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40，天津·北平·四川之旅

“七七事变”

1937年的7月7日黎明，我被远处的炮声惊醒了。那种闷闷的隆隆之声，我从来没听见过，我幼小的心灵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而这种奇特的感觉我竟终身不忘。微明中我觉得房里影影绰绰有人在走动，在低语：“日本人动手了！”这是妈妈和王妈在低声交谈。

自此忧虑与不安笼罩了全家。爸爸的学生们有时也带来令人兴奋的消息。哥哥则不停地跑进跑出，不断地拿来号外，报道着二十九路军在宋哲元将军的率领下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情况。人们议论着，互相鼓舞着，又思考着。今后形势如何发展？北平城可不能放弃呀！

但情况不容乐观。

我当时小学一年级刚念完，不懂什么叫亡国奴。但我却懂得憎恨小日本。

记得晚上在院中乘凉，那是一天全家共处的时间。天空中星星在闪烁。爸爸总是指定段落叫哥哥讲《水浒》。哥哥讲得绘声绘色，我却听得昏昏欲睡。

一次爸爸问我：“小弟，你愿不愿意做孙中山的女儿呀？”

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老实招来：“不知道。”

“你愿不愿意做熊佛西的女儿呀？”

“不知道。”

“你长大了愿意做什么人呀？”爸爸穷追不舍。

我大声回答：“我要做舞女！”这回答令乘凉的家人面面相觑。

原来此时大人们为了获得战况的最新消息每日买晚报，我正跟踪晚报上的长篇连载《上海一舞女》。

“为什么？”爸爸急着问。

“我可以穿高跟鞋和大纱裙子呀！”我振振有词。

全家都笑了，说：“小弟真糊涂。”

可我还是不明白，怎么糊涂呢？星星也在天空中诡秘地向我眨眼睛。

不久，深夜，孩子们都被大人惊慌地叫起来，带到爸妈的卧室。妈嘱我们坐在书桌下，大人们神色紧张，还准备了浸肥皂水的防毒毛巾。这时街上传来巨大的坦克轰鸣声。据云，二十九路军粮尽弹绝得不到给养，只好撤退了。日军会不会立即进城？大人们的惶恐心理现在我才能理解。

爸妈下决心离开北平，绝不能当亡国奴。熊佛西的名字已列入日寇的黑名单。爸爸必须南下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妈妈完全支持他。她自己则准备带上小儿女和王妈去天津英租界表妹德娘处，那里相对安全一些。

经过一番忙乱，我们就要离开北平了。看得出大人有多么忧虑和痛苦。

临行前有件小插曲，我至今记忆犹新。妈在后院焚烧信件，也烧掉了爸妈在纽约时情深意浓的情书。妈妈坐在烈焰前，望着腾空的火苗，国难家愁同时袭上心头，泪流满面，好像这时烧掉的是她的一颗心。爸爸见状跑到我身边轻声说：“去，小弟，劝劝妈妈不要哭了。爸爸以后还会给她写情书的。”

我劝不住妈妈。那一些浅粉、浅绿、鹅黄烫金信笺都变成了烈焰，然后化成灰烬，像白色的小蝴蝶一样，纷纷飘向天空。现在想来，也许这正是一段不幸婚姻的前兆吧！

别了，古老亲爱的北平，日寇的铁蹄声已阵阵传来。

苦涩的骄傲

就这样，我们全家匆匆奔向天津。火车上有批大学生认出了爸爸，所以一路上说说笑笑，颇不寂寞。

但是火车到达天津后，却遇到了麻烦。那时天色已晚，旅客们疲惫不堪，都急忙涌向通往租界的大桥处，希望能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地。

要进入租界必须通过一条横跨在海河上的大铁桥。桥长约一百二十米，桥身两头有高高的铁塔，塔下面是两扇大铁栅栏门。这时大铁门紧闭，还上了锁，不许行人通过。不论下面的群众怎样呼喊、请求，甚至愤怒地咒骂，铁塔里面的人根本不理，充耳不闻。人群越来越不安，骚动起来。这时父亲挺身而出，他说：“让我到前面去看看。”

记得父亲昂首挺胸，镇定自若，略带笑容，但绝无卑躬之色。他身着灰色长衫，手提拐杖，站到了最前列。很快塔楼上有人走动了。有人认出了父亲，就从上面大声喊道：“是熊佛西先生吧？”“就是！我是熊佛西。”爸爸把手杖高高举起，朗声回答。于是，马上有人跑下楼来，将大铁门敞开。这样，不但我们全家都顺利地进入大门，后面的群众也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涌过了大桥。

这一幕栩栩如生地在我眼前再现。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在群众中所享有的崇高威信。

几日后，他只身告别了妻儿，仓促南下武汉、长沙，去和文艺界的战友们会合，投身抗日宣传工作了。

自此，在我一生中就再没有和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了。后来我们也曾有过几次屈指可数的短暂相处，但并没留下愉快的记忆。由于战乱和地理上的距离，父母的婚姻发生了剧变，最终彻底决裂。父亲一心扑在事业上，这本无可厚非，但他另有新欢，完全置妻子儿女于不顾，也是无法抹杀的事实。我们很长时间不能原谅他。对我们三个子女来说，父亲是遥远而陌生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我们人生经验的增加，父亲逝世后，特别是“文革”后，我们对父亲的态度才逐渐宽容起来。

1985年，我与父亲的几位学生有了接触。特别是肖凌先生，他耐心热情、全面地向我介绍了父亲在我国戏剧事业及戏剧教育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使我能比较客观地理解父亲。1985年初冬我与丈夫张以增和儿子张力应邀参加了上海戏剧学院举行的纪念熊佛西八十五周年诞辰及铜像揭幕仪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0年12月，上海戏剧学院隆重纪念建校五十周年暨熊佛西诞辰一百周年，同时召开了熊佛西戏剧思想研讨会。我又再次被邀请参加。遗憾的是这次只有儿子张力能伴我前去，以增已过世。父亲的第二任夫人郑漪园女士(我们称郑姨)也已过世，妹妹熊小泓远渡重洋去澳大利亚与亲人团聚了。

在会场中，我悉心聆听上戏历届学生们的缅怀发言；他们深情又生动的叙述，特别是那些发生在几十年前，似乎微不足道而又寓意深刻的小事，深深地打动了我。父亲在我眼前变得清晰高大起来。数十年来他将自己的一生无保留地贡献给了艺术与艺术教育事业，为中国培养了数以千计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戏剧工作者，其中不乏国际国内知名艺术家与明星。像他所有的学生一样，我衷心地感谢他为我们的国家与民族所做的一切。

人生真是不可思议，我年届古稀才逐渐走近自己的父亲，并从心底升起一股崇敬之情。

是的，他不曾是一位好父亲，对家庭、子女缺乏最起码的责任感，在我们最艰苦的时候他置我们于不顾，不曾给我们一针一线，不曾哺育。但他对中国戏剧事业却功不可没。这次我和力儿，还有小小年纪的熊梦楚(父亲与叶子先生的孙子)相聚一起，在上海戏剧学院父亲的铜像前合影留念。大家都亲热地簇拥着。我很喜欢这些“走到一起来”的合影。时代在前进，家族也在变化。叶子先生现已九十高龄，独居北京老人公寓。对于这样一位饱经风霜的高龄老人我还能说什么？我已原谅她了，虽然她曾给我们的童年带来巨大的痛苦。一切早已成为过去，人们已从敌视、生分而变得宽容和友爱了。大家都聚集在父亲的塑像前，这难道不是件好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