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残酷的一年。长期以来，神灵眷顾着我们的家庭，全家人沐浴在神的温柔之中。或许他们像童话中的仙女一样向人俯下身来？然后，他们的微笑皱成一团，变成怪相。

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无拘无束地品尝着命运的友善。它无需我们付出任何感激之情，让我们无比轻率。生活像一幅博纳尔[2]的画。阳光洒在白色外套上，桌布上放着高脚盘，窗户朝向果园，孩子们从中经过，外面的苹果树沙沙作响：这是遭受当头一棒的理想背景。

它没有迟到。我的姐妹、外甥，大家都被中世纪传奇里渗入城墙的某种邪恶侵袭：一个暗影在小巷里潜行，直抵城市中心，占据城堡主塔。瘟疫进军。

母亲的死像她的生一样，违背了诺言；而我喝醉酒、做鬼脸时，从屋顶跌落。我从夜晚的边缘跌倒，重重地摔在地上。只需八米高，就砸碎了我的肋骨、脊椎、头颅。我摔在一堆骨头上。我将为这次跌落懊悔很久，因为在此之前，我所拥有的身体机器允许我过热地生活。在我看来，高贵的生命就像西伯利亚卡车的控制面板：所有警报灯都闪着红光，但这台机器仍在一路狂奔，把任何一个横在路中央像傻瓜一样挥动手臂警示灾难到来的卡珊德拉[3]碾成碎片。“伟大的健康”[4]？它会引向灾祸。我在八米内年长了五十岁。

人们把我捡拾起来。我恢复生命。如果死了，我甚至不会获得恩典，在天国见到母亲。自从智人成为我们的模样，地球上已有一千多亿人出生。人们真的以为能在一个塞满小天使的嘈杂的永恒蚁穴中找到亲人？

医院里的一切都朝我微笑。法国医疗系统的绝妙之处在于从不让你承担责任。在由道德原则支配的古代社会，人们不该以同样的尊重照料酒鬼和真正的贫苦之人。大家完全没有指责我，而是救助我。尖端医学、护士的关心、亲人的爱、阅读朋克派的维庸[5]，这一切治愈了我。特别是有人每天来到我的床头，神圣得好似人类值得动物的忠诚。窗边的一棵树把它的热情快乐注入我体内。四个月后，我跷着脚来到户外，身体忍着痛，血管里流着别人的血，颅骨凹陷，腹部麻痹，肺部结疤，脊椎钉了螺丝，面容变形。生活不会再像爵士乐那样摇摆。

现在，我必须忠于在那些可悲的夜晚发下的誓言。我躺在床上，穿着紧身褡，几乎高声地对自己说：“如果我能出去，就徒步穿越法国。”我看见自己走在石子路上！我梦见露营地，想象自己拖着流浪汉的步子拨着草而行。梦总在门开时消散：到吃果泥的时间了。

医生对我说过：“到了夏天，您可以在康复训练中心住一段时间。”我更愿意向道路寻求跑步机应该为我带来的东西：力量。

夏天来临，我和运气结算的时候到了。走路时，胡思乱想时，我会召唤对母亲的记忆。如果我在灌木林的路上走几个月，她的幽灵就会出现。不是随便什么路都走：我想从沿树篱边的隐藏的道路走，从林下的荆棘和连接荒废村庄的车辙走。只要看着地图，只要愿意绕弯、开路，仍有一条横向穿越的地理路线。在远离公路的地方，存在着一个荫翳的法国，不受喧闹打扰，免于“国土整治”对神秘感的污染。这是寂静、花楸树、仓鸮的乡村。医生以他们政府官员的词汇，建议进行“康复训练”。康复？那要从走路开始。

关于走遍乡村的理由，我能列举几十项。例如，唠叨半天我曾在二十年间从乌兰巴托到瓦尔帕莱索行走世界，而在安德尔—卢瓦尔省存在的情况下去了解撒马尔罕是件荒谬的事。但这次穿行田野逃离的真正原因，我把它写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紧紧藏在包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