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唐代文学家族研究的材料和视角

中国古代家族研究，一直是学术界重视的领域。但就研究唐代家族的已有成果看，从历史学的层面研究唐代望族，取得的成就较大，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家族或从家族的角度研究文学，还是非常薄弱的环节；再从新出石刻等新的材料出发，特别是以家族为主体的墓志作为考察对象，展开对唐代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的研究，更有广阔的空间。家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定的类型，在对唐代家族本身的研究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综合性地观照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宏观需要；以出土文献为主要依据，参合传世文献进行对比研究，对唐代重要家族的文学内涵进行挖掘，也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微观诉求。在这样综合融会的基础上，梳理唐代文学的家族谱系，不仅有助于建构以文学世家为基础的中国文学史体系，也是推进唐代文学整体研究深化的重要途径。

研究唐代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最为重要的方面是材料和视角的问题。对于开展原创研究，材料的发掘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拓展研究境域，视角的选取具有启迪性作用。

就材料而言，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的产生、新的学术领域的开掘，首先必须致力新材料的发掘，唐代家族文学的研究尤其如此。20世纪以来，唐代新材料的发现层出不穷，尤其以石刻材料中碑志的发现最为集中，碑志又是家族文献的一种特定形态。就来源而言，新出碑志既具有本源性，又长期埋藏于地下，未受历史上文献转录的影响，从而较好地保持了独立性；就价值而言，新出碑志是在传统的文献材料之外独立形成的，对于传世文献具有相互印证甚至正本清源的作用。尝试利用新出碑志展开唐代文学与家族关系的研究，较传统的家族或文学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如河东薛氏文学家族是六朝至隋唐时期的重要文学世家之一，隋代产生了大文学家薛道衡，初唐有大文学家兼政治家薛元超，薛元超的成就也影响了他的子孙辈如薛曜、薛奇童、薛稷等。《薛元超墓志》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河东薛氏文学家族打开了新的窗口。从墓志看出，优越的家学渊源、特定的时代环境与特有的宫廷氛围，使得薛元超成为初唐诗坛上领袖群伦的一代宗主。又如太原王氏文学家族，作为山东士族中最为显赫的望族之一，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这一家族支系众多，就文学而言，三个支系很值得重视：一是王之涣一系，郡望太原，后徙绛郡；二是王绩、王勃一系，发轫于太原，定居于河汾；三是王维、王缙一系，是太原王氏居于河东的分支。新出土文献中有关这三个家族的材料很多，尤其是王之涣家族，出土了九方墓志，为我们从家族层面探讨初唐至盛唐诗歌发展繁荣的家族因素以及大诗人成长的家学渊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文本。再如弘农杨氏文学家族集中体现了中晚唐尤其是元和以后影响文学演变的很多环节。近年出土的杨氏家族墓志已逾百方，其中靖恭杨氏家族和修行杨氏家族中的文学人物墓志即有九方，加以与杨氏家族有姻缘关系的韦应物家族六方墓志的最新出土，有助于打开杨氏家族以及与之相关的中晚唐文学生态的研究格局。

就视角而言，以出土文献为基础，参合传世文献的比照和印证，以重要文学家族为切入点，以文学发展为指归，关涉地缘、党争、科举、婚姻等诸多方面而考察唐代文学的生态环境，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崭新视角。因为中国古代家族的研究，一直受到历史学者的重视，20世纪末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但研究中古的家族，往往集中于士族，而且难以脱离以婚宦论家族的单一模式。随着新世纪石刻史料的不断出土，尤其是唐代墓志的集中发现，有关家族的各种细节逐渐得到展示，因而从多元层面研究唐代家族的新的形态就成为可能。

具体而言，如地域视角。唐代的文学家族，一般都来源于前代的文化士族。除了具有深厚儒学传统的山东士族在唐代形成了众多有影响的文学家族以外，随着关陇集团崛起而形成的关中士族，也在文学家族形成上独领风骚，由于科举制度的扩展与兴盛，各地新的文学家族也就不断产生。南方与北方的差异，士族与庶族的悬隔，京城与地方的人员流动，都使得文学家族的形成呈现出动态融合和分化的特点。文学家族的地域性与出土文献的地域因素，在材料与内容方面适相吻合。如号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京兆韦氏、杜氏，近百年来出土其家族碑志之多，令人振奋。家族、地域、文化、文学的融合，成为新世纪文学家族研究最值得期待的学术增长点。又如婚姻视角。婚姻关系是家族结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新出土的唐人墓志，在墓主婚姻情况的叙述上更是不惜笔墨。从中可以看出唐代文学家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的教育及母系家族的影响也起着重要作用。从近年出土的韦应物家族的六方墓志的婚姻情况考察，可以看出韦氏与裴氏、杨氏、元氏联姻，对韦应物及其子孙文学传承的影响。由韦应物的家族婚姻圈，还可以探讨中唐文学家杨凌、杨敬之、柳宗元等人的文学渊源。再如政治视角。以中晚唐牛李党争为例，牛党骨干白敏中墓志铭与神道碑的出土，为我们研究牛李党争的复杂性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再由新出土的白敏中之婿皇甫炜墓志，联系新出土的白居易之孙白邦彦墓志，以及《白居易集》中有关皇甫家族的关系，可以综合探讨白居易、白敏中这一文学家族与党争的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宗族与婚姻等多种因素。

新世纪以来，石刻史料的集中发现体现了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石刻史料从一种边缘性史料成为中古特别是唐代研究最为丰富的信息来源之一，造成这场静悄悄革命的是数以万计反映唐代各类人群生活景观的新出墓志；二是墓志本身也是古人用来表达自我认知空间的特殊文体；三是墓志的研究打破了中古特别是唐代文史研究的界限。^[1]因此，通过新出的石刻史料，以拓展唐代文史研究的视域，是新世纪唐代文学研究者应该承担的使命。唐代文学家族的研究，具有不同于前朝后代的特点。就新出文献而言，唐代的碑志文献出土最多，而且得到了最有效的整理，加以唐代是印刷术发明前的最后一个朝代，新出碑志的数量远超前代，其作用也更胜后世。就研究视角而言，唐代的文学家族研究，既与前代以门阀制度为背景的士族研究有所不同，也与宋代以后以官僚为特征而形成的家族研究存在差异。唐代家族的研究，是唐宋社会转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唐代文学家族的研究，更是对唐代文学演变的原生状态的一个回归。

本书共十章，第一章为新出石刻史料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总论。试图在对文学家族墓志初步清理的基础上，梳理出具有家族性墓志集中出土的二十个文学家族概况，进而落实到科举制度、传记文学、家族婚姻和诗人墓志等不同层面，探索新出石刻史料对于唐代文学研究的意义。第二章至第十章是对于唐代文学家族的专题研究。重点选定九个文学家族为研究对象，尤其集中于关中士族和山东士族。在选取研究对象方面突出这些家族重要的政治和文学影响，也体现出典范意义。京兆韦氏、河东薛氏、弘农杨氏和京兆杜氏代表以关中士族为主的文学家族^[2]，太原王氏、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代表以山东士族为主的文学家族，而对杜甫家族的探讨更是对于经典名家的再挖掘，同时揭示“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家族渊源对杜甫的重要影响。与关中士族和山东士族相比，陕郡姚氏是渊源于南方的次等士族，但因为唐代政治的变化，姚崇一系自武则天以后进入了政治的核心层级，其家族文学也源远流长，而至中晚唐的姚合臻于高峰，成为唐代文学家族的一个特殊类型。第十章洛阳出土李邕家族墓志考论是与前面八个文学家族专题研究不同的类型。李邕作为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其家族仅新出土的诗人墓志就有四方，其文学意义自不待言；新出土文献中，李邕撰书的墓志也有不少，其书法价值更值得重视；这些文献涉及李邕一族对于李善《文选》学的传承与重视，也是唐代望族文化传承的一个标志；李邕渊源于山东士族的赵郡李氏，其后又分支为江夏李氏，无论从家世、婚姻，还是从学术、文学考量，都具有特殊性，因此集中研究李邕家族墓志，也是文学家族研究的一个特别案例。

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本书特别注重两个方面：一是以新出土的石刻史料为研究基础，在材料挖掘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二是在唐代文学家族的研究范围内，就具体问题展开，以学术性作为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核心，略去背景性和知识性的描述，体现作者对这一领域的个人思考。因为新出石刻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不同的文学家族间存在着不小的数量差异，我们在本书十个章节的安排上，也就不过分讲求篇幅的平衡，而是重在材料挖掘和问题阐述的过程中，呈现唐代文学家族的总体格局和个性特征。

然而，本书还只是利用新出石刻史料研究唐代文学家族的一个开端。即如第一章总论中论述的唐代值得着力研究的重要文学家族多达二十个以上，而这里对于九个重要文学家族的研究，试图以新出石刻为基础，以重要文学家族为切入点，以文学发展为指归，关涉地缘、党争、科举、婚姻等诸多方面而考察唐代文学的生态环境，也就算是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尝试吧。

[1] 参荣新江、陆扬《石刻史料与中古文史：主持人语》，《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5页。

[2] 《新唐书》卷199《柳冲传》载柳芳论氏族曰：“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