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在巴黎索邦大学召开了一场由世界文化学院牵头组织的会议，议题是国际干预行为。与会人员不仅有法学家、政治学家、军事学家、政治家，还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保罗·利科和雅克·勒高夫）、“无国界医生组织”成员（如伯纳德·考彻纳）、曾经遭受过迫害的少数派人士代表（埃利·维瑟尔^[1]、阿里尔·多夫曼^[2]、托妮·莫里森^[3]）、独裁统治的受害者（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4]、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5]和乔治·森普伦^[6]），总之是各种各样从来就不喜欢、现在也不喜欢、将来亦不想看到战争的人士。

人们曾经一度害怕使用“干预”一词，因为这个词与“干涉”太相近（当年的萨贡托^[7]事件也是一种干预，使罗马能够将迦太基人驱逐出去），人们更喜欢称之为“国际救援”或“国际行动”。纯粹是虚伪的表现吗？不，出手援助萨贡托的只有古罗马人，然而在那次大会上，人们讨论的却是这样一个事件：一个国际组织，即一系列国家在认为地球上某个地方的局势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时，决定进行干预，从而结束那件被大家公认为“罪行”的行为。

但究竟哪些国家是所谓“国际组织”的成员，而哪些又是所谓的“公认限度”呢？诚然，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来说，杀人都是一种恶的行为，但这只限于一定的范围内。比如，我们欧洲人以及天主教徒都认可以正当防卫为目的的杀害行为，中南美洲的古代居民允许用活人祭祀，而当今的美国公民也接受死刑。

那次令人饱受折磨的会议所得出的结论是干预就像一场外科手术，它意味着有效地阻止和消除丑恶行为。外科手术旨在救人，但它所采用的手段却是残忍的。那么，“国际化的外科手术”能否得到认可呢？所有现代政治哲学都告诉我们，为了避免一场让所有人都相互敌对的战争，国家就应针对某些个体采取一定的暴力措施。但这些个体受到社会契约制约。然而，在那些并非处在共同契约控制之下的国家之间，究竟又会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通常说来，一个自认为掌握普遍价值观的团体（也就是我们说的民主国家）会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设定可否容忍的界限。比如，对政治犯处以死刑是不可容忍的，大屠杀是不可容忍的，对女性进行阴部缝合是不可容忍的（至少我们家无法接受）。因此，这个团体会对那些遭受到不可容忍的恶行荼毒的对象采取保护措施。但很显然，这种关于可否容忍的标准是“我们”的标准，而不是“他们”的标准。

我们是谁？基督教徒吗？不一定。有些极其虔诚的基督教徒（尽管不是天主教徒）也很支持米洛舍维奇。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这个所谓的“我们”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尽管有一些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的条约来限定）。这是一个根据某些价值观组合而成的团体。

因此，当我们决定按照某个团体的价值观来干预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赌博，赌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划分可否容忍的界限是正确的。这与那些承认革命或诛戮暴君行为合法化的历史性赌博并没有什么两样：究竟是谁给我权力，让我去重建我认为被侵犯的公道？对于反对革命的人来说，为一场革命正名毫无意义；只有那些投身于其中的人才会相信其价值，并打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在决策是否采取国际干预行为时，我们遇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正是这样一种状况让所有人在这些天里都陷入了焦虑。现在，存在一种可怕的恶行（种族清洗）必须抵制，但武力反抗究竟是不是合法的呢？为了阻止非正义的行为，必须要发动战争吗？按照正义的原则，的确如此。可按照仁爱的原则呢？我们再次面对一场赌博。如果用最少的暴力能够阻止一个骇人听闻的非正义行为，那么我将按照仁爱的原则采取这样的暴力措施，就好像警察开枪射击疯狂的杀人犯，以拯救众多无辜者的性命。

这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赌博。一方面，赌的是我们的标准与大众一致，即我们想要镇压的对象确实是所有人都认为不可容忍的行为（如果有人根本不明白却要点头称是，那么事情就更糟糕了）。另一方面，我们要赌的是我们所采取的暴力措施能够阻止更大的暴力行为。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先简要谈谈第一个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根本不简单，但我想提醒大家本文并非长篇大论，而是一则报刊文章，会受到版面空间和可读性的限制。换句话说，第一个问题是相当严重和令人担忧的，不能也不应该放在小报上讨论。于是我姑且认为，为了阻止诸如“种族清洗”之类的恶行（这种行为是其他罪行的先兆，我们在本世纪都已经见识过），采取暴力措施是正确的。但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所采取的武力形式是否能遏止更大的暴力行为。这里，我们所面临的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关乎道德的技术问题：如果我采取的非正义措施不能遏制更大的非正义行为，那么我所使用的非正义措施还是合法的吗？

这就涉及到战争的功用。我所说的战争是指那种枪林弹雨的、传统的、以敌方的彻底覆灭和己方的最终胜利为终点的战争。我们很难说战争没有用，因为似乎所有采取战争行为的人都认为这种非正义行为是为了治愈病态的现象。但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欺骗。比如，如果某人说塞尔维亚所有的灾难都是由米洛舍维奇的独裁引起的，只要西方的特务组织能干掉米洛舍维奇就能在一天之间解决一切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不会认为战争是解决科索沃问题的灵丹妙药，而他一定不拥护米洛舍维奇，对不对？为什么没有人站在这个立场思考呢？原因有二。其一，总体说来，全世界的特务组织都是窝囊废，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刺杀卡斯特罗或萨达姆，而继续在他们身上耗费公众的钱财简直就是一种耻辱。其二，塞尔维亚人的行为绝不是由一位疯狂的独裁者决定的，这关乎到上千年的种族仇恨，不仅他们，其他巴尔干民族也卷入其中，让整个问题变得更加具有悲剧色彩。

我们现在回到战争功用的话题上。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所谓的“传统战争”究竟有着怎样的结局？——击败敌方，然后从其失败中获取好处。这需要三方面的条件：首先，不能把己方的实力和意图透露给敌方，以便出其不意地进攻；第二，要保持阵营内部的高度团结；最后，所有的力量都要用于击溃敌方。因此，在传统战争中（包括冷战），交战双方会对向敌方通风报信者处以极刑（玛塔·哈里^[8]被击毙，而罗森堡夫妇^[9]则被送上电椅），会杜绝对方阵营的宣传（收听伦敦电台广播的人遭到监禁，而麦卡锡则对好莱坞的共产主义分子判刑），还会惩处那些在敌方阵营里从事有害于己方之事的人（约翰·艾默里^[10]被处以绞刑，而埃兹拉·庞德^[11]则被终身隔离）——因为民众的意志是不能被削弱的。军方向人民宣扬的言论总是敌方一定会被消灭，而战报也只会在敌军完全被击溃时才漫天飞扬。

然而，随着第一场新型战争——海湾战争的爆发，这些条件陷入了危机。人们曾归咎于有色民族的愚蠢，说他们不该出于虚荣或者腐败让美国记者进入巴格达。如今，不再存有这样的误解了。意大利往塞尔维亚派遣空军，但同时又与南斯拉夫保持外交关系。北约组织成员国的电视节目每小时向塞尔维亚居民通报哪些美军飞机正飞离阿维亚诺基地^[12]，而塞尔维亚的官员也能通过国家电视台的屏幕上对敌方政府的言论表示支持，意大利记者是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从贝尔格莱德发送新闻的。可这种让敌方在自己的阵地上进行宣传的战争还算是战争吗？在新型战争中，战争双方在各自的阵营内部都会发现敌方的踪迹，他们不断为敌方宣传，从而使己方的民众灰心丧气（而克劳塞维茨^[13]曾强调，全体战士的思想意志统一是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从另一个方面说，即使媒体被封锁，那些新型传播技术也会形成大量无法阻挡的信息流——我无法想象米洛舍维奇如何能够封锁敌方电台的广播，就更不用说互联网了。

我所说的一切似乎与弗里奥·哥伦堡^[14]先生于四月十九日发表在《共和国报》上的那篇大作格格不入。他在文中称，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在一九九九年的四月十三日死去了。因为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媒体、手机、卫星和空间间谍等仪器的世界里，一切都必须依靠某位国际组织官员的战地手机，而这位官员却弄不清楚究竟是不是有塞尔维亚人偷偷潜入了阿尔巴尼亚的领土。“我们对塞尔维亚人一无所知。而塞尔维亚人对我们也是如此。阿尔巴尼亚人根本看不见在浩荡的入侵队伍的头顶上还有些什么，马其顿把难民当成敌人，将他们统统误杀。”可这究竟是怎样的战争，是每个人都对对方了如指掌，还是所有人都一无所知？两种说法都没有错。

阵营内部是透明的，然而前线却是一片迷茫。米洛舍维奇的发言人在盖德·勒纳^[15]的节目中发言，然而前线的将军却不能再如从前那样举着望远镜看清敌军的动向，如今，一切情形都不得而知了。

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传统战争是以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而告终的话，那么新型战争的一大典型特征就是尽可能少杀人，因为伤亡过多会招致舆论谴责。在新型战争中，双方不急于消灭敌人，因为面对敌人的伤亡，胜利的一方会遭到媒体攻击。如今的伤亡情况也不再是遥远而模糊的描述，而是无可辩驳的清晰数据。在新型战争中，一切战略部署都要以“博取同情”为原则。米洛舍维奇宣称损失惨重（墨索里尼会耻于承认），而北约一名飞行员失事就足以让大家心生怜悯。总之，在新型战争中，杀戮过度的一方将在舆论面前落败。正因如此，前线才会没有人去面对、去了解对方的情况。说到底，新型战争必须像一枚“智能炸弹”，要在不出现伤亡的条件下将对方击败。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我们部长的言论：“我们与敌人发生冲突了吗？没有的事！”至于事后仍有大量民众死亡，那就是无关紧要的技术问题了。我们甚至可以说新型战争的缺点就在于虽然有伤亡，但却没有胜负。

难道就真的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指挥一场新型战争吗？当然，绝无一人。恐怖的制衡培养出了一批打核武器战争的将军，但却没有培养出迫使塞尔维亚屈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将帅。这就好比五十多年来，都灵理工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都在设计电子游戏，如今，你还能信任他们的水平，让他们设计一座桥梁吗？最后，新型战争的滑稽之处并不在于部队中没有年龄足够大的现役军人学习如何作战，而在于始终不可能有人学会如何进行一场新型战争。新型战争是一种必输无疑的游戏，因为在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要比操纵它们的人脑复杂得多，哪怕是一台简单的电脑（虽然那不过是一台白痴的机器），也能跟它的操作者开出无数始料不及的玩笑。

对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罪行，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但战争或许是一种过于迟钝的武器。也许人类对于财富的贪欲才是唯一的希望。如果说在传统战争中，军火商人能趁机大赚一笔，并凭借这笔收入弥补战后短暂的商品贸易阻断，那么在新型战争中，虽然也会有强加而来的军火交易（在那些武器还没有被淘汰之前），但包括航空运输、旅游、媒体（失去商业广告）在内的所有第三产业都将陷入危机。因为如果说军火交易需要紧张的氛围，那么第三产业则需要和平的环境。迟早都会出现一位比克林顿和米洛舍维奇更加强有力的人物来说上一句“够了”，让冲突双方丢一点脸面来保全大局。这样做虽然很痛苦，但却是正确的。

一九九九年

[1] Elie Wiesel（1928— ），美国作家、思想家，一九八六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 Ariel Dorfman（1942— ），智利剧作家。

[3] Toni Morrison（1931— ），美国黑人女作家，一九九三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4] Leszek Kolakowski（1927—2009），波兰哲学家。

[5] Bronislaw Geremek（1932—2008），波兰前外交部长。

[6] Jorge Semprún（1923— ），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前文化部长。

[7] Sagunto，西班牙巴伦西亚省城镇，由从赞特来的希腊人创建，罗马人为保持该镇独立，要求迦太基人不要越过埃布罗河，迦太基人曾进攻萨贡托，成为日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起源。

[8] Mata Hari（1876—1917），德国传奇美女，曾是二十世纪初欧洲政界、军界、特务界的著名交际花，一九一七年以德国女间谍之名被捕。

[9] Julius Rosenberg（1918—1953），Ethel Rosenberg（1915—1953），一九五三年，罗森堡夫妇被枉称向苏联提供制造原子弹的机密而被处决。

[10] John Amery（1912—1945），英国政治家，二战期间担任为法西斯服务的“英国自由军团”的领导人，战后因叛国罪被英国政府处以绞刑。

[11] Ezra Pound（1885—1972），美国诗人、意象派运动主要发起人。二战期间曾公开支持法西斯主义，战后被美军逮捕，后证明精神失常，被关进精神病院监禁。

[12] Aviano，意大利空军基地。

[13] 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普鲁士军事理论家、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奠基者。

[14] Furio Colombo（1931— ），意大利记者、作家、评论家。

[15] Gad Lerner（1954— ），意大利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