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常人春口述

时 间：2006年11月26、27日

地 点：北京呼家楼西里某居民楼

访谈者：定宜庄、佟鸿举

【定宜庄记】2006年初冬，我在吉祥满族网站组织的一个活动中初次与常人春先生见面，我的朋友佟鸿举先生遂提出建议，说不妨采访采访他，并主动提出帮我联系且陪同前去。而我早就知道常先生是北京史的著名专家，号称民俗大师，也粗略读过他写的《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老北京的民俗行业》[1]等书，对找他并不太热心，原因是对这些名人一直心存警惕，觉得该说的他们早在自己的著作中说了，又还有多少东西可谈？但见小佟热心，不好推辞，心想无非去一趟搭上半天时间，有东西更好，没东西也无所谓，便决定走上一遭。

那天又阴又冷，早晨风很大。常先生与另一家合住在一个单元中。他当时73岁，没结过婚，当然也无子女，房间中虽然摆满各种奖状，仍给人很落寞的感觉。不大的房间内竟然被一个糊好了的烧活儿占满了，那烧活儿色彩夺目，做工精细，他说是想做个样子给人们看的，实际比例要缩小了很多。我第一次看到这东西，感觉一是新鲜，一是觉得，他还真不嫌忌讳。

那天的谈话，收获比预期大得多。他很健谈，太健谈了，从上午讲到中午，中间我请他出去吃了一顿饭，回来后没做任何休息，接着谈，一直到下午3点半，我怕他太累，几次阻止，才答应明天再谈。据小佟说，1996年他研究生毕业后到东岳庙实习过一段时间，那时就与常人春先生有过接触，也多次听过他的报告与讲课，但常先生这次讲的那些，过去他还真没听过，原因是：从来也没有人这么问过。他说有些人急功近利，只问常先生那些他们马上就要用到的东西，问完恨不能抬脚就走，没闲心听他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他却讲起来就没完，招人烦，而且一讲就走板儿。我说我不是不想听民俗，但我更关心的，是他为什么会对这些民俗感兴趣？又是怎样知道了这么多民俗？这当然不是人人都关心的事。

我对他讲的他祖父一生的传奇不仅倍感兴趣，而且感叹唏嘘，故事本身已经一波三折，他又讲得特别活灵活现。下午则讲他与道教、佛教的关系。第一天只讲了一半，就是关于他家解放前的荣华富贵以及败落的经过。我还想听他讲他解放后的坎坷经历，虽然他不太愿意，但还是同意我第二天再来，再谈。我觉得如果没有他后来的经历，这个口述就不完整，也不动人。小佟当然同意，他说他已经跟我做了那么多人的口述，当然了解，那天他开车送我回家，一路感慨。他说，听了这些人的经历，再体味曹雪芹为什么写《红楼梦》就觉得也只能写到80回，再往下没法写啦！他怎么写呢？这些大家族出来的人，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时候，是什么心境呢？

第二天我们趁热打铁，继续采访常人春。对于他自己的故事，第一天他有些避而不谈的样子，第二天却讲得相当详细。解放以后他曾被判刑劳改，在黑龙江劳改农场度过了24年，那是他从20多岁到50岁人生最好的20多年。我没有想到他的一生竟然这样辛酸，辛酸得令我和小佟到后来都有些不忍，觉得我俩把这些东西挖出来，对他未免残酷。他说这些经历他从来未与人讲过，我回家之后在网上查阅了有关他的几千条材料，发现的确是这样。人们只是向他讨教那些民俗是什么样子，却无人关心他为什么懂得这么多民俗，这些民俗在他的人生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是职业使然？还是纯粹兴趣？或者是为追求名利？知道了他的经历以后，我终于明白，在黑龙江劳改的漫长寒冷的20多年中，回首当年恐怕是他唯一的精神慰藉了。他应该是靠对这些东西的回忆度过那段岁月的，所以在黑龙江的时候，他就开始着手写第一本讲老北京的书。

常先生说，像他这种人可以叫作“人文物”或者“文物人”，现在人们重视的都是死文物，比如园林和古董，对“人文物”太不重视了。我对这个说法很赞同，所以就将“文物人”的经历，作为本书的主题。

——记于2006年

【定宜庄再记】我为常先生所做的口述，一直未能公开发表，时间却转眼就过去9年，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这个消息：2015年3月27日，常人春先生因心力衰竭，在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去世，终年81 岁。

翌日的《法制晚报》报道了这一消息，称他为“北京民俗研究领域泰斗级人物”：

常老的传奇人生虽然结束，但留下大量关于北京民俗的著作。后辈准备遵照常老遗愿，将这些著作、手稿捐献出来，留给后人研究。

因生活经历坎坷，常人春一生未曾婚育。2001年，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高巍将常老接到家中照顾，两人朝夕相处，合著有《北京民俗史话》《旧都百行》。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朝阳区呼家楼附近的常老先生生前住所时，开门的是他的朋友高巍。

几本著作、两支蜡烛、两盘点心、一张遗照……常先生的卧室布置成了一个简易的灵堂，不时有关注老北京的民俗学者前来祭拜。

记得当年我去常先生家的时候，说过他是与另一家合住在一个单元里的，那是不是高巍先生呢？于是我将这篇搁置了近9年的口述整理出来，以作为我对常人春这位传奇的“文物人”的祭奠。

——补记于2015年

【网上对常人春的介绍】常人春，1933年10月生，北京人，满族，民俗作家，民间自由撰稿人。出版有《老北京的风俗》（荣获第二届中国北方文学奖一等奖）、《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荣获1993年度北京文教类优秀图书奖三等奖）、《老北京的穿戴》，另有大型文献著作《近世名人大出殡》，短篇文集《老北京风情记趣》等。现为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特约顾问、编委，世界华人交流协会理事，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北京民俗学会会长，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民俗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北京民俗博物馆特约顾问。他的传略已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第五卷》《国魂——跨世纪中华兴国精英大典》《二十一世纪人才库》等多种典籍。

在常人春家中（左：常人春，右：定宜庄，佟鸿举摄于访谈时）

定宜庄（以下简称“定”）：您知道王锺翰先生吗？我是他的学生。说起来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我跟他读书，后来我一直做满族史。

常人春（以下简称“常”）：一直做什么？

定：满族史。

常：哦。

定：满族史研究当然不是局限在北京，但是我现在比较关注北京的东西。因为现在一提到满族，大家的注意力就都在东北，可是在清朝的时候，满族最多是集中在北京。我现在承担着一个我们中国社科院的重点项目，就是研究老北京人，特别是旗人这百年来的社会与生活。现在一说老北京，大家就知道“宣南文化”[2]，但我觉得实际旗人在内城的生活才是当时最重要的。

常：对。

定：可是我找不着人支持我这种想法［笑］，大家都认为“宣南文化”是北京的精华。我选这个题目来做，和别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不是只想听北京的风俗，而是更关心北京的人，一个一个一个的人。这个人的祖上是什么样的？他自己是怎么生活过来的？好比说您，您家里当年是什么情况，您后来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您怎么成为这样一位民俗学的大师，我想听听这个过程。当然我也愿意听您讲民俗，可是我今天来的重点不是这个，我想听您讲讲您个人的生活和经历。我为很多人做了口述，全是听这些人讲自己的经历，全是这么做的。我听他们讲这百年来的家庭变迁，讲他们怎么看待自己家族这百年来的生活，您听明白了吗？

常：我听明白了，是。

定：当然在这里面，旗人，就是满族人的内容非常重要，我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我的想法。

一、我的家庭

1．家庭出身

定：今天咱们从头儿聊起好吗？

常：从头儿聊？

定：嗯，就是从您家里讲起。我最感兴趣的是您怎么知道这么多事啊？怎么别人就都不知道啊？所以您从您家里讲起好吗？

常：我先说一说我家里原来的出身。

定：对，对。你们家原来姓什么呀？老姓？

常：老姓啊？原来我们姓常来说，就是爱新觉罗。

定：是吗？

常：对。你看那个常瀛生，叫爱新觉罗·瀛生。你看那个首都图书馆的馆长叫常林，那是爱新觉罗·常林，没有这个“常”，大概就是那个“林”，他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加上那个“常”，那是不对的，爱新觉罗一个点。[3]

定：那你们家也是爱新觉罗的？爱新觉罗下来是哪支儿的呀？不是宗室吗？

常：哦，这个……我还没有太注意研究这个东西。

定：您没查过？

常：我没有听我祖父讲过这个东西。

乾隆十五年（1750）北京八旗方位图

……

常：我就知道自己是哪一旗的。

定：哪个旗的？

常：哎，镶黄旗！我奶奶的娘家，是很有钱的户，镶黄蒙。后来民国以后改姓马，名字叫马秀琴，典型的旗人老太太。我祖父是镶黄满。

定：那时候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

常：我一生下来的时候，我所知道的就是旧鼓楼大街。旧鼓楼大街那时候大概属于镶黄旗，因为安定门和德胜门这一带……这是镶黄的地方。

定：两个黄旗在北边，两个红旗在西边，两个蓝旗在南边，两个白旗在东边。

常：在没生我之前，我祖父住在安定门鞑子府花园[4]。后来由鞑子府花园搬到旧鼓楼大街，本来买了清宫内务府黄致臣的一所大宅子。

定：黄致臣是人名吗？

常：就是“此致敬礼”的“致”，君臣的“臣”，黄颜色的“黄”。他是清宫内务府的一个管事的，不是总管事，是下面的小管事。买他的房子，就由鞑子府花园搬到旧鼓楼大街117号，这个117号给我的印象还是挺深的，因为我就生活在那里头。我的祖上在前清的时候，用现在的话来说，起码是一个中高级干部。那时候不有六部嘛，我的祖上是刑部侍郎。

定：那很高了。

常：哎！刑部侍郎相当于司法部的副部长。

定：是啊！副部级的［笑］。

常：到我祖父这辈上已经是前清末年了，所以我祖父在朝阳政法学院毕业以后，第一个职务就是京兆全区侦缉处的处长。[5]

常：我是1933年戌时癸酉（生的），所以我是属鸡的。因为癸酉嘛，“酉”是属鸡的。今年我实际年龄是73岁，虚岁是74岁。我生下之后，我祖父那时候就不在京兆全区侦缉处了，而是一个律师。替人家打官司告状，搞这玩意儿。他按他那行……用那时候的话来说不太“悟账”[6]，就干什么呢？——做买卖。但是不搞一般的小买卖，就搞大的古玩，专门买卖古玩，在北海里头开的古玩铺叫“阅古斋”[7]。

定：阅古斋？

常：就是一进倚晴楼，长廊子往左一拐，那儿有一个三间门脸，写着“阅古斋”，门口搭着天棚，在天棚里挂着字画，摆着东西招外国人买。再一方面，包北海的船。北海的大船，还有那小划子，我们承包。我小时候说我们长住在北海里头，所以我把北海当作自己的家，我大了以后也说：“这是我的别墅。”[8]［笑］

佟鸿举（以下简称“佟”）：您祖父的名讳是什么？

常：嗯？

定：您还记得您祖父叫什么名字吗？

常：我祖父叫常旭升，号晓茹。天刚一亮，拂晓那“晓”，一个“日”字，这边一个尧舜的“尧”——晓茹。因为号和名字，两个得结合。

定：那他还有满族的名字吗？

常：这个他没有和我们讲过，有时候我问这个，他不大愿意说。同时，我祖父有很多的忌讳，我没有听他谈过他的父母是什么样。

定：为什么还忌讳这个？

常：他没有谈过他父辈跟祖辈的一些遗闻逸事，都没有谈过。但他自个儿的遗闻逸事，他瞒不了我们，对不对？［笑］所以我们家有很多传奇的事。

2．祖父传奇

常：我祖父在做京兆全区侦缉处处长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他在家，晚上刚要睡觉的时候，人家外面叫门，说：“常处长在家吗？”告诉说有一个紧急事，就把我爷爷找出去了。那人原来是他们单位里的一个侦查员，他说：“有一件事要跟您核对一下，我们现在逮着一个吴佩孚的逃兵。”

定：吴佩孚的逃兵？

常：嗯。“他说他叫常博航，是您的儿子，您有没有这么一个儿子？您承认不承认这件事？假如确实是您的儿子的话，那您自己带回去管教，我们也不处理这件事。如果他是冒充的话，那应该就地正法，因为他‘拐械潜逃’。[9]第二个，他又冒充您的儿子，这两罪并罚。”我爷爷说：“明天我把他提出来，看看是不是。”（那人）说：“您看一看，您审一审到底怎么回事。”我爷爷回去跟我奶奶一说，我奶奶说：“这个事咱们得承认下来，要不的话，这个小孩非拉出去枪毙不可。”

定：哦，那么好心眼儿啊！

常：嗯，说咱们做一件功德事。我爷爷考虑了半天：“这玩意儿怎么办？这东西……”［大笑］最后决定要救这小孩，承认这件事。第二天，我爷爷把这个小孩提出来审讯，这个小孩见着我爷爷之后，大概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也可以说是福至心灵［笑］，哎！一看见（我爷爷）他就跪下了，说：“您是我的再生父母，所以我说您是我的父亲。”我祖父说：“你这个小孩够聪明的，你跟我要说实话，你究竟姓什么、叫什么，怎么回事？”又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不管任何审讯员问，都要一口咬定，不要变供，不要翻供。要翻供的话，连你带我要一起抓起来。你就是枪毙，因为你是吴佩孚的逃兵，‘拐械潜逃’你知道是什么罪吗？就地正法！”所以（我爷爷）就把这个事认下来了，跟侦查员说：“这个事赖我管教不严，都是我家丑不可外扬。这个事寒碜，你说我做司法工作，自个儿家还出这个逆事，出这逆子，这叫什么事这叫！这个小孩你们替我管教管教，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不能饶他。”人家晚上拿车给送家去了，说：“这个事您自个儿管教，我们不好处理。”

定：真生动啊，太有意思了！

常：我爷爷问他：“你到底姓什么？”他说：“我姓阎，我叫阎博航，我家住在瓦窑。”就是现在的丰台，有一个大灰厂。

定：丰台的瓦窑？哦，哦。

常：那时候属于房山县，现在大概属于良乡[10]。

定：他姓哪个阎啊？

常：就是阎王爷那“阎”，五道阎君那“阎”。他父亲是个教书的先生，是乡下教师。（我爷爷）说：“你啊，给你父亲赶快写一封信，让你父亲把你领回去，这就算完了。你不能不通知你家里头啊！对不对？”他就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他父亲一接这封信，吓了一跳：“我儿子出这事了！但是还不错，遇救了。可就是一样，假如人家跟我要钱的话，这钱不能是小数，怎么办？”那时候说：“你把你儿子赎回去吧！5000块！”这事常有。救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钱。

可是我爷爷没有这种想法，他就是为了救人，一分钱都不要。我奶奶跟我爷爷说：“咱们一分钱都不能要，咱们就是做一件善事。”那小孩的父亲背着个捎马子[11]，假装到北京来赶集，在门口转了大半天。传达室的门房儿看见了，就通知我爷爷，说：“老爷，门口有一个老头儿，转了半天，来回来去在这儿转，不知道什么事，也不说，也不言语。”我爷爷说：“我正找他呢！把他给我让进来。”人家门房儿就跟他说：“老先生，您是不是有事啊？我瞅您在这儿转了一上午，您找谁呀？”他说：“嗨！我是乡下瓦窑的，我们这街坊丢了一个小孩，听说好像遇救了，是让咱们本家老家儿给收容起来了，您看是有这么个事没有？到时您给回个话。”这门房儿这么一听，说：“正等你了，本家老爷正等你了，您请进吧。”让他在传达室坐了坐，然后告诉老爷说：“这个老头儿正是找这小孩的。”我爷爷说：“那行了。”就把他给让到客厅里去了。一叙谈，他说：“我有一个街坊姓阎，他托我到北京来打听打听他儿子的下落。”我爷爷说：“那您跟他什么关系？”他说：“我跟他没有关系。”这个老头儿是想留一个退身步，“你要是要钱的话，我一分没有，我也不是当事人，你跟我要不着，对不对？”［笑］

佟：嗯。

常：后来我爷爷说：“您在这儿住下吧。”他在这儿住了七天，从各方面观察。我爷爷通知他去各地方游览，通知他去洗澡、到饭庄子去吃饭，他一看不像是这个……

定：要钱的？

常：对，不是讹人的主儿。所以到末了（liǎo）儿，跟我爷爷说：“得！我跟您说实话，我是他的父亲。”我爷爷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您这是干吗呀？我今天跟您交老底，我就是为了救人，就是为了做善事、做好事，我不能跟您要任何报酬。如果我接受您一分钱的话，那这就不算善事了，整个就把这意义降低了，就完了。”这老头儿跪地下磕仨头，告诉：“您可真是功德无量。”又住了几天，把这小孩领回去了。他一看这个家，这个情况，回家之后就跟他的老伴儿研究，说：“把咱们这个小姑娘许配给他那少爷吧！”

佟：嗯？

常：“咱们要做这门亲的话，就什么全有了，对不对？要做了这门亲的话，房子、地、吃、喝、穿、戴……这所有的，她这一生都不用发愁了。”

定：这家人也够能讹的。

常：他一看这家比府门头儿的势派还大。哎！那真正一个王府也没有那么好、那么大的势派。他说：“要和这家结上亲的话，那就行了，咱们就抖起来了。”［笑］哎！他就把这小孩的妹妹，也姓阎，叫阎宝贞，就带到这儿来了。表面说是到这儿来看望您，来串门儿，实际在背后跟我爷爷说：“我们有这么一个想法，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就是提亲的事。我爷爷说：“这样，今天咱们不能一言为定，对吧？我得跟我的老伴儿研究研究，也跟我的少爷研究研究。最后咱们还得拿到命馆去，去合它一下，如果能合上上等婚的话，那我就承领盛情。如果不能合上的话，那也没有办法。”过去都搞这一套，拿到命馆合去了，人家说：“上等婚，子与丑合。乾兆、坤兆是命相相对。”［笑］

定：还挺神。［笑］

常：我爷爷说这无可无不可的，虽然说门不当户不太对，但也可以说是“千里姻缘一线牵”。这老头儿是教书的，也不是一般的农民。同时这老头儿做过什么呢？——做过房山县县长的秘书。

佟：师爷。

常：哎！那时候叫师爷，不叫秘书，就是秘书兼参谋。

定：怪不得那么奸呢！心眼儿多。

常：我爷爷一看这个小女孩也不错，是乡师范毕业的。我爷爷给她调到北京来，到了通州师范。后来她就跟我父亲结婚了。

定：就是您母亲了？

常：哎！我母亲是汉人，我爷爷救的那小孩也是汉人，都是民国以后的事，民国以前一般来说不能通婚。

定：对。

常：不是法令有没有的问题，是在风俗习惯上来说，不扯这套，对吧？（我母亲）跟我父亲结婚，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爷爷救的这小孩既然认我爷爷是他的义父，所以我们管他叫大爷，不叫舅父，就叫大爷。

佟：成一家儿了。

常：这位大爷娶了两个太太，你知道嘛。这人能……这个东西他能造！吃喝嫖赌是没有一样不好的！在北京市里头，因为他有我爷爷这么个靠山，到哪儿去随便瞎说，打着我爷爷的名号满处去交往。所有这个，所谓前清的“遗老遗少”，几乎他全都交遍了。当然，通过他也认识不少人。

佟：太有意思了！

常：嗯，过去北京有“八大宅门”[12]，你知道吗？麻花胡同继家。

定：“八大宅门”指的是哪八大呀？您给说说哪“八大宅门”。

常：我这脑子不太好，不过我能多少记着一些东西。比如说麻花胡同继家，继续的“继”。麻花胡同继家是什么呢？就是清宫内务府继禄大人的宅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发射台知道吧？那就是过去的麻花胡同继家。[13]

定：我知道这家人。

常：那时候继禄大人已经不在了，他那个四侄子叫王荣魁，不叫继荣魁，但大伙儿都称他继四爷。但实际上他户口本上写着姓王，民国以后变了姓了。这个继四爷跟他的一些家属都和我这大爷拜把子。

定：还有呢？您不是说八家呢吗？

常：八家跟我没有关系呀！所以那个我就记不清。你比如辘轳把岐家、辘轳把曾家[14]、秦老胡同增家[15]。

定：辘轳把岐家是谁？是干吗的？

常：我这脑子不好，我爷爷跟我讲过这个东西，辘轳把岐家是怎么回事，秦老胡同增家……后来……后来说有没有这个旧鼓楼大街常家（指常人春自己家）？我也说没有，没有，没有。［大笑］

定：比那“八大宅门”，您家还没到那么大。

常：对，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定：有没有金鱼胡同那家呀？有吗？

常：……这个，后来不就是什么嘛。

定：那么个大舅，您家可真有意思。

常：他在外面吃喝嫖赌，没少捅娄子。比如说在大旅社那儿赌博，把我爷爷的房契偷出来押在人那儿了，（结果）输给人家了，这所宅子输给人家了。后来我爷爷发现这个问题，拿钱又把这房契赎回来了。我爷爷说：“没钱你说话，你可以满处那什么，往外倒腾东西可不行。”定：哎哟！怎么找了这么一家，这真是啊！

常：嗯，抽大烟。这是我这一生最忌讳的东西，也是我爷爷最忌讳的东西。[16]你要知道，只要你染上这个，什么都不想干，什么都干不了，就成了废人，一天就是吃喝嫖赌，吃喝玩乐。就这玩意儿，唉……抽！过去，“吃喝嫖赌你别抽，坑蒙拐骗你别偷”，你知道吗？他是专门的抽。

定：那得糟蹋多少钱啊！

常：他不管是赌博也好，嫖窑子也好，抽大烟也好，那都是我爷爷的钱。我爷爷是供俩人搞这个，我父亲也是这个呀。

定：是吗？

常：也是呀！吃、喝、嫖、赌、抽，不务正业。我爷爷说：“我真是，我这做好事就是为了积点德修点好，没想到我养活这么个儿子，跟我所遇见的这个人，都拆我的台，掣我的肘。”（我们家）本来是很好的一个家庭，在我小时候确实是锦衣玉食的。你瞅那院子里摆的花草树木什么的，不是一般家庭所摆的东西。街上所有的富户都到这儿来，像逛花园一样，人家都羡慕。正院里摆的那紫砂大缸，那20盆金鱼、20盆莲花……

定：嚯！那气派！

常：那无花果、梅花棍、霸王鞭、鳝鱼泉、万年青、果子石榴……摆得满都是，都是一些名花。那屋里头摆的多宝盆，摆着各种陶瓷、汉瓦、玉器，都是相当讲究的。继四爷到我们那儿也告诉说：“我们这王府过去都没有你们那么讲究，干什么你讲究到这种程度？”哎，所以我姥爷，也就是我说救的那小孩他父亲，常到这儿来“住闲”。

定：哦。

常：我爷爷说：“您别在这儿‘住闲’了，我给您找个职业。”就给他介绍到湖北督军张广建[17]家里。张广建做过湖北督军，后来主要是甘肃督军。我爷爷告诉说：“不怕您过意，到那儿去可要注意。您那脾气可不成，您太认真。他小孩不听话也好，不念书也好，您婉言相劝；不听的话，任其自流，咱们没有任何责任。您千万可别什么打手板又是打小鞭子，那可不行。您到那儿教书，就注意我说的这一个问题，别的事问题不大。”嗨！这老头儿不听话！到那儿去教书，人家张广建还是挺欢迎的，常晓茹给介绍的嘛，这还能有错吗！但他到那儿去了，俩孩子念书调皮，他拿教鞭就抽。

定：嚯！

常：嗯，抽得脑袋上一个血印子一个血印子的，都肿起来了，青一块紫一块。正好张广建回家过年，那孩子跟他爷爷说：“爷爷，老师打我。”［模仿小孩哭着学舌］——“他为什么打你了？”——“不念书，净贪玩，背不下书来。”贪玩不能说是调皮的事，对不对？张广建不愿意了。过年的时候摆了一桌席，就把我姥爷请了去，告诉说：“老先生，我跟您说点儿事。我这孩子太不听话，不好管。我不在家的话，这孩子任性得厉害，他妈也没法管，常跟我说这孩子没有办法。这事也让您多费心了，您尽心了。我们也没的说，没办法，我们也不能给您添乱，不能给您添心乱……”

定：把他给辞了。

常：哎！“您还是另选高就吧！我们没法把您留在这儿，这个差事不好干，我们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现在决定让他上市立小学，不叫他念私塾，不叫他念家馆，就不用您费心了。”后来我姥爷把这个事和我爷爷说，我爷爷说：“那咱们赶快主动卷铺盖回来。”回来又给他介绍一家——汤玉麟[18]，您知道吧？

定：知道。

常：就是热河省主席。哎，让他上汤玉麟家教书去。

定：那您爷爷可真有势力啊。

常：他认识的人多啊！（结果）还是以同样的错误让人休回来了。哎，打人小孩！虽然说没打坏，但是他经常给那孩子气受，虐待人家那个孩子。那不行，对不对？汤玉麟不干，说：“您这位老先生我们供养不起，用不起。”这就回来了，之后还到那个良乡县政府当秘书 去。

定：当师爷去。

常：哎！我爷爷说：“您到县政府，不管大小是个官，对吧？比当教师强，比当家馆塾师强。同时呢，在外面说着名誉也好听，挣得也多。”日本人一来，坏了！你知道吗？他让八路军俘虏过一回。

定：哦？

常：他回来说：“人家八路军太好了，人家怎么怎么……这个兵壮马肥呀！留我在那儿待了三天，让我参加革命。（但）我本来没有这个思想基础。”（八路军）遣他回来之后，日本人盯上他了，说：“这个是八路。”

定：然后呢？

常：就把我姥爷逮捕起来了，问他：“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八路？”他说：“我没有参加八路，我是被俘，被俘之后在那儿待了三天，他们让我参加他们的工作，但我能参加他们的工作吗？我是普通老百姓，所以我就跑回来了。”日本人不相信，三鼓秋两鼓秋，我这姥爷就上吊了。唉，就这么一档子事，这个传奇故事就到这儿。[19]

定：够传奇的，简直太生动了。

3．家庭败落

常：唉，我那个家后来为什么破落了呢？——吃我们的人太多，“住闲”的得有七八个人。舅爷爷、舅奶奶、姑奶奶、姑爷爷，还有什么四大妈、三大妈、二大妈……全都上这儿来“住闲”。我姥爷跟我姥姥也经常在那儿住着，还有一个继家的八太太常年在这儿住着。

定：为什么呀？

常：她没有生活出路啊！你知道吗？

定：继家不是有钱吗？

常：继家不要她，把她轰出来了，她没有地方去。我爷爷给她代理几个案子，就是为她争产权。麻花胡同继家让广播电台占了之后，算是买了她那房，我爷爷和继四爷说：“得给继八太太一份儿。”要按照现在的钱，一份都是几百万，你想想，是不是？

定：什么地方？

常：后门大街集贤楼。那时候有200间楼房让日本人占了。我爷爷请的日本律师井上三枝雄，打官司赢了，（赔款）给继八太太一份，是75条黄金。一条黄金10两，一共750两。

定：她那么有钱还在你们家住着？

常：有钱啊！她是阔太太。不用说以前称（chèn）[20]的，就是我爷爷给她打（官司）这钱，她也有点子了，对不对？她是花不了、吃不了的。但她也是抽大烟、招野汉子，胡来，满胡来。

定：您父亲哥儿几个？就他一个吗？

常：就一个，所以我父亲跟我那个大爷不和。为什么不和呢？——“我就是哥儿一个，将来我这继承权不用费事，如果你要上面再安一个哥哥的话，明儿我们这官司怎么打？”但是也好，这个官司不用打，等到我祖父死的时候，房产是一点也没有了，零点一都没有了。1948年就开始卖，卖家具，卖硬木架几案、硬木八仙桌、硬木太师椅、大广钟、金钱柜、金钱桌、螺钿的琴桌和条桌，卖这些硬木家具，卖古玩。卖来卖去，我一瞅，把祠堂的供器跟那钱粮盆——就是焚钱粮用的铁盆——卖了，我就知道玩儿完了。这个就是不好的征兆，什么呢？——断了香火了。

定：哎哟！怎么就会到这个地步呢？谁卖的？

常：那还不是他这两个少爷闹的。我父亲一个，他救的那小孩，我管他叫大爷的那一个。

定：那时候您祖父还在吗？

常：在呀！这个人就是优柔寡断，心慈面软。我母亲常常说：“我要是你爷爷的话，把这俩人叫到一块，‘你们俩人怎么办吧？你们说说。有病上医院，没病给我戒烟。嫖窑子不成，瞎胡闹、外面乱搞不行，如果我发现这个，马上叫警察。我是搞司法的，马上送你们到感化院去！’”对不对？我爷爷没这套。

定：怎么着都行？

常：唉！国民党禁烟的时候也是非常严重的，你知道吧？

定：对。

常：比如说，种的、运的、卖的，逮着的话，一律枪决。吸的，判十年以上。

佟：嗯。

常：所以我爷爷就从法院带回来那布告——“按特种刑事法判处烟毒贩”。把这布告贴哪儿？——贴在我们家的门上［大笑］。这是给谁看？——给我那大爷跟我父亲看。而且就在我父亲住的小院儿门口，还贴了一副对子，上联写“一盏孤灯照进曾祖事业”，下联写“尺半竹竿打倒好汉英雄”，横批写“留神枪毙”。正中间的门上贴着那张布告，那布告上写着“唯布告示，查京畿禁处……”[21]。

定：什么查什么处？

佟：查京畿禁处。

常：“居然有不法之徒，公然贩卖鸦片毒品，钧在明令如下：第一，种的、运的、卖的，一经查明，就地正法。吸毒者限十日内交出烟具，悔过自新。如若悔过自新，自首以后假如再吸，十年以上徒刑。本布告令到之日，令遵勿违，至干那变，切切此令。”这俩人看了之后，不敢和我爷爷说，就跟我奶奶说：“妈，您看这个，是公家给咱们贴的，还是咱们自个儿贴的？”我奶奶说：“要是公家贴的话，早把你们俩逮起来了。”［大笑］

到了1948年夏天，（我们家）就把我住的这房卖了。卖的时候，我和我爷爷说：“这个房咱们不应该卖，假如生活有困难的话，可以租出去。”我爷爷不表态，后来急了，就说：“我这一生净挣大钱，等我再挣了大钱，咱们买比这更好的房！”1948年，买什么更好的房？对不对？但是这房椽有的地方都烂了，咱们修也修不起。房就卖给一个东北的大军官，姓李。但是他没有写他自己的名字，他写他女人的名字，叫吴雅娟，卖给这个吴雅娟了。在一家饭店[22]里写的字，我们都参加了。

卖了这房以后，我们就在鼓楼东大街买了五间铺面房。我听我奶奶说：“咱们卖房子，什么原因？就是打算做个买卖，开个商店。”我说：“开什么商店？”她说：“你爷爷过去开古玩铺，咱们现在货底子还多着呢，不用进货就可以开张了。”哦，打算开古玩铺。当时我虽然年岁不大，但有一个想法——“不合时宜”。正是三年内战时期，兵荒马乱的，谁没事买古玩呀！吃喝还顾不上呢，还能搞收藏？还能搞欣赏吗？

定：对。

常：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个行业不像油盐店也不像米粮店，你必须得吃，必须得买，对不对？这是被淘汰的行业。当然了，从被淘汰的行业来说，还有比起古玩铺再以下的，就是这行（指“糊烧活儿”），但这不是太绝对的。中国人在那种战乱的情况之下，还有搞这个的，还是有糊一套阴宅，糊一套四瓦房儿的。“一楼二库”这个东西比较普遍。最起码来说，穷人家死了人，糊一纸片车，糊一驴，再糊一纸箱子，这常有。再穷的话，起码来说，得糊一个幡儿；死一老太太，糊一牛就完了，好喝脏水去。[23]但是古玩铺可不行，古玩铺一个小碗你都卖不出去，因为那都是高级品。一个小碗，现在的钱就值3000、5000，谁买啊！那不行。

常人春糊制的“一楼二库”（佟鸿举提供）

我们搬到鼓楼东大街，买了五个门牌的铺面房——80号、81号、82号、83号、84号。81号、82号、83号原来是广发祥木器商行。80号是一个穷和尚在那儿住，那个穷和尚买不起房子，也租不起房子，搬不了家，那怎么办呢？我爷爷说：“您也不用搬，我只当做一个好事，我这屋送给您了。”

定：好！又送人。

常：“我这房白送给你了。”这还不提，我们搬到那儿去之后，这个穷和尚过不下去，见天没饭吃，柴米断炊，那怎么办？我爷爷说：“不要紧，给他拿过去点米、面，拿过去点副食。”就跟他说：“你以后断炊的话，言语一声，我给你想办法。”所以他多前儿[24]见着我爷爷都跪地磕头，说：“您是大施主，大功德主。”

定：那后来呢？

常：通过这个事也可以知道，我爷爷不会理财。人家那个算卦的先生也说他：“您这是有财无库。”他那个院里头正房挂的大匾，就是他施舍，人家酬谢他，给他挂的。九门提督江朝宗[25]给他挂的匾——“见义勇为”，那匾比这门还大，哎！汤玉麟给他挂的匾——“乐善好施”，颜玉泰[26]给他挂的匾——“慈善为怀”。

定：真逗乐。

江朝宗像

常：那时候他自个儿破产了，把大宅子卖了，买了这么五间还给了穷和尚一间。唉，到哪儿去他也开不了业呀！古玩铺干不了，不是包不下来，能包得下来，但是不挣钱，所以也开不了业。坐吃山空，在那儿卖过去的，吃过去的老底。他买这五所房的时候，还登报写置产声明。亲戚朋友还给他温居贺喜，说：“常晓茹发大财了，人家都破产，他买五所房。”其实不知道啊，他买的这五所房，都是些个破砖头、碎瓦块儿拼的，有名无实的玩意儿。一年以后，还是不行，他又把这五间房卖了四间，穷和尚那房没卖，他就白给人家了。我们搬家时，那穷和尚跪在门口哭：“您这一走，我这生活没有依靠怎么办？”现在连我们自个儿都顾不过来了，还能顾得过他吗？没法考虑这么多，我们就搬到阜成门南顺城街去了。

为什么搬到阜成门南顺城街？这时候我爷爷给一个老寡妇代理诉讼，那老寡妇买的这房，拿的契纸是假的。有一个韩国人叫成柏润，他是南顺城街那个房的主人，临回国之前，他耍了个花招，弄了一份假契纸，卖了这家卖那家，卖了好几家。他用同样的手法骗了好几家。

定：跟现在开发商似的。

常：这个寡妇呢，叫刘贵庭。她拿着一份伪造的北京地方法院拍卖书。法院卖出去的房，你能不承认吗？我爷爷说：“这个好办，你把这拍卖书给我，这个官司我给你打。”我爷爷就当了她的代理人。人家法院说了：“这是敌伪时期卖的，这个东西的真假没法鉴定。”让交1000块钱保证金。

定：你爷爷就交了？

常：你要没保证金的话，官司当时就输了，旧社会官司就是这样。可是（这个寡妇）保证金拿不出来，我爷爷说：“我给你垫出来，没关系，咱不怕那个。这样，你写一个借据，跟我借1000块钱，再让法院给盖一个公章证明一下。”这法院还真给办这手续了，这就有意思了，对吧？当事人拿不出钱，律师给拿出来了。这官司后来打来打去，输了。输了之后，我爷爷说：“不要紧，我不怕，向市政府请愿。”因为我爷爷有名望，所以何思源亲自把这个房批回来了。

官司打胜了，但是这1000块钱的保证金，那寡妇还不起，律师费也还不起，哈哈！律师得有律师费呀，法院还要诉讼费呀，对吧？对方是国民党的一个大军官，叫曾荫槐[27]，解放后跑到台湾去了，他把产权放弃了，所以法院也不再追究，我们也不再追究，那个老寡妇刘贵庭也不再追究。那老寡妇说：“得了，常先生，您去住这个房吧。”我们也不拿房租，等于我们自个儿的房一样，就搬到阜成门南顺城街 去了。

佟：花了1000块。

常：我们搬到那儿去之后，就是派出所怀疑的重点。为什么？搬去的那天，派出所一看，我们拉了七大车古玩。

定：那时候是不是都已经解放了？

常：对啊！1949年、1950年搬到那儿去，拉去七大车古玩，还有各种残余的硬木家具。

定：好，还有剩的。［笑］

常：实际上那时候已经是瘦死的骆驼，虽然比马大，但也是瘦死了。残余的那些个什么紫砂大缸啊，20盆莲花、荷叶，硬木的佛龛、佛像……城门子底下的人[28]哪儿看见过这个呀！所以大家相互看看，说：“这家儿在过去是个做官事的，要没有势力的话，他不可能有这么厚的家底儿。”那淘粪的工人[29]，每次淘完粪了之后，往那屋里头这么一看［讲山东话］：“他奶奶的，称老咧。”［笑］我就乐他这句话，我心里话：“称什么老了，比起你那屋是称老了，要比起我原来那屋，这将近穷死了。”我爷爷一看不行，咱们别在这儿招摇，就把这些个卖不出去的古玩底子，雇了几辆车，给它拉到后海北河沿13号汤玉麟的佛堂，知 道吗？

定：存那儿了？

常：哎！那时候汤玉麟已经死在天津了，正月初六死的，正好天津那年解放。汤玉麟死的问题咱们不谈，就谈佛堂这个问题。那是他妹妹的一个佛堂，好几间大院子，满是果木林，各种果子、各种花草，那真漂亮。她还收了两个徒弟，一个姓阎，一个姓黄，所以大家叫这二人“炎黄二帝”。这“炎黄二帝”听我爷爷说要把东西存在那儿，知道实际上就是不要了，反正卖也卖不出去。弄了好几车，各种的瓦马、瓦骆驼、歌伎人、樟木俑，各种的八仙人、二十四孝人，各种陶瓷，官窑、钧窑、哥窑……全拉那儿去了。哎！再往后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炎黄二帝”把它们都埋到地下了，到现在我们也没往 外 起。

定：还会在地里头吗？

埋藏常家古玩的汤玉麟佛堂 侧门[30]（苏柏玉摄于2015年）

常：嗯，还在那儿搁着。解放的时候我参加工作了，人民法院的问我：“常旭升是你祖父吗？”我说：“是我祖父。”他们说：“常旭升存的那些古物你不能动。”我说：“我都存在他们的佛堂那儿了，我祖父给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写过多少次信，说是捐献给国家，不要一分钱。文化部不要，还给我爷爷写了两封信。”他们说：“这个信你有吗？”我说：“有，明天我给你拿来，你看看。”后来我把这两封信拿来给他们一看，文化部鉴定这些东西都是仿的［大笑］。人家说：“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捐赠，您先保存，等我们用的时候再去拉。”法院一听这个，就和我说：“这个决定撤销了。您回去之后，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您爱在那儿存着也好，您爱卖了也好，我们不过问，这算您的私产。”还闹了这么一个笑话［笑］。

佟：您祖父哪年去世的？

常：1952年去世的。[31]

定：去世的时候多大岁数？

常：实岁年龄69岁[32]，我们家的遗传基因比较好，我祖父这是比较年轻的，你知道嘛。

佟：您祖母呢？

常：71岁。

定：哪年呀？

常：1960年吧。[33]

4．父亲和大爷

定：您父亲叫常子光是吗？

常：哎。

定：他念书了吗？

常：我父亲是外国语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他的日语相当好。要不怎么“文化大革命”时，别人给扣上帽子，说他是日本特务、日本翻译。其实他一点儿也没有当过日本的翻译，也没有做过日本的事。他什么也不是，就是公子哥儿，在家吃喝玩乐，这个不能提到法律上，对不对？

定：对。

常：你别管他过去怎么挥霍，解放以后不能追究那个，对吧？就是在政治上来说，他没有多大问题。1947年的时候，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他被保里头选举，当上一回保长。[34]但是他很不愿意干，他不愿意干不是在政治上，他并没有那个看法。他的看法是什么呢？——“我有的是钱，我吃喝玩乐，我给你费这脑子？我得四面八方做群众工作，我得给你维持，又敛兵役捐，又什么开会……”这事麻烦，所以他不愿意干。但是内五区前任区长跟我祖父认识，说：“您让您这少爷，别一天到晚……给他找点活儿干。”所以当了几天这个内五区第八保的保长。

定：内五区的？

常：哎。表面上是保民选举，实际上是上边的指定。还有一个人是大合堂也不知是大德堂的一个中药店经理，假装跟我父亲竞选，走了这么一个过程。那个人倒是希望他自个儿当保长，但是保民不选举他，他的票太少，尽是一些废票。他叫杨正堃，那“堃”是两个“方”字底下一个“土”字儿，人家都不会写这个字，都写一个“曰”字底下一个“比”字儿的那个“昆”，所以都是废票，他就落选了。还选出一个副保长来，叫王化隆。我们家里头成为一个保办公处，旧鼓楼大街117号门口挂这么一个牌子。

过去呢，我们家给我、给我弟弟妹妹们办满月，有一些军阀来了，带着这个卫队什么的，给老街旧坊留下印象说“这家有势力”。现在门口又挂上第八保办公处，别人说：“这家始终是跟地面上有联系。”所以解放后他落这么一个污点。但是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也比较实事求是，七保保长盛春荣判了七年，八保保长常子光免于刑事处分，没有追究。

为什么没有被追究？因为他跟五区新任区长杨敬政见不和，这个“政见”指什么的呢？有很多的具体事，比如开“路条”[35]问题，那个区长常指责我父亲，说：“您不能随便逮着谁都给开，不了解的情况不要瞎开。上次人家给转回来了，抓着一个共产党，是不是？人还没出城，就被抓了，拿出那证明是你给开的。你这叫失职，对吧？”我父亲说：“嗨！我根本就不了解情况，老街旧坊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人家求咱们。再说又没看见人家有什么具体行动，咱们不能随便乱指。”区长说：“你这玩意儿不行。今后再这样干，你自个儿要犯错误。”他们老是为这些个具体事在一起拌嘴。我父亲把这个新区长杨敬给得罪了，后来杨敬给他加了一个罪名，说他“隐匿共匪”，在档案那儿搁着。解放以后人家一瞅，不要追究他了，给他开脱了。九保的保长是地安门大街的，叫杨振东，立即枪毙。

定：哦！那他干了什么事了枪毙？

常：嗯，不太清楚。横征暴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清匪锄奸自救运动”[36]的时候，向北平市公安局呈报地安门大街商户里“隐匿共匪”的具体情况，因为这个抓起来了七八十人，所以他罪恶昭彰，解放以后把他枪毙了。这就是说七、八、九保三个保长的处理情况不一样。其他保长我也知道一些个，不过没有太多的了解，比如说十保保长也被抓起来了，但是没有判重刑。

定：差不多保长都没有好下场，就让您父亲逃出来了。[37]

佟：后海北河沿那院子，后来归谁了？

常：后来这个院子[38]，修地铁的时候拆了。那时候我们都没在北京，我在东北，我弟弟妹妹在内蒙古，“上山下乡”嘛。我父亲在清河茶淀农场[39]当瓦工。家里就是老太太……

定：您父亲怎么到那儿当瓦工去了？［笑］

常：解放以后不规矩，还是抽啊！一边抽一边卖。

佟：给劳改了。

常：没有生活出路，他不干那个干什么？可不就干那个嘛！连抽带卖，抓起来判了二年刑。但是不管判一年也好，判半年也好，十年也好，出来之后必须得在那儿就业，这是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始自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40]哎，那副局长（的名字）就在我嘴边上，你看我这……

定：没关系，不说他，没事，接着说。

常：他制定的政策就是把北京市所有这些个被改造过的、被判过刑的人都搁到农场去，免得北京有风吹草动的时候，这群人兴风作浪。哪怕就是判半年，出来之后也得在那儿就业。还有（的人）根本没被判过，但在地方不安分，比如说流氓、小偷这些个够不上刑事处分的，劳动教养完了之后也得在那儿就业。所以过去是“三类人员”。什么是“三类人员”？第一个是大劳改，在那儿服刑的；第二个就是劳动教养；第三个，刑满就业分子。这么都给抓在农场了。哎，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定：您那个大爷呢？也在那儿吗？

常：我那大爷，那会儿也是贩毒分子，“三毒分子”，连运带卖带抽。运毒、贩毒、吸毒，就叫“三毒分子”。可是这个人手眼通天，他就比我父亲有一套。他一瞅这事不好，洗手不干了，不敢干了。再干得抓起来，是吧？哎，上茶馆去说书去！他脑子好，后来在护国寺庙会、白塔寺庙会、隆福寺庙会还有茶馆[41]里头说书，艺名叫常荫泉，专门说《三侠剑》[42]。这个北京市是有名的。

定：他跟哪儿学的呀？

常：他年轻的时候，就和我一样看热闹看来的，“听菜”听来的。[43]

佟：“听菜”。［笑］

常：你说我这个学单弦也好，学大鼓也好，也都是听来的，也没有师父，也没有……现在不行，现在耳朵听不见，伴奏都跟不上。

定：您那个大爷解放后就一直说书呀？

常：嗨！“文化大革命”给轰到哪儿去了？——轰到乡下[44]种地。他能种地吗？当成“五保户”[45]了。后来改革开放，“五保户”也撤销了，又回到北京，瞎转悠来了，买卖粮票……就干这个。后来也死在瓦窑了，什么也不是，死了什么也不是。

定：唉，那么显赫的一大家，最后弄这么俩儿子。

常：反正火葬一烧之后就算拉倒了。

定：您母亲和您父亲怎么样？您母亲还挺好的？

常：嗯，我母亲1997年死的。[46]

佟：老太太一直跟着他（指常人春）呢。

定：她后来一直在家是吗？

常：对，那时候除了我那个大弟弟没在家以外，都在家呢。（现在）都回来了，所有“上山下乡”的都回来了。

定：那您弟弟比您小好多吧，还“上山下乡”？

常：我那个大弟弟比我小7岁，今年66岁，他1933年（出生）。我二弟弟可能是比我小十几岁，四几年的。[47]

定：您母亲和您奶奶能处好吗？一个旗人老太太。

常：唉，反正婆媳之间呢，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处得不错。[48]因为我小时候呢，大宅子分着院儿，根本就不接触，没有利害关系，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方式。我们这些孩子主要是我爷爷跟我奶奶来关心，因为我母亲经济不独立，她关心也不行。我父亲根本就不过问，也不在家。

定：所以您跟您爷爷、奶奶的关系挺好的，也比较近是吧？

常：哎。打扮这几个孩子，买衣裳、买鞋、买帽子，这都是我爷爷跟我奶奶的事，我父亲跟我母亲伸不上手。我母亲是没钱，我父亲有钱也不给我们，还不够他那什么的呢……

定：您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常：我父亲1990年去世的。78岁，但是死的时候牙没掉，头发不白，眼不花，耳朵不聋。我有一个妹夫，他家来了一个妇女，跟我妹夫什么关系我还不太清楚。她信天主，信基督教，来这儿进门先问我：“北京有基督教堂吗？”我说：“有啊，什么事？”她说：“我是基督教徒，明天礼拜，我想做个礼拜，您能给我办这件事吗？”我说：“太能办了，明天我同您去。”因为我心里没底，我小时候上的是私立的崇实小学[49]，那时候认识一个校长叫邵凤元，我在政协学习的时候又碰见他，假如人家不叫进去，我就说我找邵凤元，这瞎话就编好了。基督教和佛道两教不一样，它（有）专门找（人）信基督教的信使。我刚奔那儿，坐在旮旯了，有一个老太太过来了，说：“您二位新来的吧？”我说：“对了，今天我们头一次来。”她说：“我热烈欢迎二位，您是我们的贵宾，请您到前排坐。”［笑］我一看，好，前排是包厢，就跟戏院的包厢一样。好嘛，人家可欢迎了。

（那天回到家）我一看这倒划着门，说：“那不行，把这玻璃砸了。”砸完这里面没有反应，我就知道（我父亲）出问题了，把门一打开，一看，没有气儿了。我说：“送医院检查检查。”

佟：这说谁呢？

定：他父亲。

常：到医院一检查，做心电图。人家说：“早停止呼吸了。”就那么样……安安静静的。头一天晚上还说：“打牌不打？”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死了。我这妹夫来吊唁的时候还说：“得了，老头儿挺仁义！这样死了也没给后人找事，也没花医药费，也没找人陪床，挺好，他自己也没受罪，不错。”

定：折腾了一辈子。

佟：您母亲，就是阎宝贞，她哪年去世的？[50]

常：我的母亲是85岁，那就惨啦。一方面家道中落，再一方面，大的环境也不行了。

定：您大爷有几个孩子？

常：嗨，他这又是一个故事。他那个大太太老不生孩子，所以着急。天天到我们这儿来串门儿，把我接到家去之后，她说：“这就是我的儿子，你就是我的儿子。”对我非常疼爱。无论买吃的也好，做衣裳也好，买鞋也好，带我外头逛去也好，都是我大妈。她后来听别的街坊说：“你瞅哪儿出殡的话，摔完了盆子，那块砖你把它捡回家来，压在炕底下，你就有孩子了。”[51]这又是民俗，哎！

（有个）房东老太太的老头子摔死在外头，是在家办的事。出殡的时候我也看见了，事办得不是挺大，但是基本上走了这么个形式。到末了儿和摔盆的时候，我大妈让一个街坊老太太把那砖给捡来了，之后就压在炕底下了，告诉我大爷说这回有希望了。后来果不其然，怀了孕了。有钱呀！去那最大最好的医院——协和，这医院还能错吗？那时候林巧稚院长没在，大概是上美国学习去了。检查了半天，检查得不对，没检查出有子宫瘤。

定：哦？

常：结果难产，动手术之后把孩子取出来了。因为时间过长，大人死了，给我大爷一个打击，家里落这么个丧事！本来打算给小孩大办满月，由我爷爷给出钱，给请人，这回这满月甭办了，办白事了。（他们）就在三座桥[52]那儿住嘛，就这么一个女孩，她妈死了之后，俩人没有任何依靠。

定：也到你们家住着来了？

常：唉，由我爷爷来救济吧！我们家那么多孩子，爷爷奶奶照顾不过来，就是我这个大妈来照顾我，这回我失去了一个支柱。我再到我大爷他们家，他还有一个二太太，那对我就不行了，没有这么热情。

定：那孩子呢？后来也长大了？

常：这孩子长大了以后呢，跟她爸爸划清界限。她说：“我爸爸是坏分子。”所以也不进行赡养，让她爸爸告到东城区法院，东城区法院判我这个表妹常瑛月月给他拿多少钱。她在南磨房小学教书，当音乐教师，这是我所知道的情况。

二、老北京的婚丧礼俗

1．几个研究重点

常：过去我研究这方面的东西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所谓“人生礼俗”。人生礼俗就是由生到死，比如生下来的时候小孩怎么洗三、怎么办弥月、怎么抓周，大了以后怎么命名、怎么找工作……然后到了结婚年龄，男婚女嫁之后，他创了业，有了儿孙，给他办生日、办寿，岁数大了之后就死了，怎么发送，还有葬后祭。什么叫葬后祭呢？就是死了以后，埋了以后，对他的祭奠、对他的纪念，比如办一周年、办三周年、办十周年、办冥寿，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岁时节令”，什么叫岁时节令呢？就是怎么样过节过年。比如春节什么样？咱们所说的过大年，这年休是什么样？怎么样祭祖、怎么样贴神、怎么样顺星、怎么样逛庙、怎么样拜年、怎么样逛灯……这是过年这套。然后过节这套，比如“二月二龙抬头”、三月清明、五月初五的端阳节，然后六月六铺晒节，下边七月十五中元节。中元节各大寺院搞盂兰盆会，道教搞中元法会。再下面是什么呢？这里还落下一个七夕，对了，七夕完了才是中元。

定：其实好多我都不懂。

常：然后是中秋节，最后是重阳节，重阳节完了之后，“十月一送寒衣”，之后就到冬至。在过去，冬至也是一个大节日，旗人有在冬至祭 祖的。

定：冬至祭祖？

常：嗯。去年冬至的时候，我做了一次模拟表演，在饭庄子里头搞的。请咱们民俗文化界的去参观，搞了一次旗人祭祖。就在苏州街那个白家大院[53]，吃馄饨。这两个重点了。

定：第三个部分呢？

常：第三个重点是咱们的宗教信仰，民间俗信。不是专门的佛教、道教，洋教也不列入，不牵扯到洋教的问题，因为那个没法跟咱们传统文化结合。但我对洋教非常了解，因为我是洋教学校毕业的学生，对基督教是了如指掌。我要做一个牧师绝不怯勺[54]，但我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我也参加它的活动，12月25日圣诞节，人家也请我参加，而且请我上台背《圣经》，还演节目。但是我不信这个，当玩意儿看。我还有我的老谱，原来我们家传统老旗人的那套，对吧？

佟：嗯。

常：传统文化和西方的这种文化不好结合。都是宗教单位搞庙会，教堂怎么不搞庙会？你听它这个词儿，挺有意思，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不起来。

定：那第四个重点呢？

常：第四个是行业。百姓的各行各业，有很多牵扯到满族，尤其是“民俗行业”。这是我给起的名，原来人家研究的没有这个词儿。什么叫民俗行业？与刚才我说的三项有联系。举个例子——香蜡铺，过年过节牵扯到信仰问题，香蜡铺并不是佛道两教的东西，都是民间俗信的东西，不管他卖的香、蜡、纸马也好，钱粮也好。黄钱、钱粮、元宝、蜡这些全都是民间俗信的东西。什么大金锭、小金锭、百子锭，什么福寿高香，都是民间玩意儿。有一些东西牵扯到道教，在佛教来说都很少。我要到香蜡铺买一个释迦牟尼佛像，人家说：“没有。”人家让你上大佛寺，佛像镏金铺买去，“我们不卖这个，我们这儿是灶王爷、财神爷、门神爷”。它也有佛道两教的神马，年三十儿夜里接的“天地三界十八佛”诸神，叫作“全神马”，大黄面。

定：大黄什么？

常：大黄面，面子的“面”，意思是一个整张的黄表纸[55]彩印的佛道两教诸神。上面是释迦牟尼佛，这边是消灾延寿药师佛，下面是阿弥陀佛，这边是文殊，这边是普贤，这边是观世音……下面就是道教的玉皇大帝，再下面就是碧霞元君、九天娘娘、眼光娘娘、天花娘娘、催生娘娘、送子娘娘都排上，再下面……

定：我看过您的《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可是您这些关于宗教的东西写成过书吗？

佟：有，《老北京的民俗行业》。

《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书影

常：关于《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跟它连带的还有一个《近世名人大出殡》[56]。

佟：嗯，对，也挺有意思，我也看过。

常：《近世名人大出殡》下的功夫不小。

2．贫民丧事

常：我老说，会死的，1949年以前死。1949年以后死，那就什么也不是了，也就是一个排（pǎi）子车拉出去而已。你知道吗？那解放以前，你不管穷到什么程度，住大杂院也好，只要不是流浪街头的，都得有点举动，没举动的话别人也不干。比如说吧，这个大杂院有一个苦老头子，生前呢什么也不是，没儿没女，啪，死了，那怎么办呢？——街坊就得发送了。为什么给发送？——怕在这儿闹鬼。

定：哦。

常：周围有小孩，这一闹鬼，要是吓着小孩就不行。天津话讲“迎三送路”，北京话讲“接三”。不接三不送魂，让他在这里头闹不行。穷的怎么办呢？大家给拿俩钱，找一个要饭的小孩扮成孝子，系上孝带子，戴上孝帽子，没有孝袍子不要紧，有这么一个装饰就成。房东老太太找个比较熟的棺材铺，到那儿就告诉：“大哥！您办点好事吧！这小孩的父亲故去了，但我这儿没办法呀，咱不能瞅着他臭在炕上啊！咱们得做点好事吧，对不对？我这在街坊当中给他敛了俩钱，现在一共敛了78块钱，得了！都给您吧！您给料理料理这个事。”那个小孩跪地下，老太太（对小孩）说：“给这个掌柜的磕仨头！”掌柜的说：“哎哎哎，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起来起来。我说老太太，您这个慈悲为怀做善事，咱们当仁不让。再说这个小孩他父亲，生前我们是一块发小儿长大的，我这个买卖还不是靠老街旧坊成全起来的，对不对？我之所以有今天，应当感谢咱们老街旧坊，有什么困难的，该伸手就得伸手。不过现在这话又说回来，年成不好，我这买卖现在不行。要我这买卖好的话，这个发送归我了。那怎么着呢？我这些棺材，您看哪个好，您挑一个去。我要是要一分钱，我不地道。”

定：那时候的人还挺有人情味儿的。

常：那老太太能挑好的吗？就找一个最次的薄皮子材。

佟：“狗碰头”。

常：用我的话来说是“狗碰头”，哎。

定：［对佟］你怎么知道？

常：比大火匣子稍微强点。那个掌柜的说了：“老太太，我不能收您一分钱，但您得给那工人两块钱饭钱，好把这棺材给您拉家去啊！”老太太就拿出俩钱给这掌柜的。掌柜的给出主意，告诉老太太：“您回去之后，到当街庙那儿请五个和尚，到冥衣铺那儿糊一个驴，再让他糊一个捎马子驮在那驴背上，捎马子上写着‘西方正路’，里头搁点烧纸，搁点纸钱。待要‘送三’，就送到十字口那块儿，把驴烧了就拉倒。”到晚半晌儿，那老太太出一个八仙桌，摆几个凳子，五个和尚一入座，让这懒汉子当了孝子，说：“得了，咱们各位大师父，您多慈悲，本家没人，我这出面给做这么一件善事，有什么周到不周到的，您多担待吧！”（和尚）说：“好！”合念《大悲咒》。［唱《大悲咒》］房东老太太再跟装孝子的那小孩说：“给你父亲打着这挑纸钱。”哎，又找一小孩：“你拿那驴，回来给你五毛钱买糖吃。”见着第一个十字路口那儿，驴头冲西，冲西表示“西方正路”，应该冲坟地方向，但他没有坟地。和尚说：“您没有别的事吧？”那老太太说：“引魂幡给写一下。”那很简单，就写什么什么府君施恩引魂幡，上面是“金童引路”“玉女扶车”，完了，就叫“送三”了。［念经］这叫打七星板。走得挺快的，怕人看见，寒碜！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这个接三不像 话。

佟：但是，这是不是北京最贫民的丧事了？

常：啊，刚才我说了，是最穷的，没法再穷了。晚上也不放焰口，这是“光头三”。第二天早晨起来出殡，大家街坊来，七手八脚把棺材搁到排子车上，扮孝子的那孩子找一块半头砖，买这么一个阴阳盆，也不描不画的，一脚给踩了。他不能跪在那儿摔，因为他不是亲儿子，不能摔盆，得拿脚踩。[57]他这儿一踩盆，那儿“啪”地扬一把纸钱，就给拉走了。也许房东老太太想起她自个儿的爷们儿来，在那儿哭一鼻子［模仿老太太哭丧］，所有的街坊就都出来说：“我说老太太您这是干什么？这么大热的天，您扯那嗓子！快回去，快回去。”给架回去了，这就出殡完了，这是最惨的了。解放以后不是这样，解放以后哪儿有这事？说你们这叫搞封建迷信活动！

定：那也没见解放以后满世界都是鬼魂啊！

常：解放以后，这个拉倒呗。没有火葬场之前，弄一薄皮子材拿车拉，当时就拉走了，什么事没有。不用说没钱的，有钱的也不敢办，为什么呢？办的话，怕将来让买公债，“你不是有钱嘛！”［大笑］我在鼓楼东大街住的时候，我们租房给一家冥衣铺，还有一家成衣铺。成衣铺那掌柜老太太死的时候，在他家里办事，求冥衣铺那边糊一个接三车。我上那儿看热闹去了，听见冥衣铺掌柜的问成衣铺掌柜的：“筹备好了？”成衣铺掌柜的告诉：“别提了！街道上找我两次：‘哎！你搞的什么名堂！你注意影响！现在移风易俗你不知道吗？你有钱的话，应该支援国家建设，支援抗美援朝，你搞什么名堂！又搭棚子又糊烧活儿，搞的什么玩意儿！’”成衣铺掌柜的还说：“养活儿子干吗？养活儿子就是干这个的。儿子不干这个的话，谁将来还……”

定：谁还养活儿子。

常：对，谁还生儿育女，谁还扯这个淡，对不对？虽然说咱们知道这是为活人的，但是也得表示表示态度，对不对？因为现在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表示态度，开追悼会咱们开不起来，家里一共就三个半人，咱们能开追悼会吗？那个不切合实际，咱们还是按照老办法办。不管街道他怎么说，咱没犯法，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这个不是政治活动，对不对？冥衣铺掌柜的说：“嗨！真正政府不见得干出这事，小脚老太太自个儿冒充积极。”

定：后来您祖父去世的时候就没办，是吗？

常：什么也没有，嗯，这给我的打击不小。[58]要我的意见来说呢，咱们在南顺城街不要招摇，住院之后拉到嘉兴寺[59]去，嘉兴寺是殡仪馆，专门应白事，就是现在平安大道的北海旅馆。

佟：停灵的。

常：而且应的都是大的，比如齐白石、梅兰芳、摄政王载沣。解放以后，任弼时也在那儿办的事。我学徒就是在那儿学的。

3．关于高阔亭

定：您还学过徒？

常：我就这么说啊［笑］，那个管事的叫高阔亭。高阔亭专门主持这个丧礼，都是大丧礼，搁七七四十九天的那种。七天一“送库”[60]，送库就烧30张桌子。接待吊客，摆他百八十桌的宴席，都是这样的事，你想想。我就是看热闹的时候跟着他。我每逢寒暑假到那儿去看热闹，就认识了他。他说：“这小孩，你老到这儿来干什么？有什么事吗？你哪儿的人？”我说：“我旧鼓楼大街117号姓常。”他说：“什么？旧鼓楼大街117号姓常？常晓茹是你什么人？”我说：“常晓茹是我爷爷。”他说：“哟！你来来来。”他把我叫到客堂里去了，把那老当家的崇辉老方丈给找出来。他说：“这个人你认识吗？”我说：“不认识。”他说：“这个是咱们庙的住持，给这师父磕头。”

后来我回家一查礼账，过去给我办满月、给我妹妹办满月，崇辉亲自出份子。崇辉老方丈交际很广，解放以后是北京市人民代表。崇辉就跟高阔亭说：“赶明儿他来的时候，不要让他回去，就在这儿吃饭。”这高阔亭很会办事，就跟那知宾[61]说了：“到时候您让座的时候，给这小孩留个位置啊！”按人家总知宾的话说：“敢情人家是高阔亭的孩子啊！”就问：“高先生，这是您的少爷？”高阔亭也不言语。每回吃饭让座的时候，坐席的时候，总知宾就说：“来，来！”所以我到哪儿，不管是谁家办事，都是白吃一顿。还有的就是我爷爷带着我出份子。我是专门干这个，要不怎么学了这么一套玩意儿？我就净看那大的（白事），没法再大了，比如吴佩孚的国葬、公葬我都参加了。所以我这学的东西不少。

定：您怎么会对这种东西感兴趣呀？

常：因为我小时候接触的就是这些东西。我在那儿看完以后，回去还要模仿，比如说老道怎么念经、和尚怎么念经、怎么送疏[62]、冥衣铺糊的纸盒都什么样……到家我也糊他一套［大笑］。写的那玩意儿，所有的文书，我都能跟您背。比如说讣闻怎么写——“寒门不幸”，对不 对？

佟：对，对。

常：什么“祸延先考，不孝某某某……”

定：您就对丧礼这一套特别熟是吗？

常：特别熟。

定：您小时候的志愿是不是就当那总提调？

常：我小时候就想干这个。

定：哦，真的？

常：我想跟高阔亭学这个玩意儿。所以那时候，学校一放暑假，或者每到礼拜日，我的心都扑在这个上，就学这个。你要知道，民俗行业的从业人员，他只是懂得他自个儿的那一摊儿。比如说彩子局，他就知道怎么样挂彩子、怎么样搭牌子、怎么样做灵榇，懂得这套。但是你要问纸活儿，那个他不太懂；你要问僧道，那他也不太懂，对吧？我这不是因为是总提调，那全都得懂。不管是棚帐也好，彩子局也好，冥衣铺也好，和尚、喇嘛、老道、姑子、吹鼓手……这你都得懂。还有杠房的这套，怎么叫“四十八杠”、怎么叫“六十四杠”、怎么弄黄杠、皇家用杠怎么用……比如说，皇帝跟妃子怎么分、皇帝跟皇后怎么分、亲王怎么用、郡王怎么用、贝勒怎么用、贝勒有郡王衔儿的怎么分，下面的话，“公侯伯子男”这个怎么分、怎么用，比如有“入八分”的、有“不入八分”的[63]，这个怎么分、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