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大唐盛世与文化疆域

导言

这套丛书取名“东亚学”，明示了这个“东亚”既不入地缘政治的范畴，也不是经济贸易的概念，更不是地理学上的术语，而是基于学理的一个架构。

“东亚”作为区域文明概念及学术研究对象，我们首先需要考量与评估：她的内涵是否具有独特性，外延是否涵盖多个民族或国家，其形成的机理与运作的规律是什么，是否具有足够的历史延续性，等等。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东亚”虽然是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诞生的新词，即来自英语的East Asia——“东”是East的意译，“亚”是Asia的音译省略字，但是这个区域并不是西方人发现的“新大陆”，而是宅兹东方千余年的文化疆域。

众所周知，任何主权国家都有泾渭分明的国界线，无论是陆地、海上，还是空中，每个国家的领土、领海、领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相比之下，关注文化疆域的人要少得多。

什么是“文化疆域”呢？它是指一种领先周边的、高度发达的、具有权威的、占据主流的文化，超越民族、宗教、国界向四周弥漫扩散，在其影响所及的区域形成一个中心，但没有明晰的边界。

国家领土原则上是排他的，在现代国际法中，既禁止扩张，也不容许退缩，内外阻隔，自成一个体系；文化疆域则多是开放式的，跨境越界，伸缩自如，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

在东亚区域，从当今的地缘政治角度观察，无论是陆地的边境、海上的岛屿，还是防空识别区，可以说冲突不断、纷争难解；从历史上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看，中国文化自秦汉以来，传播周边、恩泽四邻，在大唐崛起之际，一个持续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诞生了。这便是我们这套丛书锁定的研究对象。

一、大唐盛世

近年来，我们常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复兴，意思就是再次兴盛；有再次，那就有第一次。那么第一次兴盛在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模样呢？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辉煌的朝代，都可以成为“复兴”的目标。虽然说众口不一，但我相信世界上大多数华人心仪的应该是唐朝。

世间对各个朝代有一些流行的说法，比如秦朝叫“暴秦”，汉朝叫“强汉”，唐朝叫“盛唐”，宋朝叫“弱宋”，等等。用一个字去概括一个朝代，当然不会很精准，却可以反映出我们对该朝该代一个最强烈的印象，一个有别于其他朝代的标志性特点。

比方说秦，始皇帝车同轨、书同文、巡行天下，对中华民族的统一贡献不小；但说到秦，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焚书坑儒”，秦朝仅存15年而灭，暴政差不多贯穿了整个朝代，这在其他朝代中是比较罕见的，所以有人将其概括为“暴秦”。再比如说汉朝，《汉书》里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朝的强悍与霸气，时至今日仍然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所以有“强汉”的说法。

那么“盛唐”的“盛”字要怎么解？“盛”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不用在这里赘言；但安到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头上，究竟怎样才配得上一个“盛”字呢？前面提到的秦朝、汉朝难道就不“盛”了吗？唐朝能够穿越千年，在我们心头重重地留下“盛”这个印记，自有她与众不同之处。下面我们来看看她的特殊之处究竟是什么。

大唐盛世的气势、气度、气象、气魄，可以说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政治上制度完备，经济上府库充盈，文化上“百花齐放”，等等。然而我认为最具标志性的，应该是大唐的首都长安。为什么说长安最能体现大唐盛世之“盛”呢？

唐朝时期，世界上人口超过百万的都市全部集中在亚洲。从西往东看，最西边的是东罗马——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相当于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中间的是波斯帝国首府泰西封，大致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带；最东面就是我们大唐帝都长安。也就是说，长安不仅是唐朝的都城、东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也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会。

根据史书记载，整个唐代，有超过70个国家的使节，或跨洋过海，或翻山越岭，不远万里来到长安朝贡。许多外国人因为贪恋长安的繁华就不走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长安一个人口百万的城市，居住的外国人可能超过10万，其国际化程度之高，或许不亚于当今美国的纽约。

西方有句著名的谚语说“条条道路通罗马（All Roads Lead to Rome）”，我们可以说盛唐时期“条条道路通长安”。唐末诗人王贞白有一首诗叫《长安道》，就是这么说的：

晓鼓人已行，暮鼓人未息。

梯航万国来，争先贡金帛。

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说：通往长安的路上，从早到晚都是前来朝贡的外国使节，一派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的繁忙景象。

唐这个朝代，是一个政治开明、心态开放的时代，所以能够吸引东南西北的外国使节，也能接纳四面八方的外来文化。正因为如此，唐朝是中国威名远播四海的年代，是国家辐射力、民族影响力达到巅峰的年代。我们中华民族给全世界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唐”。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说近的，日本自从全盘引进唐朝的法律制度，“唐风文化”迅速风靡全国，无论是人还是物，只要冠上个“唐”字，立刻身价百倍。去过中国学习的叫“唐学生”，中国的舶来品称“唐物”，即使到了宋代、元代、明代甚至清代，中国依然是“唐土”。最近，北京大学教授丁莉写了本备受关注的书，叫作《永远的“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语文学的中国叙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讲述日本古代文学的永恒主题便是“唐土”“唐人”“唐物”，可见“唐”的意象已经化为日本人的精神故乡。

再说远的，纽约的“唐人街”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世界各地华人聚居的社区，会被称作“唐人街”呢？为什么不叫“汉人街”“华人街”，也不叫年代更早的“秦人街”，或者更为古老的“赛里斯人街”呢？这说明“唐”这个字是我们给世界印象最深的符号，所以说唐朝的“盛”，不是我们自我吹嘘的，而是外国人的由衷赞叹、无限憧憬，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城邦可以做到这样万国来朝的地步，唐朝拥有那个时代最灿烂最耀眼的文明。

大约在10年前，那时我还在美国的大学任教，应邀出席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先生召集的高端文化论坛，其间接受日本国家电视台NHK采访，主持人提的第一个问题是“请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唐朝的魅力”，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蹦出“吞吐”二字。

“吞吐”这个词，日语读作“donto”，不是个常用词，这个主持人也没听明白，我接着稍作解释，大意是说：

评价一个国家文化实力的标准，原创了多少文化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看文化的活力。以海纳百川之势吸收周边国家的文化，这是“吞”；以天下无私之心输出文化，这是“吐”。唐朝在“吞吐”之间，既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又拓展了东亚文化的疆域，这就是唐朝的魅力所在。

二、文化疆域

前面说过，“大唐盛世”不是我们自封的，因此不需要再多说什么。然而这里有个问题，唐朝连头带尾还不到300年，一千多年持续不断的影响力，又是如何产生并且保持下来的呢？这便与“文化疆域”有关，接下来我们谈谈这个问题。

唐朝武功卓著，国家版图辽阔，面积超过秦汉帝国。笼统地说：东面的边境跨过鞑靼海峡，囊括今天的朝鲜半岛北部及俄罗斯的库页岛；北方的领土越过贝加尔湖，直抵西伯利亚的安加拉河北岸；西边的国界延伸至欧亚交界的里海东岸，与伊朗及阿富汗接壤；南端的版图以越南为中心，涵盖中南半岛北部。也就是说，唐朝的版图不仅仅局限在东亚，其疆域延伸到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真正称得上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东方大帝国！

然而，随着公元907年唐朝落下帷幕，她的军事威慑力也随之烟消云散了。试想到了宋代、元代、明代、清代，还有哪个周边国家或民族会被昔日唐朝的赫赫军威震慑住呢？很显然，“大唐盛世”的威名能够千年不坠，靠的不是武力，那么会不会是经济实力所致呢？

确实，唐朝的GDP堪称全球第一，曾占当时世界的一半，称雄西方的东罗马帝国尚不及唐朝的五分之一；然而，国家版图大大缩水的宋朝，经济实力更胜于唐朝，保守地说GDP占世界的60%，大胆的推测是80%以上，但仍然背着个“富而不强”的骂名，所以经济实力也不是“大唐盛世”的名号经久不衰的原因。

最后，我们来考虑文化因素。公元7世纪中期，也就是唐朝第三代皇帝高宗李治的时候，东亚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因为战争的转捩点发生在朝鲜半岛的白村江海域——相当于今天韩国锦江入海口一带，所以历史上称之为“白村江海战”，或者叫“白江口海战”。

当时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即高句丽、新罗、百济。高句丽与中国东北部接壤，经常擦枪走火，麻烦不断；百济与日本隔海相望，人来物往，素有交情；新罗为了抗衡两个强大的邻国，寻求大唐庇护，以在夹缝中求生。7世纪中叶，大战终于爆发了。大唐与新罗联手击败百济与日本的联军，《旧唐书》说“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指的是唐朝名将刘仁轨四战皆胜，一举歼灭6倍于我的日本海军的战果。日本史书《日本书纪》也承认“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此后唐军乘胜追击，数年后又消灭隋唐帝王的心腹之患——桀骜不驯的高句丽。

接下来，在唐朝帮助下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推行全盘“唐化”的政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吃了败仗、铩羽而归的日本，突然发疯似地学习唐朝，则多少令人感到意外。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在这场大战之前，新罗国王派使节去日本时，特意让他们穿上“唐国服”，以炫耀文明和高贵，结果被日本人“诃啧追还”（《日本书纪》），就是责骂一通赶了回去，似乎对唐朝服装不屑一顾。然而，经过白村江海战的大败，日本却主动向唐朝派遣使者和留学生，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而且学以致用，如模仿长安城建造藤原京，此后的平城京（现在的奈良）和平安京（现在的京都）更逼真地模仿大唐都城；再如仿造“开元通宝”制作“和同开宝”，此后250多年间日本共铸造11种货币，合称“皇朝十二钱”，都是模仿唐朝“孔方兄”的；还有学习唐朝的《永徽律令》颁布《飞鸟净御原令》《大宝律令》等，可以说9世纪之前日本的所有法律均是唐朝法律的翻版。

更直观的是，遣唐使回国时“皆着唐国所授朝服”（《续日本纪》），意思是都身穿唐朝所赐的服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遣唐使来中国时，也是一身唐人衣冠打扮，如《旧唐书》描述一位遣唐大使“冠进德冠……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说他“犹中国户部尚书”，可见日本的心态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说到日本人的服饰，线条流畅、色彩绚丽的“和服”，是他们畅行世界的靓丽名片。然而，“和服”这个词汇出现得比较晚，明治维新前后从西方传入的服装被称作“洋服”，为了区别，日本人才把自己的民族服装称作“和服”。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一张问帖，一位中国游客到日本买和服，导游介绍的几家都是“吴服屋”，于是她问“吴服与和服有什么区别”。

当然没有任何区别，因为和服原来就叫“吴服”。日本的正史明确记载，这种裁缝技术是中国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吴女”所传授的，现在日本有“吴服神社”，还祭祀着这些中国人。不过，隋唐时期日本的使节直奔长安，改弦更张学习北方的中原文化，如汉字的读音从“吴音”改为“汉音”，宫廷演奏的“吴乐”逐渐被“唐乐”取代；吴服虽然没有更名，但遣唐使们“衣锦还乡”引发唐服热，促使它在唐风影响下大幅度改良。所以说，日本的“和服”是带有唐朝服装血统的。

上面我们从军事、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探讨大唐文明千年不衰的原因。很显然，依靠武力开拓的国家版图、经济贸易促成的商品交易圈，可以说与时俱进、瞬息万变，都不会持续很久。如唐朝的辽阔版图，到五代十国时已经支离破碎，北宋统一后大为缩水，南宋时偏安江南一隅，唐朝的版图随着改朝换代而不复旧观。

经济影响力同样不能长久。唐初铸造的“开元通宝”虽开启外圆内方、四字钱文的先例，但五代十国时各自发行货币，到了宋代则有“宋钱遍天下”之说，中国境内的辽、西夏、金自不待说，东亚的朝鲜与日本、南亚的越南与印度，以及从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都属于宋钱流通圈，宋钱代表的经济影响力是唐朝所无法比拟的。

所以说，随着唐朝落下帷幕，她的军事威慑力很快消失了，她的经济影响力也迅速萎缩了。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唐一代创造的辉煌文明，犹如永不坠落的太阳，依然高悬于东方，照耀着世界。这就是文明的力量！先进的、卓越的文明，在时间上传承、在空间上辐射的巨大力量！

当我们从广袤的东亚空间来瞭望，或者从千年的漫长时段来回眸时，发现有些东西止步于国界，在域外传播不广；有些东西一朝而亡，对后世影响不大；相反的是，有些东西可以远播海外继续发展完善，有些东西可以传承后世继续发扬光大。比如说“开元通宝”作为货币早已化为过眼烟云，后世各朝各代都用自己的货币，但唐朝的货币形制，不仅在中国传承千余年，而且被东亚各国广泛仿制。

日本的“皇朝十二钱”前面已经说过，韩国的货币单位是“WON”，汉字写作圆圈的“圆”，其实原来的汉字是“圜”，即古代皇帝祭天用的“圜丘”的“圜”，自然是圆形的；越南的货币单位是“Dong”，汉字写成矛盾的“盾”，这也是错的，应该写作金银铜铁的“铜”，表示这种钱币的材质。所以说，“开元通宝”虽然流播不广、传世不长，但唐朝定型的“铜钱”形制，为东亚千年的货币定下一个标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现在强调在国际上要争取“规则的话语权、标准的制定权”，唐朝在许多方面都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

由此看来，历史上有些摸得着、看得见、物质层面的实用性东西，比如刚刚提到的“开元通宝”钱币，未必能流传千古；倒是有些摸不着、看不见、精神层面的抽象性东西，比如外圆内方、四字钱文的货币形制，却能千古流芳。

大唐文明光环笼罩之处，便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疆域”。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文化疆域的基本色调为什么是“唐”的色彩呢？

三、源头与中心

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文化疆域，虽然其边界伸缩自在、流动不定，不像国界那么壁垒森严、寸土难移，但必定都会有一个源头与中心。

南宋大儒朱熹在《观书有感》中写下两句名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水塘的水为什么如此清澈呢？朱熹的回答是因为有源头活水不断地流淌进来。这句话说得很有哲理。源头即使只是一缕细细的泉水，日积月累总会造成一潭水池，水潭发展成溪流，溪流会形成湖泊，湖泊会汇成江河。战国时期大思想家荀子说过：“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文化疆域也是同样，如果没有源头的清泉，而且源头的活水不是源源不断地流淌，再大的文化疆域早晚也会萎缩、干枯的。所以对一个文化疆域来说，源头是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是至关重要的基本要素。

从东亚文化交流的千余年历史来看，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汉字文化圈、儒教文化圈、汉译佛教圈等，还可以举出法律、教育、衣冠、钱币、节庆、都城、绘画、书法、陶瓷、园林等，这些东西都曾走出国门传扬四方，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圈”，这些“圈圈”重叠起来就形成了文化的疆域。大概世界上没有人否认，东亚传统文化中的主要元素，都是从中国源源不断地流向周边国家的，因此东亚文化疆域的源头在中国，这是铁定的事实，不用去怀疑。

中国许多王朝都具有开凿源头、供给活水的能量与气度。秦朝开国君主秦王政，自称“始皇帝”，此前一国之君、一朝之王都称“帝”，秦始皇加上个“皇”字，意思是“巨大的”“最初的”，可见他有雄霸天下、推陈出新的远大抱负，可惜秦朝从兼并六国到寿终正寝，只有短短的15年时间；还有隋朝结束中国300年分裂而一统天下，开国皇帝杨坚、第二代皇帝杨广，皆有君临天下的胸襟和东方霸主的气势，可惜这个王朝四代而终，前后不到40年。

综上所述，秦朝与隋朝都有“开源”之功，气场可谓十足，只是这两个王朝太过短命，后续乏力，犹如昙花一现，虽然一时颇为壮观，却不足以持续滋润、灌溉、支撑纵横万里、绵延千年的文化疆域。然而，正因为秦朝与隋朝的“开源”之功，使得后续的汉朝与唐朝大有作为，继往开来，修成正果。

汉朝既有爆发力又有持续力，所以曾经开辟出一片文化疆域，如起源于甲骨文、通行于东亚的文字，至今仍被称作“汉字”，就是因为汉朝的隶书一锤定音，确定了方块字的话语权与标准化，成为东亚千年不易的文字规范。

汉朝的文化疆域今天仍然有迹可循，除了刚才说到的“汉字”，还可举出“汉文”“汉语”“汉族”“汉学”“汉服”等，但大部分疆域被后来居上的唐朝所覆盖，并有大幅度的拓展与更新。唐朝能在汉朝的基础上再开新局，开辟出史无前例的大文化疆域，这与唐朝文化的特质密切相关。具体而言，一是多民族血缘交融，二是多文化交汇环流。下面就顺按序谈谈这两点。

20世纪末，一位名叫张竞的旅日学者出版了一部畅销书，书名是《恋之中国文明史》。书中讲述，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他的生母是独孤信的女儿。“独孤”原本是匈奴的姓氏，后归附鲜卑族，与鲜卑拓跋部世代联姻，所以李渊带有匈奴与鲜卑血统；李渊的妻子——也就是后来的皇后窦氏，本身是匈奴与鲜卑的混血儿，所生的唐太宗李世民又娶鲜卑人长孙晟之女为妻，则第三代皇帝高宗李治，是多民族血缘交融的后代。唐朝24代皇帝，包括武则天在内，均非纯粹的汉族血统。

由此可知，唐朝帝王李氏一族是多民族血缘交融的后代，所以对跨民族的国际婚姻持非常开放的态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和亲公主”。我对640年至821年约180年间的案例做了粗略统计，唐王朝嫁往周边民族的“公主”——事实上包括宗室与大臣之女，总共有16位，差不多是每10年1个，这些公主们的归属地包括吐谷浑、吐蕃、奚、契丹、突骑施、宁远国、回纥等。

国家层面尚且如此，民间层面的通婚风气就更盛了。前面说过世界帝都长安，人口超过百万，其中外国人超过10万，唐朝的法律允许他们与唐人结婚，所以在那个时代国际婚姻是比较盛行的。大约20年前，我为日本知名出版社讲谈社写过一本书，书名翻译成中文是《唐代中日混血儿研究》，讲述了十几位中日混血儿悲欢离合的故事。

汉朝与唐朝都具有开辟大文化疆域的气度与能量，为什么唐朝能够后来居上，在很多层面取代汉朝而成就千年伟业呢？其中一个原因“多民族血缘交融”已经说过了，接下来谈谈第二个原因“多文化交汇环流”。

既然血缘可以交融，那么文化更应该交流。一个足够强大、非常自信的王朝，往往对外来文化采取宽容的态度，不仅不怕被外来文化吞噬，而且有信心将之同化，为己所用。唐朝充分显示出这种泱泱大国的王者风范。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教授爱德华·谢弗（Edward Schafer）出版了一部名著，书名是《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中译本翻译成《唐代的外来文明》。作者通过讲述天方夜谭式的故事，为读者展现大唐时期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鲜活画面。该书列举200多种物品，包括动物、植物、纺织品、食物、香料、宝石、武器、药物、家具、器皿以及书籍等，证明这些我们习以为常、引以为傲的唐代名物，其实都是从周边国家或其他民族引进的舶来品。这本书可以说颠覆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常识。

唐朝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这种博采众长而形成的多元文化格局，天然具有越境传播、区域共享的普世特征。前面提到我写过一部《唐代中日混血儿研究》，书中讲述10多位中日混血儿的故事，他们因为兼具父母的文化背景，所以为双方所乐意接受，成为唐代中日交流的桥梁与助力。也就是说，在东亚文化交流中诞生的文化，比较容易为东亚各国所接受，这大概就是唐文化快速、顺畅、大量传播四邻的原因吧！

东亚文化疆域的源头在中国，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么，这个文化疆域的中心，是否也在中国呢？如果光看唐朝300年，那是毋庸置疑的；倘若回眸千余年，这话就不能说死。因为对一个文化疆域来说，源头是与生俱来的、亘古不变的、独一无二的，然而中心则是后天造就的、应时变迁的，可以多个中心并存的。我们还是举例说明吧。

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后世尊称为“智者大师”的智，在浙江天台山创立了天台宗，这是中国独创的大乘佛教宗派，迅速传播到东亚各国。唐朝时，来自高句丽、新罗、日本的朝拜者不绝于途，他们把天台山视作“圣地”，称呼国清寺为“祖庭”，韩国与日本先后建造的归宗认祖纪念碑，至今依然矗立在天台山。此外，新罗入唐僧悟空、日本入唐僧最澄，先后在天台山建立“新罗院”与“日本堂”，供本国留学僧研习天台宗之用，这足以说明唐代天台宗的学问中心在中国。

唐朝时，最澄学成回国后创立了“天台法华宗”；北宋时，高丽王子义天登临天台、祭拜祖师，回国后也创立了天台宗。自此，东亚出现三个天台宗的中心，呈现同源异流、和而不同的景观。然而，中国天台宗遭遇唐末战乱、五代板荡，藏经几乎散佚殆尽，于是吴越国王钱弘俶出重金向海外求书，高丽国派谛观、日本国派日延前来送书，为两宋时期天台宗的复兴创造了契机。因此可以说，至少在唐末至五代的约200年间，天台宗的发源地失去了中心的地位。

天台宗的源头——天台山与国清寺，被东亚各国尊为“圣地”与“祖庭”，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自然应该珍惜呵护；然而要确保“中心”的地位，唐朝“气吞山河”的气概、“日月无私”的胸襟值得我们学习，高丽、日本的继承、创新、回馈也值得我们借鉴。

我在反复思索：文化疆域的“源头”与“中心”，说到底还是能够测度的空间表象，至少我们可以在地图上定位或者画界，更不用说摸得着、看得见的货币、建筑、丝绸、瓷器、服饰之类的有形物了。文化疆域既然可以脱离孕育她的国家而扩散到海外，可以脱离催生她的朝代而传承至后世，那表明从她“呱呱落地”之时起，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拥有她自己的生命体系。那么支撑、维系文化疆域生命体系的“灵魂”究竟是什么呢？下面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

四、书籍之路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是一位喜欢交朋友的性情中人，他写了很多真情流露的送别诗，尤其那首《送元二使安西》，堪称千古绝唱：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首诗很快被谱上乐曲，古人送别饯行时最喜欢唱这首歌，因诗中有“渭城”和“阳关”，所以也称作《渭城曲》或《阳关曲》。明代音乐家杨抡收集古谱，编成《太古遗音》（《真传正宗琴谱》），对此曲的精妙有4个字的评价：“咫尺千里”。

怎么理解呢？现在主客就在眼前、近在咫尺，但一旦跨过阳关走出国界，那今后便要天各一方、千里相隔。也就是说，中原与西域，空间距离只是一步之遥，但心理距离恍如隔世，阳关那头“无故人”，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我们再来鉴赏王维的另一首送别诗，是赠送给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的。这个日本人几乎彻底“唐化”了，大约19岁就来到长安，进入国子监的太学学习，参加科举考试成功后，就留在唐朝做官，一直做到“秘书监”这样的大官——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而且连姓名也按中国习惯改为“晁衡”。王维的这首送别诗叫《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有一段很长的诗序，其中这样描述日本：

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历岁方达，继旧好于行人。滔天无涯，贡方物于天子。

中国与日本有大海相隔，按照唐代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水平，这段旅途非常危险，唐人甚至比喻为“地狱之门”。诗中提到“滔天无涯”，是说旅途凶险无比；“历岁方达”是指路途遥远，需要航行一年才能到达。与空间距离遥不可及截然不同的是，心理距离却近在咫尺，王维称赞日本“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说明日本接受儒学，尊奉孔孟之道；“正朔本乎夏时”说明日本使用中国历法，生活在同一个时间循环圈中；“衣裳同乎汉制”说明日本模仿中国衣冠，身上穿的是“汉服”。

反复体味这两首诗的意境，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问号：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南的阳关，历来是中国通往西域的咽喉之地，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为什么大量的、频繁的“丝绸”交易没有形成文化共享的局面，令王维送友人出关时情凄凄宛如生离死别，发出跨过阳关“无故人”的叹息呢？

回头再看日本，远在万里天涯，唐人视之为“绝域”，鉴真和尚要去日本时，弟子们用“百无一至”来劝阻他，意思是死亡率超过99%，虽然有点夸张，但日本学者统计遣唐使的死亡率超过30%，可以想象唐代时横渡东海有多么危险！然而，这个遥不可及、虚幻缥缈的国家，在王维眼里却是神交已久的“旧好”邻邦，与唐人一样服从圣贤的教诲，与唐人一样以君子为楷模，与唐人一样顺应自然节气，与唐人一样穿着打扮。

“西域”与“绝域”，一西一东，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反差？中原与西域陆地相连，中间没有不可逾越的自然屏障，阳关不仅是中外交通的关隘，而且也是文化疆域的界碑，说明“丝绸”这种商贸物品，虽然走出国门，但没有扩展文化疆域，所以越界之后便“无故人”、非我族类了。中国与日本大海相隔、天险为阻，成为人们谈虎色变、难以往来的“绝域”，然而彼岸“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的君子，都可以看作是“故人”，那片“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的土地，显然是已经“唐化”的文化疆域，所以王维送别阿倍仲麻吕的诗，全无《渭城曲》那般生离死别、悲怆万分的氛围。

接下来的问题是，孤悬于亚洲最东端的几座海岛，与中国人来物往极少的日本，即使在中日交往的“蜜月”，遣唐使平均20年才派遣一次，通过什么方法建构起一片唐风熏染的文化疆域呢？先讲结论：这既不是唐朝靠武力征服获取的，也不是靠丝绸贸易等经济手段开拓的，而是因为博大精深的中国书籍彻底改变了彼岸的文明景观。

王维的两首送别诗引发我对丝绸之路的深度思考，等到我再次阅读《旧唐书》的《日本传》，突然灵感闪现，找到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据书中记载，开元五年（也就是公元717年），日本遣唐使来到长安，“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意思是他们向唐玄宗朝贡，获得了大量丝绸的赏赐，他们把这些丝绸全部用来购买书籍，然后满载而归。其实日本来中国购求书籍由来已久，据日本史书的记载，7世纪初遣隋使小野妹子来到中国，他肩负的使命就是“买求书籍”（《经籍后传记》）。

西域各国的使节频繁出入长安，他们瞄着丝绸而来，满载丝绸而归，19世纪普鲁士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把东西商贸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是十分贴切的。然而，日本、朝鲜甚至越南的遣唐使，他们主要是瞄着书籍而来的，甚至舍弃丝绸购买书籍而归，那么东亚各国之间的通道，应该称“书籍之路”才对。

那么，唐代到底有多少书传到日本呢？答案是“几乎全部”。公元730年，唐僧智升编了一部《开元释教录》，这是唐玄宗开元年间佛教大藏经的总目录，收入佛经5048卷；当时日本僧玄昉正好在长安，仅仅5年之后的735年，他“赍经论五千余卷”（《续日本纪》）而归，显然把开元年间的入藏佛经全部席卷而归了。现在日本东大寺的一个仓库——正仓院，还保存着大量中国传去的佛教书籍，包括隋代写经22卷，唐代写经221卷，宋版114卷，总数达4960卷之多。这便是“书籍之路”的最好证明。

我在20多年前最早提出“书籍之路”的概念，当时国内外主流媒体均有较大反响，如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以及共同通信社等，中国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以及新华社等，均先后予以报道。其中，《光明日报》1999年8月10日刊登《日本研究专家王勇提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曾有一条“书籍之路”》的长篇专访，开篇引用我对“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的描述：

沙漠，驼队，西方，夕阳西下，背负的是鲜艳的丝绸，这是古代的丝绸之路；大海，船队，东方，旭日东升，运载的是飘香的书籍，这是古代的书籍之路。

从这段略带文学性的描述可知，“丝路”与“书路”呈现出不同的文明景观：中国通往西方的是“丝路”，穿越广袤的沙漠，骆驼运载的是丝绸；中国连接东亚各国的是“书路”，跨越浩瀚的大海，舟船运载的是书籍。

“丝路”与“书路”不仅地域不同、传播工具不同、流通内容不同，更重要的是文明内核与生命机制也有所不同。古代曾经大批量、持续性输往西域的丝绸，现在即便从深埋沙漠的遗存中出土，大概也已经腐朽而不堪穿用；然而，当年遣唐使携归的书籍，直到今天依然是人们智慧的源泉。

自从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开拓了贯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丝绸”便源源不断地传播到西方。古罗马人基于牧民的思维，坚信这些神奇的纺织品，其原料采集自长满羊毛的树木，虚构出所谓的“羊毛树”传说。大致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养蚕、植桑、抽丝、纺织技术传播到东亚各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均能量产丝绸，有些具有本土特色的丝绸还回传到中国，充实了丝绸文化的内涵。隋唐时期中国书籍大量传播到海外，更是熏陶了周边民族的心灵。

总而言之，以“丝绸”为代表的物质文明，能给其他文明增添异国色彩，但无法从根本上影响其文明的形态；以“蚕桑”为代表的技术文明，能促进周边民族的生产力发展，但无法重塑人们的内心世界；唯有凝聚着中华民族理念、智慧、知识的书籍，犹如文明的种子播撒到周边国家，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虽然不免出现种种变异，但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始终传递着古老的信息。这些源源不断从源头输送至周边的DNA，便是文化疆域的生命源泉和灵魂。

结语

1980年，美国社会学家托夫勒出版了轰动全球的名著《第三次浪潮》，作者把人类文明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约1万年前出现的农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20世纪中叶发端的信息化革命，这三次生产形态的革命激起浪潮，推进了人类文明向前迈进。

纵观千年，放眼东亚，以中国为源头的文化疆域，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波浪潮无疑发生在汉代，大一统王朝的巨大能量，把丝绸、纺织、农耕、金属、陶瓷等技术与产品推广到周边地区甚至遥远的西方，开创出一个庞大的物联网。

第二波浪潮来自唐代，在汉代的文化疆域基础上推陈出新，尤其通过传播典章制度、宗教信仰、儒教伦理、天文地理、建筑园林、绘画书法、音乐舞蹈等，极大地提升了周边国家的文明程度与知识水准，重塑了周边民族的心理世界，熏染了东亚地区的文明景观。

在第二波浪潮之后，又经历了千余年的沧桑变迁，虽然宋元明清各朝各代在某些局部均有超越前代或开创新局的成就，如宋代的禅宗、朱子学、印刷术，明代的医学、航海术、白话小说等，起到了充实、加固、扩展传统文化疆域的作用，但没有一个朝代能从根本上取代唐朝的影响力。

近年来，以习近平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倡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的解读是，既然是“伟大复兴”，目标至少要定位在汉唐盛世；并且，“中国梦”不仅仅只是恢复旧观那么简单，要像唐朝扬弃汉朝那般，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志存高远，再开新局。“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领导层的胸襟气度、国家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民族凝聚力的空前增强，预示着第三波浪潮已经来临！

文化疆域的源头与中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软实力，在建构未来新型国际秩序之际，与军事力、经济力相比，具有更强的穿透力与亲和力、可塑性与持续性。

大唐盛世造就的东亚文化疆域，不仅当时是世界上文化最先进、最发达的地区，而且至今依然充满勃勃生机。然而，“源头”是需要我们去继承、呵护的，“中心”是需要我们去激活、争取的。如果我们高枕无忧、掉以轻心，不仅会退出“中心”，甚至有可能连“源头”也会枯竭。

关于这套丛书的缘起，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那是2014年1月9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日本汉文史籍丛刊》新书发布会，我应邀做了一场《东亚视域中的“汉籍”》的演讲。在场的韩建民社长、刘邦权先生、李阳女士等对“东亚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于是我们开始共同策划一系列合作项目，这套丛书便是其中的衍生产品。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历任社长、总编承前启后，一直致力于打造“东亚研究”出版的高端平台，最近还专门成立了“东亚出版中心”，我相信依托该社卓越的远见、丰富的资源、高涨的热情，这套丛书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是为序。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所长

王勇

2014年10月1日

2018年6月1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