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士人心态研究

十余年来国内研究士人心态的论文和专著不少。有的是研究一个时代的士人心态，有的是研究某一位作家的心态与他的作品的关系。我以为，这些研究对于我们研究文学的人来说，不是没有好处的。即使说它是一个不好的方法，也至少提供一个看问题的角度。有的朋友说，研究心态史，没有一个共同的构架，无法对话。因此他认为，这些年的心态史研究把问题都搞乱了。我不这样看。因此我想来说对士人心态研究的一些看法。

心态史研究的先驱者虽然曾经努力想为心态史一词下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定义，但他们始终未能做到。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涵盖面极广，一直是在发展过程中，难以给出一个界定。先驱者们的研究主要是一般群众的普遍心态，比如，集体无意识，或者说集体潜意识，研究此一类的集体意识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方法最主要的是打通科际关系。

我想，我们这十余年来的士人心态研究与心态史先驱们的心态史研究是有区别的。我们研究的是士人这一特殊群落，而不是一般民众。为什么要研究这一特殊群落，因为我们是为了研究古代文学，而我国古代的文学，主要是士人文学。我们常说社会环境（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社会风气、生存状态等等）影响文学创作，但是那是如何影响的？这些影响，我看就是通过士人内心的活动，他当时的精神风貌在起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士人心态是社会环境与文学作品的中介。一篇作品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其时作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这对于我们理解作品，会是有帮助的。我举一个例子，明代的胡应麟论明初诗坛，说有吴派、闽派、越派、粤派、江右诗派。但是有一个现象让人深思，就是这不同诗派的人到了朝廷任职，一写到朝廷，诗风就变了。杨基、吴伯宗来自吴中，林鸿来自闽，魏观来自越，但是他们写到朝廷的诗，都一样的雍容典雅。这怎么解释呢？就是因为心境变了。这种心境的变化，与其时士人被起用的心情有关，与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初期的环境有关。我们已经注意到研究地域文化对作者创作的影响，但是人是流动的，环境变了，命运变了，心境变了，他的作品的气质、味道可能也就变了。生存环境、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心境，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而这不同的想法就会反映到作品中来。要更为确切地研究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不研究作家环境的变化对心境的影响，恐怕是不容易做到的。

我已经十余年没有研究唐代文学了。这十余年，主要是做着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的工作。傅先生要我来说说关于士人心态研究的问题，我就来极其简单地说一点研究明代后期士人心态遇到的问题和自己的一点看法。

我研究明代后期的士人心态，是研究不同士人群落的群体心态趋向，他们相似的人生态度、价值标准、精神风貌和感情世界。比如说，对待同一个问题，他们是什么态度，是怎么想的。明代后期士人的分化，比唐代复杂得多。政局的变化对于士人心态的影响是深刻的。古代士人，出仕入仕，对于入仕的那部分士人，朝廷的一切与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一些重大事件往往牵连一大群士人，如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万历末至天启初的东林党事件，士人之分化，斗争之激烈，不同士人内心之巨大震动，都是惊人的。分析不同士人在这些事件中的态度、行为，可以看到这些事件对于他们内心世界的深刻影响。

社会思潮也是对士人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方面。例如王阳明心学对于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的影响比我们原先想象的就要复杂得多。以往研究王阳明，着重于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对他提出的理论范畴加以解读，而对于他的思想在士人行为中的影响，不大注意。把他的思想的传播过程与传播者、接受者的内心活动联系来，我们就会看到思潮与心灵史的生动关系。这一思潮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各个士人群落从什么角度接受了它的那些影响，如果我们一一清理，就会发现，思潮进入士人的内心世界、融入他们的行动的情形。

影响士人心态的，还有社会风气。明代后期，享乐的观念改变着社会风尚，叶向高说是奢侈享乐之风，四民如一。就是说，享乐的思想，已无可阻拦地进入社会的每一角落。当然也改变着士人的人生旨趣。此种享乐观念的形成，当然与商业的发展有关，与阳明心学也有着一些内在的联系，比如说对自我的重视，由是而发展至个性的张扬。我们以往把此种社会风气与重自我、重个性联系起来，看重这一士人群落不受束缚的一面，但当我们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内心十分的复杂，对于他们复杂内心世界的了解，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王阳明的许多作品。

影响士人心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许多因素，我开头提到的生存状态，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就牵连到个人的命运问题。

士人心态的研究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当然要打通文史哲。因之工作量也就极大。没有大量的阅读，找不出问题所在。我十年来全部精力都放在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上，实录，明史，各种杂史、政书、笔记。更多的是别集，往往费十天半月，读一部别集，读完之后，一点材料也用不上。为这一课题而读的别集数量，最后有一半是白读的。这是一种很笨的研究方法，光靠目录解决不了问题，有时从目录看，一部别集可能与此课题有关，而读后却毫无所获。

大量阅读之后，最难的是对于材料的解读，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材料反映了事件的真相，哪些材料并非事件的核心。这些问题，是一个很费力思考的问题。没有大量的一手史料，研究无法进行。面对大量史料，又面临着如何解读史料的问题。史料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基础，但是史料所反映的是不是就是历史的真实，就不好说了。实录有假，方志有假，族谱有假，杂史、笔记中也有不实之辞，有的奏章所说，也不一定是事实，特别是在派系纷争的时候。按理说，书信是较为可靠的了，但书信也不能一概而言，看是给什么人的信，有的是门面话，有的是真心话。文学作品也如此，有的是门面话，有的是真情流露。有的事件，在发生的当时当地就已经有不同的说法。我举一个例子，万历十二年屠隆被人弹劾，称他与西宁小侯宋世恩的夫人淫乱，因此被削籍。淫乱之事，在当时就有人信有人不信。王世贞是信的一位，邹迪光是不信的一位，提到此事，极证其无。两人都是屠隆的朋友。万历二十五年，在此事发生之后的十三年，袁小修游京师，还打听此事之真假，结果是京师中人多以为屠隆到宋世恩家宴乐、观剧，时或与艺人同演出则有之，淫乱之事不可能。同一件事，从甲地传到乙地，就变了样，传闻异辞，笔录成真。我们相信什么呢？由于史料的原因，有的事件的真相可能永远隐去，关键是我们如何从史料所提供的蛛丝马迹，去判断事件的真相，是我们如何选择史料、解读史料。我想我们的态度是真者存真，疑者存疑。

士人心态研究的是人的内心活动，它有可能帮助我们了解活的历史。历史不仅仅是事件的组合，历史是人的活动的历史，是活生生的人。研究文学，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士人心态研究只是其中的一种。此一种的研究方法，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作家作品。在这里我再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上来。上面提到有的研究者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构架，才有可能对话。我以为此种认识是不正确的。之所以不正确，就因为给研究划定了框框，比如说，士人心态研究，只能按法国心态史家的方法做，不能越雷池一步。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走，我以为这是十分荒唐的。我们研究历史，目的是弄清历史的真相，只要达到此目的，用什么方法都是可以的，只要遵守学术规范，言之有据，一切从材料出发，尊重他人研究成果，有自己的见解，用什么方法都是可以的，谁有权力给研究者规定一个共同的构架呢？如果我们的研究只有一个构架，那我看我们国家的学术前途是可悲的。

（本文为2006年8月22日在唐代文学年会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