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节选）

李守仁

邯郸县委的张怀宣同志，1939年在我村开展工作，领导我村建立了党支部。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939年冬在我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那天晚上，我和我村的李守慈、李书禄、李守贤和在我村的段黑小共同对党宣誓：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到底，不怕牺牲，严守党的机密，遵守铁的纪律。宣誓以后，随即组成我村党支部。李守慈任支部书记，李书禄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从此以后，我们在张怀宣和李新的领导之下，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

张怀宣（左）、李守仁（右，原邯郸地区农林局办公室主任）、李书芹（中）谈话中

刘二庄党支部是党的地下隐蔽组织。当时是这样考虑的：公开的斗争是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为的是建立党的基础。同时，把一部分人隐蔽起来，让这些人生活在群众中，经常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党支部就是根据这个原则而担当党所交给的任务的。我四哥李守协是明牌八路，就连邯郸的敌伪也知道他是八路军的大干部。由于特定的条件，我四哥实际上领导着党支部的抗日斗争活动。党支部的生活，除了几次我村抗日活动遭到打击的情况外，基本上是正常活动，直到邯郸解放。党支部能够坚持下去，在于支部的全体党员，不断学习，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并在斗争中不断取得进展。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四哥领导的敌工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对支部的全体党员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特别是我军在抗战中不断取得的胜利，同样对全体党员起着很重要的鼓舞作用。因此，尽管我们在日寇统治区内进行斗争，但由于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光明，鼓舞着全体坚持到最后胜利。当时，我从县委那里后来从区委那里弄来的三分区刊印的《人山报》（油印）、《燎原》杂志（油印）和《新华日报》太行版（铅印、麻头纸），以及后来石印的《冀南日报》，连同一些单行小册子《论新阶段》、《论持久战》等等，都是我们向群众宣传的依据。宣传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个别串联，进行宣传，一种是利用饭场这个公开场所，向群众宣传。宣传的内容和步骤是，先组织党员学习有关材料，武装党员头脑，再由党支部统一部署，分组宣传。经常宣传，对于提高人们的抗日积极性起了一定的作用，不仅增强了人们对日寇的憎恨程度，鼓舞了人们的必胜信心，而且对促使人们投身抗日斗争前线，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像不断接受我们宣传的王忠兴、李千祥等十多人，都参加了抗日救亡斗争。当然，他们投身抗日斗争，原因是多方面的。经常接受抗日教育，也是一个方面。

我和李守贤还担负着与抗日根据地进行联系的工作，把我方获得的敌情，送往邯郸县抗日根据地。我们这样一起活动到1940年。由于当时的保密制度非常严密，送去的都是什么情况，对我来说，直到现在还是个谜。可见当时的严密程度。1942年以后，邯郸敌人在邯郸县吴唐营村东、邯永交界处挖了一条南北向的封锁沟，在八里槐还驻有最坏的伪军张小三子，他的伪军日夜在沟上巡逻，以加强“防守”。他们这是妄图把邯郸抗日人员隔离在封锁沟以外，并切断我们东西向的交通。但是，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没有挡住我方的工作向邯郸境内展开，没有挡住我们工作人员往抗日根据地去的道路。当时，都是夜里来，夜里去。对敌斗争，不仅锻炼了我们可以夜间骑自行车走小路，也让我们摸索出一套过封锁沟的经验。凭着这些经验，每次都顺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支部经过几次整顿，在巩固的基础上，也日渐有所发展。1940年冬，支书由李守慈换成了王文堂。1943年春，不注意保密的李守贤与支部隔离。到同年冬，受区委的指示，又发展了段修身家的长工张贵清和贫农李金兴为党员，使党增加了新鲜血液。邯郸解放前后，除李书禄以外，我和王文堂、李全兴都公开脱产参加了工作，段黑小、张贵清都在解放后积极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斗争，尽到了共产党员应有的职责。

这些材料，有我亲身经历的。有相当的材料，限于当时的具体情况，只是个人听到的。

李守仁（左）、李书营（右，原邯钢化肥厂厂长）

李守仁，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刘二庄村党支部委员、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在邯郸县委、大名县政府、新华通讯社邯郸支社、邯郸地委宣传部、河北日报社工作。历任秘书、干事、编辑、科长。1980年邯郸地区农业局办公室主任任内离休。享受县处级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