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六朝史学批评与文学

《晋书·陈寿传》载寿著《三国志》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且得到了夏侯湛、张华等名士的赞赏[31]。然而书成之后并未立即上奏，直到陈寿过世之后，方由时任梁州大中正的尚书郎范君页等上表称：

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晋武帝知悉此事，“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在后世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的《三国志》自此始流传开来，陈寿亦得以名垂不朽。对《晋书》的这一段记载，论者往往习焉而不察，清末刘熙载著《艺概》，却对此提出了异议：

晋元康中，范君页等上表，谓陈寿“文艳不及相如，而质直过之”，此言殆外矣。相如自是辞家，寿是史家，体本不同，文质岂能并论！[32]

批评范君页等人“文艳不及相如”之说，未免有些外行，因为司马相如和陈寿一文一史，“体本不同”，怎么能以文学家之辞藻去要求史学家呢？应当承认，刘熙载的观点是有几分道理的，文学注重词采华美，史学要求实事求是，二者确乎不能相提并论。然而所贵于学者，在能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我们想要追问的是，范君页等人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看法，并且居之而不疑呢？答案须从六朝史学批评与文学的关系中去寻找。

六朝文学与史学之间关系密切，犹如水乳之交融，有时甚至难分彼此，这种现象在六朝杂传、地志、《异物志》等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33]。创作往往是与理论互为依存的，创作为理论提供基石，而理论是对创作的提升和总结，并反过来引导创作。六朝文学和史学的理论批评之间，也出现了相互渗透和影响的情况。六朝史学对于文学批评之影响，学者多有论列，如张伯伟先生即认为六朝史学的独立发展加强了人们的史学意识，从而在探讨文学变迁时具备一种追本穷源的历史眼光，成了古代文学批评之“推源溯流法”产生的重要背景之一[34]。傅刚先生则认为自《七略》及《汉书·艺文志》以来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文体辨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指出：“如果从这一点出发，可以说六朝文学批评是深受到史学传统的影响的。”[35]这些看法无疑都卓有见地。但是换一个角度，说到六朝文学对当时及以后的史学批评之影响，则尚未见有专论。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兼有史注和史评之意，是对魏晋史学的一大总结，具有承先启后之意义，因而其史学批评也最有代表性，本文即拟以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为例，并且旁搜远绍、上下求索，探讨六朝史学批评与文学之关系。

第一节　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与文学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曲沃）人，生于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生平行事见《宋书》卷六十四，其著述主要有《集注丧服经传》一卷、《宋元嘉起居注》五十卷、《裴氏家传》四卷，以及《北征记》《西征记》《述征记》等[36]，然他之所以声名藉甚，并为后人所广泛称誉，却是因为他的《三国志注》。本传称宋文帝命松之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可见宋文帝颇有先见之明。关于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得失短长，前贤时彦论之备矣[37]，至其史学批评思想，晚近之学者也多有关注，如叶建华先生认为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主要包括“总括前踪，贻诲来世”“诬罔视听，实史籍之罪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等四个方面[38]；崔凡芝先生则从对史书的总结、对史家的要求、对史料的处理等方面探讨了裴注的史学意义，认为裴松之“从史学批评角度，对当时的史学纂写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对史家的主体修养和理论认识，做了具体的纠正和引导，从总结史家运用史料中揭示出致误致伪的原因和手段”[39]。本文认为局就与六朝文学之关系而言，裴松之的史学批评有一个特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他一方面要求真实，反对虚妄，另一方面又追求藻采，反对质木无文，二者形成了一种矛盾的统一，而这显然是跟六朝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请申论如次。

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主要见于《三国志注》中，尤其是注释之自注，即“臣松之案”“臣松之以为”以及那些没有列举书名的注，虽然所占比重不多，却是其注释之精义深旨所在[40]。裴氏注书之体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有很好的交代：

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大致包括“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种，其中“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正是我们上文所说的要求真实、反对虚妄之意，这种纠谬惩妄的做法在《三国志注》中随处可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魏书·武帝纪》写到曹操和袁绍的官渡之战，有一段云：“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裴松之对其作战之人数提出了质疑：

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夫结营相守，异于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

先从情理的角度推测史传之失实[41]，并且进一步分析了曹操兵数“不得甚少”的三个原因：

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

可谓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因而得出了“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的结论。不止此也，《魏书·荀彧传》载陶谦死后，曹操欲取徐州，还定吕布，荀彧进谏，有云：“今东方皆以收麦，必坚壁清野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拔，略之无获，不出十日，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耳。”裴松之于此下注曰：“臣松之以为于时徐州未平，兖州又叛，而云十万之众，虽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称。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又借荀彧之说论证了官渡之战“兵不满万”的虚妄不实，可见此事时在其念中，未尝忘怀。

裴松之不仅对陈寿之记述失实提出批评，并且对所引史书之谬误进行纠正，如《魏书·董卓传》注引谢承《后汉书》写到了汉末史家蔡邕之死：

蔡邕在王允坐，闻卓死，有叹惜之音。允责邕曰：“卓，国之大贼，杀主残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为王臣，世受汉恩，国主危难，曾不倒戈，卓受天诛，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谢允曰：“虽以不忠，犹识大义，古今安危，耳所厌闻，口所常玩，岂当背国而向卓也？狂瞽之词，谬出患入，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谏允。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遂杀邕。

蔡邕之死为汉末一大公案，其具体情形如何，今已不得其详[42]。裴松之对谢承之书评论说：

臣松之以为蔡邕虽为卓所亲任，情必不党。宁不知卓之奸凶，为天下所毒，闻其死亡，理无叹惜。纵复令然，不应反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谢承之妄记也。史迁纪传，博有奇功于世，而云王允谓孝武应早杀迁，此非识者之言。但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谓内省不疚者矣，既无惧于谤，且欲杀邕，当论邕应死与不，岂可虑其谤己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诬罔不通之甚者。

且不论蔡邕之于董卓是否真是“情必不党”，因而“闻其死亡，理无叹惜”，但看其称赞司马迁之《史记》“博有奇功于世”，并认为“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就可看出裴松之作为史家的良知和卓识，也可看出他对实事求是是多么地重视。此外如批评王沈《魏书》崇饰虚文、难以实论（《魏书·后妃传》注），批评《孙资别传》出于其家为不可信（《魏书·刘放传》注），批评鱼豢《魏略》之妄说（《蜀书·后主传》注）等，都是裴松之崇实疾虚的表现[43]。《魏书·袁绍传》注在引用了乐资《山阳公载记》和袁《献帝春秋》所云“审配战于门中，既败，逃于井中，于井获之”之后，对二人之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臣松之以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岂当数穷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难信，诚为易了。不知资、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如此之类，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寔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44]

我们于此看到了裴松之义正词严、凛若秋霜的一面，“轻弄翰墨，妄生异端”，“诬罔视听，疑误后生”云云，实开刘知幾“史家之申韩”的先声，柳诒徵先生指出：“故裴氏之注，不第可谓陈《志》功臣，且可谓为晋代诸史之南董。刘知幾之治史，盖多师其意。”[45]甚有见地。

以上是为裴松之注史要求真实、反对虚妄之例，屡觏不一觏，大概会让人觉得裴氏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学家，对于史书之文采不会有什么要求吧？事实并非如此，处在六朝这样一个注重文学多于史学的年代里[46]，裴松之虽欲卓然自立，亦难以摆脱时代风气之影响。《魏书·三少帝纪》之高贵乡公传记有司马昭镇压毌丘俭之反抗一事，裴注引郭颁《魏晋世语》曰：“大将军奉天子征俭，至项；俭既破，天子先还。”接着即对此段进行了辩驳：

臣松之检诸书都无此事，至诸葛诞反，司马文王始挟太后及帝与俱行耳。故发诏引汉二祖及明帝亲征以为前比，知明帝已后始有此行也。案张璠、虞溥、郭颁皆晋之令史，璠、颁出为官长，溥，鄱阳内史。璠撰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溥著江表传，亦粗有条贯。惟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书，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

在批判了《世语》记事之不实后，又对张璠、虞溥、郭颁三人所著之史书分别进行了评论。我们注意到这三条评论中，除了最后一部分批评《世语》虚错如此、“往往而有之”，延续了其崇实疾虚之旧贯外，其他部分却多是从文学的角度展开的。张璠之《后汉纪》“虽似未成”，然而“辞藻可观”，值得称赞；虞溥的《江表传》“粗有条贯”，即谓条理比较清晰，也是从文章的角度着眼。至于郭颁的《魏晋世语》，则“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蹇乏谓才识低劣贫乏[47]，宫商则指声律而言[48]。联想到魏晋以降，作诗为文日重声律和谐，必使“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文心雕龙·声律》），则裴松之提出这样的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49]。由此可见，裴氏对于史书的文采也是非常重视的，他对于字句的讲究，有时到了苛刻的地步。《魏书·董卓传》最后附有陈寿的评论，其文曰：“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裴注首先肯定了陈寿的论断：“臣松之以为桀、纣无道，秦、莽纵虐，皆多历年所，然后众恶乃著。董卓自窃权柄，至于陨毙，计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祸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残贼之性，寔豺狼不若。‘书契未有’，斯言为当。”但是接下来笔锋一转，开始批评陈氏的措辞：“但评既曰‘贼忍’，又云‘不仁’，贼忍，不仁，于辞为重。”认为“贼忍”和“不仁”语义重复，从文章而言，未免瑕疵。相同的例子还有《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陈寿评曰：“袁涣、邴原、张范躬履清蹈，进退以道，盖是贡禹、两龚之匹。”裴氏又对其用字遣词提出了批评：“臣松之以为蹈犹履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乎！”读书至此，为之解颐，这些细节既体现了裴松之的严谨不苟，也可看出他对遣词造句的郑重其事。《文心雕龙·练字》篇斤斤于字句之讲究，“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云云，自然也是时代风气的反光，可与松之相视而笑也。

除了要求史书富有文采外，裴松之对史注也提出了文采要求。其《上〈三国志〉注表》有云：

窃惟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臣寔顽乏，顾惭二物。虽自罄励，分绝藻缋，既谢淮南食时之敏，又微狂简斐然之作。淹留无成，祇秽翰墨，不足以上酬圣旨，少塞愆责。

首先把注书比喻成画家之绘画和蜜蜂之采蜜，认为应该在原书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也就是前文所引的“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从而“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亦即有所发明之意[50]。接下来谦称自己“虽自罄励，分绝藻缋”，所云“藻缋”，实指文采而言，这从“既谢淮南食时之敏，又微狂简斐然之作”句可以看出来。前一句用淮南王刘安之典，《汉书·淮南王传》载：“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故“食时之敏”意谓才思敏捷，犹夫《文心雕龙·神思》篇所云“淮南崇朝而赋骚”，“亦思之速也”[51]。后一句用《论语·公冶长》之典：“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中“斐然成章”演变为富有文采、文章可观之意[52]。故合此二句来看，裴氏盖谓自己既无淮南王之敏捷，又乏斐然之文采，其实都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的。话虽说得很谦抑，其实倒是一种自负的表现，所谓似谦实傲，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证明裴氏之注并不缺乏文采。《魏书·卫臻传》注引《旧事》和《傅咸集》，讲到了卫臻之孙卫权的事，也可印证上述观点。裴注曰：“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此处所说的《吴都赋》是左思《三都赋》之一篇，虽不是史书，却与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53]。裴松之认为卫权之叙“粗有文辞”，言下之意实乃嫌其文采不够也[54]。“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则恰是要求注释应有所发明的意思。二者皆与其《上〈三国志〉注表》相呼应，由此可见，裴松之对于注史也是高自标置，严其律度，既需有所发明，又要文采斐然，故能与陈寿之书交相辉映，同垂不朽。刘知幾所批评的“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云云（《史通·补注》），显然是不够妥当的。

当藻采和真实发生矛盾，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裴松之还是重视真实多于藻采的，毕竟史书旨在信今传后，客观真实仍是第一位的标准。《魏书·陈群传》附其子《陈泰传》注引用干宝《晋纪》，写到了魏高贵乡公被杀之后的情形：

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会朝臣谋其故。太常陈泰不至，使其舅荀召之。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谓曰：“玄伯，卿何以处我？”对曰：“诛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为我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

全段语言明白如话，陈泰之忠义悲慨，亦历历在目。接下来又引用孙盛《魏氏春秋》，存其异文[55]：

帝之崩也，太傅司马孚、尚书右仆射陈泰枕帝尸于股，号哭尽哀。时大将军入于禁中，泰见之悲恸，大将军亦对之泣，谓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大将军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岂可使泰复发后言。”遂呕血薨。

两相比较，情节颇为不同，二书所记司马昭和陈泰之对话尤其相异，裴氏对此下注曰：

臣松之案本传，泰不为太常，未详干宝所由知之。孙盛改易泰言，虽为小胜，然检盛言诸所改易，皆非别有异闻，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旧。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

先对干宝之记述提出质疑，可毋多论，接着即批评孙盛著书“改易泰言”为不当，并提出了“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的主张，意即应当根据对话人的时代和个性确定其声口，而不应徒饰词采，造一些假古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则道出了裴氏注重真实多于藻饰的观点。类似的情形在《魏书·武帝纪》中也有出现[56]，《魏书·武帝纪》载曹操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注引孙盛《魏氏春秋》则改为：“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裴氏注云：“臣松之以为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可见这也是裴松之注史的原则之一。

综上可知，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一方面要求真实、反对虚妄，另一方面又追求藻采、反对质木无文，若二者不能得兼，则注重真实更多于文采[57]。虽然如此，其批评思想受魏晋文学之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裴氏不仅要求史书富有文采，而且要求史注“绚素有章，甘逾本质”，甚至在辞藻、声律、炼字等方面都有诸多讲究。我们将在后文论证，这不仅是裴松之个人趣味的问题，而且是时代风气的表现。不过在此之前，先须探讨一下，裴氏的这些史学思想是否贯彻到他的实践中去了呢？“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不妨看看《三国志注》的文学取向。

第二节　《三国志注》的文学取向

裴松之的史学批评受六朝文学之影响，已如上述，具体到《三国志注》，也表现出他鲜明的文学取向。概而言之有三：一是其注释中多引文言美辞，彰显了他高超的文学趣味；二是其注释中常引神奇怪异之事，表现出浓厚的小说化倾向；三是其自注并非如其所谦称的“分绝藻缋”“祇秽翰墨”，而是富有文采，可圈可点。清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裴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58]，如果把“博”字替换为“美”字，则“嗜奇爱美”四字正好概括了裴松之《三国志注》的文学取向。兹分论如下。

（一）《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其实是曹魏诸文人之合传[59]，后世所称道的“建安七子”除孔融外皆在其列：“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幹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瑒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幹并见友善。”可谓彬彬称盛。然而建安二十二年，一场大瘟疫导致了多人丧生，“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本传因引用了魏文帝曹丕《与元城令吴质书》，表达其哀悼惋惜之情。然因格于体例，这段引文甚是简短，唯略述诸人之立身行事而已。此后为照应前文，又撮述了吴质的生平：“吴质，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裴松之在此引鱼豢《魏略》更详其事，并把时为世子的曹丕写给吴质的两封信都完整地摘录了下来，且加自注曰：“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可见他对曹丕此信深表赞赏，不忍遐弃，今将此篇全录如次：

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反，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历观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诗，妙绝当时。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于锺期，仲尼覆醢于子路，愍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吾与足下不及见也。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乃通夕不瞑。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军十年，所更非一”，吾德虽不及，年与之齐。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观瞻，何时易邪？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造述不？东望于邑，裁书叙心。

魏文帝曹丕与上述诸人之交情究竟如何，今已不得而知，若论这一封书信，则实在是写得情深义重，荡气回肠。“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等等，显得意气风发、文采飞扬。“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愍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云云，则真有呜咽缠绵之慨，令人动容。此书信后来被《昭明文选》收录，传诵称扬，至今不绝。钱穆先生论及建安文学，有云：“窃谓当时新文佳构，尤秀出者，当推魏文、陈思之书札。此等尤属眼前景色，口边谈吐，极平常，极真率。书札本非文，彼等亦若无意于为文，而遂成其为千古之至文焉。”[60]评价极高，然可谓实至名归[61]。裴松之早在刘宋时期便对此文叹赏不置，称为“美辞”[62]，自可印证其《三国志注》的文学取向，同时也可看出他那高超的文学趣味。其实说到“美辞”，裴注所引的前一封书信似乎更擅胜场，曹丕追忆“昔日南皮之游”，如云：“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釭间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硃李于寒水。皦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等等，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从容写来，情韵悠扬，一种少年人之哀乐歌哭，惬心贵当，动人心魄[63]。悬想当日之裴松之注史至此，也要为之低回良久吧。“观于海者难为水”，其以卫权之注《吴都赋》为文采不足，也就可以理解了。

除了引美文之外，《三国志注》中又有引诗赋之例，也可看出裴松之的“爱美”之心。陈思王曹植是六朝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锺嵘《诗品》称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并谓“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云云，可谓极尽赞美之能事[64]。裴松之在注《魏书·曹植传》时，多次引用曹植的诗赋，体现出他对曹植文才的喜爱之情。如本传写到曹操新筑铜爵台，“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65]。裴氏便引阴澹《魏纪》著录了曹植这篇令“太祖甚异之”的赋作：

从明后而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晖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

全篇为歌功颂德之作，自不待言；行文之圆美流转，有如流风回雪，也姑置勿论。单看曹植之不假思索、“援笔立成”，且年纪不过十余岁，就很可佩服，联想到前述裴氏所自谦的“既谢淮南食时之敏”，则他之所以引用曹植此赋，其用意大概不止于证史，更有表示钦慕之意。因为曹植也跟淮南王一样，是刘勰所称赞的“亦思之速也”的典范[66]。曹植入魏之后，在文帝、明帝两朝连不得志，几次三番求“自试”亦不果，怅然绝望，本传称：“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甚是凄凉。裴注于此引用了他的《吁嗟篇》：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

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

自谓终天路，忽焉下沉渊。惊飚接我出，故归彼中田。

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

飘飖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

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

全诗既是“十一年中而三徙都”的注脚，也表达了曹植对连翩流转、不遑宁处的愤恨，“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一句更显得沉痛惨烈。裴氏引此，可谓“以诗证史”之佳例，也体现了他自己的识鉴水平。据余志挺先生统计，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单篇诗文22篇，“正可证明魏晋时期重视文学作品的风气，裴松之用文学补充史学，也代表着史学观念上的一大突破”。[67]

（二）前引《四库提要》批评裴松之“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裴注中多次引用神奇怪异之事，馆臣谓：

如《袁绍传》中之胡母班，本因为董卓使绍而见，乃注曰：“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记》，语多不载。”斯已赘矣。《锺繇传》中乃引《陆氏异林》一条，载繇与鬼妇狎昵事。《蒋济传》中引《列异传》一条，载济子死为泰山伍伯，迎孙阿为泰山令事。此类凿空语怪，凡十余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于史法有碍，殊为瑕颣。

除了以上所举的几条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裴注引用葛洪《神仙传》以及虽无志怪之名、却有志怪之实的傅玄《傅子》、顾恺之《启蒙注》等例[68]，有论者指出：“在现存的史学著作中，《三国志注》是最先引用魏晋志异著作的。”[69]对于这种采志怪入史注的现象，后世学者的意见大致与《四库提要》相同，都认为“不经之谈，不应入史”[70]。可是对裴松之何以采志怪入《三国志注》，却还有继续讨论的余地。比较普遍的看法是，魏晋人确实相信神仙鬼怪的存在，因而其著志怪小说也是本着一种求实的态度，如干宝《搜神记》“发明神道之不诬”，即被誉为“鬼之董狐”[71]。《隋书·经籍志》将六朝志怪小说收入史部之杂传类，就反映了当时人的观念。采志怪入史在魏晋时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即以《搜神记》为例，据逯耀东先生统计，此书材料多次被当时的史书采用，其中包括司马彪《续汉志》25次、王隐《晋书》14次、干宝《晋纪》3次，袁宏《后汉纪》、谢承《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何法盛《晋中兴书》、孙盛《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乐资《春秋后传》等各引用一次[72]。事实上，一向以“高简有法”著称的陈寿《三国志》也采用了志怪材料，如《魏书·公孙渊传》：“初，渊家数有怪，犬冠帻绛衣上屋，炊有小儿蒸死甑中。襄平北巿生肉，长围各数尺，有头目口喙，无手足而动摇。”显然非事理所容。陈寅恪先生指出：“陈承祚著三国志，下笔谨严。裴世期为之注，颇采小说故事以补之，转失原书去取之意，后人多议之者。实则三国志本文往往有佛教故事，杂糅附益于其间，特迹象隐晦，不易发觉其为外国输入者耳。”[73]由此看来，既然连史学著作中都大量引用志怪材料，则裴氏采志怪入史注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时代风气的角度来解释《三国志注》的“凿空语怪”，无疑是非常中肯的，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时代而存在，裴松之自然也不例外。张孟伦先生则对此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裴注之所以采用怪异之说，并不是他真心相信，而是为了迎合宋文帝刘义隆之心意，因为“文帝却是一个以宜都藩王搞政变，利用‘征祥杂沓，符瑞㸌辉，宗庙神灵’（《宋书·文帝纪》）的礻几祥之说，登上皇帝宝座的”。并引《吴书·吴范刘惇赵达传》之裴氏自注为证：“臣松之以为葛洪所记，近为惑众，其书文颇行世，故撮取数事，载之篇末也。神仙之术，讵可测量，臣之臆断，以为惑众，所谓夏虫不知冷冰耳。”认为裴松之对葛洪《神仙传》所记持怀疑态度[74]，“近为惑众”，徒以宋文帝有此爱好，故不得不谦称己说为“臆断”，有如夏虫之不知冷冰，其内心深处之苦楚，可想而知[75]。不难发现，张先生的观点是有几分道理的。南朝自刘宋之后，皇权加重，统治者干预修史之例，不绝于书[76]，裴松之的注史恐怕也难逃此厄，何况本传明言，松之注史非其本意，而是“上使注陈寿《三国志》”，然则他的工作不能不受宋文帝的影响，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有所偏离，也是在所难免[77]的。这与陈寿之著《三国志》而不得不以曹魏为正统，同有其难言之苦衷，我们对此应表“了解之同情”[78]。

除了上述时代风气和政治压力之影响外，我们认为裴松之之所以采志怪入史注，还跟他的注书体例有关，准确地说，这种现象正是采用“合本子注”的结果。陈寅恪先生指出：裴松之《三国志注》受中古佛教译经之影响，为一广义之合本子注[79]。其学生王锺翰更在其基础上指出，裴氏《上〈三国志〉注表》所云“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即为“合本子注”最明白最合适之注脚，并下定义曰：“合本子注者即同源异释，合诸异释，列为子注，以注于一较善本之下，亦即于大同中求小异，最是实事求是之注史方法。”[80]可谓要言不烦。这种“合本子注”之方法是否受佛教译经之影响，姑置勿论[81]，若裴氏注史为采用这种“合诸异释，列为子注”之形式，则固章章明甚，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董卓）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曹操）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裴氏注曰：

《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以上分别引王沈、郭颁和孙盛三人之书，记述曹操“间行东归”过程中，手杀其友吕伯奢之子的事，比对可知，三种说法都不相同，疑不能判，故“并皆抄内以备异闻”，其为广义之合本子注，当无可疑。刘知幾所批评的“喜聚异同，不加刊定”（《史通·补注》），或即指此而言，实乃昧于裴氏注史之体例，不足为松之病也[82]。类似的例子所在多有，如《魏书·三少帝纪》载高贵乡公为成济等所弑，终年二十，裴注即备引《汉晋春秋》《世语》《晋诸公赞》《晋纪》《魏氏春秋》《魏末传》等六书补述此事，并加自注曰：“臣松之以为习凿齿书[83]，虽最后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载习语，以其余所言微异者次其后。”可见也是“合本子注”之佳例。具体到志怪著作，可以干宝《搜神记》为例，如《魏书·明帝纪》载，青龙三年“秋七月，洛阳崇华殿灾，八月庚午，立皇子芳为齐王，询为秦王”。之后亦引《魏氏春秋》《世语》《搜神记》《汉晋春秋》等四书记述当时及前后出现的一些奇异征兆，《搜神记》所记不过是其中之一说而已。又如《吴书·孙策传》注记载了道士于吉之事，先引《江表传》曰：

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县首于市。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

继引虞喜《志林》对此事进行了批驳，并加自注曰：“《江表传》之虚如《志林》所云。”接下来又引用《搜神记》之说：

策欲渡江袭许，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熇厉。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许，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于吉邪，而先趋务之？”便使收吉。至，呵问之曰：“天旱不雨，道涂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态，败吾部伍，今当相除。”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视，不知所在。

最后再加自注说：“案《江表传》、《搜神记》于吉事不同，未详孰是。”由此看来，裴松之《三国志注》之所以引用志怪材料，非必相信真有其事（前述葛洪《神仙传》条可证），而是出于体例之需要，广引诸说，“以备异闻”，跟陈寿《三国志·方技传》评所云“所以广异闻而表奇事也，故存录云尔”，如出一辙。这一点从上述明知“《江表传》之虚如《志林》所云”，而仍引之，也可以看出来。又如郭颁《魏晋世语》极为裴氏所不满，“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等，几乎一无是处，可是据伍野春先生统计，这样一部鄙劣虚错的书却被裴松之引用了89次之多[84]，可见此书也跟《搜神记》等志怪著作一样，不过是为了增广异闻而被当作史料采用罢了。吕思勉先生在评价唐人修《晋书》时指出：“怪异之说之不足信，固也，然因述之信之者之多，正可以见当时风气。”[85]借以看待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亦无不可，则其功劳不仅在保存了史料而已[86]。

以上对裴松之《三国志注》之采用志怪材料提出了一点拟测，认为他的做法除了受时代风气和政治压力之影响外，还跟“合本子注”的体例有关。尽管有此诸种理由，表明裴氏之采志怪入史注为无可厚非，然《四库提要》所批评的“嗜奇”之说，却并非没有道理，裴松之采用这些怪怪奇奇之事，无疑也表现了《三国志注》的文学取向。盖文学之趣味固有千差万别，而神奇怪异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正可与上文所论的文言美辞相颉颃也。前引《搜神记》之道士于吉事，已甚诡异，又如《魏书·锺繇传》注引《陆氏异林》[87]，记述了锺繇和一女鬼相恋的故事：

繇尝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妇人后往，不即前，止户外。繇问何以，曰：“公有相杀意。”繇曰：“无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犹斫之伤髀。妇人即出，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妇人，形体如生人，著白练衫，丹绣裲裆，伤左髀，以裲裆中绵拭血。

女鬼美丽非凡，眷恋锺繇，明知其有意相图，仍然前往欢会，情意殷殷，殊为可感，而锺氏“犹斫之伤髀”，难免薄情之讥。裴注征引此事，想必也是爱其故事之哀感顽艳，“小小情事，凄婉欲绝”也[88]。《吴书·诸葛恪传》注引《搜神记》则甚是可怖：

恪入，已被杀，其妻在室，使婢（语）曰：“汝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顷愈剧，又问婢曰：“汝眼目视瞻，何以不常？”婢蹶然起跃，头至于栋，攘臂切齿而言曰：“诸葛公乃为孙峻所杀！”于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寻至。

大有借尸还魂的意味，令人惊悚不已。此外如前述葛洪《神仙传》之仙人介象事、《魏书·蒋济传》注引《列异传》之蒋济亡儿事等，篇幅较长，情节曲折，带有浓厚的小说色彩。凡此都可看出裴松之的“嗜奇”心态，正和“爱美”之心一样，使他的《三国志注》表现出鲜明的文学取向。

（三）古人云，“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89]，意谓创作与鉴赏难以兼擅。上文所述二者，不管是“嗜奇”还是“爱美”，都是在其注释中征引他人的作品并加按语，充其量只能表现出裴松之的文学趣味，他自己是不是也只会“鉴”而不能“画”，如他所谦称的那样“分绝藻缋”“祇秽翰墨”呢？答案是否定的。松之文学成就如何，史传没有明文，唯称其“博览坟籍，立身简素”而已（《宋书》本传）。但通过其《三国志注》之自注，我们发现了裴氏文采斐然的一面，而这显然也是一种“爱美”的表现。如《魏书·贾诩传》载：“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贾诩进谏，劝曹操“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曹操不从，军遂无利。裴松之在此发表了一通看法：

臣松之以为诩之此谋，未合当时之宜。于时韩、马之徒尚狼顾关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荆人服刘主之雄姿，惮孙权之武略，为日既久，诚非曹氏诸将所能抗御。故曹仁守江陵，败不旋踵，何抚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将此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手，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然则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诩之此规，为无当矣。魏武后克平张鲁，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斤石既差，悔无所及，即亦此事之类也。世咸谓刘计为是，即愈见贾言之非也。

且不论裴氏对于贾诩之批评是否得当，曹操是否应该“顺江东下”以灭孙吴，单看这一段文字以气逞辞、骈散兼行，且又议论骏发，气势凌厉，“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手，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云云，对仗工整，声韵和谐，读来颇有风行水上之妙，定非“蹇乏全无宫商”者可比。“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90]则又感慨为文，一唱三叹，用典自然，如自己出，都可称得上中规中矩的“美文”，持与范晔“笔势纵放”之论赞相较，恐怕也未遑多让。又如《魏书·荀彧传》陈寿评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松之对此不能同意，又下注曰：

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陈氏此评，盖亦同乎世识。臣松之以为斯言之作，诚未得其远大者也。彧岂不知魏武之志气，非衰汉之贞臣哉？良以于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不有拨乱之资，仗顺之略，则汉室之亡忽诸，黔首之类殄矣。夫欲翼赞时英，一匡屯运，非斯人之与而谁与哉？是故经纶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动于崄中，至于大亨，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谓之未充，其殆诬欤！[91]

裴氏盖深赏于荀彧之动心忍性、亡身殉节，不禁情动于中，而发为议论，为之辩诬，一往无前，夭矫动人。试取与六朝士子所景慕的贾谊《过秦论》对读[92]，如云：

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施及孝文、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亡事。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

比较可知，二文之长处皆在起承转合、控送自如。“及至”二字以后，同为二文之转捩点，虽然前者为抑，“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后者为扬，“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至其机杼，则固无不同，都是大力腾挪，平地起波澜，洵足以惊心动魄，振起全篇。

《魏书·崔林传》载崔林对是否尊奉孔子之后裔“宗圣侯”有所论议，认为“周公已上，达于三皇”都不再祭祀，“今独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后，特受无疆之祀，礼过古帝，义逾汤、武，可谓崇明报德矣，无复重祀于非族也”。裴氏对此不以为然，而在其自注中对孔子盛赞有加：

臣松之以为孟轲称宰我之辞曰：“以予观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又曰：“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斯非通贤之格言，商较之定准乎！虽妙极则同，万圣犹一，然淳薄异时，质文殊用，或当时则荣，没则已焉，是以遗风所被，寔有深浅。若乃经纬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违，彝伦资之以立，诚一人而已耳。周监二代，斯文为盛。然于六经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圣贤不兴，旷年五百，道化陵夷，宪章殆灭，若使时无孔门，则周典几乎息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万世之功，齐天地之无穷，等日月之久照，岂不有逾于群圣哉？林曾无史迁洞想之诚，梅真慷慨之志，而守其蓬心以塞明义，可谓多见其不知量也。

细读可知，松之对孔子可谓推崇备至，“若乃经纬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违，彝伦资之以立，诚一人而已耳”，已经道出了孔子的非凡贡献，无与伦比。最后部分更称孔子“光明先王之道，以成万世之功，齐天地之无穷，等日月之久照”，大声鞺鞳，翼翼锵锵，真可称是“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其对孔子的一腔深情，也在这排偶行文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盖河东裴氏，世以经史传家，固为孔孟儒家之坚定信徒也[93]。在六朝这样一个玄风大炽、争礼空王的年代里，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尊孔子和儒学，犹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则裴氏之识见实有大过人处，又不徒以文笔见长而已。通过上述三例可知，裴松之虽不以文章名世，其史论却有文采斐然的一面，且其行文颇受骈俪文风的影响，“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史通·叙事》），风气之移人，有如此者。近人李详以《三国志注》为六朝散文之代表，至誉之为“自然高妙”“千古独绝”[94]，然则裴氏《上〈三国志〉注表》所云“虽自罄励，分绝藻缋”之为谦虚之词，也就可想而知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裴松之的史学批评受到六朝文学之影响，不仅要求史书富有文采，而且要求史注“绚素有章，甘逾本质”，甚至在辞藻、声律、炼字等方面都有诸多讲究。这些思想贯彻到他的《三国志注》中，表现出鲜明的文学取向。一方面，其注释中多引文言美辞，彰显了他高超的文学趣味；另一方面，其注释中常引神奇怪异之事，表现出浓厚的小说化倾向；更重要的是，裴松之的自注也受骈俪文风的影响，富有文采，可圈可点。由此可见，裴松之的史学批评和六朝文学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三节　六朝其他史学批评

除了裴松之以外，六朝的其他史家也多受到文学思潮的影响，其史学批评也大多带上了文学的色彩。《文心雕龙·史传》篇曰：“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已从文学立论。东晋袁山松尝著《后汉书》百篇，为时所重，《史通·模拟》篇载其评论史书曰：“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稍事推敲，不难发现，五条之中，除了“书不实录”和“赏罚不中”之外，都是就文字修饰而言。周一良先生对此评论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95]甚有道理，可以补充的是，这种修史注重文字乃至文学的现象，在六朝时期甚是普遍，不独袁氏一家为然。《隋书·经籍志》著录《后汉记》六十五卷，题晋散骑常侍薛莹撰，其实薛莹在入晋之前，是东吴的史官，其父薛综“枢机敏捷”“信辞粲烂”，有大名于世，而莹亦克绍箕裘，得到时人的称赏，被命与韦曜、周昭、华覈、梁广等同修国史。然以事触怒暴君孙皓，而被捕入狱，时任右国史的华覈上疏求救，有云：“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是以慺慺为国惜之。实欲使卒垂成之功，编于前史之末。”孙皓“遂召莹还”，使为左国史[96]。其中所说的“文章尤妙”，就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赞赏薛莹，显然在同为史官的华覈看来，是否具有文学才华应是衡量史才之高下的标准之一。《后汉记》今有清人姚之骃辑本，其序云：“莹书大半弗存，未经拂耳瞥目。然读世祖及显宗二论，波属云委，灏瀚苍郁，洵良史手，他称是矣。”[97]可知薛莹文采，名不虚传。无独有偶，领衔修史的韦曜也因“不承用诏命”，而被孙皓收捕入狱，为国惜才的华覈“连上疏救曜”[98]，称：“《吴书》虽已有头角，叙赞未述。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尤劣。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99]也是从“文辞典雅”的文学角度称赞《汉书》，以此指代韦曜之才华，可与薛莹一事相参证[100]。《宋书·王韶之传》载韶之“好史籍，博涉多闻”，因熟于泰元、隆安时事，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史称其“善叙事，辞论可观，为后代佳史”。无疑也是以文采相称赏。阮籍《与晋王荐卢播书》称卢播“潜心图籍，文学之宗；敷藻载述，良史之表”，其中文学与良史互文见义，而敷述藻采，也被认为是良史所应有之能力。[101]

以上所举都是他人之评价，可证史学批评之为文学所影响，事实上，六朝之史家亦不乏自道其创作甘苦之例，其中尤以著《后汉书》的范晔为特出。《宋书》本传称晔“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可谓多才多艺。又载其入狱后《与诸甥侄书》，洋洋近千言，可当其《后汉书》之自序读，其中有云：

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从古至今，对自己文章之称赏夸赞，大概未有及此文之“称情狂言”者，“天下之奇作”“体大而思精”云云，真要令人叹为观止，范氏也因此而遭到后人的诟病，姑置不论。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未对其《后汉书》的史学意义做应有的铺叙，却大谈其文学成就，如云“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盖谓文章的深层意蕴与剪裁之功；“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则主要谈的是文章的气势和收放，瞿林东先生敏锐地指出，范晔提出的“精义深旨”“笔势纵放”，与萧统《文选序》中所说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虽语出文、史二途，其义实则一致，并谓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共同的时代风气影响的结果[102]，可谓卓有见地。此外如：“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自喜之情，溢于言表，其实也多是就文学的角度而言的。联系到此段之前，范晔还说到作文之甘苦：“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可见他对文学是深有解会的，范氏之大谈其文学成就，也许并不难于理解。有意思的是，范晔在其《后汉书·班彪传赞》中称赞班氏父子，有云：“二班怀文，裁成帝坟。比良迁、董，兼丽卿、云。”盖谓班氏父子兼有司马迁、董狐之秉笔直书和司马相如、扬雄之文采斐然，也是将史学成就与文学成就相提并论，可与本文开头所引《晋书·陈寿传》范君页之上书互参。与之相似的还有南齐皇室萧子显，入梁之后著《南齐书》，今本无自序，而《梁书》本传则载其《自序》一篇，历数其生平，同样对其文学成就沾沾自喜，如云：“追寻平生，颇好辞藻，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自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看来真是词人才子，伤春悲秋。又谓：“前世贾、傅、崔、马、邯郸、缪、路之徒，并以文章显，所以屡上歌颂，自比古人。”即可想见其所奉为楷式者，常在文学才华之士，故其《南齐书》之撰著亦不能不受此影响，宋人曾巩校史一过，称：“子显于斯史，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文比七史最下云。”[103]余嘉锡先生论及萧氏的《自序》，也批评说：“自称曰余，所言仅辞藻文章之事。此不过如刘孝标、江总等之自叙生平，当时词人例有此作，非史家《叙传》之体也。”[104]恰好说明了萧子显被六朝文学影响之深至。

要求史书富有文采，是六朝人的普遍观念，与之相反，若史书没有文采，则会遭到时人的批评，前述裴松之对郭颁、乐资、袁等人的评论就是著例。此外如《晋书·王隐传》载，隐“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其劝谏祖纳有云：“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可见颇有著述之志。至太兴初，典章稍备，“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终于达成所愿，然亦费一番周折，“书乃得成，诣阙上之”。史官至此评论曰：“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其中“芜舛不伦”盖就题材而言[105]，可毋多论，至于“文辞鄙拙”和“文体混漫”，则都是就文学而言，前者责其文采，后者咎其文体，认为王隐在这两方面都做得不好，尽管有心修史，而书成几废，可见文学是多么地重要。缪钺先生在讨论《三国志·荀彧传》裴注引何劭《荀粲传》时，取《文选》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诗李注引王隐《晋书》相对照，有云：

按王隐《晋书》盖即取自何劭《荀粲传》，而字句间稍有增删改易，如“世涂”改作“世业”，“功名必胜我”，功名下增一“玄”字，“志局”二字乃一名词，而分“志”与“局”为二，遂至费解。《晋书·王隐传》称“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此亦一证也。[106]

则王氏可谓点金成铁也。北朝史学多为官方所控制，无多新变[107]，然就史书之须具有文采一点而言，则跟南朝没有多大区别。北齐王劭“少沉默，好读书”，时人称其博物，《隋书》本传载劭“齐灭，入周，不得调。高祖受禅，授著作佐郎。以母忧去职，在家著《齐书》。时制禁私撰史，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书，览而悦之。于是起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108]。可见也是颇有几分才华，方能得到隋文帝杨坚之器重，然史官评其所著书，则曰：“初撰《齐志》为编年体，二十卷，复为《齐书》纪传一百卷，及《平贼记》三卷。或文词鄙野，或不轨不物，骇人视听，大为有识所嗤鄙。”且不论这里的评价是否公允，或者夹杂着私人之恩怨[109]，其以王劭之书为“文词鄙野”，则仍跟王隐的“文辞鄙拙”乃至郭颁的“最为鄙劣”等性质相似，都是从文学的角度做出的批评。又北魏崔鸿撰《十六国春秋》，上表自称“文致疏鄙，无一可观”，亦此物此志也[110]。

这里再举一个自我之感觉与他人之评价相左的例子，以证史书文采之重要。萧子显之弟子云也是一个大才子，《梁书》本传称其年十二，“自制拜章，便有文采”，入梁之后，肆力于学，“以晋代竟无全书，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子云又工书法，史称其“善草隶书，为世楷法。自云善效锺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梁武帝萧衍称赞他：“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寔，当与元常并驱争先。”即可想见一斑。正因如此，子云的史才竟为其书法所掩，《颜氏家训·杂艺》篇载：“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111]勒成一典，文章宏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所谓“文章宏义”大概相当于范晔所说的“笔势纵放”和“精义深旨”，“自谓可观”即自我感觉良好之意，“唯以笔迹得名”则指书法而言，此中当然不无自得之意，然而其文学不为人所重视，对于子云而言，究竟是一件遗憾的事。

由此看来，史学批评之受到文学影响，在六朝时期并非孤立现象，裴松之《三国志注》如此，其他各家亦然。大抵要求史学著作富有文采，方能展示自己的才华，得到时人的推崇，反之，如果鄙拙无文、“蹇乏全无宫商”，则会遭到大家的批评乃至“嗤鄙”，可见六朝文学的辐射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不同的看法，如萧纲《与湘东王书》称裴子野“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似谓史学著作无须“篇什之美”；萧统编《文选》，亦将史学著作排斥于外，而只收录富有文学美之史书论赞。盖至此时，文学与史学始各自在观念上走向自觉，但并不意味着二者在文体上截然划分，此观本文接下来几章之论证可知。[112]史学批评是如此，史学著作与批评相颉颃，自然也呈现出鲜明的文学色彩，前述薛莹、范晔、萧子显等人的著作都是好例。唐人刘知幾著《史通》，总结前代史学之成就，即对六朝时期这种文史不分的状态非常不满，如《序例》篇曰：“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衒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于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论赞》篇曰：“夫拟《春秋》成史，持论尤宜阔略。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衒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以上二篇皆就史书之局部进行批评，《叙事》篇则对六朝史书之语言进行了集中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