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感觉在某一个黄昏或上午，父亲会背着一个帆布行囊远足而来，会用他憨厚的影子堵住我正门的光线，那时有一个很不能概括的念想：“我们家的乡下男人进城来了。”

我忍不住遥想当时形貌，居然有那么几分近而远的缘由，但我明白，我们家里的乡下男人是永远住在乡下了。

每年的清明这一天，无论刮风下雨，我都要回乡上坟。说是坟，其实只是一眼废弃的窑洞，在山神凹后山的黄土崖下。十年了，父亲很安分地在等活着的我妈，而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多么捣蛋的人。老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夫妻一场先走的人一定要放在一个地方，等在世的、留在红尘中的那个人百年后一起入土为安。

春天的植被像世界地图一般，散淡地铺设在崖的周围，崖下的土窑内是父亲的家。阳光直截了当地照进洞内，那一口玫瑰红的棺木横放着，我们家里的乡下男人被装殓在里面平躺着，成为一个戛然而止、无法再继续坐起来或站起来的存在。无往而不胜的岁月呀，好端端把一个人一生的里程，减缩在了这个大匣子里。我跪卧在地上，点燃一堆亿万元冥票，有风丝绒般吹来，那灰烬很是舞蹈一番。这种无告的陌生竟伴着我那么多绝望和酸辛，但我却无意怨恨它，反想到有一双厚实的黑手在抖擞着收取女儿送他的这一份殷实的家资。

人生真是一个过程。我是1969年认识父亲的，在这之前父亲的绰号叫“跑毛蛋”(沁水县十里乡方言，意指对生活不负责的人)。在这之后，我三岁，随母亲改嫁而来。母亲嫁时骑小黑驴款款地从田间的小路蜿蜒而来，给满世界秋阳注一剂斑驳。父亲的兴致随驴屁股的一声疼痛而“嘚嘚”高昂，母亲的笑便暧昧得意味深长了。而一路的累乏让我懒得有兴致，也就是说，三岁的我还记不得多少当年的往事。父亲的家是一眼土窑，墙上的许多洞和地上的许多洞是老鼠的家。父亲后来用许多玉米芯塞住了那些洞，那些老鼠很是无奈地和人一样光明地在窑洞里生活了几年。这期间，父亲为了像个男人一样活着养家，决定到太原的西山煤矿下坑。人称下窑汉。我妈嫁过来不久，因井下塌方，俗世的父亲脑袋冒出泥地的一刹那决定逃生，黑炭一样逃回老家，前后走了不到一个月。我妈开始和父亲生气。

这气，一生就是一辈子。我记得我生孩子时回老家坐月子，妈和爸吵，吵得我大声喊：“离婚吧。”片刻后父亲嬉皮笑脸地说：“还不到离婚那步。”我说：“爸，你怎么在这家里熬的？”父亲想了想说：“你知道啥？我在你妈跟前还没有小学毕业，还得熬。”

这里我不得不说我的爷爷，爷爷是在远一些年扩军时参军的八路，后来战争最后胜利，身份转成了南下干部。正遇荒年，失去音信的奶奶无法养活父亲，出于对丈夫的报复心理，想把父亲丢在山里让狼吃。是小爷从山里找回父亲的。父亲便是依靠几位叔伯爷爷的呵护成长起来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背景，父亲因山性而长成“三不管”式的人物，即小队管不住，大队管不了，公社够不上管。

父亲的家就是我后来的家。我的老家叫山神凹。这个名字需让我反复记起，它不仅是我父辈生存的地方，而且在抗战年代，是八路军的一个地下印刷厂。我的家族本不姓“葛”，从祖坟的墓碑上刻的姓氏看是姓“盖”。姓氏转变的过程也得怨我爷爷。当时大字不识一斗的爷爷入伍时，有军人问：你们家姓甚？爷爷很光荣地喊姓“盖”(盖姓念葛)。那军人说，知道，姓“葛”。用毛笔工整写下。一个“知道”断了盖姓家族的香火，从此“葛”姓在山西十里乡山神凹广延。这大体可信，族人淳厚，还不大懂得“冒姓”。

老家没什么风景，有山，有人住的窑和羊住的窑。羊住的窑比人住的窑大，因羊多而人少。羊多，族人便穿生羊毛裤、生羊毛衣。父亲因此而会织毛衣。逢年过节家穷买不起鞭炮，父亲领人到山和山的对顶上甩鞭，用牛皮辫的长鞭，长鞭一甩，因山大人少，回声也大，脆生生漫过村庄直铺天边。天边并不能看真，生生地，凝成千百年一气，鞭声滚滚滔滔跌宕过来，山里人激动得出窑，听父亲隐隐然鞭斥天宇的响彻，能把人的心吞得干干净净。这种甩鞭和赛鞭，要延续过正月十五，十五过后老家的山上没什么内容，赤条条地与荒漠的群山对峙。荒山沟里，父亲开始了他生长期的旺盛。

父亲是一个高智商的人(用现代的话说)。他不太懂音乐，夏天打一条蛇，从马尾上剪一缕马尾，再从大队的仓库里偷一段竹节，三鼓捣两鼓捣，一把二胡从他手上就流出了音乐。父亲不懂宫、商、角、徵、羽，更别说现在的哆来咪了。窑中一盏豆油灯，父亲擦一把脸，憨厚地笑一下，挽起袖管，从窑墙上拿下二胡，里外弦一“扯”，就这过程已有人对父亲手头这把民族乐器投来歆羡的目光。而真正的艺术，在父亲的手上，还没有扯开弓拉出声响。

父亲的毛笔字写得不错，不是那种龙飞凤舞的，是一溜儿正楷。父亲出名的好像不仅是这些，从小掏鸟蛋，大一点抓蛇，再大一点摸鳖。他一上午能摸一木桶鳖，用铁锅煮了让光棍汉们一起吃。他说：现在人吃鳖，大补，狗屁！我吃一辈子鳖，把十里河的鳖快吃完了，也没补出名堂。十里河的鳖从父亲开始吃后，渐少，与父亲摸鳖关系重大。父亲玩蛇能把蛇玩出神话，让它走它才敢走。玩过的蛇，父亲从不打死。我至今不清楚这种吐纳百毒的长虫，为什么在父亲手里如此服帖。那个年代，父亲的故事频繁。那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强悍与苦难汇合让父亲野出了风格。我妈常说：“早知道你这样，我嫁给好人家也不来你这沟里。”父亲总是看着我和我妈说：“你带着拖油瓶上哪儿嫁好人家？来沟里就算你享福了。”

其实，从父亲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他的诚恳、逼真和来自大自然野性的浪漫。父亲多半不会在痛苦面前洒泪悲叹、寻死觅活。他的思想散漫得很阔，人生道路也铺展得很广。他像《水浒传》里的第一百单“九”将，该出手时比谁都出手快。路见不平，拳脚相助。在他五十五岁时，近三十岁的我还陪他到几十里之外的沁水县柿庄乡派出所交打架罚款。父亲在中年以后把兴趣逐步转向狩猎和打鱼。记得有一年夏天黄昏，父亲不知从哪里偷来夜壶，趁天黑装了炸药，五更天叫我快起床，领着我骑嘉陵摩托车翻山到另一个县。一路风驰电掣后，摩托停在山脚下。我和父亲潜入就近村庄的鱼塘。见他点了雷管使了老劲儿抡圆了胳膊把夜壶扔进鱼池，接着冲天一声响，我看到“哗啦”一声，鱼塘掀翻了。等水花落下，鱼翻着肚皮漂满了水面。我吓坏了，父亲却高兴地喊：“发财了。”忙活着张开渔网准备要打捞了，村里的叫喊声朝着鱼塘这边来了。父亲来不及打捞拉着我的手抬脚就跑。我不敢往后看，大口喘着气，跑到摩托车跟前说不上话来，喘气声把喉咙都拉伤了。

父亲于1996年得病。那年的正月初九，父亲从乡下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怕是病来了，来得不轻。一贯孩子似的作风，让我忽视了他非常时期的实际。我又以非常含糊的感觉很自然等到正月十一。那天回乡后，我看到父亲在麻将桌上鏖战，胸口冲着桌沿顶着一根木头，止胃疼。我想哭。我要父亲走，他坚决不走，说要把四圈打完。从父亲的态度上，我知道他输钱了。在乡人劝说下，父亲很是不情愿地离开了麻将桌。

回到城里，一连串的检查，证明父亲是胃癌，晚期。

我说不出一句话，一句话也说不出；父亲吃不下一口饭，一口饭也吃不下。我知道，父亲气数尽了。我告诉他是胃癌，晚期。父亲难过了一下便笑了，说：“我说嘛，不吃一口饭，雷锋还讲，人不吃饭不行，就不吃饭不行。一辈子就算完了。”我说：“以后怎么打算？”父亲说：“打算什么？父死之后见人磕头。”我说：“就女儿一人，怕忙不过来，想将来火化了。”父亲不语。三天后父亲说：“水，千好万好烧了爸爸就不好。你想想，我走了，活人的嘴脸要骂你，骂你把爸烧了，你愿意不落好名声？”父亲讲此话时一脸坏笑。

我是三月初三开车送父亲回老家的。沿途我买好了木板，到老家后叫了木匠赶做了棺材。我在做好的棺材里躺下试了试身长。我站在父亲身边不语，父亲说：“有话要说？”我告诉父亲：“大小正好。”父亲说：“躺下试了？”我说：“试了。”父亲说：“把它漆成红色。”我在寿棺大头写了“寿”字，因我字写得不好，远看近看都像个草书“春”。我和父亲说：“坏事了，把‘寿’字写成‘春’了。”父亲说：“还寿什么？你爸的寿已尽了。春就春，春天生，春天终。”因父亲生于1937年四月十五。

父亲说：“死后把我放置在一个干燥的窑内，等你妈百年后一起下葬。死后多烧点冥钱，才学着打麻将，老输，那边的钱在这边可便宜买到。你写文章的人，爸爸知道你辛苦，对我这件事你千万别太寒酸，寒酸了叫那边的人笑话你写文章供不起你爸打麻将。那可就不是笑话我啊。”我哭着说：“爸，怎么两边都是笑话我呀？”

爸说：“闺女呀，我死了呀。”

1996年三月初十晚，父亲拉着我的手说：“闺女，我来世做牛做马报你对我的恩情。”

我说：“爸，来生我们做亲父女。”

父亲哭不出来，从鼻孔流出一丝清鼻涕，眼睛死死盯着我：“近跟前来，跟你说句悄悄话儿。”我近到他嘴跟前，他小声说：“你能不能把你的存款都贡献出来，给爸找点不死的药？”

我闪开了，哭着说：“爸，钱买不来命，毛主席都死了。”

父亲半天后说：“瞅你那哭相，难看死了。我是试探你对我有多好。我能不知道，和毛主席比我不敌人家小拇指盖大？”

我不语，泪像河一样。三月十一早8时10分，我看到父亲长出了一口气，又长出了一口，没回气，父亲的眼睛就闭上了。

农历三月十三，我把父亲放置在山神凹后的羊窑内。我告慰父亲，窑内放得下十桌麻将。我给父亲烧了四麻袋张张是亿元的纸钱。活着时，我曾和父亲说，无论那边怎样情形，都要托梦给我，我好给你打点打点。

至今梦中出现的还没有父亲的影子。

父亲，你会在午后的暖阳下斜靠在我门扉前欣悦地凝视我吗？你这如此野性的城里上班的乡下男人，现在躲在老家哪道山褶子里贪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