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大姐

去年，匡武哥和效琦姐从美国回来，我们相约去为大姐扫墓。大姐的儿子早已去世，女儿远在异地，无人陪同，我们自己也多年未来了，因此，到了金山陵园，却怎么也找不到她的墓地。好不容易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发现一座荒芜的坟塚，那就是大姐的安息之地了。

我们默默地打扫，献上祭品，心却是沉甸甸的。

回家的途中，也是一路无言，心里却想着大姐的一生。

我也是1946年从重庆回到南京后，随同母亲到上海，才见到大姐的。

大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惊人的美丽。我们钱家兄弟姐妹，有两种脸形：大哥、三哥、二姐、韡娟姐和我，都是“父亲型”的，脸的轮廓比较大，显得粗壮；大姐、四哥、匡武哥属于“母亲型”，长得比较清秀。而大姐于清秀之中，另有一种端庄之气，不愧为“钱家大小姐”。

还有，她的字写得秀气、漂亮。说话也细声细气，得体、大方。这都深深地吸引了我。

此时，大姐在上海著名的国际饭店当会计。后来不知是谁告诉我，抗战爆发后，父母带着大哥、韡娟姐和刚出生的匡武哥南下重庆，在那里又生下了我；大姐、三哥、四哥与二姐就留在上海，分别寄居在外祖父和几个舅舅家里。大姐中学毕业以后，尽管她的成绩非常好，考上大学应该没有问题，但她为了不增加舅舅们的负担，照顾弟妹，就毅然弃学，早早地进入社会工作。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让我对大姐另眼相看：在她柔弱的外表下，自有一种坚毅的力量，她对家庭的承担与牺牲，使我不由得对她增添了一份敬意。

更多的接触，是1948年我们全家“逃难”到了上海，都寄居在大姐、大姐夫的家，胶州路247号那座小洋楼里。可以说，在局势混乱之中，大姐再一次出手相助，帮助母亲支撑了这个家。

这一次长达一年多的相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姐特别在意自己的打扮。每天都要在她独有的十分讲究的梳妆台前，坐上一两个小时，画眉毛、涂口唇，精心化妆。这在我们家庭里，就显得有些异样：母亲从来都是素服淡妆，我们兄弟姐妹全都是书呆子，又是在重庆乡下长大的，从不注意自己的衣着装扮。

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今天看起来，不过是典型的上海市民生活：平时都是按点准时上班、下班，休息时就听听苏州弹词，看看消闲小说。家里的饮食是讲究的，但也很节约，每天和金奶妈（家里的保姆）算账，一分一厘都不差。这和我所熟悉的书香门第的气氛有点不一样。或许正是这样的难以言说的细微差异，使我和大姐之间有了距离。但她身上的华贵的气质，依然吸引着我：我只是远远地欣赏她的美丽。

1949年下半年，我和母亲回到南京以后，和大姐、大姐夫还见过几次面，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1956年我正在准备考大学，传来了大姐夫病倒的消息，最后终于不治。全家都感到极度震惊：因为大姐夫的干练、厚道，早就得到了大家的尊重，母亲也特别满意与器重这位好女婿；更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姐完全是在姐夫的庇护下生活的，姐夫的远去，正有如天塌下来了一样。我和母亲、四哥赶到上海时，看到大姐伤心欲绝的模样，真为她的未来担心。于是决定以全家之力来帮助大姐：把小女儿陶陶接到南京，由母亲、四哥抚养；大哥出面请求组织照顾，将大姐调到水利科学研究院图书室任职，她和儿子惠濂和大哥一家住在一起。这样，在失去了姐夫之后，大姐又得到了全家的庇护。

到了北京以后，大姐的生活，包括子女的教育，都由大哥，特别是大嫂包了起来，大姐自己的日子，至少在表面上是相当平静的。图书室的工作，就她的才能，应对起来是绰绰有余的，她也就尽职尽责，得到研究院上下一致好评。业余的时间，依旧是看闲书，听收音机（那时还没有电视）。而且她还竭力保留当年打扮的习惯：每次周末，必定去理发店里洗发、烫发。尽管革命的气氛越来越浓，她还是我行我素，一直坚持到“文化大革命”到来。

到“文革”，她也同样在劫难逃了。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她有什么具体的遭遇。说实在，大家都自顾不暇，对家人的命运的关注，也都集中在母亲、大哥、二姐夫、四哥这些运动的重点冲击对象身上，很少想到她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后来听说她随着大哥，下放到山西沁县，好像是在县农业局当会计，这才有点担心：大哥显然无法照顾她，她一个人，怎么生活呢？但当时也只能想想而已，谁也无力相助。突然听说，她病倒了，而且是半中风，这把大家吓坏了。二姐和女儿小沁，匆匆赶去，把她带回北京，才抢回一条命。

不久，“文革”结束了，我们又在北京见面了。这时，她已经半瘫痪，虽然依旧衣装整洁、风姿犹存，但显然憔悴多了。她当时被安排在一座公寓里，好像有保姆照顾日常起居。后来三哥回国，看到她的处境，十分动情，表示要为她买一套房子。而这时，我虽然留在北京大学任教，但一家人（可忻和她的父母）生活都没有住处。于是三哥就出资在城南刘家窑买了连在一起的两套房子，安排我一家人和大姐住，我们就成了邻居，朝夕相处了。在她儿女与保姆的精心照料下，大姐身体稍有起色，但我发现，她的精神却彻底垮了。她整天呆坐着，一言不发，无论和她说什么话题，她都毫无反应，木然、冷然地望着你。有时候看得我浑身不自在，甚至感到恐惧。

日子久了，我便产生了怀疑：大姐究竟受了什么刺激，才发生了如此巨变呢？后来，还是二姐悄悄告诉我大姐的人生悲剧。大姐夫去世时，大姐才三十六岁，本应该重组家庭，但虽然不断有人介绍，却始终找不到她满意的对象，再加上一切有大哥大嫂照顾，生活过得去，也就拖下来了。后来，她和图书室的一位上海老乡，平时比较谈得来，相处久了，彼此就产生了感情。但那位老乡是有夫人的，身体很差，就相约等其去世后再谈。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件事就作为一件丑闻被揭发出来，这对从未受过任何冲击的大姐自然是极大的刺激，而且她也有口难辩，从此一蹶不振。这是下放山西、孤苦伶仃生活中的大姐真正的痛苦所在。说不定她的中风就是由此引发的。据二姐说，“文革”结束后，她和那位老乡还偷偷见过一面，并得知那位夫人身体反而变好了，而大姐却已是半个残废人。这样的致命一击，自然是本来柔弱的大姐所难以承受的。——我听着二姐的述说，大姐一生的一幕一幕在眼前闪过，在我的感觉里，在命运的捉弄下，美丽的大姐逐渐变成了一尊冷冰冰的石像，这是怎样的残酷啊。我突然想到，也许在姐夫去世后，全家将大姐庇护起来，就是一个错误：如果让大姐独立地面对生活的一切艰辛，说不定她就能创造出一个新的天地。但生活毕竟不能假设，谁知道会有什么在等待着大姐呢？……

在懂得了这一切以后，我简直有点害怕见到大姐，看着她直愣愣的眼神，我的心一直往下沉、往下沉……而且大姐的身体一天弱似一天，终于病倒不起，我们将她送到医院。在临终前，是我和可忻第一个赶到的，她没有说一句话，就悄然远去，是我为她合上了美丽而无光的眼睛……她的儿子与媳妇随即赶到，在哀泣声中，我只感到心里一片空虚……

大姐就这样无声地走了。以后的家庭谈话里，也很少说到她。而我总忘不了她那美丽而寂寞的身影。

大姐，在我们家庭里，是一个特异的存在。没有她，钱家的历史就是不完整的。因此，我要记下这一切，并以此寄托我的哀思。

2013年3月23—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