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每个民族的文学都与这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具有独特的民族传统。只有确立自己民族文学的主体地位，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在这个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才能使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百花园中独放异彩，为世界文化作出独特的贡献。拒不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本民族的文学也就不能丰富和发展；否定自己的民族传统，全盘吸收，也会使民族文学失去特色，丧失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的独特地位，也会使世界文学的百花园变得单调和乏味。

中国古代小说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造成中国小说迥异于西方小说的主要原因是：1、以儒家为主，儒道佛互相融合与碰撞的政治伦理思想；2、注重纂修历史和史传文学的影响；3、说唱文学的影响；4、中国富有民族特色的其他文艺形式如诗歌、戏曲等的融合、渗透。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与作用，使中国古代小说在下列几个方面，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1.创作思想

儒家哲学思想把本体论、认识论始终融合在道德论中，强调道德修养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它的文艺思想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倡导文学的教化作用。因此，小说作家在作品中总是按照善与恶、忠与奸、正与邪的道德观念来塑造人物，达到文艺的教育作用。

历史学家编纂历史，也是要在历史著作中树立完美的理想人格，作为后代的楷模。史传文学的传统，深刻地影响着小说创作。

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民间说唱文学也是强调“喻世”“警世”“醒世”的教化作用。同时，强调文学作品的娱乐作用，“寓教于乐”“娱目醒心”，通过“娱目”达到“醒心”的目的。

“诗言志”，“文以载道”，戏曲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等等，这就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在这样浓厚的教化至上的氛围里，小说创作是难以例外的。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小说始终密切关注现实社会，把重大社会问题作为中心题材，把塑造“仁人志士”形象作为小说的神圣使命。不容讳言，这使古代小说中一部分作品成为封建说教的工具，而丧失其艺术魅力；强调封建道德，抹杀了人物灵魂深处的矛盾与斗争，而使人物类型化、模式化、绝对化。

但是，儒家思想虽是封建伦理思想，但它在历史上也有进步意义，特别是当作品中所歌颂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时，那些忠于国家，为保卫民族利益赴汤蹈火，为社会的公正而刚毅不阿、不懈斗争的，都与历史的进步潮流、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因而起着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受到人民的欢迎。同时，中国古代小说在创作过程中，许多作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深深地渗透在人物形象中，当时人民群众还不可能用其他语言概念来表述他们的道德观念，也只能借助“忠、孝、节、义”这些概念来表述自己的道德理想。因此，在小说“劝善惩恶”中，人民也强烈地寄托着自己的理想与情感。

随着商品经济的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启蒙运动兴起了。先进的思想家、文艺家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但却对神圣的道德规范提出了大胆的挑战，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已不是全忠全孝的“仁人志士”，而是“离经叛道”的浪子；已不是封建社会的进取者，而是冷眼旁观人；他们并不想为封建王朝建功立业，显身扬名，而是带着悲观迷惘的情绪，离开那即将坍塌的大厦，在佛道思想中寻找自我解脱的道路。《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些作品已逐步摆脱封建教化思想的影响，走向抒写作家心灵、抒写作家对人生、对社会的切身感受的新路。

2.作品题材

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章回小说，在题材方面的特点是重大题材多，历史题材多，因袭继承现象多。

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相对集中，大体可以归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怪奇幻、婚恋家庭、社会讽喻、公案侠义这六类。如果再概括一些，可以归纳为讲史（包括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世情（包括婚恋家庭、社会讽喻），神怪（包括志怪和神怪奇幻）三种。

中国古代小说重大题材多，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思想是以伦理化、政治化为特征的，注重封建社会的秩序化，追求人格道德的完善化，关心人伦关系的规范化，因而，选择重大题材是作家的神圣使命。作家相当自觉地把他们的视线集中在关系国家命运、世风道德等重大问题上，因而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婚恋家庭、神怪奇幻、公案侠义小说就应运而生了。即使神怪奇幻小说，与佛教道教的流行有关，但仍以儒为主，儒佛道三教合一，“言诞而旨正”，通过神怪奇幻故事，达到教化的目的。当然，在其他各类小说中，也常渗透着因果报应、归隐避世的佛道思想，反映出三教合一与互相碰撞的思想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历史题材多，与注意编纂历史的传统有关。中国有着编写史书的传统，而《史记》等历史著作在中国有着与儒家经典同样崇高的地位，因而“史贵于文”的价值观念使我国的古代小说出现了把历史通俗化的历史演义小说，出现了取材于历史的英雄传奇和公案侠义小说。即使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也往往要假托历史，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而作为小说源头的神话传说，早就被历史化和政教化了，因而神怪奇幻小说中存在着大量把历史幻想化的作品。

在封建社会里，人民大众深受封建制度的压迫，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深切感受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国家统一，政治清明，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因此，关怀国家命运，反对外族侵略，歌颂明君贤相，颂扬英雄侠客，希望淳朴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人民愿望的表现，也是“说话”的集中题材。

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的特点，使古代优秀小说总是引导读者关心国家前途、民生疾苦、社会正义，而不要沉溺于个人情感的狭小天地里；总是在作品中高扬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主旋律，鼓舞人民为美好前途而斗争，而不要消极颓废、意志消沉。当然，中国古代小说中也有些作品成为宣扬封建道德的教科书，既毒化人民，又扼杀了作品本身的生机，这些作品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支流，自然而然会逐渐被历史所淘汰。

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相对集中，因袭现象比较严重。有的同一题材在不同类型的作品中重复出现；有的题材由戏曲传给小说，由小说输送给戏曲，互相影响；有的同一个题材，在同类作品中不断重复，出现相似模式的作品和层出不穷的续书。这些情况都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因而虽数量多而精品不多，书名虽异而雷同者众。

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的走向，从总体上说是从取材历史走向取材现实生活。讲史、神怪类小说，由于多取材于历史或笔记小说等书面材料，因而因袭现象严重；而世情类取材于现实生活，所以在《金瓶梅》之后，还能继续发展，出现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巨著。

3.人物塑造

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塑造，经历了从实录到虚构、从类型化人物到类型化典型、从类型化典型到个性化典型的发展过程。

唐以前的小说，还属于记述怪异和实录人物言行的阶段，没有自觉地创造人物形象。到了唐传奇，开始自觉进行艺术虚构，在故事情节开展中注意刻画人物。但是，人物刻画还服从于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个性不够鲜明，小说人物还处于类型化阶段。到了宋元话本出现，注意把故事情节的曲折开展与人物个性的刻画统一起来，在类型中有了个性。在宋元话本基础上产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创造了一系列光辉的类型化典型形象。这些作品把惊心动魄、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塑造结合起来，用浓墨重彩、渲染烘托的手法夸张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用粗线条勾勒和工笔细描结合的办法在类型中显示不同的个性；用传奇性的细节刻画人物个性以展现人物个性的不同侧面；用中国绘画、戏曲中独具的洗练手法“略貌取神”，突出人物精神特质，以达到传神的目的等等，使这些类型化典型具有强烈的故事性、鲜明的倾向性，高度的理想化和突出的个性特征。它们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是深受中国大众喜爱的艺术典型。

这些类型化的典型人物，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物，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以古拙雄浑为美的审美趣味，要求和谐与整一的古典美学原则。这些典型人物没有西方小说中人物“灵”与“肉”的搏斗，没有忏悔与赎罪意识，没有人格的分裂。我们不能以西方小说为标准，来贬低英雄人物的典型意义。

当然，我们对这些类型化典型的肯定，并非要肯定古代小说中存在的大量类型化人物。那些类型化人物其主要缺陷就是只有类型没有个性；粗线条勾勒多于工笔细描，个性消失在共性中；只注意故事情节的惊险曲折，而没有把故事情节与人物刻画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他们只是类型而不是典型，千人一面，苍白无力。我们必须把类型化典型与类型化人物区别开来，而不要笼统用“类型化”来贬低《红楼梦》以前的中国小说。

我们肯定中国古代小说中类型化典型，是根据历史主义的原则对艺术典型进行审美价值评价，并没有把它绝对化、神圣化的意思。应该看到这种类型化的典型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体现着政治化的道德观念，比较适合表现重大题材而不太适合表现日常生活；比较适合表现英雄人物而不太适合表现细民百姓；比较适合表现雄浑粗豪的风格，不太适合表现细腻温柔的情感；存在着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不利于表现生活的复杂性。因此，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经验的积累，从《金瓶梅》开始，中国古代小说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以《儒林外史》《红楼梦》为代表，小说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对人物性格进行了多层次、多侧面的揭示，使我国古典小说人物塑造达到个性化典型的成熟阶段。当然，我国古代小说中个性化的典型人物仍然有着鲜明的民族特点，其气质神韵迥异于西方小说中的典型人物，而具有中华民族的特有风采！

4.结构与语言

西方是先有长篇小说，后有短篇小说，而中国则相反，先有短篇后有长篇，因而，中国古代小说的结构也不同于西方小说。

文言小说深受史传文学特别是《史记》的影响。《史记》的体例分则为独立的人物传记，合则为通史。这种体例被后代史家奉为圭臬，“自此例一定，历代史家遂不能出其范围”（赵翼语）。从唐传奇开始到《聊斋志异》，大部分文言小说都是传记体，基本上是《史记》中人物传记的体例。

白话短篇小说的结构除受史传文学影响外，更重要的是由“说话”艺术特点所规定的。为适应听众心理和口味，就要有头有尾，追求故事的完整性，交代人物出身、经历和结局，这就造成白话短篇小说基本上也是人物传记的体例。

总之，无论文言或白话短篇小说都是纵向地顺序地讲述人物的一生中几件重大事件，有头有尾，而少有西方短篇小说那样横切人物片段生活，甚至只描写一个瞬间的心理活动。

长篇小说一部分由“讲史”发展而来。“说话”艺人依据的重要材料是史书，受《史记》分为传记合为通史体例的影响，“说话”艺人要把长篇故事分若干次讲完，一次讲述一个故事，这就造成“讲史”话本基本上是把短篇故事联缀在一起的体例。长篇小说另一部分由“小说”演变而成，这类长篇小说更是短篇连缀体。总之，中国初期长篇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以及《西游记》都是短篇连缀的体例，或称为线性结构。到了《金瓶梅》出现，长篇小说才摆脱了线性结构，发展为网状结构。它以一个家庭为圆心，通过家庭内外关系的描写，将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织成了生活的巨网，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红楼梦》更创造出波澜壮阔、自然和谐、完整统一的艺术结构，犹如“天然图画”，把网状结构发展到更高级更成熟的阶段。

史传文学是历史学家为历史人物作传，“说话”是说书人讲述人物故事。因此，中国长短篇小说基本都是第三者叙述，而极少有第一人称的写法；大多是顺序叙述人物和事件，较少运用倒叙、插叙手法。这是中国小说叙事方法的特点，也影响了中国小说的结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民族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民族特色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古代小说在语言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存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系统。文言小说语言的精练、准确，白话小说语言的生动活泼，可以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其次，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互结合，相互学习，既有民间语言的丰富矿藏，又有文人创作的锤炼加工，使小说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第三，中国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诗、文、词、曲以及历史著作、哲学著作在语言方面都有着辉煌成就，为小说语言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小说在语言上的突出成就是：群众化、通俗化、口语化；精练准确而又丰赡多采；典雅秀丽而又泼辣幽默；人物语言摹影传神，惟妙惟肖；小说语言的风格多姿多彩，百花齐放。《红楼梦》达到古代小说语言成就的高峰。它广采博取，兼收并蓄，熔各种文体（诗、词、赋、曲、偈、铭、诔）于一炉，集文言白话成就之大成，形成以北方口语为基础而又高度加工提炼的文学语言，成为我国规范化的书面语言。“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的语言大师们基本上是继承了《红楼梦》所代表的文学语言传统而创造发展的。

5.融合与发展

中国古代小说的独特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它的繁荣发展，除了上述诸因素外，还应考察其内部发展演变的情况。

中国古代小说可分为几种类型，它们以共同的题材和表现方法为基本特征，有着比较严格的规范，但又是不断融合演变的。它演变的方式，基本上是同类小说的纵向延伸和不同类型小说的横向融合两种方式。

同类小说的纵向延伸，又可分为演变与扩大两种情况。首先说演变：如婚恋家庭小说从《金瓶梅》发轫，然后直接发展为家庭小说《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等；演变为才子佳人小说；它的消极因素发展为猥亵小说。而家庭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又融合成《红楼梦》，才子佳人小说直接发展为狭邪小说；家庭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又与侠义小说结合发展为儿女英雄小说。其次我们说扩大：一种办法是直接的续书。续书多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特有现象，几乎所有古代有影响的作品都有续书，如《水浒后传》《续西游记》《续金瓶梅》《续红楼梦》《小五义》等等；另一种办法是由一人扩大为家族，由一个家族扩大为另一个家族。如隋唐系统小说中的罗成扩大为罗家将；薛仁贵扩大为薛家将；北宋初年边境战争小说由杨业扩大为杨家将，又扩大为杨家女将；由杨家将又扩大为狄家将、呼家将等等。

以上两种情况基本上都属于同类小说之间的延伸、演变、发展；另一种情况，则是不同类小说的横向融合，产生新的品种或新的风格。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结合为公案侠义小说，就是产生了新的品种。而更多的是在保持一类小说基本模式的同时吸收融合另一类小说的写法，产生新的风格。历史演义融入英雄传奇、神怪奇幻小说的写法，产生了《禅真逸史》《禅真后史》这类小说。在婚恋家庭小说崛起之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怪奇幻小说中多融入婚恋家庭小说的成分，使它们在保持其原有特性基础上，更贴近现实生活。基本上属于神怪类的《绿野仙踪》在神怪奇幻小说的框架中更多地反映人情世态，而其主要价值恰恰在于描写人情的部分。《水浒后传》直接继承《水浒传》，基本上是英雄传奇小说，但其中渗入才子佳人故事，体现了随着时代变化，英雄传奇小说中妇女观的变化，也使英雄人物更具人情味。属于历史演义的《梼杌闲评》用魏忠贤、客印月的婚恋为主线贯串起来，具有才子佳人小说的格局，更富有浪漫色彩。

小说创作受商品化的推动，当一种题材小说普遍受到欢迎时，说书人、作家和出版商千方百计将它们延伸、扩大，造出众多续书，以满足读者和听众的需要；当听众和读者对同一模式的小说感到腻烦的时候，说书人和作家就绞尽脑汁，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糅合进其他因素，使它花样翻新，别有情趣。正因为如此，续书多，因袭题材多，大同小异多，就成为古代小说的特点。古代小说数量之多令人吃惊，但精品之少却令人遗憾。这就造成这样一种现象，《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之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怪奇幻小说数量很多，却没有一部作品能与它们相颉颃，更不必说超过它们了。

《红楼梦》是人情小说，它在《金瓶梅》之后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这是因为曹雪芹把自己切身的经历、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灵魂，融化在作品中，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创造出震古烁今的杰作。这说明，单凭题材的因袭、延伸，作品难以成功；只靠题材、写法上的融合、借用，也不易创造出杰作，只有生活与作家的感情发生火一样关系的时候，文艺作品的生命才会燃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