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发自现场的中国之声

贾樟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突发事件，电影摄影机就会出现在现场。那是一个伟大的电影传统，摄影机同步拍摄、见证人类发生的重大事件，在视与听的结合下，人类的悲欢、浩劫，绝望与希望被记录了下来。这样的作品包括荷兰导演伊文思的《西班牙的土地》和《四万万人民》，前者是西班牙内战的全景式描述，后者是中国抗战如火如荼时期的真实记录。这样的电影也包括1972年安东尼奥尼导演在中国拍摄的《中国》。

多年之后，当我们再回望这些电影，一方面会感念如果没有这些影片，我们无法一睹已经消失的历史的面貌；另一方面也感叹，随着电影产业的逐渐工业化和席卷全球的商业化，电影生产变得需要漫长的创作周期、缺少灵活性，摄影机很难在第一时间去面对、去捕捉人类的大事件。

因而，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武汉“封城”之后，作为电影工作者，我也只能够在北京，通过媒体去了解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恰恰是新闻记者，这一比电影工作的历史还要悠久的古老传统职业，在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面前，呈现出了恒久的职业意义。

作为《中国之声》的记者，郭静和同事在第一时间前往疫区采访报道。她大年初一出发，4月25日返回，在疫情最艰难的时刻，在武汉工作了92天。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再次提示了人类的无知，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短暂的茫然无措。在对新冠肺炎疫情未知的情况下深入疫区，我们不能单单把这当作新闻职业需要遵守的操守，更重要的是出于一个人的良知。此次疫情，郭静既是旁观者，又是当事人。我曾经做客郭静在中国之声的直播间，每次听她口播出“中国之声”的电台呼号，都有一种镇定与从容。她一定是带着这种镇定去的武汉，在那里观察、采访，向全世界发出“中国”的呼号。

人性的力量以及人类的智慧，人类所固有的英雄价值，包括牺牲、奉献、勇气，都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中呈现了出来。每天，我们都能够通过《中国之声》发回的报道了解武汉发生的真实情况。郭静在武汉的报道工作是一次即时的信息发布，更是一次非虚构写作。她选择了18个年龄、身份、经历各不相同的人，用口述实录的方式讲述他们各自的故事，这18个人物组成篇章，构筑起了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的疫情遭遇。

为了最终抵御遗忘，我们需要真相，需要情感逻辑，同时也需要一种系统性的描述。现在，18位普通个体的疫情故事即将结集出版，我们能够想象，在多少年之后，它将成为一个相对于纪实报道，更加全景式的、具备内在系统逻辑的疫情描述。

这种带有情感力量的整体性描写，让我们读这本书犹如亲临现场。这是新闻，也是文学。是即时的报道，也是无法忘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