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的母亲朱君允在湖北武汉大学被划为资产阶级极右派。1979年，当她逝去十三年之后，几经波折，才获得一纸平反。她的女儿—《永远的灯光》作者熊性淑—感叹说：“对于我们子女和亲人来说，一切来得实在是太晚了！”

知母莫若女，熊性淑在《永远的灯光》中对母亲有一段精湛描述：

母亲是一位极普通的知识妇女，一位教书先生，她没有满腹经纶，也没有做出过壮举。但她竭尽全力在人生的舞台上，将爱国者、母亲、教师、朋友等各种角色都发挥到极致，她用自己一颗对祖国、对人民永远赤热的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熊性淑称母亲的一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留下了一道美丽的弧线，她用《永远的灯光》中的动人片段，连接起那条闪烁发光的弧线，展现了母亲的可贵品质。

我比《永远的灯光》的作者熊性淑年长几岁，在青年时代也有若干和母亲朱君允单独相处的岁月。下面让我再透露一些实情，同样是反映母亲的可贵人品，以表达对母亲的无尽怀念！

母亲在历史文化方面对我的教育

为了提高汉语修养，母亲认为我首先应该接受现代汉语的文字训练。但是作为一个中国青少年也应该有一定的阅读古汉语，从而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能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在天津暂住时，她自己教我读《论语》和《孟子》的若干片段，后来还曾给我讲解王勃的《滕王阁序》；但是1941年我在四川成都树德中学高中修习国文课时，该校选用的教材是《古文辞类纂》，母亲本人虽然不大赞成让我们少年人连篇累牍地吸收甚至背诵这些内容，但是当任课老先生选授司马迁《史记》的《报任安书》时，她又欣然当起“助教”，因为任课老师只是从词义上略加解释，强调要学生背诵，而她却给我从文学和历史方面讲解司马迁被贬谪后，隐入深山修著《史记》的巨大意义。

母亲对年轻人是主张通才教育的，这特别表现在她对我在中学阶段的文学指导上。她认为我首先应该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通顺的白话文写作，此外更请一些武汉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教师对我进行现代文学的指导。例如：当武汉大学的朱光潜教授到我家做客聚会时，母亲总是尽量利用机会请他给我讲解中学语文课中的某些著名散文篇章，如朱自清的《背影》，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请朱光潜教授为我讲解他的著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若干片段，其主要思想是青少年应该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均衡发展。母亲对我说：“朱伯伯不仅是文学理论教授，而且是中国的美学大师，你应该用心地读他的这本书，加强自己道德文艺的全面修养。”

母亲在道德和政治思想方面对我的教育

1940年秋至1941年夏，我在四川金堂县读中学时，因患湿气疮腿上流脓，回到成都家里治疗，当时只有高锰酸钾药粉和220(红)药水。我想起北京的协和医院，不禁提起过去在北平的物质条件多么好。母亲没有说话。

1942年夏秋在四川成都，母亲想应聘去乐山的武汉大学教学，没有旅费，母亲要我去当铺，把冬衣当卖换钱。我回来说，要是能将北平家里的东西拿来就能多换钱了。母亲沉默。

1943年在乐山，冬天冷，母亲的大学工薪低，物价贵，吃不饱。我又发了一些牢骚，已经记不清是怎么说的了，反正是留恋抗战前在北平儿时的生活，母亲突然急躁起来，对我正色地说：“妈妈为什么带你和妹妹来四川，这里生活是苦，可是你要知道，在北平日本人要你们当亡国奴，念日文，不能学中国历史，你愿意吗？有些东西很宝贵，人活着就不能丢掉，是钱买不到的。你已经上到高中了，怎么这个道理还不懂！”

我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母亲。光阴荏苒，潮涨潮退，这些话时常在我心灵深处响起。我慢慢认识到，这是母亲朱君允留给我一生面对沉浮的最大财富。

现在在高等院校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有钱不一定能办得好学校，没有钱却一定办不好学校。有时这更成为某些学校努力“创收”的一个强有力理由。可是，是否同时应该强调，办好学校需要的一些精神要素，如信念、情操、学术传统，乃至学校管理的睿智和责任心，不是靠钱能买得到的，同样万万不能缺少呢？

我读武汉大学附中时，英语老师许海兰在授课中讲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联合国成立，强调“人的自由”，即免于饥饿、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等；而母亲朱君允却对我说，这是在联合国成立的条件下，针对世界发展程度不同各国的具体情况来分析的，但是要知道现代国家立国的根本原则，还是应该对学生讲解美国的《独立宣言》。母亲从中学到大学，受到的是系统的基督教会学校教育，她虽不是基督教徒，但思想上深受资产阶级民族自由的影响，认为做人有两个根本方面：在道德方面要遵从私德和公德，在政治上要讲求民主和自由。我记得我读中学时，她要求我读邹韬奋的《萍踪寄语》。1946年她强烈地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积极参加武汉大学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那时我正在青岛美国海军陆战队充当译员，她多次写信要求我立刻辞职，尽快回到大学受教育。她曾对我提出最低要求说：即使不能为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尽一份力量，至少当一个“自由青年”学生。

抗日战争时期母亲的作为

抗日战争爆发，我父亲熊佛西只身南下，母亲朱君允带着我们兄妹三人栖居天津英租界，当时清华大学叶企孙教授和他的同事熊大缜也暂居天津外国租界内，要向敌后(可能是河北平原和太行山一带)运送医药用品，还要秘密搜求制造炸药用的化学药品和各种原料，我母亲曾协助叶伯伯等上街采购并保管一部分准备用于抗日的物资。又如1939年，我母亲还曾置我们兄妹三人于不顾，甘冒生命危险掩护青年组织“抗日锄奸团”成员孙若愚从天津乘北宁铁路客运去北平，以避免日伪对孙若愚的搜捕，因孙若愚曾参与对日伪华北联邦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的刺杀行动。

1940年春，母亲带我们兄妹三人从天津乘英国商船去上海经香港转去抗日后方四川投奔我父亲，希望全家团聚。我们在大沽港口正式登轮时需经过日军森严检查，而在随身行李中我母亲还带着一本我父亲熊佛西在抗战爆发前夕将完成的自传体《我的戏剧生活》文稿，其中有不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容，如果被日军翻检出来，后果不堪设想。可能事先没想到登上外轮会遭受如此严格的检查，我母亲一时情急，就找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国船员坦诚相告，那位可敬人士二话没说立刻协助将我父亲的那份文稿设法藏匿起来，据说是塞在卫生间了。我事后问母亲：你怎么敢托付给素不相识的人？她回答说：当时无奈，但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出于爱国情操是会甘冒风险帮我一把的！记得多年后我又追问母亲：如果日本鬼子把你逮进去，我们小孩怎么办呢？她回答说：那时已经要当亡国奴了，只能冒险一搏，顾不得身家性命了。

抗战后母亲迎接新中国

在解放战争时期，母亲从四川乐山随武汉大学返校回到湖北省武昌珞珈山原校址，在外文系从事教学工作。1947年，她因为发表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要求实现言论自由等言论，和武汉大学的缪朗山、金克木等教授一起，一度被国民党军警逮捕拘留过。在那一段时期，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母亲对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向往，对解放战争的愈益关注，以及和武汉大学进步师生的交往日益密切。到了1949年初，解放军已占领了天津、北平，大军南下向长江一带进逼，我母亲一方面探听平津亲友和高校的消息，一方面配合武汉大学的师生开展护校运动，动员武汉大学的教职员工留下来迎接解放，她在家里对我们明确表态：从抗战以来咱们家一直颠沛流离不能稳定，这次可不(逃)走了，中国的希望在北方！

1949年5月武汉市解放，母亲的兴奋溢于言表，她积极参加武汉大学的各项活动，精神焕发，一扫多年来婚姻不幸和生活艰辛带给她的忧郁心情。

母亲在“文革”受迫害

1957—1958年全国掀起“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政治运动，我母亲朱君允在武汉大学被划为右派分子。教授级别下降，被罢免了武汉大学工会副主席职务并取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由于我当时不在武汉大学，母亲被划为右派的原因及过程不详，但从我妹妹熊性淑以及我在武汉大学的友人告诉我的内容得知，母亲被划为右派的主要罪名为：第一，同武汉市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马哲民往来密切，思想共鸣；第二，以代某些人反映意见的形式说工人、农民吃不饱，实际上是攻击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第三，以人民代表资格为某人带私函去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构，实际上是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随后，由于母亲在群众揭发批判时拒不低头认罪，为自己辩护说“只是受人之托带信去北京，并不知道其内容”云云，由此证明我母亲坚持反动立场，故划定为“极右派”。

武汉大学党委1979年11月16日在《关于朱君允同志右派问题改正的请示报告》中说：“朱君允在1957年整风鸣放中，有些偏激情绪，说过一些错话，但不是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可以不划为右派，为此，对其原划极右分子问题建议予以改正……”可是，直到1979年，经过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仍认为我母亲在1957年作为人大代表，反映个别人对粮食统购统销的定量意见是说了错话，为个别人带信函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事机构是有偏激情绪，这种结论即使在当时足够实事求是吗？符合历史的公正吗？

应当看到今天的中国，形势已发生巨变。当年一些参加过打砸抢和人身迫害的红卫兵，今天已站出来向受害者公开道歉。这是可喜的。作为子女，我们在半个世纪后旧事重提，不过是要说明，在中国，事实上要清除极左的思想流毒，莫忽视其任重而道远。

母亲的忘年交孙亦梅一席话

1980年代中期，母亲朱君允已经逝去近二十年，我有一次去北京看望当时已经退休的长辈孙亦梅，她和我谈起与我母亲的友谊时说到：“朱君允教授在武汉大学如何‘犯事’被划为右派我不了解，但我了解朱先生为人直率热诚，投身教育事业，绝不会反党，因为她在解放后曾对我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国最廉洁的政府，办教育也是最负责任的。’朱先生被划为右派后，我和她的友谊不会受到根本影响，只是我们年纪都大了，而且身处两地，要像过去那样频繁往来是不可能了，她在‘文革’中遭到不幸，这是我们大家的遗憾，无可挽回。但是我们要记住朱先生高尚的品格，我从她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为人诚实，待人诚恳……”

我对母亲朱君允永久的内疚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群众风暴在全国掀起，我母亲作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到严重冲击。除了挨批斗外每天还被罚扫街，每月只发给十几元的生活费。试想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哪里承受得起这样的折腾！我当时作为“牛鬼蛇神”整天参加劳动改造，爱人许志安每天需去她的学校“参加运动”，都难以照顾到家里。我现在回想，当时为什么还要硬起心肠，对母亲不时进行监督，要求她在劳动之余，“深入检讨，彻底改造”。熬到11月天寒地冻，母亲又饿又冻，一个晚上竟对我哭诉：“为了你们的前途不受连累，给我什么罪名我都承认，只求把封存的棉袄给我。”从不对无理的强权政治和生活困窘屈从的倔强老教授，在“文革”的无情压力下竟被折磨到精神几近崩溃地步，我作为她的儿子多少也参与了这份折磨，半个世纪以后回想起这一段情景，依然摆脱不掉心灵深处的阵阵内疚。

我母亲朱君允被划为右派是个人的不幸，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悲剧中，也只能说是沧海一粟。

愿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这个惨痛的教训。

深切怀念我的母亲朱君允。

熊性美

2012年7月1日初稿

2014年10月20日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