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言与白话：双水分流与合流

中国古代小说，就语体而言有文言和白话两种。各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都有从古代语言演进为近现代语言的过程。但是，用古代书面语言写小说，从古代一直延续到近代，与后来用近代语言的口语写成的小说并行，形成两种语体小说既相对峙又互相渗透的局面，则是汉民族文学所特有的现象。

文言小说发端于唐代，包括传奇小说和笔记小说，而以传奇小说为主体。它们以文言为之，自然是沿袭以往书面语言皆用文言的传统。然而维持这个传统至少有两个现实的制约因素，一是传播媒体，一是作者和读者。公元2世纪的东汉蔡伦发明造纸，但一直到7世纪唐朝贞观年间才发明印刷⁽²²⁾，唐代雕板印刷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都还是初级的，现在发现和见于记载的印本仅限于经史子集和宗教等方面的作品。文学方面有白居易、元稹的诗集印本，因为他们的诗通俗上口，表现了人民的生活和情绪，士庶妇孺无不喜读，故而有书坊梓行求利。元稹为《白氏诗集》作序，序中注曰：“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模勒”即为刊刻。传奇小说动辄千言、数千言，以当时的印刷条件，是不大可能付雕印行的。手抄颇费劳力，况且纸张价格不菲，文言较白话用字简省，叙事采用文言乃是一种最经济的办法。手写传抄，这种传播媒体延续了文言的生命力。唐代传奇小说的作者是士大夫，读者也是士大夫，它是以士大夫沙龙文学的姿态出现于文化舞台的。有学者认为唐代传奇的繁荣与当时进士行卷制度有关，“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世者是也”⁽²³⁾。不过，传奇小说成熟在前，用以行卷在后，只能说行卷这种功利行为对于传奇小说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记载较多的是传奇小说流传在士大夫的客厅里。沈既济《任氏传》记云：

建中二年，既济自左拾遗于金吴。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皆适居东南，自秦徂吴，水陆同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浮颍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

陈玄祐《离魂记》记云：

玄祐少常闻此说（《离魂记》故事），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因备述其本末。镒（张镒，《离魂记》主人公倩娘之父）则仲堂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

许尧佐作《柳氏传》，然而孟棨《本事诗》亦载此篇传奇，事同而文异。孟棨在篇末记云：

开成中，余罢梧州。有大梁夙将赵唯为岭外刺史。年将九十矣，耳目不衰。过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听。云：“此皆目击之。”故因录于此也。

李公佐《庐江冯媪传》记云：

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天水赵攒、河南宇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具道其事（冯媪故事），公佐因为之传。

白行简《李娃传》记云：

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李娃封汧国夫人）。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

陈鸿《长恨歌传》记云：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玡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元稹《莺莺传》记云：

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子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沈亚之《异梦录》记云：

元和十年，沈亚之以记室从陇西公军泾州。而长安中贤士，皆来客之。五月十八日，陇西公与客期，宴于东池便馆。既坐，陇西公曰：“余少从邢凤游，得记其异，请语之。”客曰：“愿备听。”陇西公曰：……

以上不嫌赘繁引用八条材料，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唐代传奇小说是贵族士大夫“沙龙”里的文学。沈既济官至史馆修撰、礼部员外郎；许尧佐曾任太子校书郎、谏议大夫等；白行简是诗人白居易之弟，做过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等官；陈鸿也曾任主客郎中等职；元稹与白居易同创诗歌“元和体”，曾任工部尚书同平章事，位至宰辅；陈玄祐和李公佐事迹虽无详考，但他们都是官僚阶层则是没有疑义的。以上各条记载表明，当时士大夫们在宴会聚首时，或在旅次相遇时，常常讲说新闻故事以作娱乐消遣。“沙龙文学”并非都是些无聊的东西，决定性的因素是“沙龙”宾主的思想情调与趣味。唐代儒学不振，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像杜甫这样的诗人发起牢骚来，也可以喟叹“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科举考试内容范围较宽，进士科设置策问、帖经和杂文三场考试，关键的一场考试是杂文，杂文中以诗赋为最重要，所以唐人谓进士科为“词科”。后世也称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明经科规定以儒家经典为考试主要内容，但方法简单，“帖经”类似于今天的填空考试，“墨义”即问答，题目也都是问经文的前人注疏或上下文，考生无须理解经典的精神。唐代科考采用“通榜”办法，试卷上的考生姓名不予隐秘，阅卷前主考官派人调查考生在社会上的才德声望，列出名单供录取参考，这样考生在应试前就必须“行卷”投献给社会名流，张扬文才。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士人对儒家经典的态度远没有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自然也不可能去皓首穷经。传奇小说“文备众体”，涉足撰作乃是士人的雅事。安史之乱以后，各种社会问题尖锐地暴露出来，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思考，同时也为传奇小说提供了层出不穷的题材。以上所引材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是有识之士在“沙龙”里讨论当时社会问题的记录。传奇小说在安史之乱之后进入创作的繁盛时期，不是偶然的。传奇小说出自“沙龙”，一点也不损害它的思想艺术价值。它们所描叙的故事终于从士大夫的圈子走出来，流传到广大民众中去，不过那不是靠了文言小说的媒体，而是通过“说话”、戏曲和改编成白话小说这三种管道来实现的。

宋代以后，文言小说作者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明显下降，再也开列不出来唐代传奇小说那样声名显赫的作者名单。儒学经由韩愈的倡导，从儒家的繁琐章句和门第礼学中走出来，进入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成为“人伦日用”的社会指导思想。宋代是理学的时代，“文以载道”的观念牢固树立，王安石改革科举，废诗赋取经义，把士人的思想和精力调动到儒家经典上，士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传奇小说不再见容于贵族士大夫“沙龙”。范仲淹作《岳阳楼记》“用对话说时景”，被北宋古文家尹洙讥刺为“《传奇》体尔”⁽²⁴⁾。可见《传奇》体在北宋士人眼中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明代参加过纂修《永乐大典》的李昌祺，因创作《剪灯余话》，死后名字被家族革除学宫，不予社祭⁽²⁵⁾。明代文言小说作者的身份地位渐次下移，许多已是沉郁社会下层的小知识分子。与作者成分变化相应，文言小说的读者层面渐次扩大。元代传奇小说《娇红记》叙书生申纯和他的表妹王娇娘的爱情悲剧。关于它的作者，有几种说法，一说为虞集，虞集是元代著名文学家，官至奎章阁侍书学士，此说显为书贾制造，借名人以广销路；一说为明代李诩，李诩是《戒庵漫笔》的作者，性耽文史，潜心性命之学，不大可能写这样哀艳的小说，而且李诩是嘉靖、万历间人，与《娇红记》成书年代相去甚远；比较可信的是宋远（字梅洞）所作，此说最早见于邱汝乘《〈娇红记〉（杂剧）序》。宋远生平事迹不详，据席世臣《元诗选癸集》云，宋远是宋末元初人，该集选录了他的二首五言诗，仅此而已。宋远不是什么大家，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娇红记》流传很广，不仅在书生学子中广有读者，而且渗透到闺闱仕女中，后来的一些小说甚至有男女角色阅读和讨论《娇红记》的描写，例如《剪灯余话》卷五《贾云华还魂记》、《钟情丽集》、《寻芳雅集》、《刘生觅莲记》、《野叟曝言》、《蜃楼志》等等。《娇红记》曾刻单行本⁽²⁶⁾，有明一代不断被一些通俗类书和文言小说选集所选载刊行，证明它拥有广泛的读者。文言小说的读者面在不断扩大，但不是没有限度的，没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恐怕很难问津。

白话小说来自民间“说话”。如果说文言小说是从雅到俗渐次下降，那么白话小说则是从俗到雅，渐次提升。“说话”伎艺的源头很早，如前所述，早在魏晋，至迟在唐代已有文献可征。“说话”是一种民间艺术，虽然间或也进入贵族士大夫的圈子，但它与下层民众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唐代“说话”主要在寺庙，宋代主要在集市上的瓦子勾栏。《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等书都有关于宋代瓦子勾栏的记载。“说话”艺人讲唱的故事，一般都是师徒口耳相传，也有出自自编，这是说唱行当的一个传统，一直沿袭到近现代。“说话”艺人出身寒微，地位卑下，绝大多数人的姓名都已湮没不闻，少数在伎艺上出类拔萃的人物，达官贵人乐与交往，虽然留下姓名，但生平事迹却仍不能昭传于后世。将“说话”记录下来，整理成可供阅读的书面文字，这就是最早的白话小说。不论是创作者还是整理者，在宋元两代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氏。以明代嘉靖年间刊行的《六十家小说》（《清平山堂话本》）为标志，文人开始参与白话小说。明代后期编辑《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并改写《平妖传》、《新列国志》的冯梦龙（1574—1646），创作《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凌濛初（1580—1642），出身诗礼之家，都是在当时就颇负声名的文士，而且都做过官。清代创作《续金瓶梅》的丁耀亢（1599—1669）出身明季仕宦之家，由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曾任容城教谕等职。《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是当年金陵文坛盟主，曾拒绝应博学鸿词科。《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1715？—1763），祖上三代膺任江宁织造官，其家族与皇室有亲密的关系。白话小说作者身份提升的趋势到嘉庆以后突然跌落，在近代小说改良时期又回升达到顶点。

士人参与创作小说有个人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必定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宋代理学高扬，士人埋头儒家经典，不再热衷传奇小说之类的小道。儒学发展到明代中期有一个重大变化，王阳明（1472—1529）倡导心学，他的目的是想在包罗士、农、工、商的全民中建立儒家文化秩序，因而很注意对贩夫走卒说教。他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²⁷⁾又说，“我这里言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工夫。但圣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费力。如此格物，虽卖柴人亦是做得。虽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²⁸⁾王阳明的心学吸收了禅宗的思想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里且不论心学如何，只想强调一点，王阳明主张为“愚夫愚妇”立教，并且要用“愚夫愚妇”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儒教，对于文人参与小说戏曲开了绿灯。以王艮（1483—1541）为首的泰州学派努力使心学成为民间信仰，王艮“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毕，又之一村”⁽²⁹⁾。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文人士大夫编辑、评点和创作白话小说，只要旨在传道解惑，就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李贽推崇小说戏曲，正是在王学的基础上立论的。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称：“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借小说向世人宣传儒教，这种言论在明清小说的序跋和评论中比比皆是。

白话小说由于文人的参与，从单一的娱乐功能转变到寓教于乐的多重功能，由故事型发展到情节型，发展到性格型，由单纯的叙事发展到叙事与抒情相融汇，从而出现了像《红楼梦》这样充满诗情的长篇小说。雅俗共赏的《红楼梦》是古代白话小说艺术的顶峰。

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不只是在语体上不同，它们在叙事方式上也是不同的。文言小说继承史传客观叙述的传统，作者把人物事件客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自己藏在故事的背后，决不横亘在读者与故事之间。（文言小说中有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如张的《游仙窟》，传为韦瓘所作、用以构陷牛僧孺的《周秦行记》等，但作品中的“我”都是参与情节的角色，并非外在于故事的单纯的故事叙述者，这类作品仍然是客观的叙述。）白话小说来源于“说话”艺术，作者毫不掩饰自己作为叙述者的身份，他时时中断叙述直接与读者说话，使读者感觉自己与故事之间始终存在一个叙述者的中介。这是主观的叙述类型。关于这两种叙述类型的差异，以后章节将要详加论述。

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并行发展，形成中国小说史特有的双水分流的格局。然而它们又并非毫不相犯，它们在各自发展的历程中，不断地吸取对方的长处，移植对方的题材，学习对方的表现方法。到明代中期以后，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就已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嘉靖、万历年间流行的文言小说《寻芳雅集》、《钟情丽集》、《刘生觅莲记》、《花神三妙传》等等，就其旨趣和格调而言，可以说是文言包装的白话小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这一类文言小说也划入通俗小说的范畴。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白话小说中，短篇如《豆棚闲话》、《西湖佳话》等等，长篇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它们虽然运用白话语体，借用白话小说体制，但其旨趣已不再仅仅是以故事娱人，而在表现和抒发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和追求，与民间文学的趣味迥然有别。这一类小说大都灌注着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反映着作家个人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的思维方式，表现了作家个人的才华特征，因而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它们属于通俗小说，但其品质却已不是市民文学，而是士人的文学了。

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在发展过程中互相渗透，表现出合流的趋势，但一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前，它们并没有真正合流。即使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尽管它的叙述方式和结构方式已相当现代小说化了，但仍然保留着白话小说传统的套语程式和章回体制，在文体上没有与传统最后决裂。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的合流，换句话说，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的文体界限消失，那就意味着中国小说的古典时期的终结，昭示着中国现代小说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