续磋商，准备发表公告，让全国人民知道。最后还说：“毛先生准备月内回延安去，所以今天的集会既是欢迎，也是欢送。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回去。”
毛泽东当时也有一个简短的答词。首先对蒋介石的邀请和张治中的接待表示谢意，并同意张治中对商谈结果的估计和说明。然后特别提出：“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和平与合作应该是长期的”“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努力几十年”“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最后说，“困难是有的，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紧跟着是宴会，饭店有京戏晚会。那天晚上，我们在张治中身边工作的几个人早就到会场张罗了。晚会进行到一半，一个人忽然跑到周恩来身旁附耳说了一会儿话，周突然起身离开毛泽东往外走，脸上显得有点紧张，我们感到纳闷。散会后回到政治部，才知道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也就是廖仲恺的女婿李少石被人开枪击中在公路上。这事使大家为之震动，张治中更是神情紧张，马上用电话和各方联系，一直忙到深夜，还没有得到确实的答复。
到底是误杀还是预谋？是政治事故还是责任事故？一时成为人们脑海中的疑问。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是《双十协定》签字前发生的，是毛主席还在重庆时发生的。消息一经传出，山城为之震动。经过多方调查核实，才弄清了真相。
事情是这样的：9月8日下午5时，李少石坐小车送柳亚子由曾家岩回沙坪坝寓所，回程经下土湾时，适有国民党重迫击炮团一名排长护送30名新兵向壁山前进。一士兵正在路旁解手，少石同志的轿车无意将士兵的头部撞伤。司机未发觉，没停车，该排一名班长鸣枪警告，子弹刚好从小车后工具箱射入，穿过少石同志右肩胛入肺部，司机急驱车送市民医院抢救。由于流血过多，到晚7时许不幸去世。事件的经过，由宪兵司令张镇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先后在报上发表谈话，才算平息下来。周恩来还到医院看望李少石同志和受伤的新兵，答应负担医疗费，指示钱之光办理一切善后事宜。
这几天真紧张，万一毛泽东的座车外出也遇到意外事件，那可怎么得了！真使人提心吊胆，捏一把汗。当时张治中的紧张焦虑，就更不在话下了。
局势虽然诡谲多变，但谈判还是达成了协议。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34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下午，国共双方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难忘的1945年10月10日下午，这是现代史中一个重要的日子。不仅亲身参加谈判的代表感到协议得来不易，满怀喜悦，就是办理事务的人员，知道谈判内幕的我们，也是喜气洋洋，十分高兴。从一清早，大家就忙开了，把小小的客厅和衣帽架收拾整理妥当，茶水香烟也准备好。在会客室北墙“天下为公”的横幅下横摆着一张条桌，覆以桌布，摆上签字用的笔墨。会场简朴、肃穆、庄严。但没有邀请记者和任何人参加，所以具体情形当时报上并没报道。
下午4时许，一切准备就绪，双方代表先后到场，互相致意，并审阅了事先誊写好的《双十协定》全文，表示同意，就按名次先后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虽然没有说话，但从脸上表情看，显得既严肃又高兴。全体代表中，只有张群因公外出，不在重庆，他的名字是事后补签的。协议的全文于同月12日在报上公布。
签字完成后，邵力子先生向双方代表建议：“这次商谈，所以能够获得初步成功，达成协议，多有赖于毛润之先生的不辞劳苦奔波，应请他下楼相见。”大家欣然同意，于是毛泽东主席下来和大家逐一握手，互致祝贺。
应该说，协议的达成，是中共方面识大体、顾大局大大让步的结果。例如中共在商谈中和协议上始终表示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和实行三民主义，部队数字中共愿意由48个师减为20个师，解放区问题中共愿意以后继续协商。这些让步，有利于说服国民党中的右派同意协定的签订。张治中在解放后写回忆录时也说：“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定见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特别是亲身参加商谈的我们，真是几经折中，舌敝唇焦，好容易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更感到愉快。”
重庆谈判过去四十五年了，事实说明，没有这个协定，国共两党的公开斗争就不能暂告一段落；没有这个协定，以后的停战协定就不能产生；没有这个协定，也不能为解放战争积聚足够的力量以至于统一全国，这个协定是具有转折性、历史性的伟大意义的文件，问题在于蒋介石缺乏诚意，再好的协定也终必成为一纸空文而已。
《双十协定》签字后两小时，蒋介石全副武装，佩着短剑，亲到桂园拜访毛泽东，两人略事寒暄，互致祝贺，即乘车同赴国府路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国庆招待会。会后，毛泽东回桂园休息了一会儿，就乘车直奔山洞林园，夜歇林园，与蒋介石就未了问题最后交换意见。
10月11日晨，张治中代表蒋介石亲送毛泽东去机场。四十三天的共处，毛、张彼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毛在车上笑着对张说：“我在重庆，知道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张问：“怎见得？”毛说：“有事实为证，第一，你把《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扫荡报》是在江西围剿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一定有些人很不赞成的。第二，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是做了一件好事。”
至于张治中对毛泽东的态度，如同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说的：
“1945年以前，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
“1945年10月11日，我坐专机送毛主席回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领袖的最大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其后，我还常常和朋友们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
蒋介石为了把毛泽东置于严密监视之下，在负责警卫的人员中安插了一批特务宪兵。当年参与这项任务的李介新回忆说：
1945年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期间，我奉命乔装成宪兵司令部派驻桂园特别警卫班班长，负责所谓警卫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于1945年8月28日，同周恩来总理一道从延安乘飞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毛主席是作为蒋介石的“客人”来到重庆的，蒋介石借安全保卫之名，妄图把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及各界爱国人士隔离开来，指定宪兵司令张镇在毛主席城内住地曾家岩桂园专门派出了一个警卫班。警卫班人员作了精心挑选，配备了专用汽车，规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每天的“工作日报”由单线交通经宪兵司令部直送蒋介石。
警卫班的编制，在名义上属宪兵司令部特务营第四连。从表面上看，它和一般的要人住宅、军事机关、国民政府和各院部会的日常武装警卫基本相同，实际上这个班是一个特殊组织，它并不属于宪兵司令部特务营的编制，而是由该部所属特务宪兵组成，受宪司驻重庆直属特高组领导。公开的编制、番号，不过是个伪装。
宪兵内部分为“常务宪兵”和“特务宪兵”两种。这两种宪兵——“常务宪兵”和“特务宪兵”，虽然都是由宪兵司令部统一领导，但在人事、组织等各方面，各有各的系统，从不发生横向关系。
宪兵司令部派驻桂园的特别警卫班，名义上属“常务宪兵”，实际上所有官兵皆由特高组从“特务宪兵”中选调组成。
警卫班最初的班长是张宝明，河北人。按照宪兵司令部的规定，警卫宪兵一律不准外出回家，平时只好关在寝室里赌钱消遣。张宝明因管理无方，班内曾经发生争吵。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发生，他只当了五天班长就被调回去了。9月2日由我来接替他的工作。当天杨香（特高组少校组长）把我叫到特高组办公地点凤凰台七号“行舍”。
杨香说，毛主席到重庆，总裁（指蒋介石）十分重视，命令司令部组织警卫班。现在处长（警务处亦即情报处少将处长卫持平）命令你担任班长。要我去之后，对内：在管理上对组员的生活当宽的要宽，工作上当严的要严，坚决不准请假外出；在行动上要执行纪律，对有意违反纪律的，送回处里惩处。对外：不管是哪一派，哪一“统”（指“军统”“中统”）的特字号人物，都不许接近毛主席。办事要机智，如果发现有借故捣乱的人，就是开枪打死了，也不会要你偿命。他特别强调警卫工作关系到党国大事，绝对不能发生差错，让祸事出在宪兵头上。“报告”要力求准确，“窃听”应不留痕迹，尤其是要使共产党人看不出我们这个班是些什么样的人所组成的。杨香还向我说，随同毛主席一起的警卫队长叫龙飞虎，副官是朱友学。对朱副官要接受他的“指挥”，随同毛主席外出，要同龙队长切取“联系”，等等。
杨香把我带到桂园，先到班内向内勤宪兵简单了解一下当天情况，特别传达了情报科长周剑心的指示：“如果谁要在这里装怪，一定要从严惩办。”然后把我带去见朱副官，诡称张班长生病，现在由李班长来接替。我向朱副官立正敬礼并说，请朱副官有事找我。朱副官只打了声招呼，没有多谈其他的话。当天龙队长随同毛主席外出会客去了，没有见到。
杨香走后，警卫班的内勤宪兵向我详细报告了有关桂园和中共方面跟随毛主席到桂园人员的情况，以及警卫部署、情报内容、交通配备，然后由我带着内勤宪兵对桂园作了一番巡视。根据上级指示，警卫班有事直接向杨香、周剑心报告。为了保密，是借用住在隔壁美军总部宪兵排的军用电话。我把桂园工作初步安排之后，特地前去拜望了美军总部宪兵排排长，以便今后在工作上切取联系。
桂园坐落在曾家岩原求精中学（现第六中学）隔壁，门牌中山四路18号，是张治中的“官邸”。房子不大，二楼一底，在国民党军政要人中只算中等住宅。进门左侧是传达室，右侧是停车房。大门进去是个小院坝，种有花草。主楼靠右，楼下右边是会客室，左边是餐厅。楼上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院内左角一间小屋是警卫班的住房，面积虽然不大，但可一眼看到桂园全部。
毛主席在重庆期间，白天在桂园办公、会客，夜间住红岩村。长住桂园的，除警卫班外，还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朱副官和张治中家一个年岁较大的用人。
警卫班的分工：班长以下，有个内勤宪兵（不站岗，不担任外勤），主要任务是缮写“情报日报”，与特高组的内勤小组约定各种代号、安排交通、领发工作津贴，活动地点在桂园传达室。
桂园门口，经常有一名武装宪兵站岗（毛主席在桂园时，增派一名武装游动宪兵）。另有两名随车宪兵担任毛主席外出的随车警卫工作。伙夫负责按时到隔壁宪兵排去拿饭，并为全班士兵代购生活用品。
门岗宪兵对进入桂园的人员限制很严，除朱副官准许进出的人和介绍给我们认识过的人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进入。住在传达室的内勤宪兵，为了想得到每天来会毛主席的客人的具体姓名，从中捞到一点东西，曾经在传达室设一个“会客登记簿”。朱副官知道了，立即指示：“对来客不要登记。”这样一来，有许多来会毛主席的客人，我们并不认识，也无法知道名姓，在填写“情报日报”时只能写上来访时间、客人面貌、体形高矮、大概年岁和显著特征。游动宪兵经常借机靠近楼房，很想能听到点房内的讲话内容，但毛主席会客、办公都在楼上，讲话很难听到。
“情报日报”是每天一份，在下午规定时间内写好，由特高组派穿军装的“传达兵”到桂园来取。填日报时约定的暗号：称毛主席为“何先生”，称朱副官为“老吴”。报告的内容是事无巨细，有闻必录。具体写法大致如下：
（一）何先生今天×点×分到18号。
（二）上午×点有某人（男、女或外国人，包括相貌、身材、服装、年龄），乘小轿车（汽车号码）到18号会何先生，于×点×分离去。何先生把客人送出18号上汽车，目送汽车走后，才慢步返回。这时街上不少人停步观看何先生。我们向老吴提出：何先生把客送出门外，我们对何先生的安全很担心。老吴点头表示会意，没有答复。
（三）中午，何先生赴×××宴会（写明请客人的姓名住址）。
（四）下午两点半，何先生接见一名新闻记者，接着又接见两名外国记者。3时半，何先生走到花园迎接一位坐小轿车的客人，好像是事先电话约定的。
（五）下午5时，何先生赴某街某号访×××、×××。接着又赴某街某号访友，不知姓名。回到18号后，不久即离去，老吴没有通知，我们没有随车护送。
这种“情报日报”送到特高组内勤人员手中，连同其他方面“日报”，择要摘编，呈宪司立即报告蒋介石。
回忆当年我在桂园担任警卫工作期间，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根本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在国民党反共、仇共教育的长期毒害下，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原本抱着许多极其错误的看法。尽管如此，事实胜于雄辩，通过无数日常生活琐事的接触，又不能不使我们对于毛主席和共产党人感到尊敬和佩服。
毛主席对人十分和蔼谦虚，亲切感人。不但对来访的客人是这样，对我们警卫人员也是这样。有一次，毛主席送客走到桂园门口返回后，在院子里正碰上值班游动宪兵邱宏泽（他是警卫班年龄最小的一个），毛主席很亲切地问他：“你有多少岁？”邱立正回答：“二十二岁。”毛主席又十分关切地问了他是哪里人、家庭和上学情况等等。最后毛主席主动伸出手来同邱宏泽握手，真是大出邱的意料。他返回警卫班后非常激动地说：“国民党大官，我也见过不少，他们哪把我们放在眼里？今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同我握手。”充分表达了他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以及对国民党大官们的不满。
毛主席每天上午八九点钟来到桂园，下午返回红岩村，一般是在红岩村吃早饭和晚饭。中午有时外出参加宴会，有时在桂园用餐。但桂园既没有特别的厨房设备，也没有配高级厨师，更没有看到他们从市场或附近餐厅买回鸡鸭鱼肉。毛主席在桂园吃饭，是由朱副官和办事处派来的其他警卫队人员用张治中家原有炉灶来做饭。他们上下一致，同甘共苦。
毛主席在重庆住了四十多天，从来没有到重庆附近的南泉、北泉和其他风景名胜地区游览参观。他成天会客访友，非常辛苦。中秋那天，特地送了我们一些月饼、香烟、酒肉，由朱副官叫我去领回。朱副官对我们说：“毛主席说，大家辛苦了，这点东西表示一点意思。”
周总理经常在桂园办公，有时到曾家岩50号去，往返都是走路，身体很好，健步如飞。当门岗宪兵向他敬礼时，他总是微笑点头还礼。警卫班的弟兄有时在寝室闲谈说：“国民党的大官总是说周恩来厉害，但他对我们当兵的却是很好。”
中共方面随同毛主席一起住在桂园的其他工作人员，作风诚朴、平等待人，着蓝布中山服。毛主席不在时，总是留在桂园，很少外出。据内勤宪兵告诉我，前任班长张宝明初来时，有事和朱副官联系，习惯于国民党军队里下级对上级的规矩，先说一句：“报告朱副官。”朱副官总是非常谦逊地说：“你们就叫我朱友学吧。”由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派出的其他警卫人员，每当毛主席在桂园时，总是三三两两坐在吉普车上看书学习。警卫队队长龙飞虎，身材高大，毛主席每次外出，他随同毛主席到达哪个地方，就在哪里静坐等候，从不乱走，态度严肃认真。
10月8日毛主席即将返回延安前夕，张治中在原林森路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举行盛大鸡尾酒会，给毛主席送行，参加酒会的有国民党的军政首要、民主人士、社会贤达，总共好几百人。酒会从下午6点开始，会后有文娱晚会，到晚上9点多钟才结束。
酒会进行中，我们忽然看见周总理和宪兵司令张镇匆匆离去，不久又匆匆回来。周总理面色严肃，我们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特别是酒会和文娱结束，客人都陆续散了，却一直不见毛主席出来。这时龙队长也有些着急，问我大礼堂里面的房屋组成和交通情况，并说：“我很想见到毛主席。即使见不到毛主席，也想进去看看。”我知道大礼堂的左侧是通凯旋路的后门，右侧是“最高统帅部”，系国民党最高级军事要人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办公及聚会的地方，设有双重警卫。普通宪兵非经特许，也不能进去。在龙队长的敦促下，我只好大胆试试，看见“统帅部”会议室里灯光明亮，有人活动、谈话。我把这个情况向龙队长说了，判断是在商量什么大事。
直到深夜11点后，毛主席才同张镇一起出来。毛主席改坐张镇的汽车，由宪兵三轮机车随后护送出军委会，经凯旋路，出通远门，过上清寺，向化龙桥方向驶去。进入红岩村后，停在马路尽头，毛主席同张镇从车上下来，张镇说：“我送毛先生到办事处。”毛主席说：“不必了，夜深了，你请回去吧。”张镇又说：“那么叫宪兵送毛先生。”毛主席同张镇握手告别。我同另一宪兵护送毛主席直到办事处门口之后才返回原地。我们三轮机车上总共坐了三个人，我和另一宪兵护送毛主席去后，留下一人看守。回来时，留守宪兵对我说：“你们走后，处长（卫持平）、科长（周剑心）、杨香他们都乘吉普车来了，现在红岩村外面，要我们去见他们。”车子开出红岩村门口，果然看见了卫持平、周剑心和宪兵第三团团长张醴泉、警务团副刘燃围在一起，正在研究问题。（抗战时期，重庆因系陪都，驻有两个宪兵团，即宪兵二十一团，团长吴光远，团部在曹家巷。宪兵三团，团长张醴泉，团部驻和平路。小龙坎到较场口一带，包括红岩村在内，是宪兵三团的管辖范围。）当时张醴泉向卫持平报告说，在红岩村附近住有一个美国顾问，宪兵三团派有一个武装宪兵班住在该处担任警卫。今天下午5时左右，在下土湾方向听到枪声。据当地老百姓讲，下午过了一支押送壮丁的部队，可能是他们开的枪，估计这支部队今晚可能就在小龙坎过夜。卫持平听完张的报告，决定派宪兵三团警务团副刘燃乘该团三轮机车前往追赶，了解情况。卫持平自己就率领剩下人员乘车到曾家岩，已经是午夜两点多钟了。
卫持平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钱之光处长一道在曾家岩马路口打开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车房，与在场的人共同查看一辆小轿车，看见车后有一个子弹打的孔眼，打开车门，后座上有很多血。卫持平很想找开车的司机谈话，钱之光说，这部车的司机将车开进车房，锁好车门，把钥匙送到曾家岩50号，就走了。这个司机是办事处新雇用的，现正在寻找。至此我才明白今天出了一件大事：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下午由曾家岩50号周公馆送柳亚子先生回沙坪坝南开中学寓所，返城途中行至下土湾时，不幸中弹逝世。发生这一事件的原因、经过，正在调查。
第二天早晨，大约7点钟，我还没有起床，朱副官就在警卫班门口喊我备车到红岩村办事处去接毛主席。我赶紧起来吃点东西，开车出发。按照平日惯例，朱副官一般只是通知“备车”，不讲行车地点的。今天不但交代了任务，还通知了开往地点，我马上带着两名宪兵将车从桂园向红岩村驶去。看见从上清寺到红岩村一带沿途都有武装宪兵站岗，我们内行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一种专门警戒。
红岩村是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过去我只从大型望远镜中看见过，没有进去过。昨夜护送毛主席到了办事处门口，但因夜深天黑，对内部情况，也没法看清。我到达后，说明是朱副官叫我来接毛主席的，他们把我引到会客室休息等候。我的公开身份是武装宪兵，带有手枪。像我这样的特高组人员，公开带着武器，进入共产党的办公处所，并受到善意的接待，这恐怕还是第一次吧。会客室陈设简单，墙上贴有红旗标语。很快，毛主席从楼上下来。我走在最前，另一宪兵在最后，到达马路上车。按照以前的行车秩序，我的三轮机车总是走在毛主席的专车后面，今天为了加强警卫，我的三轮机车第一次开在毛主席专车前面，沿途站岗执勤的武装宪兵，看见我驶过，也就知道毛主席来了，等到主席专车过去，他们始得撤除警戒。
自此之后，我才逐渐明白那天出的事情真是重大。李少石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女婿、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秘书，在下土湾中弹之后送到金汤街市民医院，经多方抢救，终因流血过多不幸逝世。斯时，周总理正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加张治中举行的欢送酒会，闻讯赶到，抚尸痛哭，无限悲愤。杨香说，这件事发生后，因为真相不明，周总理责令张镇要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张镇非常紧张。国民党害怕中共方面借此扩大事态，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后来经过详细调查，始知事情的经过。……
这件事情与司机固然有一定关系，但李少石的不幸致死，是国民党部队开枪造成的。消息传出，山城震动。中外人士都认为是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非常愤慨。当晚这支国民党部队临时住宿小龙坎松鹤楼饭店，已把受伤士兵送到高滩岩原中央医院医治去了。后来知道惹了大祸，国民党方面害怕事态扩大，另生枝节，竟不顾受伤士兵的痛苦，用汽车将他搬到金汤街市民医院，住在李少石原住病房对面，任人参观，安心“扯皮”。
中共方面本着实事求是精神，抓紧调查事情真相。把原因弄清后，首先在《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宪兵司令张镇关于事情经过的谈话，接着发表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谈话。钱之光处长的谈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事求是。而且还对国民党军政当局迅速抓紧调查，表示感谢；对被汽车撞伤的国民党士兵表示慰问，全部医疗费用一概由中共方面承担。周恩来还在安埋李少石之后，亲自前往医院看望受伤的国民党士兵，嘱其安心治疗，重申一切医疗费用全部由共产党负责。而国民党《中央日报》只是刊登了张镇的谈话，对钱之光处长的谈话则只字不提。两相比较，我又一次受到了极大的教育。
10月10日下午，国共和谈协定在桂园签字。后来听说时间是临时决定的，当时只见来了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的大官和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与王若飞，没有通知新闻记者和其他有关人士参加。签字之后，蒋介石来桂园拜会毛主席。蒋介石穿军装，佩特级上将领章、挂佩剑。毛主席在楼房阶檐口同他握手，一同走进楼下会客室。蒋介石装模作样地坐在沙发上，端起茶碗故作姿态，用茶盖把茶叶翻了几下就放下了。坐了十多分钟，就和毛主席一道坐上汽车到原国府路（现人民路）国民政府，参加双十节招待会去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回到桂园，稍事休息，便乘车从桂园出发，经小龙坎、新桥、山洞直达林园蒋介石的公馆。林园警卫森严，一般随车宪兵是不能入内的。我所坐的三轮机车只能停放在林园对面50米以外的马路边静坐等候。当时，关于毛主席第二天就要返回延安的事，宪兵司令部事前没有通知我们，我还以为毛主席是来参加蒋介石的晚宴，一直等到深夜，还不见动静。林园一带既无茶馆，也无饭店，我们既未吃饭，也未喝水，只好硬着头皮在那里又冷又饿地坐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我们听见林园内的汽车开动声，就立即作好准备，紧紧护送毛主席去九龙坡飞机场。
从林园出发共有三部汽车，乘坐的是毛主席、周恩来和国民党的陈诚。毛主席到达九龙坡机场时，送行的人已在机场等候。王炳南站在毛主席身边，介绍毛主席同送行的人一一握手。我是担任警戒任务，离毛主席较远，王炳南特地向毛主席指着我说：“这是班长。”我快步上前向毛主席立正敬礼，毛主席同我握手，十分亲切地说：“这次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大家。”一股暖流冲溢全身，使我又是惊奇，又是惭愧。毛主席那样伟大的人物，在离开重庆前还同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国民党的“宪兵班长”握手告别，我心里真是无限高兴，无限感慨！
从九龙坡机场回到桂园，朱副官告诉我：“今天下午周副主席请营长、连长、排长和全班的人吃饭。”又说，毛主席送了我们一些东西，叫我去领。我马上到隔壁美军总部打电话向杨香报告，杨香要我作好当晚撤回的准备。
下午5时，杨香带着假装的连长、排长来了。宴会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共同进餐的还有给张治中看家的人。席间周恩来向杨香表示了感谢的意思。
周恩来还问到张治中家属情况，看房的人回答说：“儿子在美国，结婚后已给张部长添了一个孙儿，张部长很高兴。”并立即取来相片，周恩来看后点头微笑。饭后，杨香叫我把全班集合，请周恩来训话，周恩来说：“大家辛苦了。”
朱副官把我叫到他的住处，桌上已放好一堆西北毛线、一套西北呢料。我将这些东西搬出，放在三轮机车内。杨香同“连长”“排长”乘坐三轮机车先走，我率领全班步行，离开桂园返回凤凰台七号“行舍”。杨香对毛主席送的东西，提出了三个处理方案，一是不收，一是收一半，一是全收。请示蒋介石以后得到答复：“全收。”西北呢料只有一套，由杨香得；西北毛线十几磅，所有在桂园工作过的人，每人分得一磅，大家都很高兴，庆幸顺利地完成了这次重大的“警卫”任务。
广泛的友谊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除在谈判桌上与蒋介石斗争，还广交社会各界的朋友，宣传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
童小鹏回忆说：
毛主席到达重庆后，张治中先生特意把他在市区上清寺的公馆“桂园”腾出来，作为主席会见中外人士的场所。毛主席在周副主席陪同下，曾先后会见了宋庆龄、沈钧儒、张澜、谭平山等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柳亚子先生是毛主席在广州工作时期的老朋友，他一见到毛主席就兴奋地流出了热泪，促膝长谈后当即赋诗一首赠给毛主席：“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这首诗，充分表达了这位老朋友的炽热感情，也代表了一部分坚持孙中山先生革命传统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政治态度。后来，毛主席应柳亚子先生的索求，把写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手书赠给他，这首气势磅礴的伟大诗篇很快闻名中外。
冯玉祥先生是受蒋介石集团排斥打击的一位知名人士。他同周恩来、董必武同志早有来往。当他在重庆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他同毛主席久久握手，向毛主席热情问候，举杯敬酒，称颂毛主席的到来象征了国内的团结、和平。随后，他又设宴欢迎毛主席。毛主席对冯玉祥先生进步倾向的赞许，鼓舞了他在晚年向人民靠拢的勇气。不幸的是，1949年当冯先生从美国动身回国准备参加我党领导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在中途因火灾遇难，没有实现他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志愿。
毛主席还广泛接触了社会各界人士。在会见民族工商业人士时，毛主席指出：在帝国主义掠夺和官僚买办的统治下，中国民族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只有结束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经济压迫，建设一个民主团结的新中国，才是发展民族经济的唯一正确道路。使工商界人士逐步认识到改革政治，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并进一步了解到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当文化界、妇女界、新闻界人士在聆听了毛主席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后，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毛主席、共产党的爱戴和拥护，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士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的和平民主运动。
毛主席不仅对各界民主人士进行团结教育工作，而且还登门访问了国民党的顽固派何应钦、陈立夫等人。毛主席光明磊落地向他们介绍了我党对时局的主张，指出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运动的形势，使这些反动透顶的死硬派，也不得不假意地表示要“和平建国”。
毛主席在外交战线上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会见了许多外国人士和朋友。毛主席曾在桂园设宴招待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国际友好人士。在招待会上，毛主席对一切援华抗日的各国友好组织和个人，在八年抗战期间给予陕甘宁边区、各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支持和援助，表示诚挚的感谢，并表示希望各国朋友在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继续发展同我国人民的友谊。毛主席还接见了日本的进步作家，表示了对所有在华的日本进步人士的慰问。
毛主席还连续会见了许多国家驻重庆的使馆官员，同他们交谈，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对内政策，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所制造的谣言。
当时一些在华服军役的美国青年军人得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消息后，曾携带礼物，来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要求会见毛主席。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同他们交谈，询问着美国的种种情况。毛主席同美国青年军人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和霍华德·海曼在办事处侧门口芭蕉树下合照的一张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已经成为象征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珍贵纪念品，至今还陈列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和珍藏在爱德华·贝尔的家里。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重庆时同中外人士的广泛接触和所做的大量工作，形成了一股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舆论力量，推动着重庆谈判期间的政治形势朝着更加有利于中国人民革命的方向发展，使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孤立，不得人心。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
当年采访过毛泽东的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回忆说：
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是在1944年5月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的时候。当时我是以重庆《新民报》记者身份参加这个记者团的。……
在重庆郊外的八路军办事处，主席单独接见我一次，从上午9时直至晚饭以后。
主席慈祥和蔼的态度和生动的谈话，能够使一个最拘谨的人解除顾虑，把自己心里的话倾倒出来。那天的话题很广，谈得也很多。我知道主席很忙，曾多次告辞，但是主席总是要我继续谈下去。
主席来重庆，是大出我们的意料的，重庆有许多人替主席的安全担心。我把这个意见向主席谈了，主席笑着说。“蒋介石这个人，大家是清楚的，但是这一次来重庆，也是经过研究分析的，有准备的。”看到主席这种从容不迫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我当时是极度感动的。
主席提到我写的《延安一月》，指出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这实际上是一种含蓄的批评，但是我的觉悟很低，当时还以为“自由主义”是个好名词，因而沾沾自喜。后来多次犯错误，又学习了主席著作中有关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个人主义的批判，细细回想，原来主席早就指出我们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了。
那天，主席给我讲解了国共谈判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如美蒋的阴谋，以及解放区周围的情势等。有句话我还记得很清楚，说是如果没有美国人帮助蒋介石运兵运枪炮，大片的“沦陷区”是会由人民收复的，因为“八路军就在城门口”。
但是那天更多的时间，是在了解重庆各方面的情况，主席详细地询问了重庆新闻界的情况。我同重庆的上层人物是很少接触的，对于中下层的所谓“公教人员”则来往较多。主席很细心地问了这些人的生活、思想、情绪，以及他们对蒋介石的看法，对国共谈判的看法。我是尽我所了解的，不管大事小事都说了。最后，主席沉吟了一会儿说，死跟蒋介石的人只是少数，有的人不满现状，但对美蒋还有幻想；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转变过来的。
那一天过得很快。傍晚时候，周恩来匆匆忙忙地回来共进晚餐后，立即陪同主席坐汽车进城。大概这一夜又要进行重要的谈判。在暮色苍茫中，我亲眼看到周恩来是那样郑重地走在前头，拉开车门，细心地招呼毛主席上车。就在这些细小的动作中，也洋溢着周恩来对主席的恭敬、热爱的感情。直至今天，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在脑子里重现这一幕动人的情景。为了党为了人民，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这样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的。
在重庆第二次见到主席是在国民党为主席举行的茶话会上。那天，主席忙于同各方面的人握手交谈。许多人都拥在主席周围。他们都感到，能够见到毛主席、能同毛主席握手交谈，是极大的荣幸。虽然是在蒋管区，并且是在国民党机关的大厅里，也看得出人心所向。
毛泽东在重庆会见了阔别多年的一批老朋友。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回忆说：
9月3日，我们接到通知说，毛主席下午要到天官府来，看望各界人士，朋友们立即奔走相告。后因当天有胜利大游行，车辆无法通行，聚会地点临时改在毛主席的住处。郭老和我立即动身，步行赶到主席住处。当时在座的还有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等几位。
记得周老操着很重的湖南口音先问毛主席：“过去你写过诗，现在还写吗？”
毛主席风趣地说：“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
大家都笑了。
接着，毛主席便和大家畅谈起来。毛主席阐述了北伐战争失败的原因，并转身向坐在他左侧的郭老说：“你写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
毛主席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他明确地指出：“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做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来对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
最后，毛主席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和平总是要到来的，然而要达到目的是很不容易的。”
毛主席谈完后，又谦虚地征求大家的意见，请到会人士发表看法。
郭老听觉不好，特别用心地听着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注视着毛主席的每一个手势。他看到毛主席用的是一只旧怀表，会后便把自己的手表取下来送给了毛主席。
9月9日，郭老和我在红岩村再次见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晚餐时，大家谈起郭老在文化界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毛主席很同意郭老的见解，认为态度应该强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毛主席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和毛主席的这几次见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主席当时的形象，至今仿佛出现在我的眼前：穿着延安宽大的灰布制服，态度平静、谦虚，举止沉着、稳重，似乎总在不断地思考着问题，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周谷城也回忆说：
1945年抗战胜利，毛主席为着和平解决政治问题，到了重庆，《大公报》上有一个直写的通栏标题：“毛泽东先生来了！”我看了这标题，随即跑到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张西曼处打听消息。张告诉我，协会会长孙科要开茶会欢迎毛主席，嘱我按时到会。我想开会的时候要人一定很多，苏联人也不少，我绝没有同毛主席谈话的机会。我于是照张西曼教我的办法，早一点到，等在会场入口处前约几十步的地方。不久，毛主席到了。他身穿工人装蓝布衣服，头戴白色油帽。我走上前握着他的手，我没有说话，毛主席却响亮地说：“你是周谷城先生吗？”我说：“是的”。他随即伸着手指说：“一十八年了（即表示我俩分别有十八年）。”眼里含着泪珠。我知道他感慨很深，我也流出了眼泪，声音颤抖地问：“您从前胃出血的病好了吗？”他又严肃又幽默地说：“我这个人啊，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当‘土匪’，病就没有了。”讲了这几句话后，他连忙向会场走去。我因目的已达到了，就没跟进去。只听到苏联人在嚷着说：“毛泽东来了，毛泽东来了！”过了两天，我又同徐冰、翦伯赞、邓初民等十几个人到张治中住宅去看望毛主席，我们说话很少，主席对大家讲了复员（即由重庆搬回南京之意）的问题，说复员问题并不简单，大家要听话，听人民的话。回忆这些情况，我觉得主席念旧之情很深。
戈宝权是著名翻译家，也是《新华日报》编委，协助周恩来从事南方局文委的工作。他回忆说：
记得8月28日这一天，是个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的日子。毛主席在这天飞到重庆九龙坡机场之后，先在曾家岩桂园稍事休息，下午就由周副主席陪同来到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我们《新华日报》的几位编委，是站在主楼旁边通往新建的礼堂的石板路上，迎接毛主席。毛主席那天穿了一套青灰色的制服，满面红光，头上戴着一顶遮阳的白色钢盔帽，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周副主席临上飞机时送给毛主席戴的。我们当时站在一起的，有章汉夫、许涤新、胡绳等几位同志。当毛主席走近时，周副主席给我们向毛主席一一作了介绍。尽管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看来毛主席已经很熟悉我们的名字，并且知道了我们每个人的专长，而且很有风趣地给我们每个人都加上了一个“家”的头衔。如称章汉夫：“你是国际问题家”、称许涤新：“你是经济学家”、称胡绳：“你是哲学家”。最后轮到我时，毛主席说：“你是个俄国文学家。”他还问我，“戈公振是你的什么人？是父亲、叔父，还是兄弟？”我告诉他是我的叔父。他接着说，“我看过他的书，看过他的《中国报学史》。”介绍完毕之后，我们就跟着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走进礼堂，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见面。回想起来，这已是三十八年以前的事了，但在今天回想起来，又是多么的亲切！当时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希望把《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都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干部，能更好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
就在毛主席到达重庆之后不久，刚好碰上中秋佳节，在红岩村的礼堂里举行了一次欢迎毛主席的晚会。毛主席当晚还跳了舞。那天月色皎洁，站在红岩村仰望明月，真有“山高月小”“月白风清”之感。就在这时，我们又初次读到了毛主席在红岩村为柳亚子书写的光辉诗篇《沁园春》的咏雪词，而且大家很快地就都能背诵出那些豪迈的句子。毛主席在1949年4月29日写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的“索句渝州叶正黄”，即指此事而言。
我还记得9月1日的下午，周副主席陪同毛主席来到离观音岩纯阳洞不远的中苏文化协会参加为“苏联各民族生活图片展览会”的展出举行的酒会。事实上，那次酒会成了一次为欢迎毛主席而举行的盛会。当时出席的，还有冯玉祥、张治中、邵力子、沈钧儒、郭沫若等许多人。中苏文化协会是在一条小巷子里（现中山一路162号），楼房是木造结构，也不坚固。当参观的人知道毛主席来了，人群就聚集愈多，把院子、小巷，直到纯阳洞一带的大街，都挤得水泄不通。散会后周副主席走在前面，一边为毛主席开路，一边指示警卫员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当我跟着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走出中苏文化协会的小巷，把毛主席送上汽车时，只听到处都是一片欢腾声和叫喊声：“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从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人民心中对毛主席的爱戴与尊敬！
毛泽东在重庆，还着重做了民主人士的工作，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情。
吕光光回忆说：
8月28日中午，客居于上清寺特园“民主之家”的张澜先生，正同主人鲜英先生进着午餐。一位常客——中共南方局负责统战工作的徐冰同志突然到来。徐冰顾不得两位老人推食的礼遇，忙不迭报告着一个惊人的消息：“毛主席已经从延安飞来重庆了！特地赶来奉告。”张澜、鲜英不胜惊愕，肃穆相对。徐冰歉疚地说，“没有早些告诉表老，是担心国民党方面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化。”张澜捋着银髯，兴由衷发。一阵薰风，活跃了静谧的特园。不待主人相送，徐冰握别两老，显得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张澜、鲜英正准备驱车往迎，黄炎培、冷遹二老联袂而至，立刻相率登车，向九龙坡机场进发。利用乘车的余裕，四位老人这才安定下来，交换初步的意见：国民党统治下的这“虎狼之地”，毛泽东最好不要来。既然来了，首先证明共产党、毛泽东为祖国前途、人民命运，昭大信于天下。姑不论国共两党是否谈得拢，对于出尔反尔的蒋介石，不能不提防他使出叵测的手段。正是因此，他们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担负着道义的责任。
下午3时30分，一架绿色军用座机，降落在九龙坡机场。毛主席偕同周恩来副主席、王若飞同志相继下机。在共产党方面，显系临时通知不及。在国民党方面，可能为了尽量缩小重庆谈判的影响。机场里，虽然没有盛大的群众欢迎场面，毛主席依然受到各界知名人士的热烈欢迎。当乔冠华介绍大家给毛主席见面时，毛主席一一握手，答礼道：“很感谢！”毛主席在人丛中发现了银髯飘拂的张澜，不待乔冠华介绍，迈过去同他握手，一见如故地说：“你是张表老？你好！”张澜连忙说：“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毛主席拉住张澜的手，久久不放，说：“大热天气，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毛主席推重张澜从领导四川保路运动，一直奋斗到今；张澜早在“五四”时期，就在北京欣闻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有关毛泽东的介绍；毛主席、张澜不约而同，声称：“神交已久。”寒暄开来。周副主席也从毛主席身边绕过来同张澜握手，互道阔别，并安排张澜、张治中、邵力子、郭沫若同毛主席合影留念。王若飞也对张澜执礼甚恭，握手言欢。毛主席随即发表简短的谈话，强调：“国内政治军事所存在的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一阵热烈的掌声，充分表达了人们对毛主席谈话的拥护和隆重的欢迎。
毛主席在渝期间，在曾家岩张治中先生公馆——桂园办公会客。毛主席和张澜先生“神交已久”，但素未谋面。这次毛主席来到重庆，彼此想尽早晤谈，以慰渴望之情。8月30日上午，毛主席特地嘱咐周副主席亲赴特园，告知张澜：当天下午，他要亲临特园来拜访。张澜喜出望外，不禁恳辞道：“润之先生操心国事，极尽辛劳，应该在他方便的时候，我们去拜望他才是，不应劳他过访。”周副主席坚持地说：“主席的意思是要亲自来，就用不着客气了。”张澜同鲜英当即表示无比欢迎。鲜英还说：“最好请毛主席和你们，都到舍下来休息休息。”细心的周副主席，鉴于毗邻特园就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巢穴，为策安全，他请张澜、鲜英不要在大门外等候。晤谈的地点，也不在大客厅里，由他选在静僻的张澜的卧室内。送走周副主席后，张澜为毛主席的安全计，要鲜英告诫全家：暂不要将这个喜讯外传。整个鲜宅洋溢着兴奋、喜悦而又忙碌的气氛。“花径不曾缘客扫”，此番庭院，好留下历史巨人的足迹。
下午3时，毛主席由周副主席陪着惠临特园。门铃一响，张澜和鲜英跨向大门，恭迎着毛主席、周副主席步入花园，穿过葡萄架。几位警卫员也彬彬有礼地跟了进来。迎候在花园台阶上的鲜宅成员，平素能歌善舞的年轻人，这时都绾住奔放的感情，屏息静气，怯生生地凝望着毛主席伟岸的身材和英俊的丰采。由于周副主席也是特园的常客，年轻人们亲昵地齐声叫道“周伯伯”，周副主席微笑着向他们点点头。慈祥、和蔼的毛主席向年轻人们挥手招呼，这才改变了他们拘谨的窘态。
毛主席、周副主席由鲜英领进张澜的卧室，促膝而谈。毛主席首先向张澜转达了朱德总司令对老师的问候，转达了吴玉章同志对老友的问候。融洽的空气，使张澜同鲜英如坐春风。
从道理上，张澜可谓理解毛主席重庆之行的至意。但是，心所谓危，仍旧有所不安地说：“这明明是蒋介石演的假戏啊！国共两党要谈判嘛，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行了。何必动润之先生的大驾呀！”鲜英索性道出他们主要担心毛主席的安全。周副主席原定下午还要同国民党谈判代表会谈有关军事、政治方面问题，随即告退，赶赴桂园。
卧室内剩下毛主席同两位老人，彼此倾吐心曲，更显得心心相印。张澜郑重地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来了！”毛主席风趣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领悟道：“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
毛主席为答张澜的殷切希望，详详细细解释了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的六项紧急措施。要而言之，就是：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立即召开各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张澜连声称赞：“很公道，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施行。看起来，这场戏倒是有看头。”
显然，毛主席极为理解这位爱国老人的胸怀，于是就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新貌、人民福利，以及生产、教育，等等，给张澜详为介绍。“归来向人说，疑是武陵源。”张澜掀动银髯，神驰于祖国的新天地里。直到警卫员进来告知张治中为毛主席举行晚宴的时间将到，这才结束了饶有意义的“家常话”。
当晚，张澜也出席了张治中在桂园为欢迎毛主席来渝举行的宴会。宴罢，毛主席又抓紧时机，在桂园同沈钧儒、黄炎培、柳亚子、陈铭枢、王昆仑、冷遹、章伯钧、张申府、王云五、傅斯年等，进行了商谈。
9月2日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民主之家”特园做东，欢宴毛主席、周副主席、王若飞。沈钧儒、黄炎培、冷遹、鲜英、张申府、左舜生等都在。毛主席一进特园，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一句话，说得满园生色。在大客厅里，毛主席勉励大家道：“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毛主席反复强调“和为贵”之后，同沈钧儒谈健身运动，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话“五四运动”的往事……家人般的恳谈，其乐也融融。
席间，作为主人之一的鲜英，给毛主席献上了家酿的枣子酒。这种美酒，周副主席在特园宴请客人时经常饮用，便给毛主席介绍：枣子酒的浓度不高，味道香而醇厚。张澜举杯向毛主席敬酒，说：“会须一饮三百杯！”诗思敏捷的毛主席征引陶靖节的《饮酒》诗，举杯相邀道：“且共欢此饮！”
宴毕，特园主人拿出纪念册，请毛主席题词留念。毛主席笔走龙蛇，“光明在望”——四个力透纸背的大字，启迪着在座诸公：道路尽管曲折，前途甚是光明。由于毛主席预定要在桂园接见各方面来访的友好，随即尽欢而散。
国民党对和平谈判毫无诚意，根本提不出具体的方案，对于中共方面提出的十一项建议，却又一口拒绝，说什么“距离甚远”，说什么“根本无从讨论”。9月11日晚，毛主席、周副主席在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就促进国共双方的团结问题，交换了意见。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都表示尽力斡旋，争取实现国共之间化戾气为祥和。
这时阎锡山已在上党地区发动了向解放区的进攻。当周副主席告知这个情况给张澜时，张澜愤慨地说：“公开打电报请你们来谈判，又背地里发动战争，绝对不能容许国民党这么颟顸！”于是在9月14日下午，张澜亲自出面，同张申府一起，约请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张群、邵力子同周副主席、王若飞，来特园商谈，听取国共双方谈判的近况。周副主席表示：中共方面是“苟能求全，不惜委屈”，已就原来所提十一项建议的方案，作了让步。张澜直截了当地质问张群、邵力子两位：“阎锡山为啥子不给蒋先生（介石）留一点面子？重庆在谈，山西在打，这不贻笑于天下吗？蒋先生不感到难堪吗？”张群、邵力子当即解释：他们正在进行实质性的商谈。对于向解放区进攻一事，说是阎锡山的“个人行动”，他们不甚了了。
第二天（9月15日）下午，正当周副主席、王若飞在中四路德安里同张群、邵力子就光复区省份的划分、双方军队驻地等问题进行谈判时，毛主席又翩然来到特园，在张澜的卧室内，再度同张澜密谈。
毛主席向张澜介绍了国共谈判的近况，如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召开政治会议，以及有关国民大会、联合政府之类，已大体有了眉目。但仍有些问题，如属于关键性的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同人民军队问题，国民党则说什么“根本与国家政令军令之统一背道而驰”。实际上，使谈判陷于停顿，借此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阳为运兵接收，实则准备内战。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张澜推心置腹地对毛主席说：“在五四以后，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使人民能够过问政事，我曾经同吴玉老（即吴玉章）在川北推行过地方自治，深知政权、军权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给你们。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毛主席连连点头。接着，张澜又提醒毛主席说，“现在，是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毛主席欣然采纳，当即考虑对策。张澜感到义所当为，毅然对毛主席说，“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和推动。”毛主席又欣然采纳，当面赞誉张澜是“老成谋国”。
张澜的公开信，随即分送给重庆的《新民报》和成都的《华西晚报》刊出。
张澜在公开信中着重谈到关于军队问题，这同张澜头年在国民参政会的提案《加强实行民主以求全国团结而济时艰案》的精神基本一致。张澜在头年的提案中，旗帜鲜明地提出：“甲（意指国民党——笔者）要一党专政，因而训练党军，以图巩固其政权，即不能禁乙（意指共产党——笔者）之训练党军，与之对抗。必须实行民主，不以国家政权垄断于一党。”公开信对于恃强权以凌弱、拥重兵以暴寡的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给予了有力的指责。
连日来，国共双方在谈判中的激烈斗争，仍旧集中于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其间，9月25日，张群、邵力子在参政会宴请周副主席、王若飞同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等，并由国共双方报告近日的谈判情况。9月29日，周副主席、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在参政会举行聚餐会，邀请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曾琦、左舜生、王云五等出席，共商政治会议的组织等问题。在此期间，民盟在特园筹备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解放后追认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代表云集，张澜日益繁忙。
正值张澜主持召开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10月1日，惊悉蒋介石以武力解除了龙云在云南的权力。龙云系张澜介绍加入民盟的秘密盟员，对民盟和民主运动殊多贡献。以其交谊甚笃，张澜极为关怀龙云的安全。此刻蒋介石向龙云开刀，更使张澜对毛主席的安全忧心如焚，立刻派人通知周副主席，敦促毛主席早日返回延安。
毛主席在渝期间，张澜一直为重庆谈判和毛主席的安全担心。好不容易盼到国共双方会谈纪要于10月10日正式签字，毛主席决于第二天飞返延安了！10月11日上午，毛主席驱车来到九龙坡机场。由于到达较早，一大群中外记者将他围住，而国民党方面的记者甚至提出了一些反映他们本性的难题。毛主席恢恢大度，应付裕如。当毛主席一眼望见张澜、鲜英赶来，立刻排开记者群，过来和张澜、鲜英热情话别。张澜一扫愁云，兴高采烈地说：“二天（四川方言，意即日后）中国实现民主了，我还要到延安去看望你哟！”毛主席连声“欢迎欢迎”，并说“要用延安的川菜来招待”。
王若飞和张治中陪同毛主席登上座机。毛主席停在机舱门口，挥动着“拿破仑帽”（即考克帽，这里沿用当时新闻报道的名称），显示出旋乾转坤的精神力量。
座机在热烈的掌声中腾空而去。张澜遥望长空，但见白云，他的心，也乘虚御风，与之俱去。
来桂园拜访毛泽东的人，多数是善意的、关心国家和平的，但是也有例外。CC头目陈立夫在会见毛泽东时，竟然要求中共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放弃一党的武力政权。这一要求遭到毛泽东的严正驳斥。最明显的一次是9月22日上午青年党负责人蒋匀田和毛泽东的对话。蒋匀田曾有如下回忆：
9月21日，承中共驻重庆联络处主任徐冰先生下访汪山我所住的地方。互相寒暄之后，徐对我说：“毛主席拟邀请你面谈。”于是约定次日上午10时，我到毛先生住处拜访。毛先生访重庆时，住在张治中将军的家里，张当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所以我内心感觉奇怪。直到1949年春，张主张言和，先到奉化向蒋请示，然后偕邵力子等飞往北京谈和，而一去不返，始使我几年不解的奇怪，为之冰释。
次日，我如约准时到达张公馆，徐先生迎接我至会客室说：“最多五分钟，毛主席即可回来，请坐稍候。”确是不多时，毛先生即进入客厅，向我道歉说：“很对不起，因到机场向回美的赫尔利大使话别，所以迟回些许。”于是正式谈话开始。
我首先问他说：“毛先生到渝二十日，与国民党领袖们商谈的结果如何？”他答复说：“因对国民党的承诺，我应保密，所谈的问题不能告人，既然蒋先生（指作者）系友党（指民社党）的领袖，我应当告诉多日来与国民党所谈的问题，让我们共守秘密。商谈了近二十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
于是我又问：“二十日来，谈及哪些问题？僵在哪一点？”他回答说：“我们触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军队分配的比例问题，一个是我们管理的地区自治问题。现在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协议，可说商谈已经失败了。”我于是说：“毛先生，承你所示知，你们所商谈的问题失败了，甚可惋惜！可是从人民的角度，即使如此商谈成功了，那乃真的是失败。”他问说：“你意何指？”我答说：“第一，假使军队的分配比例能得到协议，将来中央政府以某种借口，增加一团宪兵，你是否按比例扩充你的兵力呢？假若你不立即扩充，你将失其比例；假若你随之而比例地扩充，这将演成国内军备竞争，取代所谓国际军队竞争，则人民将如何负此财政的重担呢？第二，假使你们对于划分领土管理权，商谈成功，如一般传说：贵党得以掌有绥远、热河、察哈尔等省，并得推派北平、天津两个副市长。假使中央不同意省有自治权，省主席由人民选举，一旦中央政府明令调迁绥远省主席任浙江省主席，绥远省主席从命乎？抑抗命乎？假使绥远省主席遵命而行，则贵党将失去绥远省的管理权了。倘使绥远省主席拒绝不从命，其结果则将如何？据鄙见所及，这将是延缓今日之战争为明日之战争而已。故从人民的眼光看来，是否为大大的失败呢？”于是毛主席向我说：“你有何建议？”我答复说：“毛先生，我认为最好确守在飞机场上的书面谈话：争取民主与自由。只有真正的民主政府，始可为人民的福利而努力，而在野党的安全亦始能有所保障。假使毛先生同国民党的领袖讨论此类问题，应让其他少数党派领袖参与会谈，不宜仅限于贵党及国民党，这亦正合毛先生在机场所发表的谈话。”他很幽默地答复说：“希望你的高见能够实现。”他乃继之说，“刚才在飞机场上，赫尔利大使亦曾向我建议说：‘既然实质的问题谈不通，最好再从民主政治的原则商谈。’假使同国民党商谈此类问题，我们共产党的代表一定主张邀请其他党派参加。”我即赞美说：“假使能采这样方式共同协商，无论结果如何，将必成为中国历史上大的转折点，盼望毛先生成功。”
于是我们对于首项重要问题，可说有了一致的看法。毛先生乃另转其他问题说：“此次来访重庆，最大的憾事，就是未能见到张君劢先生。我少年时候，即拜读张先生的大作甚多，所以已经久仰了。张先生多年来不计艰险，为民主政治奋斗的精神，亦至今令人敬佩。他给我的一封公开信，想你亦必阅过，在那封信里，他主张要我们将军队交给蒋先生（指蒋介石），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若叫我将军队交给政府，理犹可说，教我交军队于蒋先生个人，更不可解。最近蒋先生曾对周恩来同志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我异日拜晤蒋先生，当面对他说，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交军队于个人，能解决问题吗？不知君劢先生发表那封信时，想到这个问题没有？我想君劢先生是没有机会练兵，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毛先生说到此点，我即答复说：“关于君劢先生那封公开信，我在桂林从报纸上阅及后，亦感惊奇。不久沈钧儒先生自渝赴桂林，在漱溟先生办公室内，亦曾晤谈及此事，均表示不同的看法。沈先生问我事前知否，我告以事前毫无所闻，不过据我推测，或因新四军事件，引起大敌当前、兄弟阋墙的恐惧而出之。至于毛先生说君劢先生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我想毛先生没有看到君劢先生在北平创党时所拟的政纲。我们当时的政纲，载明不收现役军人为党员。为什么有此条规定呢？不是我们不重视现役军人，而是我们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的信心与力量为基础，不是单凭武力可以打出来的。我国已受了三十多年翻云覆雨惨痛的历史教训了！再参证法国一次、二次、三次革命的惨史，更使我们不愿以武力为建立民主政治的有效工具，而只有由政党的组织行动，不计个人牺牲，反对一党专政，启发人民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与信心，渐渐趋向民主政治成功的道路了。”
说到此点，我乃向毛先生曰：“刚才你说‘没有我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确系实情。1923年我就在南京被囚于所谓政治招待所。毛先生，现在你我都是受压迫的政党，处境可说大致相同。可是你们尚有枪杆保卫的地区以生存，我们真是飘零可怜，任人宰割。假使有一天我们认为不需要枪杆护卫，可以自由活动，如欧美的民主国家一样，用自由竞选的方式取得政权，毛先生，你愿放弃所有的枪杆吗？”毛先生很技巧地说：“在未答复你的问题以前，我先请你答复我的问题：你相信或不相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政党之下呢？”我即答说：“我确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政党之下。”他笑说：“你既相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政党之下，则你已答复你所提的问题一半了。你想，假使我能凭政治斗争技术，以取得政权，我为什么要负养数十万大军的重担呢？不过还须请你注意一点，军队国家化固好，所有特务人员，更须国家化。不然，我们在前头走，特工人员在后面跟踪，这样威胁，那我们又如何受得了呢？”毛先生讲到特工跟踪时，他即站起，以行动表现，左右转头向后看，使在座的人为之惊笑不已。毛先生表演特务跟踪之毕现形态，今日回忆，真使我百感丛生，情难自已，不得不提及之，或可为将来史话传闻之佐证。
毛先生坐下后，我们互相安慰，共同表示希望中华民族能于八年血战之后，走上建设成功之路。我最后请问毛先生说：“毛先生，你对中国文化的估价如何？”他笑说：“你是否疑我相信共产主义，即不懂中国文化呀？我相信我是读通了中国历史的人。”我亦笑说：“我当然相信毛先生读通中国历史，不然，怎能以史话填出《沁园春》的名词呢？”我乃告辞，偕随行者三人步出张公馆。毛先生与徐冰皆送至门口，并说盼有机会再谈。
毛泽东还会见了一批美国朋友，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主张。
美国友人韩丁回忆说：
记得毛泽东是在一个小房间里会见我们的，房间里除一张木头方桌和几把椅子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我们在桌旁坐下来，毛泽东和我是对面坐着。坦纳鲍姆坐在他的左边，周恩来的助手、担任翻译的龚澎坐在他的右边。毛态度友好，但精神严肃安详。他有十足的自信心，但丝毫不想给人以任何了不起的感觉。他是那样的安详自若，自然从容，既全神贯注地思考着问题，又专心致志地听取别人的意见。
一方面，他心里想着许多问题，因为当时他是在重庆，规划战后中国之前途。那时，避免内战的可能性甚微，这无疑是他思考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大家在考虑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他对我们所谈的情况很感兴趣，并善于听取。毛一贯地设法通过同抱有各种见解的各式各样的美国人直接接触，来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的情况，他同我们的会见便是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他的很大一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身上。
我们本来准备要问他一大堆有关解放区、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的未来等的问题，但是，毛却把问题倒了个个儿，反而问了我们许多问题，问的都是美国的情况。格里有过一段当工人和组织工会的经历。我以前从事过农业，搞过农业工会。毛向我们两个询问了有关美国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他们的组织和斗争情况、他们同政府和大企业的关系以及他们对这两者的态度等问题，不管我们对这些问题能提供些什么样的见解。他提的问题表明，他非常了解美国社会的基本情况，这些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去深入思考。
他问我们：“农业局和农场主联合会有什么区别？”“美国的大多数工人为什么没有组织起来？”“杜鲁门会主张对农民和工人采取什么政策？”对于这些问题是不能够毫无准备、简单地作出回答的。我们对于许多问题的回答都是很不够的。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时候，毛也是耐心地、专心致志地听着。因此，我们一点也不感到紧张和拘束。
我离开时得到的主要印象是：毛是一位专心致志听别人谈话的人。我当时对此感到意外，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是不应该这样的。因为，毛早期就教育所有革命干部要进行调查研究，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本人在青年时代及往后一段时间里就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各地转，坐下来或蹲着同人们交谈。他每到一处，就开调查会，通过这些会，他获得了能够据以进行分析和领导的广泛的实际知识。毛泽东乐于向所有的人学习，特别是学习他们所具有的第一手知识。他在同我们的谈话中，这一点也表现得很明显。格里和我都不是什么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人物，可是美国的两名各有自己的社会经历的好心的青年，对毛来说，这就够了。他把我们看作是提供有价值材料的来源，用了大半个下午同我们友好地交谈。
后来又有一天，也就是在他结束了同蒋介石的谈判，即将返回延安的时候，毛邀请格里和我在八路军办事处同他一起度过那个晚上。在场的有周恩来、龚澎和其他几位。那是一个忧郁的夜晚，大家的心情都感到压抑，都在一心考虑着一个问题。由于蒋介石权欲熏心，并且断定在美国的帮助下他能够消灭解放区。因此，内战不可避免，爆发内战只是时间的问题。我认为，毛当时邀请我们到那里去，是对美国人民友好和信任的表示。当时的美国政府决心要阻挠中国人民意志的实现，它将不以屠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为满足。但是毛泽东懂得，美国还有着另一个方面。因此，他伸出了友谊之手，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毕生不会忘记的。
与韩丁同行的坦纳鲍姆回忆说：
我刚从美国来到重庆，经过一些美国朋友的介绍，我几乎马上会见了许多中国要人，并同他们谈了话。他们在会见前已得知我同情中国的进步运动。我和韩丁（他在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在重庆已待了一些时候了）从龚澎——周恩来的一名机敏、活泼的助手——那里接到了访问八路军办事处的邀请。
我们两人都很想亲眼见见这位伟人。作为勇敢地领导反抗日本侵略斗争的领导人，他已成为我们心目中的传奇式人物。
走进办事处接待室，看到轻松愉快的工作人员以及龚澎的满面笑容和向我们伸出的手，大街上的那种恐怖气氛在我们脑海中就烟消云散了。龚澎示意我们经过接待室走进会客室，当我们经过一间小会议厅时，看到毛主席正在给从解放区来的一批干部和记者谈话。
他左手叉腰，右手打着有力的手势，随着头部的摆动，浓密的黑发一动一动，使讲话更加生动有力。他宽宽的脸部表情很严肃。说来怪难为情的是，当时我和韩丁汉语懂得不多，听不懂他的话。
我们注意到，他穿着在延安时穿的朴素的布军装，洗得很干净，但皱折很多。他脚上穿着一双农民穿的布鞋。我们看到他在作显然是很重要的谈话，于是停下脚步在一旁站着，直到龚澎彬彬有礼地催我们去会客室才移步。
等了几分钟，我们听到会议室里传来一阵掌声。接着主席很快就出现在门口，有人给我们作了介绍。他身材比我原先料想的要高得多。对比之下，他的手似乎不大，握手时几乎只碰了一下手指头。他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岁月，但脸上却没有一丝皱纹。他的眼睛似乎半闭着，显得很安详，但他的思维却很敏捷。
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他，但却难得有机会问。他心上挂着美国，从他提出的一连串探讨性的问题中可以明显看出，他读过有关美国的大量材料并对美国问题进行过很多讨论。有时候我们觉得，对于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他已经从别人那里得到答案，但是他希望听听不同的观点，或者验证一下以前得到的答案的逻辑性和内容。
毛向我们详细询问美国劳工运动的情况，探究一些工会和领导人的具体情况。他很关心罗斯福死后刚刚升任总统的杜鲁门的情况。由于同蒋介石打交道也就是同杜鲁门打交道，因此毛想了解杜鲁门其人及其思想，因为这两点对他来说都是未知数。
主席的问题问完后，向担任翻译的龚澎几乎使人不易察觉地点了一下头，就结束了这次会见。龚澎微笑着说：“主席还有事，他不能跟我们一起吃晚饭了，但是他希望你们尝尝我们准备的几个简单的菜。”
我们同主席握手告别时，感谢他为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他点点头，转过高大的身躯，步履轻快地走了。这是我们终生不忘的一次会见。
在重庆，毛泽东还于9月16日在红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会见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他们是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和杰克·埃德尔曼。
参加这次会见的一等兵霍华德·海曼回忆说：
我们知道毛吸烟吸得很多，甚至听说他在延安自己种烟草。我们就从自己的配给中拿了几条美国香烟，并写了一张表示希望中国人民有一个繁荣、和平的前途的便条，把这张便条和香烟留在中国共产党总部。
几天以后，有人告诉我们，毛接受了我们的礼物。作为答谢，他希望我们下周去同他一起吃饭！
我们去了。三个很年轻的美国士兵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和后来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另外几个人一起吃了饭。下午和晚上的一多半时间我们花在谈论中国和它的前途，以及设法回答毛问我们的关于美国情况的很深刻的问题上，但是我们常常答不上来。
学者和历史学家们可能向你们讲述毛是一位诗人、历史学家或革命家。可是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热情、恬静、关心人的人，他能很容易地立即使你不感到拘束。他与他自己手下人员的相互关系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毛同工作人员、领导人、厨师和招待员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友爱和热情的关系，我没有发现丝毫自负、讲究礼仪、神气十足或其他任何做作行为的迹象。
另一位美国士兵爱德华·贝尔回忆说：
1976年7月在重庆，在一个天气晴朗炎热的下午，我看到了一张放大的巨幅照片。由于年代久，照片颜色发黄了，但是画面上人们的笑容及照片的意义却不减当年。我感到惊讶不已，于是跑出屋子去叫我们美国退伍军人代表团团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曾在中国驻扎过）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来看这张照片。我问向导，是谁把这张照片挂起来的？什么时候挂的？向导说，毛主席曾在这所房子里度过许多时光，制订活动和工作计划，并会见重要领导人。1957年这所房子辟为纪念馆开放时，即挂起了这张照片。1957年正是冷战年代，在那时，许多美国人是难以理解中国人珍视他们同我国人民的友好接触这种事情的。
这张照片的故事开始于1945年。当时毛主席从延安来到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庆谈判。那时，我与另外两名美国军人杰克·埃德尔曼和霍华德·海曼通过大学里的学生朋友曾会见了周恩来。部分原因是由于那次会见，一星期之后，我们被邀请去同毛主席一起吃饭。
我们去参加宴会前满怀着热切的希望，因为愿意抽出时间来同三个普通的美国兵会见的人，是中国历史上这样伟大的一位人物，是正在忙于处理世界历史上一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大事的人物。他认为会见美国兵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是重要的事情。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下午，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们背着背包，背包里面装着准备送给毛主席的礼物——几条香烟，快步地走过这条又窄又脏的街道来到这所白灰粉刷的房子，登上了台阶。我们一起在楼下的一间房里等待着，在这间房的一端挂着一个竹帘子。不久，竹帘子掀开了，毛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身穿军装，微笑着向我们问好。在场的还有他的译员和其他一些朋友。他显然愉快地接受了我们送的香烟，我们对此感到很高兴。他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说我们对他太慷慨了。
我们在一张椭圆形的大桌旁坐下吃饭时，毛泽东对我们每个人都表现出了莫大的兴趣，专心致志地倾听了我们所说的一切。他问到了我们在国内的生活情况、问到了我们的家属情况以及我们对战后生活的愿望。他不会讲英语，是用汉语讲，但是讲话时却是直接对着我们说的。在这一天，语言不可能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我们通过译员谈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和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席间，毛主席曾多次举杯祝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他请我们回国后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告诉美国人。他认为，美中两国人民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真正的友谊。
他满怀深情、十分乐观地谈到了我们的前途、所有青年的前途，因为他相信，青年在改造世界方面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是始终意识到每个小时的重要性的，于是他提醒我们说：太阳快要下山了，如果我们想照相的话，最好趁光线还亮的时候到花园里去照。我们到花园里去，大家摆好姿势照了几张集体照，以记录这个愉快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我始终珍藏着那张照片作为那次会见的留念，发现中国人也珍藏着这幅照片，真使我感到十分惊讶和激动！当然，我指的是1976年夏天，我在重庆纪念馆墙上看到的那张三个年轻的美国兵和毛泽东合影的照片。
在重庆，毛泽东还留下了刻印和画像两段趣闻。
为毛泽东刻印的曹立菴回忆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应蒋介石邀请来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我受柳亚子先生嘱托，为毛主席刻印。
1926年5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上，亚子先生与毛泽东同志认识，他忠实执行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此与我党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结为莫逆之交。
毛主席来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亚子先生高兴极了。在毛主席抵达重庆的第三天（8月30日），亚子先生就到曾家岩桂园，专程拜访，赋诗称颂毛主席敢于深入虎穴，是“弥天大勇”，犹“雨霖苍生”，给苦难中的人民带来新生的希望。同年10月初亚子先生再度于红岩村拜会毛主席，请毛主席“写《长征》诗见惠，乃得其初到陕北看大雪《沁园春》一阕”。就在这次会见之后的一天，亚子先生对我说，主席书赠给他的《沁园春》词上没有印章。他曾请主席盖章，主席说“没有”。因而他慨然许诺主席：“我送你一枚吧！”亚子先生不攻篆刻，从红岩村回来后，把上述经过告诉了我，要我为毛主席刻印。当时我住在重庆南岸枣子湾，听说为毛主席刻印，虽然自审技术低劣，但也不怕献丑，连夜赶刻出来：一方为白文“毛泽东印”，一方为朱文“润之”。送到毛啸岑家面交亚子先生，由亚子先生转呈毛主席。1950年首次发表毛主席在柳亚子纪念册上手写的《沁园春·雪》，就盖有这两枚印章。
舒新在《尹瘦石为毛主席画像》一文中记述说：
在毛主席生前，只有两位画家有幸当着他的面为他画像，一位是外国人；另一位，就是现任北京画院副院长、中共北京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尹瘦石。
尹瘦石为毛主席画像的时间是在1945年10月，距今整整三十七年了。几天前，笔者往访尹瘦石，在他的那间堆满书籍画稿飘逸着墨香的画室兼客厅内，我们谈到了这件往事。也许是为了克制一下激动的心情吧，瘦石点燃了一支烟，轻轻地斜靠到椅背上，在缓缓飘动的烟雾中，微眯着双眼说道：
“说到此事，就得先说一下当年的‘柳诗尹画联合展览会’，毛主席的画像正是为了这次展览会才画的。
“1945年8月，毛主席到重庆和国民党政府谈判。当时，抗战刚刚结束，人民迫切希望和平。我们举办一个诗画联合展览会，就是想用柳亚子先生那些炽烈的爱国诗词，连同我的历史画一起，作为宣传武器，向民众做一点宣传工作。这个想法得到亚子先生的全力赞成，我们就着手准备起来。
“记得是10月2日吧，我到沙坪坝津南村亚子先生的寓所商谈联展的筹备事宜。亚子先生忽然高兴地对我说：‘毛主席约我今天去谈话，你随我一起去，请求给毛主席画像，争取在联展时展出。’我一听，兴奋极了，但又不知是否能得到毛主席的同意。过不多久，毛主席派的车子来了，我便随同亚子先生登车前往红岩村。一见到毛主席，柳亚子先生便提出让我给他画像的请求，毛主席竟一口答应了，并立即让王若飞同志具体安排作画时间，随后，毛主席和柳亚子先生去谈话，我就告辞。”
说到此处，瘦石端起茶杯，呷了一口，似乎是要让逐渐兴奋起来的心情稍稍平静一些，又继续讲道：“10月5日下午，我到上清寺桂园张治中的公馆见到了周恩来。随后，和他同车来到了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同志已经在等候我了。他立即领我进了一间房间，在那里静候毛主席。一会儿，只见毛主席微笑着，踏着稳健的步子走进来，笑着向我点头并问道：‘怎样画呀？’我见屋内有一张藤椅，便请主席在椅上坐下，开始作画。只见主席坐在椅上，仍不时地紧蹙双眉，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中。我画了差不多四十分钟，就告诉主席说画完了。主席笑着走过来，看了看画，问站在一边的钱之光同志：‘画得像不像啊？’又和我紧紧握手，并要留我一起吃晚饭。我看天色已晚，唯恐耽误主席的大事，连连道谢着告辞了……”
瘦石讲到此处，脸上泛起了红光，双目闪闪地，流露着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之情。一缕娇艳的秋阳，透过窗户斜射进来，暖暖地偎在我们身旁，似乎也在倾听着这令人难忘的往事。
“毛主席的画像后来展出了吗？”过了一会儿我问道。
“展出了！”瘦石同志从沉思中醒来，兴奋地说，“此事可谓轰动一时。联展开幕之后，周恩来、王若飞等亲临参观，《新华日报》专门辟了一个特刊进行宣传，毛主席还为特刊亲笔题写了一个刊头。”说着，他站起来，走向书橱，打开橱门，找出一份珍贵的资料来。
这是诗画联展开幕的那一天——1945年10月25日的《新华日报》。虽然被主人悉心保存着，纸色仍然微微发黄了。我朝报纸上看去，只见左上角赫然登载着“柳诗尹画联展特刊，毛泽东题”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果然是毛主席的笔迹。旁边是郭沫若、茅盾、徐悲鸿等人谈观感的文章。
三十七年过去了，毛主席、柳亚子先生等都已经作了古人，但是，这幅画像连同这些往事，一定会流传久远的！
安抵延安
1945年10月11日上午9时45分，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飞离重庆九龙坡机场，下午1时30分安全抵达延安。毛泽东回到延安时，曾到机场迎接的师哲回忆说：
10月10日，国共双方的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1日，毛主席仍由张治中陪同乘飞机返回延安。到机场迎接毛主席的干部有4000余人，主要是边区系统的，因为这时中央机关干部基本上都离开延安去了前方。
我上前迎接毛主席，并请他给大家讲话。主席的讲话很简短，大意是说：这次到重庆同蒋委员长会谈，涉及各方面的问题，日内就要发表一个文件，叫《双十协定》。这是初步的收获，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谈到，更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说以后应做的事情还多着呢！总之，打开了局面。
毛主席讲完后又转向我说：“你请张先生讲话。”
我走向张治中先生，请他给大家讲话。
张治中拍着胸脯说：“我把毛主席迎接到重庆去，今天又负责把他护送回来，这对得起大家。兄弟的责任是尽到了，我也感到光荣。谢谢大家！”
机场上，干部和群众向毛主席热烈欢呼。之后，毛主席回到枣园住处，张治中则到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休息，同日乘原机返回重庆。
毛主席回到延安后有些疲劳，但因他离开期间，许多事情都有了变化，所以他没有休息几天，便开始过问工作。首先他要了解前方各部队的部署和移动情况，哪些地方同国民党军队发生了冲突，我们如何对付的，等等。
过了几天，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礼堂作了个报告。他的话简洁明了，深入浅出，使干部的思想豁然开朗，澄清了一些糊涂认识，大大振奋了精神，增强了信心，提高了斗志。他说：抗战八年，蒋委员长躲在峨眉山上养尊处优。现在桃子成熟了，他要下山来摘桃子了，这要看桃子是谁栽的，谁浇水、施肥培植的。人民培植成熟了的桃子，蒋委员长把手伸得长长的来抢收桃子，所以一场斗争是免不了的。
虽然苏联政府、斯大林曾极力劝说我党、毛主席去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共商国是，但无论在谈判期间，还是毛主席等一行离开或返回延安时，苏方人员都不曾出面。在延安工作的苏军情报组人员，对于国共谈判也从未发表过任何意见，没有表示过什么态度。原因是他们既不敢说出任何违反他们最高领袖意图的话来，又不能违心地承认中共应该相信蒋介石的声明或诺言。他们心里明白，国民党是腐朽堕落、每况愈下、日益走向穷途末路的；而共产党是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有发展前途的，但力量暂时薄弱、经验不足，一时还不能战胜国民党。这是他们情报小组当时对中国局势的看法。
以孙平为首的苏军情报小组在日本刚投降后，就打算离开延安回国，但莫斯科却要他们留在延安，直到10月底。这可能是为了观察和了解国共谈判进展情况和延安总部的动态。孙平在最后离开延安的前夜（10月25日或26日），专门拜访毛主席，并向他告别。
孙平说：总部来电召唤我们结束在延安的工作，最近将派飞机来接我们回国，我们特向你告别，并感谢你和中国同志们对我们的关心、照顾和在工作上的帮助。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留作纪念的东西，只有自己备用的四挺自动步枪（即手提机枪），愿全部赠送给你们。
毛主席非常笼统地对孙平谈了重庆谈判的情况。毛主席说，谈判有收获，对有些问题有所确定，但双方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没有达成协议，大部分问题没有解决。国内是否会出现和平，还要看。这需要双方的努力，且具有诚意，孤掌难鸣。我们不要内战，历来主张和平建国，但看蒋委员长的样子，不会停止进攻。他进攻，我们就不能不招架。看来，和平是较难的。
这次谈话，双方言语都不多。这主要是毛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后非常疲劳，健康状况不佳。此外，重庆谈判的具体情况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已知道得非常详尽。
张治中将军为毛泽东的安全也尽了许多力。在他第二次到延安不久，又第三次来到延安。不同的是，前两次他肩负的是迎送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使命，这一次他是陪同军事三人小组成员、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到延安。
余湛邦回忆说：
1946年3月4日，军事三人小组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共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演出了一些节目。3月上旬的延安还是够冷的，大家都穿上大衣、棉衣，马歇尔斜躺在靠椅上，腿上还盖上一床毯子。节目演出前，三方面都有简短的讲话。张治中在强调军队整编方案的重要性之后，表示希望能百分之百地做到，双方团结合作，共同为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最后以爽朗乐观的声调幽默地说：我这次到延安来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和赫尔利一起来迎接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第二次是签订了《双十协定》后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来，这次为了整军方案的落实又到延安来了。“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呀！”这段话当时引起了全场热烈的鼓掌和欢笑，以后传为历史佳话——这是张治中三到延安。
张讲完话走下来，他在北伐时的老朋友林伯渠迎着说：“你的话讲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不是失败的。”张回到座位上，毛主席笑着对张说：“你将来也许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来的机会了。”毛说：“是的，我们将来是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长住在淮安。开会才到南京去。”
这个插曲给我们以许多启发。首先，它充分体现了张治中一贯的联共亲共主张，他确实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无论处在逆境或顺境，都能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极端反共的蒋介石统治下，他能坚持联共亲共，是难能可贵的。其次，也代表着一种伟大的预见远见。他始终认为共产党是会胜利的，是能胜利的。事实证明，写历史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多难得的预见哪！最后，他的这段话，只有他敢说，别人是不敢说的。别人说了蒋介石会不答应，会认为出了格而遭贬责，而他说了反而成为历史佳话。这个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非常鲜明生动。
3月5日，军事三人小组由延安飞返重庆，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到机场送行。
毛泽东对美国出面“军事调处”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1945年12月29日，他会见了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下面是当时的报道：
上月29日，中共毛泽东主席接见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华记者斯蒂尔先生，答复斯蒂尔先生所提出之问题如下：
问：阁下是否认为美国调解中国内战之举已告失败？如美国政策按目前形式继续实行，则结局如何？
答：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这一政策继续实行下去，必将激起全中国一切爱国人民起来作坚决的反抗。
问：中国内战将延长多久？其结果将如何？
答：如果美国政府放弃现行片面援蒋政策，撤退驻华美军，实行莫斯科三国协定，则中国内战必能早日结束。如果不是这样，就有变为长期战争的可能。其结果一方面当然是中国人民受痛苦，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必将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的命运。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与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
问：阁下是否认为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当然领袖”？共产党是否将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接受蒋介石的五项要求？如果国民党企图召集一个无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则共产党将采取何种行动？
答：世界上无所谓“当然领袖”。蒋介石如能按照今年1月间的停战协定及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决议处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而不是按照所谓“五项”或十项违反上述那些协定的片面要求，那么我们是仍然愿意和他共事的。国民大会只应当按照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由各党派共同负责去召集，否则我们将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
过度的操劳，使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归来后大病一场。这期间，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
师哲回忆说：
1945年11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我每天要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
这时延安的各主要医院已全部撤离，留在延安的医务人员仅有傅连暲、金茂岳和黄树则。他们都先后给毛主席看过病，但谁也没能解除毛主席的病痛。在无可奈何之际，我提议向斯大林求助。本来苏联医生阿洛夫对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状况是很熟悉的，可是在毛主席从重庆返回后，他同苏联情报组的成员一起赶回国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去了。
经请示毛主席同意，我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说明毛主席的病情，希望他们给予医疗方面的帮助或提供一些医疗意见。
他们回电说，从电报上他们的医学专家无法诊断毛主席的病情，没法提出任何治疗方案或建议，所以关于毛主席的健康问题还得另想办法，并采取切实可靠的措施。他们表示：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派医生去延安为毛主席担任医疗护理工作。
我接到回电后，就向毛主席汇报，征询他是否同意苏联派医生来延安为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担任医护工作。他同意了。我很快给斯大林回电，请他们派医生来延安。
但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毛主席又叫我暂时不要给苏方发电报。然而，为时已晚，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毛主席说：“做得太快了，你这样着急干什么？！”
我心想：这还不急！嘴上只好说：“我的性格就是急，历来如此。”
他再没有说什么。
毛主席生病的时候，江青到处指手画脚，把我这个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拨弄得团团转。她要我找个安静的地方，让毛主席离开枣园去休养。我找了许多地方，比如安塞真武洞，但那里条件太差，不适宜；又跑到柳树店附近联防司令部修建的干部疗养所，这里倒是完全空出来了，于是请毛主席去了疗养所。
在柳树店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毛主席在身体状况好些的时候，总要出去访问，把那里的干部和附近的群众差不多访问遍了，完全掌握了周围的情况。
几天以后，毛主席又觉得离机关太远，看不到文件，听不到消息，很着急。我每天去看他时，他都要问许多的问题。哪个部队来了电报，哪个部队驻在哪里，他问得很细。他天天在考虑面对蒋介石的进攻，我们的部队是否守得住。而我连部队番号都不清楚，这些问题不是我所能回答得了的。不几天，他再也待不下去了，要求搬到王家坪的桃林去住。
王家坪桃林有窑洞，也有平房，地方很宽敞，又同军委、解放日报社、新华社等单位靠近，他就安居下来。请了黄树则同志负责毛主席的医疗和护理，但是缺少医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正在为难之时，12月初，苏方来电说，他们拟派两名医生——一名内科、一名外科，不日飞抵延安，同行的还有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要我们作好准备。我把这份电报内容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他听后十分欣喜，并表示，到时他将亲自到机场去接。
苏联派来的医生就是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夫大夫（大家简称为米大夫）。阿洛夫是苏联红军的将级外科医生，米大夫是苏联地方上的内科医生。阿洛夫到延安后还负责孙平留下的电台，这个电台是归苏联红军情报系统管的。阿洛夫是个外科医生，并不懂政治，因为他的职务高，掌握电台，主席时常找他谈话。
阿洛夫是故地重游，对延安很熟悉，飞临延安上空，他就看到了宝塔山上的“延安宝塔”，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了机场的跑道走向，飞机着陆了。
毛岸英身着苏联陆军上尉军服走下来。毛主席走上前去，紧紧地抱住岸英说：“你长得这么高了！”接着同来宾一一握手，然后请他们都到王家坪休息。
傍晚，毛主席设宴招待苏联医生、全体飞行人员和毛岸英等。宴会后，他请机长——一位苏军上校到他的住处座谈，并当场要我给斯大林写一封感谢信，说明阿洛夫、米尔尼柯夫大夫、他的儿子毛岸英等均已安抵延安，望勿悬念，对送给他的礼品表示谢意。这封信是他亲自交给上校带回莫斯科上交斯大林的。
阿洛夫、米大夫被安置在王家坪毛主席住处的后排房间里，既有工作间，又有医务室。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毛主席的医护工作。从这个时候起，毛主席的心情、精神状态和健康状况都显著地有了好转。自然，这不只是因为有医生专门护理、诊病，使用各种最新出产的特效药物为他进行医疗、保健，更重要的可能是久别的长子毛岸英回到了身边。
大革命失败，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岸英随母亲杨开慧
回到长沙板仓老家。杨开慧牺牲后，党组织将岸英及其两个弟弟送到上海，1936年岸英、岸青两兄弟从上海经法国到了苏联，一别就是二十年。父子相见倾心交谈、日夜不离，这无疑给了毛主席不少安慰，增添了他的喜悦。
同时，也给毛主席带来了一些麻烦。岸英回来时已二十二三岁，他在苏联长大，养成了苏联人的习惯，中国人有点儿接受不了。江青再吹耳边风，毛主席甚感烦恼。岸英回到延安，又引起美军观察组的关注。岸英会讲英语，于是每次周末舞会包瑞德必到场，而且总是扯住岸英讲个没完。同时，毛主席为培养岸英，要他接触实际，熟悉国情，因而要他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锻炼。
岸英在延安期间，有些翻译工作由他替我代劳了，减轻了我不少负担。
苏联医生对毛泽东的身体极为关注。师哲回忆说：
阿洛夫和米大夫二人对主席的身体进行认真、全面的检查，认为他的身体基本是健康的，只是由于操劳过度、负担繁重、精神过于紧张所致。现在要让他好好休息，安静地休息，精神和缓下来，就可以恢复常态。为此，要使他暂时少操心工作，放开国家大事，少管或不管，使神经尽可能松弛下来，也不要用琐碎事情去麻烦他。让他好好休息，多多调养。
阿洛夫和米大夫还劝毛主席多走动，到野外新鲜空气中去活动。于是在1946年初春的一天，为毛主席组织了一次春游，同行者有蔡畅。
毛主席在蔡畅一行陪同下到了延安南郊二十里铺附近，下车后在丛林中漫步。但毛主席总是一刻不停地在寻访，他把周围的碑文都仔细地看过之后说：“延安在明朝以前就有较高的文化，大概是由于交通不便，渐渐落伍了。”大家请主席聚餐，他吃得很少。忽然，他发现大路西边有一所小学，于是就到该校去参观。一会儿，主席找我，说：“快来，你的乡亲，司马迁的弟子在这里，你们认识一下。”不错，该校教师是韩城西南塬上的人，是鲁迅师范的毕业生。他告诉主席，鲁迅师范的学生有一半以上是韩城人，人称“韩城师范”。主席说：“我也曾遇到过几个小学教师都是你们韩城人。”
这次春游虽然有些累，但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尽欢而归。此后，主席的健康状况日益好转，精神渐渐恢复了正常。
毛主席觉察到苏联医生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于是对他们说：“有时间你们可以到各机关、各单位去走走、看看，包括西北局、边区政府等单位，顺便也给各负责同志看看病、检查检查身体。中国人说：‘乐善好施’‘治病救人’‘妙手回春’都是褒奖你们医界人士的，希望你们不要把注意力只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此后不久，米大夫向毛主席汇报了他的工作：他把各地来延安的负责同志和常驻延安的领导同志的身体状况都做了一次检查，都还算健康，唯有任弼时同志一人堪虑。他脑血管硬化，影响到双目视力，这不是好兆头，表明他的病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毛主席听后，深深地叹了口气，再没有把话说下去。
有一次，米大夫同我闲谈中说：他在同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中，深深体会到只有毛主席才是真正强有力的领导者。他有钢铁般的意志、超人的毅力、坚强的信心和铁的手腕。对大小事情都十分认真，抓得很紧，一丝不苟。总之，在任何问题上，无论任何人，都休想骗得过他。
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后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又签订了停战协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2月底签订了《整军协定》，但是国民党从未停止过军事挑衅，并逐渐由关外扩展到关内。美国人穿梭于国共之间，妄图用武力威胁与和平欺骗这两手，迫使我们就范。3月5日美国总统特使、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人委员会主席马歇尔来到延安，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也活跃起来。为了招待马歇尔，我方用总部外事招待处的名义，在王家坪的大礼堂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大型招待宴会。
次日清晨，毛主席尚未起床，就令我找阿洛夫到他的住处。阿洛夫来到，毛主席才慢慢地下床，还没穿好衣服。
阿洛夫见到这种情景，以为是请他来看病的，急忙表示抱歉地说：走得太急，忘了带听诊器来。
毛主席和蔼地笑了，他请阿洛夫就座，令勤务员倒茶，然后边穿衣服边对阿洛夫说：“昨天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招待会，宴请马歇尔。这件事你也知道了吧？！气氛相当热烈。但是马歇尔只能在礼堂里做客，却不能像你今天这样坐在我的寝室里同我聊天。尽管我这个屋子里对你没有举行任何欢迎仪式，但这正是我们对待你们和对待他们的实质性差别。”毛主席最后说，“我的体力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现在又感到累了。我想你已明白了我的意思，无须再多作解释了。”
从当时的表情看，阿洛夫似乎已懂得了毛主席的语意和表情，但却没有找到恰当的语言回答主席，沉思了片刻便告辞了。但毫无疑问，他会把这种奇特的场面和谈话的内容向莫斯科汇报的。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30万大军分四路向中原解放区的新四军第五师和第三五九旅部所在地宣化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这就给我党、我军以行动的自由，我们可以放手反击了。主席的病马上好了。
主席对此十分重视。7月，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分析形势，检查和总结了我党前一阶段的工作。主席在会上指出：不应忽视宣化店事件，因为它事实上意味着全面内战的开始，应该从中汲取严重的教训。主席的讲话，大大扭转了《双十协定》发表后在党内产生的某种和平幻想。此后，中央工作的指导方针、路线，正是按照上述指示贯彻的，各个解放区开始自卫反击，抗击国民党几百万军队的全面进攻。
毛主席同阿洛夫谈话，提醒他注意中国问题的本质及其复杂性。他说：宣化店事件非同小可，它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是国内和平彻底破坏、国内战争全面开始的第一枪。但蒋介石装着若无其事、毫不在乎，那是因为他得手了。然而人民却不是这样想的，也不可能不在乎。须知若干年前的平江惨案、皖南事变，人们并没有忘记，而今天又来了宣化店事件。这一事件是蒋介石预谋策划的，是给我们的又一次教训，实际上他给我们的教训够多的了！难道可以不记取吗？！毫不夸张地说：这一事件是全面内战的开始！是蒋介石对我们的挑衅和正式宣战！我们能不提高警惕，能不防范吗？！
毛主席的这番话，显然是回答斯大林的。
1946年初冬，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阿洛夫长谈，详细地介绍了我党关于自卫战争的战略战术方针等重大问题及各战区的详细情况。阿洛夫由此对全局有了详尽的了解。我想，他都会如实汇报给莫斯科的。
- 苏军在国民党两次请求下推迟了撤离时间。1946年5月，苏军全部撤出东北（大连、旅顺除外）。——原注
- 开始中央决定林彪到山东。林彪于1945年8月25日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由延安飞往太行山，在途中中央又决定派他到东北工作。——原注
-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04—309页。
- 余湛邦：《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17—19页。
- 指中国共产党方面。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0—11页。
- 指苏联红军。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4页。
- 童小鹏：《毛主席到重庆》，载《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379—381页。
- 余湛邦：《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43—47页。
- 童小鹏：《毛主席到重庆》，载《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381—384页。
- 余湛邦：《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17、19、43—59、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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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1月7日，毛岸英随同两名苏联大夫飞抵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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