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停课闹革命

在我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和大字报同时开始的。1966年6月初，听家在北大的朱义民说，北大有大字报，出于好奇，我就约了几个同学去看。在哲学楼北侧的墙上，贴着很长的一份大字报，落款有七个人。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北大旧图书馆前面本来是一个很宽阔的空地。空地上竖起了许多木桩和席子，上面贴满了大字报。

大字报的内容对十七八岁的高中生来说，还是比较难懂的。只知道是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之类。对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的评论也是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尽管不完全懂，但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没过几天，《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支持第一张大字报，“文化革命”就此开始了。

此间，为了“破四旧”——旧思想、旧习惯、旧文化、旧风俗，我和几个同班同学做了两件事，一是到语文老师张寿镜老师家去“破四旧”。因为听别的老师说张老师解放前是“三青团”。结果在张老师家什么也没发现；二是在路边动员长辫子的女同志剪短发。当时意外发现一位30多岁的男同志，留着一个大背头，就把他拦住了，问：“为什么留大背头？”答道：“我学习毛主席。”我们说“毛主席的发型是你学的吗？你是什么出身？”最后，硬是把他带到理发店，给他理了个寸头。那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嘟嘟囔囔地走了。今天，我们应当真诚地向语文张老师和那个留背头的陌生年轻人道歉。后来，学校举办了“破四旧”成果展。展品很多，有金条、银圆、民国时期的委任状、债券、高跟鞋、留声机、手杖、照相机，等等。

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群众运动中，校领导成为批判的目标。批斗会是大批判的集中场合。批斗会是由最早成立的那批红卫兵组织的，几位校领导被押在台上。发言的有学生，也有教师，发言中间是高呼口号。这些被批斗的校领导失去人身自由，被红卫兵集中看管。期间免不了体罚和刑讯。据说，女校长彭鸿渲就是因为被红卫兵用皮带抽打，含恨自杀的。

当年，西城区动物园附近有一条铁路，我经常骑自行车路过那里，几乎每次都看到人群集聚，不是发生交通事故，而是有人自杀。此间，大字报铺天盖地，任何人都可以到学校办公室领纸张、墨汁、浆糊。任何人都可以批评他人而不被制止。当然，大字报的内容一定是革命的。

1966年夏天，在中学生当中，曾经就“出身”问题展开大讨论。当时有一份《中学文革报》，刊登遇罗克的文章《出身论》，批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血统论。”认为“血统论”违背了我们党“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的政策。当然，也有反批评，说，每个人都在阶级的环境中生活，他的思想意识都打上阶级的烙印，提起当年的土地改革来，地主富农的儿子，和贫下中农的儿子，他们心情能一样吗？后来，最早成立的那批红卫兵当中，有不少人的父母被定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他们就与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为伍了。几年以后，他们的父母被平反解放，官复原职了，他们又重新回到“红五类”的革命阵营里来。可见，当时父母的地位对其后代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根据当时的理论，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在“文化革命”中不是革命依靠的中坚力量，而是团结教育的对象。今天回过头来看，以20岁左右年轻人群体为对话主体的“血统论”，是古代传统身份制度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杂交的畸形儿。自从出现了“血统论”，本来以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目标的群众运动，就停下脚步开始自相残杀。其实，那种以分层集群为载体的思想意识在“文革”前就已经潜伏多时。一些身份特殊的子弟常常怀着“治国者，舍我其谁”的豪迈胸襟，一些身份平平的子弟则笃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圭臬，而另一些子弟则心无旁骛地注重平静而现实的生活。“文革”时的“血统论”只是在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一次爆发。它戕害了一代年轻人，不仅是身体，更重要的是心灵。“血统论”的害处是制造鸿沟，割裂人民，酿造暴力，其理论与法西斯的种族至上论是相通的。今天，经过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身份制度或已荡然无存。正好与梅因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规律相合拍。如今，当年的年轻人都已年过花甲，有的已经步履蹒跚。同窗一聚，互道珍重，浊酒一杯，不辨红黑。

开始大串联了。我们六个同学——贾克星、陆祖迪、刘云、李桂杰、宋文莉，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出发了。去了南京、上海、长沙韶山冲、武汉，然后回到北京。大串联乘火车不买票，凭学生证就行。在外地主要活动是看大字报。有时间去参观革命纪念地。大家都住在学校里的学生宿舍，没有铺盖，只能头枕砖头，用报纸当被子。吃饭也不收费，但是饭菜很简单，一小碗米饭，上面加一勺菜。乘火车是一件很头痛的事。遇到拥挤不堪的时候，只能躺在椅子下面或行李架上面，“火车时刻表”完全没有作用了，在车站一停就是几小时，同学们就从车窗爬上爬下，在车站上厕所，洗脸、刷牙都很难。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愿意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后来，国家要求学生返校闹革命。一些聪明的学生就到售票处去换票。比如，广州的学生凭学生证领了回广州的火车票，北京的学生凭学生证领了回北京的火车票，于是，他们私下可以交换。到了广州或北京，在接着交换，如法炮制，又可以去很多地方。当时，我就想，制定政策的人真是太笨了！

回校以后，我们成立了“新生红卫兵”，还到街上的刻字社刻了一枚公章，上面刻着“京工附中新生红卫兵”。参加我们“新生红卫兵”组织的有本班的20几个同学。“新生”二字源自鲁迅，反映了他对中国国民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力图改造的愿望。但是，这个名字曾经被误认为是“老兵”改弦更张。在“文化革命”初期，“红卫兵”是十分高尚令人神往的称号。在这之前，社会流行一身蓝装，配一顶兰帽，象征工人阶级。很快，时尚骤变，时兴军装，军帽，扎皮带，配红袖标。使我们想起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的红军赤卫队。当然，红卫兵衣服口袋里一定有一本红宝书。有一位同年级的同学，因母亲出身地主，当不了红卫兵，就把年迈的母亲绑在床栏杆上，整整一周，活活饿死，以表示与地主阶级划清界限。但是，红卫兵组织始终不接受他加入，认为他“目的不纯”。按传统观念论之，则是“于厚者薄，则无所不薄矣！”在有的地方，“黑五类”子女是不准佩戴毛主席像章的。一位女同学把主席像章别在胸前的皮肉上，以示对毛主席的忠诚。为了避免感染，每天偷偷用碘酒消毒。

不久，先是部队“支左”，一位解放军排长负责我们班。他还带我们到天安门广场照了相。后来，工人宣传队进校了，每班安排一位工人师傅。我们班的工人师傅来自首钢。此间，上级传达指示，要组织学生到基层、边疆、农村去继续闹革命。开始是东北建设兵团，后来是云南，接下来是山西，再后来是陕西。

街道委员会组织人们到家里有中学生的家门口敲锣打鼓，宣传上级指示，号召中学生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而且每天都在你门前锣鼓喧天的。就这样，我背着母亲，偷偷拿着户口本去派出所消户口。户籍警察似乎已经很熟练了，问：“叫什么？去哪？”答：“山西夏县。”之后，他把我那页从户口簿上麻利而整齐地撕下来，在户口迁移页上面注明：非农业户口，迁往地——山西夏县。对于一个高中学生而言，拿着这张纸，意味着一个城市青年，一下子就变成青年农民了。而今天的“城镇化”却鼓励农民到城里买房变成城市户口。城市青年转为农村户口，意味着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就此告一段落。

一段长期且无期、陌生且艰苦的生活，正在遥远的黄河北岸等待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