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纸草与象形文字的使用以及《亡灵书》的流传

古代埃及诗歌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书面文学形式，大约产生在公元前3000多年到公元后的几百年，最早的至今已有近5000年的历史。在古埃及的史前时期和古王国时期（前3200—前2280），就已经产生歌谣、祷文等文学体裁。

古代埃及文学中，最重要的是《亡灵书》（The Book of the Dead），这是古埃及人写在纸草上而置于死者陵墓中的诗作，包括各种咒语、祷文、颂诗、歌谣等。诗集中最早的创作是公元前3500年时的作品，大部分则是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800年间的中王国时期的创作。这部作品之所以得以流传至今，与古埃及特有的传播途径密切相关，也与古埃及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有关。

在古埃及的重要诗集《亡灵书》的生成与传播过程中，为“亡灵”服务这一创作特性使得这部作品不能靠口口相传，于是，作为介质的纸草就成为这一传播过程中一个得天独厚的重要媒介。纸草与象形文字是其中发生作用的重要因素，不仅使得《亡灵书》在当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也使得它得以流传下来。

纸草（papyrus，英文中的“paper”即是由“papyrus”演变而来的）是古代尼罗河两岸沼泽中生长的植物，类似于芦苇，在植物学上的学名为“纸莎草”^[1]。以纸草记录的文献称为纸草文献。它最初产生的时间已经难以考证。现存最早的纸草文献是从出土的公元前3500年埃及的木乃伊盒中发现的。一般认为，公元前25世纪以后，纸草成为古埃及人最主要的书写材料，也是古代图书馆所藏文献的主要形式。纸草于公元前5世纪传入希腊，后又传入罗马。

由于纸草是一种理想的书写材料，古埃及人们才会乐意使用。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特产，古代埃及人得以创制纸草纸张，使得重要文献资料得以保存和流传。于是，古埃及的书面文学文本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书面文本也就不足为奇了。古罗马作家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强调了纸草对于人类生活的实质作用，认为：“文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极大地取决于纸草的运用。”^[2]在其重要著作《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又译《博物志》）的第13卷第22章中，普林尼详细记叙了纸草纸以及纸草文献的制作过程：纸张是用纸草制作的，纸草去掉外皮，将主茎切成薄薄的长条，并且尽可能地让薄片切得宽一些。高质量的薄片是最中心的部分。这些薄薄的长条随后放在平板上，铺成两层。其中第一层所有的长条平行地横向铺展；第二层则铺在第一层的上面，所有的长条平行地纵向铺展。经过挤压，纸草内的汁液被压了出来，形成天然的胶水，使得上下两层紧紧地粘在一起，经阳光晾干后，用象牙或者贝壳进行打磨，便于书写，然后把边缘修剪整齐，就成为纸草纸。书写时，把多张纸草纸（一般不超过20张）粘接在一起，便形成一个卷轴。^[3]

在纸草纸张尚未普及之前，人们也尝试用其他材料书写，普林尼在《自然史》中同样做了描述：“早期，人们主要用棕榈的叶子来进行书写，后来用树皮书写。随后的时代，公共文件记载在铅块上，私人的备忘录则记在亚麻布上，或者刻在蜡版上。”^[4]

纸草文献为各国学者所重视，以至于19世纪下半叶产生了专门的研究学科——纸草文献学（papyrology）。“纸草的使用不仅在当时埃及流行，而且后来还不断外传，一度成为古希腊、古罗马乃至中世纪初期的主要书写材料。”^[5]当然，纸草也曾在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大量使用，而且在整个罗马帝国时代，纸草仍是属于首位的书写材料。只是进入中世纪之后，纸草的这种优势地位逐渐被羊皮纸所取代。“到公元8、9世纪，随着中国造纸术西传和纸张的大量生产，延续了4000年之久的纸草纸最终被造价便宜的纸张所取代。”^[6]

使得《亡灵书》等重要文献得以流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象形文字（Egyptian hieroglyphs）。Hieroglyphs（希腊文单词）是希腊语“神圣”（）与“铭刻”（）组成的复合词，即“神的文字”。“古埃及的文字产生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它脱胎于原始社会中的图画和花纹。当氏族中大部分人都能理解一个图画代表的意思时，这个图画也就开始向简单化发展，这个时候文字就产生了。”^[7]有学者把文字视为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状态的主要标志和“分水岭”^[8]。

埃及象形文字是古代埃及人将语标和字母要素结合在一体的一种书写体系。很多学者认为：“埃及象形文字的产生略晚于苏美尔文字，而且……大概是在后者的影响之下得以产生的。”^[9]但也有学者指出，“这一直接影响的根据是不足信的”，而且声称“有可靠的证据说明埃及的书写是独立发展的”。^[10]

《亡灵书》被认为是人类最古老的书面文学，成书于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1800年间。它的生成，与原始状态的宗教密切相关。古埃及人的世界观是“万物有灵论”（Animism），古埃及人认为：人在世上死亡后，灵魂是不灭的，灵魂经由瀑布进入下界，只有在下界经过种种劫难、渡过重重难关，才能复归上界，回到原遗体之中，得以再生。这也是古埃及人特别注重保护遗体的原因。为了在下界一切顺利，他们准备了供亡灵在下界游历所使用的书，即《亡灵书》。

《亡灵书》与其他埃及古代文献一样，是写在纸草上的，并且留在墓穴里，或者刻在神庙的墙壁和雕塑的底座上而得以保存和流传。其中包括咒语、赞美诗等类型。

古埃及《亡灵书》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各个阶段都有相应的《亡灵书》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主要是由赫利奥波利斯的“安努”学派祭司编辑的，被称为赫利奥波利斯版本（the Heliopolitan version），主要是第五王朝和第六王朝以象形文字的形式刻在一些国王金字塔墓穴的石壁和通道中的，也有一部分是十一王朝之后在石棺等处发现的。

第二个版本是底比斯版本（the Theban version），该版本是以象形文字写在纸草上的，分成若干篇章，并且带有标题，但具体排序并不确定，主要通用于第十八王朝至第二十王朝。

第三个版本称为赛特版本（the Saïte version），大约写于第二十王朝至第二十六王朝期间，章节的排列具有一定的顺序，内容是用象形文字或僧侣体所写的，主要通用于第二十六王朝至托勒密王朝时期。

古埃及的著名诗集《亡灵书》得以认知和传播，与象形文字的破解以及翻译密切相关。

《亡灵书》在中世纪就被人们重新发现，只不过人们对其内容无法破译。《亡灵书》的第一部现代摹写是于1805年由拿破仑埃及远征队成员完成的。1822年，法国古典学者尚博良（Jean-Francois Champollion）开始翻译象形文字，在前辈学者杨格（Thomas Young）的研究基础上，取得了重要突破。他考察了部分《亡灵书》纸草，确定其为葬礼仪式用品。1842年，莱普休斯（Karl Richard Lepsius）翻译了托勒密时代的手稿，以《亡灵书》为名出版。他还介绍了咒语编号方式，鉴别了165篇不同的咒语。

1875年至1886年，纳维尔（Edouard Naville）编辑了三卷集《亡灵书》，共186篇，包括插图以及变体，并且做了较为详尽的注解。

大英博物馆的华理士·布奇（E．A．Wallis Budge）所编撰的《亡灵书》于1895年出版，1913年修订再版。该版本包括象形文字版和英文翻译，并且附有长篇导言，全书由“导言”和“译文”两个部分组成，译文部分共搜集《亡灵书》纸草37片，共186首，是一个较为流行的版本。

而艾伦（T．G．Allen）的英译本（1974）和福克纳（Raymond O．Faulkner）的英译本（1972），语言更为流畅，也增添了得以鉴别的咒语，总数达到了192首。

《亡灵书》在中文世界的翻译与传播，是由锡金先生开创的。锡金先生所译的《亡灵书》于1957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我国的古埃及诗歌译介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全书篇幅不长，只有45页，共选27篇，每篇长短不一，内容繁杂，广泛描写了当时的人们热爱生命、崇拜神灵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风貌。

锡金的译本是从赫里耶（Robert Hillyer）的英译本翻译的。赫里耶的英文译本是一个选本，总共68页，于1923年出版。^[11]由于赫里耶本人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所以他的译文诗意浓郁。锡金先生的译文则以忠实取胜，也较好地表现了英译者的精练与文采。自1957年至20世纪末，我国对《亡灵书》的认知，主要集中在锡金先生的译本以及飞白先生的数篇翻译。相对于锡金先生，飞白先生的译文显然更为流畅，也更富有诗意。他一改锡金稍显笨拙的语句和原始粗犷的格律，使译文措辞凝练，格律严谨，结构匀称，适合现代读者阅读欣赏。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对《亡灵书》的译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大英博物馆的华理士·布奇所编撰的《亡灵书》以及福克纳的《亡灵书》都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华理士·布奇的《亡灵书》于2001年由京华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埃及亡灵书》，由罗尘根据1913年修订本翻译。但是，可能由于篇幅的限定，在翻译过程中，有较多的删节。

福克纳的《亡灵书》，中译本取名为《古埃及亡灵书》，由文爱艺翻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0年出版。

[1] J．R．哈里斯：《埃及的遗产》，田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2] Pliny，The Natural History of Pliny，John Bostock ＆ H．T．Riley trans．，Bohn’s Classical Library，Vol．III，London：G．Bell ＆ Sons，1898，p.185．

[3] Ibid．，pp.186-189．

[4] Pliny，The Natural History of Pliny，John Bostock ＆ H．T．Riley trans．，Bohn’s Classical Library，Vol．III，London：G．Bell ＆ Sons，1898，p.186．

[5] 文言主编：《文学传播学引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6] 令狐若明：《埃及学研究：辉煌的古埃及文明》，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页。

[7] 赵勇编著：《古埃及文明读本》，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8] 摩尔根：《古代社会》，转引自拱玉书等：《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9] Geoffrey Sampson，Writing Systems：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78．

[10] Simson Najovits，Egypt，Trunk of the Tree：A Modern Survey of an Ancient Land，New York：Algora Publishing，2004，pp.55-56．

[11] Robert Hillyer trans．，The Coming Forth by Day：An Anthology of Poems from 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Boston：B．J．Brimmer Company，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