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岁时，王阳明听到理学大师娄谅讲解朱熹的“格物致知”之学，得出“圣人可学而致之”的启示，以为掌握了成为圣贤的方法。后来，他尝试“格竹致知”，结果失败，大病一场，对“格物”之学产生怀疑，对自己要当圣贤的理想也产生了怀疑，认为自己不能成为圣贤。心灰意懒之下，将兴趣转投到创办诗社、写诗作赋当中。

一、“格竹”不容易

从江西南昌返回浙江余姚的路程算不上遥远，但对于王阳明而言，这次旅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途经江西广信（即今江西上饶）时，他专程慕名拜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著名的理学家娄谅。

年轻时候的娄谅还不是理学家，很像一个预言家，他曾经准确地预言了将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倒霉事儿。据说，当他进京参加会试时，刚走到杭州，一觉醒来，就要执意返回江西，任谁劝说都不听。同行学友觉得很奇怪，便追问原因。他说道：“我不参加今年的会试了，不仅考不中进士，还可能在京城丢掉性命。你们最好也不要参加了。”说完这些，就头也不回地回家去了。学友们都笑了，觉得他莫名其妙，不知道抽什么风。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娄谅的神奇：一个多月以后，京城贡院莫名失火，好几个参加会试的考生都被烧死了。

娄谅本来跟王阳明一样，对佛家学说和道家学说很感兴趣，但是在拜访了很多佛教高僧和道教大师以后，他反而对佛道两家的学说失去了兴趣，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它们，转而攻读理学，并立下志向，要做“成圣”的学问。这一点，跟王阳明是一样的。

后来，娄谅到处求学，遍访理学大师，得出结论：人们所说的“举子学”并不是“身心之学”。奔波多年以后，他在江西临川遇到了一位真正的理学大师，这个人就是吴与弼。他拜吴与弼为师，投到吴氏门下，成为吴氏弟子中最为人称道的三个人之一。多年以后，他认为自己学到了理学的精髓，遂辞别吴与弼，到广信开门授徒，传播自己“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的主张。王阳明见到他时，他已经六十八岁了，而王阳明连十八周岁都不到。王阳明向他请教学问，他便向王阳明讲解格物之学。王阳明从中得到“圣人可学而致之”的启示。

这一启示对王阳明的影响极为深远。在此之前，他只知道立志成为圣贤之人，但不知道该怎么实践、怎样做到。得到这个启示以后，他似乎懂得该做什么了，从此更加认真地研读儒学典籍。对此，黄宗羲在著作《明儒学案》中提到“姚江之学，娄谅为发端”。“姚江之学”就是王阳明在后来发展出来的“阳明心学”。

自从在广信拜访了娄谅，听娄谅给他讲授了“格物致知”的格物之学以后，王阳明就对格物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这就是自己应该掌控的“学为圣人”的途径。因此，当他在北京准备会试时，便将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所有著作找来，认真研读，思考程朱理学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可是，结果令他沮丧，他的困惑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他想不明白，同样是朱熹的著作，为什么娄谅就能越读越明白，越读越透彻，而他却恰恰相反。他觉得，既然是“格物”，就应该放下书本，到“物”中去“致知”，在实际中寻找真理。于是，便下定决心“穷竹之理”。

祖父王伦喜爱竹子，房前屋后总是种满了竹子，在北京居住期间，也将竹子带到了北京，在庭院里种了很多竹子，他的这个偏好恰恰为孙子“格竹”提供了方便。

王阳明放下书本，走出书房，来到竹林中“穷竹之理”。竹子是个好东西，微风吹来，竹叶摇曳，让人感到心旷神怡，神清气爽。可是，一旦给竹子套用“格物”理论，他就又陷入了迷茫之中，脑袋里一片混乱，毫无头绪。他就这样“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不仅什么都没有得到，还得了一场大病。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事件。

关于“守仁格竹”的经过，被他的弟子写进了记载他哲学思想的著作《传习录》中。在这段记载里，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著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

在这段话里，他提到，很多人都说要遵循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由此可见，程朱理学在当时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力了。但是，提倡遵循的人很多，真正付诸实践的人却很少，他就是少数经过实践的人，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提到了那次“格竹”经历。他跟一位友人一起对着自家庭院里的竹林，想穷尽其中的理，坚持了整整七天，费尽心思都没能成功，反倒劳累成疾，生了一场大病。

当时，他以为是自己不具备成为圣人的能力。后来，他总结了“格竹”失败的经验，得出结论，朱熹“格物致知”学说的认识对象、方法和目的都是错误的。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认识的对象应该是自然事物，方法应该是外在观察，而目的应该是增长学问。此后，他对“格物致知”学说就越发地不满了，思索着提出一套新的学说取而代之。

多年以后，他被流放到贵州龙场，在那里遇到一位得道禅师，与禅师的对话，使他认识到天理与人性是统一的，天理不可违，人性同样也不可违，也就是所谓的“万事万物之理不处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他对“格物致知”有了新的认识，认为“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格竹”的失败对王阳明的影响极大，从此以后，他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怀疑。经历了这次失败，他也对自己“学为圣人”的理想也产生了怀疑，认为自己未必能成为圣贤。他觉得，成为圣贤也是讲究缘分的，自己的缘分还不够，所以才遭遇失败。于是，他想通了，既然缘分不够，那就不当圣贤了，去做其他的事情吧。

二、失败未必是坏事

王阳明按照朱熹的方法“格竹致知”，不仅什么道理都没有“格”出来，自己反而大病一场。从此以后，他认定朱熹的方法是错的，所谓“格物致知”也是错的，甚至整个程朱理学都不对。事实真如他所说的那样吗？他的“格竹致知”为什么失败？从实际效果来看，朱熹的方法未必是错的，“格物致知”的理论也是有道理的。王阳明“格竹”失败，是另有原因。

朱熹所说的“格物”，针对的是自然的探究和事物的认知，目的不仅是“致知”，还在于“知所止”。如果这样说来，就真的有错误了，因为自然界万物所遵循的规律不会对人的内心产生影响，也不会提高人的道德意识。然而，在朱熹的学说中，始终没有区分开“性理”和“物理”，这不仅导致了他本人思维的混乱，也导致了后人的误读。从深层次上看，王阳明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误读，才导致了“格竹”的失败。

这种误读并不可怕，还为王阳明带来了开启哲学史上一个全新领域的机会，即关于“客观与主观”的哲学思考，可惜的是，当他发现误读导致的错误之后，立即转身而去，错过了这个好时机。在他看来，既然“格物致知”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是一个“由心及物再及心”的过程，那么事情就可以简单一些处理，直指目的，直接从心着手提高道德即可。依照这个目的，他创立了“心学”这一套哲学体系。

他的心学认为，“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简而言之，“意”的有无决定着“物”的存在，也就是说，“意”是决定“物”是否存在的依据。这就意味着“意”的本体就是“物”的本体，而“意”的本体是“知”，所以“知”也是“物”的本体了。但是，这样就能说他开创了新的学说了吗？也许未必，因为他的学说的核心思想跟朱熹是一致的，与其说他开创了新的学说，倒不如说他修正了朱熹学说的差错。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他同样没有明确地揭示物体的存在性依据，因此这个层面的混乱依然是存在的。

多年以后，王阳明对自己的这一失败经历做了一些反思，得出如下结论：不应该在竹子身上追求“天理”，因为竹子是静止不动的客观存在的实物。也就是说，“格”错了对象，不该“格竹”。那应该“格”什么呢？他认为应该是“求诸己心”，或者在动态中探求“天理”。其实这也怪不得王阳明，因为不论是谁，在看到“格物致知”中的“物”字时，第一个想到的必然是生活中的静止不动的客观存在物，比如竹子。但是，朱熹本意指的“物”，不仅有客观存在的实物，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总之是既有具体的“物”，也有抽象的“物”。

正是遭遇了这场失败，王阳明改变了探求“天理”的方法。也就是说，“格竹”是“王学”的“因”，有了这个“因”，他才完善了自己的学说。

与按照朱熹的方法“格竹致知”相比，王阳明自己的“知行合一”、“天理在心中”等主张，在探求他和朱熹共同认同的“天理”上是有明显进步的。而朱熹所说的“‘格物’要彻底”，他应该没有不同意见，因为只有将其中的“天理”全“格”出来，只有懂得了“格”出的“天理”，才能做到“致知”。

此外，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在他们的思想体系当中，“天理”都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其中既有道德伦理，也有自然哲学，两者被他们混淆在了一起，难分彼此，即使其中有自然哲学的影子，也是模糊的和抽象的，很浅薄、很表面化。或许，这也是王阳明“格竹”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他能清晰地区分开伦理道德和自然哲学，结果应该会有很大不同。同样，这也是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没有发展到近代科学这种高度的原因，哲学界太过于强调伦理道德了，几乎完全忽略了自然哲学。于是，古代中国最具有知识和智慧的人，只能翻来覆去地琢磨早已被前辈研究透彻的那点儿伦理道德，在自然科学领域却碌碌无为。

尽管“格竹”失败了，但王阳明在此后创立的“心学”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受“心学”影响而诞生的东林党等，对“天理”的认识就深刻多了。“心学”问世以后，儒学受到一定的冷落，被搁置到程朱理学的水平，迟迟得不到发展。不得不说，这些都是这场失败引发的消极影响。

那么，既然王阳明认为“格物致知”的认识的对象、方法和目的全都错了，那正确的应该是什么呢？概括而言，“格物致知”就是通过掌握事物的特性，进而实施有针对性的准则。其中，“格物”是过程、是功夫，而“致知”则是结果；“格物”就是掌握特性、懂得道理，“致知”就是根据准则处理事物。除此之外，“格物”还有什么用呢？在朱熹看来，“格物”不仅能提高道德修养，而且还能获取科学知识。但他没有明确指出，获取的知识一部分是道德层面的，另一部分则是自然科学层面的，而且自然科学知识也属于提高自身修养的范畴。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目的，是要让人成为圣人。或许，这才是王阳明苦苦求索的“学而为圣”的正确途径吧。

三、朱熹是何许人

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被世人称为“朱子”。但是，人们对他的认识有些偏差，一些人认为他只是一个“道学家”，并无过人之处。实际上，朱熹是杰出的儒学大家之一，对中国的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与他同时代的著名词人辛弃疾评价说：“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这两三个人，大概指的就是孔子和孟子了。

朱熹是南宋人，祖籍江西，生于福建。四岁时，父亲朱松指着天空对他说道：“这是天。”他马上问道：“天上有什么？”朱松大惊，认为这个孩子勤于思考，将来一定能成大器。在他十岁时，朱松去世，他便随着母亲迁居崇安（即今福建武夷山市），拜道学家刘子翚为师。

朱熹与王阳明有个相同之处：在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要成为圣贤，那个时候他只有十岁。据说，那时的他就表现得跟同龄的小伙伴很不一样。小伙伴们在玩沙子、泥巴时，他却在一旁画画。大家很好奇，便围过去看他画了什么。这一看不要紧，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他画的竟然是八卦！一个十岁的孩子竟然聚精会神地画八卦玩儿，人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总体而言，幼年时的朱熹志向远大，勤奋好学，广受好评。起初，他对佛学和道学很有兴趣，与南剑州（即今福建南平）的道学家们交往密切，在三十岁时拜到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门下，专心学习儒学。李侗对这位弟子评价极高，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进学甚力，乐善畏义”。

在十九岁时，朱熹考中了进士，此后多次担任地方官，但每次时间都不长。尽管他有出色的政绩，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朝廷的赏识，但总体来说，官运并不好，仕途很不顺畅，始终得不到重用。自宋高宗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考中进士，到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去世，在长达五十年的进士生涯中，他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时间在做官，其他时间都是赋闲在家。这样一来，他就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读书做学问了。

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朱熹出任泉州同安县（即今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主簿，期间多次在安海（今属泉州下辖县级市晋江）召集儒生讲学，受到欢迎。不久，他索性辞去官职，专心研究理学和开堂讲学。拜到李侗门下之后不久，他开始建立自己的具有客观唯心主义色彩的理学思想，最终成为继“二程”之后理学领域的重要人物。

宋孝宗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朱熹在家乡修建“寒泉精舍”。此后的十年里，他一边收徒讲学，一边著书立说，宣扬“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在此期间，朝廷多次征召他出仕，他都拒绝了，直到宋孝宗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才接受任命，到江南东路的南康军（即今江西省星子县）任职。

在江西任职期间，他在唐人李渤隐居的庐山旧址上创办“白鹿洞书院”，继续收徒讲学。白鹿洞书院后来发展成“四大书院”之一，由他制订的“白鹿洞学规”对后世的书院教育产生极大的影响。明武宗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王阳明到庐山游玩，接受当时主持书院的蔡宗衮的邀请，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并写下《游白鹿洞歌》：

何年白鹿洞，正傍五老峰。五老去天不盈尺，俯窥人世烟云重。我欲揽秀色，一一青芙蓉。举手石扇开半掩，绿鬟玉女如相逢。风雷隐隐万壑泻，凭崖倚树闻清钟。洞门之外百丈松，千株化尽为苍龙。驾苍龙，骑白鹿，泉甚饮，芝可服，何人肯入空山宿？空山空山即我屋，一卷《黄庭》石上读。

当时，儒学模糊地分为“理学”和“心学”两派，理学的代表人物是“二程”和朱熹，心学的代表人物则是陆九渊、吕祖谦等人。心学派是主观唯心论，认为人心中先天就有“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以自我完善。这与理学派的客观唯心论截然不同。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朱熹与陆九渊等人在江西的鹅湖寺聚会，探讨学问，结果发生争论，不欢而散。从此，朱熹发誓，一定要尽自己全力发扬理学，使理学成为统治思想。

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熹被朝廷免职，回到福建，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继续收徒讲学，传播理学。几年后，他再次复出，得到重用，成为新皇帝宋宁宗的老师。为了加强朝廷内部的团结，宋宁宗重视和肯定了他的理学，并尊称他为“儒宗”。后来，他借着给宋宁宗讲解《大学》的机会，多次抨击朝政，结果惹恼了宋宁宗，被扣以“干预朝政”之名逐出朝廷。之后，他又到湖南任职，复建了潭州（即今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在那里继续收徒讲学。

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支持朱熹的赵汝愚被韩侂胄排挤，丢掉相位，韩侂胄还指使同党抨击理学。吏部尚书叶翥提议，销毁道学家的著作，在科举中不得录取涉及程朱理学的考生，得到宋宁宗支持。当时，监察御史沈继祖甚至请求处死朱熹。最终，虽然朱熹没有被杀头，但被斥为“伪师”，弟子被斥为“伪徒”，学说则被斥为“伪学”。

到了晚年，朱熹定居于建阳考亭，潜心于收徒讲学，全国各地的学子纷纷慕名而来。他在建阳研究理学，著书立说，开创了著名的“考亭学派”。由于他的缘故，建阳和考亭也名声大噪，被称为“理学之乡”和“南闽阙里”。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他因忧愤而病倒，很快就去世了。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封建社会儒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二程”的学说，又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开创被后人称为“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在超现实和超社会之上有一种引导人们言行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天理”，只有通过“格物致知”或遵循“天理”，才能达到“真、善、美”的境界。至于“人欲”，则是破坏“真、善、美”的凶手，因此要“存天理，灭人欲”。他的这些思想不仅影响了宋代，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在宋朝之后的元代、明代和清代，他的学说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更加完整了。

朱熹一生的主要功绩是开门授徒，发扬理学，但是，他在经学、文学、史学、佛学、道学等诸多方面都有所涉猎，而且著作颇丰。据统计，他的著作的总字数加起来竟然超过了一千万字。在他的诸多著作中，最重要的当属《四书集注》。《四书集注》又名“四书章句集注”，是一部集合儒家早期代表人物和程朱理学代表人物的思想的重要著作，也是他的著作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四本儒家经典，《四书集注》包括《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他认为，在孟子之后真正继承了儒家道统的是“二程”，因此他的《四书集注》实际上是对“二程”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四书集注》的深远影响，体现在成为后来的封建王朝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完成了使儒家思想成为统治社会思想的工具的使命。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朝廷下令恢复科举取士制度，并确定以《四书集注》为参考书。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朝廷规定，科举“以朱熹传注为宗”。至此，朱熹的学说成了封建统治者用以巩固统治秩序的精神工具。

四、人人皆可为圣

在过去的数百年里，朱熹总是被一些人定义为“道学家”，因为朱熹很注重道德品行。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因为朱熹确实总是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即使做学问也是如此。据说，在给《诗经》做注解时，有一篇描写少女在夜间裸奔的诗篇，他就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做了解读。坦白地说，这种行为的确有些大煞风景，令人不可理解。但是，朱熹并非坏人，作为一个解读经典的前辈，他只是遵循了自己的理解。在朱熹看来，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都可以解读经典，甚至全都可以成为圣贤。

“人人皆可为圣”是朱熹在看到孟子所说“圣人与我同类”时的感受，也是王阳明听娄谅讲解“格物之学”、得到“圣人可学而致之”的启示时的感受。其实，不论是代表理学的朱熹，还是代表心学的王阳明，他们穷尽一生之力，辛辛苦苦地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目的只有一个：实现早年的理想，使自己成为圣贤，让天下的人成为圣人。但是，通往圣贤的道路是一条遍布荆棘之路，想要顺利通过是很困难的。起初，他们都很乐观。当朱熹看到“圣人与我同类”时，欢喜不已，以为做圣人是很容易的，后来才发现高兴得太早了；当王阳明以为可以利用格物之学“学而为圣”时，也以为自己掌握了成为圣人的门道，直到“格竹”失败，才知道这是很难的。

提到朱熹的哲学思想，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确切地讲，最先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主张的并非朱熹，他只是将它发扬光大而已。然而，这就给他惹来了麻烦，几百年来屡屡被人批驳。

“天理”是朱熹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词汇，而“理”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字。在朱熹看来，不论是有生命的动物，还是没有生命的事物，世间万物都有“理”，这个“理”是超越一切且一直存在的，是世间万物产生的根本，正所谓“有‘理’才有万物，有万物必然有‘理’”。简单地概括，他所说的“理”，应该是指万物固有的特性，以及人们据此特性得出的有针对性的准则。如果万物违反了这个特性，就是受了“气”的影响。在他看来，“理”和“气”是不可或缺的，至于这两者之间谁先谁后，他自己也没有明确的说法，有时觉得是“理”在先，有时觉得是“气”在先，有时又觉得是不分先后的，即所谓“未有无理之气，未有无气之理”。

引入“理”和“气”的概念，是为了解释伦理和人性方面的问题。朱熹对人性的看法很简单，就是“人性本善”，除了“善”之外，其他的都不是人的本性。至于原因，则是“理在物谓之性”、“性即是理”，因为“理”是善的，所以人性也是善的。

“存天理，灭人欲”之所以屡屡遭人批驳，是因为在解释上产生了误会。“天理”是什么不难理解，“人欲”就是指人的本能，包括吃饭、睡觉、喝水……“存天理”也不难理解，但是“灭人欲”就难以理解了，不许吃饭、不许睡觉、不许喝水了？这不是要把人往死路上逼吗？因此，清代的思想家戴震就说“厚儒以理杀人”，认为“天理”成了朱熹的杀人工具。

但这种理解绝非朱熹的本意。他的弟子曾经当场发问：“以吃饭为例，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呢？”他回答道：“吃饭固然是‘天理’，但如果要求吃到美味的食物，就是‘人欲’了。”这样看来，在他的理解里，“人欲”指的是过分的不合理欲望，“人欲”未必是贪欲，但贪欲绝对是“人欲”，所谓的“灭人欲”，就是消灭这些不合理的欲望。人们对此有误解，是由将他的这一主张单独摘出而引发的。在哲学领域，类似误解很常见，只有了解了朱熹的整个思想体系，才能避免这样的误解。

由此可见，在朱熹的理解里，“天理”和“人欲”是对立的，要“存”一个，必须“灭”另一个。王阳明对此有不同的理解。首先，他没有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其次，他也不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知”和“行”都产生于心，因此要“知行统一”。对“天理”和“人欲”看法的分歧，是朱、王二人的主要分歧之一。如果将朱、王二人的观点稍加融合，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可以这样理解：在为人处世时，不能只考虑个人的意愿（个人意愿通常是自私的和贪婪的），应该遵循良心的指引，做到“存天理”，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事实表明，做到“天人合一”是很不容易的，就连得到他们言传身教的弟子们都做不到，其他人又怎么能做到呢？不论是朱熹的弟子，还是王阳明的弟子，在思想境界上必定比不上老师，学习的动力可能是功利的，或者想要有所作为，或者想要扬名立万，总之无法达到“从心所欲”和“无所不能”。不过，达不到如此高深的境界也没关系，因为即使只掌握了一些皮毛，同样其利无穷。这正是朱熹、王阳明都强调“人人皆可为圣”的原因。

俗话说，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同样，做一件遵循“天理”的事情不难，难的是一直做这样的事情，需要克服“人欲”，坚持不懈地磨砺自己。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存天理，灭人欲”。

至于怎样能成为圣人，朱熹的看法令人泄气，他说“做圣人千难万难”，之所以很难，是因为圣人是神不是人。但是，难做并不意味着完全做不到，有圣人之心，就能做成圣人。所谓“圣人之心”，就是孔孟之道，就是孔子、孟子挂在嘴边的“仁”。孔子指出，“孝”是“仁”之本，想要做到“仁”，首先要做到“孝”。如此说来，成为圣人似乎是有办法的，的确是人人都能成为圣人。

五、畅游诗赋之间

在二十六岁之前，王阳明参加了两次会试，结果两次都落榜了，没有考中进士。尽管他对是否能考中进士并不在意，但是接连两次的落榜，对他的心情还是有些影响的。再加上“格竹”的失败，他不仅对“格物致知”学说产生了质疑，自己始终坚持的“学为圣人”的理想也有了动摇。最终，他决定暂时放弃这个理想。心态改变以后，因为“格竹”引发的身体疾病也慢慢好起来了。他觉得不能闲着，得做些什么。于是，他对吟诗作对产生了兴趣，整天沉浸在词赋当中。

明朝时期很流行一个非官方的民间组织，称作“诗社”，是由一群爱好诗词的文人自发创立的组织。尽管诗社是民间组织，但是成员中的朝廷官员也不少。诗社对明朝的政治影响很大，多年以后，兴起了一个叫“东林党”的文人组织，搅得大明朝廷不得安生，连内阁成员都不敢招惹他们。王伦在世时，也组织和参与过一个诗社，给王阳明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于是，他决定组织一个属于自己的诗社。

在第二次会试落榜后，王阳明回到浙江余姚，马上召集诗友，在龙泉山南麓的龙泉寺组织了一个诗社。龙泉寺是父亲王华曾经读书的地方，王阳明在这里留下过一首小诗：

我爱龙泉寺，山僧颇疏野。

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一夕别山云，三年走车马。

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

（《忆龙泉山》）

王阳明的“龙泉诗社”是纯粹的文学团体，没有参与政治，也没有针砭时弊，不过也吸引了一位朝廷官员的加入，这个人就是已经退休了的江西布政使魏瀚。魏瀚是王伦的诗友，又是王华的好友，听说王阳明组织了一个诗社，忍不住诗瘾，也跑来凑热闹，但是每次比诗，都赢不了王阳明。有一次，两人一起登龙山，对弈联诗，每有佳句，总是王阳明先得。他终于服气了，认为自己的确比不过王阳明。

创办龙泉诗社期间，王阳明写了许多诗，但保留下来的不多。在魏瀚看来，王阳明的水平是很高的，他曾经亲口对王阳明说：“你的诗才太高，我是不如你的，应当退避数舍。”当时的王阳明写出了很多佳作。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处看山复寻寺。

尚为妻孥守俸钱，至今未得休官去。

三月开花两度来，寺僧倦客门未开。

山灵似嫌俗士驾，溪风拦路吹人回。

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须五斗！

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亦何有！

（《重游开先寺戏题壁》）

这是王阳明在龙泉诗社早期时创作的诗作，透露出道家的思想。那时的王阳明，“格竹”失败，以为自己成不了圣贤，思想消极，在不知不觉间向道家靠拢。之后，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变化，认为自己不应该放弃成为圣贤的理想，不论是否成功，都要尽力尝试，最起码不应该这样消极。于是，他的诗风也有了转变：

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成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赠陈宗鲁》）

明朝建立之初，嗜杀的朱元璋给政治局面蒙上一层严酷的氛围，那段时期，文坛也受到影响，流行的是“台阁体”。到了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政治氛围有所缓解，“台阁体”逐渐减少，新的文风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当时，李梦阳、乔宇、汪俊、何景明、祝允明等人，作为年轻派文人的代表，不断对“台阁体”发起冲击。王阳明也提倡读古诗、写古文，成了潮流的先锋。

不过，文学方面取得的造诣，并不能使他彻底放弃成为圣贤的理想，很快，他再次坚定了追求圣贤的念头，拾起了朱熹等理学大师的学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朱熹写的《上光宗皇帝疏》。在这道奏章里，朱熹写了这样一句话：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他突然领悟了，想起娄谅跟他说过的话，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他进而认为，以前他之所以不得要领，是因为方法错了，没有循序致精。从此以后，他改变了读书的方法。可是，很快又发现了问题，他的“心”和事物的“理”不能联系在一起。他很着急，又没有解决之道，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笨的人。

他又病倒了。在生病期间，他又打起了退堂鼓，认为像自己这么笨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圣贤的。他再次向龙泉诗社靠拢，吟诗作对，消磨人生。就在那段时间，他写就了许多佳作，他的第一篇长赋《太白楼赋》就是那时问世的。

在文学方面，他早年的最高成就并不是《太白楼赋》，而是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的《黄楼夜涛赋》：

子瞻与客宴于黄楼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横楼，明月未出。乃隐几而坐，嗒焉以息。忽有大声起于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倏焉改听，又似夹河之曲，或隐或隆，若断若逢，若揖让而乐进，歙掀舞以相雄。触孤愤于崖石，驾逸气于长风。尔乃乍阖复辟，既横且纵，摐摐渢渢，汹汹瀜瀜，若风雨骤至，林壑崩奔，振长平之屋瓦，舞泰山之乔松。咽悲吟于下浦，激高响于遥空。恍不知其所止，而忽已过于吕梁之东矣。

子瞻曰：“噫嘻异哉！是何声之壮且悲也？其乌江之兵，散而东下，感帐中之悲歌，慷慨激烈，吞声饮泣，怒战未已，愤气决臆，倒戈曳戟，纷纷籍籍，狂奔疾走，呼号相及，而复会于彭城之侧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内，思归故乡，千乘万骑，雾奔云从，车辙轰霆，旌旗蔽空，击万夫之鼓，撞千石之钟，唱大风之歌，按节翱翔而将返于沛宫者乎？”

于是慨然长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启户冯栏而望之。则烟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樯泊于洲渚，夜气起于郊垌，而明月固已出于芒砀之峰矣。

子瞻曰：“噫嘻！予固疑其为涛声也。夫风水之遭于澒洞之滨而为是也，兹非南郭子綦之所谓天籁者乎？而其谁倡之乎？其谁和之乎？其谁听之乎？当其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横奔四溃，茫然东翻，以与吾城之争于尺寸间也。吾方计穷力屈，气索神惫，懔孤城之岌岌，觊须臾之未坏，山颓于目懵，霆击于耳聩，而岂复知所谓天籁者乎？及其水退城完，河流就道，脱鱼腹而出涂泥，乃与二三子徘徊兹楼之上而听之也。然后见其汪洋涵浴，潏潏汩汩，彭湃掀簸，震荡泽渤，吁者为竽，喷者为箎，作止疾徐，钟磬祝敔，奏文以始，乱武以居，呶者嗃者，嚣者嗥者，翕而同者，绎而从者，而啁啁者，而嘐嘐者，盖吾俯而听之，则若奏箫咸于洞庭，仰而闻焉，又若张钧天于广野，是盖有无之相激，其殆造物者将以写千古之不平，而用以荡吾胸中之壹郁者乎？而吾亦胡为而不乐也？”

客曰：“子瞻之言过矣。方其奔腾漂荡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为而为者，而岂水之能为之乎？及其安流顺道，风水相激，而为是天籁也，亦有莫之为而为者，而岂水之能为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据其所有者以为欢，而追其既往者以为戚，是岂达人之大观，将不得为上士之妙识矣。”

子瞻展然而笑曰：“客之言是也。”乃作歌曰：“涛之兴兮，吾闻其声兮。涛之息兮，吾泯其迹兮。吾将乘一气以游于鸿蒙兮，夫孰知其所极兮。”

写作《黄楼夜涛赋》时，他在山东主试乡试，听说当地要重修黄楼，想起了宋代的大文豪苏轼，于是写了这篇赋，在文坛引起不小的轰动。

他再次回归“学为圣贤”的理想，是在创办诗社的六年以后，那时，他在刑部担任主事，白天办理公务，晚上挑灯苦读。抛下龙泉诗社回到北京参加第三次会试时，已是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他已经二十七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