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第11卷）欧美诸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 序言

序言

朱振武

《欧美诸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主要研究对象是一些“非主流”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在中国的研究情况，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60年间英国和美国之外的英语文学、欧洲的德法俄意等主流国家之外和南美洲的几个主要国家的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开展、取得的成就以及不足之处进行详细、深入、系统的考察，其着眼点主要是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生、发展与变革及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意义，探究不同时期的人文气息、政治气候、社会发展以及国内国际的各种思潮对上述研究产生的不同影响和促进，探讨我国学者学习、吸收、借鉴、译介、评论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心路历程和思想嬗变，揭示我国学者主体意识的产生乃至逐渐萌发和强调的学术自觉和批评自觉。

准确地说，“非主流”国家文学的主体或者大户是“非主流”英语文学，也就是非英美国家的英语文学。1949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接受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奖时曾不无自豪地说：英语文学是“一份面向所有人的光辉遗产”，是“我们灵感和力量最大的源泉之一”，“英语语言及其作家是无尽的宝藏……地球表面上再没有哪个国家、哪个联合体或哪种强大势力像英语民族这样思想丰富、生机勃勃了”。丘吉尔的演说虽然多少有些夸大的嫌疑，但恐怕谁也无法否认：英语文学的确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一大宝库。不过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英语文学却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近现代以来，随着英国和美国的先后崛起、海外殖民的大肆扩张和英语教育的强力推行，用英语写成的文学作品早已超越了英国的边界，而延伸至北美、南非、印度、爱尔兰、新加坡、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及加勒比海地区等英国或美国原有的殖民地或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今的英国文学（Eng⁃lish literature）与英语文学（Literatures in English）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英国文学与英国本土之外的英语文学构成了一种源与流的关系。虽然源于英国文学，但由于根植于各自的地理环境与人文土壤，英国本土之外的英语文学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与文化价值。

对于英国本土之外产生的英语文学，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比如“后殖民英语文学”、“英联邦文学”、“新英语文学”、“东方英语文学”和“‘非主流’英语文学”等，但这几种说法均存在一定的缺陷。鉴于美国文学早已进入了世界文坛的主流，在讨论英国本土之外产生的英语文学时不妨将其排除在外，而采用“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这一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进行表述。迄今为止，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在我国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虽然期刊杂志偶尔会登载有关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或南非英语文学的综述性文章，但却鲜见有人从宏观的视野出发对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进行综合的梳理和概括，因而不少学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英语文学研究的整体现状就显得较为隔膜。在世界英语文学及相关研究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将非英美国家的英语文学创作作为一个整体，对在中国开展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的当下意义、研究的拓垦与勃兴、研究呈现出来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学理的考察将会别有一番趣味。

一、世界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及相关研究的崛起

与历史较为悠久的英国文学不同，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的产生和崛起不过是最近几百年间的事情。即便是在英国的近邻爱尔兰，从17世纪开始逐渐形成的英爱文学，即爱尔兰作家用英语书写的文学作品，也仅仅只有三百余年的历史。而在澳大利亚，从1788年英国移民首次登上澳洲大陆之日算起，迄今不过二百多年，澳大利亚英语文学更是迟至“19世纪90年代才形成自己的特色”。关于非洲英语文学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有人认为非洲英语文学开始于19世纪末，也有人建议把加纳民族运动领导人约瑟夫·海福德（Joseph E．Casely⁃Hayford）于1911年出版的政见性小说《解放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a Unbound：Studies in Race Emancipation）当作黑非洲英语文学诞生的标志。不管存在怎样的分歧，非洲英语文学的产生只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却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属于后起之秀，但从整体来看，这些新兴的英语文学却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并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作家和作品。这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创作开始受到世人的瞩目，并在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文学奖项中屡有斩获。如果说从1901至1961年这60年间，除了印度的泰戈尔（1913年）和智利的米斯特拉尔（1945年）之外，欧美的白人作家几乎垄断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那么继1973年澳大利亚小说家帕特里克·怀特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之后，已有尼日利亚的沃莱·索因卡（1986年）、南非的纳丁·戈迪默（1991年）、圣卢西亚的德里克·沃尔科特（1992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维苏·奈保尔（2001年）及南非的J.M.库切（2003年）先后问鼎在世界文坛具有风向标作用的这一文学大奖。有学者据此认为，这份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名单“从客观上反映出世界文坛重心的偏移”。英国布克奖作为“最好看的英文小说”的代名词，其获奖名单同样颇能说明问题。远的不说，进入21世纪以来，在布克奖的12位得主当中，加拿大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2000年）、澳大利亚的彼得·凯里（2001年）、加拿大的扬·马特尔（2002年）、澳大利亚的D.B.C.皮埃尔（2003年）、爱尔兰的约翰·班维尔（2005年）、印度的基兰·德赛（2006年）、爱尔兰的安妮·恩赖特（2007年）、印度的阿拉文德·阿迪加（2008年）和爱尔兰的希拉里·曼特尔（2009年，2012年）就占据了其中的九席。在布克奖四十多年的颁奖史中，只有库切、彼得·凯里和希拉里·曼特尔曾经两获殊荣，而这三人无一例外地都来自英国本土之外。从诺贝尔文学奖和布克奖的获奖来看，对于传统的英国文学而言，20世纪世界英语文学的发展过程可谓出现了一种“喧宾夺主”的现象。面对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取得的这样一些成就，英国评论家皮考·伊尔在一篇题为《英帝国的反击》的文章中写道，当代世界文学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来自英国前殖民地的英语作家正以旺盛的精力向以盎格鲁-撒克逊英语文学为核心的英美文学传统展开反击，并以其令人信服的艺术成就日益成为英语文学的中心。

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的崛起极大地丰富了传统的英语文学，也受到了世界英语文学批评界的广泛关注。早在1970年，威廉·纽（William H．New）就曾提供过一份多达6576条的有关英联邦英语文学研究的参考书目，其范围涉及东非、西非、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津巴布韦、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及加勒比海诸国。罗纳德·沃威克（Ronald Warwick）编纂的《英联邦文学期刊》虽然多少存在一些瑕疵，但对于甄别那些容易遗漏的出版物却是一份不可或缺的参照。1983年，鲍里斯·福德（Boris Ford）在其所编的《新鹈鹕版英语文学指南：当代部分》（The Pelican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The Present）中除了对爱尔兰、南非、印度和尼日利亚的文学作了总体性的论述之外，还另辟专章对多位来自后殖民国家的英语作家进行了评述。威廉·纽和梅辛洁（W.H．Messenger）合编的《英语文学》（Literature in English，1993年）收集了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直至1980年代的1200年间有代表性的英语文学作品。入选的作家除了占据相当数量的英国作家之外，还有来自爱尔兰、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南非、西非、尼日利亚、圭亚那、牙买加、巴巴多斯和圣卢西亚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这其中“不仅有文学批评界公认的主要作家，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詹姆斯·哈纳（James L．Harner）在《文学研究指南》中也专门设立了题为“其他英语文学”的一章，并对非洲英语文学、加拿大英语文学、澳大利亚文学、印度英语文学、新西兰文学及加勒比海地区英语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参考书目及内容介绍。2006年出版的《爱丁堡二十世纪英语文学指南》（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s in Englis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则对整个20世纪英国、美国、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及加勒比海地区等众多国家和地区以英语为媒介进行创作的作家及其作品作了梳理和评述，“该书的面世在英美等国赢得了很高的评价”。除了这些综合性的著述，《羚羊：国际英语文学评论》（Ariel：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1970—）、《英联邦文学杂志》（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1965—）、《库纳皮皮》（Kunapipi，1979—）和《世界英语文学》（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1962—）等学术刊物也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的研究和评介工作。世界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及相关研究的崛起为在中国开展此类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照和借鉴。

二、中国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的拓垦与勃兴

虽然有的学者批评我国的英语文学研究界“的确存在后殖民理论反复批判的那种不寻常的殖民心态”和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陷入了“文化困境和‘殖民主义’的尴尬”，但若考虑到这种现象的背后一代代外语人对于不断提升英语文学研究的水准而付出的心血，我们就会对之加以理解。中国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得到了相对长足的发展，不过这种译介和研究在中国的滥觞却是解放之前的事情。早在1949年之前，印度的泰戈尔、爱尔兰的叶芝、萧伯纳、王尔德以及新西兰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等作家就已经引起了我国学人的一定关注，与其相关的译介也曾在我国掀起一股小小的热潮。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当时的译介和研究存在零星分散和不够深入的局限，但它们却为此后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作了最初的准备工作。因此，1949年之前的拓垦期构成了中国非英美国家文学研究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文革”结束之后，在无数学人共同努力下，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尼日利亚、南非、爱尔兰、印度、加勒比海地区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英语文学在中国的研究呈现出了兴旺发达的局面，在科研项目、学术专著、译著、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继1997年傅俊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喜获国家社科规划课题立项以来，迄今为止，共有33项课题和18项课题分别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含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此外，我们还发表博士学位论文109篇（爱尔兰文学47篇；澳大利亚文学13篇；加拿大文学12篇；南非和尼日利亚的英语文学12篇；加勒比海地区的英语文学10篇；印度英语文学9篇；新西兰文学4篇；亚洲其他国家的英语文学2篇），出版学术专著128部（爱尔兰文学39部；加拿大文学18部；澳大利亚文学17部；印度英语文学16部；南非和尼日利亚的英语文学10部；加勒比海地区的英语文学10部；新西兰及大洋洲其他国家的英语文学6部；非洲英语文学9部；亚洲其他国家的英文学3部）。译著和期刊论文则因其数量过于庞大而难以一一进行统计。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管中窥豹，科研基金、学术专著和学位论文的成绩足以表明，我国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的研究进入了勃兴期。

中国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的勃兴召唤着新的学术组织的诞生，而“英语文学研究分会”的适时成立和相关活动的陆续开展反过来又在引领和调整着我国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的宏观布局和整体走向。2007年12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成立会议暨第一届全国英语文学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正式宣布成立。“英语文学研究分会”以全国高校为主体，主要在英语文学研究的领域内，开展英国文学、加拿大文学、澳大利亚文学、新西兰文学、印度英语文学、南非英语文学及美国文学等领域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和交流。此次论坛的召开和“英语研究分会”的成立在我国英语文学研究甚至是外国文学研究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大会不但明确了担任理事和常务理事的单位，确立了研究分会第一届组织机构的人员，而且通过了研究分会的章程，并就2008年准备召开首届年会的议题和地点进行了讨论。这样，此后我国英语文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就有了相对合理的规划和组织，广大的英语文学研究工作者也拥有了一个进行交流和学习的平台。继“首届全国英语文学论坛”之后，英语文学研究分会又分别举办了如下会议：2008年12月的第一届年会（深圳大学），2009年11月的首届专题研讨会（苏州大学），2012年9月的“全国英语文学高层论坛”（上海大学），2012年11月的第二届专题研讨会（暨南大学）。这些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已经或正在有力地推动着我国英语文学研究，尤其是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

三、中国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的特点

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因其涉及的范围太大和涉及的领域太广，要想对这些英语文学研究呈现出来的特点进行归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在浏览了大量期刊论文、翻阅了相关专著和译著以及调查了国家社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历年以来予以资助的科研项目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间，我国的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首先，中国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表现出一种诺贝尔文学情结。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素来存在一种浓重的诺贝尔文学情结，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的译介和评论亦不例外。在上述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英语文学中，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叶芝、帕特里克·怀特、泰戈尔和奈保尔等人都得到了“额外的关照”。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库切虽然凭借1983年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和1999年的《耻》先后两次获得布克奖，奈保尔也曾依仗小说《自由国度》早在1971年就已问鼎布克奖，但我国的读者对库切和奈保尔的名字并不熟悉。以库切为例，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仅有《耻》在荣获1999年的布克奖后，于2000年由张冲翻译，译林出版社出版。学术期刊对“这位国际知名作家的评论寥寥无几，他的名字大概仅仅出现在对国外文学奖项评选结果的报道中”。这种情况在2003年库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各大报纸以及学术期刊都开始刊登这位南非作家的生平介绍和作品简介；浙江文艺出版社更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翻译出版了《等待野蛮人》、《彼得堡的大师》和《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等库切的一系列作品；对库切作品的解读也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种学术期刊中。虽然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总会引起一些是是非非，有人甚至流露出“‘诺奖’一出，喧闹狂欢……一地鸡毛”的不屑，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妨可以说，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能够左右这些英语世界的作家在我国受到关注的程度。当然，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起到的风向标作用该如何评价，那属于另外一个话题。

其次，我国的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还出现了重点作家作品解读一枝独秀的局面。除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库切和奈保尔之外，新西兰的曼斯菲尔德、爱尔兰的王尔德和乔伊斯、加拿大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日本的石黑一雄、印度的萨尔曼·拉什迪的创作也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例如，在对资料进行细致地梳理之后，我们发现，新西兰文学在中国的研究史几乎就是一部曼斯菲尔德在中国的译介和评论史。很难想象，假如缺少了曼斯菲尔德研究的支撑，我国的新西兰文学研究会是什么样子。同样的情况也存在在加勒比海地区的英语文学研究中，在10篇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以奈保尔为题的占到了其中的9篇；在10部学术专著中，研究奈保尔的占到了8部。在“除极少数专家之外，我们的外国文学界和读者大众今天对加勒比文学也还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更遑论怎样深刻、透彻的研究”的形势下，我们主要是借助奈保尔这面镜子才对加勒比海地区的文学和文化有了一定认识。一个国家需要有代表性的作家，而该作家的创作就构成了该国文学的高峰，高峰自然需要浓墨重彩。即便在文人辈出、人才济济的爱尔兰，这种情况也概不例外。在研究爱尔兰文学的47篇博士学位论文中，以乔伊斯（15篇）和王尔德（12篇）为题的多达27篇，两人可谓是占到了爱尔兰文学研究的半壁江山。

再次，中国的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者还比较偏爱进行中外作家作品的比较分析，这在对泰戈尔、萧伯纳和曼斯菲尔德的研究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泰戈尔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东方作家，他曾于1924年造访中国，并对包括冰心、郭沫若和王统照在内的许多现代作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20年代初，泰戈尔的作品在我国就已有大量的翻译出版。从“五四”前后的“泰戈尔热”至今，我国曾掀起过多次研究泰戈尔的高潮，“可以说，泰戈尔是我国研究最充分的东方作家”。我国学者对泰戈尔的研究主要从文本阐释、总体解读和比较影响研究的角度切入，其中比较研究又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篇幅，而“我国现有的比较研究主要限于‘泰戈尔在中国’这样的题域”。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1932年也展开了对中国的访问，并在上海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文人有过会面。我国就出版了不少类似《萧伯纳与中国》、《萧伯纳谈中国》和《林语堂与萧伯纳：看文人的妙语生花》这样有关萧伯纳比较研究的著述。新西兰的曼斯菲尔德虽然不曾来过中国，但诗人徐志摩曾与曼斯菲尔德在伦敦有过一面之缘。曼斯菲尔德因病辞世之后，徐志摩又多次撰文以示纪念并翻译出版了曼斯菲尔德的不少短篇小说，“译介曼斯菲尔德和新西兰文学的一股小小热潮”及“新西兰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始于1923年徐志摩《哀曼殊斐儿》的发表”。凌叔华曾翻译过曼斯菲尔德的《小姑娘》，并因其创作的类似而被誉为“中国的曼斯菲尔德”。因此，对曼斯菲尔德与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国内研究者乐此不疲的一个话题。国内学者之所以喜欢开展中外作家的比较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英语作家在创作上的确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另一方面也与研究者的本土视角和文化自觉有着异常紧密的关系，毕竟“用本土视角来研究外国文学，是一个基本的方法，因为从实际经验来看，研究者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做出的成就，往往与他的本土文化修养是分不开的”，而且每个国家的外国文学的研究、翻译和借鉴，都会受到本土意识的影响。所以在研究英语文学时，我国的不少学者会自觉不自觉地将本民族文化的特点作为参照项。

四、东欧、北欧、拉美等国的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生与开展

从文化角度看，东欧诸国同处东西文化交界地带，均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区域内各国间交往密切，文化习俗又相互影响，其民族文化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异而又相近的特征。“中国东欧文学研究”主要在分析东欧诸国在政治、地域和历史文化上的相似性及其对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和意义，概述1950年代以来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接受情形。这一时期的东欧文学研究，也体现了相应的特点，同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为新时期的学术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前，有关东欧文学的研究以译述为主，且限于周作人、茅盾等少数有意引入弱小民族文学的新文学作家。周作人编译的《波兰文学一脔》（诃勒温斯基等著，周作人、沈雁冰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是代表性著作，尽管这一传统在巴金等部分新文学第二代作家那里得到了继承，但研究的范围、方式和途径并没有明显的突破，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专业人才的缺乏。

新时期开启了对外开放的政治文化时代，也启动了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中国文学和学术的黄金时代。东欧文学的翻译和研究，经过十多年的沉寂，直到1970年代末之后，这种状况很快有了改观。在新时期十多年时间里，尽管对西欧与北美文学的译介日渐成为整个外国文学译介的主流，但译介对象在整体上不断扩大，东欧文学的译介传统也得以恢复。显克微奇等近代著名作家的译介进一步拓展，还进一步译介其他东欧作家和作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的东欧文学研究中，也出现了东欧当代作家的一系列研究热点。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是其中热点之一。这里也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况是由于这些东欧作家先后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受到西方和世界文学文坛的关注。另一种就是当代获奖作家的译介与研究。由诺奖作家的译介与研究的带动，中国的读者与研究者，对东欧相应国家的文学、历史及文化状况的整体也有了了解和进一步研究的兴趣，使其与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发生进一步的关联。随着中国与东欧文学译介与交流的深入，随着文学各学科之间的汇通，在本时期的东欧文学研究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学术研究视野与方法的变化与探索。其中，比较文学的学术视野与理论的引入，使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方法与外国文学研究得以有机结合，因此，这一时期的东欧文学研究不仅在成果上体现了多学科视野、理论与方法的结合，也在研究的参与者方面体现了多学科的互动。这种多学科的互动汇通，首先来自于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自我觉醒和反思。从吴元迈的《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到陈众议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60年》，作为中国外国文学学术界的两代领军人物，他们对本领域的成就与不足的评述，对多学科参与下的外国文学学术研究的展开，特别是越来越自觉的中外文化与文学的比较与关系研究的学术意识的强调，典型地体现了本领域60年来学术视野与方法的变化与探索，反过来也影响和推动了这种多元互动的深入，与东欧文学的翻译与研究直接相关，出现了以丁超教授的《中罗文学关系史探》为代表的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专著。

拉丁美洲是个历史悠久的大陆，有其光辉灿烂的文化和文学艺术，从古印第安文学到“高乔文学”，从《波波尔·乌》到《癞皮鹦鹉》，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片神秘大陆的文学底蕴。不过拉丁美洲文学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在20世纪的辉煌成就，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爆炸文学”。目前为止，中国的拉丁美洲文学研究所关注的也主要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

早在1949年以前，中国已经有拉美文学作品的零星译介与出版，同时出现了介绍拉美文学概况的文字。《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2号发表了茅盾的《巴西文学家的一本小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专门介绍拉美文学的文章。1920年代至1930年代，茅盾还先后在《小说月报》、《民国日报·觉悟》、《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从英文转译来的一些拉美作家的短篇作品。这些译文都有“译前记”或“译后记”，对作者生平和作品的背景作了简单的介绍，同时对作品的内容作了简短的评价，这些“译前记”和“译后记”是中国拉美文学研究的滥觞。

1931年《现代文学评论》第一期和第二期上发表了周起应的《巴西文学概观》，文章把巴西文学分为“预备的时期”、“自主时期”、“浪漫主义时期”和“自由时期”四个时间段，简略地勾勒出巴西文学的整体状况。此外，北京商务印书馆于1932年出版了美国人E.S．Eells编著，王焕章译的《巴西童话》，内收巴西童话11篇。这是1949年以前国内出版的唯一一部有关拉美文学的著作。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对拉美文学的翻译、出版与研究相对较少，但却已经存在，这说明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拉丁美洲文学对中国而言已并非盲点。新中国成立以后拉美文学作品和评论文章的大量涌现始于1950年代末，有“文学外交”前沿阵地之称的《世界文学》大量刊登了拉美作家的作品和评论，此外，国内各大报刊也大量刊载拉美作家的评论，出现了所谓的“拉美文学热”。随着“文革”的临近，中国拉美文学研究趋于停止。

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拉美文学研究全方位多层次地展开，为了从整体上再现这一盛况，这里将对拉美文学研究中“拉美文学史”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外国文学史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一般而言，存在两种类型的文学史，一种是“开拓性的”，一种是“总结性的”。1985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守琳编著的《拉丁美洲文学简史》，该书是根据作者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讲授拉丁美洲文学史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与1960年代王央乐的《拉丁美洲文学》相比，本书对拉美现代文学关注较多，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1980年代末，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赵德明、赵振江、孙成敖、段若川等拉美文学研究专家合编的《拉丁美洲文学史》，该书将近七百页，可谓鸿篇巨制，蔚为壮观。1990年代以后，拉美文学史著作逐渐增多，马相武、刘岳的《拉丁美洲文学简史》和徐占发编著的《拉丁美洲文学史》与1980年代的两部拉美文学史在体例和内容上颇为相近。1990年代拉美文学史发展的一道风景线是国别文学史和小说史的出现。从1990年代末开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刘晓眉的《秘鲁文学》、孙成敖的《巴西文学》、盛力的《阿根廷文学》、李德恩的《墨西哥文学》四部专著，系统地梳理了以上四国从古到今的文学发展脉络。另外一本值得关注的拉美国别文学史专著是陈众议的《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该书采用史实与评论相结合的形式，较为全面地分析了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对一些重要作家和文学流派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小说史方面，迄今为止一共出版了两部，分别是朱景冬、孙成敖的《拉丁美洲小说史》和赵德明的《20世纪拉丁美洲小说》。《拉丁美洲小说史》以拉美各国文学发展的内在统一性为基础，把拉美文学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以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学流派和其具有的一些共同倾向来组织章节。时至今日，拉美文学在中国的出版与研究都颇具规模，这对未来拉美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很有好处的。可是，这其中也并非没有问题，目前拉美文学在中国的出版与研究存在很大的不平衡，少数作家受到了极度的重视，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而另外一些作家则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比如奥克塔维奥·帕斯，德里克·沃尔科特等，这些作家的文学造诣极高，与他们在中国的境遇是不相匹配的。

西班牙文学源远流长，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史上西班牙有1904年的埃切加赖、1956年的希梅内斯、1977年的阿莱克桑德雷和1989年的塞拉等四位作家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的作品《堂吉诃德》是全世界著名的作品；西班牙文学更是对欧洲其他国家，诸如法国的作家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初西班牙文学传入中国，研究也基本同时开始，但较大规模的较有深度的研究的展开则是近30年的事情。在翻译西班牙优秀作品的基础之上，我国学者撰写了关于西班牙文学的多种专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孟复的《西班牙文学简史》（1982年）、沈石岩的《西班牙文学史》（2006年）、陈众议的《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2007年）和《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2011年）等，论文和书评更是有上百篇之多，显示了我国西班牙文学研究的实绩。

历经一个世纪，西班牙文学研究在中国已经硕果累累，但同时，研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作家作品的翻译方面，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不足，特别是对当代作家作品，包括新小说和女性文学等，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其次，研究工作仍显薄弱，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及范围虽已不断扩大，但还限于为数不多的一些代表作家，对某一流派或某作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还做得不够；对西班牙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可进一步展开，详细梳理西班牙文学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从中吸取百年来西班牙文学研究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促进西班牙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北欧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堪称其中的瑰宝。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欧神话是欧洲文学的重要源头。北欧文学历史悠久，渊源流长，名家辈出，对欧洲乃至世界文学的影响巨大。在现代文学方面，无论是诗歌、戏剧或是小说，北欧的作家都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其中易卜生、安徒生、斯特林堡、哈姆生等一批文学巨匠锐意革新，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开拓了一个个新的领域，将西方文学导入了现代的空间，实现了文学形式和内容的革命性突破，建构了独特的审美观和艺术风格，其影响力至今依然强大。

20世纪初，北欧作家和西方作家的许多作品一起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让处在大变革时期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接触到了许多西方先进的文化、文学和思想，其中许多作品对中国的学者和学生有很多启迪作用，给他们提供了破旧立新的思想武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反封建运动的发展，为人性特别是妇女的解放做出了很大贡献。以易卜生的戏剧作品为例，他的著名剧作《玩偶之家》在中国的青年人中享有盛誉，在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中影响很大，并促成了中国话剧的诞生，在中国传统的剧坛上引起了巨大的变革。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丹麦作家安徒生，他的童话故事一经介绍到中国便得到了广大儿童的喜爱。这种崭新的文学体裁引起了中国作家的重视，许多作家从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中受到启发，拿起笔来，创作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童话，开创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对于北欧文学的引进，中国的学者并未停留在译介的层面上，他们对这些作品做了有益甚至深入的分析和评判，为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做出了贡献。胡适刊载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有关易卜生主义的文章和鲁迅在女高师所做的“娜拉出走后怎样”的讲座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批评佳作。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除了少数出版的译作以外，评论文章和研究成果屈指可数，且具有视角单一、分析宽泛、理论维度不够等特点。北欧文学研究的春天是在1980年代，即中国对外开放的初期。翻译家和欧美文学的研究学者把目光重新在北欧文学上聚焦，开始了重新认识北欧作家及作品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的译作和评论文章开始涌现，不少研究专著也随之问世，形成了北欧文学的热潮。21世纪的头十年，北欧文学研究达到了“井喷”的状态，各类评论文章、研究成果、会议论文集、硕博论文等纷纷出版。研究的角度新颖，视域开阔，阐释多元化，文本分析有深度，理论层面上的观照已成常态。有关的评论文章及论文超过千篇，专著也有二十多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成果还在不断增加，且质量越来越高。北欧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是和我国有一批执着的研究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和学术机构，其中有译者、学者、大学老师和在读研究生，形成了一个老中青的梯队。他们在这个领域努力耕耘，辛勤劳作，硕果累累，经历着研究过程的艰辛，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五、中国开展英美德法俄日等主流国家之外的文学研究的当下意义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当下固守“欧洲中心论和英国文学主体论已经过时，以国别为基础的文学研究已经显得落后。国外的学者早已把研究领域扩展到整个英联邦的文学，甚至整体的英语文学”和欧美其他“非主流”国家的文学。然而在我们国家，局势却并不让人乐观。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英语文学在中国向来被看作是等同于英国或英美两国文学的，时至今日，这种情形并无十分明显的改变。采用这样一种“势力而非文学的眼睛”审视文学时，研究者容易长时间孜孜不倦于英美文学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而对世界其他很多地方的文学创作却鲜有问津。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中，这种接受视野上的偏颇给我国的文学研究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在侈谈研究世界英语文学时，我们实际上遗漏了那些主流文学之外的一大块沃土，“这一遗漏直接导致了我国外国文学总体研究中的一大空白”。

因此，本卷主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60年间（兼及新中国成立前）的非主流国家的文学，也就是英国和美国之外的英语文学、欧洲的德法俄意等主流国家之外和南美洲的几个主要国家的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开展、取得的成就以及不足之处进行详细、深入、系统的考察，囊括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新西兰文学研究、东欧文学研究、拉美文学研究、西班牙文学研究、北欧文学研究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其着眼点主要是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生、发展与变革及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意义，探究不同时期的人文气息、政治气候、社会发展以及国内国际的各种思潮对上述研究产生的不同影响和促进，探讨我国学者学习、吸收、借鉴、译介、评论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心路历程和思想嬗变，揭示我国学者主体意识的产生乃至逐渐萌发和强调的学术自觉和批评自觉。

实际上，在中国开展“非主流”文学国家的文学研究具有那些主流文学研究所无法取代的价值和意义。比如英语文学，虽然共同采用英语作为文字载体，但非英美国家的英语文学并不一味效仿英美两国的文学传统。相反，在度过了艰难的学徒期后，它们尝试着从各自独特的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从各自特殊的民族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反映生活。而事实上，各国和各地区的本土文化以及特定的文化传统、地理环境和政治气候也浸润着各自的英语文学，这是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独具特色和意义非凡的价值所在。例如，“生存”（survival）与“身份”（identity）就构成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两大主题。加拿大作家之所以热衷于描写“生存”问题，是因为面对加拿大辽阔蛮荒的空间，人们不得不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所以作家要描写他们的斗争生活和生产劳动，赞颂他们为求“生存”而具备的毅力和作出的牺牲。这一特点，在其他国家的英语文学创作中不能说没有，但却并非如此普遍。作为反映加拿大社会生活的万花筒，这些文学创作无疑为我们了解加拿大提供了一扇极好的窗口。无独有偶，2004年爱尔兰文化节总协调人理查德·韦克利在为《爱尔兰文学名篇选注》所作的序言中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通过这本选集中的作品，我希望读者们也能发现爱尔兰人民的机智风趣、大胆无畏、妩媚多姿和多言善谈。这些特点和我们的执着与偏好一起，勾勒出我们的‘民族身份’。”由是观之，阅读和研究这些国家的英语文学就具有了不言而喻的学术价值。

除了学术层面的价值之外，在我国开展非主流国家文学研究还有利于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文化。当今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的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交锋日趋频繁。在这样的形势下，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先后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工作报告，要求我们“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从而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我们在借鉴吸收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时，自然应该均衡吸纳世界各国文学文化的精粹。也就是说，只要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利于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那么不分作者和国籍，都应纳入我们的研究视线。毕竟，只有把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与融会西方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更好地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迈出坚实的步伐。

在中国开展非主流国家文学研究还有利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和促进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在目前复杂的世界格局中，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得到凸显，这一形式要求我们不但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而且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要进一步完善。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其走向自然不仅仅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传统的西方大国，而是要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要增强我国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要想有效地走向世界，“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或许在于首先要充分了解对象国或地区的特点和需求，然后对症下药，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在中国开展非主流国家文学研究正是我们深入了解这些国家和地区文化的一个当然选择。只有切实了解对方之后，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才能真正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各国各地区发展道路的多样化，从而在相互借鉴和取长补短中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因此，不论是从学术研究和国家建设的层面，还是从文化传播和世界和平的层面来看，当下在中国开展非主流国家文学研究其意义不容忽视，也不能忽视。

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中，中国的非主流国家文学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其中也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在作家作品的选择方面，我国的非主流国家英语文学研究存在比例不够均衡的现象；在研究内容方面，我们对作品形式和结构的探讨远远不够；在研究角度方面，我们对后殖民理论存在着一定的贴标签式的评论方式；在研究规模方面，我们有时过分受制于对象国提供援助的力度。此外，研究选题扎堆且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也相当严重。虽然上述种种弊端并不是中国非主流国家文学研究所独有的现象，但也足以让我们引以为鉴。

外国文学研究应该是研究一切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文学，研究者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多国家的、跨文化的视野”，因此，将文学研究，“或者用任何一种语言写作的任何文学的研究，仅仅隔绝在一个国家或一国传统范围之内是不明智的，是对思想的禁锢”。我国的文学研究不能唯国外某某权威马首是瞻，也不能对西方的文学研究路径亦步亦趋。相反，我们应该本着切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原则，努力做到以下三点：第一，我们一定要认真解放思想，大力拓展视野，看到二战之后文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这一不可辩驳的事实。在继续深入研究英美文学的同时，我们应该努力扩大对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的文学以及世界更大范围的英语文学的研究，也应该更多关注东欧、北欧、拉美、非洲等国家的文学创作，争取向国人介绍更多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第二，我们应立足本土视角，提高批评自觉，增强本土意识和文化自信。我们应在深入了解世界文学研究趋势的基础上，从我国文学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时代特点出发，踏踏实实地进行原创性的研究，争取能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最大程度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毕竟中国的文学研究“只有在学术上真正有创见，真正有水准，真正参与知识的创造与流通，才能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和国外学术界的承认”。第三，我们还应具备带着批判精神积极吸纳优秀英语文学文化的勇气和魄力，从而使其有助于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在中国开展“非主流”文学研究不仅仅只是为了研究，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借鉴吸收英语世界的一切优秀遗产和文明成果。不过这种吸收借鉴决不仅是单纯的“物理嫁接”，而必须是有机的“化学反应”，最终在于转化再造，强基固本。如果我们总体上做到了以上几点，我国的“非主流”国家文学研究在将来必定能拓展出一片十分广阔的空间，而其独具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治学风格也必将更加赢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同和尊重。

2015年2月

于上海西南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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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见朱振武、綦亮：《加拿大英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1949—2009——兼论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制约》，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叶胜年：《澳大利亚当代小说回眸》，载《外国文学动态》，2001年第5期；陈恕：《爱尔兰文学在中国：世纪回眸》，载《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邹颉：《南非英语文学述评》，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刘略昌：《中国新西兰文学研究：1976—2009》，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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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09年荣膺布克奖之后，爱尔兰小说家希拉里·曼特尔2012年再次将这一文学大奖收归囊中，所以进入21世纪之后的布克奖得主共有1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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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字系笔者根据中国知网、国家社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历年立项名单的信息综合得来，数字可能会有遗漏。
此数字包含两篇博士后出站报告，即冯建明：《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塑造的实验与创新手法研究》，复旦大学，2007年；刘茂生：《王尔德戏剧中的伦理思想研究》，浙江大学，2010年。
方红的博士学位论文《“完整生存”：后殖民英语国家女性创作研究》将加拿大的阿特伍德、澳大利亚的赛莉·摩根、美国的托尼·莫里森和英国的琼·莱利这样四位女作家作为研究对象。为了方便起见，这里将之统计为有关加拿大文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之列，澳大利亚文学部分不再进行统计。
王旭峰的博士学位论文《解放政治与后殖民文学：V.S.奈保尔、J.M.库切与纳丁·戈迪默研究》对库切、戈迪默和奈保尔三位作家进行了研究，这里将其归入有关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之列，其他地方不再对之进行统计。周桂君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性语境下跨文化作家的创伤书写》选取了库切、奈保尔、帕特里克·怀特和多丽丝·莱辛四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跨文化作家作为研究对象，这里对此作了同样的处理。
任一鸣和瞿世镜合著的《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分三章讨论了非洲裔、亚裔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英语后殖民作家作品。为了方便起见，这里将其归入南非和尼日利亚的英语文学部分，其他地方不再进行统计。
博士学位论文和学术专著的数字系笔者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目查询系统，输入国内主要研究者的名字、澳大利亚文学、澳大利亚小说、澳大利亚诗歌、澳大利亚戏剧、澳大利亚散文、澳大利亚作家、澳大利亚长篇小说、澳大利亚早期小说、帕特里克·怀特、彼得·凯里等其他国家类似的作家和文类作为篇名和主题词进行检索和逐一排查，综合得来的数字。由于信息量过于庞大，恐数字会有遗漏。
竹夕：《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第一届年会综述》，载《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第229页。
峰枫：《“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成立会议暨第一届全国英语文学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载《国外文学》，2008年第1期，第128页。
需要指出的是，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勒比诗人沃尔科特和南非作家戈迪默的研究成果数量与其地位仍然不成比例。
段枫：《历史话语的挑战者——库切四部开放性和对话性的小说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叶骏：《“诺奖”一出，喧闹狂欢……一地鸡毛》，载《金华时报》，2010年10月15日。
张德明：《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序”（刘象愚），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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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传文：《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倪平主编：《萧伯纳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沈益洪：《萧伯纳谈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沈谦：《林语堂与萧伯纳：看文人的妙语生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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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蓓雯：《“外国文学与本土视角”研讨会综述》，载《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第142页。
在1978至1980年不到3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了显克微奇长篇历史小说《十字军骑士》（陈冠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你往何处去》（侍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和《显克微支中短篇小说选》（陈冠商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至此，这位波兰近代伟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几乎全部有了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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