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本书所研究的课题是明末清初之际的杜诗学[1]。“导论”部分主要论述以下三项内容：一、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的范围和现状；二、研究的思路和问题；三、研究问题的方法。

第一节　研究的范围和现状

一、明末清初杜诗学概说

“明末清初”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时间概念，在这一概念的使用上许多学术著作因其研究的对象不同故而界定也不一致，如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一书中便界定为明万历三十年（1602）至清康熙四十年（1701）约一百年的时间[2]；美国学者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文化的才女文化》对“明末清初”（原题为：in Seventeenth-Century）的界定则指从明万历到清康熙年间（1570—1720）这一“宽泛”的阶段[3]。而本书所要研究的“明末清初杜诗学”的范围，根据这一时期杜诗学发展的实际状况，则大概是以明崇祯七年（1634）卢世（1588—1653）《杜诗胥钞》刊刻成书[4]至清雍正三年（1725）浦起龙（1679—？）完成《读杜心解》[5]为限——这将近100年的时间是杜诗学史上最为鼎盛的一个阶段。

明末清初杜诗学的发展和鼎盛，有其特定的文学、政治和文化背景[6]；不过从其发展的内部因素来看，首先还应该归功于钱谦益的笺注杜诗。

谦益于明崇祯六、七年间（皆在西历1634年）撰写的20则《注杜诗略例》以及《读杜小笺》和《二笺》的具体示范[7]，不仅宣告了以钟惺、谭元春《唐诗归》为代表，以“评点”为批评方法的明代杜诗学的终结，其对杜诗校勘、编年、注解等诠释内容和以史证诗等诠释方法的重新演绎，对明末清初杜诗学尤其具有发凡起例之功；其后，清康熙六年（1667）刊刻成书的《钱牧斋先生笺注杜工部集》（即《钱注杜诗》）更成为清初杜诗学史上最为权威的杜注文本。甚至可以说，除杜诗文本之外，《钱注杜诗》成为明末清初杜诗学者的第二阅读文本，明末清初杜诗学讨论的诸多重要问题，大多导源于此。周采泉先生说：“有清一代，学人注杜，蔚然成风，未始非钱氏（谦益）倡导之力也。”[8]可谓知言。

而钱谦益笺注杜诗的直接动因，则应归之于明崇祯年间卢世所刊著《杜诗胥钞》一书。据钱氏《读杜小笺·自识》云：

归田多暇，时诵杜诗，以销永日。间有一得，辄举示程孟阳。……今年夏，德州卢户部德水刻《杜诗胥钞》，属陈司业无盟寄予，俾为其叙。……德水，北方之学者，奋起而昌杜氏之业。其殆将箴宋、元之膏肓，起今人之废疾，使三千年以后，涣然复见古人之总萃乎？苫次幽忧，寒窗抱影，绎腹笥，漫录若干则，题曰《读杜诗寄卢小笺》，明其因德水而兴起也。曰“小笺”，不贤者识其小也。寄之以就正于卢，且道所以不敢当序之意。癸酉腊日虞乡老民钱谦益上。[9]

所题“癸酉腊日”为明崇祯六年（按公元纪年已是1634年）。谦益在完成《读杜小笺》后，于次年九月（崇祯七年，1634）又完成了《读杜二笺》。随后，牧斋的好友汲古阁主人毛晋将卢、钱二人之著作合并，题为《钱卢两先生读杜合刻二种》精刊出版[10]。此书甫一问世，即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清王士禛《渔洋精华录》卷二《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第五首云：“杜家笺传太纷挐，虞赵诸贤尽守株。苦为南华求向郭，前惟山谷后钱卢。”[11]钱、卢，即指钱谦益与卢世。钱、卢南北两位学者“读杜”，当时影响所及[12]，遂而开启了明末清初的注杜之风：明末杨德周（1579—1648）《杜注水中盐》（清初刻本）、王嗣奭（1566—1648）《杜臆》[13]（书稿成于清顺治四年，1647）和清初徐树丕（1595—1683）《杜诗执鞭录》（清顺末康初抄本）、陈醇儒《书巢笺注杜工部七言律诗》（清康熙元年刊刻，1662）、顾宸（1607—1674）《辟疆园杜诗注解》（清康熙二年刊刻，1663）、张彦士《杜诗旁训》以及孙承泽（1594—1676）、李柽（？—1703）二人的杜诗批点等杜诗学著作，都明显受到了钱笺或卢氏《胥钞》的直接影响[14]。

钱、卢二人读杜合刻不久，清康熙初年又发生了钱谦益和朱鹤龄（1606—1683）二人注杜之争的学术公案，其中的原委曲折当前已有多位学者论及，使得这一问题已然较为明朗[15]，此不赘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钱、朱注杜之争客观上给当时学术界造成了两个结果：

1. 为杜诗研究奠定了一个高水准的学术基础

正如清初沈珩[16]《〈杜律陈注〉序》所云：

窃惟注杜之难，莫难于得少陵一生真迹。盖其忠君爱国之诚，忧时伤事之切，羁愁感叹，一一发为咏歌。笔墨之光，若隐若见。百世而下，大都凭诸臆测，穿凿傅会，人竞所长，不知庐山面目，孰是得其真者？沿至牧斋、长孺，互为倚附，参之伍之，详慎精当，庶几一洗向来之陋。[17]

王掞[18]《〈杜诗会稡〉序》亦云：

近代虞山钱宗伯，始发凡起例，创为笺注，议论斐然，一洗从前诸家之陋。其门人松陵朱长孺又有《杜诗辑注》。先后镌板，略有异同。子美之诗于是无遗蕴矣。[19]

学术愈争辩而愈明，况且钱、朱二人同属博雅鸿硕之士，均以厚积之学识，全副之气力精研杜诗，争奇斗胜，各得千秋，为明末清初的杜诗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打造了一个高水准的学术平台。

2. 进一步推动了清初杜诗研究的学术风气

当钱谦益笺注的《杜工部集》和朱鹤龄的《杜工部集辑注》分别于清康熙六年（1667）和九年（1669）刊刻之后，影响所及，学术界迅速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成就的杜诗注本，如：

汪枢《爱吟轩注杜工部集》，清康熙间汪氏爱吟轩稿本

吴见思（1621—1680）《杜诗论文》，清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朱翰（1620—1678）、李燧《杜诗解意》，清康熙十四年（1675）刻本

陈式（1613—？）《问斋杜意》，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

陈之壎《杜律陈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

顾施祯《杜工部七言律诗疏解》，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

卢元昌（1616—1693后）《杜诗阐》，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

张远（1632—？）《杜诗会稡》，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20]）刻本

汤启祚（1635—1710）《杜诗笺》，清初稿本

陈廷敬（1640—1712）《杜律诗话》，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

周篆（1642—1705）《杜工部诗集集解》，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钞本

黄生（1622—1696后）《杜诗说》，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刻本

张溍（1621—1678）《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刻本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丁耀亢（1599—1669）、黄宗羲（1610—1695）、傅山（1607—1684，或谓1605、1606生，卒于1685以后）、韩洽、钱陆灿（1612—1698）、陆嘉淑（1620—1689）、汪琬（1624—1691）、王士禄（1626—1673）、李念慈（1628—1689以后）、吕留良（1629—1683）、朱彝尊（1629—1709）、李因笃（1631—1692）、宋荦（1634—1713）、王士禛（1634—1711）、邵长蘅（1637—1704）、蒋金式（1641—1722）、俞玚（1644—1694）、严虞惇（1650—1713）、查慎行（1650—1727）、何焯（1661—1702）等著名学者或诗人的许多杜诗评点之作。除此之外，顾炎武（1613—1682）、申涵光（1619—1677）、计东（1625—1676）、陶开虞、潘鸿、潘柽章（1626—1663）、姜宸英（1628—1699）、张世炜（1653—1724）等人，好古攻诗[21]，亦别有杜诗考证论述之作。

正如经历了两宋杜诗学高度繁荣以后至南宋后期终于产生了“千家集注”式的杜诗注本一样，在清代康熙四十二年（1703）前后杜诗学史终于再一次出现了“集大成”式[22]的杜诗注本——仇兆鳌（1638—1717）的《杜诗详注》（清康熙四十二年初刻本，1703），在“备采”宋人“千家注”的基础上，尤其注重网罗学术价值极大的明末清初杜诗学诸家“好古攻诗”之作[23]（《杜诗详注·凡例》于“历代注杜”条之后，又特列“近人注杜”条），从而使这一新的集注本学术影响度越前人，后来者居上。

其后，注杜之风气未衰，汪灏《知本堂读杜诗》（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汪文柏《杜韩诗句集韵》（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吴瞻泰《杜诗提要》（清雍正年间山雨楼刻本[24]）、卢生甫《杜诗说》（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浦起龙《读杜心解》（清雍正三年，1725）、李文炜（1653—1725后）《杜律通解》（清雍正三年，1725）、范廷谋（1659—1728后）《杜诗直解》（清雍正六年，1728）等又一批杜诗注本相继问世。现代学者洪业先生（1893—1980）所谓“钱、朱二书既出，遂大启注杜之风，康熙一代，作者如林”[25]，于此有征。

清雍正朝之后，“注《杜》之风杀矣”[26]，虽然在乾隆六十年间也出现了诸如沈德潜（1673—1769）《杜诗偶评》（清乾隆十二年，1747）、边连宝（1700—1772）《杜律启蒙》（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和杨伦（1747—1803）《杜诗镜铨》（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等几部较为重要的杜诗注本，但彼时研杜之风确实已经逐渐衰歇了。

因此，根据这一时期杜诗学发展的实际状况，我们把明崇祯七年（1634）《杜诗胥钞》刻成及钱、卢二人读杜合刊之际（明崇祯年间，1634年以后至1643年间）作为明末清初杜诗学的时间上限，而将其下限定在清雍正三年（1725）浦起龙《读杜心解》完成前后。从发展脉络上看，这将近100年间的杜诗研究较为系统和完整，因此将其作为本书所讨论的对象及范围。

二、研究现状

明末清初杜诗研究在杜诗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今学者们的共识。关于这一重要课题，自上世纪20年代至今（2011年），学者们发表的论著有200馀篇（部），积极展开探讨。不过，这些论著多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这一时期一些重要的杜诗学者或注本上，尤其集中在对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集辑注》、金圣叹《杜诗解》、王嗣奭《杜臆》、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黄生《杜诗说》、周篆《杜工部诗集集解》、仇兆鳌《杜诗详注》、吴见思《杜诗论文》、陈廷敬《杜律诗话》以及卢世、顾炎武、王夫之、申涵光、王士禛等杜诗学个案性的研究上。虽然从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明末清初杜诗学的讨论有日趋深入之势，但对这一段学术史的整体研究还欠薄弱（见附录三：《学术界有关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的论著》）。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学者简恩定先生《清初杜诗学研究》一书是这一课题研究的专著外，2004年又有孙微博士的《清代杜诗学史》（齐鲁书社2004年版）一书也有相当的篇幅涉及到明末清初杜诗学的相关论述。2009年有福建师范大学张家壮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末清初杜诗学述论——以几种重要的杜集为中心》，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题探讨。

将清初杜诗学作为清初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清初杜诗学研究》一书的旨意所在。简书的《本论》部分着重从清初诗学理论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尊杜与轻杜、诗圣地位、诗史观念、钱朱之争和杜诗技法等能够体现“清代诗学理论演变的端倪”[27]的五个主要问题。不过，对于简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唐宋以来杜诗学自身发展的脉络来考察的话，实际上这五个问题中前面三个问题自宋人提出并加以讨论之后，在元、明二代引起的争论亦颇为多见，虽然清初杜诗学者也参与了对这些问题继续讨论并且也有所发明，但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并非是这一时期杜诗学发展中关键性的问题之所在，并不能集中体现这一阶段杜诗学发展的学术特征；另外，就占到全书四分之一篇幅的第四章《钱谦益与朱鹤龄注杜之争的原因与评估》来说，虽然对“杜诗学史上”“一件大事”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论述，但这一问题亦未能得到完善的解决，其后莫砺锋先生《朱鹤龄杜诗辑注平议》一文对于简氏所论便提出了诸多质疑，本书对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也进行了一些论述。

孙书相比简书，关注到清代杜诗学自身发展的历程，在文献资料占有上更为详实。在《杜集书录》和《杜集书目提要》所著录的清代杜集的基础上，对清初杜诗学文献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甄别、考订和整理[28]，对清代杜诗学史的嬗变过程展开较为全面的论述。不过，此书对清初杜诗学文献的考订和整理上仍存有不足，如对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与钱谦益笺杜的关系问题、朱彝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的问题，仍有深入考察的必要，这是其一。其二，在对清初杜诗学文献的整理和评述中，对大量杜诗评点类文献不够重视，往往将其排除在杜诗学著作之外[29]。除此之外，在撰写体例上，《清代杜诗学史》重点是对杜集提要、叙录性质的描述，并非以问题为中心。现代学术论文或论著大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19世纪艾克顿（Lord Acton）的名言“研究的对象是问题而不是断代（study problems not periods）”，已成为一般研究者所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30]。孙书没有很好地解决清初杜诗学嬗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对这一时期杜诗学的学术流变和学术地位把握的还不够清晰和深入。

张家壮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考察明末清初“注杜主体的杜诗学者”，指出他们多占籍江南和来自“讲学团体”这两个特征；下篇分别讨论了这一时期几种重要的杜集注本，从而体现出明末清初杜诗学三个流变过程：以王嗣奭《杜臆》、金圣叹《杜诗解》为代表的“杜诗评解”阶段；以钱谦益《钱注杜诗》和朱鹤龄《杜工部集辑注》为代表的“经典杜诗注”阶段；以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为代表的“杜诗注解新高峰”阶段。显然，正如作者在论文《引言》中已然罗列的那样，论文上、下两篇中提出的这两个主要问题，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已经有了“整体”性的呈现（如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许总《明清杜诗学概观》、孙微《清代杜诗学史》等等），虽然作者在论文中提供了许多“细节”的支持——这是本篇论文的长处——但是将明末清初杜诗学的发展概括和划分为“杜诗评注”、“经典杜诗注”和“杜诗注解新高峰”三个阶段的概念表述，也不能十分准确地体现其内在的学术流变。

第二节　研究的思路和问题

一、研究的思路

余英时先生认为研究学术思想史，应该着眼于“内在理路”（inner logic），《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自序》云：

“内在理路”（inner logic）说不过是要展示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此即所谓“The autonom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内在理路”的有效性是受到严格限定的，它只能相对于一个特定的研究传统或学者社群而成立。……我惟一坚持的论点是：思想史研究如果仅从外缘着眼，而不深入“内在理路”，则终不能尽其曲折，甚至舍本逐末。[31]

就杜诗学发展而言，在现代学术理念产生之前有两个发展的高峰时期：第一个是有着“千家注杜”之称的宋代[32]；第二个是再次形成杜诗研究热点的明末清初之际。而后者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更是处于杜诗学从传统到现代学术变迁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阶段。

1. 对前代杜诗学的继承

明末清初杜诗学主要是建立在前人，尤其是宋人杜诗研究基础之上的。这一思路从开清代杜诗学之端的钱谦益、朱鹤龄二家便非常明确地表露了出来[33]。

《钱注杜诗·注杜诗略例》云：

杜诗昔号“千家注”，虽不可尽见，亦略具于诸本中。大抵荒秽舛陋，如出一辙。其彼善于此者三家：赵次公以笺释文句为事，边幅单窘，少所发明，其失也短；蔡梦弼以捃摭子传为博，泛滥踳駮，昧于持择，其失也杂；黄鹤以考订史鉴为功，支离割剥，罔识指要，其失也愚。余于三家，截长补短，略存什一而已。[34]

虽然钱氏对杜诗宋注的代表赵、蔡、黄三家提出了语调严厉的批评，但是我们从《钱注杜诗》也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却恰恰是建立在三家注杜的基础上而“大开生面”[35]的。在杜诗校勘、编年和笺注等问题上，“最为近古”的吴若本及其它宋元杜集旧本、吕大防编辑的《杜诗年谱》、以宋人黄鹤为代表的以史证诗的阐释方式都给他的笺注杜诗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和方法（本书上编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朱鹤龄《杜工部集辑注》的情况也大体相似。从编辑上看，朱鹤龄《杜工部集辑注》是以南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为借鉴进行的，其《凡例》云：

杜诗编次，诸本互异。惟《草堂会笺》觉有伦理。盖古律体制，间有难分，时事后先，无容倒置，不若从此本为稍优也。[36]

从注释上看，《凡例》中提及征引杜注的前代学者皆为宋人：

宋人注杜诗多不传，惟赵次公、黄鹤、蔡梦弼三家得阅其全。注中有当者悉录之。吕东莱、洪兴祖、杜田、师尹、薛梦符、薛苍舒辈所见无多，仅存大略。

书中引用及驳正亦以宋人为主。

除钱、朱二家外，明末清初另外一部重要的杜诗注本，王嗣奭的《杜臆》（此书对仇兆鳌《杜诗详注》及仇注以后的杜诗注本均有很大影响）与钱、朱二人相同，也是以宋人注本作为“东道主”的：

至考据往籍，则蔡傅卿、《千家注》遗误固多，尚犹得半。老人自爱其腕，勿及并收。故读余《臆》者，尚须依为东道主。[37]

继宋人“千家注”杜之后，元、明二代也有几部杜诗注本，如元人范梈（字德机，1272—1330）批选《杜工部诗》、明人单复《读杜诗愚得》、张綖（1487—1543）《杜工部诗通》、杨慎（1488—1559）批选《杜诗》、林兆珂（？—约1621）《杜诗钞述注》、胡震亨（1569—1645？）《杜诗通》以及元人赵汸（1319—1369）和张性的五、七言律注等，但这些注本在总体上学术价值较劣于宋注。故而，明末清初学者不太重视它们，而将自己的杜诗研究直接架构在宋代杜诗学的基础之上，这也成为明末清初杜诗学者能够“后来者居上”，取得卓越学术价值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过，明末清初杜诗学毕竟是沿着自唐代以来历经宋、金、元、明的杜诗学脉络发展而来，因此其对元、明二代的杜诗研究也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如以“起承转合”为核心的诗歌章法理论，“诗以性情为主”——对杜诗抒情本质的认识，便显然完全继承了元、明诗论家和杜诗学者的论点；另外，明末清初杜诗学中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学者对杜诗进行批点，这一批评形式远绍宋末元初的刘辰翁，而又直接承袭了元代范梈（《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明代杨慎（《杜诗选》）以及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等人而来。

2. 对现代杜诗研究的启示

明末清初杜诗学是今天我们从事杜诗研究的重要基础，对于20世纪以来的现代学者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略举二例以明之。

第一，现代杜诗学者洪业先生在1940年即指出从事杜诗研究（“考订杜诗之事”）主要有三项工作：辑佚、校刊和注解。第一项工作宋人已经完成了，“后人无以复加焉”；对当前从事杜诗研究的学者来说主要应该集中于后面两项工作：一曰校，主要以现存之王琪原刻裴煜补刻之《杜工部集》为底本，而次以其他宋、元本，更遍辑唐宋总集、类书、诗话、笔记以及别集注文中所引载之杜诗，进行细校，最后再用钱谦益本校之。二曰注，主要是：“当就宋人各注，及后来胡（震亨）、钱（谦益）、朱（鹤龄）、卢（元昌）、黄（生）、仇（兆鳌）、浦（起龙）、杨（伦）各注，采其精当者”为之[38]。

在煨莲先生看来，今人研究杜诗尤其应当重视和借鉴宋人和明末清初学者的杜诗研究成果。在杜集校勘的工作中，除了最为强调宋本，他又特别列出以吴若本为底本的钱注作为校本[39]；另就其所举今人注杜应该参照的前代注本来看，除宋注以外，所列举的八家中有六家均属明末清初注本，而胡、杨二家其实也与明末清初的杜诗学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40]。因此，正如煨莲先生所谓“考本事、注典故，以解篇意，此清人已优为之”，所谓“清人”实际上就是指明末清初杜诗学诸家而言的。

另外对于杜集的校勘工作，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煨莲先生所指示校勘杜诗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钱谦益校勘杜诗的思路和方法（参见本书上编第一章的论述）。

第二，山东大学已故萧涤非（1907—1991）教授《杜甫诗选注》一书，是20世纪杜诗研究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其中对杜诗的注解，萧先生尤其注重征引明末清初杜诗学者的观点，这应该是该书在目前同类杜诗选注著作中学术价值较为突出的一个重要因素[41]。后来，他又主持了《杜甫全集》校注的工作，虽然至今此书仍未能出版，但从其实际工作来看，明清之际的杜诗学成果在这项工作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其“杜诗编排”上用杨伦的《杜诗镜铨》为序，而杨伦的编排体例则几乎完全依据朱鹤龄的《杜工部集辑注》[42]而来。

由以上这两位现代杜诗研究者来看，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明末清初杜诗学都对当今学术界的杜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总之，通过对明末清初杜诗学承前启今地位的考察看，如果说“理清传统与现代衔接的脉络”[43]是当前我们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项重要使命的话，那么明末清初杜诗学作为杜诗学从传统到现代“内在理路”衔接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厘清这一段杜诗学史发展的实际脉络，正是本书这一课题研究的基本落脚点。

二、研究的问题

自唐代以来，在“杜诗学”1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杜诗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以传记和年谱为中心的杜甫研究和以辑佚、校勘、编辑、注释为中心的杜诗研究。这其中又形成了诸多学术热点问题，如“诗史”说、“李杜优劣论”、杜甫死因论、杜甫“一饭不忘君”的忠君观、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艺术观、杜诗伪注等等，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杜诗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极为广博与深厚的内涵。

由于受到时代文学、文化、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处于不同时期的杜诗学者都会对前代所留传下来的一些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并且因为处于新的时代背景，这些学者又会产生出一些新的问题，由此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时代学术风貌。明末清初之际的杜诗学由于受到“天移地转”[44]时代下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也必然会表现出独特的时代精神和学术品格。

而明末清初杜诗学时代精神和学术品格的确立，宏观上应当取决于其在杜诗学发展脉络上承前启后的学术地位，具体则表现在杜诗学从传统到现代学术变革过程中所形成的几个关键性“筋节”，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编进行论述：

上编，《钱注杜诗》研究，以《钱注杜诗》作为考察对象，分三章对明末清初的杜诗版本校勘、杜诗年谱和编年、杜诗笺注等主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是杜诗学史上划时代的一部杰作，被清代学者誉为“从来注杜第一善本”，《钱注杜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明末清初杜诗学的最高成就。其在杜诗校勘、杜甫年谱和杜诗编年、杜诗笺注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一方面为明末清初学者从事杜诗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其注释体例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到明末清初杜诗学者的论著。

自宋代以来的杜诗校勘问题，到明末清初之际，由于受到钱谦益版本、校勘思想的影响，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钱氏提出的“字句异同，一以吴本为主，间用他本参伍焉”的校勘理路，最具现代学术意识，代表着宋代以后古人对杜诗校勘从认识到实践的最高水准。今天我们校勘杜诗所运用的思路与方法亦多由此而来。

杜诗年谱和杜诗编年，是属于中国传统诗论“知人论世”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钱谦益在前人的基础上也别开“生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尤其是在杜诗编年的问题上，牧斋从版本角度出发，结合“公自注”和历史背景，对杜诗系年进行了重新考证，批评了自宋代以来影响甚大的鲁訔、黄鹤等人以“凿空”的诗句为证据，强为牵合，穿凿附会等缺陷，拨乱反正之功至大。

《新唐书》谓杜甫“善陈时事”，善以时事入诗是杜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观点也一直是历代学者的共识。而钱谦益在“诗史互证”问题上的阐发，也为现代史家陈寅恪先生继承并为中国当代史学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而谦益对杜诗“时事”的笺注，着重从事件涉及到的时间、地理、人物、典章制度等多方面进行考释，其中尤其对杜诗中涉及到的朝廷大事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这一点尤能彰显杜甫作为“诗史”的“大头胪”处——从而使“诗史”这一重要概念的内涵得到了更深一层的发掘。

总之，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在杜诗学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本身所取得的杰出学术成就，其笺注杜诗总结出的一些原则和方法，对整个明末清初杜诗学亦具发凡起例之功，是除杜诗以外明末清初杜诗学最具权威的第二文本。这也是本书以《钱注杜诗》作为专编考察的两个主要原因。

中编，杜诗章法论，属于明末清初的杜诗技法研究。笔者认为，如果说宋代学者是以“句法”为中心进行杜诗技法探讨的话，那么明末清初杜诗学者所探讨的杜诗技法则是以“章法”为中心的。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分析，本编分别从“概论”、“杜诗诗题论”、“杜诗分段和分解”、“杜甫连章诗论”、“以评八股文之法注杜诗”等五个方面展开论述，从而使明末清初学者对杜诗章法技巧的认识得以全面的呈现。

明末清初学者对杜诗诗题的关注，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识到题目对章法（“体”、“格”）具有很强的规定性。明末清初杜诗学者从文本出发，对杜诗制题艺术、题目与诗意的关系以及“先有诗？还是先有题？”等问题的探讨，不仅展示了杜诗诗题深厚的美学内涵，而且从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来看，也深化了自宋代以来以咏物诗为中心的“着题”诗论。

同样受到明末清初诗歌章法理论的影响，学者们对杜诗的分段，也由便于解释诗意的方便一变而为对杜诗章法艺术的领悟。他们通过杜诗文本段落的分析，总结出杜诗无论是古律长篇，还是五、七言律诗、绝句，都具有结构匀称、整齐完密的章法艺术特点。

所谓“两章如一首”、“五首如一篇文字”、“八首竟如一首”，明末清初杜诗学者往往把若干首“连章诗”当作一首诗来看待，通过对《秋兴八首》、《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五首（合前游十首、后游五首而言）、《洞房》八首等“极似一笔挥成”的连章诗“惨淡经营之妙”（李因笃语）的细读，从杜甫另外一个创作层面体现了杜诗章法上的“整齐完密”，体裁上“千古独严”的艺术特点。

“以评八股文之法注杜诗”，可以说是明末清初学者评论杜诗的一种普遍现象。本章着眼于八股文这一文体的批评方法是如何对于杜诗批评产生了具体的影响，从中，亦可以了解到明末清初学者探讨杜诗章法背后的一些原因。

总之，杜诗制题、分段和连章诗的艺术特点，都是杜诗章法艺术的具体呈现。而明末清初学者之分析杜诗章法艺术，在诗学理论上主要是继承了自元、明以来以“起承转合”为中心的章法论，又受到元明以来八股文理论的很大影响，正如王士禛综合二者所云：“起承转合，章法皆是如此。”另外，从学者们具体分析杜诗起承转合来看，他们又往往强调“首尾开阖”和“波澜顿挫”，所谓“阖”因此也包括了李因笃所谓的“结语一宕”，不特有“远而弥真”之致，且有“曲终雅奏”之妙；所谓“波澜”也即金圣叹《杜诗解》中所理解的“转”之艺术效果，也指连章诗《秋兴八首》“昆明池水汉时功”一章体现出的沉郁凄凉和笔法顿挫。——这些方面都极大丰富了作为中国诗学理论中“起承转合”章法艺术的内涵。

下编，杜诗诠释论，明末清初的杜诗解意研究。

无论在学术还是在文学理论上，清代都是一个集大成的时期。与之相一致的是，清代也是文学阐释上“以意逆志”法的总结期。清人对“以意逆志”法的总结性，不仅表现在解诗过程中对汉儒以美刺说诗、魏晋人的得意忘言、唐人的义疏之学以及宋人物象类型、以史证诗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更表现在对这一“千古解诗鼻祖”的理论发展上。其中在杜诗解意过程中产生的“意法论”就是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意法论”所倡导的是诗意与诗法并重，两者之间是相融相生的关系。在明末清初杜诗学中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诗有达诂，从文本出发，能够达到解意之目的。

二、以“诗法”为“以意逆志”论的核心，通过对杜诗文本字法、句法的总结，尤其是对章法细致的剖析，通过寻求诗歌的“法脉”，不仅可以把握诗歌字句的意思，对于其“恍然出字句之上”的言外之意也能够达到理解。同时，对诗法的深入探讨又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明末清初杜诗学者对“诗可解”的信心，激发他们不断深入探索的勇气。

三、“意法论”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是一个充满艺术性和创造性的过程。由诗“法”进而理解诗意，注定了这一过程充满着艺术的创造性。杜诗所要呈现的艺术效果——意境，只能是读者与杜诗文本之间相互融合、共同创造的结果，并且这一过程充满艺术性的探索，永无止境。

在“以意逆志”的过程中，文本之外的文本阅读者，自然是“读者—文本—作者”环节上一个重要的端点。就明末清初杜诗学而言，在杜诗接受者之中，明遗民无疑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对明遗民与杜诗关系的考察，可以深入地观察作为诠释主体的“期待视界”和“视界融合”的过程。

总之，正是基于对杜诗“意到笔随”、“意细法密”特点的认识，明末清初杜诗学者创造性地发明了杜诗解意的“意法论”，这一诗学理论，不仅最终解决了杜意可解的问题，也极大地丰富了“以意逆志”说的理论内涵。同样，作为诠释文本的主体明遗民，在“以意逆志”的过程中，受到了时代政治、文化、文学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杜诗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相融合，也表现在文本与读者之间“时代的互相融合”上。

本书上、中、下三编分别涉及杜诗的版本、校勘、编年、注释和艺术评论、杜诗解意等诸多方面，明末清初的杜诗学者为此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不仅奠定了他们在杜诗学史上的学术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们讨论的这些问题也为我们所承袭，一直影响着今天的杜诗研究。

附录一、二，是两篇有关这一时期杜诗评点的论文。明末清初之际是继宋代之后，杜诗学发展的又一鼎盛时期。举凡杜诗全集注释、选注、律注、诗话、评点诸方面，撰述甚夥，在杜诗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评点一项，更是超越自宋末及明代以来的刘辰翁、范德机、杨慎、徐渭诸家，显示出这一时期杜诗研究独有的学术品格，并为后来的杜诗研究提供了许多鲜活的思路。因此，杜诗评点也是明末清初杜诗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45]。

钱锺书先生谓“清初精熟杜诗，莫过李天生”，李因笃精熟杜诗，加上本人又是杰出的诗人，深知作诗的甘苦，因此他所评杜诗在议论、叙述、章法以及连章等技法上往往能抉发款要，启人深思，在清初杜诗学史上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

同是作为杜诗批点之作，与李因笃批点杜诗不同，海宁陈訏有一部专究仇兆鳌《杜诗详注》之误的批点之作，或可称之为批评之批评，是明末清初杜诗学批点之作的另一类代表。

总之，杜诗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理路”，每个时代产生的一些问题都有其前后继承和发展的关联。对杜诗学史上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或对断代杜诗学的认识，必须要从把握杜诗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出发；同样，对杜诗学发展脉络的把握也必须要认清和解决好关乎每一时代学术背景下的几个杜诗学的关键问题。只有将杜诗学研究中宏观的学术史发展和具体的问题两者紧密结合，才是把握这一课题的正确途径。这是当前杜诗接受史研究存在的难点和研究上的不足，也是将来杜诗学研究的必然趋向。

本书在论述中，一方面着力理清明末清初杜诗学发展的脉络，同时在论述的过程中也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如杜诗的校勘问题、杜诗编年和杜甫年谱的编辑问题、“公自注”问题、杜诗伪注问题、“今典”问题以及杜诗“意法”问题等，这些问题包含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仍有待于当前学术界作出深入的探讨。

第三节　研究的方法

一、历史研究法

如果说以上这些问题代表着这一时期杜诗学史发展“内在理路”中关键性“筋节”的话，要想解决好这些问题，着眼点首先应该落实到对这一时期杜诗学文献资料的梳理上。

研究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杜甫的诗歌的接受史，尤其是明末清初杜诗学史，首先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重点和难点即在于对流传至今数量巨大的文献如何处理。据笔者统计，现存明末清初之际的杜诗全集（白文本、注本）14部，选注本（选本、选注本、律注本）20部，杜诗诗话10部，杜诗评点之作亦达46家，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散见于诗话、别集、总集、选本、序跋、笔记等著作中的杜诗学文献，著述异常丰富。面对如此庞杂的杜诗学文献，“涸泽而渔”已属不易，况且还要具体分析这些文献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源流演进。因此，本书首先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对这些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的搜集，细致的考订、排比，去伪存真，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使明末清初杜诗学的发展脉络能自然而真实地呈现。

二、文学研究法

本书既属于学术发展史的范畴，又属于诗学批评的范畴。因此，本书在论述过程中除采用历史研究法外，也必须要采用文学研究的方法，以美学的、艺术的标准别裁风雅。

另外，就文艺批评而言，基本使用中国传统的诗学理论及术语（当然对它们首先要作出概念的解释），目的是批郤导窾（《庄子·养生主》），希望能够更好地剖析明末清初杜诗学的实际脉络，更精确地讨论这一段学术史上出现的几个重要问题。当然，本书也涉及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些概念和术语，如“形式主义”、“接受美学”以及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内部研究”、“外部研究”，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文学的四要点”，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范式”等，目的则在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杜诗学”一词首先见于金人元好问（1190—1257）的《杜诗学》一书（原书已佚，序文《杜诗学引》存见《元好问全集》卷三十六，［金］元好问著，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50—751页），今日研杜者往往将杜诗研究与文学史上的“选（《文选》）学”、“红（《红楼梦》）学”相提并论，称之为“杜诗学”。如许总《论吴见思〈杜诗论文〉的特色及其对杜诗学的贡献》（《草堂》1983年第1期，第54—63页）、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等论著；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又出现了试图建构“杜诗学”体系的一些论著，如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廖仲安《杜诗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6期，第12—18页转第38页、第1—10页，又载《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林继中《杜诗学——民族的文化诗学》（《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4期，第80—82页）、胡可先《杜诗学论纲》（《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4期，第1—16页，后又出版专著《杜甫诗学引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傅光《论杜诗学的定义与内涵》（《人文杂志》1999年第3期，第134—139页）等。

[2]谢国桢著《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3]［美］高彦颐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文化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4]周采泉《杜集书录》卷七据《贩书偶记》及《成都草堂收藏杜诗书目》著录此书为明崇祯四年刻本，当是据卢氏《杜诗胥钞·大凡》写于明崇祯四年而定。不过，笔者所阅上海图书馆藏《杜诗胥钞》即为明崇祯七年刻本；又检《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南京图书馆藏古籍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均著录此书为崇祯七年刻本。盖明崇祯四年当系此书始刻之年，此书历时三年而后刻成，这期间卢氏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增加《馀论》，增订了《知己赠言》（其中最后收录有钱谦益写于崇祯六年腊月的《读杜诗寄卢小笺》前的小序）等部分内容，故卢世在明崇祯七年于《胥钞》刻成之日有祭告诗云“十年曾有约，三载始能成”。又，周采泉先生疑《读杜微言》（笔者案“微”当作“私”，《渔洋精华录·论诗绝句》注引误）为书序，当误，《读杜私言》实为《胥钞》之《大凡》部分，而《胥钞》之《序》为靳于中所作，周先生所见本未载。见周采泉著《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339页。

[5]［清］浦起龙著《读杜心解》，中华书局2000年版。

[6]对这些方面的讨论，当前的杜诗学论著讨论颇多，如简恩定先生的《清初杜诗学研究》、孙微先生的《清代杜诗学史》以及张家壮博士的学位论文《明末清初杜诗学述论》等，可参看。

[7]［清］钱谦益著，［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注《牧斋初学集》卷一百六、卷一百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3页、第2214—2219页。

[8]《杜集书录》内编卷四，第155页。

[9]《牧斋初学集》，第2153—2154页。

[10]近人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著录此书为：“《读杜诗寄卢小笺》二卷《读杜二笺》一卷，清钱谦益撰。《小笺》为癸酉作，《二笺》为甲戌作，后附卢世《读杜私言》一卷。毛子晋刻于湖南读书岩，写刊俱精雅，与八唐人集同，在汲古阁刊本中最少见也。”（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36页）《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书名、卷数相同（北京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5页）。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题为：“《钱卢两先生读杜合刻二种》五卷，清钱谦益、卢世撰，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读杜诗寄卢小笺》三卷《二笺》一卷，清钱谦益撰；《读杜私言》一卷，清卢世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其中作《小笺》“三卷”，误。又《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皆著录为明崇祯年间刻本，而周采泉《杜集书录》认定为明崇祯七年刻本，则略嫌武断。

[11]［清］王士禛著，李毓芙、牟通、李茂肃整理《渔洋精华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329页。另，此诗第二句金荣注引钱谦益《注杜诗略例》：“赵次公以笺释文句为事，边幅单窘，少有发明，其失也短。”今按金氏的这条注释是错误的，这个“赵”指的应该是元代的赵汸而非宋代的赵次公，赵汸注释过杜甫的五言律诗，在明代及清初流行甚广；又前人将虞注（实为元人张性注）七律和赵注五律往往合刻为一本，在明代甚为流行。

[12]明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钱谦益的门生瞿式耜（1590—1651）刻成《初学集》一百一十卷，其中卷一百六至一百十收入《读杜小笺》三卷和《二笺》二卷，又进一步扩大了对清初杜诗学的影响。

[13]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谓“王嗣奭的以诗证史，无疑对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具有一定启迪作用”（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15页），认为王影响钱。今考《杜臆》卷一《投赠哥舒开府翰》引“钱受之曰：‘按翰与禄山、思顺并为节度’”一节云云，出自《读杜小笺》上，载《牧斋初学集》卷一百六，第2155页；《杜臆》卷二《哀江头》所云“注者以帝妃为彼此者固浅陋；有将肃、玄父子之间说者，亦未为是”，亦是针对《读杜小笺》上钱氏所笺《哀江头》一诗而发（同前，第2160页）。又检《钱注杜诗》中并无引及嗣奭之语，则郝先生此说实误其先后。

[14]杨德周《杜注水中盐》卷五中选录有钱谦益评论（据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11页）。徐树丕《杜诗执鞭录》卷十六录有钱谦益《读杜小笺》、卷十七录《读杜二笺》（王颂蔚著《古书经眼录》，载《写礼庼遗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五辑第346册，第204—210页）。陈醇儒《书巢笺注杜工部七言律诗》一书中引钱氏笺杜之语亦有多条。《辟疆园杜诗注解》作者顾宸，在顺治十八年（1661）钱谦益《笺注杜诗》成书之际（［清］葛万里编《牧斋先生年谱》于清顺治十八年云：“是年笺注《杜工部集》成。”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据一笏斋绿丝栏抄本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64册，第581—582页），曾经至红豆山庄钞录牧斋杜注，这从《钱牧斋先生尺牍》卷一《与朱长孺》中“修远（今案顾宸字修远）不查，误录一二册，附时贤后”（［清］钱谦益著，［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235页）之语可证；又，《辟疆园杜诗注解》与《钱注杜诗》所载《（杜甫）年谱》内容相同，周采泉先生曾质疑二者孰先孰后（《杜集书录》，第351页），结合谦益此函及其《草堂诗笺元本序》引钱曾“考旧注以正《年谱》，仿苏注以立《诗谱》，地里姓氏，订讹斥伪，皆吾夫子独立创始”等语，则修远书中所载《杜子美年谱》当是抄自牧斋《笺注杜诗》；另外，其书中所引钱谦益注杜语亦多，从内容上看，当是录自《读杜小笺》和《二笺》之后、康熙六年钱笺刊行之前，钱谦益《吴江朱氏杜诗辑注序》中所谓“已而学子何士龙、冯己苍，族子夕公，递代雠勘，粗有成编，犹多阙佚”的笺注《杜工部集》本。孙微先生《顾宸及其〈辟疆园杜诗注解〉》（《杜甫研究学刊》2002年第1期，第36—40页）一文，认为顾氏引用钱注皆出其《小笺》和《二笺》，实未能细考。由此，论文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如谓“（顾宸）《年谱》参考吕大防、蔡梦弼谱，较之钱注、朱注年谱略详”，又谓顾氏辟疆园亦藏有吴若本等问题，皆有误处。以上诸家皆受到钱谦益笺杜之影响。张彦士《杜诗旁训》则受到卢氏《杜诗胥钞》影响甚大（见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杜诗旁训》六卷”条所引彦士《自序》，第392页）。另外，孙承泽、李柽二人都有评点《杜诗胥钞》稿本存传至今。

[15]此问题从现代学者洪业先生《杜诗引得序》开始讨论，到后来的陈寅恪、柳作梅、曹树铭、简恩定诸位先生都有论述，近年莫砺锋先生《朱鹤龄杜诗辑注平议》长文对此问题又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可参阅。见《文史》2002年第4辑，中华书局，第202—223页。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和第十章第二节。

[16]沈珩，1619—1695，字昭子，号耿岩，浙江海宁人。清康熙甲辰进士，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传记见清赵士麟撰《翰林院编修沈珩传》，［清］钱泰吉纂，靳斯校点《碑传集》卷四十四，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23—1225页。

[17]［清］陈之壎撰《杜律陈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

[18]王掞，1645—1728，字藻儒，一作藻如，号颛庵，江南太仓（今江苏太仓市）人，明代首辅王锡爵曾孙。清康熙九年进士，授编修，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六十年，请重立胤礽为太子忤旨，寻致仕。有《西田集》。传记见清钱大昕撰《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公掞传》，见《碑传集》卷十三，第340—348页。

[19]［清］张远撰《杜诗会稡》，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

[20]《杜集书录》依据仇兆鳌《杜诗详注》进呈本及初刻本引用《会稡》的情况，将《会稡》著录为康熙四十四年（1705）刻本，证据不足。《杜集书目提要》及《杜集叙录》据张远《自叙》著录为康熙二十七年刻本，当从。

[21]［清］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语录》卷三十：“顾宁人（炎武）说：‘经书后，有几部书可以治天下，《前汉书》其一，杜诗其一也。’”（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38页）钱谦益之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大力提倡实学及杜诗，转变明末清初的学风，也是当时杜诗学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22]［清］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云：“杜诗笺注有《千家注》，有《五百家注》，然总逊近日仇兆鳌《详注》，可谓集大成矣。”见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0页。

[23]《杜诗详注》进呈本《历代名家评注杜诗姓氏》著录唐代任华以下15家，宋代王禹偁以下104家（其后仇兆鳌在《杜诗详注》定本中于《杜诗凡例·历代注杜》又增列罗大经《鹤林玉露》1家），元代黄震以下4家，明代宋濂以下34家（《历代注杜》又增列谢省《古律选注》、颜廷榘《杜律意笺》、王维桢《杜律颇解》、邵傅《五律集解》、刘逴《唐诗类选》所选杜诗部分、郑明选《杜诗卮言》、杨德周《类注》等7家），而“本朝注杜姓氏”著录钱谦益以下22家。另外《历代注杜》又增列张溍《杜解》、朱翰《七律解意》、洪仲《律注》、全大镛《汇解》4家，而其中因时讳而未能列入者则有潘柽章《杜诗博议》1家，以上5家皆为明末清初杜诗学者。除此之外，又有柴虎臣（《杜诗详注·诸家论杜》引柴绍炳“论杜诗七律”，此条在“朱鹤龄”条下“卢德水”条之前，当为清初人）、吴志伊、阎若璩、张希良（《杜诗补注》：“甲申冬，仍上金台，复得数家新注，如前辈吴志伊、阎百诗、年友张石虹、同乡张迩可，各有发明。”）、胡夏客（《详注》引及颇多）、潘耒（《杜诗详注》卷六《洗兵马》引）、沈寿民（《详注》卷六《洗兵马》引）、吴沅（《详注》卷六《路逢襄阳杨少府入城戏呈杨四员外绾》引“近日吴沅云”云云）、胡俨（《杜诗详注》卷六《赠卫八处士》引“近世胡俨曰”云云）等人，亦皆为明末清初杜诗学者。

[24]此本周采泉《杜集书录》卷七著录为清康熙年间山雨楼刻本，《杜集叙录》著录为清康熙末年罗挺刻本，周兴陆《吴瞻泰〈杜诗提要〉研究》（《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1期，第49页）一文则认为清乾隆间罗挺刊本。今按此本“玄”字改为“元”字，“真”、“稹”等字缺末笔，“弘”、“历”二字均不避讳，当为清雍正年间山雨楼刻本。至于孙殿起《贩书偶记》卷十三著录：“《杜诗提要》十四卷，歙吴瞻泰撰，乾隆间精刊。”检当前各大图书馆收录此书情况，似无重刊本，孙记恐误。

[25]洪业著《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42页。

[26]洪业《杜诗引得序》，《洪业论学集》，第346页。

[27]简恩定著《清初杜诗学研究·前言》，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28]《杜集书录》及《杜集叙录》二书对杜集之著录已相当完备。不过，明末清初杜诗学文献仍有被遗漏者，如今人吴希贤辑汇《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清代版本》著录有：“《杜工部集》不分卷，唐杜甫撰，清康熙年李若木抄本。”并有《李若木手钞杜诗序》诸图录，则此书当尚存于世。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22—423页。另如《中州文献总录》卷二十六据《中州艺文志》著录清初刘佑（1629—？）评选《杜诗录最》五卷，《自序》云：“录其最者二百二十有六首，析为五卷，手自校录，间作评语。”则此书书佚序存，亦可补《杜集叙录》对于该书的文献著录。吕友仁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3页。

[29]孙微著《清代杜诗学文献考·前言》中提到：“周采泉《杜集书录》一书巨细不遗，收录宏富，其中收录存佚清代杜诗学文献多达330馀种。不过《杜集书录》中亦存在重收、误收现象，而且330这个数字当中还包括80馀种名家批校本。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些杜诗批注本并不能算是严格的著作，虽然这些杜诗批注本中却并不乏精彩绝伦的妙解和胜见，也构成了清代杜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那么若以较为严格的标准来统计的话，则《杜集书录》实际所收清代杜集版本有230馀种。”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30]转引自余英时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自序》，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31]余英时著《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自序》，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3页。

[32]宋人注杜号称“千家注杜”源自南宋时出现的《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一书（实际书前所列注家姓氏151人），至今此语仍甚为流行，成为宋代杜诗学兴盛的一个标志。

[33]洪业《杜诗引得序》：“虽然，注杜之争，乃钱、朱二人之不幸，而杜集之幸也。考证之学，事以辨而愈明，理以争而愈准。……后来作者大略周旋于二家之间，故清代杜诗之学当以二书为首，而钱氏实开其端，功尤不可没也。”《洪业论学集》，第334页。

[34]［清］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35]［清］黄生《杜诗说》卷十一《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诗后云：“近钱牧斋笺注杜集，引据该博，矫伪讹，即二史之差谬者，亦参互考订，不遗馀力，诚为本集大开生面矣。”（徐定祥点校，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422页）又阎若璩（1636—1704）《读书堂杜诗注解序》：“若晚宋诸人，为虞山氏（即钱谦益）所嗤点者，不可胜举。盖至《草堂诗笺注》（即《钱注杜诗》）本出，而杜一开生面矣。”（张溍撰《读书堂杜诗注解》，《杜诗丛刊》据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滏阳张氏刻本影印本，黄永武主编，大通书局1976年版）

[36]［清］朱鹤龄撰《杜工部集辑注》，清康熙九年（1670）金陵叶永茹刻本。

[37]《杜臆》是以刘辰翁《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为底本的：其诗目编次与刘本大体相同，且其中评解往往系针对须溪批语而发，以此可证。［明］王嗣奭撰《杜臆》，上海：中华书局1963年版。

[38]参见洪业《杜诗引得序》，《洪业论学集》，第347页。

[39]并且这一观点还是在当时洪氏认为钱注所用吴若本为伪书的情况下得出的。后来学术界证明了吴若本确实为宋注本，洪业先生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参见洪业写于1970年的《再说杜甫》一文，见《洪业论学集》，第427—428页）。可见，钱本的地位是可以与宋本等量齐观的。正因为如此，作为《钱注杜诗》底本的吴若本也成为学术界在钱注研究中关注特别多的一个问题。这方面的论文有多篇，如曹树铭《宋本〈杜工部集〉非‘吴若本’考》（《杜集丛校》，香港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05—249页）、邓绍基《关于钱笺吴若本杜集》（《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蔡锦芳《吴若本与〈钱注杜诗〉》（《杜甫研究学刊》1990年第4期，第48—53页）、［日］长谷部刚《简论〈宋本杜工部集〉中的几个问题——附关于〈钱注杜诗〉和吴若本》（李寅生译，《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4期，第31—38页）、岳珍《“吴若本”〈杜工部集〉刻工考》（《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4期，第39页转第68页）等。

[40]《杜诗通》四十卷，系明末清初胡震亨、夏客父子所撰，清初朱茂时刻本流传。杨伦《杜诗镜铨》，据周采泉先生考证，“是书以《仇注》太繁，根据蒋金式所批《朱注》，删汰历代诸家注，旁采时贤批校本，爬罗剔抉而成”（《杜集书录》卷五，第243页），其中蒋、朱二人皆为明末清初杜诗学者；而杨氏所采“时贤”批校，亦以清初李因笃、邵长蘅、顾宸、张溍、仇兆鳌、黄生等人为多，这也是《镜铨》一书取得杰出学术成就、通行后世的一个主要原因。

[41]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例言》：“千百年来，注杜的人很多，清朝人下的功夫最深，成就也较大，注中往往引用他们的说法，仇氏《杜诗详注》外，主要有以下几种：钱谦益《杜诗笺注》、张溍《杜诗注解》、吴见思《杜诗论文》、黄生《杜诗说》、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等。”萧先生这里提到的七种杜注中，清初人的杜诗学著作就占了六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42]张忠纲《〈杜甫全集〉校注工作情况介绍》，《唐代文学年鉴》（1984），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页。

[43]康正果《理清传统与现代衔接的脉络——〈中国知识分子论〉编序》：“他（指余英时）自己说过，他做学问喜欢‘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个‘大处’就是‘寻找传统与现代衔接的内在理路’，是一种‘通古今之变’的工作。……而‘小处着手’则要求立足于中国传统及其原始典籍所呈现的脉络，从史学的观点研究中国传统的动态，去观察它循着什么具体途径而变动，并尽可能地穷尽这些变动的历史曲折。”余英时著《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4]《黄宗羲年谱》引黄宗羲语，［清］黄炳垕撰，王政尧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5页。

[45]孙琴安《清代诗歌评点的热点之一：杜诗》可参阅，《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2期，第30—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