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杜集的版本和校勘

引言

古籍文本的校勘是从事杜诗研究最基础性的工作。从杜集的流传来看，随着宋代以后雕版印刷技术的繁荣[1]和杜诗的高度普及，出现了“世传杜诗，往往不同”[2]，字画差讹，异文增多的现象。因此，杜诗文本的校勘问题成为历代从事杜诗编辑和研究的学者首先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注重杜诗的校勘问题，《注杜诗略例》中特别标出“吴若本”这条凡例，即表明牧斋对这一问题严肃的态度：

杜集之传于世者，惟吴若本最为近古，他本不及也。题下及行间细字，诸本所谓“公自注”者多在焉，而别注亦错出其间。余稍以意为区别，其类于自者用朱字，别注则用白字，从《本草》之例。若其字句异同，则一以吴本为主，间用他本参伍焉。[3]

此条凡例实际涉及到杜诗研究中的两个难点：一是杜集中的“公自注”问题，一是杜诗异文的校勘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牧斋认为杜集传世“最为近古”的吴若本是其关键；尤其是对杜诗“字句异同”问题，提出“一以吴本为主，间用他本参伍焉”的观点，体现出牧斋与前代杜诗学者对待杜诗校勘问题不同的解决思路和方法，极具现代学术意义，对后世的杜集版本和校勘影响深远。本章即对这一问题展开详细的讨论。

第一节　宋代至明代的杜诗校勘

在探讨钱谦益杜集版本和校勘问题之前，先简略回顾一下此前杜诗学史上几次较重大的杜集校勘工作。

北宋王洙（997—1057）“蒐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4]，于宝元二年（1039）编成《杜工部集》二十卷，之后王琪于嘉祐四年（1059）刻之于姑苏郡斋，治平元年（1064），裴煜又补刻遗文九篇于苏州，成为宋代第一个最为完整可靠的杜集，这也成为后世所有杜集之祖本，简称为“二王本”[5]。二王本校勘之例，王洙《杜工部集序》云：

蒐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孙光宪序二十卷，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别题小集二卷，孙僅一卷，《杂编》三卷。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6]

嘉祐四年王琪《后记》云：

暇日与苏州进士何君琢、丁君脩得原叔家藏及古今诸集，聚于郡斋而参考之，三月而后已。义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阅之者固有浅深也。[7]

由此可见，二王本在杜集校勘上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最大规模地汇集了二王所能见到的杜集版本；第二，王琪对待杜诗异文“义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的审慎态度。这两点从现存《宋本杜工部集》的文本中均有清楚的体现。

北宋著名学者黄伯思（1079—1118）在二王本（即下面引文中的“御府定本”）的基础上，继续从事杜诗异文的校勘工作。李纲（1085—1140）曾亲见其《重校正杜子美集》二十二卷，并于绍兴四年（1134）序此书云：

长睿父官洛下，与名士大夫游。裒集诸家所藏，是正讹舛。又得逸诗数十篇，参于卷中。及在秘阁，得御府定本，校雠益号精密，非世所行者之比。长睿父没后十七年，余始见其亲校定集卷二十有二于其家。朱黄涂改，手迹如新，为之怆然。[8]

惜此本不传[9]。

两宋之际，随着杜诗在社会上进一步普及[10]，字画讹舛的现象更趋严重。蔡兴宗作《正异》、薛苍舒作《杜诗刊误》都是针对这一情况而做的专门考订，惜二书皆散佚不全[11]。此后朱熹（1130—1200）亦曾计划校勘杜诗，《朱子语类》卷一四〇：“杜诗最多误字。蔡兴宗《正异》固好而未尽。某尝欲广之，作《杜诗考异》，竟未暇也。”[12]其后，流传至今的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继续着这个方面的努力，代表了南宋校勘杜集的最大成就。梦弼作于嘉泰四年（1204）的《杜工部草堂诗笺跋》云：

惜乎世本讹舛，训释纰缪，有识恨焉。梦弼因博求唐、宋诸本杜诗十门，聚而阅之，三复参校。……凡校雠之例：题曰樊者，唐润州刺史樊晃《小集》本也；题曰晋者，晋开运二年官书本也；曰欧者，欧阳永叔本也；曰宋者，宋子京本也；王者，乃介甫也；苏者，乃子瞻者；陈者，乃无己也；黄者，乃鲁直也。刊云一作某字者，系张原叔、张文潜、蔡君谟、晁以道及唐之顾陶本也。[13]

总起来看，赵宋一代杜诗学者重视杜集校勘工作，确如莫砺锋先生所说：“在宋代，凡是编过杜甫诗集的人，都曾亲自动手从事校勘。”[14]除以上数家外，宋代著名学者苏舜钦、王钦臣等人编辑杜集时亦皆重视校勘[15]。

余嘉锡先生《目录学发微·版本序跋》云：

校书必备众本，自汉已然，北齐樊逊所谓“刘向校书，合若干本以相比校”也。……宋人刻书，亦合众本校雠，《石林燕语》卷八所谓“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末题用十三本校”是也（注：案明南监本列有宋景文参校诸本目，实十六本）。[16]

另就前面二王、黄、蔡等诸家校勘杜集的方法来看，宋代杜诗学者继承了汉代学者“合众本校雠”的校书体例，汇集众本进行校勘；如辞有两出，则多标明异文[17]。这样的校勘态度和原则，当是宋人杜诗校勘取得非凡业绩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与宋人的态度不同，明代杜诗学者普遍不重视对杜集的校勘。今检明代几部较著名的杜集注本，如单复《读杜诗愚得》、张綖《杜工部诗通》、李齐芳《杜工部分类诗》、刘世教《杜工部分体全集》、傅振商《杜诗分类》、胡震亨《杜诗通》、林兆柯《杜诗钞述注》等等，大多未注明文本依据或校勘体例。仅有明人赵统在《杜诗意注·凡例》中明确提到其校勘杜诗的体例问题：

诸旧本各题下诗字之不同者，今但以意自定为取其一，不为并列。如他有所真知其为倒讹者，各与改正。若所疑似，但为别详意义于各字下，而字则仍其旧。如“饭煮青泥坊底蒪”，今本讹作“芹”，而其字仍以“芹”行云。[18]

然而其所谓“诸旧本”、“今本”云云，多模糊不清；并且据其《凡例》，异文字句多“以意自定”，实不足法。故《四库全书总目》对其提出了批评：

所诠释亦皆臆度，不甚得作者之意。《凡例》称所见杜诗惟虞注二卷，故虽颇有所校正，而漫无考证。如《崔氏东山草堂》诗，以“芹”字为出韵，是未知唐韵“殷”字附“真”不附“文”，至宋贾昌朝乃移之。许观《东斋纪事》、王应麟《玉海》皆可考也。[19]

四库馆臣虽然从音韵角度出发考证其校勘之误，其实还未真正指明此一问题之根本所在——是否版本上有所依据？《凡例》中所谓“今本讹作‘芹’”者，言外之意，旧本当作“蒪”，但检现存《宋本杜工部集》及其它几部宋本杜集，皆未有作“蒪”者[20]，可证其所谓“旧本”云者亦属“臆度”之词，毫无“旧本”可依；而事实上，正如四库馆臣指出的那样，其所见杜集实仅为虞注一种，又从何考证？

此条凡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代学者治杜之一般风气。虽然宋人也有以己意改定杜诗者[21]，但这种风气到了明代始盛极一时。风气所及，即便一些大学者如杨慎，也有无视版本依据而径以臆度进行校勘者。

如杨慎《诗话》卷八“《丽人行》逸句”条：

松江陆三汀深语予：“杜诗《丽人行》，古本‘珠压腰衱稳称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红蕖罗袜穿镫银’二句，今本亡之。”淮南蔡衡仲昂闻之击节曰：“非惟乐府鼓吹，兼是周昉美人画谱也。”[22]

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一《丽人行》引杨慎此条并进行了驳正：

杨慎曰：古本“称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红蕖罗袜穿镫银”，遍考宋刻本并无，知杨氏伪托也，今削正。

陆、蔡二人和杨慎，正与赵统一样，所谓“古本”云云，其实也是毫无版本依据的臆度想象之词，牧斋“遍考宋刻本并无”证其“伪托”，可谓一语中的。

明人校勘古籍，为后代学者指责最多。清人黄廷鉴（1763—？）云：“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谨守师法，未闻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于启、祯之代。凡《汉魏丛书》，以及《稗海》、《说海》、《秘笈》中诸书，皆割裂分并，句删字易，无一完善，古书面目全失，此载籍之一大厄也。”[23]便指出了明人校勘古籍时“妄改”之弊。叶德辉（1864—1927）《书林清话》卷七“明人不知刻书”条引明人郎瑛《七修类稿》云“世重宋版诗文，以其字不差谬，今刻不特谬，而且遗落多矣”[24]，则明代一些有识之士已然指出；又“明时书帕本之谬”条谓“昔人所谓刻一书而书亡者，明人固不得辞其咎矣”[25]，也是从书籍校勘角度对明人的学风提出的批评。

不过，学者们虽然对明人“校勘不善，讹谬滋多”（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时书帕本之谬”条）的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究未指明其症结何在。其实，明末清初的学者对此已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将原因归结为两点。

第一点是明人不好学。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改书”条：

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本出《旧唐书》。其曰“伪临朝武氏”者，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伪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祸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国号曰周）。其时，废中宗为庐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故曰“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也。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旧唐书》，李泌对肃宗言：天后有四子，长曰太子宏，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称制，乃鸩杀之，以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不免，与二弟日侍于父母之侧，不敢明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为非四之所能尽，而改为“摘绝”。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26]

明人所刻《旧唐书》及钟、谭二人所选《诗归》中出现的这些“改书”的错误，顾炎武认为当归因于明人学疏（“不考古”）。

第二点是钱谦益提出来的，牧斋认为明人好以己意改窜古书，除了不学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古书版本问题的不重视。其跋《文中子中说》云：

《文中子中说》，此为宋刻善本。今世行本出安阳崔氏者，经其刊定，驳乱失次，不可复观。今人好以己意改窜古书，虽贤者不免，可叹也！[27]

牧斋指出，崔氏刊刻本“好以己意改窜古书”、“驳乱失次”的主要原因在于所用底本太劣，应该采用“宋刻善本”作为刊刻古书之底本。

顾、钱二人所指出的明人好以己意改书、刊刻失次的两个原因中，后者所提出的校勘书籍当重视版本问题，从治学方法来讲，更是首要和实践性的工作。

就杜集而言，起来纠正明人好以己意改窜古书这一弊端，并且在实践上作出示范作用的就是钱谦益笺注的《杜工部集》。从《钱注杜诗》凡例中提到“最为近古”的吴若本到“一以吴本为主，间用他本参伍”而最终形成的《牧斋先生笺注杜工部集》，这个过程中考辨杜诗“字句异同”的校勘工作，充分体现了钱谦益的杜诗版本和校勘思想。

第二节　“吴若本”与《钱注杜诗》

学术界对“吴若本”的重视是从现代杜诗学者洪业先生的《杜诗引得序》[28]开始的，之后这一问题成为当代杜诗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顾廷龙、元方、曹树铭、邓绍基、蔡锦芳、岳珍以及日本黑川洋一、安东俊六、长谷部刚等多位学者都参与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29]。本节因为主要讨论《钱注杜诗》一书涉及到的杜诗版本和校勘的问题，主要简述和这一问题相关的以下两个问题。

1. “吴若本”问题

目前，经过洪业、顾廷龙、元方、曹树铭、黑川洋一等学者的讨论，基本上一致确认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使用的底本确系“吴若本”。蔡锦芳认为与二王本相差约70年的吴若本基本保持了二王本的原貌，但是钱谦益使用的这个本子却并不是吴若《杜工部集后记》所载的宋绍兴三年（1133）建康府学所刻原本，而是与吴若原本相近并略后的另外一个刊本，这个本子是在吴若原刻本的基础上，又综合了其他一些杜诗校注形成的。岳珍继承了顾廷龙先生的考证方法，从刻工角度进行考察，认为吴若本应该是南宋中期的本子。这个观点证据确凿，也印证并深入了前面这些学者的结论。

2. “吴若本”与《钱注杜诗》的关系

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均已指出：钱谦益并未严格地以吴若本为底本，其中当又参考了其他的本子，这个观点可以日本学者长谷部刚为代表：

他只是偶尔采用它本的文字用于自己杜注本的正文而已。这也与他所说的“若其字迹异同，则壹以吴本为主，间有它本参伍焉”的意思相同。

明白了吴若本及其和《钱注杜诗》的关系，我们再具体来看钱谦益校勘杜集的方法及其校勘思想。

牧斋校勘杜集有一个过程。

先是，牧斋在作《读杜小笺》、《二笺》时，可能限于撰述体例，对杜诗的校勘问题并未十分重视。如《钱注杜诗》卷十《行次昭陵》注：“‘铁’，《英华》作‘石’。‘铁马’当从《英华》作‘石马’。”《小笺》此诗中便无此语。在完成《读杜小笺》、《二笺》之后，因为好友程嘉燧（1565—1643）的督促，牧斋才继续进行全部杜诗的笺注工作，始留心于杜诗校勘之事[30]。

牧斋笺杜最初用于校勘之底本有二：一为“吴若本”，一为“九家注本”。据朱鹤龄《杜工部集辑注·自识》云：

愚素好读杜，得蔡梦弼草堂本点校之，会稡群书，参伍众说，名为《辑注》。乙未（顺治十二年，1655年），馆先生家塾，出以就正。先生见而许可，遂检所笺吴若本及《九家注》，命之合钞，益广搜罗，详加考核。朝夕质疑，寸笺指授，丹铅点定，手泽如新。卒业请序，箧藏而已。

这之后，清康熙元年（1662），鹤龄复馆钱家，牧斋得见朱书，两人意见产生了分歧，于是始两行其书。不过正是因为有了“钱朱之争”这样一个经过，牧斋笺杜涉及到的校本，除了先前的“吴若本”和“九家注本”外，又增加了朱鹤龄校勘杜诗所使用的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本（见上引《杜工部集辑注·自识》）。

虽然，牧斋最终选择了吴若本作为杜集校勘的底本，但“草堂本”和“九家注本”仍是他从事校勘工作的两个最重要的校本。除此之外，牧斋还参考了其它宋、元旧版杜集以及类书、总集、别集、笔记、小说、诗话等文献对杜集进行校勘。

现将《钱注杜诗》中牧斋用以校勘杜诗文献的情况考证如下：

一、底本——宋版吴若本

吴若宋绍兴三年（1133）《杜工部集后记》述其校勘情况时说：

常今初得李端明本，以为善，又得抚属姚宽令威所传故吏部鲍钦止本，校足之，末得若本，以为无恨焉。凡称“樊”者，樊晃小集也；称“晋”者，开运二年官书也；称“荆”者，王介甫四选也；称“宋”者，宋景文也；称“陈”者，陈无己也；称“刊及一作”者，黄鲁直、晁以道诸本也。[31]

当前学术界对吴若本出自“二王本”并无异议。就杜集校勘来看，比较宋代杜集校勘的一般情况，吴若本也不例外，同黄伯思、蔡梦弼一样，也是在“二王本”的基础上，又搜罗众本进行校勘的。

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卷二“文集”著录“《杜工部集吴若本》二十四卷，四本，宋本影钞”[32]当即是此本。

结合前面学者对吴若本问题探讨的结论，宋版吴若本较之其它宋本杜集的确是“最为近古”之“二王本”，并由此成为《钱注杜诗》的底本。

二、校本

有以下六种：

1. 宋版郭知达《九家注》本

《注杜诗略例》评论宋三家注，其中谓：“赵次公以笺释文句为事，边幅单窘，少所发明，其失也短。”牧斋这里提到的“赵次公注”当即出自《九家注》本所引赵注，如《钱注杜诗》卷七《王兵马使二角鹰》“二鹰猛脑徐侯穟”注引“赵云：‘徐侯穟’，殊无理义，介甫善本作‘绦徐坠’，于理或然”，即出自《九家集注杜诗》卷十三[33]。

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虽未见牧斋《绛云楼书目》著录，但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著录的“《新刊校正集注杜诗》三十六卷《目录》一卷”[34]和《述古堂藏书目》附《述古堂宋板书目》“诗集”著录的“《赵次公注杜甫诗集》三十六卷三十本”当为同一书。此本或即为牧斋所使用的校本。

2. 朝鲜覆宋刻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本

《绛云楼书目》卷三“唐文集类”著录一部“《宋板草堂诗笺》”。陈景云注：“《草堂诗》有高丽刻本，如《水筒》诗‘何假将军盖’之句，‘盖’高丽本作‘佩’，注引李贰师拔刀刺泉事，钱受之谓较‘盖’字为稳，宜从之。其为善本可知。”[35]按陈注此条，本自《钱注杜诗》卷六《信行远修水筒》“何假将军盖”注：“高丽本作佩。”“将军盖”，钱注：“《古今注》：曲盖，太公所作，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太公因折盖之形，而为曲盖焉。战国尝以赐将军。高丽刻《草堂诗》作‘佩’，注引李贰师拔剑刀刺山而泉飞，‘佩’字较‘盖’字为稳，宜从之。”可证牧斋校勘杜集的确使用了这部高丽本的《宋板草堂诗笺》。

牧斋校勘杜诗，除吴若本外，出自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的校例最多（《钱注杜诗》简称其为“草堂本”），如《钱注杜诗》卷一《夏日李公见访》注“愿，樊、陈并作须”，“谓，陈作语”，“静，樊作净”等校语；同卷《哀江头》注“箭，《考异》作笑，蔡君谟作发”等校语，皆与今通行《古逸丛书》本蔡梦弼《草堂会笺》同。又如《钱注杜诗》卷十八附录《草堂诗笺逸诗拾遗》，显然亦与《古逸丛书》本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四十所附《逸诗拾遗》相同[36]。由此可证，钱牧斋所使用的《草堂会笺》本，与《古逸丛书》所收宋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当属同一来源，为高丽刻本。

又据《杜集书录》著录《杜工部草堂诗笺》有“高丽覆刻本”，为曹致能于朝鲜世宗十三年，即明宣德六年（1431）在密阳据宋坊本覆刻本[37]。则牧斋所云“宋版草堂诗笺”和“高丽本”，当即是此朝鲜覆宋刻本[38]。

另外于此颇值得一提的是“草堂本”与“吴若本”颇具渊源。据蔡梦弼校勘杜诗情况来看，其“博求唐、宋诸本杜诗十门”中已经包括有吴若本了。这在《杜工部草堂诗笺》卷六对《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乐动殷嵑嶱”一句的校勘中可证：

嵑嶱一作蝎，一作樛嶱，一作汤嶱，王琪、吴若本皆作嵑嶱……今从王、吴本为正。

又，梦弼“校雠之例”——“题曰樊者，唐润州刺史樊晃《小集》本也；题曰晋者，晋开运二年官书本也；……曰宋者，宋子京本也；王者，乃介甫也；……陈者，乃无己也；黄者，乃鲁直也。刊云一作某字者，系张原叔、张文潜、蔡君谟、晁以道及唐之顾陶本也。”——实即承袭了吴若本《后记》中诸校本而来。此条似未引起学者注意，故特为指出。

3. 宋版黄鹤《补注杜诗》本

《钱注杜诗》卷三《万丈潭》“黑如湾澴底”，注“如，黄作知”；卷十五《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第五首“大历二年调玉烛”，“二年”注“鹤本三年”；卷十八附录《杜鹃行》注“亦见黄鹤本”等诸校语，皆可为证。

《绛云楼书目》卷三“唐文集类”著录：“《宋板黄氏补注杜工部纪年诗史》十四册，三十六卷。”《钱注杜诗》中所谓“黄作”、“鹤本”、“黄鹤本”即为此本。

4. 元版陈浩然《分类杜诗》本

从《钱注杜诗》文本校勘来看，“陈浩然《分类杜诗》本”也是一个重要的校本。不过，周采泉《杜集书录》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云“《杜诗六帖》十八卷，建安陈应行季陵撰，用《白氏》门类编类杜诗”，遂著录其《杜诗六帖》，并认为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中所说“分类始于陈浩然”为仅凭传闻之臆说，否认陈浩然分类本的存在[39]。但是，据宋温陵宋宜（一作谊）元丰五年（1082）《杜工部诗序》云：“今兹退休田里，始得陈君浩然授予子美诗一编，乃取古诗近体，析而类之，使学者悦其易览，得以沿其波而讨其源也。予嘉陈君有志于诗，而惟子美之为嗜，则可谓笃于诗学者矣。因其请而为之序云。”[40]这一条材料又是陈浩然确有此书的证据。其实，周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一材料，但他却将陈应行和陈浩然误认为一人，进而把类编杜诗和《杜诗六帖》二书相混淆，因此才得出这一错误的结论。《杜集叙录》把杜诗的陈浩然编本和陈应行编本分别著录的做法是合理的[41]。

今检《钱注杜诗》中所引陈浩然《分类杜诗》本，其文字多同于《四部丛刊初编》据南海潘氏宋刊本影印的佚名编《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二十五卷本（以下简称“分门集注本”）[42]。二者之间字句异同的比较见下表：

从上面两个本子文字比较可以看出，牧斋校勘所用的“陈浩然本”当是与“分门集注本”非常接近的一个本子。另外，根据宋宜“乃取其古诗近体，析而类之”之语，可以推断“陈浩然本”确与后来的“分门集注本”在编辑体例上相一致（《分门集注》本编辑体例首先是分门，门类之中再分古、近体）。由此，可以断定，牧斋所用“陈浩然本”，不仅与佚名“分门集注本”的来源相同，而且比较早地保存了宋宜序“陈浩然本”的原貌，牧斋径直称其“陈浩然本”，可见他必定是有所依据的。

据《绛云楼书目》卷三“唐文集类”著录“《元版分类杜诗》五册，二十五卷”，牧斋所用的“陈浩然本”或即此本。《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的宋刊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亦分为二十五卷，则牧斋此本当是元代翻宋刊宋宜序“陈浩然本”而来。《杜诗详注》进呈本《历代名家评注杜诗姓氏》中亦把“宋人”“陈浩然《编注分类杜诗》二十四卷”和“徐宅《分门类注杜诗》二十五卷”两本分别进行罗列。

5. 元版《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本

《钱注杜诗》卷六《雨》（“峡雨行清晓”）“风吹苍江树”注“树，晦庵作去”；卷十二《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得风字》“鼓角满天东”注“满，一作漏”，“漏天”注：“《梁益州记》：大小漏天在雅州，朱晦庵云当作‘漏天’，愚谓仍作‘满’字为是。”按牧斋引朱熹（晦庵）的二条校勘意见，并见于《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十四和卷九[43]。

《绛云楼书目》卷三“唐文集类”著录“《元版刘辰翁批杜诗》”当即此本。又《钱注杜诗》中批评刘辰翁多条，亦可为证。

6. 元版范梈（字德机）批选杜诗本

《钱注杜诗》卷十八《燕子来舟中作》“穿花落水益沾巾”注：“范德机云：善本作帖水。”

《绛云楼书目》卷三“唐文集类”著录“《元版范德机批杜诗》”，当即此本。

除以上六种宋元旧本外，作为《钱注杜诗》校本的还有书中提到的“川本”、“俗本”、“别本”之目：

《钱注杜诗》卷十《曲江二首》注：“堂，川作棠。”按《杜工部草堂诗笺》卷十一：“鲍氏曰：‘堂’或作‘棠’。”卷十三《春日江村五首》（其二“藩篱无限景”）：“陈、川本并作‘颇无限’。”卷十五《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也有四处注云“川一作某”。“川本”不知何本。

《钱注杜诗》卷十一《赠别郑鍊赴襄阳》“把君诗过日”注“‘日’，俗本作‘目’”，卷十四《旅夜书怀》注“‘星垂’，俗本多作‘星随’”，又卷十《酬孟云卿》注“‘相逢难衮衮’，‘难’，流俗本作‘虽’”。“流俗本”或即系“俗本”。

《钱注杜诗》卷十六《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雪飞玉立尽清秋”）注：“别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