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四”空战

引子

这是无论在正史野史或哪一党哪一军的史上都有记载的，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看，我们打的是一场卫国反侵略的正义战争，这是毋庸置疑的。

1．远去的“八一四”

时间已经过去了80年，这就像一条河流流了80年，汹涌澎湃或波澜不惊。时间是用来流逝的，正如河流，那么时间有没有记忆呢，河边的那个人，河里的鱼和网，还有那沉没的和漂浮的一切？

有时记忆就是文字和影像，如果细分一下，这样的记忆可分出官方的和民间的。80年之后在杭州这块土地上，我再来重写“八一四”空战这一历史事件，我又会有些什么新的视角和材料呢？

抗战的史料，汗牛充栋，有的事件已经盖棺定论，有的则还有争议，有的则会随着新证据的发现而逐渐解密，有的则会从已解密的“野史”中被正史吸纳。有时我们以为离事件越近，我们会看得越清；有时我们以为时间越远，我们反倒会更逼近真相，因为略去了一些形容词，褪掉了它的油彩，真相又重归黑白。具体就说“八一四”空战吧。这是无论在正史野史或哪一党哪一军的史上都有记载的，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看，我们打的是一场卫国反侵略的正义战争，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我愿意在80年之后重新来审视和描写这场战斗的根本原因所在。

1937年8月14日这一天，实际上发生了两场空战，一场是上海的，即我空军是有备而去，去轰炸日本军舰的；另一场是指在杭州笕桥上空的空战，即以高志航为首的中国空军首次在空中将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击落。一般我们现在所说的“八一四”空战是后者。

“八一四”空战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位于笕桥的中央航校而言，它就像一次毕业考试，其结果简直可用两个字来表述——完美！在杭州，在中国，在中国的抗战历史中，这都是翻不过去的极其重要的一页。这一页就像一片明朗的蓝天，也像练习本的一页，那是给我们写诗用的。

2．为什么会有这场空战

如前所述，笕桥中央航校的历史可从1931年算起，那么满打满算，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之时，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如果从1932年在笕桥的正式招生（即第一期，但后来算作第二期）算起，这个时候已经有11期学员来报到了。从笕桥毕业出去的学生也已经挑起了中国空军的大梁。这基本是一支由美国教官训练出来的飞行员队伍，飞机也基本来自美国，除美国之外，当时中国最大的飞机军火商是意大利，其次是德国、法国和苏联，这是二战开始之前的格局。

“中日必有一战”，当年这不只是一种论调，而已经是一种事实，因为“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三省已经沦陷，只是说全面的抗战尚未爆发，“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点燃了战火，中日双方开始了最为密集的调兵遣将。

“七七”事变后的笕桥航校，实际上已经空了。因为杭州离上海太近，上海已经有日本的军舰停泊在吴淞口，航校留在笕桥风险太大。后面也将讲到，航校第十一期学员吴其轺1937年上半年还在笕桥训练过，但很快地，大量的军械都开始往云南昆明运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基本是步行“长征”走到云南的。我有时在想：难道真的没有火车和汽车运他们了吗？或许是汽车和步行穿插的，可能这一是锻炼队伍，二是步行虽慢，但相对比较安全，不过这也让这支空军暂时成了“陆军”。

中日双方空军实力的对比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纪录片《飞虎传奇》中有一个细节，说蒋介石问毛邦初中国有多少架飞机可参加战斗，毛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最后才说出大概有100架，蒋听到后说要枪毙了毛。这当然只是一种谈资，可能时间节点也对应不上。据说在淞沪战役爆发之时，中国能参战的飞机大约是350架，而日本大约是2000架。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坐以待毙，如果先下手，还有可能抢得先机。

从日军来说，他们当然知道笕桥是中国航空学校的所在地，所以它必然要将之炸毁而后快。而且从他们当时的心理上说，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他们知道中国的高炮防空火力是对付不了他们的，所以他们是带着优越感而来的。

据唐中和在《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的《“八一四空战”的回忆》一文中说，当时在笕桥受训的有第七、第八和第九共三期学生，第七期已经毕业，但他们的毕业典礼却没在杭州举行，要等航校迁到昆明再补。当时毕业生都已经“分配”光了，笕桥只留了七八个轰炸手在机场里。唐文还说，8月13日这一天，天气不好，连续几天阴雨，这一天下午“高志航率其全大队的四个中队（辖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中队），从江西南昌飞到笕桥机场待命”。当时战事的中心是在上海，杭州离上海如此之近，所以他们在笕桥加油歇脚，是随时要去战斗的。

从南昌赶往杭州，再往上海，这就是基本的线路，是为了去轰炸停泊在吴淞口的日本军舰，所以“八一四”空战的上海之战是早在计划中的，而杭州上空的战斗，却是突然碰上的，是属于计划外的收获。这一天，我们想主动，日本人也想主动，于是在杭州上空就有了这场战斗。也有一种说法是，高志航的几个中队并不是8月13号这一天飞到笕桥的，而是8月14号当天才来的，他们是从河南周家口机场冒雨飞来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当他们的飞机纷纷在笕桥降落时，机载的油也只能维持30分钟左右了，但此时警报已经拉响，敌机已经飞来，高志航认为20分钟足够消灭敌机，所以他一声令下让大家赶快起飞，而不是坐等日军的炸弹。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基本靠谱的，也符合解密的一些历史档案，且符合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第三方”的资料，当然也参考了中日空战研究者的文字，这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除了计划中的先下手为强，“八一四”空战还有一个直接起因是，前一天“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而“八一三”的直接导火索是8月9日的虹桥事件，即日本的两名海军陆战队员欲在虹桥路上强行进入虹桥机场，被我卫兵阻拦，日方开枪打死我方守卫士兵，后来我方还击，击毙了日方的这两名人员，遂构成了一“外交事件”。本来外交事件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但那个时候日本侵略者的目的已经昭然若揭，这正如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也总是有人家的“理由”的。

于是8月11日，日方大批军舰抵达吴淞口，中方则调第五军的87师和88师昼夜兼程，赶赴闸北江湾驻守。

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外交部当即发出最后通牒，指出：日本自“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种种行为均属侵犯我们领土主权与违反各种国际条约。我国处此环境之下，忍无可忍，除抵抗暴力实行自卫外，实无其他途径。今后事态的演变，其一切责任，应完全由日方负之”。

这等于是中国政府给日本的宣战书，只不过是用另一形式发出的。

据说“八一三”淞沪大战开打之时，在南京的中央大礼堂，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正在选拔欲开拔上海的军队。大礼堂里有两百多位黄埔毕业的将领，他们的眼睛无不射出期待的目光，似乎都在说：“挑我去吧，让我去吧！”

这是一种何等的精神气概啊！而中国军民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气概的支撑下，一直奋战到1945年，这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最根本动力。

3．空军一号令

8月13日，中国空军完成了全面的编制，当时一共有9个大队，每个大队一般有3个中队，一个中队有9架飞机。除9个大队外，另有5个独立中队，此外还有笕桥的一个“暂编大队”，基本由驻守的教官组成。据《中国对日空战画史》一书说，抗战初期中国拥有军用飞机346架，纳入正式编制的有296架。

山雨欲来风满楼，事实上这风暴已经来了。8月13日下午2时，航空委员会发布《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

一、上海之敌，约陆军7000人，凭借多年暗中建筑之工事，及新近集中之大小兵舰约30艘，有侵占上海、危害我首都之企图。连日以来，敌水上侦察机2架或3架，陆续侦察我宁波、丽水、杭州、阜宁、海州诸地，其有无航空母舰在远海游弋，我正侦察中。

二、空军对多年来侵略之敌，有协助我陆军消灭盘踞我上海之敌海陆空军及根据地之任务。

三、各部队应于14日黄昏以前，秘密到达各出击之位置，完成攻击一切准备。

四、各部队之出击根据地如下：

第九大队：曹娥机场

第四大队：笕桥

第二大队：广德、长兴

暂编大队：嘉兴

第五大队：扬州

第六大队：第三、五队 苏州

第四队 淮阳

第七大队：第十六队 滁县

第八大队：大校场^※

第三大队：第八队 大校场

第十七队 句容

五、各部队于明（14日）开始移动，以16时至18时到达根据地为标准，其由现出发之时间，由大队长定之，已驻在各根据地之部队，可就地休养准备。

六、各大队可以大队或中队成队航行，但须避开省会及通商大镇，第四大队可在蚌埠加油。

七、每飞行员可带极简单之寝具。

八、到达后须迅速报告。

九、出动开始日时刻另外命令。

十、各大队长（第七大队长除外）于14日10时到京，面授机宜。

………

空军总指挥 周至柔

副总指挥 毛邦初

（※注：文中所称“大校场”，即南京的大校场）

这份已经解密的“空军一号令”事实上已经把中国空军的家底以及战略部署都给抖了出来。

这份密令也告诉了我们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说我们空军的主力武装通过8月14号这一天的结集，主要是要起到三个作用：一是轰炸上海的日军，二是拱卫首都南京，三是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大战。由此看，笕桥上空的基本可以说是计划外的一场战斗，因为我们当时也无法知道日军的作战计划。

而且这个一号令把空军中公认的王牌，即高志航的四大队放在笕桥，于是才有了以四大队为主参战的笕桥空战。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日军密令中也有一条“应以全兵力，先发制敌击破敌空军”的命令，时间为8月13日的23点50分。发令者为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再过10分钟，载入史册的8月14日将闪亮登场。

先说8月14日我空军以9个批次去轰炸上海的日军驻地。其中第一和第九批次是从杭州起飞的，最后的结果据相关史籍称：炸伤一艘日本舰船，炸死炸伤日军无数。

然而今天来讲“无数”这个词还是比较模糊的，但我方的损失却明明白白。那就是24中队的副队长梁鸿云的飞机（队长是刘粹刚）被日本的高炮击中，梁鸿云壮烈殉国。队员袁葆国驾驶的飞机机轮被日军打坏，不能放落，导致飞机着陆时失事，机毁而人无恙。从整个空袭的效果来看，基本还是一场“亮家底”的作战，但攻击力不强，或许主要是起震慑作用。这可能跟我们当时空军的指导思想有关。我们建立一支空军，主要是用来防空的，而轰炸则具有另一层意义——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实施轰炸呢？所以，一方面，我们的轰炸本领并不怎么高强；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无意在自己的国土上去实施轰炸。而所谓震慑作用，那只是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不要以为我们家里没有男人，没有壮劳力，没有炸弹。

大约在中国空军3个批次轰炸日军目标之后，长谷川清也相应地发出了命令，命令中包含用他们在台湾的飞机来轰炸杭州笕桥机场，用吴淞口日本军舰上的飞机来轰炸虹桥机场。这意图很明显，就是想以牙还牙“报复”一下，并试图摧毁我沿海的空军力量。

于是才有了笕桥上空的战事。这是一次意外，却又是一种必然。

“来得正好，正可好好招待他们！”

这一句话是我虚构的，但却可反映出我空军将士的心态。

4．笕桥上空的鹰

大约是8月14日下午的三点半左右。

在笕桥机场得到情报之时，日机已经穿出云层来扔炸弹了。

在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后，防空部队已经开始还击。有一个细节说是已有一梭子弹击中了日本人的飞机，但敌机尚无大碍。

这里可能有一个常识需要普及一下，日军来的是九六式重型轰炸机，它装弹之后其自重就更重了，而他们连护卫的战斗机都没有来，可见他们的高傲，可见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后来高志航他们升空迎战的是以霍克Ⅲ为主型的驱逐机，当时这类飞机的价格据说是15万—20万美元一架。那么轰炸机和驱逐战斗机在空中谁优谁劣呢？这就要看派什么用途了。霍克Ⅲ当然也可以挂弹，它是一种全能机型，而且有起落架可以收放。客观地说，执行轰炸任务当然是轰炸机来得更猛，而空中格斗，驱逐机要更灵活全面一些。

这个时候高志航刚刚从南京返回到杭州，他的四大队正从河南周家口机场飞到杭州来。当时的霍克机上面没有雷达导航系统，甚至都没有机舱盖，飞行员驾机在雨中穿行就等于是在雨中开了一辆敞篷汽车，雨会打得两眼发疼。该在哪降落，还完全要凭肉眼自己找。而编队飞行的一个好处就是由经验丰富的长机带队，后面只要跟上就行了，这跟自驾的车队是一样的道理。但如果长机找不到目标或飞错了，那后面也基本就是将错就错了，而如果因为各种原因而掉了队，那麻烦就大了。所以那个年代飞机失事特别多，尤其是在恶劣天气的晚上，那些能在荒郊野外找块平地降落的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一天张锡祜就因天气原因而失事牺牲，后面会写到。

这里有一个细节也值得一提，笕桥发防空警报的时候，笕桥的指挥长陈庆云并不在机场里。他去了哪里呢？据他后来自己说，是正在从杭州城里回笕桥时，被堵在路上了。莫非那时杭州的交通就如此拥堵了吗？因为机场的指挥官不在，所以高志航就以他自己的方式指挥他的四大队投入了空中格斗。

前一天高志航在周家口先是“劫”了一架飞机飞到南京的，而他的队员则是中饭之后从周家口飞杭州的，其中有一个中队因天气原因飞到其他机场去了。

下午三点半左右，高志航正在等自己的座驾到来，而他的队员也已经在空中看到了西湖，一发现敌情，高志航立即命令起飞迎敌，当时不可能有塔台的指挥，所以他让人在机场用黑板写字来发出信号。

他自己则是第一个冲出跑道。

接下去的时间，便是交给高志航们表演了。这一天是雨天，雨停之后也还是云团厚重。日机正是想借这个来打我方一个措手不及。另一说，这一天能见度只有500米，完全是不适合飞行的。正因为这样，日机才来偷袭。也正因为云层太厚，才十分有利于我方的攻击。

从台湾飞到杭州上空的一共有9架九六式轰炸机，但由于云层太厚，它们也已经无法在空中编队了。也有的说是高志航率先飞蹿了上去，用一己之力搅乱了日机的编队，这为后面的打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日本方面来看，日本人扔了炸弹，一看命中油罐车便以为大功告成，因为整个机场基本就是空的，所以它们也就准备要返程了。据说炸弹一共扔了3枚，1枚扔在油罐车上，2枚扔在仓库上，是立马燃烧着了火，但这火却是无碍的，因为此前我方已经把仓库搬空了，重要的油库安然无恙。

常识告诉我们，一般的轰炸机也就载着2枚炸弹，那9架飞机就有18颗炸弹，扔下3颗，那还有15颗弹都还驮着呢。这驮着弹的飞机本身就是一个危险，因为它的炸弹一旦被引爆，那自己一定是被炸飞的。

当日本人发现有中国战机袭击时，一开始也根本不放在眼里，且还耍起了小聪明，想利用云层作为掩护，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所谓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那就好比足球场上想玩对手一个穿裆一样，但这一回他们注定是错了。因为那天的云层实在太厚了，比侵略者的脸皮还厚，高志航和他的战友，一到空中就不要命了，眼睛都发红了，何况又是主场作战，遇到了一个比训练科目时更好的机会。

这实际上是有笕桥中央航校以来，中日空军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对垒，跟1931年在杭州乔司上空赵甫明、石邦藩等的作战不一样。

综合各种资料可知，是高志航第一个击落了日本飞机。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大概情形，具体的情景也许更适合用动画特效来展示了：

高志航先攀升到最高端，这是他最喜用的“玩命”方式，他发现了一架涂着迷彩的日机，然后从后方咬住了它。这时日机也发现了高，但要知道空中格斗并非轰炸机的强项，所以它急着要摆脱，摆脱的办法就是急速下降，6000米，5000米，4000米，3000米，2000米，一直降到1000米，仍然没有摆脱高志航的紧缠。这时高志航开启了机枪模式。霍克Ⅲ上面配有4挺1.27厘米口径的机枪，子弹首先击中敌机的油箱，随后就是火光四起，急速坠地。因为它还挂着尚未扔下的炸弹，于是在坠地的一刹那，炸弹爆炸，顿时火光冲天。

还有一个来自官方的说法，说跟高志航一起击落日机的还有一位叫谭文的飞行员，我以为这离事实更为接近。

击落第二架日机的是中队长李桂丹，第三架则不可考了，因为在缠斗中我方有几架飞机同时向日机开火，但有一点很明确，其间有日本飞行员跳伞，后被我方抓获。

还有一架被击伤，它是带伤飞到台湾基隆海面时坠海的。

整个战斗从开始到结束，大概只用了不到30分钟，因为这刚好是我们飞机仅有的那一点油量所能做的事情。高志航们把它做好了，且永远地写入了史册。

后来还有不少谜团，其中主要有两个，一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损失。据当事者龚业悌的《抗战飞行日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所记，他因油量不足而未能击落日机，而他的战友刘署藩却因着陆时不慎，撞在一棵大树上而殉国。龚老先生的日记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当年所写的日记（1937年和1938年），二是他后来的一些回忆文章，在回忆中有这么一段：“还因为到达杭州晚了一点，油不够用，所以和我一同起飞的王远波、刘署藩两架飞机起飞后即油告尽而停了车，只好迫降。刘署藩因飞机被大树挡住震伤而不治身殉。”也有报道说，刘就是被送到广济医院后牺牲的。所以要说我方毫无损失也是不准确的，只是说我方参加空战的并无大碍，据说刘的那架飞机当晚就抢修好了。

第二个谜团是，这一天的笕桥空战中，我们到底打掉了日本的几架飞机，战果到底是6︰0还是4︰0，或者就是3︰0？

5．到底是6︰0还是4︰0

还是先回到1937年8月14日这一天。据说空战结束约两个小时之后，杭州街头就出现了“号外”的叫卖声。这个细节也出现在台湾电影《笕桥英烈传》中，只不过电影中的“号外”和鞭炮情节是发生在南昌城里。从真实性来讲，除非有无线广播的报道，杭州空战两小时之后南昌媒体和老百姓都知道了，这虚构成分有多少是值得细究的。而在杭州，因为当时的空战并非是地对空导弹一类的概念，双方的空中格斗以及日机在空中坠落的情景，都是有老百姓亲眼看到的，这是极其刺激和精彩的，这些年也有一些有关当事者见闻的报道，但已经语焉不详了。

在笕桥醒村的纪念馆中，笕桥空战的成果是6︰0。

如果是6︰0，那是什么概念呢？那就相当于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上打进德国、巴西或西班牙6个球，这还说轻了，因为这是中国空军在一场卫国战争中第一次真正的大捷。由此追溯到1894年的甲午海战，一直到“九一八”，再到“七七”事变，包括“八一四”前一天的淞沪开战，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还从没有如此扬眉吐气过，所以先不提击落了多少架，仅仅是这一新闻，那就不光是杭州沸腾，包括南昌在内的所有中国老百姓都是兴奋不已的。这有后面的空军军歌可以作证，这是由陈禅心作词，冼星海、孙师毅等人作曲的，其歌词如下——

八一四，西湖滨；

海风怒吼山岳倾，

浓云如墨天地昏，

……

血溅何兮我雏鹰。

志航队，飞将军。

怒目裂，血飞腾，

振臂高呼鼓翼升，

群英奋起如流星，

掀天揭地鬼神惊。

我何壮兮一当十，

彼何怯兮六比零。

一战传捷，举世蜚声。

……

中华男儿万人敌，

笕桥精神万古新。

……

从一次空战提炼出“笕桥精神”，可见这一场战役无比地提升了中国军民抗日救国的士气。2015年前后，我在台湾的书店里也购得过“笕桥精神”的相关书籍，也在高雄冈山见过“笕桥精神”的标语。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当时敌我双方可能都会有意夸大对方的损失而尽量少说或不说自己的损失，因此有人后来也提出过疑问，说“八一四”这一天中国空军并没有真正击落6架日机，有的说是3架，有的说是4架，说4架是包括拖着烟受伤回去最后在台湾坠海的。我后来在浙江省档案馆查阅8月15日至8月19日杭州的《东南日报》的报道，那上面也说得比较谨慎。

1937年8月15日《东南日报》第二版社论要闻版（第一版多是广告）关于此战的标题是“我空军空前胜利大队敌机袭杭为我歼灭殆尽在笕桥上空大战三小时我军奋勇围击损失极微敌机坠毁五架余待查明”，关键的那几句是：

事后据我航校负责人谈，此次空战，我方损失极小，仅轻伤教官钱国勋（医院就医）一人，其余毫无损失，至此次来袭之日机，系双发动机重轰炸机，飞行持续力甚强，可经十小时之久，故敌机虽由台湾远道飞来，仍能在我领空作战近三小时，至被我击落之四机，计一架落于笕桥附近，一架落于小河车站，余两架落于钱塘江边，且有两日飞航员，因被迫用飞行伞降落跌死，其机亦毁，至四机之飞航员廿四人，均已毙命……

注意，也只有重型轰炸机，每机才有可能配备6人，所以，如果日军是伤亡24人，那么最后击落的就是4架飞机，而非今天还一直在传的6架。

还有在空中“大战三小时”一说，似也可再作推敲。按常识来说，飞机对飞机的空中互搏，不可能打上近三小时的，这可能把其他上空的战斗也算进去了，因为当时日机要轰炸的是两个目标，一是笕桥机场，二是广德机场。何况前面讲过，当时从南昌飞来的飞机，机上的油量只能维持在半个小时左右。

同一个版面内，还有一块加花框的“豆腐干”，标题是“蒋委员长厚赏空军抗战将领击中敌机者各二万元”（也有文章说成是一万元的），文中说“此次来杭之日机，异常巨大，每机计驾驶员一人，前面机关枪手一人，上下机关枪手各一人，照相及无线电一人，投弹一人，共为六人云”。这也可以顺便带出笕桥中央航校设置的专业及班级，计有飞行员班、机械班、照相班、无线电班等，而飞行员班无疑是最牛的，其中又细分为轰炸组、驱逐组、侦察组等。

在南京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中，对“八一四”空战的描述是这样的：“1937年8月14日晨起，中国空军首先出击淞沪地区的日军阵地和舰船，取得了一定战绩。下午，中国空军又在笕桥、广德击退了前来偷袭的日本海军航空队，敌机坠毁3架，重创1架。中国空军‘8·14首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信心。”

我以为这段话还是较为谨慎的。《中国对日空战画史》一书也说：“根据《白崇禧将军回忆录》、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实际也应为4架。”

再来看前面已经提到的龚业悌的《抗战飞行日记》。他在8月14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当时，杭州笕桥上空雨云密布，云高仅500呎，能见度很低，敌96式重轰炸机9架无法编队，各自在云中乱飞寻找空袭目标——机场。我们大队也只好分散像捉迷藏一样在云中寻找敌机。当我从迫降地点返回棚厂时，一架敌机由3000呎上空着火下坠，随即有一人跳伞。我们大队长高志航和我们中队里的谭分队长驾机追踪下来。敌机坠地时所载炸弹即轰然爆炸，火光上冲百米。后来到晚上统计一共击落敌机四架。高志航首开纪录。”

注意，龚业悌曾是高志航的僚机手。而在他同一本书的回忆部分，他又是这样写的：“这次空战历时30分钟，以日机被击落6架，我机在空战中无一伤亡而结束。”

日记中是4架，回忆部分又多了2架，这就是我们应该对“文史资料”用一种对照的办法来读的原因。龚先生的回忆中还有一图，图注是“‘八一四’空战中被中国空军击落并俘虏的日军飞行员”，我一数人数有15名，这跟此前所说的也完全不符，再看俘虏所穿的衣服，皆是双排扣的大衣，然脚上却是光脚拖鞋。如果真是俘虏，这一天不可能有15名之多的。

不过龚先生有一个记载非常重要，他说李桂丹击落的那一架日机，是在乔司机场的上空。乔司机场是一个简易的备用机场，当时也叫甫明机场，是为纪念在“一·二八”淞沪战争期间牺牲的烈士赵甫明而命名的。和李桂丹一起参加战斗的还有柳哲生和王文骅2架僚机，可以说是3人联手击落了这一架轰炸机。

唐中和的《“八一四空战”的回忆》中也说是击落了3架敌机，他甚至没有把第四架算进去；他说参加战斗的，除了高志航和李桂丹之外，还有毛瀛初、董明德、分队长乐以琴，飞行员张效贤、李有干等人。唐先生说：“当时击落的三架敌机，第一架是大队长高志航击落的，第二架是中队长李桂丹击落的，第三架是谁击落的已记不清。当大队长返航落地回到停机线时，在地面所有的飞行员都拥到他的机旁，高声欢呼，那种兴高采烈的情况，真是动人。”（见《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而据陈禅心回忆说，最后在笕桥上空跟日机激战的，除了高志航之外，还有5位勇士是李桂丹、乐以琴、郑少愚、王文骅、柳哲生。陈禅心写过空军军歌，他原来是小学教师。他在当年《中国的空军》杂志上发表过不少诗文。

另外，我也看到有的资料上说，因为这天云层很厚，有的日机找不到轰炸目标，他们有的在逃跑时就把炸弹扔在了鱼塘上空，以便于逃跑。

邓贤的《帝国震撼》一书也写到了“八一四”空战。据我所知，《帝国震撼》一书是属于纪实文字类型的，在此想多引用一些说法，录以备考。他说从台湾新竹来的木更津航空机群共18架。一共来炸了两次，第一次炸时高志航眼睁睁看着，因为机场上没有一架战斗机，他自己的战机也没有飞到。而当第一批敌机走了之后，他的战机也到了，随后10多架战机也到了，时为下午1点40分左右。邓贤说这场空战不到一刻钟。他还说到，有一日本兵跳伞后被民众以棍锄打死。

纪荣松的《跨海西征的驻台日本海军鹿屋航空队》中关于“八一四”战况是这样记载的：台北时间下午2时50分，浅野以文少佐、新田慎一少佐各率九六式9机自台北空袭安徽东南部广德机场与浙江杭州笕桥机场、乔司机场。每机携载250公斤炸弹2枚。23时20分，15机返回台北。总计2机被击落。击落第一架的是华军驱逐队第四大队队长高志航中校（在驾2104号的分队长谭文的掩护下）。第二架由第21分队队长李桂丹上尉（驾2101号）、柳哲生少尉（驾2102号）与王文骅少尉（驾2103号）合力击落。严重受损、半夜才勉强飞回台北的九六式也是高志航击伤的。这3架都是来自新田慎一少佐率领的9架。在基隆社寮岛海面迫降的九六式来自浅野以文少佐所率的队伍，被华军第22分队队长郑少愚击伤……（见《中日空战记》，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

这就又出现了一个版本，在这个版本中被击落的是2架，击伤后回松山机场（据说不能修复了）的是1架，然后在基隆海面迫降的是1架。

那这一个算法，笼统地说也是4︰0，分歧就在于杭州上空有没有击落第3架日机。

到底是6︰0还是4︰0（最早还有周至柔的文章说被击落8架），我相信读者自己会作出判断的。

据称，当时日本的飞行员不相信是中国飞行员击落了他们，后来让被俘的飞行员一一看中国飞行员，并没有发现一个蓝眼睛高鼻子的人。据说高志航后来在南京期间有一“爱好”——没事就往医院跑，他去看谁呢，他去看望日本飞行员，说在空中我们是敌人，各为其主，现在就是“战友”了……他去干什么呢？是东北人的爱唠嗑吗？也许是另有意图吧，一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二是他也是想千方百计知道日本飞机，特别是仪表盘中的那些奥秘，他是在向自己的敌人学习。这一点今天看来是非常了不起的。

当晚，负责此次空袭战役的石井大佐在新竹的空军基地剖腹自杀，以所谓“谢罪”天皇，这一情节在电影《笕桥英烈传》中也有表现。

6．“八一四”之后是“八一五”

以当时中日空军的实力，以日本侵略者嚣张的气焰来说，无论是6︰0还是4︰0或3︰0，都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当然他们也会去找天气的原因，殊不知天气对双方都是公平的。而石井大佐以切腹自尽的方式表示对这一失败承担责任，这可能是日本人的一种方式，但更常见也更厉害的方式，那就是两个字——报复！

打了胜仗的飞行员们，包括高志航在内，这一晚吃的是干粮，睡的是地铺，这个在空军一号令中已经提到了，要让飞行员“带极简单之寝具”，因为笕桥机场根本就没有准备饭菜什么的，也没有条件为他们安排住宿，而后面又不断有其他大队的飞行员来加油过夜。

关于这一夜，可以有两种描述。一种是人们都睡得极香，因为打了了不起的胜仗；一种是这一夜人们难以入眠，不仅因为兴奋，还因为杭州夏天的闷热和蚊子实在不好受啊，再加上他们基本是睡在办公室的地上的，这一晚又电话铃声不断。但无论哪一种，我是相信有一双眼睛，还时不时睁大着望着夜空，因为他知道明天日本飞机必来报复。

还是据唐中和《“八一四空战”的回忆》一文说：“八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又经曹娥对空监视哨报告，敌双翼单发动机轰炸机九架，已经过曹娥向杭州笕桥方向飞来。我第四大队又以一个中队的飞机起飞迎击，约十一时三十分，被我机拦截在钱塘江上空，当地当天云高约三千英尺，敌机排得整整齐齐的品字形的队形，企图闯入笕桥上空。第四大队飞行员立即群集向其猛攻，当即击落其中的三架，其中一架着火，飞行员跳伞，其他敌机立即掉头逃窜。”

可惜，还是讲得太简单了。

再看龚业悌的日记，他写道：“我们飞机上的汽油、机枪子弹都于晚间补充装配妥当，听警报后大队长领着我跑上各自的飞机准备开车起飞，可是大队长自己的飞机因昨天攻击敌机时被中三弹，汽缸穿破，不能飞行，于是便命我将我的飞机给他飞。我匆忙帮他开车，飞走。大队长起飞后，所有飞机都起飞，笕桥空前的空战便从这时开始了。

“敌机来自宁波方向，从场西南角进入，队形九机‘V’形。大队长当即深入火网，将其领长飞机击落，两架僚机像无头的苍蝇掉了队。敌即以第二分队领队，领着第三分队，共六机向场中进发，我机在后追击，一直至该队将炸弹仓促投下，仍未将其击落，这时我正站在停机线上，看到我们的飞机以一串串的流弹发射到敌机上，心里高兴极了。以后这些被击的飞机都相继在空中燃烧下坠，我们更乐不可支了。另外敌两架僚机从南向场直进，但他们还没进到机场时，便被我们的两架飞机追击焚毁坠于场边，有两个飞行员跳伞，被我方俘获。我们看得极其清晰，我们全场的人都欢呼若狂了。

“以后，又有飞机被我击落，这纪录我们无法计算，大队里负伤的仅大队长一人。”

也许今天我们会觉得“无法计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到底是打下6架还是4架，这照理说是不难统计的，这又不是游击战中的数字，这是天上的一个庞然大物被打了下来，即使你带伤飞走了，那也还有一个结果，毕竟飞机的损坏与否，双方都是会记录在案的。但要知道当时的通信和资讯远不像今天这样发达。比如8月13号淞沪大战打响，在杭州或在南昌的市民可能还并不知晓，就连空军这样的情报联络，也基本要靠电话，而一旦电话线坏了，那就得靠电报，而军事电报大约也是在戴笠执掌“军统局”时才更普及些。何况像“八一四”空战之后完全没有时间休整什么的，因此数字的讹误是可以理解的。

对8月15日战况记录较为详细的还是戴逵贤的《中日空战记》一书。据他所述，这一天本来四大队要飞上海去轰炸日本舰船的，可是得到警报后他们马上卸掉了炸弹，准备升空迎战。先是五大队的董明德（前一晚迫降在笕桥加油）首战告捷干掉了2架日机，因为当时日机的注意力都在四大队的停机坪上，谁知被董从尾巴上给偷袭成功，他一共打落了2架，却并不恋战，因为他的任务是要赶往扬州集合。

接下来是高志航的四大队接管了战场。从各种描述及高志航的性格来看，他是一个喜欢杀入敌阵厮杀的人。飞机的编队作战，一般来说都是“品”字形或叫“V”字形的，这就是阵式和套路，中间带队的那个一般是长机，旁边两架一般称为僚机，这是摆开架势要打阵地战。但高志航的特点是喜欢先发制人，喜欢一下子突入敌机营。用足球场上的情况打比方，就像梅西突入了对方的阵地，左奔右突，用一人之力撕开对方的防线，高志航就是喜欢这么干的人。他喜欢急速升高然后一个转身从高处背面咬住敌机，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打法，所以敌机往往会猝不及防。这一天他也是这样，先咬住长机然后开火，这样第一架日机就被击中下坠了。而打第二架时就更具戏剧性了。高志航觉得对方已经是自己碗里的菜，所以并不开火，而是用自己的飞机去“压”对方，并且将它越压越低，他的意图很明显，想逼它迫降，然后活捉飞行员，再得一架日机……这也有点像警匪片中的飙车场景，一辆大奔拼命地要挤压另一辆小破车。这时两架飞机已经越迫越近了，似乎高志航伸出手去就能把日本飞行员一把擒出机舱似的。而这个日本飞行员也不是吃素的，可能也是感到无法摆脱吧，最后他竟然拔出护身的手枪，向高志航射击，子弹打伤了高的右臂，但是他依然握紧操纵杆，最后以一梭子弹让敌机在空中开了花……

事后高志航在下飞机时还对李桂丹等隐瞒伤情，只是说我要进城一趟……直到鲜血完全渗透了他的衣袖。他进城就是去了广济医院，就是今天的浙医二院，这是英国人梅藤根创办的。

而另一位叫乐以琴的四川小伙子，头一天没有“开和”，憋着一口气，到8月15日这一天，一口气打下了4架飞机，让这一天又成为一个号外的特大喜讯。

综上所述，董明德2架，高志航2架，乐以琴4架，这样就已经是8架了。这是一个可以统计的数字。

接着四大队就立刻奔赴南京，在南京的空战中又是一个5︰0，这样，这一天击落的日机就已经有13架了。当然，这里面我们讲某人击落一架，并不排除有其他战友的参与和掩护，记录详细的会提到，有的则是一笔带过了。

1939年9月，国民政府下令：8月14日为中国空军节。

而此后中国空军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中华民族也到了一个最危难的时刻，但是中国空军的那种精气神，由笕桥航校培养出来的那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保家卫国的气概是不输任何一国的军队的。

从“八一四”的首战告捷，到“八一五”的再接再厉，虽然具体的数据可能会有出入，但从一开始的较量来看，中国空军并不处在下风。我们知道中日空军实力悬殊，我想之所以我们一开始尚有优势，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这里除了有以高志航为首的中国空军的那种杀敌报国的精神气概之外，也可能有日本人的高傲轻视，或他们的调兵布局还暂不到位。然而，无论怎么说，中国军队包括空军的骁勇善战，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欲在3个月内击溃中国的野心梦呓。事实证明，中国用空间换时间，最后用了14年的时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美国学者易劳逸曾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的战斗后便崩溃了）和英国（它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抵抗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

7．也有人提“八一三”空战及其他

80年前的资讯，肯定没有今天发达，但那时的日报也已经有了。如前所述，无论是上海的《申报》还是杭州本埠的报纸，都对“八一四”空战有过报道，虽然远远谈不上详尽，但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录，今天看来却是弥足珍贵的。然而毕竟时间久远，但又不是说久远得当事人都不在了，在尚有当事人存在的情况下，对同一事件，因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原因，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倒不是说像“罗生门”一样，而是对诸如时间、人物和数量等在记忆和表述上有误差，这也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前面所讲的，到底是6︰0还是4︰0，抑或就是3︰0，还没有一个“质检部门”给出一个权威说法，那么这中间自然也会有人要质疑，其中以105岁的张光明将军为例，他就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在高耀汉等著的《我们的父亲高志航》一书中，就收录了张光明将军《忆笕桥空战一鸣惊人》等文章，文章说：“七十多年来阅读了许多台湾、大陆有关‘八一三’‘八一四’笕桥空战的时间、日期，有相错乱，使国人和读者有混淆不清之感。更令人遗憾者，官方报道文件卷册内容，竟以道听途说的报道文篇，或妄加杜撰的不实描述，作为空军战史的原始资料，有失空军战史的真实性，今特予细述，‘八一三’‘八一四’两日笕桥空战的实情，以规正空军战史的正确性。”

张光明将军的主要观点，就是认为“八一四”空战应为“八一三”空战，而“八一五”则应为“八一四”，整个时间是提前了一天。前些年我也看到过零星的文章说过此事，但像张将军这样要专门为此撰文“以正视听”的可能还是第一位，张将军的《“八一三”笕桥空战》这一章节的内容如下：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空军第四大队已经进驻在河南周家口机场，准备对华北天津及绥远百灵庙日军作战。该日中午接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的大队长高志航电令“命全大队飞机，即刻进驻杭州笕桥待命，余由京赴杭”。

第二十一中队长李桂丹，第二十二中队长黄光汉，第二十三中队长毛瀛初，各自率队紧急陆续起飞航向笕桥。

本中队（作者是二十二中队飞行员），在滂沱大雨中低空曲折航行，中途降落在安徽广德机场，加油后续航笕桥。在中途天雨云层中，发现有数架大型飞机，航向广德方向，是什么飞机？多少架？云雨中看不清楚，但有怀疑，分队长乐以琴与作者，偏离队伍，察看究竟，如是敌机，则攻击之。中队长黄光汉示意归队，应依命令及早飞抵笕桥。下午五时左右，飞近笕桥空域时，遥见笕桥在大火燃烧中，已知笕桥不久前被炸，分队长乐以琴率作者脱队，航向钱塘江口方向，企图追击敌机，终因天雨云低，视界不清，而返回笕桥。

大队长高志航正集合全大队飞行员，讲述击落敌轰炸机一架经过如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