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态度、方法——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

一

前不久读了康保成先生的《90年代景观：“边缘化”的文学与“私人化”的研究》⁽¹⁾、蒋寅先生的《文如其人？——一个古典命题的合理内涵与适用限度》⁽²⁾与戴伟华先生的《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³⁾，我非常赞赏他们的看法。康先生的文章涉及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蒋先生的文章涉及我们对待古代文学理论、文学观念的态度；戴先生的文章则谈到了研究方法。这三篇文章，把古代文学研究中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都提出来了。

康先生的文章显然是有针对性的。近几年来，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似乎感到，古代文学的研究被冷落了。它为什么被冷落了呢？是不是它已经脱离了社会现实，退避了政治，“甚至进一步退避了个人的主体价值”？于是他们感到忧虑，认为这是一种“私人化”的倾向。他们认为，古代文学研究的这种“私人化”的倾向是不好的。康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是这一学科的合理归宿。他对此作了大量的分析。我非常同意他的分析。我觉得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学科的性质，一是如何看待“有用”的问题。古代文学研究在文化建设中应该是属于基础研究的性质，不可能是一个群众性的学科，在社会分工中它只能是少数人的事业。它的研究成果无疑与广大群众、与整个社会现实有关，但是这种关系往往并不是直接的。以往我们习惯于用一种泛政治化的眼光来看学术研究，把一切学术研究都与当前政治直接联系起来，为当前政治服务。因此希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来关心古代文学研究，希望古代文学研究能够产生轰动效应。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而一旦做不到这一点，失落感就油然而生，就会想到是不是研究者脱离现实了。这就联系到如何看待古代文学研究在当前社会的作用问题。古代文学正像所有的古代文化遗产一样，在民族精神的承传、民族文化的延续、新的文化建设上当然有它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在相当程度上，它表现为对遗产的尽量深入的了解与认知，是无形的影响与接受。在这个范围之内，只要是求实严谨，我以为什么选题都是可以做的。有的选题可能很专，很冷僻，离现实很远；但当它们和重大课题互为补充的时候，也可能具有其认知的价值，有时甚或是离不开的。简单地说哪些课题对今天的文化建设有用，哪些就没有用，是一种短视的、草率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研究的“私人化”，私人化也就更有可能呈现多样性、更富于创造力，更富于学术的独立性。而从长远来说，也就对文化建设更为有利。把“私人化”研究看作非“公众话语”，是一种极其简单化了的看问题的方法。我们要不要在学校里准确地讲古代文学？要不要在社会上准确地传播古代文学？如果要，就需要非常专门的、甚至非常冷僻的被认为是“私人化”的研究。它能够避免误导，引导正确的接受。这就是它的“公众话语”，是它融入社会的特殊方式。

“文如其人”的命题，在论著里、在教学中，是常常被肯定的。从事文艺学和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虽有时觉得这一命题似是而非，但也多未深究。蒋寅先生把这个问题认真地提出来了，他举了文如其人的有关论述和实例，也举了文不如其人的有关论述和实例，然后分析了“文如其人”这一理论的弱点和这一命题成立的限度。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求实的看法。当然，这一命题非常复杂。蒋先生的文章使我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往事。有一次，一位著名的日本汉学家问我：潘岳的悼亡诗写得那样真挚深情，那样感人，让人觉得他对他的妻子的感情是那样的难以忘怀，为什么不久他就再娶了呢？真是不可理解。我当时的回答是：他写悼亡诗的时候，他对亡妻的深情是真实的；他再娶的时候的喜悦之情也是真实的。人是复杂的，一个奸诈之徒早上做尽坏事，晚上当他与家人友朋歇息于闲庭深院时，不能认定他就不会有优游愉悦的情致，这时如果他想写诗，又有一定的才能和艺术积累，他就有可能写出清新闲适的诗来。早上干坏事是他的真实品格，晚上的清新闲适的诗，也是他当时真实情怀的表现。蒋先生的文章中提到严嵩和他的诗。非常凑巧，我最近也正在读严嵩的《钤山堂集》，他前期的诗，确实写得好，朋友到钤山堂探访他，他流露出来的那种真挚之情，你很难说是假的。《喜友人至》说：“下马柴门日已曛，灯前悲喜话同群。空江岁晚无来客，远道情深独见君。”这大概是一位比较亲近的朋友，喜悦之情无须假、不必假的。如果虽是朋友但又是大名士来探访，那他就带一点装腔了，《奉酬空同先生垂访见贻》：“病来浑与故人疏，珍重能劳长者车。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长愿饮河心自足，却惭和郢曲难如。”明明有着强烈的腾达富贵的欲望，偏要说自己一无所求。到了他署南京翰林院事的时候，就睁着眼睛说假话了。他在《写真自题》中说：“事可告天惟自信，志期希古不遑宁。”好像很是光明磊落似的⁽⁴⁾。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诗的作者是严嵩，仅就诗的情思格调而言，是无法知道它出自一位权奸之手的。知道作者是严嵩，我们才知道其中有真有假。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如其人”命题的适用程度关键在于对人的复杂性的认识。用复杂性来解释它何以“如”的问题。文不如其人，那就是明显的作假。就是刘勰说过的“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⁵⁾。达官显贵，诲淫诲盗，他偏要写和陶诗，满嘴风雅。李贽也有类似的话：“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则自称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⁶⁾他的更为实话实说的言论，是他给耿定向信里的一段话：“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⁷⁾李贽说的这种情形，如果我们细加考察，在我们的古人前辈那里虽非比比皆是，但也不在少数。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一位有名的儒者湛甘泉，他也讲天理，讲戒慎恐惧，他也是很提倡修身的。但是他也放高利贷。王文禄就说：“甘泉居乡，乡人多怨。”他说甘泉批评杨慈湖，其实他自己的行为却不怎么样！王文禄说：“然慈湖极廉，岂放利者可同乎！”⁽⁸⁾湛甘泉理论的价值如何，非此处所拟讨论，不过他讲戒慎恐惧是否出自真心，却是颇可怀疑的。当我们面对古人的文集，对于他们在文章里说的话，要由文及人而论定是非的话，当然还是要细细追究，分辨真假，谨慎为好。蒋先生的文章的价值，不仅在于厘清“文如其人”这样一个命题的是非曲直，扩大来说，是我们如何以一种求实的态度去对待古代的文化遗产。我们当然不应该用现代的标准去要求古人，但我们也不应该以似是为是。

戴先生的文章讲的是研究方法。我是非常同意他的看法的，不过还想由此而生发，多说几句。由于这一问题牵涉的面极广，我想把它单独展开来谈。

二

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无疑正在深入，泛泛而论的专著和论文正在减少，而专题研究则大量地出现。大的题目有人在做，小的题目、甚至很小的题目也有人在做，越做越深，开拓的面也越来越广。我们正在缓慢而从容地扩大我们对于古代文学的认识。

但是，近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在逐渐深化、逐渐拓展研究面的同时，也给人一种相对平淡的感觉。除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经披露的《孔子诗论》给人以很大的震动，让人意识到先秦文学、文学思想史可能改写，并且带着更大的祈望等待着更多的发现与披露之外，能够给人以巨大的震动，从大的方面改变对于已知文学史的认识的成果似乎还不多见。我想，这可能与研究的视角、衡量的标准、研究的方法有关，而最终与学术思想有关。

近二十年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曾经引进了许多新方法，现在回过头来看，用这些新方法做出来的真正厚重的成果并不多。取得扎实成果的，多是使用传统的方法，其中也包括多学科交叉的研究。

大约在八十年代的中期，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界就提出过从广阔的文化背景研究古代文学的问题。从广阔的文化背景研究古代文学，必然的也就要求多学科的交叉。戴先生的文章举了许多的实例以说明多学科交叉的必不可少，我以为说得已经很透彻。我想说的是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像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一样，多学科的交叉可能是研究的一种自然趋向。不同的是，在文史研究领域，我们原本就有文史哲不分的研究传统，这应该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之上，自然的要加入新的学科，研究的路子自然也就更为宽广。这里有一个问题似乎可以提出来讨论，就是多学科交叉与回到本位的问题。我们的传统是文史哲不分，现代社会是学科虽交叉而学科分工却越来越细。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我们需要弄清各种文学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比如当时文人的仕途状况（他们如何的受教育如何的应举，他们登第以后如何通过吏部铨选进入仕途，当时的官制、吏典与吏治，他们在中央政府、州县府署和幕府的生活，政争、党争、贬谪、文字狱与文人的出处去就等等）；当时文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当时的交通状况，当时的城市生活，青楼酒肆、城坊园林、乡规民约、风俗习惯，他们与商人、与市民的关系等等）；宗教、社会思潮与文人的关系（儒家、道家思想的演变如理学心学玄学思潮对于文人、文学的影响，佛教、道教和各种秘密宗教的传播、发展与文人、文学的关系等等）；各种艺术门类与文学的关系（音乐、绘画、书法、造象以至建筑型制如何影响文学等等）；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人、文学的关系诸方面。上述这些任何的一点，都可以衍生出无数的题目，任何一个题目的解决，都可能影响我们对于一个时期、一种文学现象、一种文体的产生和演变、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看法。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是不可避免的，多学科交叉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的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多学科交叉之后，回到什么样的立脚点上，同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想就这一问题说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如果没有用来说明文学现象，那就又可能离开文学这一学科，成了其他学科的研究，例如，成了政治制度史、教育史、思想史、民俗史、宗教史、音乐艺术史、社会生活史，或者其他什么史的研究。这些“史”的研究，研究古代文学的人可以用来说明文学现象，但是它们本身，并不是文学本身的研究。我们既然是研究古代文学，多学科交叉当然最终还是要回到文学本位。有的学者看到近年来文学本体的研究相对平淡无味，就认为那是文学本体研究的弊端，说：“从理论上说，关于历史上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是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但在实际上，现在的研究重点，尚是关于单个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或者按一般说法，是关于文学本体的研究、作家文本的研究。这种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一旦绝对起来，它所带来的弊病也显而易见：只要翻开一本研究索引，就会看到许多命题近似而缺少创意的论文论著。”⁽⁹⁾命题近似，缺少创意，我看正是近年来文学文本研究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当然部分的与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没有很好展开有关，但根本的原因，是文本研究没有思路上、方法上大的突破。我国古代文学的最为主要的艺术上的贡献是什么，一种文学现象、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艺术上的成就到底在什么地方，哪些是我们的文学传统的主流，哪些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文学作品的，哪些应该把它剔除在文学作品之外，一种文学文体为何产生，如何演变，一种文体与另一种文体存在着何种联系，每一种文体有没有它自身体式上的相对稳定的要求，以及作品本身构成的一系列的“如何”。这许多的“哪些”和“如何”的答案是什么，用什么样的现代科学的方法更好地得到答案，我们似乎都还没有足以改变一代学术观念、一代学术方法、一代学风的重大突破。在文学文本的研究上，除了不是非常成功地引进西方文学文本研究的一些方法之外，我们用的还是非常传统的或者经近代国学大师们改进了的传统的方法。我们继续用这类方法研究下去，当然也会有一步步深化的可能，但是在总体面貌上要有新的认识恐怕就不容易做到。上面的这许多“哪些”和“如何”，每一个都看似一目了然，而其实是并不很了然的。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去年有一次我和几位同行应邀去南方一所大学访问，主人要我们四人同台向学生讲一点治学的体会。我说，我从事了几十年的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但我至今弄不清如何划分文学和非文学，而且越来越糊涂。我们编古代文学史，是把许多应用文体都编进文学史里去的。但是我们编现当代文学史，却并没有把诸如报纸社论、政府文件、哲学论文等等编进去。这种衡量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的不统一，如何解释呢？如果认为那是由于“文学”的含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变化了，它由雏形走向成熟，因之我们衡量它时，前后标准可以不一致，那么它何时走向成熟，标准是什么，标准又是在何时改变的呢？这些我们都没有向学生说清楚，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清楚。我说我几十年治古代文学的体会，最主要的就是这一点，叫作“糊涂”。我说完之后，另一位先生就说，我们不能把非常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在他看来，我简直是提了一个愚不可及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些“非常简单”的问题，我至今还是不清楚，而且也没有见到有谁把它说清楚。各种文艺学著作，是给“文学”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的。在文艺学家看来，他们所下的定义都是非常清楚的。但问题是如何用到我们的古代文学上？这些不清楚，我看在一定程度上就与我们对于我国古代文学的文本研究还没有很好展开有关。因为没有很好地深入研究，所以说不清它的特点是什么，因之也就分不清文学与非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