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时代的真理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30万大军分4路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全面内战。毛泽东领导各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还击，揭开伟大的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这时，蒋介石的军事力量达到顶点，总兵力为430万人。在全部86个整编师（军）中，有22个师（军）是美械或半美械装备。人民解放军无论在兵力和装备上，都远远落后，处于劣势地位。中国共产党能否赢得这场战争，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担心的问题。
为了破除对蒋介石的恐惧，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同年8月6日，毛泽东还在延安窑洞会见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见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关于这次历史性会见，斯特朗本人有详细的回忆。她说：
毛主席是十四年前在延安对我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经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名言了。这句话照亮了这14年世界大事的进程。因此，追述一下说这句话当时的某些情节，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我在1946年夏天去延安的时候，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结束了刚刚一年。大多数美国人还把苏联和中国看成盟邦，但是反动分子已经发动了“冷战”，甚至于威胁要把它变成热战。他们对苏联的仇视，就是在反希特勒战争期间美国和苏联是同盟国的时候，也一刻没有停止过。他们在许多方面表现了这种刻骨的仇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宣称希特勒是“错误的敌人”，在打败他以后还得同苏联打仗。大战结束后，在美国还暂时垄断原子弹的时候，他们开始公开宣传要利用这种威力来强迫苏联接受美国所提出的任何要求。
在中国，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之间还保持着形式上的休战状态，但是蒋介石经常加以破坏，他对共产党人的武装进攻就连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没有停止过。美国官方的态度是中国应统一于蒋介石一人之下，共产党人应放弃自己的军队而取得合法的小党派的地位。那以前曾签订过一个停战协定，即所谓马歇尔停战协定，因为乔治·马歇尔将军也在上面签了字，并且在北京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蒋方和中国共产党人都参加执行部的工作，由美国人任主席。执行部的目的据说是要调处随时产生的军事冲突。为此目的，在华北和东北将近40个城市内设立了“执行小组”，这些小组通过美国军用飞机同执行部进行联络。
不用说，华盛顿的目的在于同蒋介石缔结条约从而取得对全中国的控制。他们利用休战状态用船和飞机把蒋军运到华北和东北，运到最便于向华北各解放区发动进攻的地点。他们同40个中国城市进行的空中联络丝毫不受中国方面的监督，他们得以在飞机上对北至齐齐哈尔的全中国进行摄影。美国的目的不仅在于取得对中国资源的控制（他们希望能对中国的资源再进行50年的剥削，靠它大发横财）。而且正如魏德迈将军所透露的，他们还希望在东北和新疆建立反苏军事基地，他们还妄图驱使千百万中国兵在日后的反苏战争中充当炮灰。
在另一方面，1946年初还正式存在着休战状态，新闻记者还可以乘用执行部的飞机。所以我也有机会能从旧金山飞到上海，转往北京，再从北京到华北各解放区去，这些地方大部分都没有外人访问过。很清楚，这个机会是不会长期存在的。蒋介石已经对中原解放区发动了战争，并于1946年仲夏侵占了它的首府。当时，有关其他解放区的问题仍在谈判中，马歇尔将军仍然扬言他有意于和平解决问题。这种姿态只要还保持着，人们就能每周从北京飞往延安或任何其他解放区，就连工人阶级报刊的作者也有机会利用这种便利。
因此，我便在1946年夏末飞往延安，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星期后返回北京，又从北京到张家口和太行山去了各一个星期。前者是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后者是一个很大的解放区，包含四个省的部分，刘伯承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随后我又前往哈尔滨和齐齐哈尔，那一带存在着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东北解放区。我访问这些解放区之后，于10月间重返延安，在那里度过1946年—1947年冬季，直到1947年3月人们撤离延安。
在我访问延安期间，那里的各项工作还像十年来那样照常进行。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是毛主席、朱德和其他许多中央委员居住之所。延安又是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和文化中心，设有延安大学和以加拿大外科医师白求恩命名的国际和平医院。延安有《解放日报》和广播电台，还有一家戏院，上演挺好的京戏——既有老戏，也有新戏。一切设备都是极其简陋的。唯一的电力照明是由美国军事联络组发电机供应的；军联组是抗日战争期间设立的，那时还没有撤走。它的电力仅供美国人和邻近少数几家人照明之用。大多数人，包括党中央委员在内，都靠煤油灯和蜡烛照明。延安当时处于蒋介石派驻西安的将领胡宗南的军事威胁之下。我在延安的时候，胡宗南的飞机时常在该区低空飞行进行侦察，有时还投掷小型炸弹，不过这种骚扰最初还不算严重罢了。
当时交通设备是多么简陋，可以拿一件事来证明。我第一次访问毛主席竟因为上游一阵急雨延水陡涨而不得不推迟。延水平时是一条小河，浅得连孩子也能很容易地涉过，可是一阵暴雨就会把它变成湍急的洪流，足能翻倒大卡车。毛主席住在我的对岸，河上又没有适于通行汽车的桥，所以我只能等到第二天再去。第二天我坐卡车去毛主席家，车子一颠一颠地驶过河底的大石头，爬上对岸，卡车引擎直“哼哼”，然后到了党中央所在的山沟——杨家岭。过村不远，卡车就在一条很陡的山路前停住了。我们在玉蜀黍和番茄秧当中爬上去，到了一个土坪，土坪边陡峭的山壁开着一排窑洞，其中有四个是毛主席的家。
我们坐在土坪的一棵苹果树下，整个下午直到日落，远处的山都历历在望。
我们谈话不久，我就注意到在毛主席的窑洞上方大约二十米的草丛里有响动。不久以前胡宗南的飞机曾经在离毛主席住的窑洞不远的地方丢了一个小炸弹，所以这时我就猜想大概那里有警卫员在警卫主席的家。我问：“那儿有谁？”
“是另外一家。”毛主席说，“他家的孩子对我的外国客人发生了好奇心。”这给我上了一课：人类的好奇心是相对的。原来引起山上人注目的是我自己。在他们看来，毛主席不过是同他们合种山上一个菜园子的邻居。
我很少见过这样能和周围环境打成一片的人。他好像并不需要与世隔绝，而这是某些知识分子认为工作时必不可少的。他需要安静的时候，邻居会照顾他，因为他们对他抱着敬爱的感情。上面的孩子们朝下面窥视着，可是并不吵闹。
他穿的是普通的深蓝色棉布服，但比别人的要整洁些，保护得要好些。他的态度安详而和蔼，没有躁急不宁的表现。他的话含义非常丰富，他的脸常常笑逐颜开，显出明朗的神采，但是他有一双洞察一切的眼睛。
我们的谈话毫不拘束。翻译又是那样流利，毛主席自己的态度又是那样富于表达力，因而我并不感觉到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他的思路广阔无垠，考虑到古今中外的事件。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这使我惊讶，因为我是几星期前才离开美国的，而他二十年来同国外连通信的关系也没有。但是，他像安排打仗的战略那样仔细地安排知识的占有。延安的电台录下世界各地的电讯，作出摘要，供中央同志参考。执行部的飞机所提供的同北京的短暂联系就被用来运进各地出版的书籍和报刊。毛主席对世界大事的知识是十分完备的。
我尽力之所及回答了关于美国的问题后，才提出了关于发生美苏战争危险的问题，从而开始了现在已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4卷内的那次访问。毛主席说，反动派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主要是用以掩盖当前美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的烟幕。美国垄断资本确实梦想消灭苏联，但是这还不是他们最直接的目的。他们必须首先削弱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然后他们还得控制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要和苏联打仗，必须通过其他国家的领土，通过英国、法国和中国。所以美国反动派利用这种反苏战争宣传来进攻美国人民的公民权利和生活水平，并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置于美国控制之下。他指出，美国在这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建立了军事基地，并且已经控制了很大的地区。毛主席一面笑着一面摆弄桌上的茶杯和小白酒杯来说明他的论点。他把茶壶放在那里来代表苏联，又指着一个大杯子说，这是美国反动派，把小酒杯放在大杯子周围来代表美国人民。然后他用杯子和火柴盒摆成一条弯弯曲曲的线来代表其他国家，并且开玩笑地说哪一件东西代表哪一个国家。
他说，只要充分唤醒人民，那么，人民的团结是有力量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但是，必须唤醒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世界大战，否则大战还是会爆发的。
我们一面喝新泡的茶，一面谈话。毛主席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他谈到缴获蒋军美国武器的时候，把这称为输血，美国输给蒋介石，蒋介石又输给我们。谈到美帝国主义的时候，他用了许多比喻。有一次他说，美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也是历史上最脆弱的。它的摩天大厦是最高的，但是基础是最不稳固的。又有一次他说：美帝国主义是孤独地成长的；它有许多的朋友都死了或者病了，连盘尼西林也医不好他们。只是到了今天，才有那么多的反动派害了不治之症。
“纸老虎”的比喻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提出的，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毛主席帮助译者把他的话准确地译出来。他最初说反动的统治者是纸老虎的时候，这个词译成了“Scare-crow”。毛主席立刻打断谈话，要我告诉他“Scare-crow”是什么东西。我回答说，那是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在田里来吓唬乌鸦。他立刻表示这样译不够好，他说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是实际上是硬纸板做成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
在这以后，毛主席就自己用英语说“纸老虎”这几个字，他说，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前，沙皇看起来很强大很可怕。可是2月一阵大雨就把他冲走了。希特勒也被历史的暴风雨冲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都是纸老虎，一切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都会遭到同样的下场。他们所以强大只是因为人民还没有觉醒。根本问题在于人民的觉悟，不在于原子弹和爆炸力，而在于掌握原子弹的人。但是还得对人民进行教育。……
毛主席送我走下山坡的时候已经快午夜了，他一直送我到卡车旁。我们说了告别的话。他站在山上望着我的卡车向下坡驶去，驶进延水，激起满河的浪花。那一夜，在荒凉、黑黝黝的延安群山上空，闪烁着明亮的、非常明亮的星星。
毛主席那次提出纸老虎的比喻之后，在我留在延安期间，他曾好几次用它。我一整冬都在那里，因此我在好几个场合又见到了主席，在聚餐会上，或者上演京戏（他喜欢看京戏）时，或者星期六晚上的舞会上（这种舞会使散居在延安的干部每周有机会聚会在一起），都看到了他。
我在延安有一个不愉快的日子，那就是马歇尔将军把估计值20亿美元的“战时剩余物资”送给蒋介石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这一来，美国装作愿意中国避免内战的一切伪装都撕下了，这是直接鼓励蒋介石发动全面进攻。毛主席亲自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他说到，归根到底我们是靠蒋的士兵。我们损失人员，可是也俘获人员，也有跑来投奔我们的，我们足以补偿损失而有余。
当时我说了可以由联合国调处内战之类的蠢话，但是毛主席摇摇头说：他们是不可靠的，只有蒋介石的士兵才可靠。他笑了一笑，又说：蒋的兵是很好的，他们只需要一些政治教育。毛主席的战略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他看到，前来进犯的军队中有世世代代受压迫的中国农民，他们不会是死心塌地的敌人，必须把他们争取过来。在我的印象中，好像这一次他也谈到了纸老虎，但是我不能肯定。
不过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在延安最后一次同毛主席谈话时，他又提到了纸老虎。那是在1947年3月初，当时延安已经快撤空了。三个月来，胡宗南的部队不断进犯以延安为首府的边区。那时延安的活动大部分已“化整为零”，共产党人对这种战术是很有经验的，他们常常使用这种战术。作家、音乐家和文协的其他成员已经到各地去开办冬学或参加土地改革，延大的学生都下乡去根据前线的动静疏散村民。报纸和电台的人员有一半已经离开，去建立另外一个基地。国家银行也迁走了，连它的大窗玻璃也取了下来埋在地里，使敌人不能破坏，日后回来还可以再用。党中央的大木桌的桌面也埋了起来，备日后使用。妇女和儿童都疏散到北面的深山里去了。
著名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刚刚庆祝了成立7周年纪念。现在病人和刚生产过的母亲躺在担架上从九排窑洞送下山去，后面跟着大夫和护士。婴儿睡在铺上羊皮的筐子里，架在驴背上，准备在冬夜出发。联合国救济总署的牙医麦达伦·罗比茨尔是捷克人，她跟我谈过“希特勒来了以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灾祸”，现在她以惊叹的心情谈到这是“任何首都最有秩序的撤退”。
………
胡宗南的“美国飞机”飞来了，侦察着，低空飞行。党中央已经把自己的窑洞拆毁，转移到往北约十五公里更深的山里去了。我知道我很快就得乘最后一批美国飞机离去。在我起飞的前一晚，党中央回到延安（由于敌机的骚扰，白天不能走路），在就要拆毁的戏院看一出关于土改的新戏。周恩来叫我也去，我最后一次去那个戏院，可是戏里演的什么我一点儿也记不起了。我只记得毛主席和其他首长坐在前排，把手伸到炭火盆边取暖，因为戏院没有取暖设备，而那晚非常冷。
散戏之后，我被邀陪同毛主席、周恩来到一个空窑洞（这些窑洞都差不多）。年轻的警卫员搬来了几张凳子和一张桌子，还有茶、瓜子和花生糖，为我饯行。毛主席对我说，现在我必须火速离开延安，就坐明天早上起飞的飞机，如果我再逗留，就可能长期同外面失去联系。我不能同他们一起上山。不过我已经采访到了有关延安和解放区的一切材料，以及人民解放军将用以击败蒋介石的战略，我应当把这些告诉外界。“等到我们再一次同外界有接触的时候，你可以再来。”他认为这需要大约两年的时间，结果是两年不到。
我给他看了我第二天要乘的那架飞机从纽约给我带来的信，信里满纸紧张和忧虑。我的朋友在信上说：“进步人士丝毫未能改变美国的对外政策。”“他们不得不为挽救自己而努力，我希望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对美国政府所将采取的行动存有幻想。”
毛主席笑了。不，他没有幻想。但是他认为美国进步人士过高估计了美国反动派的力量，过低估计了人民的力量。他说，这是美国进步人士中存在的一个心理上的弱点。
他接着说，美国反动派背着沉重的负担。他要豢养全世界的反动派，假如他不能豢养他们，他们就会像没有柱子的房子一样倒坍，那是只有一根柱子的房屋。就像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一样，美国反动派最后也会证明不过是纸老虎。强大的是美国人民，他们是真正有力量的。他停了一停又说：共产党有真正的力量，因为他们在提高人民的觉悟。
午夜，殷勤的警卫员端来了新沏的茶，换上了新的蜡烛，但是毛主席在行军中在这个窑洞只能暂住一晚。我想到，我在纽约的那位朋友，住在有暖气的公寓里，还没有坐牢的危险，更谈不上送命，可是他却担忧美国反动派的迫害。我又想到毛主席和他的中央委员会，他们正经受装备有新式美械的400万蒋军的全部攻击力量，而共产党人连高射炮都没有；他们正在撤离他们最后的首都，要在冬夜转移到陕北的山里去，可是他们是那样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相信他们对于如何发动和组织这种力量的分析，因而他们能泰然自若地谈到回来的日子。我写了一封信安慰纽约的那位进步朋友，告诉他不必过分害怕美国反动派。
我注视着毛主席谈论世界前途时平静而充满信心的面容。第二天早上我乘飞机去北平时和以后年月中我旅行世界各地时，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这个形象。
撤离延安
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指挥各大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到1946年10月，经过4个月作战，歼敌29.8万余人。随即又取得在第二个4个月内歼敌41万余人的重大战绩，迫使蒋介石从1947年3月起，改取重点进攻的战略。
蒋介石精心策划了重点进攻，把战略突破口选在两点上。一是人民解放军集中兵力最多的山东战场，一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的陕北战场。从1947年3月起，蒋介石集中90多个旅约70万人，对山东和陕北展开重点进攻，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从重点进攻一开始，延安便首当其冲，成为胡宗南集团数路围攻的对象。毛泽东果断地作出放弃延安、转战陕北的决定，只用4个月，便一举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
据徐向前元帅回忆，毛泽东在撤离延安前夕，在枣园召集了一次领导干部会议。他分析当时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强调解放战争非打不可，打就打到底。他说：这个战场可能打三年、五年、十年。三种打算，即短期、中期、长期。要准备长，争取短，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徐向前元帅还回忆说，早在内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就说过，只有打才能推迟和制止内战的发生。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我们也不怕。只有彻底消灭他，他才能彻底舒服。
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说：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以围攻鄂豫边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蒋介石在他的高级将领会议上狂妄叫嚣：“不消灭共匪，死不瞑目”，并要“三个月消灭共军”。气焰十分嚣张，不可一世。
7月20日，党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并要求全党认识到“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事实正是如此。从1946年7月至1947年3月，我解放区军民英勇奋战，共歼敌70多万人，从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战略，将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陕北是我党中央所在地，早在1946年10月，蒋介石就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提出“打到延安去，活捉毛泽东”。但由于准备工作未做好而推迟，直到1947年3月胡宗南才令二十九军等部15个旅共14万余人，伙同马鸿逵、马步芳及邓宝珊的部队共约34个旅23万余人向陕甘宁边区进犯。
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我党从1946年下半年起，一方面，在延安周围地区加紧部署力量；另一方面动员群众和部分中央机关开始疏散。至今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1946年10月间，延安劳动模范杨步浩前来拜访毛主席，兼送代耕粮，毛主席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毛主席问：“你们的战备工作是怎样做的？”
杨步浩回答：“首先是坚壁清野，使敌人得不到粮食和衣物等，甚至把各种用具等都藏起来了。我们这些强劳力都组织起来，敌人来了就进山打游击战——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总之，要把我们过去的游击战术和经验全都用上，使敌人得不到一日安宁。”
毛主席听了连连称赞。这件事证明了毛主席常说的“陕甘宁边区群众条件好”。
但是，当时我军在陕北只有两万多人，仅及敌人的十分之一，敌我力量相差十分悬殊。于是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紧急疏散各个机关及老百姓，给敌人留下一座空城，因而命令西北野战兵团在延安以南进行7天的顽强阻击。
延安是世界闻名的红色首都，我们在此生活战斗多年，一想到要放弃延安难免心情沉痛。当时，我是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管着中办的家务。中办管着不少大姐，老老少少，如何转移？少奇专门指示给每位大姐配一头牲口，一位警卫员。但是，向何处转移？有人估计敌人占领延安后，只会走大路，而大姐和孩子们体弱年小，不宜长途跋涉，应就地转移离大路二三十里远的地方，事后证明这种估计是错误的。
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到了王家坪，已是夜深人静，毛主席还在工作。
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例如，我们集中一部分兵力，部署在大道两侧，待敌人进入边区，到达富县甘泉一线时，予以迎头痛击，消灭他部分力量让敌人知难而退，这样，延安不就保住了吗？
毛主席听到这里，转过身去——我感到他在笑。我心想：“你还笑得出，真莫名其妙！”
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于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
“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啊，原来是这样！后来我们在转战陕北时果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
毛主席接着说：“你懂得拳击吗？收回拳头，是为了打出去更有力！”
他又说：“陕西群众基础好，周旋余地大。他从南门进，我从东门出。”
毛主席胸有成竹，他不是害怕蒋介石进攻延安，而是害怕蒋介石不来进攻。他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似乎明白了一切，思想顾虑一扫而光，精神百倍。于是我扬鞭策马，马儿也像是知道我的心情脚下生风，急速转回枣园。我加快了布置疏散和撤退的准备工作，为防万一，遵照中央决定，首先派人把米大夫等送到山西临县的三交镇，那里是我们的后方。
在疏散之前，任弼时找阿洛夫谈过一次话，向他解释我党中央撤离延安的原因、理由和必要性。任弼时说：由于战略上的需要，为了更便于同敌人周旋，我们必须放弃延安。这是主动放弃，不是败，退也不是被人赶出延安。对于我们放弃延安，外国人如何报道，那是他们的事。当然，美国人的报道是不会说我们的好话的。既然主动撤退是一种策略，那么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的。
最后，弼时同志暗示他就我军撤离延安问题应向苏方汇报。阿洛夫是否明白了弼时的意思并向莫斯科汇报，就不得而知了。
我和阿洛夫、任弼时等同志先行离开延安到子长县（瓦窑堡）以东的任家山一带，而毛主席一直留在延安，直到胡宗南进来的前一天才安然撤退。
在撤离延安前夕，毛泽东还会见了参加延安保卫战的新4旅的部分干部。袁学凯回忆说：
那还是1947年的春天，我们西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正在日日夜夜和进犯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匪军战斗着。我们新四旅在陇东西华池战斗胜利结束以后，正坚守在延安近郊，掩护党中央、各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
3月18日下午，我正在团指挥所和几个领导同志研究歼灭敌人伞兵的作战方案，忽然接到电话说：毛主席要接见旅首长和我们。开始我真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在这样紧急的局势下，有多少重大的事情要主席亲自处理啊！主席怎能抽得出时间来接见我们呢！
原来，那天上午，从我团调到党中央做警卫工作的阎长林来看望我们。谈话间，大家流露了渴望见到毛主席的心情，谁想主席知道后立刻就答应接见我们。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喜讯！我立刻向旅首长报告了，并安排了一下工作，急忙和同志们一起向王家坪走去。
延安虽然经过敌人几天的疯狂轰炸，但这座美丽的城市看起来仍然雄伟可爱。宝塔山上的宝塔还是那样高高耸立，延河水照旧哗哗地流着，看不出和平时有什么两样。延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镇定地、非常有秩序地疏散。扛着各式各样武器的民兵游击队迎面而来，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整齐的步伐。老乡们吆喝着驮载粮食、物资的牲口，不慌不忙地走着……不知怎的，一想到我们很快就要撤离延安，心里总有一种难言的滋味，感到这样白白地把延安让给敌人，好像对党、对毛主席没有尽到战士的责任似的。毛主席最近身体怎么样？一定很忙、很辛苦……我这样想着，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毛主席的住所。
阎长林飞快地跑了过来，笑嘻嘻地敬了礼。大家一同进了屋里。这时，主席正在内室批阅文电，屋里静悄悄的，气氛肃穆而又安静。
天色暗了，房里点燃了一盏油灯。灯影底下，我看出这是陕北最普通的那种房子，里面通着窑洞。陈设非常简单：一张桌子、几把椅子，都已半旧了；两只延安造的沙发，看来也已经使用过多年；墙上挂着一张地图，上面画满了用红蓝铅笔作的记号。主席就在这里待客、吃饭、工作。我们最敬爱的领袖，就在这样最简朴最普通的房子里，做着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业！
忽然，主席迈着稳健的步子从内室走了出来。当他那魁梧的身材出现在我们跟前时，房间里好像忽然明亮了，我的心激动得怦怦地跳起来。主席把手里的文件放在桌子上，笑盈盈地望着我们说：“让你们久等了。”随即又幽默地说，“你们看，要搬家了，要给胡宗南腾延安嘛，忙一些。”说着就爽朗地大笑起来。主席的胸襟是这样博大开阔，我们不由得也跟着笑了。
两位旅首长曾在中央党校学习过，听过主席讲课，主席还清清楚楚地记着他们的名字。旅首长见过主席以后，又把我们介绍给他。主席和大家一一握手，炯炯明亮的眼睛，亲切地端详着每一个同志。我双手紧紧地握着主席的手，一股暖流从手上传遍全身，血液沸腾，千言万语涌到心头，却说不出一句来。
就座以后，主席像待亲人一样请大家吸烟：“两种烟随便吸吧。这一种是咱们自己造的；那一种，还是日本鬼子送给咱们的呢！”说着又愉快地笑起来。主席的笑声立刻感染了我，使我原先紧张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主席的身体很健康，穿着一身延安织造的粗呢制服，圆口布鞋。虽然工作样样劳累辛苦，却没有一丝倦容，脸上透着红润，神采奕奕。
主席点燃了一支烟，问旅首长部队在西华池打得怎么样？伤亡大不大？战士们情绪好不好？旅首长一一作了回答，并向主席简要地汇报了部队的情况。主席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轻声地插问一句。听到战士们打仗英勇顽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保卫延安的决心很大时，主席连连赞许说：“好！”然后又问大家，“我们要撤出延安，战士们有些什么意见？”旅首长告诉主席：指战员们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但是只要党中央下命令，战士们保证绝不让敌人进延安。主席听着听着，好像是看出了我们的心思，接着就问：“你们又有些什么想法呢？”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主席：“一枪不放，就把延安让给敌人，真有些不甘心。”主席听了笑着说：“你可以放枪呀，你完全可以放几枪‘欢迎’胡宗南嘛！告诉他：我们走了，延安这个包袱，送给你背上吧！”停了片刻，主席又说，“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我们要主动放弃它，战士们是会有些反应的。当然，敌人更会有反应。中央搬了家，他们就会喊叫：共产党垮台了，解放军垮台了，去欺哄人民。一切反动派都喜欢造谣，喜欢无事生非。他们要是占了延安，更该吹牛了，蒋介石还会开一个庆祝大会，庆祝他们的‘胜利’……”说到这里，主席又爽朗地大笑起来，笑声里含着对敌人的鄙夷和蔑视。笑声感染着我们，大家也跟着欢畅地笑了。主席接下去说：“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
听到这里，我真感到有些惭愧，自己的眼光太短浅了！只听主席继续说道：“你们这些干部，首先要把问题想通，然后才能给战士把道理讲清楚。只要战士们认清了目前战争的形势，懂得了党的战略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胜仗。”主席接着给我们仔细讲解了目前解放战争的形势，分析了全国各个战场的情况；谈到从1946年7月以来敌人损兵折将的数目，被迫放弃了“全面进攻”，不得不实行所谓“重点进攻”；又谈到国民党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失败和危机，谈到中国人民的胜利不会很远了……主席的分析是那样精辟透彻，说得又是那样通俗易懂，时而插上句把幽默的笑话，那样引人入胜，把我们带进从未达到过的崇高的思想境界。大家都生怕听漏一个字、一句话，以至于完全忘记了自己。直到有人来请主席去接一个要紧的电话，大家才回味过来。
曾经听人说过，听一次好的谈话，要胜过读十年书。对于我来说，听了毛主席的谈话，岂止是胜读十年书，而是学到了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到了无敌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使自己感到立刻聪明了许多。原来纠缠在头脑里的许多问题，撤离延安那种不愉快的情绪，一下子都无影无踪了。顿时眼也明了，心也亮了，精神无比振奋。
主席接完电话回来，兴致还是那样高，问我们：“你们看是不是应该撤离延安呀？”大家齐声回答：主席分析得极好。主席又燃着一支烟，笑盈盈地望着我们说：“胡宗南要来延安，那就请他来嘛。延安就是这样几孔窑洞，还是我们自己出力气打的，他也搬不走。要是他破坏了，那样也好，我们将来好盖大楼。人民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怕什么！你们看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望着主席，都愉快地笑了。主席接着说：“不止是延安，东北、华北，还有别的解放区，必要时我们暂时都会让一点地方给他们，让他们多背上几个包袱，他背不动了，还是得给我们放下。只要我们好好打几个大胜仗，不止延安要回到我们手里，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平也会回到我们手里。全中国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里。”主席又举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许多生动事例，说明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历来是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必然取得胜利。望着主席宽阔的前额、智慧的眼睛，聆听着他的亲切教导，我好像已经看见胜利的红旗在到处飘扬，心里感到十分兴奋。
这时，阎长林已经再一次催主席用晚饭了。主席邀请我们和他共用晚饭。
晚饭端到桌子上，大都是一些素菜：土豆、萝卜、白菜，只有一两盘里有几片肉，再就是小米干饭和黑面馒头。主席望了望这些菜，又诙谐地笑起来了：“你们看我过得怎么样？吃的是不是有点特殊啊？”这一次我却笑不出来，心里不禁暗暗埋怨起阎长林同志来：为什么不把主席的饭食调治得好一些！谁知阎长林听了主席的话，反而忍不住在一旁悄悄地告诉我们：“这还是为了待客额外做的，主席平时连这样的菜都不许做呢……”我听了真心痛，止不住眼睛发酸，看不清主席的面孔了。只听见主席慈父般体贴地问：“战士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旅首长激动地说：“战士们生活得很好，请主席放心。”主席一面点头，一面嘱咐说：“一定要注意战士们的生活，让战士们吃好、睡好，讲卫生，不生病。”
主席一碗饭还没有吃完，又有人来请他审批一份急电。主席立刻放下碗筷，离座去处理。看到这种情形，谁也吃不下饭了。
主席日日夜夜为党、为人民操劳辛苦，废寝忘食，自己的生活这样艰苦朴素，对人民、对战士、对同志却又那样无微不至地关怀。主席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真是我们全党全军最好的学习典范！
吃过晚饭，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心里还想在主席这里多留一刻，但是看见主席这样辛苦，工作这样忙，又想早些离去，好让主席好好休息，大家便向主席告辞。主席连说：“不妨事，很愿意和同志们多谈谈。”又谆谆教导我们说，要好好学习，你们都是些老同志，作战勇敢，革命事业心很强，一切都好，就是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低一些。如果不好好学习，就会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又说，“做一切事情，干部都要走在前面。今天打仗是这样，将来建设也是这样。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打胜仗。”临别的时候，主席再一次嘱咐我们要给战士们讲清撤出延安的道理，“告诉大家，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到延安来的。”
怀着万分依恋的心情，我们向主席告别，请主席早些休息。主席一面和大家握手，一面满脸笑容地说：“好啊，我们下一次在哪里见面呢？可能不是在延安了，也许是南京、上海，或者是北平吧！”
出了主席的住所，一路走，大家不住地回头，望着主席房里的灯光，直到一点也看不见的时候。谁都不说一句话，大家都在默默地回想着主席的接见，回想着主席的音容笑貌。回到驻地以后，我反复地温习着主席的教导，一夜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上午，我军便主动地放弃了延安，部队向延安东北方向转移。胡宗南“三天占领延安”的吹嘘破了产，在七天七夜激烈的战斗以后，他付出了伤亡5000多人的重大代价，才得到了一座空城。走在路上，我们听见延安传来猛烈的炮声，胡宗南还以为那里屯有解放军的重兵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早已按照毛主席的预定计划，埋伏在青化砭一带，等候胡宗南匪军前来送死了。
毛主席的教导传到部队以后，指战员们也像我们一样，立时增添了无比的战斗勇气和胜利信心。仅仅在撤出延安五天以后，我军就在青化砭一举歼灭了胡匪的31旅，活捉了旅长李纪云。二十天以后，敌一三五旅又在羊马河被我歼灭，旅长麦宗禹也被活捉。又过了二十天，我军攻占了胡匪的补给要地蟠龙镇，歼灭敌人最精锐的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的命运也是当俘虏。不过短短四十天时间，三战三捷，取得了歼敌两万多人的伟大胜利。
在解放战争中最艰苦的年月，主席一直没有离开陕北，是他亲自在这里指挥着西北战场和全国各战场的战事。有时听说主席在隆隆的炮声中部署作战，有时听说主席在火线上慰问伤员，有时又听战士们说见到了主席。每当我们想到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勇气百倍地去夺取一个接连一个的胜利。仅仅过了一年一月零三天的时间，延安就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也仅仅是两年的时间，党中央和毛主席就胜利地进入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主席的预见是多么英明啊！主席的军事思想有着多么巨大的威力呀！
当时担负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李银桥回忆说：
3月11日，根据《双十协定》而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匆匆撤往国民党统治区。
3月12日，延安上空出现美制蒋记轰炸机。当第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人民解放军总部附近时，毛泽东、周恩来与彭德怀正在军用地图前研究迎敌方案。
这一天，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等领导带领一部分机关人员迁到瓦窑堡办公。毛泽东、周恩来留在延安，由枣园后沟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
3月13日拂晓，胡宗南的14个旅分兵两路——右集团董钊、左集团刘戡，同时由宜川、洛川一线分路向延安发动猛攻。我们的部队利用梢林隘路和纵深工事展开英勇抗击。延安城内从早到晚都能听到前线隆隆震响的大炮声。
同时间，50多架敌机对延安实行狂轰滥炸，一整天。
彭德怀紧急调来新四旅一个团守卫延安机场，准备歼灭敌空降兵，并亲自劝说毛泽东尽早撤离延安。
毛泽东对周恩来、彭德怀及身边工作人员讲了两句话，那平静而坚定的声音至今想来仍清晰在耳畔：
“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呢！”
当时，守在窑洞内外的卫士和警卫人员都以为毛泽东只是笼统讲战略上藐视敌人的精神，并未当真。彭老总却立刻认真了，在院子里召集警卫人员严厉下令：“主席一向说到做到，一向不顾个人安危。我们党要顾，你们要顾！不许由着他的性子来。必要时，抬也要把他抬走！”
下午。敌机轰炸王家坪，一颗重磅炸弹就落在毛泽东的窑洞前，遍地是散落的弹片和烧黑的石头，窑洞前的大槐树被弹片削去一大块皮，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和火药燃烧的辛辣气味。烟雾散去，毛泽东左手端着的茶杯竟动也没动，杯里的水不曾洒出一星半滴！而他右手的那支笔仍在地图上移动，那条调兵路线没打一点折扣！站在一旁的周恩来、彭总对那山摇地动的一声炸响毫无所动，目光追逐着毛泽东的笔尖……
爆炸声着实使我们吓了一跳，但眼前的情景却使我们镇定自若。
门忽然推开了，警卫参谋贺清华冲进来，刚要叫喊什么，一见窑里从容自若的情景，立刻闭了嘴巴。
“客人走了吗？”毛泽东看着地图问。
“谁，谁来了？”贺清华纳闷。
“飞机呀，”毛泽东用笔朝上指指，“喧宾夺主，讨嫌！”
于是，大家都笑了。
有人拿了一块落在门前的弹片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来掂量掂量，一本正经地说：“嗯，发财发财，能打两把菜刀呢。”然后对警卫排长阎长林说，“去，你们赶紧去查查群众受到什么损失没有？”
晚上，阎长林调查回来报告：“南门外炸死一头毛驴。”
“人呢？”毛泽东着急地问。
“赶毛驴的老汉被土埋住了，被人扒出后一个劲骂蒋介石。”
“损失一头驴，这笔账我们迟早要跟蒋介石讨。”毛泽东说罢，继续同周恩来、彭德怀讨论军事行动计划。
3月16日中午，毛泽东正同周恩来、彭德怀谈话，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其势如暴风骤雨……”
话音未落，轰隆隆一声巨响，天昏地暗，两颗重磅炸弹在门前不远处同时爆炸。门窗玻璃全部震碎，气浪像强台风一样冲进来，窑洞受到震荡和冲击，嗡嗡作响。片刻，烟雾散去，窑内恢复光明。只见毛泽东用手在身上轻轻一掸，拂去烟尘，笑道：“他们的风不行，连我一个人也吹不动。我们的风起来就不得了，要将他们连根拔哩！”
周恩来和彭德怀都放声大笑起来。
傍晚，新四旅的干部来了，汇报西华池阻击战的详情。汇报结束后，旅领导纷纷劝说毛泽东：“主席，形势已经很紧迫，您应当马上撤离延安。”
毛泽东将手一拂，接着又在桌上轻轻一击：“不要说了。我有言在先，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几天来，敌机一批一批闯入延安上空，狂轰滥炸。每次防空警报一响，周恩来都要跑到毛泽东住处，看毛泽东进了防空洞没有。毛泽东对他的卫士下令：“敌机来时，不许打搅我的工作。它扔它的炸弹，我办我的公。”周恩来查看了毛泽东居住的土窑，认为土层薄，很不安全。便亲自选了一个石洞，再三劝说毛泽东搬进石洞里办公。
新四旅程悦长副旅长和十六团团长袁学凯来见毛泽东，说：“部队兵强马壮，给养充足，士气很高。指战员纷纷请战，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只是大家都担心主席的安全，我们全旅指战员都请求主席早些转移到黄河以东去。”
毛泽东微笑着说：“你们代我谢谢同志们的关心。好多地方来电报，催我过黄河，中央有个安全的环境，对指挥全国作战的确有好处。不过，我有点想法。”毛泽东扳下一根指头，说，“其一，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毛泽东停了停，又扳下一根指头，说：“其二，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20多万人马，我们只有两万，陕北的比例是十比一。这样我们其他战场就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现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他的‘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不少压力。”
程副旅长和袁团长面面相觑，既受感动，又有些不安，实在是无可奈何，他们再也没说什么就走了。
1947年3月18日黄昏，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同第二纵队王震司令员谈话。东南方向忽然枪声大作，敌人先头部队已经进犯到延安附近的吴家枣园。
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彭德怀跑步赶到，喘着粗气吼道：“怎么主席还不走？快走快走，一分钟也不要待了！”
同志们都感到形势严峻。中央警卫科参谋龙飞虎来不及报告就破门而入：“主席，彭总发脾气了，请你立刻出发。”
王震忙说：“主席，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你必须尽快撤离。”
周恩来也劝道：“主席，时候到了，该走了。”
毛泽东倾听门外，外面没了彭德怀的声音，显然是去前线了。毛泽东稳坐椅子上问：“机关都撤完了吗？”
“早撤光了。”好几个喉咙抢着回答。
“群众呢？”
“全撤离了。”
“嗯，”毛泽东满意地哼了一声，“好吧，吃饭！”
枪声已是近在耳畔，一阵紧似一阵，中间还夹杂了喊杀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同志们火烧屁股一般急，饭菜早已装在饭盒里准备带到路上吃，这时不得不拿出来，又摆放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吃饭历来是狼吞虎咽，可今天却细嚼慢咽，“蘑菇”起来。原来，毛主席有言在先，他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
这时，周恩来请回了彭德怀。彭老总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吼起来：“主席怎么还不走！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部队代你看了。你一分钟也不要待了，马上给我走，快给我走！”
毛泽东望望心急如焚的彭德怀，又往嘴里拨饭。彭德怀朝工作人员瞪起眼：“还愣什么？快把东西都搬出去！”
秘书急忙清理办公室，而窑洞外那辆深蓝色的美式重吉普车已经轰隆隆地发动起马达。
毛泽东皱了皱眉，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幽默地说：“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带不了的书籍可以留下来摆整齐，让胡宗南的兵读一点马列主义也有好处嘛！”
司机周西林踩动油门，汽车马达一阵隆隆急响。
“你们愿意走吗？”毛泽东走出窑洞，仰望矗立在延河边土山上的宝塔，喃喃着。良久，他把嘴角一沉，对站立身边的周恩来及所有工作人员说，“我本来还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可是彭老总不答应，他让部队代看。我惹不起他，那就这样办吧。”
毛泽东登车之际，蓦然又回首，发表宣言一般大声说道：“同志们，走吧，我们还会回来的！”
转战陕北
3月19日，胡宗南占领延安。这在蒋介石心中激起了新的希望，二十年的目标似乎最终要实现了。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正是他的王朝走向覆灭的转折点。当他在两年之后明白这一点时，已为时晚矣。蒋介石毕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尽管他曾经使各路诸侯纷纷拜倒在自己的脚下。
解放战争史的研究专家田为本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转战陕北是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的关键。他写道：
1945年5月，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中，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敌人打内战，占去几大块，所有县城都丢掉；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四个月后，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又说：“我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设想过许多困难，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七大以后一年零九个月，大会设想的几条困难的综合情况果然发生了。这就是蒋介石在1946年6月发动新的全国内战以后，又于1947年3月，令胡宗南统率大军34个旅23万人，大举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
在日本投降后的新的国内战争中，胡宗南所部是国民党军的战略总预备队，胡宗南是蒋介石“最后的王牌”。胡宗南是所谓“黄埔正统”，一直是蒋介石的内战工具，靠着打内战，成了蒋介石的重要将领。在抗日战争中，从1938年武汉会战后，胡宗南一直躲在西北，专门封锁陕甘宁边区，统率兵力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万。他曾经挑起了三次反共战争：第一次，1939年向边区的关中进攻，先后侵占了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成为抗战中挑起内战的第一人；第二次，1943年向边区的鄜县（今富县）进攻，当即受挫败退；第三次，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再度向关中进攻，又败于爷台山。早在全面内战开始之前的1946年5月，他就拟订了《攻略延安作战计划》，向蒋介石献策，要采取所谓“犁庭扫穴”的军事行动。当年11月，胡宗南调兵遣将，并伙同阎锡山所部，以其中六个旅集中于宜川、洛川地区，妄图偷袭延安，但是在我军紧急动员、奋勇迎击的情况下未能得逞。到了1947年3月，全面内战已经进行了八个月，经过大小160多次的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敌71万，蒋介石被迫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再次把矛头指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同时指向山东。
3月13日，蒋介石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开始了。在天上，他调集各型飞机94架，从西安、郑州、太原等地起飞，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进行“战略”大轰炸。这些飞机占国民党全部空军兵力的五分之三。在地下，他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使用了34个旅23万人，组成南、西、北三个集团，主力是南集团胡宗南部的15个旅，自洛川、宜川之线北犯，直取延安。西北解放军兵力仅2.6万人，双方兵力约为10与1之比。蒋介石妄图以压倒性优势兵力，歼灭西北我军，压迫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这样，蒋介石就可以抽出胡宗南部主力用于中原或华北战场，加强其机动兵力，挽救全国战局。
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19日，胡宗南部侵占延安。21日，蒋介石致电嘉奖胡宗南：“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并授以二等大绶云麾勋章。5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向他的将校们说：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中共军队的“首脑部就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即使他们还有广播宣传，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和他发生联系，如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的力量了”。蒋介石还得意忘形地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到8月底或9月初，共产党人不是被消灭，就是将被驱往僻远的内地去。”
3月16日，西北野战兵团（7月31日改称西北野战军）正式成立，彭德怀担任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临危受命的彭德怀在延安各界万人动员大会上列举历史经验，说明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敌人。他说：十一年前，红军时期，敌我兵力为20比1，我们还能打胜仗，现在更能打胜仗。胡宗南的兵力有很大可能被消灭在这里，那时恐怕我们要打到西安去了。当时在延安的德国医生罗别愁一再谈到这时的情景说：“我经历过希特勒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时产生的混乱，延安的撤退是任何国家首都的撤退中最有秩序的。”
同蒋介石的估计相反，中共中央决定留在陕北，在这里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毛泽东说：“留在陕北可牵制胡宗南二三十万大军，也是对其他战场的支援嘛。”周恩来说：“我们的目标并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有生力量被我们消灭了，城市和地方就是我们的了，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不仅延安是我们的，全中国都是我们的。”3月26日，党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前委，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另两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率领工委，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9日，党中央在陕北横山县和靖边县交界处的青阳岔村发出通知说：“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
战争是按照中共中央的预料发展的。胡宗南部这支敌军战略总预备队的投入陕北，正是全国战场即将发生转折的前奏。就在胡宗南部侵占延安的同一天，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向晋冀鲁豫军区主力下达了豫北反攻的命令。豫北是联系陕北、山东战场的枢纽地带，豫北反攻是我军战略性反攻的开端。紧接着，这个军区的太岳纵队在晋南举行反攻，彻底粉碎了胡宗南、阎锡山两部的联防体系。晋察冀军区主力也转入了反攻，在正太战役中获胜，打得胡宗南派来的嫡系部队第三军在孤城石家庄坐等自己的末日。东北民主联军凌厉的夏季攻势也开始了，战线辽阔，战果辉煌，是一个战略区全区性的反攻。
在蒋介石实施重点进攻的南线的东翼——山东战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孟良崮全歼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七十四师。当七十四师被人民解放军全歼后，蒋介石、陈诚立即赶到徐州，怒斥战场指挥官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并将救援不力的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撤职，整编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几乎被杀头。在南线的西翼——陕北战场，西北解放军艰苦奋战一个半月，与强敌“蘑菇”周旋，以少胜多，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奠定了粉碎敌人进攻的基础。
5月9日，周恩来以《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为题写道：“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牌，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蒋介石培养胡宗南做他的忠实走狗、恶毒爪牙已经二十多年了，满心希望在最困难时用他来救驾；蒋介石在走投无路之后决定打延安，才使用了胡宗南的全部兵力。占领延安时，蒋介石着实高兴了一番。……然而不到两个月，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恶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且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灭的象征。”
在西北野战军打和磨、磨和打交错进行下，胡宗南部被动挨打，到处扑空，齐头又并进，走山不走川，白天武装大游行，夜晚集中大露营，兵力日绌，疲耗剧增，补给艰困，饥饿难忍。不到三个月，6月14日，胡宗南就向
蒋介石发出了告急电：“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为安定国本，消除匪患，拟请于万分困难中，另编新军，以应此艰巨任务，而免匪势再事蔓延。”然而哀号无济于事，这个告急电未及实施，更未能挽救胡宗南的失败。
和蒋介石的断言相反，中共中央在退出延安后，并不是“绝对不能建立中心的力量了”，而是在小地方干大事情；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成功地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党中央在转战陕北的一年零五天中，日夜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先后宿营在延安、延川、清涧、子长、安塞、靖边、横山、子洲、绥德、葭县（今佳县）、米脂、吴堡12个县的37个村庄的农家窑洞。四个半连的中央警卫部队，经常担负着抗击敌军几个旅追踪的艰巨任务，几次化险为夷。一次是6月中旬在安塞、靖边、吴旗之间，敌军以四个半旅向中央纵队扑来，全靠领袖们指挥灵活，调动敌军，使其迷失了方向，竟至在我中央纵队十几里路处走掉了。领袖们深夜淋着大雨，徒步上下于深山大谷之间，当危急时，警卫排已经上了阵地，准备阻击敌军了。一次是8月中旬在葭县附近，敌军两三个旅，紧跟中央纵队，只差半日路程，最危急时，相距只十余里。又遇山洪暴发，过河不得，这时周恩来和任弼时亲自指挥架桥，冒着敌人飞机轰炸扫射，白昼行军，直到西北野战军的沙家店战役后才转回局面。在战火纷飞的行军途中，哪怕是临时休息，报务人员也马上架起电台，接通中央与各地的联系。一到宿营地，不等卸下马褡子，领袖们就开始办公，批阅电报，起草指示；端起饭碗，手里还离不开文件。不管炕沿、树墩、缸盖、碾盘、石头，随处一坐，就是办公桌。随中央转战陕北的新华社负责人范长江以《从平凡处学伟大》为题写道：“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已经掌握了一亿多人口的中央政权，拥有一百多万正规军的总部，在中国这样大国已居于领导地位的党的中央，而又在全国规模的大战正在进行的时候，这样大胆地进行工作的。”
伟大的事变，就从千山万壑、塬野梢林的窑洞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出现了。1947年4月13日至6月7日，宿营在安塞县王家湾村时，中央关于晋冀鲁豫和华东两大野战军相互配合、大举出击的战略构想趋于成熟。在转移到靖边县小河村后，为了进一步组织战略进攻，7月21日至23日，又在临时用树枝搭成的天棚下举行了前委扩大会议。在会前，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分别同西北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的领导人，研究和部署了太岳纵队的使用方向。中央原定调太岳纵队西渡黄河来陕北。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战略突破后，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央根据新的情况，又考虑到粮食供应问题，决定太岳纵队的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下出豫西，协助主力经略中原，从相反的方向配合陕甘宁边区军民击破胡宗南部的进攻。在落实了这项新的战略任务后，会议开始举行。由于太岳纵队对西北野战军由直接支援改为战略配合，会议研究了加强西北战场的措施，决定组织以彭德怀为书记的西北野战军前委，使西北野战军进一步发挥吸引、牵制和逐步歼灭胡宗南集团的战略作用；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这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使晋绥解放区进一步成为陕北作战的后勤基地。周恩来在会上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歼敌112万的伟大战绩，分析了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消长趋势。他指出：“从建制、人员、武器来说，敌军都损失了约三分之一，战斗力大大削弱，这就为我们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根据战争第一年的作战战果，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从1946年7月算起）来解决的设想。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出：“由于战争的迅猛发展，农民群众对土地有进一步要求，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的土地政策。”
在艰苦转战中，党中央关于“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掎角”的战略部署逐步完成，并且成为人民解放军强渡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转战江淮河汉的实际行动。二十年来，人民的军队一直处于防御和被“围剿”的地位，而现在第一次转入了战略进攻。空前浩大的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了。担负战略突破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说：“党中央的领导完全正确。既高度集中，又真正高度民主。有时抓得我们气都出不得，但使我们避免了失误；很多作战中央先问我们，如南下直出大别山，毛主席来电问可否出动，我们说出动也行，但慢点好；当我们认为可以出动后，中央的指示很快就来了。中央对战争的关键抓得非常好，何时内线作战，何时外线作战，有时我们脑中还没有这个问题，或者想得零碎而未成形，中央的指示就来了。”
也就在转战陕北期间，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土地改革运动全面走上正轨。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在1947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之后进一步深入开展的。但是运动中出现了“左”的偏向。12月8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村举行了二十天会议（其中四天正式会议），讨论如何夺取全国胜利问题，其中重要议题之一是纠正“左”的倾向，使土地改革运动健康发展。12月会议后中央继续开会，并在1948年1月18日拟出了一个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发给党内征求意见。在这前六天，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分析了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原则和方法。强调要按照正确的标准划分农村阶级；巩固地团结中农；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就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也不应当没收；对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采取保护政策；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取肉刑。这个当即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重要报告，影响巨大，在使土地改革运动全面走上正轨中起了关键性作用。3月17日，毛泽东致电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当时为建屏县）西柏坡村的刘少奇说：“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的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即中央1月18日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党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逐渐完善，从而引导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
土地改革运动走上正轨，开拓了无穷无尽的战争伟力，它的明效大验，连国民党统治区官方的和外国人办的报纸也是承认的。2月3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惊呼：共产党“土地改革的成功，也就是叛乱的成功”。4月17日，《密勒氏评论报》写道：“军事斗争与正在各战区迅速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密切地相互联系着的，虽然它占有重大比例还是最近的事，但可以预料最近土地改革将进行得愈益剧烈。”
美国进步记者爱泼斯坦对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样评论道：“从中国内地发出来的枪声，一定会为全世界所听见。它们……标志着一亿中国农民正在有秩序地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它们使中国在解放它的伟大潜力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这条道路是像孙中山那样的先驱者曾经希望过、计划过的。毫无疑问，在整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亚洲摆脱一切束缚和封建主义的这条道路上，他们点燃了新的火炬。”原蒋介石的政治顾问、美国著名的“中国通”拉铁摩尔，也着重地指出了土地改革对中国战局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在今日中国最重要的阶层，是农民。他们一向都是持锄的人，但现在却变为持枪的人了，这就是中国农民之所以最重要的原因。国民党政府由于竭力统治农民的结果，在内战中业已败北；在另一方面，中共由于满足了农民的需要，在内战中业已获胜。农民所需要的是土地，是能作为私有财产持有的土地。当中共到一个新的地区时，他们就把土地分给农民；当他们离开这一地区时，他们就对农民们说：‘这里有一些枪，用你们自己的武器来保卫你们自己的土地吧！’这就形成了武装的乡村，便于对卷土重来的国民党军队作殊死的斗争。”
1948年3月初，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西北野战军，赢得了宜川、瓦子街大捷，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攻势作战的声威下，孤悬于延安、洛川的敌人弃城南逃。于是，人民解放军便收复了被胡宗南部侵占一年又一个月零三天的延安。胡宗南的败讯传到南京，蒋介石极为震怒，给予胡宗南以撤职留任处分。3月14日，丧魂落魄的胡宗南在日记中记下了蒋介石的“寅元府机手启电”：“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这就是一年前蒋介石气势汹汹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下场。
………
当胡宗南率领大军侵占延安之后，曾经希望把延安改名为“宗南县”，以显示他反共的“丰功伟绩”。胡宗南以为只要有人发起，就可以顺利实现他的好梦。在他的授意之下，首先由陕西省参议会提了出来。他满以为陕西省政府就可决定这个问题，殊不知一个县名的更改要经过内政部办理许多手续才行。胡宗南能指挥陕西省政府和省参议会，却指挥不了内政部，于是请人从中活动。不过等到官僚衙门一切手续都快办好，只等正式公布时，胡宗南部已狼狈逃出延安，延安即被人民解放军收复了。一直为延安改名“宗南县”一事奔波的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懊丧地说：“一切都已办好，只怪胡长官太不争气，白白花费许多精力。要能再坚持一个月，不是可以‘名垂千古’了吗？”
在转战陕北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不只西北战场空前大捷，全国其他战场，从南线到北线，无不转入并发展战略进攻。挺进中原的三路大军转战江淮河汉，形成“品”字形的态势，进而完成面的占领，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建立了强大的中原解放区。1948年3月，又乘敌军抽兵驰援西北之机，攻克秦晋豫要冲洛阳。洛阳战役的胜利，导致了三路大军胜利会合，共同歼敌。在华东野战军主力转出外线后，内线兵团力克强敌，并使自己转入了反攻和进攻，1948年4月，攻克号称“鲁中堡垒”的潍县（今潍坊市），至此，山东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在华北，晋察冀野战军经过清风店战役扭转了战局，旋即攻克军事重镇石家庄。朱德说：“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1948年5月，晋冀鲁豫军区主力经过72天的争夺，最后攻克以易守难攻著称的临汾，至此，晋南全部解放，晋冀鲁豫与晋绥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东北野战军经过历时50天的秋季攻势和历时90天的冬季攻势，到1948年3月，已将敌军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联系的、面积仅占东北（包括热河）总面积3％的狭小地区，使敌人“固点、联线、扩面”的方针彻底破产，为尔后全歼东北敌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隆隆炮声中迎来的1948年明媚的春天，中共中央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等到打败胡宗南才东渡黄河的决心实现了。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领导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途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对于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史无前例的伟大行动，1948年4月5日，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说：“毛主席和中央许多同志同西北野战军在一起坚持陕北斗争，从延安撤退到去年11月以前，没有停过脚，11月以后才安定下来。毛主席选择这样艰苦的地区坚持斗争有很大的意义，代表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代表了中国人民顽强斗争的精神。解放区的老百姓、全中国的老百姓都非常钦佩毛主席这种伟大的精神。”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号召我们要坚持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他还说：“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确实，党中央转战陕北所表现的率先垂范、亲临战场、克服困难、坚韧不拔的伟大精神，所创造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卓越功勋，将在全国解放战争的史册上永放光华。
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在毛泽东撤出延安仅7天之后，就取得青化砭战役胜利，歼敌近3000人。
早在撤离延安之时，毛泽东就在策划这场漂亮的伏击歼灭战。
李银桥回忆说：
汽车驶上延（安）榆（林）公路，速度加快，延安渐渐远了。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车上谈笑风生，话题上到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有。远处的枪炮声对这两位叱咤风云的历史巨人不过像一阵蚊虫叫。
车过拐峁，王震司令员要回部队，毛泽东和周恩来下车相送。
握手告别时，王震司令员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没有？”
毛泽东笑笑说：“没有什么了，就按我们研究的去做吧！”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指示，打好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仗！”王震说罢，翻身上马，顺公路向东飞驰而去。
拐峁以北，出现了由延安转移出来的群众。人们背着行李，担着锅碗瓢勺，赶着猪羊，牵着毛驴，有的妇女还背着纺车，老大娘们一手抱着老母鸡，一手拄个拐棍慢慢走。山梁上，大路旁，民兵持枪警戒，队伍漫长而又井然有序。毛泽东沉默了，不时向外观望，紧锁眉头，凝望着撤退的群众队伍。
汽车驶过青化砭30里长川，毛泽东望着大川，冲周恩来点点头：“嗯？”
“嗯！”周恩来会意一笑。
撤出延安第五天，我们住进瓦窑堡附近一个村子。毛泽东说：“就在这里住下吧，不要几天，就会听到捷报。”
我们都纳闷：毛主席怎么说得这么肯定？
3月25日，我们刚吃过早饭，猛听到正南方向枪炮声大作，大地震颤不已。不到一个钟头，又突然沉静下去，什么战斗打得这么迅速利落？
过午，秘书给毛泽东送电报出来，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我军在青化砭设伏，歼敌三十一旅的4000人，活捉了旅长李纪云。”
于是，我们想起毛泽东讲过的话：“不要几天，就会听到捷报。”
这时，我们恍然大悟：早在撤离延安之前，主席就已制定了在青化砭地区歼敌的计划。
旗开得胜，新华社发表社论说：“三十一旅的歼灭，标志着胡宗南从此走下坡路。”
胡宗南在青化砭挨了一击，意识到我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忙令刘戡所统6旅之众由安塞后转，顺延榆公路反扑。
可是，敌人不过做了一次武装大游行。我军主力早已转移，中共中央机关也跟着转移到绥德城南的枣林沟。
在枣林沟，中央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五大书记作了分工。
毛泽东说：“现在我党面临的任务很多，但是第一位的是从军事上打败国民党蒋介石。没有这一条，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全国军事指挥，他是事实上的最高军事统帅；由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实施军事指挥；朱德负责党的监察工作；刘少奇负责党务和白区工作；任弼时负责土地改革工作。当然，所有的工作毛泽东都要管，但他的主要精力是在作战上。
枣林沟会议还决定，组成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委，到河北平山工作。组成以叶剑英、杨尚昆同志为首的中央后委，率中央机关去晋绥根据地的临县一带，负责军械、弹药和粮食等供应。
师哲回忆说：
根据我保留的笔记记载，3月18日，胡宗南的军队逼近延安的南郊，枪声也越来越近了。傍晚6时，毛主席等一行人从王家坪出发，乘坐汽车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以南几里地的小山村刘家渠休息。第二天上午9时许，敌机来袭，主席的汽车——即宋庆龄送的救护车——遭到敌机扫射，挡板被击穿，但人员没有任何损伤。
21日傍晚，毛主席经清涧高家，抵达子长任家山——事先准备好的地方，中央书记处的同志都住在这里。毛主席在这里组织了3月25日的青化砭战役。在这第一次激战中，彻底消灭了敌人先遣部队31旅旅部及一个团。整个战役只用了两个小时，不仅俘获了全部敌军及旅长李纪云，并将战场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使进驻延安的敌人在数日之内找不到先遣部队的下落。我军初战告捷，士气大振。为这次漂亮的胜仗，毛主席发出了嘉奖令。
就在3月25日，敌人约一个旅的兵力直奔延川县城北的拐峁。这里距清涧县城仅六十华里，而且是平川，似有奔袭清涧以截断我东去之路的意图。清涧县城是通往绥德到山西的交通要道。当时中央分析，敌人企图占领清涧县城，意欲切断我们去山西的道路，以便把我们围困在山沟里进行围剿。所以，当天夜间通知我，要立即布置和组织各单位迅速东进，在敌人占领清涧之前，绕过它北上，经过九里山，到石嘴峰以东几里地的小山村枣林沟。接到命令后，我马上组织中央机关分几批撤退，首先用6辆吉普车把中央五位书记及其工作人员送到枣林沟，在路上只走了两个多小时；留下的人骑马，走了一天半；其他单位，如第三局等，走了整整3天。
我们到达枣林沟后，敌人仍驻在拐峁未前进。直到4月上旬，毛主席、任弼时转移到了靖边县青阳岔后，敌人依然停留在拐峁，没有东进占领清涧。这时主席分析，敌人不占领清涧的目的是给我们让出一条东去山西的道路，把我们赶到河东山西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吹嘘说他们在陕北获得了全胜。所以，无论战事多么激烈，主席一直留在陕北，同陕北人民同甘共苦。
这是毛主席领导艺术的高超之所在，是神来之举。
中央到枣林沟后召开了会议，决定组织前委、工委、后委。前委，即中央，由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三人组成，继续留陕北代表中央指挥全国的革命战争；工委，由刘少奇、朱德组成，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领导全国群运、土改和建设根据地等工作；后委则由叶剑英负责，驻山西临县三交镇附近。
这次的中央会议，总结了这次行军的教训，决定精简中央机关，只留下最必要的人随前委行动，而将大部分人送到后委所在地。留下的同志按军事序列行动，代号为三支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到青阳岔后，为了保密，中央首长都用化名，毛主席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任弼时化名史林，陆定一化名郑位。
杨尚昆回忆说：
我记得1948年3月下旬毛主席从河西过来，在双塔住了两个晚上，当时后委留我在双塔接毛主席。
这次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我。当时晋西北的土改搞得很“左”，例如有一条是反对所谓化形地主。什么是化形地主呢？原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减租减息的时候，中央有个政策，就是鼓励地主转营工商业，各个根据地普遍实行了这个政策。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搞土改的时候，就认为他们是化形地主，说他们有意识地变化成为工商业者，保存自己的财产。土改时把这一部分人打倒了，很多集镇上的商店都被没收了。再有是把中农当富农打，对地主甚至对富农搞扫地出门，康生那个时候搞得很凶，只给地主富农留一个碗、一双筷子，其余什么都不留，扫地出门了。还有什么“贫雇农打天下，贫雇农坐天下”“群众说什么就算什么”。总之，搞得很“左”。毛主席知道了很生气，批评我们，说你们后委就住在这里，这些事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你们读的马克思主义到哪里去了？这个批评是严厉的，也是正确的。
另一件事是毛主席作了一个估计。那时我们从延安撤出来，胡宗南军队还占领着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地方，我们还是比较困难的。毛主席当面对我说，照他的看法，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五年也。这60个月又分成两个30个月，前30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作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毛主席头脑里排的这个时间表，给我的印象很深。后来战争的发展基本上符合他的估计。那时康乃尔在临县土改工作团负责，他说毛主席批评你们一点也不留面子。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一讲到对战争进程的估计时，毛主席是喜笑颜开，眉飞色舞。
我们后委是从延安撤退出来以后成立的，中央机关大都设在后委，叶剑英
是后委的书记。后委有几十部电台，毛主席那里只有一部电台，中央的指示要通过后委下达。所以后委是一个转换系统，是个枢纽。它承上启下，又负责陕北战场前方的供应，像前方的衣服等物品都是后委给驮去的。在杨家沟的时候，毛主席住的条件很差，吃饭是在老百姓的羊圈旁边搭一个小棚子。转战陕北这一段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生活都很艰苦，同时又是毛主席扭转乾坤的时候。
1947年7月开了一个小河会议，我也参加了。毛主席在会上布置陕北的工作，他说过这样的话：前方交彭德怀，后方交贺老总。会议决定打榆林。开完会，部队北上打榆林，我回三交。
枣林沟会议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继续留在陕北，一面领导全国各大战场作战，一面指挥西北野战军接连取得羊马河、蟠龙两大战役的胜利。
李银桥回忆说：
3月27日下午4点多钟，刘少奇、朱德率队乘车出发，东渡黄河，去河北平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及机关人员，一律轻装，乘车北行十几里地，到达绥德南边田庄的时候，突然来个猛转弯，一直向西，弃了汽车，开始徒步行军。
这时，敌人十几个旅正沿着延榆公路气势汹汹朝东北方向追来。他们不曾料到，毛泽东竟然逆着他们迎面走来，只隔一架山梁，两支队伍擦肩而过！
毛泽东不久前闹过一场肺炎，健康没有完全恢复。警卫员孙振国见毛泽东
走路吃力，就把背干粮的柳木棍交主席拄着。毛泽东试一试，很满意，笑着说：“有这东西省力多了。”
这根柳木棍荣幸地伴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那次我们住到一个山沟小村，立刻将全国各战区的军事地图取出。墙上挂的是地图，炕上摊开的是地图，就连老百姓石板锅台和腌菜缸上摆的也是地图。秘书和参谋不停地送来各战区来电，然后又带走毛泽东下达命令的电文。
敌人用电台测向仪查到了我们的位置，刘戡率四个半旅疯狂扑来，骑兵侦察员一会儿一报：“敌人距我们还有30里！”“敌人已迫近到20里！”“敌人进沟了，不到10里！”……
毛泽东想大事的时候是容不得人去打搅的。可是形势紧迫，一名卫士便接连几次“打搅”毛泽东。毛泽东发脾气了：“什么十里八里？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你去吧，不要婆婆妈妈……”
那时的形势确实紧张：北边的敌人已占横山，西边的敌人占了陇东，逼近三边（即万里长城的三个关防重地定边、安边和靖边），南面是十几个旅摆成一条线。只有东边算是“网开一面”，那是通黄河的路。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能去那条路，我们要在这里和敌人周旋，牵敌人，磨敌人，来回和敌人兜圈子，直到最后消灭它！”
4月9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留在陕北的通知，号召“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
过了几天，中央机关与敌人兜圈子，转移到靖边县的王家湾。毛泽东在王家湾写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指出“蘑菇”战术这种方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仿佛是印证毛泽东的预见，就在同一天，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主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羊马河一带彻底歼灭了全副美械装备的敌一三五旅，活捉了代理旅长麦宗禹。敌人在瓦窑堡几进几出，扑来扑去，终于尝到“蘑菇”战的苦头。
敌人不甘心，将主力都集中到瓦窑堡一带来，企图寻找我主力决战。毛泽东一连两天没出窑洞，只有秘书拿着电报跑出跑进。周恩来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毛泽东的窑洞里，极少回自己窑洞。大家猜测又要有大的战役行动了。
5月1日黄昏，东南方向响起炮声。工夫不大，毛泽东披着那件补了又补的灰棉袄，走出窑洞，问哨兵：“是炮响吗？”
哨兵回答：“是炮响！已经响过一会儿了。”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返身走回窑洞。
秘书拿着电报匆匆朝毛泽东的窑洞里走，只听周恩来提高了的声音传出门外：“好！占了制高点就有把握！”
窑洞外，大家已经议论成一片。这时我才明白，是蟠龙战役打响了。大家议论到最后，简直就变成了庆祝胜利。因为无数次实践证明，只要是毛主席指挥打仗，那结果只能是胜利，这已经成了不可改变的规律。
毛泽东又是两天两夜没有睡好觉，从门口望进去，他时而伏在石板锅台上查看地图，时而向作战参谋下令：“给彭总发电，有一股敌人由拐峁向蟠龙增援，请他们注意！”
5月4日，我军果然收复蟠龙，全歼守敌7000多人，活捉敌旅长李昆岗，还用步枪打下一架敌机。蟠龙是敌人的战略补给站，弹药、物资、军衣、粮食堆积如山。这一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充分补充了我军。正如新华社的评论所说：“胡军凶焰正在下降，胡宗南指挥无能，使这个下降来得更快更剧烈更富有戏剧性。”
捷报传来，毛泽东叫人将帆布躺椅搬出窑洞。他甩去披在身上的补丁灰衣，穿着细线毛衣，在帆布椅上一坐，沐浴着明媚的阳光，浑身轻松地说：“来，晒晒太阳，照张相。”
“咔嚓！”叶子龙举起相机，摁下快门，及时地留下了这张历史性的照片，这是三战三捷的证明和纪念。
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卫士阎长林也回忆说：
4月间，中央机关转移到靖边县的王家湾。羊马河战役以后，敌人主力都集中到瓦窑堡一带来了。附近的村庄，完全被他们烧毁，那里再也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窑洞的门窗也都烧个精光。敌人不时四处蠢动，企图寻找我军主力决战。
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首长们的工作比以前更加紧张了，夜以继日地开会研讨，我们预料又在布置大的战役。每到这个时候，首长们轻易不出窑洞，只有秘书拿着电报跑出跑进。主席偶尔出来，也只是独步沉思，像是在考虑着重大的问题。
一天下午，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刚从窑洞出来，秘书急匆匆地把一份电报送给周副主席。周副主席看过以后，立刻交给主席，主席接过电报看了一下说：“把敌人牵走就好办！”说着马上又回窑洞开会。
接连好多天，都很少见到首长们休息。窑洞里的灯光，有时一直亮到天明，所有这些征兆表明，主席一定又在布置战斗、调动敌人了。大胜利的消息不久就会传来！
但是，从前方传来的消息却不很好，敌人已经占领了绥德，眼看过几天就要到黄河边上了。直到现在却还没听到我军行动的消息，这是怎么回事呢？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敌人一向是听我们指挥，逃不出主席的神机妙算的，这一次究竟要怎么打呢？我们在焦急地等待着。
5月1日，主席窑洞里又开了一夜会，天将黎明的时候，首长们才和衣躺下休息。突然在驻地的东南方向，响起了沉重的炮声。我们赶紧爬起来，只见主席披着灰棉袄，走出窑洞，问哨兵说：“是炮响吗？”
“是炮响！已经响了一会儿了。”哨兵回答说。
主席没再说什么，返身走回窑洞，但脸上却露出兴奋的神色。
一时住在院子里的人都起来了。主席、副主席顾不得休息，又紧张地工作起来。秘书拿着电报，飞快地往主席窑洞里走，只听见周副主席说：“好！占了制高点就有把握！”接着又传出首长们愉快爽朗的笑声。这笑声立刻感染了我们，纷纷猜测是打什么地方。
大炮响了两天两夜，人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有空闲，就跑到窑背上眺望，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只要打响了，胜利就是十拿九稳的。果然，不久前方传来捷报，我军收复蟠龙，全歼守敌6000多人，活捉敌旅长李昆岗，还用步枪打下了一架敌机。蟠龙是敌人的战略补给站，弹药、物资、军衣、白面，堆积如山。胡宗南这个运输队长当得真不坏，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都送来了，这一来，就更充实了我军打击敌人的力量。
一切疑云都廓清了。原来就在敌人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时候，主席就命令我野战部队，用一个旅的兵力，把敌人9个旅，由蟠龙—瓦窑堡一线牵到绥德，随后又调动主力，抄了敌人的后方。敌人要再由绥德返回，最少也要六七天，已经是来不及了。这个大胜利，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英明的军事思想，是战无不胜的。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整个西北战场上，我们只有两万多野战军，敌人却来了二十多万。以少胜多，就必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战争当中不断壮大自己。主席彻底摸清了敌人的规律，不仅指挥着自己的部队，而且也指挥着敌人。因此，两个月当中，敌人只能按照我们的计划行动。这不禁让我想起：早在胡宗南闯进延安以前，主席就确定，要在延安东北清化砭一带，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一股进犯的敌人。果然，一切都不出主席预料，敌人以五六个旅，五万多人众，全副武装地扑往安塞。敌人只看到我们的部队公开往安塞撤退，却想不到我们主力会在青化砭一带，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羊马河大捷，也同样如此。由于我军正确地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能够机动灵活，迅速勇猛，不避艰险和困难地连续作战，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狠狠地给以致命性的打击，不让一个敌人漏网。因此，两个月以来，西北战场的形势，就完全改观了。
5月14日，在真武洞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庆祝我军收复蟠龙的胜利以及西北战局的扭转。周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英勇的西北野战军指战员祝贺，并在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仍旧留在陕北！
“毛主席还在陕北！”这个消息，给指战员带来莫大的鼓舞。人们兴奋地欢呼着，跳跃着，把帽子丢上了半空。
毛主席亲自指挥着我们，全面胜利很快就要到来了！
转战陕北的日子是异常紧张艰苦的，但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团结一致，默契配合，共同渡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
龙飞虎回忆说：
1947年4月12号，中央纵队安然地转移到王家湾。
王家湾，村子很小，半边靠山，到处是黄土斜坡和成排的窑洞。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合住了一孔大套窑。主席住大窑一进门靠左的小窑，任弼时住在主席对过的小窑内，周副主席等3人住的是窑的正中过道处。这儿还是首长们开会和讨论问题的唯一场所呢！
这座窑洞又破又黑，小窑除了安一铺炕、放一张小桌子外，一个人站进去，连身子也转不过来。主席却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成天批阅公文，起草文件，讨论问题，忙得不可开交。
首长们生活在一起，互相关怀，无微不至。走路和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有的首长夜里办公，点起灯来，总是设法遮住半边，不让灯光影响其他同志安睡。有的首长白天休息，别的同志办公也都保持窑内安静无声。窑外一有吵吵的声音，周副主席便悄悄地走出来，以手指堵着嘴，示意大家说话要小声点。首长们这种高度的革命友爱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们，并增强了我们同志之间的团结友爱。
窑洞内空气极不流通，天气也渐渐热了起来。主席经常深夜伏在小桌子上，不停地挥着扇子，仔细地批阅电报，不断地标记着报告材料中的问题和数字，缜密地计算着，认真地思考着……
当我们到主席窑洞内收拾东西时，看到头天夜晚桌上放好的一叠洁白的油光纸矮了半截，另一边又新放着主席高高叠起的文稿。有时还散放着成页成页的写满了阿拉伯数字的纸张。一个夜晚，对我们来说是平凡无奇的，可是，毛主席却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花费了多少心血啊！
当时山东和西北，是敌人重点进攻地区。这两个战场每次传来重大胜利消息之前，我们总是先看到主席深夜一手端着蜡烛，一手拿着红蓝铅笔，俯身在铺满着地图的小炕上，细心察看着、指划着、思谋着……使我们不难想到：他是在为我们全国人民筹划着胜利的明天。
黄昏的时候，主席有时到凉棚内歇凉，有时外出散步，每当这时候，主席总是关心地询问同志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有一次主席问我：“老虎，你看现在国内形势如何？”我回答道：“形势大好嘛，胡宗南已陷入囚笼了！”主席和蔼地笑着说：“是啊！现在连整个蒋介石政府也陷在全民包围之中了！”停了一下，主席又亲切地向我说，“敌人的困难，可比我们大得多！”主席说着又用手向前方一指说，“我们的困难是迎接胜利中的困难，是走向新中国过程中所遇到的一段崎岖的道路！”
主席工作之余，有时还到我们住的地方来看看。有一次主席细心地察看了我们住的小屋，然后关心地说：“你们住的是差一些啊！”在主席周围的，大半是经过长征的一些老同志，大家都十分感动地说：“主席住的还没我们这里宽敞呢！目前与长征相比，算是住上高楼了。”主席听了，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们住在王家湾，离敌人据点蟠龙只有百十里，敌人便衣特务很猖狂，有时竟跑到王家湾附近来窥探。河东的首长们时刻惦念着主席的安全，也为主席的健康担心。贺龙同志特地从河东把自己骑的两匹好马送来给主席，以便主席行动时，能顺利地上路。主席为此笑着对我们说：“离开延安坐汽车，到青阳岔骑马，再走就要步行了。好马留给部队打仗用吧。贺老总南征北战需要千里驹，我是可以安步当车的。”经主席这一说，我才想到了：主席住到王家湾后，经常长途散步，有时步行十余里，原来是为了适应下一步的行军，在进行锻炼呢！
当时，首长们生活很艰苦，常吃粗粮，细粮很少。周副主席每次都是争吃粗粮，把细粮留给主席吃。主席总是一再推辞，要把细粮留给身体不好的同志吃。至于油荤，更是很久不见了，就连青菜也吃不上，每餐的一点土豆，既是菜也是饭。有一次，我们跟随主席出去散步，主席指着路边的青灰菜说：“这种野菜可以当菜吃，我在老家吃过，长征时大家都采它当饭吃！”经主席这么一提醒，从此，我们一闲下来就出去采野菜。这样，首长们就增加了一样新鲜的菜了。
主席经常整夜工作，营养又很差，身体日渐消瘦。我看在眼里，很不安，晚上躺在床上想：党叫我照顾好主席的生活，我就是这样尽责任的吗？有一天，天没有亮，我就去找村长高老汉，想问问他附近哪里可以买到一只鸡。老汉自告奋勇地说：“附近是买不到的，要不，咱上靖边一趟，那里也许能买到！”靖边离王家湾足足有60里路，来去要走两天。我不好意思麻烦老汉，便婉言谢绝说：“你在村里工作忙，年纪又大，去不得，还是我叫部队里的同志去吧！”老汉却生气地说：“首长们住在村里，日夜为咱老百姓操心，吃的饭菜却同咱一样，咱们正犯愁呢！这一路胡儿子便衣探子很多，咱人熟路熟，上路万无一失，同志们去了，咱还不放心呢！”说来说去，拗不过老汉的好意，只得让他去了。
事情不巧，这天主席恰巧要我去请老汉来谈群众生活安排情况，我只好向主席说，老汉到靖边去了。第二天，高老汉回来了，我把瞒着主席买鸡的情况告诉了他，老汉满有把握地笑着说：“没关系，我说得过去！”
买来一只鸡，总要做着吃呀！这下子可难坏了我。我编了很多话，打算来回答主席的查问。可是，主席早看透了我的心思，却和蔼地教导我说：“昨天高老汉来说，群众的口粮还没安排好。我们必须节衣缩食，来保证老乡们不受饿啊！你叫老汉去那么远给我买了只鸡，我能吃得下吗？要时刻记住：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要时时为人民着想，要处处与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有丝毫的特殊呀！你把鸡拿给副主席吃，他的身体不好，你看我的身体不是挺好吗？”主席说着，发出爽朗的笑声，亲切地看着我。
听了主席这一番教导，我又激动，又难受，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还是周副主席提议，让几位首长合伙吃了这只鸡，才把这件事收了场。
首长们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忠心耿耿为无产阶级事业日夜操劳的精神，对我们是最好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我们跟随在主席周围的同志，虽然物质生活比较艰苦，却从来没有人叫过苦。
我们吃的是粗粮，睡的是老乡简陋得不能避雨挡风的马棚。棚内还堆着厚厚的一层驴粪，这是房东下种时的主要肥料，既不能弄出来失了肥效，也腾不出别的房子来堆积。大家想了个办法：在驴粪上铺一层土，大家就睡在上面；我们人多，马棚小，我和另一个同志只好睡到喂驴的木槽内。睡在驴粪上的同志，看见我们睡在槽里，便开玩笑地说：“喂！楼上的同志，你们住上高楼大厦，可享福啦！”我们睡在槽内的人总是乐滋滋地回答道：“你们睡沙发也不差啊！干革命嘛，不要计较物质享受嘛！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请你们都搬进天堂去住，好吗？”
生活是艰苦的，也是无比美好的。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实在比一般人想象的要美得多啊！
西北战场三战三捷，使胡宗南大为震惊。他原以为共产党已成“惊弓之鸟”，却没有想到自己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他下了最大的决心，不把毛泽东赶过黄河决不罢休。
一场更加艰苦的斗争开始了，这是两军之间的角斗，更是统帅部智慧的较量。
阎长林回忆说：
转眼到了6月，我们播种的玉茭，已长出1尺多高，老乡们都忙着施肥锄草，满山的庄稼一片嫩绿，象征着一派丰收的景象。这时，胡宗南因为连遭惨败，恼羞成怒，就又派了刘戡，率领着四个多旅，向王家湾一带扑来。
司令部命令作好一切战斗准备，派出去做群众宣传工作的同志，也都纷纷返回。老乡们也忙着坚壁清野。毛主席特别关照说：“敌人从东边来，我们要有计划地组织老乡撤退，不能让老乡乱跑，把我们行动方向告诉村干部，让他们带着群众转移。”当时有人担心这会暴露我们的行动方向，提议让老乡向其他方向转移。毛主席知道了，严肃地批评了这种意见，并指示一定要让老乡跟自己部队撤退，可以减少损失。现在军民已凝成一体，就应该对群众负责到底。已经向东走了的群众，要派人追回来。老乡们知道我们部队要向西面走，也就有了主心骨，一个个扶老携幼、牵羊抱鸡地向西转移。
天还没黑，附近老百姓已经走空了。我们接到命令，知道当晚就要出发，于是忙着收拾行李，备好牲口，等候命令。
一阵雷响，西边天上布满了乌云，快下雨了。主席和几位首长还在窑洞里开会，我们非常着急。虽说入夏以来还没有下过透雨，心里却盼望着乌云快快散去，不然，行军途中，首长就要挨淋了。
主席走出窑洞，我们赶快把马牵过去。主席看看天空，解开制服衣扣，欣喜地说：“这是一场好雨！”随后又安详地坐在小木凳上，一点也不像要走的样子。恰好，支队副参谋长汪东兴同志来了，他问主席说：“主席，什么时候出发？”
主席说：“慌什么吗？还没有看到敌人呢！”听主席这样说，我们更加着急了。想起撤离延安的时候，枪炮齐鸣，飞机轰炸，主席依然稳如泰山。如今主力部队已离开我们很远，这里只有四个连的兵力，连一门小炮都没有，几百条步枪，要抵挡住四个半旅美式装备的敌军，这个任务可太重了。副参谋长了解我们的心情，也不住地催促说：“主席还是早些走吧，太晚了路不好走。”
主席笑道：“我走过雪山，走过草地，就是没走过沙漠。不要着急，我们总是不会按照敌人的设想行事的，它想把我们赶过黄河，我们却偏偏往西走，路多得很哩！过沙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等一等看，胡宗南的兵到这里再走也不迟！”
主席在院子里来回走了两趟。居住了将近两个月的窑洞，仿佛有着无限的深情，在接受主席的检阅。主席低头沉思了一下，又回过头来对我们说：“把窑洞打扫干净，再仔细检查一遍。”
天阴得黑沉沉的，我们点上马灯，首长们准备停当，跨上牲口的时候，稀疏的雨点掉了下来，果然遇上雨了。
临出院门，主席还站在窑洞前面问：“房东还在吗？”我回答说：“村干部已经带上他们转移了。”主席这才上马。
冒着细雨，顺王家湾村后，我们爬上了西边的山梁。虽然是6月天，但细雨迷蒙的深夜，还是有些凉意。越到山顶，风雨也就越大。首长们虽穿着雨衣，骑在马上，但半截裤腿都湿透了。路滑得一走一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人们都是跌跌撞撞地往前行进。牲口不能骑了，主席下了马，跟着我们慢慢上山。
天明到了小河。雨后，整个村子被一层薄雾笼罩，显得格外美丽。这里离王家湾40里。
根据侦察报告，敌人迂回部队，正和我们向同一方向前进。天黑下来，我们继续出发。刚刚转晴的天，又变了脸，下起大雨来。我们顺着山梁往上爬，忽然山下响起了一阵零落的枪声，同时发现左边一派火光，看不见头，望不到尾，一个火堆接着一个火堆。那是敌人，离我们不远。任弼时同志下了命令：不许打手电，不准抽烟。又走了一段路，前面忽然停下来，随着传来“原地休息”的命令。我们急出一头汗，情况这么紧急，怎么能停留呢？派人了解一下，原来是带路的老乡迷了路，到附近村子另找向导。为了防备万一，警卫部队立刻派一个排，带着三挺机枪，朝左侧山下，布置警戒。
风雨交加，环境异常艰险。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冲上山来，枪声时紧时慢，时远时近。我们的心几乎提到嗓子眼儿里。主席在一旁却说：“这场雨下得好，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了！”听到那镇定的话语，我们立时又安定了下来。有毛主席在，任何最坏的情况也会变好的。
雨似乎小了些。黎明时刻，到了离田次湾五里路的一个小村子。主席一夜行军，没喝到一口热水，我们暂时停了下来，找到一间狭小而漆黑的窑洞，烤烤衣服，烧点热水。火烟弥漫了整个窑洞，呛得眼泪直流。我们让主席脱下鞋来烤一烤，主席笑笑说：“烤干了还是要湿的呀，不如就这样穿着好。”
天大亮时，我们翻到梁顶，进入田次湾。部队和驮骡都在村头树下避雨，等候命令。这里的老百姓都已经转移了，二十几户人家，只剩了些空空的窑洞。
任弼时同志说：“敌人也出发了，离我们只有二三十里地。”
主席说：“就在这里休息吧，作好行军战斗准备！把警戒部队组织好，敌人来了，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的时候，我们就住下。”说到这里，向山下望了望说，“敌人可能往保安方向去了。”
果然，侦察不断前来报告：“敌人顺沟过去！敌人过完了！”主席说：“好！我们住下。”
接着，主席给汪东兴同志布置了任务。
主席说：“你带一个连，尾追着敌人，到延安去一趟。你得叫敌人两天两夜不睡才行哪！你的任务有两个：到枣园一带了解一下敌人的情况，都住在哪里？对老百姓怎样？再去看看那一带的老百姓，有回去的没有，他们有什么困难，要设法帮助解决。一路上你要机动灵活，遇上大股敌人就走，遇上小股敌人就坚决消灭它！”
“我一定坚决完成任务！”汪东兴同志说着就准备起身。主席又说：“带一部电台，直接和我们联系吧！”
任务布置完了，汪东兴同志好像想起了什么，犹豫了半晌才说：“主席，我带一个连太多了吧？你这里怎么办？”
主席温和地笑了，他握着汪东兴同志的手，坚定地说：“你放心去吧，不要管我，我自有办法。”停了一下，又嘱咐了一句，“你回来的时候，我们也许离开这里了，到什么地方，还不能肯定，反正不会离开陕北的！”
“不会离开陕北！”这是多么有力的话语，这句话已经成为我们胜利的象征了！
汪东兴同志接受了任务，一切安置妥当，配备了电台工作人员，带着一支精干的武装，尾追着敌人，便向延安方向前进了。
刘戡带着四个多旅，像没头苍蝇似的，始终没找到中央机关的踪迹，只好垂头丧气地往回走。汪东兴同志那支队伍，正好掐住它的尾巴，刘戡还在纳闷，他万想不到这里会钻出一股解放军。只好慌忙应战，一路上丢盔卸甲滚回延安城去了。
不久就听说汪东兴同志深入延安附近，集合了五六个游击队，跟敌人展开斗争，同时还帮助老百姓抢收了几百担麦子。消息传来，毛主席称赞说：“好极了，这个时候，收几百担麦子，比消灭了几百个敌人还有用！”过了半个月，汪东兴同志完成任务，胜利归来了。我们都去向他道贺，大家高兴地说笑着。我说：“你回来了，‘空城计’也唱完了！”汪东兴同志奇怪地问：“怎么啦？”我说：“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只有这么几个兵，你还带走一个连。如果你再不回来，别说打仗，连放哨也有困难了！”汪东兴同志笑着说：“你着什么急呀！跟毛主席在一起，还不是稳如泰山！”记得延河边的石壁上刻着一句“胸中自有甲兵十万”，主席胸中岂止甲兵十万，而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师哲回忆说：
6月7日，中央从王家湾向西北方向转移。8日到达靖边县小河村，这时敌人被我牵着鼻子到达王家湾。敌军长刘戡住进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敌人抓住了一个七十来岁的老汉和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娃娃，逼问他们毛泽东曾住在哪个窑洞里？到哪里去了？老汉和女娃娃都闭口不言。敌人把老汉吊在树上猛抽，女娃娃吓得又哭又叫，但他们始终没有吐露一句实情。
9日，毛主席一行由小河继续向西北方向的天赐湾前进。因遇大雨，向导迷失方向，一夜只走了几里路，直到9日黄昏才抵达天赐湾。这里只有七户人家，而敌人又正在奔袭小河，大家劝毛主席再向前进，而毛主席就是不走。大家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捏着一把汗，毛主席却成竹在胸。
他对敌人奔袭小河一线的行动是这样解释的：“这次敌人从延安、安塞出动，奔袭小河一线之役，是蒋介石亲自部署的，而胡宗南、刘戡等仅仅是执行者。所以，只要他们的部队到达小河一线，就算执行了命令，完成了任务。至于结果如何，有什么收获，那他们就不管了，只要能向蒋介石交差就行了。其次，敌人到达小河，也不得不立即后撤，原因是他们只准备了4天的口粮。如果再驻下去，几个师的人马吃什么？”
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毛主席的确摸透了蒋委员长的脾气和他部下的特点，敌人就像是在毛主席的调遣下行动似的。
毛主席在天赐湾住了一周，于6月17日又返回小河，在小河住了一个多月。中央于7月21日—23日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即小河会议。晋绥、西北等解放区负责人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参加了会议。毛主席还特意要贺龙把米大夫从三交镇带去，为中央同志检查身体。米大夫在小河住了半个月后又返回三交。
………
这一阶段我军在陇东、三边打了两个战役。为了吸引敌人向北，8月1日，中央从小河出发，经绥德于13日到达阎家岔（地图标明的是延家岔）。敌人与中央相距一两天的路程。15日，敌占绥德。
17日，中央向葭县白龙庙前进，当天到达葭县，这时，敌人离中央驻地只有15里。毛主席下令向西北方向的葫芦河前进。在白龙庙渡过葫芦河，摆脱了追赶的敌军。
8月19日到达梁家岔，毛主席亲自到前线布置沙家店战役，这时我军主力已由榆林地区转回米脂前线。沙家店战役，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8月20日的这次战斗全歼敌36师师部和一二三旅全部、一六五旅大部，俘虏敌旅长以下6000余人。
战役胜利结束后，8月23日中央到了朱官寨，在这里住了一个月。毛主席在此写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指出第一年作战“正确地采取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方针”，已歼敌112万人，“并且在东北、热河、冀东、晋南、豫北举行了战略性的反攻，收复和新解放了广大的土地”。
文件规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毛主席让我将此文翻译成俄文后交阿洛夫转交斯大林。
这段艰苦的转战，给李银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
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对全国局势了如指掌。5月底，他在王家湾写了一篇政治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号召人民为中国革命在全国夺取胜利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黎明前总要有一段黑暗。“只会打败仗”的胡宗南，利用我军主力远在西线的机会，又派了刘戡，率领四个半旅向王家湾扑来。艰难的作战行军又开始了。
仿佛是要考验这支队伍的意志，傍晚出发时，一阵闷雷沿山梁滚过，天上落下大雨。队伍冒雨爬上西边的山梁，跌跌撞撞向前摸索前进，天明走到了小河村。
雨后大地起了一层雾，房屋树木在朦胧中浮动。这里距王家湾40里，队伍停下来休息。
半晌午，后方传来激烈的枪炮声，飞机也在头上嗡嗡叫嚷着盘旋。侦察员报告：警卫部队和敌人接上火了！
战士们个顶个是英雄好汉，阻击在杨屹崂湾的制高点上，挡住刘戡四个半旅的轮番进攻，连续打退敌人三次集团冲锋。无论是机关枪还是大炮，都打不开这道防线，三个半小时敌人寸步未进。直到完成任务，听到命令，警卫部队才主动撤离。
天黑下来，队伍继续出发。老天像是别有用心：队伍停下来，雨也停下；队伍一动，大雨跟着瓢泼而下。
我们爬上一道山梁，蓦然间发现左边山沟里一片火光，看不见尾，火堆一个接一个，将雨天烧得通红。那是追兵，就在我们脚下！
偏偏向导又迷了路。
毛泽东站在雨地里，站在冷气逼人的光秃秃的山梁上，时而仰望天空，时而俯瞰火光映红的山沟。敌人在沟里，我们在山上，前边传来命令：不许吸烟，不许咳嗽，更不许大声喧哗。大家的心几乎要提到嗓子眼儿了，齐把目光投向毛泽东。
毛泽东习惯地吮吮下唇，开口了。可他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场雨下得好，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了！”
这声音不但镇定，简直说得上逍遥。大家立刻松下心。有毛主席在，担心焦虑实在是没必要。
任弼时踩着泥泞走过来，说：“主席，向导找到了，我们走吧，这儿离田次湾只有20里地了。”
摸黑走到田次湾，敌人也顺沟出发了。毛泽东慢条斯理地说：“敌人上来，我们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
侦察员不断来报：“敌人顺沟过去了！”“敌人全部过完了！”
毛泽东将柳木棍朝泥地一戳：“好！我们住下。”
这就是转战陕北时富有代表性的一幕。
1947年8月18日，可以说是转战陕北期间最紧张的一天。屡屡扑空，数次挨打的刘戡，重又率领七旅之众，朝我中央机关几百人的队伍紧紧追来。从绥德追到米脂、追到葭县，一直追到黄河边。
那几天，天天下大暴雨，身上衣服难得有干的时候。河水猛涨，汹涌澎湃，十几里外就能听到咆哮声。
毛泽东心情很不好。形势严重还在其次，最使他恼火的是队伍里议论纷纷，说要过黄河了。毛泽东历来看重说话算数这一条，轻易不许人反对或改变。他说过：“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当时还没有打败胡宗南，屁股后面有七个旅的追兵，在这种情况下过黄河，毛泽东是决不答应的。何况，“毛主席还在陕北”已成为全国军民同国民党蒋介石殊死搏斗的精神支柱。大凡从那时过来的人都记得，一句“毛主席还在陕北”，那么千难万险流血牺牲便全不在话下，当时就是这样。
周恩来指出，前面是葭芦河，过葭芦河不是过黄河。因为葭芦河在这里入黄河，老百姓叫它“黄河汊”。
最后还是决定过葭芦河。因为敌人已经占了对面山头，子弹在头上飞，朝地底下钻，距离已经很近了，而我们的全部兵力只有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连、一个手枪连和一个警卫排，总共900多人。敌人却有好几万。
任弼时负责组织过河。此时，河水暴涨，轰鸣之声震耳欲聋；巨浪一道接一道，铺天盖地而来！羊皮筏子刚一下水，立刻就像片草叶似的被狂浪掀翻卷走了。
前有大水，不可逾越；后有追兵，几万之众。当时形势就是这么严峻。我是十多年的老兵了，面对这种险情也不免有些焦急。
“给我拿支烟来！”毛泽东突然伸出两根指头要烟抽。声音不大，却像雷声一般传遍整个队伍：
“烟，得胜同志要吸烟！”
“得胜同志要烟抽！”
“烟！”“有烟吗？”“快找烟！”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使用化名李得胜，即一定会得到胜利的意思。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你必成”之意），任弼时化名史林（“司令”谐音），陆定一化名郑位（“政委”谐音）。因为毛泽东前段时间闹肺炎，已经戒烟。卫士们没有准备烟，且连日大雨，人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去哪儿找烟？
“烟呢？给我一支烟！”毛泽东有点焦躁了。
值得庆幸的是，队伍里终于找到了能抽的纸烟。记得是马夫老侯用油布包藏着的。在关键时刻，他立了“大功”！
“举起来，不要举得太高，朝东南斜点，好！”周恩来指挥卫士们打开背包，用一条薄棉被遮护在毛泽东头上，并亲自扯起了被子的一角为毛泽东遮避风雨点烟。
毛泽东的卫士钻到被子下，把一支烟插到毛泽东右手的指间。“嚓！”
“嚓！”一连划了几根火柴，火光却只一闪便被风熄灭了。毛泽东几次把嘴凑过来都没有点燃，有点火了。
周恩来又叫另一名卫士，才把烟点着了。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紧接着又狠狠地连吸了几口，烟灰向下跌落着……
蓦然，毛泽东把烟头奋力掼在地下，用脚踩灭，嘴里还迸出一声：“不过黄河！放心跟我走，老子不怕邪！”
毛泽东从这次开了烟戒，一直到八十岁才又戒烟。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顺着黄河汊向前走去。卫士们抢上前保护，都被他喝退。他走在前面，身后带着几百人的中央纵队，不要说敌人乱射击，就是一颗流弹，都有可能造成震撼历史的严重后果。
但是，敌人的几万追兵忽然停止了追击和射击，仿佛整个世界都沉默了，变哑了。毛泽东率领他的仅几百人队伍，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他们实在是让毛泽东打怕了。
毛泽东率队走到一座山下，仰面望望云遮雾绕的山峰，把目光转向任弼时，意思是：怎么样？
任弼时会意地点点头，下令队伍：“上山！”并吩咐身边的刘长明参谋，“让后面部队把上山的痕迹擦掉。”
正朝山上走的毛泽东，闻声折回身，将手中的柳木棍在山脚草坡上一戳，说道：“擦什么？就在这里竖块牌子，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
同志们劝道：“还是擦掉吧！敌人跟脚就会追来。”
毛泽东戳着柳木棍说：“给我竖，我看他敢追？我看他刘戡到底有多大本事！”
毛泽东上山了。周恩来扯一下刘参谋，小声嘱咐：“主席的安全关系全党全军。为防万一，部队过后，你们还是照史林同志说的办，把痕迹消除干净。”
走到半山腰，忽听山上传来几声枪响，毛泽东闻声停住脚。当时雨已经停了，他把草帽拿在手里扇凉，问道：“是敌人来了吗？”他边说边找了块石头坐下，索性不走了，接着很轻松地说，“好吧，我等着，我倒要看看刘戡是个什么鬼样子！”
过了一阵儿，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上来报告：“是对岸民兵打枪，误会搞清了。”
毛泽东缓缓立起身说道：“没有事？没有事咱们就走。”
在山坡上一个叫白龙庙的村前，毛泽东坐在一块青石上休息。这时阳光从云脚照射下来，他遥望黄河，忽然唱起了京剧《空城计》中的一段唱词。
白龙庙是个七八十户人家的村子，树极少，缺水。老百姓为了求雨求水，便在村里盖了一座白龙庙，村庄因此而得名。
就在毛泽东进村不久，雨又下起来。老百姓纷纷传说毛泽东是“真龙下界”，给他们带来了雨水。刘戡的几万追兵在山下安营扎寨，篝火望不到头。毛泽东在山上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
……
雨还在下个不停，我们几乎是被雨水冲着跌跌撞撞跑下山的。
山下一条小河发洪水，水流十分湍急。汪东兴和叶子龙指挥一批会水的战士连游带趟到达对岸，去村里借来绳索和门板搭浮桥。水太急，门板不时被冲走，架桥工作进展缓慢。这时，追兵已经上山，山头上枪炮声大作。队伍里有些人心不太稳。
“我看还有段时间嘛。”毛泽东望望架桥现场，朝刘参谋吩咐道，“把电台架起来。”
真怪，电台一架，军心立刻安定了。毛泽东坐在我们用手撑开的棉军被下，审阅全国各战区发来的电报，并且用铅笔写下了一道命令，交刘参谋送电台发向各野战军司令部。
浮桥终于架好了。岸边垫土，河里垫大石头，再将对岸村里的门板铺在石头上。为了保险，有几名战士站立急流中充当“桥墩”。毛泽东走到河边，望着将衣服脱得精光站在浪涛中的“桥墩”，深受感动，眼圈不由得红了，迅速向队伍说：“同志们先过。”
“请李得胜同志先过！”几百人的队伍异口同声地高喊道。
“请李得胜同志先过！”“桥墩”们也发出动人心魄的呼唤。
毛泽东仍坚持要同志们先过，同志们恳求领袖先过。看到彼此争执不下，周恩来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小声说：“主席，你不过同志们是决不会过的。快上桥吧，时间久了河里的同志们会冻出毛病的。”
………
行军一天，夜宿杨家园子。警卫排长阎长林同几名卫士点火烘烤湿衣。毛泽东坐在炕上，借着油灯查看军用地图。
柴草太湿，只冒烟不起火，窑洞里烟雾腾腾对面看不清人。毛泽东“吭吭”大声咳嗽，阎长林擦着呛出来的泪水喊道：“小李，快扶得胜同志出去透透气！”
我也咳个不停，一腿炕上一腿炕下去扶毛泽东：“得胜同志，出去透透气吧……等烟散散，再看地图。”
毛泽东甩开我的手，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几处符号，尔后自己下炕，一边咳，一边扶墙摸索着走出窑洞。
雨停了，天空露出灿烂的星汉。毛泽东立住脚，迎风作了一个深呼吸，用力咳出几口痰，擦擦被烟呛出的泪，开始在院子里散步。为了避开地上的积水，他走得很慢，步子时大时小。他听到我跟随身后的脚步声，停下步，两眼望着星空，慢条斯理地问了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啊？”
主席终于同我说话了。我迅速立正回答：“报告！我叫李银桥。”
“李……银……桥。嗯，哪几个字啊？”毛泽东依然不紧不慢地问道。
“木子李，金银的银，过河的桥。”
“银——桥。为什么不叫金桥啊？”
“金子太贵重了，我叫不起。”
“哈哈，你很有自知之明嘛。”毛泽东的口气转热烈，转身望着我问，“你是哪里人呢？”
“河北安平县。”
“父母干什么呢？”
“我父亲种地拉脚，农闲时倒腾点粮食买卖；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也下地干活儿。”
“我们的家庭很相像嘛。你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母亲？”
“喜欢母亲。我父亲脑子好，多少账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吃饭他单独吃，他吃馒头我们啃窝头，稍不称心就打人。我母亲心善，对人好，我喜欢母亲。”
“越说越一致了嘛。你母亲一定信佛。”
“主席怎么知道？”
“你说她心善嘛，出家人慈悲为怀啊。”
“您，您母亲也信佛吗？”我问。
“我也喜欢母亲”。毛泽东说，“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穷人还是照样受苦。”
“磕头不如造反。”
“好，讲得好。”毛泽东点点头，继续散步，走过一圈，又停下脚问，“怎么样，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
我低下头。怎么回答呢？唉，与其说假话落个虚假，不如闭上眼睛说真话，做个老实人。
“不愿意。”我小声喃喃着。
一阵难熬的沉默。
毛泽东终于轻咳一声，打破了沉默：“你能讲真话，这很好。我喜欢你讲真话。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在我这里工作？”
“我干太久了，从1938年参军，我一直当特务员、通信员，我想到部队去。”
“噢，三八式，当卫士，进步是慢了些。就这一个原因吗？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在恩来那里当卫士就愿意，来我这里就……”
“没有，绝没有那个意思！”我叫起来，“我一直想到部队去。我在周副主席那里也说过这个意思。我在他那里干过一段，他了解我的情况，形势缓和后提出走的要求也容易。如果到主席这里来，怎么好刚来就提出走？”
“你怎么知道我会不放你走？”
“主席——恋旧。”
“什么？恋旧！你听谁说我恋旧？”
“反正我知道。”我说，“听人说你骑过的老马，有好马也不换；穿过的衣物，用过的笔砚茶缸，一用就有了感情，再有了多好的也不换。就比如你那根柳木棍，不过是孙振国背行李的木棍子，有了好拐棍儿你肯换吗？我们要是有了感情，主席还肯放我走吗？”
“哈哈哈”毛泽东笑了，“小鬼，什么时候把我研究了一番？嗯，可是我喜欢你呢，想要你来呢。怎么办？总得有一个人妥协吧？”
“那就只好我妥协了。”
“不能太委屈你，我们双方都作一些妥协。”毛泽东认真地望着我说，“大道理不讲不行。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可是，光讲大道理也不行。三八式，当我的卫士，地位够高，职务太低。我给你安个长，做我卫士组的组长。”毛泽东略一沉吟，作了个手势，说，“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
“行！”我用力点头。
“好吧，你去找叶子龙谈谈。他对我更了解。”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挥，我便轻松地退下。他独自回窑洞办公去了。
后来我听说，毛泽东在与我谈话前，已经知道我不愿来，但他还是对叶子龙和汪东兴说：“你们不要再考虑别人了，我就要他！”
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
1947年7月下旬，毛泽东来到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在这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后，为配合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毛泽东部署了佯攻榆林，调胡宗南主力北上的行动。胡宗南果然中计，尾随而来，毛泽东一行的处境十分危险。
阎长林回忆说：
中共中央机关在小河村住了四十多天，新的战斗序幕揭开了！8月初，西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直逼榆林。胡匪军慌了手脚，忙把队伍从南线调往北线，以解榆林之围。一路由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自志丹、安塞一带，顺长城东进；一路由刘戡、董钊，统7旅之众，顺咸榆公路北上。蒋介石亲自飞往延安督战，敌人的阵势完全被打乱了。
小河村，正当敌人进攻的矛头。根据侦察报告，敌人的“快速部队”正向小河猛扑。中央机关决定转移。7月31日晚上，主席叫我们把借老乡的用具，一一清点归还，损坏了的，照价赔偿，并且挨门挨户向老乡道别。不一会儿，任弼时同志又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作了动员。他说，这次行军任务是艰巨的，敌人企图封锁绥（德）、米（脂），把我们包围在无定河以西。我们要粉碎敌人的阴谋，抢先赶过绥德，寻找机会消灭它。因此要求大家发扬艰苦顽强的战斗精神。会后，任弼时同志又去查看警卫部队阻击敌人的阵地。看来情况是相当急迫了。
8月1日清晨，毛主席和首长们都起来了。老乡们知道我们要走，三五成群地起来送行，立时把院子挤得满满当当。
大队已走远了，老乡们还围住首长不放。主席说：大家请回吧，我们不久还会回来的！老乡们前簇后拥，把首长们送出村口。主席走出好远，还不住地回头招手。周副主席也连连招手向群众告别。
队伍沿着大理河川向东进发。河道时宽时窄，依山回转，一路上，来回只见过河。有的地方架个小桥，有的地方搁着几块石头，骑马倒显得累赘，主席索性下马步行。一路上跟我们说说笑笑，遇到河水浅的地方，主席就踏着河里放的石头，三脚两步地跳过去。有的地方水深，没放石头，也没架桥，主席连鞋袜也不脱，跟我们一起趟水。大家走一路，唱了一路歌。
陕北的8月天气，早晨还是清清凉凉，太阳一当顶，立刻像发了大火。大家的衣服汗湿得要流下水来，石头好像也烤得冒烟。渐渐地，歌声断了，大家热得只是张口喘气。主席是最能体察同志们情绪变化的，见大家沉默不语，便把头上戴的草帽取下来扇了扇说：“同志们很辛苦啊！”一句话把大家的兴致又鼓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说：“这才走了几步，哪说上辛苦！这比长征差远了！咱们苦啥？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敌人才苦呢，老叫咱们牵着鼻子走！”主席笑道：“说得对！敌人的命是苦哇，人地生疏，从南到北，又没有群众支持他们，拖也被我们拖垮了！我们吃点苦，可是换来了胜利。”
傍晚到了青阳岔，这是个靠近沙漠的小镇子，4月间路过时，主席曾在镇公所住了几天，并且在这里发出了《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指示（指中央1947年4月9日的通知）。那时候，敌人刚侵占延安不久，气焰正盛。仅仅过去五个月，我们打了几次大胜仗，敌人就已经疲于奔命了。现在，战局正循着主席指示的方向发展。只是这次长途行军，中央机关后边背着五六万敌军，这担子也够沉重啊！可是我们相信，只要把敌人调动过来，胜利终归会属于我们。
………
对我们来说，行军本算不了什么，可是在主席和首长们说来，情况就不是这样简单。主席不但要策划全国各战线的人民革命斗争，而且要直接指挥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行军途上，哪怕是临时休息，报务人员也马上架起电台，让主席跟各地通报。一到宿营地，不等卸下马褡子，主席就开始办公，批阅电报，起草指示；端起饭碗，手里还离不开文件。周副主席和其他首长也同样如此。不管炕沿、缸盖、碾盘、石头，随处一坐，就是办公桌。别人行军，他们也行军；别人休息，他们却不得休息。因此比平日驻留一个地方，更显得劳累、忙碌。
越靠近绥德，行军速度越加快了。这几天，榆林前线不断传来胜利消息，西北野战军已扫清外围，消灭敌军五千多人。敌人急如星火赶往应援，因此我们必须赶在敌人前面抢过绥德，把敌人牵到我们指定的地区。主席尽管劳累，仍大踏步走在前边。11日夜间，翻上一架山梁，主席忽然问道：“现在几点了？”我说：“2点50分。”主席说：“好！我们的部队已经撤离榆林战斗了！”
战局真是瞬息万变！还是小河会议的时候，我们不少人就已知道，出击榆林、诱敌北上，有重大战略意义。不仅直接配合陈谢大军南渡黄河，使敌人应接不暇，同时拔掉这个反动堡垒，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缴获的军用物资，又可以支援解放战争。可是为什么忽然又要撤退呢？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便问了一句：“主席，咱们主力撤出榆林战斗了？”黑夜里，看不清主席的面容，可是语调无比地坚定：“我们要选择有利时机，打他的援兵！这一下，敌人的阵势就乱了！”——原来钟松匪部已自长城一线进抵榆林附近了。
………
到李家崖，正是下午。我们把马褡子抬到阴凉下，主席和首长们又聚在一处开会了。吃过饭，主席才斜靠着马褡子坐下。我们劝主席进屋休息，主席说：“马上就要出发。敌人离绥德近了，我们要赶过它才行。”随即站起来走了几步，好像要驱逐困倦似的。
60里急行军，来到黄家沟，这里离绥德只有30里。深更半夜，人困马乏。正待烧水做饭，谁知来了报告：刘戡率领7个旅，正猛扑绥德。任弼时同志忙来请示。主席决然地说：“敌人是快速部队，我们也是快速部队。我们还要赶过敌人！”
夜漆黑，黄土黏泥的路非常难走，前面就是绥德城了，我们加快了脚步。绥德大桥横在眼前，桥头有民兵把守，四外静寂无声。我们过了桥，到底把敌人甩在后面，敌人要把我们截在无定河以西的狂妄意图完全破灭了！
………
一过绥德，部队行动方向转为正北。刘戡扑了一空，立刻又尾追上来。主席得到报告以后对周副主席说：“好哇！敌人可以不吃不睡，我们也可以不睡不吃。走！”于是部队一路疾进。
表面看来，中央机关的处境非常艰险。前面是自榆林南下的敌人节节进逼，后边又有刘戡7旅追兵，两路敌人将近10万人马，齐头向我们压来。这一次敌人又企图把我们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压缩在无定河和黄河之间的狭小地区。我们不理会这些，仍照预定路线继续行进。当部队到达井儿坪的时候，骑兵侦察报告，敌刘戡距我60里，已经宿营。我们也正准备宿营，接着又有情报说，北路敌人已到了米脂城北的镇川堡。于是部队未肯久停，继续赶路。
连日急行军，主席不吃不睡，因此异常疲劳。刚一上马，就晃了一下。主席忙又跳下，大步走去。我们看出主席是在极力抑制困倦，忙支好担架。主席笑道：“怎么，又让我上担架吗？”我说：“主席太累了，同志们都愿意抬呀。”主席边走边说：“大家也都很累呀！你们愿意抬，我可不愿意坐！长征时也准备了担架，一路上都是抬病号和伤员。坐担架可不是好事，不是生病，就是负了重伤！”我们都禁不住笑了。
白天行军，太阳像贴热膏药，紧紧贴在身上，胸前背后都成水洗的了。我们心里更紧张，时刻担心着首长们的安全。看行军方向，是奔葭县。有人就揣测着，是不是会过黄河。有人又提议应该劝主席和首长们先过河，摆脱敌人，在河东指挥作战，不是一样吗？正议论着，后面忽然有人报告，周副主席病了。主席听了一怔，问清情况，便说：“快拿担架去抬周副主席！”
我们赶忙抬着担架往回紧跑。原来周副主席过于劳累，流鼻血了，正坐在草地上休息。我们忙把担架撑开，周副主席说：“你们快点去照顾主席，我一会儿就好的。大家再三劝说，周副主席才坐上去。”
………
说着已走到主席跟前，周副主席又要下地行走，主席忙把他按住。在担架边走了一程，主席微笑着对我们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的担架，到底用上了，这叫作有备无患。”大家都笑了。
离米脂20里，部队便离开大路，转向东边的山沟里。半天光景，到了一个集镇，叫乌龙铺。
………
在乌龙铺住了一夜，又向东走。傍晚忽然下起大雨，雷声隆隆，电光闪闪，白花花的大雨斜着从天上倒下来，水从头顶流到脚跟，每人身上都像有无数股喷泉。雨大风狂，推着人走，哪还睁得开眼？队伍无法行进，只好进了村子。
这里是曹庄。找到个破窑洞，主席、周副主席连忙召集开会，研究行动路线。衣服上的水流了一地。
………
不到1小时的工夫，消息传来，刘戡匪部自乌龙铺又出动了。任弼时同志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好吧！敌人这么积极，我们也起身吧！”
雨势凶猛，黎明时，雨才住了。部队来到葭芦河边，山上山下，到处是白花花的水。葭芦河突然比往常宽了许多，把路挡住了。
这个意外的情况，急得我们满头冒汗。河的两侧是高不见顶的大山，中间是湍急的水流。按时间算来，后面敌人离我们顶多有30里。地形这样不利，只有这一点警卫部队，能不能坚持到首长们安全转移呢？再看主席，正和首长们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开会，有说有笑。忽地，后边传来密集的枪声，不一刻工夫，大炮也轰轰响成一片。原来是野战军的一部，已在侧击敌人。只见主席从容地站起来说：“好，就这么办！”任弼时同志立刻命令出发。
部队临时改变了方向，突然由东向西北方向行进。西北边是高峰陡壁，山路崎岖，下边还有羊肠小道，上边但见云雾缭绕，甚至连小路都找不到了。主席下了马，招呼说：“上山吧！”大踏步走到前头去了。汪东兴同志特别告诉后边的警卫部队，把转移时路上的痕迹去掉。主席说，“没有问题，就是在这里竖块牌子，注明‘毛泽东向西北山上转移’，那些蠢货也毫无办法。”听主席这样说，大家都笑了。周副主席含笑对汪东兴同志说：“有备无患。还是去掉吧，让敌人多找一会儿也不错！”
走到半山，山下又响了几枪。周副主席停住脚步问道：“怎么回事？”主席也站住了，把草帽拿在手里，慢悠悠地说：“是敌人来了吗？”找了块石头坐下，又说，“好吧，我们等它，看看是个什么鬼样子。”后边有人前来报告，是对岸民兵打枪。误会弄清了，主席才站起来说，“没有事，咱们再走！”
………
就在山顶上，有个不大的村子，叫白龙庙。居高临下，形势险要。周副主席觉得主席过于疲劳，打算在这里宿营。周副主席说：“这地势对我们有利，司令部可以住在这里。”主席也说：“对，就在这里住下。把警卫部队布置好，敌人要上山，还可以打它三个多钟头，到那时再走不迟。”
天黑时候，敌人在葭县以西一带，点起了大火，烈焰冲天，山上看得真切，好像近在咫尺。汪东兴同志忙去向周副主席汇报，副主席出来看了看说：“把警戒部队布置好。不要告诉主席，让他好好睡吧，他太疲劳了！”谁知主席在屋里听到了，大声说：“汪东兴啊！不要担心，现在不是他们的天下，是我们的天下了！”
后半夜下起了大雨，山下的敌人，被水冲得呜呜呀呀乱吼乱叫，又是打枪又是打炮，给自己壮胆。我们却一夜好睡。
清晨，雨下得更猛，整座山，白茫茫的，像挂了瀑布。我们下山的时候，简直是被水推着走，脚也站不住。马是不能骑了，主席就跟我们挽着手走。
下到沟里，往北，到了葭芦河上流。大水淹没了河床，也不知有多宽。先头部队找到一处最窄的河面动手架桥，那里跨河有两座巨石，正好作桥基。只是水势湍急，看了叫人头晕。
主席走到河旁，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并且拿起一根树枝，插到河里测验流速。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早忙着去指挥架桥了。
突然，白龙庙方向枪炮齐响。轰隆隆的爆炸声，就像在我们头顶。我们的警卫部队和敌人接了火，眼看这里就要变成战场了！主席回身望望山头，神态自若地在岸边来回踱着。架桥的战士们都脱光了衣服，拼着全力，把绳索、木杆往对岸扔，想搭起个架子，好铺木板。河宽水急，有些木杆落在河心，叫水冲走了。情况这样紧急，桥一时又搭不起来，汪东兴同志忙来请示主席，要设法先护送主席过河。主席摇摇头说：“不，我留在这里！你想办法先把秘书、译电员和文件送过河去吧！”
不一会儿，按照主席的吩咐，机要人员都伏在未加鞍子的马上，顺着水势泅过河去。
战斗更加猛烈，架桥工程进展仍很缓慢。机关人马全会集在河滩上，偏偏敌机也冒雨出动了。主席全不在意，回身对参谋人员说：“把电报拿给我看！”遂坐在一块湿漉漉的青石上，聚精会神地翻看电报。一时电台也架起来了，河滩上响起“嘀嘀嗒嗒”的声音。
领袖的从容镇定，给我们增添了力量。浮桥剩下最后一截，老乡们又拉来许多门板和木料，协助我们一一横放在绳索上，浮桥架起来了。主席这才站起来，走在前面，大踏步过了浮桥。其他首长也一一过去。
………
早晨，起了风，吹散了乌云。一股股白色的雾气，从山谷里升起。中央机关当天由杨家园子出发，开往靠近前线的地区。天黑来到梁家岔，这里距沙家店20里路，只有六七户人家，几百人挤在这里，简直没有插足之地。勉强给主席和首长们借到两间窑洞，又给工作人员弄了一间小窑，其他人员全部露宿。于是河滩旁、崖畔下、山坡上，都住满了人。安置就绪，主席要我们轻装。我们一怔，这一路几次遇到紧急情况，都没有轻装，如今钟松已成瓮中之鳖，为什么又要轻装呢？主席说：“你们也知道，我们要在沙家店一带和敌人有个大的战斗。两方主力都集中在这里，地区又狭小，打得好，我们就转危为安，暂时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就过无定河，再往西走。”
我们立刻恍然大悟。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事情要往最好的方面努力，往最坏的方面设想。尤其是指挥作战，总要同时设计几个方案，打好了怎么办？打不好又怎么办？条件起了变化又怎么办？甚至连天气变化，都要估计在内。把各种情况考虑周到，才会争得主动，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尽管这一战，我们有必胜的把握，主席仍然嘱咐我们要作好应变的准备。这不是过虑，因为敌人将近十万人马集结在这个狭小地区，准备作“困兽犹斗”。何况钟松“援榆有功”，刚受过蒋介石的嘉奖，气焰正盛呢！于是我们马上动手，该烧的烧，该埋的埋。
不一刻工夫，司令部和西北野战军总部接上了联系，原来他们就在离这里十几里路的一个村子。主席下令，立刻架好电话线，要和前线直接通话。
电话铃“嘀零零”响起来。
电话就放在外窑的木桌上，主席大步走到跟前，拿起电话就说：“是呀，我是毛泽东！”
那声音沉着而坚定，饱含着力量和信念。自从敌人侵占延安以来，主席一直是使用代号，今天才第一次用这个伟大的名字，这说明，形势大大改观！当前线指挥部报告了敌三十六师被围的情况时，主席又大声地说：“好！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
窑洞里，首长们紧张地开着会，饭也顾不得吃。墙上挂满了地图，炕上、桌上，也都铺满了地图。主席守着电话机，不曾离开一步，随时听取敌情变化的报告，发出战役部署的指示，随后又往作战地图上作着标记。因为随身带的蜡烛点完了，屋里只点了一盏棉油灯，灯光幽暗，还照不到几尺远，因此查看地图非常困难。主席全不在意，一直忙到深夜。
电话铃一阵阵响着，主席和周副主席都是通夜未睡。作战参谋拿着资料出出进进，几乎所有的人，都围上去探听消息，作战参谋只笑嘻嘻地摆手，我们不放他走。主席听见了，忙放下电话，走出窑洞，神采焕发地说：“你们到山上听炮声去吧！炮声激烈时，来向我报告！”
………
得到主席的指示，我们飞奔上山。这时雨过天晴，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四野静寂无声，只有风吹茅草沙沙作响。大家怀着难耐的心情，挨到黄昏，仍没有听见战斗的信号。这是怎么回事？
一时来人换我们回去吃饭。只见主席仍对着话筒，跟前线指挥部通话。听说主席整天没有离开电话机，前线上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及时传到这里。主席甚至也问到战士们工事挖得怎样。我们进去报告了，主席移开电话筒笑道：“不要着急，还不到时间呢！这就快了！”
果然，一语未了，西南方向轰隆一声巨响，无数巨炮，一齐怒吼，霎时间，天崩地裂，震得窑顶刷刷落土。主席和首长们，都站了起来，走出窑洞。山上瞭望的人，一路飞跑，兴奋地叫道：“打响啰！打响啰！”人们从四面吆喝，欢呼。主席微笑着说：“好！这回看胡宗南怎么交代！”
………
主席和首长们又工作了一个整夜，天微明时，刚擦把脸，运送伤员的队伍，从沙家店战场下来了。主席立刻指示机关人员全体总动员，组织临时救护站，烧开水、煮稀饭；医生们一齐出动，给伤员换药、裹伤。机关里的牲口，也都拉去运送伤员。周副主席还亲自出来检查督促。
当人们正为着伟大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的领袖却又走在了时间的前面，考虑着下一步继续歼灭敌人的问题。只见他片刻也不休息，忙着查看地图，发出指示，详细地部署着，周密地计划着、思考着。主席沉浸在工作中，完全废寝忘食了。经我们一再提醒，才少进了些饮食，又匆匆赶到野司驻地后东原村去开会。将领们远远地迎了出来，主席说：“打得好啊！”将领们喧笑着，抢着和毛主席握手。都说：“主席瘦了！”主席笑吟吟地说：“瘦了走路方便！”有个旅长说：“主席啊，你们几次遇到危险，我们可真担心呢！”主席说：“我也替你们担心呢！那么多敌人，如果你们打了败仗，陕北战争的胜利就要推迟了！”那个旅长说：“那也不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路，敌人是比不过我们的！拖也把它拖死！”又一个旅长说：“我们的胃口也大了，敌人以为我们只能吃它小股，都往一处集中，恰好叫我们吃上大头！只是便宜了刘戡！”主席笑道：“不会便宜他的！还得把他拖住，来个会战！原来我们计划消灭它十几个旅以后，就可以反攻，现在还没消灭这么多，看来敌人的日子就不大好过了！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阴险恶毒，志大才疏。他那么多军队，拿我们没一点办法！我们打了这么多次，没吃过一次败仗。他的本事，就是按我们的计划行动。”随又补充了一句，“那有什么办法？我们那样想，他就那样办……”将领们都哄然大笑。说着，进了窑洞。大家请主席坐下休息一会儿，窑洞很小，炕上坐满了人，有的还挤在门外面，把着窑门坐着。歇了一会儿，主席又说，“陕北战争已经翻过山坳，最吃力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当然我们还有困难，不是军事力量的对比方面，而主要在粮食方面，没有粮食是不能打仗的。边区粮食少，我们就不在这里打了，我们要打出去！到胡宗南家门口和他打，还要吃他的东西。这是个便宜事哩！”将领们又哄笑起来。主席接着说，“沙家店一战，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完全打掉了！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要找机会再打几个这样漂亮的胜仗，到那时候，陕北的敌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会后，主席又到村南制高点，视察了歼灭敌三十六师的阵地。
回到梁家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因为村子太小，整个机关已转移到朱官寨宿营。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等着和主席一起上路，因此主席没有停留，就又起身了。
顺着河沟，全是石头子路，夜黑无光，马蹄时时碰出火星，一路上跌跌撞撞，20里路，好像老走不完。偏偏老青马的铁掌又磨掉了。主席爱惜牲口，不肯再骑。还说：“骑在马上要打瞌睡！”主席已将近三天三夜没有睡眠，我们恨不得快些赶到地方，好让主席休息。于是破例地打开了随身带的手电，在前头照路。哪知到了朱官寨，号房子的同志说，主席的住处在后沟，离这里还有两里路，那里要清静些。主席忍不住笑了：“我现在不需要安静，只需要睡觉呢！”同志们临时腾出一孔窑，可是刚一落脚，首长们却又开会了。亲爱的领袖，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多少心血啊！在极度的紧张和劳累之后，甚至连片刻的安睡都这样难得。他把全部的精力和智慧，都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
李银桥回忆说：
毛泽东又是通宵工作，他时而查阅地图，时而凝神默想，时而抓笔圈图。
………
一个成熟的歼敌计划萌发出来。
毛泽东向周恩来谈了自己想好的一个歼敌计划：“钟松自以为‘援榆有功’，狂妄到了横行无忌的程度。他的36师一到镇川堡，立刻分兵两路，派一二三旅东进乌龙铺，他奔沙家店，企图与刘戡部会合，迫使我军背水一战。敌强我弱，形势对我们似乎很不利。其实不然，我们是有惊无险，他们可是走入绝地。我看，在沙家店给他布个网，三十六师绝没处逃！”
周恩来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想法。两个人研究之后，具体作战方案很快便确定下来。电话尚未架设通，毛泽东命令警卫员马汉荣和邵长和将作战方案直接送到了西北野战军司令彭德怀手中。
第二天清晨，起了风，乌云散去，山谷里涌出一股浓雾。毛泽东说，沙家店战役对整个西北战局有着决定性意义，梁家岔距主战场沙家店10公里，他可以在梁家岔就近指挥战役。
梁家岔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坐落在靠山顶的东坡。中央机关几百号人马，在数万追兵面前显得敌众我寡。但在这小村子里却显得声势浩大，简直挤得无插足之地。勉强给毛泽东和首长们借到两间窑洞，又给工作人员弄了一间小窑，其他人员全部露宿。于是，崖畔下，大树周围，以至于老百姓的牲口圈都住满了人。
不久，司令部与西北野战军总部的电话接通了。毛泽东立即下令：“要彭总，我要跟他直接通话。”
很快，电话铃响起来了。电话放在石板锅台上。毛泽东几步走到锅台旁，抓起电话听筒：“喂，是呀，我是毛泽东！”
我们这些守在窑洞前的工作人员好似听到一声春雷，都兴奋地跳起来。从1947年3月撤出延安以来的近半年时间里，毛泽东一直使用化名李得胜。今天是第一次公开恢复使用毛泽东的名字！这说明形势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敌人就要走下坡路了！
彭德怀司令员在电话中报告了敌36师被围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大声说：“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敌人跑掉！”
彭德怀又汇报了几句，毛泽东仍大声说：“要挖壕！侧水侧敌，大意不得！”
过了片刻，毛泽东大概是针对彭德怀的请示，大声说：“初战一定要打赢，赢了就争得主动……部队没有粮食了？没有粮食就杀马吃！打完仗再说！”
放下电话，毛泽东回头问我：“银桥，我们还有酒吗？”
毛泽东不善饮，即使喝一杯葡萄酒也会脸红，所以极少喝酒。但是有两个例外：一是安眠药用完的时候，他为了睡觉，要喝一杯。喝一杯就会晕，喝三杯肯定躺倒。另一种情况就是打仗或者写作，连续几天不睡觉，也需要喝点酒，以刺激神经兴奋。酒对毛泽东好像既能提神又可以安眠，关键是掌握好用量。
这段时间恰好安眠药告缺，我为他备下了酒。听他问酒，我忙回答：“要什么酒？白酒行不行？”
“不要白酒。”毛泽东想了想，摇摇头，风趣地说，“钟松没有那么辣。”
“那就拿葡萄酒？”
毛泽东想了想，又摇头说：“这一次敌人有十几万，我们又是侧水侧敌，仗也没有那么好打……嗯，有白兰地吗？”
“有！还是外国货呢。”
“我看就是白兰地吧！”毛泽东的手指头敲在地图上，敲在被红色箭头（表示人民解放军）包围的蓝圈里（表示敌军），敲在钟松的“脑壳”上。看来他把钟松划入白兰地的水平：没有白酒辣，也不像葡萄酒那么柔和。
我拿来白兰地，放在地图旁。酒瓶旁边放着一盒烟一盒火柴，酒瓶另一边顺序摆开油灯和蜡烛，锅台旁摆一张帆布躺椅。
战役打响后，毛泽东便守在电话机旁，一边和前线联系，一边查看地图。前线无大事，就看解放区各战区来的电报，或回到锅台旁写电文。电话铃一响，放下笔又去抓听筒，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汇报，作出各种指示，下达各项命令。脑子疲劳了，就呷点白兰地刺激刺激。烟是一支接一支地吸，茶水更是不断。泡过水的茶叶用手指头一抠便进了嘴，嚼一嚼咽下去。头一天是一包茶叶冲三次水后才吃掉茶叶，到第三天已经是冲一次茶，喝完水就吃掉茶叶。他决不出屋，也不上炕，累到极点就在帆布躺椅上闭目养几分钟神，眼皮一掀就又接着工作。
第三天清晨，天又下起雨，其势凶猛，如注如浇；雷声隆隆，大地颤动。我们看到秘书和作战参谋跑进跑出，便有几个人围上去打探消息。
毛泽东忽然走出窑洞，朝大家喊道：“你们到山上听炮声去吧！炮声激烈时，来向我报告！”
哈，原来不是雷声而是炮声！大家都欢呼跳跃着朝山上跑去。
我不能离开主席，守在窑洞里。我军在两小时之内，便将敌36师的一个旅歼灭，活捉了敌旅长刘子奇，实现了毛泽东首战必胜的计划。另一支部队也把企图增援钟松的刘戡部队阻击在葭县一带。
司令部里最热闹的是电台。从收听到的敌台得知，钟松惊恐万状，急于突围。胡宗南在无线电上，指名道姓地骂钟松，命令他“固守待援”。刘戡遭阻击，生怕被我军消灭，在黄河边上打转转。胡宗南又指名道姓大骂刘戡，下令要把刘戡撤职查办。沙家店战役序幕一揭，敌人便乱成一团。乱归乱，却是规规矩矩地照着毛泽东为他们摆下的棋子一步一步走的。
沙家店战役打了三天两夜。毛泽东三天两夜没出屋，不上炕，累了就坐在帆布躺椅上养养神。吸掉五包烟，喝掉几十杯茶。没有大便，小便不计其数。歼灭钟松的三十六师，俘敌6000余人。这一战役的胜利，标志着西北野战军反攻的开始和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的彻底破产。毛泽东很是兴奋，挥毫给彭德怀写了十二个大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写罢，毛泽东把笔一掷，抓起剩下的大半瓶白兰地酒，晃一晃：“拿错酒了。”
我说：“什么敌人遇见主席，白酒也得变成葡萄酒，想辣也辣不起来。”
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对我说：“银桥，你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来好不好？要肥的。”
我说：“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我马上去搞。”
已经三天两夜不曾合眼的毛泽东疲倦地摇摇头：“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子太多，你给我吃点肥肉对我脑子有好处。”
我告诉厨师高经文烧了一碗红烧肉，毛泽东先用鼻子深深地吸吮香气，两眼一眯，轻轻赞叹道：“啊，真香！”然后，抓起筷子，三下五除二，转眼就吃了个碗底朝天。
他放下碗，发现我目瞪口呆地立在旁边，忽然变得像个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有点馋了……打胜仗了，我的要求不高吧？”
我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俘敌6000余人，他只要求一碗红烧肉！我用力摇头：“不高，不高，主席的要求太少了，太低了。”
“不低了。战士们冲锋陷阵也没吃上红烧肉，只能杀马当粮食吃。”
从那天起，我知道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吃红烧肉是为了补脑子。此后，每逢大战或者他连续写作几昼夜，我都要千方百计替他搞一碗红烧肉来。
可是，战争岁月，有时粮食都没有一粒，大家常常吃黑豆，到哪里去找红烧肉？
谢天谢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从河东给毛泽东捎来一块腊肉，虽不好红烧，但炒一小碟吃吃也可以补补脑子啊。
谁知腊肉端上桌，毛泽东却叫撤走。他说：“你们想叫我吃得好一些，可是我怎能吃得下去呢？”
“这是为了工作，为了补脑，可不是为了享受！”我忍不住叫了起来。
“脑子是要补的，可是也要讲条件。条件不同，补的方法也不同。银桥啊，你给我篦篦头吧。”毛泽东朝椅背上一靠，闭上了眼。我给他篦头，他给我讲黑豆的营养价值，说什么它的蛋白质足够脑子使用了。又讲篦头的好处，说它能促进头部血液循环，把有限的营养首先满足大脑。他不讲还好，我听着听着就掉泪了。
那块腊肉以后再没有人动，一直保存到1948年新年前，才用它款待了由华东赶来开会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
毛泽东说补脑子要讲条件，可是当后来到了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特别是全国解放以后，条件好了，毛泽东仍然保持爱吃红烧肉这个习惯。一切山珍海味他都不追求，他曾对我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叫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他这句话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这天，毛泽东向解放区有关野战军下达命令后，仍然没休息，又与周恩来、任弼时匆匆赶到第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东原村。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习仲勋和其他首长远远迎了出来，原野里立刻响起热烈的喧笑声。
“你们打得好啊！”毛泽东大声夸赞。将领们都抢上来同毛泽东握手。
“主席，您可是瘦了！”王震说。
“瘦点好嘛，走起路来方便。”
“给主席牵马！”彭德怀吩咐卫士，便握了毛泽东的手朝司令部走，“主席，你们几次遇危险，我可是真担心哩。”
“我也替你们担心哩。面对十倍以上敌人打歼灭战，又是侧水侧敌，如吃不掉，他援兵一到就麻烦大了！”
“有主席亲自指挥调度，我才不担这份心哩，料他刘戡也没那个胆！就是便宜了钟松那龟儿子。本来是抓住了，他龟儿子装成马夫，趁天黑下雨又逃了。”
“逃了今天逃不了明天，我看刘戡的日子也不多了。”
“下次一定把刘戡的脑壳拿来献给主席！”
“我不要他的脑壳，我要他的七个旅。”
走进司令部，周恩来和任弼时在锅台旁坐下。毛泽东则朝炕上随随便便一歪，侧躺下来，望着墙上的军用地图说：“老总，讲讲吧。”
彭德怀手里拿了个小口袋，朝锅台上一倾，一袋炒黄豆哗地撒了出来。他给毛泽东抓一把，又捏起几颗往自己嘴里丢，这是他们当时能吃到的最好的零食。
彭总咯嘣咯嘣地嚼着炒黄豆，走到地图前，一边指点，一边讲述地形选择、兵力配备、火力分配以及战斗经过。他讲话快得像机关枪连射，几乎不容人喘气。毛泽东在炕上举起手摆一摆：“慢点慢点，怪不得钟松很快就完蛋了，即使我们几个都吃不消嘛。”
周恩来风趣地说：“一枪一枪来，别连射。”
彭德怀略显尴尬地笑笑，放慢了速度，一句一句重新讲。可没讲两句便不耐烦了，把手在面前一攥：“嘿，这么讲话我非出汗不可。干脆，我带你们到战场去看看。”
屋里所有人哄一声都笑了。
来到战场，彭德怀将望远镜递给毛泽东，一边指点，一边介绍情况。毛泽东频频点头：“好，那好。”
随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又看望了伤兵和指战员，并“检阅”了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6000余名俘虏兵。
彭德怀请毛泽东回窑洞休息。窑洞里的炕上坐满了人，门里门外也都挤满了，大家都在等着听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吸着纸烟，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抑扬顿挫地说：“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阴险恶毒，可惜志大才疏。他那么多军队，拿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打了这么多次，就没吃过败仗。”
有人插话说：“他也有本事呢，他的本事就是一切照毛主席的计划行动，决不走样。”众笑。
毛泽东继续说：“陕北战争已经‘翻过了山坳坳’，最吃力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战争的主动权握在了我们手里。”说到这里，将大手一攥，笑了笑，又迅速张开手扳起手指头，数道，“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整个凑起来吃掉它六七个旅。我们打垮了胡宗南自命的常胜将军，活捉了他四大金刚中的三个。他们四座‘金缸’被我们搬来三座：何奇、刘子奇、李昆岗。只剩下一口缸，叫什么……”
“叫李日基！”窑洞一角有人喊。
毛泽东用他那湖南口音将“日”念成“二”，打趣地说：“对了，叫李二吉。这次没抓住他，算他一吉；下次还许抓不住，再算一吉；第三次可就跑不了啦！”
毛泽东煞有介事的表情引得会场里又哄声大笑起来，兴奋的将领们有几个用力鼓起掌来。
毛泽东笑着继续说：“我看国民党那些有名的人物，像蒋介石、胡宗南之流，也许有个一吉两吉的，但终究是很不吉。不管他逃到哪里，总要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的。同志们，有信心没有？”
“有信心！”
接着，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全国战局和西北战场的形势，同将军们讨论了转入外线作战的问题。
回到梁家岔，机关已转移到朱官寨宿营。毛泽东顺河沟徒步10公里来到朱官寨，住在一公里外的后沟，那里环境清静。
连日来没有休息好的毛泽东笑着说：“我现在不需要安静，只需要睡觉呢。”
同志们临时腾出一孔窑，让毛泽东先睡一觉。可是毛泽东没有睡，又召集周恩来、任弼时等首长开起了会……
毛泽东庄严地说：“辛苦些是应该的，是值得的。我们将要创造崭新的历史！”
与人民同在
1947年8月23日，毛泽东来到陕北葭县朱官寨，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从这以后，随着战略进攻阶段的到来，西北战场的压力也日渐减少。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思考重大的战略方针问题，也有更多的机会去调查研究土地改革等政策。
李银桥回忆说：
朱官寨是个小村子。同志们为毛泽东腾出的一间破窑洞，长年被烟熏火燎，窑壁窑顶乌黑，光线很暗，大白天字迹也看不清楚，毛泽东不得不搬着小凳到窑洞门口借着阳光看地图。
就在这个乌黑的窑洞里，毛泽东起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向我军提出了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的任务。
在朱官寨住了十多天，毛泽东又转到神泉堡。此时，国民党已停止向解放区的进攻，往回收缩，形势变得缓和起来。毛泽东便分出一部分精力在黄河边搞农村社会调查。他帮老乡推碾子、打场，唠家常；转了几个村子，用去了十多天的时间。
有一次，毛泽东蹲在粪堆旁，用手捏开粪肥看了看，问老乡：“你们都往地里施什么肥？”
老乡回答：“主要是上粪肥，有时也上草肥。”
毛泽东回身指指窑洞，说：“我住过好几个窑洞，墙上的土皮都熏黑了，这是很好的肥料，为什么没人用呢？”
老乡憨笑着说：“都说这个黑土上地壮，可就是用不习惯。”
毛泽东说：“你们试试嘛，你们是重实际的，亲眼见了才信。你们试试之后，看到黑土能多打粮食就向大家宣传推广，好不好？”
老乡不再憨笑，认真想了想，用力点头说：“行！这是个好办法。”
毛泽东高兴地说：“将来打败了国民党，咱们要过好日子，就要生产更多的粮食，需要更多的肥料。一个窑洞清下的黑土我看够上一亩地，既有利生产，又有益卫生，你们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这个道理！”老乡们纷纷点头。
毛泽东很善于同群众谈心，用最通俗的语言讲明各种道理。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为民兴利除弊。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战士，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毛泽东搞农村调查来到葭县南河底村。谢觉哉和王明也从河东来到南河底村，向毛泽东汇报土改和《婚姻法》起草情况。当时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为了制定正确的土改政策，毛泽东在调查中对农村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多少人口，各有多少土地；对农村封建剥削的方式、剥削的程度以及各阶级各阶层对土改的态度都作了科学的研究和分析。
听完谢觉哉和王明的汇报后，毛泽东来到田里帮农民干活儿。这是解放区土改后第一个秋收，农民们喜气洋洋。毛泽东帮老乡刨山药蛋，又到麦场拿起裢枷帮老乡打谷子。我怕他干这活儿太累，劝他休息，他又跑到场角去跟娃娃们掰玉米。显然，毛泽东和分得土地的农民一样高兴。
毛泽东一边掰玉米，一边煞有介事地巡视娃娃们，放粗嗓门儿问：“你们谁是地主呀？”
娃娃们认真分辩道：“地主都让我们斗倒了，谁也不是地主。”
毛泽东仍然压低粗嗓门儿逗孩子们：“不是地主，怎么会有这么多粮食呢？”
有些紧张的娃娃们似乎松了一口气，抢着说：“土改了，我们有了地，这是好几家的粮食呢。”
毛泽东笑了：“哈，原来是大家的。”
娃娃们立刻又叫又跳地拥了上去：“你逗我们，你逗我们呢！……”
南河底村在白云山下，山上有座白云寺，规模宏大。毛泽东突然问我：“银桥，你到过寺庙吗？”
我说：“见过小庙，没见过大庙。”
“我是去过大庙的。”毛泽东垂下眼帘，仿佛沉入遥远的回忆中，“在湖南长沙读书时，我同一个同学徒步走了5个县，作社会调查。我们身上一文不名，有一次到了微山寺，讨得一顿斋。那寺庙好大哟，方丈是个很有学问的人……”
片刻，毛泽东抬起眼皮，问道：“想不想去看庙？”
我犹豫道：“都是一些迷信……”
“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毛泽东纠正我说。
我当时只懂写字看书是学文化。
“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毛泽东解释着，并定下决心说，“明天我们去看庙！”
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毛泽东仍是拿着那根柳木棍儿，顺着盘山的松柏林荫道向山上走去。葭县县长闻讯由县城赶来陪毛泽东一道上山。
抵达山顶，毛泽东俯瞰大地，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深深地吸一口清新的空气，说：“可惜今天没有云，否则我们就真成了一群腾云驾雾的神仙了！”
话音刚落，从茂密的柏树丛里转出一个老和尚。他虽然不认识毛泽东，但看到是县长作陪，便料到是位首长，忙合掌施礼。
毛泽东与他握手，说：“老师父，我们来参观参观你这个大寺庙。”
老和尚躬腰说：“欢迎欢迎，首长请。”
毛泽东笑了：“你们过去是称‘施主’嘛，不要破坏了规矩。”
只此一句话，老和尚便像受到什么触动，显出肃然的表情，重新认真打量了一眼毛泽东。
老和尚把毛泽东引到方丈室，忙着掸桌椅，请客人落座。毛泽东说：“不要费事，我们坐下聊聊嘛。”老和尚还是坚持给毛泽东献上一杯香茗，尔后才坐下。
“你们现在生活怎么样？”毛泽东问道。
老和尚望一眼县长，含糊其词地说：“好，好得很哩。”
“出家人不打诳语。”毛泽东微笑着，诚恳地说，“你们是超脱的，更要讲实话。”
老和尚深受感动，实话实说道：“不瞒施主，以前信佛的多，出家人也多。布施的人多，收入也多，生活很好。后来信的人少了，出家的人少了，布施的人也少了，生活一时有些困难。”
“嗯，”毛泽东点点头，“你能讲实话，这就好。有什么困难你都说说。”
“布施的人少，遇到庙会也收不了几个钱，吃穿都有些困难，庙里散去不少人。后来人民政府叫我们自力更生，种点地，搞些农业生产。开头不习惯，现在手脚灵便了，倒也能劳动。”
“这不错呀，这是一大改变啊！”毛泽东又问，“现在生活到底怎么样呢？”
“现在打的粮食够吃，其他穿衣、治病、修理寺院，一概由政府包下来。再加上收布施香火，生活也蛮好的了。出家人不打诳语，确实好的了。”
毛泽东脸上浮现出笑意：“你觉得这样安排还妥当吗？”
“托毛主席的福，安排很周到。出家人也得随着社会进步啊！”经县长介绍后，老和尚已知道毛泽东的身份。
“讲得好！社会变了，人也要变。过去，和尚一不生产人口，二不生产粮食。现在要变，不生产人口可以，不劳动不行。边区是保护宗教信仰的，但是要劳动。参加劳动后，身体好了，也不剥削人了，这就对了。今天我在你这里‘取经’了。”
老和尚高兴得边笑边点头：“不敢不敢。”
毛泽东又询问他种多少地，打多少粮食，白云寺建于何时，扩修于何时，鼎盛时期有多少和尚，等等。然后由老和尚领路去参观寺庙。
寺庙很大，有五十余座殿、堂、庑、阁。各式各样的佛祖、菩萨、金刚、力士，栩栩如生。毛泽东尤其对那些雕刻、塑像、石碑和牌匾感兴趣，看得很仔细，一字一字读，表情肃穆，不时发出感叹之声。
“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好好保护，不要把它毁坏了。”
老和尚频频点头：“主席说得对，主席说得对。”
毛泽东似有所动，回忆着说：“我在长沙读书时，暑期里走了5个县，搞社会调查。我去了微山寺，和尚们叫我施主，我说我不是施主，我一文不名，我只是讨一顿斋饭……”
毛泽东忽然把头转向县长：“请县里拨一些经费，把庙修一修。”
县长说：“我回去马上办。”
毛泽东继续向前走去，脚步似乎轻松了许多。我想，这一定是因为有了了却一桩心事后的愉快之感吧。
告别时，老和尚依依不舍地送出寺庙，殷勤地说：“明天这里有庙会，还有大戏，主席也来看看吧，热闹着哩！”
毛泽东笑道：“谢谢了，我们就来看看戏。”
第二天一大早，大路上就热闹起来了。老乡们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喧嚷着去白云山赶庙会。
毛泽东兴致很高，说：“走，咱们也去赶庙会，看大戏。”
我说：“人这么多，乱糟糟的……”
“你们又怕不安全吧？赶庙会就是赶热闹，人少了还有什么意思？”毛泽东已经拿起了他那根柳木棍，嘴里仍在说，“看庙看文化，看戏看民情；不懂文化，不解民情，革命是搞不好的。老百姓利用庙会去行善做买卖，我们去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这一带的民情和习俗，这对我们接近群众有很大好处。今天只留两个人看门，大家都去！”
就这样，我们又随毛泽东上了白云山。
这天是正会，人最多，山上挤挤挨挨，万头攒动。庙里香烟缭绕，还摆了许多吃食挑子。山顶最高一层庙院里搭了戏台，锣鼓震天响，山西梆子开场了。毛泽东在群众后边兴致勃勃地朝台上望，他喜欢京剧，没有京剧，山西梆子他也看。后来接触久了，我发现，凡是中国的民族文艺他都喜欢，对于外国艺术他兴趣不大。
会场，忽然起了骚动，有人认出了毛泽东。
“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越来越多的人传递着这句话，老乡们兴奋得连戏也不看了。有人搬来长条凳请毛泽东坐。毛泽东连连摇手：“不要不要。大家都站着，我一个人坐着，那不是太孤立了吗？”说着便朝人群里挤。
可是，连台上的演员也停下了演出，都挤出来看毛泽东。
毛泽东悄声招呼群众：“看戏吧，老乡们，咱们都是来看戏的。”又朝台上招呼，“你们快演吧，我是来看你们演出的，大家是来看戏的，不是来看我的。”
好一阵子人们才平静下来，演出继续下去。毛泽东始终站在群众中，专心致志地欣赏台上的山西梆子。
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来到陕北葭县神泉堡，在这里住了1个多月。
师哲回忆说：
9月21日，中央离开朱官寨，23日到达离葭县十几里的神泉堡。毛主席在此先后住了36天，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毛主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第一次正式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因为是10月10日发布的，又称为《双十宣言》。
9月25日，毛主席致电杨尚昆：“请师哲偕阿兄来葭县西南十五里之神泉堡（我们前日移至此地）。”10月上旬我和阿洛夫赶到神泉堡。这时，毛主席的健康状况良好，心情舒畅，谈笑风生。毛主席把我党、我军自3月间撤出延安至沙家店战役结束这一段作了个总结。对沙家店战役的开始、战局发展、变化、结局、收获及总形势，以及国内局势的变化作了分析和评价。此外，在谈话中还对若干问题的细节作了介绍和解释。
毛主席和阿洛夫进行了两次谈话，供其参考。这时，毛主席对于米脂沙家店战役虽尚未作出最后的全面评价，但已指出了这次战役本身战略意义的重要性，认为整个战局有了转变，我已争取到主动权。
此外，毛主席还亲自给斯大林写了一封较长的信，对中国解放战争总的形势以及陕北、山东战况作了总的描述和初步估计。毛主席说，虽然国民党对山东的压力仍然很大，但形势已有很大的变化，已形成对我比较有利的局面。在陕北，由于我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的胜利，敌人已没有力量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了。我军事力量不断扩大和加强。总之，解放战争已有了很大转折，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封信由我译成俄文后用电报发出。
这时，毛主席还忽然记起我在延安时向他提的问题。在给斯大林发电报两天之后，他问我：“你把问题都弄清楚了吗？”接着他说，“沙家店战役后，敌人不仅缩回延安，我看他们连延安也守不了多久了。”随后他又说，“从今以后，敌人可能再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了。”
我当时对全国的战况不甚了解，只知道一个沙家店大捷，所以一面听，一面犯疑，心想：一个胜利的沙家店战役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毛主席觉察到我内心的疑窦，可是他既不介绍情况，也不再作分析解释，只是说：“这只是我的一个看法，稍等等，形势就会明朗化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全国总的形势是：陈毅部队在山东展开全面反攻，并向苏北进展，而那里的敌人也只有招架之功了；刘邓大军已南下进入大别山，直接威胁长江以南地区；陈赓部队挺进豫西，直逼潼关，威胁西安。敌人只能缩短战线，由进攻转入守势，西北战场我军已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所以，事态的发展，正如毛主席所料，沙家店战役之后，延安的敌人再也没有北进，苟延残喘到1948年4月22日便全部撤走了。
在神泉堡期间，毛主席曾外出参观。10月17日到葭县。18日到谭家坪，参观了峪口造纸厂。21日到南白云山脚下黄河边上的村庄南河府住了一周，这里风景气候都好，随后又游了白云山庙会。尽管主席头戴草帽，完全是农民装束，还是被群众认了出来。一时间“毛主席来了”像春风一样吹遍庙会，人群一窝蜂地拥过来，围住自己心目中的大救星。
师哲还回忆说：
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因忙于指挥全国战争及行军作战，并不很清楚在地方上土改中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康生在全国土改会议上介绍了他在山西的经验，导致土改中出现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大石头”、斗争基层干部、不讲政策，甚至出现乱打乱杀等现象。
9月，毛主席迁到神泉堡后，环境稍为安定，才有时间考虑土改问题。毛主席和葭县县委书记张俊贤谈话，当时张俊贤也住在神泉堡，与我同住一个窑洞。毛主席对他说：“平均分配土地就是要平均，公平合理。”
这位县委书记回来对我说：“毛主席给我出了一道难题。陕北沟沟峁峁很不平，各地的土质、肥瘦也完全不同，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如此平均公正。而且已经过土改的群众对此根本不感兴趣，不愿这样做，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没办法做到。我在乡村搞过土改，知道农民对重新土改不感兴趣，我们宣布召集开会，他们迟迟不来；到了约十点钟才来到会场；来了之后有的躺着，有的一个挨一个靠墙坐下，不一会儿，酣然入睡，根本没有听到我们讲什么。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我劝张俊贤说：“主席的用意是好的，你主要从整体上领会他的精神，他是针对全国情况而言，并没有要求你非这样做不可，有机会可向他多介绍些陕北的实际情况。”
后来中央逐渐发现了晋绥等地土改中“左”的错误。
分管土改工作的任弼时，不仅研究文件，而且还向山西来的干部进一步了解情况。如绥德地委书记张邦英是从晋西北回到陕北的，就认为陕北土改搞右了。任弼时发现了问题，找他谈话，让他写材料，才了解到晋西北按照康生的办法搞得乱七八糟。任弼时还将晋绥的负责人李井泉、林枫等找到杨家沟谈话。
任弼时把了解到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决定采取措施纠“左”。毛主席委托弼时研究并起草关于土改工作的指示文件。于是任弼时开始重新修改——实际上是重写《土地法大纲》。少奇讲过，1947年秋他主持制定的《土地法大纲》是决定彻底平分土地，而且没有规定区别对待大中小地主、地主与富农、旧富农与新富农之间的政策。任弼时身体不好，抱病工作。他从1947年10月在神泉堡时就开始写，中央搬到杨家沟后他继续在写。那时他住在与杨家沟相距10里路的一个小山村——钱家河，我曾去看过他。他住在这里一方面是为了养病，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聚精会神地搞好这个土改文件。
自11月至12月底，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中提出了“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并提出土地改革总路线和在土地改革中必须掌握的两条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在杨家沟，恩来、弼时都对土改中“左”的偏向发表了意见，毛主席都采纳了。
会议最后就关于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作出决定：必须避免对中农、中小工商业及一般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剥削收入占总收入25％以下的应定为中农；对开明绅士应有适当照顾，对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在斗争策略上应有区别；极少数罪大恶极的要经人民法庭审判判决，坚决不多杀、不乱杀，反对肉刑，不要动手打人。这一决定后来由毛主席总结，写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中。这个决定不仅详尽阐明了12月会议的决议，而且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
1948年1月12日，弼时受中央委托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在讲话中弼时对如何划分农村阶级、团结全体中农、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方法等问题，以及对工商业政策、对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政策、打人杀人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任弼时说：“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中央随即公开发表了这个讲话，作为我党指导土改的政策依据。
后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不断征询各地工作人员的意见，认真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等指示。
所有这些，都对纠正“左”倾错误、将土地改革纳入正轨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夏秋之交在西柏坡，有一次，毛主席和贺龙在一起吃饭（我也在座），谈到土改问题。毛主席说：“土改中出现过‘左’的偏差，不应当提出消灭富农。”
贺龙不假思索地说：“这有多少差别？顺便解决了它不好吗？”
毛主席稍停了一下，说：“你就那么革命，我就不革命，那么喜欢富农？‘左’了就是‘左’了，不对就是不对嘛！”过后贺龙认真地想了想，承认他原来的看法不对，而且找主席谈了自己的看法，而主席也的确原谅了他。
这虽然是件小事，却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领袖人物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承认并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的博大胸怀和光明磊落的精神。
在神泉堡期间，毛泽东还特意观看了黄河。李银桥回忆说：
还在葭县神泉堡时，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重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心潮起伏，带我们去葭县县城看黄河。
葭县县城高高矗立于直陡陡的山顶上。敌人远遁，城里店铺开了张，人来人往很热闹。我们十几个人簇拥着毛泽东走进城，虽然把他护在中间，走过半条街，还是被一些年轻后生们发现了。
“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这惊喜的喊声立刻像春雷一般滚过全城。霎时间，群众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一条街堵得满满的似要胀裂一般。后生们举起臂膀，娃娃们欢呼雀跃，老汉们拥挤在人群中擦拭泪花迷离的眼睛，婆姨们站在高处翘首相望。“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落。毛泽东也很激动，挥动着大手向群众致意。
来迎接毛泽东的县长在前面开路，可是沸腾的人群越围越紧，哪里能挤出一条缝？无奈，只好折入一家院落，穿院进了县政府，又绕小胡同，来到东门外。
毛泽东敞开衣服，两手叉腰，迎风而立，俯瞰脚下：黄河就在县城脚下穿过，宛如一条金龙。夕阳西下，余晖洒在河面上，万点碎金。河岸上，柿树林红得像燃起一片大火。毛泽东被眼前的景致陶醉了，不禁叹道：“真美啊！”
县长指着山下说：“从黄河上葭县城，只有这一条小路可通！”
我们望去，果然脚下只有一条崎岖小路穿过苍郁的树丛，蜿蜒曲折，盘山而走，迤迤逦逦通向黄河岸边。
毛泽东的目光沿小路重新回到黄河水，久久凝视着，若有所思地说：“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便只看见洪水，不见河流！”
我们咀嚼着毛泽东这段话，只觉得哲理深奥，回味无穷。
“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毛泽东将大手一拂，像是抚摸那条民族的河，无限深情地说，“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待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那时，对黄河的评价更要改变了！”
我们顿觉眼界开阔。不尽黄河，万里峰峦，尽收眼底。
在陕北，至今仍流传着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期间与战士同甘共苦的故事：
中央机关移驻米脂县杨家沟以后，不久，毛主席的生日快到了。大家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既可以趁此聚聚会，给主席祝个寿，也可以叫主席吃好一些，好好休息一下。可是，意见一提上去，就被主席谢绝了。主席讲了三条理由：一是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机关的同志没有粮食吃，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三是他才五十多岁，往后的日子还长哩，更用不着祝寿。除了三条理由，主席还作了三条规定：一不许请客吃饭；二不许唱戏，如果有剧团，就演给老乡们看；三不许开大会。同志们谁也没有办法，就这样，这个难得的机会又错过了。
在这以前，贺龙从山西给主席送来一些腊肉，主席一直没有吃。
不几天，陈毅从华东赶到毛主席住地，在米脂县杨家沟参加中央会议。这时候，主席正在办公，听到消息，立即放下工作，赶出窑洞迎接，陈毅已经站在院子里了。主席紧走几步，陈毅连忙上前行了个军礼，双手紧紧握住主席的手。主席仔细端详了一下陈毅，愉快地说：“路途这样遥远，你辛苦了！”陈毅紧紧握住主席的手，爽朗地笑着说：“还好，路虽然远点，不是骑马，就是坐车，也不觉得累。”边说边注视着主席，半晌又说，“这一年主席可苦了！”主席也笑着说：“没有什么，我身体越来越好！”两人站在院子里热情地谈了半天，陈毅说：“还是进屋去吧，当心着凉！”主席这才领着陈毅走进窑洞。坐下以后，主席说：“你来得正好，我还给你留着一块腊肉呢！”陈毅见主席这样高兴，心里也十分愉快，连忙笑着说：“我还给主席带来几桶罐头呢！”主席一听，便大笑起来，说：“好啊！咱们来个会餐！”回头就对警卫员说，“把那点腊肉全炒上，款待陈毅同志！”这盘腊肉是主席转战陕北以来头一次吩咐多炒的一个菜。
毛泽东与陕北人民在一起，陕北人民也想方设法保护毛泽东的安全。有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
5月的王家湾，崖畔、沟底一片嫩绿，太阳照在双羊河上，发出闪闪的粼光。
一天下午，天气很热，毛主席、周副主席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到窑外的柳条棚子里乘凉。放在瓮盖上的无线电收音机，正在播送新华广播电台关于蟠龙大捷和真武洞祝捷大会的消息和评论。
女广播员热情奔放、慷慨激昂的声调，深深地吸引着每一个人。毛主席兴奋地听着，连声称赞说：“这个女同志真厉害！骂起敌人来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又是热情洋溢，真是爱憎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
正说着，房东薛如宪老汉光着膀子，笑呵呵地跑来了。薛老汉六十岁开外，是刘志丹领导陕北闹革命时的老赤卫队员。最近他把三个儿子都送去支前了，自己承担起极其繁重的庄稼活儿。即使再忙，他也常抽空来看望毛主席，他觉得这位首长平易近人，可亲可敬。每当和毛主席谈起“跟着老刘闹革命”的事情，老汉对革命的忠诚和热情，都溢于言表。
毛主席见薛老汉来了，高兴地向他打招呼，搬凳子让座。老汉从来没有见过收音机，一见这个方匣子里有人说话，惊奇得不得了。老汉半弯着腰，双手按着膝盖，左看右看，半晌才奇怪地说：“这是什么东西，里头有人？”
这一问，把警卫人员惹得哄然大笑。主席说：“不要笑，谁知道这个原理，就给老人讲一讲嘛！”
在当时的条件下，收音机还真是个缺物。大家虽然见过听过，但是要讲原理却讲不出来。同志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好意思了。
主席见大家说不上来，就把小凳子搬过来，请老汉坐下，然后就像聊天似的，讲起收音机是怎么回事。他从山谷的回音，讲到空气的震动，又归结到收音机的构造等各种原理，讲得形象具体，通俗易懂。大家越听越有兴趣，就像上了一堂生动的物理课。
薛老汉高兴地说：“哎呀，这里真有大学问，今天我算开了眼界，长了见识了！要不在路上绊了跟斗，拾这么个玩意儿回来，还兴许叫我砸了烧火哩！”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主席也笑着说：“好了，以后拾到这么个东西，可别砸了烧火！”
薛老汉连连点头，郑重地说：“不能烧，不能烧，留着还要听咱毛主席说话呢！”
这句话说得大家又想笑，但谁也没敢笑出声来。因为在转战陕北时期，首长的行动都是保密的。老汉只知道跟他说话的首长叫“李得胜”（毛主席转战陕北时的代号），可不知道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啊！
此刻，收音机里广播员以高昂的音调报告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毛主席还在陕北！”薛老汉一听高兴得叫喊起来，连连说：“毛主席还在陕北！毛主席还在陕北！”这天，他走遍了全村，逢人便说，“你们知道吗？毛主席还在陕北，不打败胡儿子他是不走的！”
直到毛主席离开了王家湾，薛老汉才听人说，住在他家的那位名叫“李得胜”的首长就是毛主席。这下他更乐了，每天总要把毛主席用过的东西摸几遍，笑得合不拢嘴。
蒋胡的军队占领王家湾后，薛老汉经常下山来侦察敌情。一次，不幸被敌人发现，抓回村子。残暴的敌人对他严刑拷打，逼问毛主席哪里去了。老汉斩钉截铁地说：“毛主席还在陕北！”说完闭上双眼，任凭敌人怎样毒打，死也不漏一个字。老汉被敌人打得晕过去好几次，但醒来还是那句话，“毛主席还在陕北！”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东渡黄河，结束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开始了新的历程。
李银桥回忆说：
194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以主力五个纵队转入外线作战。从2月24日到3月3日，一举攻克宜川城，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三万余人，并当场击毙敌军长刘戡，从而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
宜川大捷的第二天，周恩来向中央机关排以上干部庄严宣布：“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准备过黄河到华北去了！”
1948年3月23日，中央机关队伍行军来到了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准备从这里登船东渡。为了防备国民党从西安派飞机进行袭扰，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决定将渡河时间安排在下午。河滩里、山坡上，站满了欢送的群众。岸边停泊了十几只船，船工都是粗犷慓悍的小伙子。毛泽东上了第一条船，周恩来、任弼时上了第二条船，陆定一和胡乔木等首长上了第三条船。
一上了船，毛泽东就和船工们一一握手，说：“劳累你们了！”
船工们回答：“送毛主席过河，这是我们的光荣任务。”
毛泽东说：“谢谢，谢谢。”
木船缓缓离岸，我们几名卫士紧靠毛泽东身后左右站立。我们劝他坐下，他不肯坐，挥动双手向送行的群众致意。
可是，船开始摇晃了，浪花拍打着木船。我忙扶住毛泽东，说：“主席，快坐下吧。”
毛泽东推开我的手，望望浊浪滔滔的黄河，望望渐渐远离的西岸和岸上聚集的人群，两眼湿漉漉地放射出异彩。他忽然朝叶子龙说：“脚踏黄河，背靠陕北，怎么样？子龙，给我照一张相吧！”
“对，应该照一张！”叶子龙匆匆拿出照相机。
毛泽东倏而敛去笑容，立稳身体，脸上显出庄严肃穆的神色。于是，叶子龙“咔嚓”一声及时按下了快门。
“好啊，”毛泽东点头笑道，“把陕北的高原和人民，把黄河水照下来，这是很有意义的纪念。”
正是凌汛时期，黄河巨浪滚滚，夹杂着磨盘大的冰块汹涌咆哮着、冲撞着，发出一片轰轰巨响。小木船忽而跃上浪尖，似要腾空飞驰一般；忽而沉落波谷，浊浪像墙壁一样遮住我们的视线；冰块撞击木船发出惊心动魄的砰砰声。可是船工们镇定自若，热烈亢奋，划动木桨，挥动杉篙，船上响彻沸人热血的号子声：“嗨唷，嗨唷，嗨唷！……”
毛泽东面对此情此景，情绪激荡，深深地吸口气，突然转身望着大家，问道：“你们谁敢游过黄河？”
警卫人员中很有几名水性好的。
“马汉荣行，发大水那次他游过黄河汊给彭老总送信，他能游！”有人喊。
“发大水的时候我游过延河。”石国瑞大声说。
一向沉稳的孙勇瓮声瓮气地说：“我在枯水季节游过黄河，还可以试一试。”
毛泽东紧接他的话头大声说：“那好极了！来，咱俩不用坐船，游过去吧！”
这一声倡议，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经过片刻尴尬的沉默，有人小声嘀咕：“哎呀，今天不行啊，现在可是凌汛期……”
孙勇好像刚从水底冒出来似的喘过一口气，忙附和道：“是呀，今天河里有大冰块，不能游。”
毛泽东大笑：“哈哈，不能游？你们是不敢游啊！”他转而凝望像陕北的小米粥一样浓稠的黄河水，望着那泡沫飞卷的浪花和漩涡，陷入了深思……他毕竟没有下水，长长吁口气，摇摇头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行船绕过一片河洲，渐渐靠近东岸。大家都热烈地望着东岸成群结队赶来欢迎的群众，毛泽东却再次回望黄河，长叹一声：“唉，遗憾！”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游遍了全国的江海湖河，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水他就要游，而且总是带着挑战的神情下水，带着征服者的骄傲上岸。
但是，我始终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他一次也没有游过黄河？
-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忆毛主席谈纸老虎》，《世界知识》1960年第22期。
- 杨步浩是延安著名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当时是柳树店乡乡长。——原注
- 1942年大生产运动开始，每人每年交一定数量的公粮，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也无一例外。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公粮任务，由劳动模范们争相代耕。——原注
-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35—338页。
- 袁学凯：《英明的预见——记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撤离延安前夕的一次谈话》，《解放军文艺》1977年第6期。
-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10页。
- 田为本：《转战陕北是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的关键》，载《党史通讯》1986年第4期。
-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13页。
-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39—341页。
- 杨尚昆：《对毛主席的几点回忆》（1986年9月5日）。
- 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应为3月31日。
-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17页。
- 阎长林：《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工人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48—251页。
- 龙飞虎：《同甘共苦》，载《解放军文艺》1977年第6期。
- 阎长林：《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工人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59—264页。
-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44—347页。
-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8—30页。
- 阎长林：《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工人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69—289页。
-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1—43页。
-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3—51页。
-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47—349页。
- 参见《刘少奇选集》第388页。——原注
-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0页。——原注
-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0页。——原注
-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8页。——原注
- 《任弼时选集》第434页。——原注
-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57—360页。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