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在1918年末接到的命令，要我离开南京神学院，到北平去从事新学院的筹建工作。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我在神学院工作得很顺利，教学和研究都已有一定的成绩，还有时间从事写作，而且我已经有了几个写作的计划。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给北京的神学院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之后，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一直在寻求合作。它们分别从属于卫理公会和长老会、公理会。双方也终于有了一致的看法：同意两所学校的联合，并决定把北京城内原东南卫理公会大学后面的房屋作为临时的校舍。但他们仍然存在分歧，在类似联合大学叫什么名字的问题上，显得情绪激动，并一直争论不休。如果想要在北京重新成立一所强大的宗教学院，双方的分歧肯定是要首先解决的。学校的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基础和开端。

住在西雅图的一位退休牧师，是汇文大学董事会的成员。回国前，他从北京赶到南京来，询问我是不是愿意考虑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大学校长。我回答他，自己愿意从事任何有助于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工作，但我并没有相关工作经验，而且现在的工作很适合我，所以我并非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后来，我才得知，他是被派去北京处理两所学校的分歧问题的，并希望找到合适的领导者，推进联合大学的发展。

几个星期后，一份北京大学校长的正式邀请书摆在了我的面前。很多朋友并不看好此事，劝我拒绝就职。但也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哈里·卢斯博士，不过他还是提醒我最好先了解那边的经济状况。这份被很多人拒绝了的邀请书，现在成了我的难题。这让我想起上大学时面对是否成为一名传教士的困扰，我决定把这件事也当作与之类似的一次考验。又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仍然毫无头绪，但双方都已开始催促我做出决定。尽管心里有强烈不情愿的念头，但我并不想违背对自己的承诺。于是，我答应先去北京了解一下情况。

1919年1月31日，到了北京后，我搭乘一辆人力车，顶着凛冽的寒风，赶到了位于北城的长老会。两所学院之间的分歧比我想象中的要糟糕得多。汇文大学的毕业生代表态度强硬，表示不管新的大学英文名字如何，如果中文名字不是汇文的话，他们就拒绝承认它是自己的母校。而在与另一方的代表见面时，他们表示能接受除汇文外的任何名字，否则他们会选择用焚毁毕业证的行为祭奠母校的毁灭。与我会面的都是两方毕业生中佼佼者，在教会中都担任着重要的职务，他们并不赞同创办联合大学，并且在具体的分歧上，还带有中国所谓的“面子”问题。汇文大学的代表劳瑞坚持，联合必须保留他们原来的校名；而这也正是另一方所不能接受的。

然而，当双方还在为学校命名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随着清政府的灭亡，一所中英文名字都是北京大学的公立大学成立了，并且很快在国内外取得很高的评价。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的校长是蔡元培，曾在科举制度时取得最高的功名，后来在欧洲留学，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许多留学国外、或是在各自领域取得不菲成就的年轻学者，都接受了他的邀请，担任了北京大学的教师，其中包括著名的胡适博士。他们出版的关于改革的进步书籍和杂志，得到了国内青年们的热烈拥护。就像一本杂志的名字“文艺复兴”那样，中国人在他们的引导下正在觉醒。我在南京的时候就一直在关注着此事。两个毫无名气的小学院，却正为一个本属于中国人的校名而进行激烈的争论，而它已经是中国文化界的领袖，这实在既荒唐又好笑。

我向学校董事会表示，我可以接受任职，但要是在两方面的人结束他们的争论以后。董事会就此组织了一次协商会议，双方各派出十名代表，中国人和外国人各占一半，并由与此事毫无利益关系的我来主持。会议整整持续了三天，双方就校名和其他一些分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当中有一次因此让他们错过了午饭，还有一次到了半夜才结束。我可以听得出，他们都有迫切解决问题的想法，但又不能摆脱在承诺、矛盾和派别等毫无结果的问题上的竞争。我知道，如果会议最终的结果是我的拒绝任命，那么双方就再也没有联合的可能了。但这时我心里已经出现了一个隐约的期待，如果能够在这座曾是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古老城市中，以基督教深厚的思想底蕴以及现代化的教学方式建立一所宗教大学，会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第四天早上，我在醒来时得到了希伯来先知所说的基督的启示。我突然认识到，接受这一任命是我不可避免的使命。我已经是他们最后的人选，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所在。而且，尽管现在的情况似乎很糟糕，他们陷入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被困在了原地，但那些所谓的分歧、矛盾本身是那么微不足道，是能够解决的。比起其他城市，北京也更值得拥有一所宗教大学。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并做出了指引。于是，我在那天的会议上提出，如果他们能够接受我的建议，我也会接受成为新学校的校长。接着我说出了自己的建议。学校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组成，以保证公正性。委员会具有对争议做出决定的绝对权力，不容辩驳。他们都很高兴地同意了。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愉快，就像他们很早就期待的那样，他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和同事。

但委员会成立后，却深受中国人惯于妥协习性的影响。他们提议，在一方做出让步的情况下，另一方也要做出更大的让步，这让整件事情又陷入了之前争论不休的泥潭。在等待结果的期间，我回到了南京。结果很快又接到董事会的催促电报，要我马上赶回北京。当时已经进入三月份，正是初春，我第一次见识了北方的沙尘暴天气。不过除却不时夹带黄沙的西风，这是一个美妙的季节，北京的居民也喜欢这时的气候。

我再次见到董事会的成员时，他们都是一副受挫后的沮丧表情。我向他们提出了三个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一种，让委员会依照成立时的宗旨，重新就此事得出意见；第二种，放弃联合，承认合作的失败；第三种，双方放下成见，不再坚持那些无谓的问题，只考虑新学校的建设问题。我还向他们明确表示，在这件事上已经拖得太久了，如果再得不到解决，我也没有办法了。这时，年迈的劳瑞博士站了起来，他眼泪横流，声音颤抖着说，他已经厌烦了无休止的会议，而让他们放弃为联合大学所做的努力是不现实的，他虽然顽固，但现在，他愿意放下成见，重新开始。

双方仿佛找到了沟通的桥梁，难以解决的分歧一下子消失了。最后会议决定，暂时保留以前的校名，而新的名字交给我来想。程静逸博士，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传教士之一，提出了“燕京”这一名字。燕京是中国古代燕国的首都，一直被认为是对北京诗意化的称呼。这个名字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的。整个事件证明了实现联合的艰难，而成功后所得到的又是如何丰厚的回报？

在终于越过了这道最艰难的障碍后，我也正式接受邀请，成为燕京大学的校长。上任前，我向董事会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抛弃学校的旧址，重新选择地方；二是我不负责学校经济上的情况。我当时对这两个条件很满意，觉得它妥善并富有新意。然而我后来得知，美国大学的校长一直是这样做的，并且这并不是聪明的做法。我邀请了哈利·卢斯担任学校董事会的副主席，来负责管理学校的经济。就职时，我们一起到了北京。他曾为齐鲁大学募集到足够的资金，用于添加新的教学设施。而对于燕京大学的建设，我想他跟我有相同的期待。

二

当时，我们能够吸引到人才的，也只有在这件事情上成功的可能性了。学校已经没有任何的资金可用了。四个差会曾各资助了我们五万美金，但那些钱早已在两所学院争论校址期间，花在购买和修建他们各自满意的地方上了。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心烦意乱。虽然我们已经尽量缩减了开支的预算，但花费还是远远多过收入。学校合并后，也仅有一百多名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靠助学金生活的。所有的中国老师中，只有李荣芳和陈在新两位博士愿意留下来。而且，很多外国的教师并不具有从事大学教育的资格。当初，不管是在纽约还是北京，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两所学院的分歧和争论上，并没有为联合之后的学校建设做资金上的打算，更不要说学校发展的各个方面了。我在教育的管理方面又是个纯粹的新手，也没有在中国北方有政治上的关系。在南京的时候，我的工作是很安逸的，每天的时间基本都被教学和研究占满了，也没有跟官员交往的必要。我似乎离传教士的道路越来越远，先是抛下传道工作从事教学，现在又成为大学的管理者。在这不断的新鲜体验中，我不能确定信仰的成分占了多少，或者其实我只是在盲目地工作着。

除了没有资金，似乎也没有人对学校的状况表示关心。他们忙着用资助的钱购置土地，按自己的喜好进行房屋的装修。而学校的理事会成员大都是各个差会安排进来的，相比起为学校的建设募集资金，他们更关心自己教派的利益。在这段毫无希望的日子里，哈利·卢斯博士是个例外。他主动申请担任副校长，并得到董事会的同意。但纽约的托事会却表示反对。我寄去了一封辞职信，表明我的态度，但他们仍无动于衷，坚持反对卢斯担任副校长，也没有作出任何解释。我召集了所有董事会的成员到了北戴河，并将与托事会来往的信件复本给他们看。最后，全体董事会的成员联名签署了一份推荐书，托事会才在任命书上签了字。

卢斯博士立刻动身回到了美国，在全国各地不停地奔波。他找到以前的朋友，又托朋友介绍了更多的人。他在为之募资的学校毫无名气，连学校的地址都还没有选定，现在要为它的校舍建设筹集资金，可想其难度之大。卢斯也在很多信件中抱怨说，这对他的工作太不利了。我们所做的，无异于在水下为码头修建地基。

三

我们当时决定在城郊三四里以内找到建设新校舍的土地。后来发现，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实现的决定。几个世纪以来，驻京的外省官员都会在近郊购买安葬家人的土地。到现在，北京近郊的土地近乎被一个个小块的墓地占满，而且大都年代久远，难以找到业主。我们要买到足够大的土地，必然会遇到这方面的困难。并且中国人对迁移坟墓有很深的忌讳，这就更加大了工作的难度。

我们或步行、或骑车、或坐着驴车，在北京城周围四处转，仍是一无所获。一天，受清华的朋友之邀，我到了他们学校。谈到此事，其中一位朋友说：“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就很适合，你可以考虑下。”我去看了，那块地紧邻着颐和园的大道，虽然离城有十五六里，但相比起我们之前看的那些，它的交通明显要好得多，而且周围环境也更吸引人。它对面就是美丽的西山，山麓坐落着极具中国特色的寺庙。那块地原来是“满清”一位王爷的花园，不过早已废弃，后来山西督军陈树藩将它买下来，改建成为避暑山庄，陈家的祠堂也在这里。一位认识的官员表示会为购买事宜尽份力。理事会和董事会的成员们也很满意，同意将这里作为学校的新地址。次年夏天，我赶到陕西拜访陈督军。我说明来意后，他对此事表现出了兴趣，最后以六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当然，我们付的是中国的大洋。他又从当中抽出三分之一，作为学校的奖学金。从陈督军那里，我们买到了二百四十多亩土地，之后，又陆续买进了相邻的几块空地。学校建成时的土地面积已经是原来的四倍多了。

关于学院的样式，我们一早就决定了要采用中国的建筑风格——线条流畅的飞檐，鲜亮明丽的颜色，采用钢筋水泥来构筑房屋的主体结构，再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从学校的建筑就能看出我们所希望的教学目的：为保护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而努力。学校里最有特点的建筑就是水塔了，它被做成了十三级浮屠塔的形状。我们对以前的花园也进行了整修，移栽了很多新的植物，又从废败的圆明园运来了很多石雕，一些景点也增建了亭阁。哈利·卢斯的儿子亨利·卢斯赠予了学校一座亭阁，并将其修建在湖中的小岛上，用来纪念他的父亲。还有一个亭阁中装有一口庙钟，声音清脆洪亮，是我们用来报时的。后来，进入燕京大学的来访者都会称赞说，这是他们见过的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时间长了，我们也被他们的说法感染，觉得确实如此。不管怎样，这种想法都使学生们对学校的国际化理想更加充满信心。而且从某一方面来讲，现实的状况已经超过了我的理想。

四

然而，理想的背后少不了金钱的支撑。卢斯博士长期留在美国，在各地穿梭，既没有人指点，也少有人支持；另一位同事的情况也大概如此，甚至连自己的花销都不能保证。

1921年，美国的几个教会派出了一个教育调查团来中国，考察这里基督教的教育情况。调查团的负责人是芝加哥大学的耐斯特·博尔顿教授。另外还有三个中国人和三个传教士，是他们请来的顾问，协助调查。三个中国人中有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而我是三个传教士之一。我们的调查范围几乎遍及了整个中国，回来后，我们将有关于教会大学和中学的调查结果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其中有我们针对中国教育情况提出的一个计划。

次年，调查团委托我将报告交给美国的各教会。我回到了美国，并第一次见到了燕京托事会的成员。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在一次会议上，一个人一直挖苦另一个，因为他们一起参加了很多类似的机构，以致后者似乎有些糊涂了，完全不知道现在参加的是哪个机构的会议。不久，一些人从托事会辞去了职务，这似乎激发了其他人的热情，他们主动要求我举荐一些新成员加入。这时，我见到了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托事会积极寻求合作的态度。

但在进行这次游历时，我们学院建设的资金仍旧毫无希望。卢斯博士在不断地奔波中结识了很多朋友，并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燕京大学的存在，这为我们之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常言说，前人播种，后人收获。而在当时，我们还没有募到多少钱。一天晚上，我在布朗家做客，一起的还有一所女子学院的老师和布朗的儿子。其间，他们谈到了通过专业的公司募集资金的事情。我觉得这对解决我们学校的资金问题是个不错的办法。托事会对此事持怀疑态度，一开始的运作资金从哪来？还有理事担心这会造成国外传教事业的商业化，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我找到了坦布林·布朗公司，他们表示还没有接过国外的业务。可已经没有人能想到更好的办法了。于是，我们和坦布林·布朗公司签订了合同。

因为那家公司根据经验判定，所以那些“有捐钱意愿的人”更希望见到接受他们捐赠的机构负责人。所以，我被要求必须随时准备出面。随后的几年中，我在北京和纽约之间来回穿梭，待在美国的时间比在中国都要长，做着我并不擅长的事情，而校长的职责基本没有履行过。到中日发生战争时，我到美国去了十次。我的一个同事对我说，他清楚地记得一次我从美国回来后对他说的话，“从来没有哪个乞丐觉得，我跟他们从事的不是一种职业。”整个过程漫长并艰辛，美国政府没有出过一分钱，所有资金都来源于美国人民的自愿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