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天下”的瓦解与“世界”的形成

由帝国形态的王朝国家，被强行纳入源于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从而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员，这是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最重要的现代性事件。

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起源于西欧，在这之前，世界上广泛存在的国家形态是区域性的王朝帝国。因交通的阻隔，帝国的兼并与扩张只能在交通许可的地理区域内进行，交通阻隔的不同地区，则各自形成帝国的中心，在前现代的地球上，主要形成了两个区域性帝国的中心。一是以地中海为中心形成的帝国，如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它们以地中海为中心，在不断的碰撞、交融、扩张、兼并中形成，其所影响的区域，除了地中海沿岸外，还包括西亚、中亚、北非甚至印度次大陆。另一个区域性帝国，是以黄河与长江为中心形成的中华帝国，东部面临广阔的太平洋，西部、西南部因高原、山脉的阻隔，没有形成有效的地理交通。虽从秦汉时期始就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但毕竟没有形成长期大规模的文化交通。虽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争夺中，中华大地几度易主，但相比较地中海文明的动荡不安，中华文明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与政治格局。从秦汉始，中华大地上大一统的帝国就已形成，并延续几千年。

对于中华文明的这一特点，本书的主角鲁迅在其最早时期的文献中就已有准确的判断和表达：

昔者帝轩辕氏之戡蚩尤而定居于华土也，典章文物，于以权舆，有苗裔之繁衍于兹，则更改张皇，益臻美大。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尔小蛮夷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降及周秦，西方有希腊罗马起，艺文思理，灿然可观，顾以道路之艰，波涛之恶，交通梗塞，未能择其善者以为师资。洎元明时，虽有一二景教父师，以教理暨历算质学于中国，而其道非盛。故迄于海禁既开，皙人踵至之顷，中国之在天下，见夫四夷之则效上国，革面来宾者有之；或野心怒发，狡焉思逞者有之；若其文化昭明，诚足以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则其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固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虽然，惟无校雠故，则宴安日久，苓落以胎，迫拶不来，上征亦辍，使人苶，使人屯，其极为见善而不思式。有新国林起于西，以其殊异之方术来向，一施吹拂，块然踣傹，人心始自危，……[1]

夫中国之立于亚洲也，文明先进，四邻莫之与伦，蹇视高步，因益为特别之发达；及今日虽苓，而犹与西欧对立，此其幸也。顾使往昔以来，不事闭关，能与世界大势相接，思想为作，日趣于新，则今日方卓立宇内，无所愧逊于他邦，荣光俨然，可无苍黄变革之事，又从可知尔。故一为相度其位置，稽考其邂逅，则震旦为国，得失滋不云微。得者以文化不受影响于异邦，自具特异之光采，近虽中衰，亦世希有。失者则以孤立自是，不遇校雠，终至堕落而之实利；为时既久，精神沦亡，逮蒙新力一击，即砉然冰泮，莫有起而与之抗。[2]

文明的优越感与地理视野的局限，使中国将目光所及，视为“天下”，并自视为天下的中心——“中国”。“天下”既是一个相当于现在的“世界”的概念，同时也几乎就是中国自身。中国与“天下”的关系，不是现代世界的国家与世界之间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而是中心与边缘、核心与整体的关系，中国是天下的核心。然而我们知道，这个“天下”，只是现代世界的局部。

由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由“天下”到“世界”，这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大的现代性事件，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应在这个层面来理解。这个“变局”之后，不仅是国家形态、政治格局与地理区域的变动，其背后，则是文明与文化的空前转型。

由于前现代的地理阻隔，东西各自形成的帝国区域，同时也就是不同的文明与文化的区域，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地中海文明在几千年的冲突交融中，形成了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中国大陆两河文明形成中华文明。既然前现代时期这中西两大文明交流甚少，则无疑具有各自的文明特征。早在前现代游牧异族入侵时期，汉族士大夫就将中国视为文化的存在，认为中国文化可以同化异族入侵者，文化不亡，则中国不亡。近代西方迫来，士大夫也认为，在中西冲突中，中国落后的是器物层面，精神仍优越于西方，后人甚至提出中国是“文化国家”的说法。

无论是最初的“中体西用”，还是后来的中体亦不行，倡导“思想革命”，其背后的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的判断，则是一致的。在此背景上，中西之争，就是文明的冲突。

西方文明在15世纪左右，开始由地中海向大西洋区域扩张，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开始呈现，西方文明开始向全球扩张。循着新开辟的航路，西方文明开始自海上向东迫来，两大文明的碰撞，自兹开始。

中西文明在近代的碰撞，也可以说是新旧两种类型的帝国之间的碰撞。15世纪的荷兰、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英国，都是西方近代依托新航路发展起来的新兴世界性帝国，当他们挟浪袭来时，中国还是一个东方传统帝国。新帝国基于欧洲新兴的民族国家，不再是传统帝国以领土占领、收取赋税作为政治统治方式的帝国模式，而是将开拓市场获取资源作为动机，以殖民的方式实施扩张与管理。也就是说，中国所面对的，既是地域差异和类型差异所导致的不同文明，也是刚刚兴起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新与旧、现代与古代，这些观念正属于西方文明的现代意识，在西方文明实现自己的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将新与旧的观念带入新开辟的世界。

中西文明，在地理发生学意义上，具有大陆（河流）与海洋、水利与航海、农业与商业的类型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同时，在全球化的现代，中西又被纳入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理解范畴中。全球化是西方文明发展的结果，面对强大的全球化浪潮，中国的变革与转型不由自主。如果中国是“传统”或“旧”的帝国和文明，则其“现代化”刻不容缓；如果中国是独特的“文化国家”，则文化层面的应对自然也义在题中。

即使“沦于异族”，前现代的中国从来没有在文化上遇到过挑战。近代中西文明的碰撞，遭遇的是文化的挑战，“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深意在兹。

可以说，中国现代的文化、政治与社会，都起于这一空前的现代转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自然与现代转型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学的产生，源于救亡图存的近代中国情结，从洋务派的兴业振兵，到维新派的体制改良，到革命派的排满共和，再到“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都是在救亡情结驱使下水到渠成的理路。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民族国家的文学，文学以想象与寓言的方式，深刻参与了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

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开创性的并具有典范性的文学家，其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之间的关系，更具有源头性的意义。鲁迅思想丰富复杂，但如果删繁就简，直指其原初思想动机和基本问题意识，则无疑是面临空前现代转型的中国问题——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终其一生，鲁迅的写作所展开的现实批判、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批判，最终的指向，是中国现代转型及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精神基础问题。在鲁迅那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兴起，基于作为国民的人的精神的振作及其现代转型，这不仅仅是体制层面上的现代公民意识的建设，而且指向更为基本的现代转型的精神基础，并且需要作为“个”的人格来承担。

与20世纪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学一样，鲁迅思想与文学面对并深刻参与了共同的时代问题——近代救亡危机以及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今天，我们探讨鲁迅的思想、文学与中国近代救亡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需要追问的是，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与文学的标志性存在，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是如何想象、表达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并且参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的？以民族国家现代转型为终极焦虑的鲁迅思想与文学，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提供了哪些值得发掘和弘扬的视点、思路和精神元素？在当下正在艰难进行的现代转型中，鲁迅的精神资源又有怎样的现实价值？

[1]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44页。

[2]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