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社与文学研究 - 第一章复社兴起的基础

复社成立于崇祯二年己巳（1629）的尹山大会，至崇祯六年癸酉（1633）举行虎丘大会，省内外来赴会者多达几千人，当时各地名气较大的文社皆统合于复社的旗帜下。复社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迅猛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士人团体，并非出于偶然。晚明特有的社会文化土壤培育了复社这一特别的历史文化产物。

自万历年间（1573—1620）至明朝灭亡的数十年历史，被称为晚明。这段时期，是王朝即将变更的动荡时代，外族入侵，农民起义，社会各阶层产生了不同的心理与复杂的变化。这个被黄宗羲称之为“天崩地解”的时代，在世人的心中引起了各种骚动与不安。当时，儒学日渐衰微，各种庄玄佛禅学说竞相争鸣。阳明心学在士大夫集团中盛行，李贽刮起的狂禅之风和异端思想对中下层士人有深刻影响。旧的道德体系受到各种新学说的挑战，士人的价值观与思想结构面临重塑。

明朝立国以来，政治文化思想上显示出向正统与传统回归的倾向，文学上几次掀起复古主义的思潮。万历末年，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受到公安派、竟陵派的质疑，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与以锺、谭为首的竟陵派先后以性灵为旗号，批判复古派以剽窃模拟为能事的流弊。到了启、祯年间，公安派的后学流于轻率浮泛，竟陵派的末流走向刻峭冷僻，文坛的重心开始向江南文会之地倾斜。

有明一代，博取科考功名的士子们为了迅速掌握写作八股文的技法，取各种社艺、房稿、会稿等来模仿。当时社会上结社会友的风气浓厚，士子们结成各种八股文社，相互切磋，交流写作技巧，尤以江南一带的文社尤为兴盛。不同文社有不同的八股文法与家法。社艺选本是否畅销，与社的声名、选家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为了获得更多的名与利，不少选家粗制滥造，大量伪经伪子的选本面世，造成士子们学无根柢、浮躁空疏的文风与学风。艾南英在《甲戌房选序下》中批评当时的选政：“故序既以正文体之事责备今之进士当多读书，而又责备今之为选政者尤必多读书，选政滥则天下之文章愈败坏而不可支。数年以来，伪经伪子虽作者不能无罪，然使无诸选手为之扬波助澜，大书特赞，则天下之士何由而见之？而其祸遂上中于国家。”

面对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局面，一些士人站出来，提出尊经复古的主张，试图以正统的儒家道德伦理观念、传统的经史之学与雅正的文学思想来挽救当时的世俗人心，纠正空疏无学的文风。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与志趣，很容易走到一起，结成旨趣相近的文社。其中，张溥等人倡举的应社成为当时声气较广、影响较大的文社。其他诸如几社、匡社、南社等文社，与应社的宗旨、主张相近。在张溥强有力的号召与卓越的领导下，众多文社统合于复社，成为复社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生员们加入复社的队伍中，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最大规模的社团。

第一节社会文化背景考察

复社兴起的因素相当复杂，关系到方方面面。张鉴在《书复社姓氏录后二》中曰：“考明季社事始末，虽盛合于娄东二张，要其萌蘖，实在明之中祀，殆其后风气所趋，至二张有不得不合之势，则明之国脉使然，虽人事，亦天意。”张鉴指出复社兴起不仅是人的作用，还因为“天意”使然。所谓“天意”，原有冥冥中外力操纵命运之意。在这里，张鉴用来强调明朝国运对明末社事的深刻影响，势必关注到从晚明政治、经济、世风、文化等方面的态势，来理解和评价复社产生的意义，实为有识之见。复社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一、启祯政治与士人心态

明王朝在启、祯之际已处处显露出它无法遮掩的疲态。政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加上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明王朝如西边落日，难挽颓势。当时，以魏忠贤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团只手遮天，凶残地毒害东林党人，尤其是三吴人士。张溥追忆：“时大珰执衡逆逞，欲锄尽海内正人，钩党之祸，吴楚尤毒。”而趋炎附势之辈群起，助纣为虐，刊刻《三朝要典》及《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等，企图一网打尽正直人士。“大珰之变，成于仓卒，而一时和之者，遂因其势以摇四海，聚正人而被以部党之名，加之燔灼。”阉党构造事实，诬指正人结党营私，矫旨逮系，滥施刑罚，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魏大中等人先后在狱中毙命。

面对这种残酷局面，潜心苦读以博科名的士子们也从书堆中抬起头来，痛心国事，满腹悲愤。有的忍无可忍，带头反击魏珰，如杨廷枢、徐汧等人带领苏州人民阻止缇骑逮捕周顺昌；有的伺机待发，私下泄愤，如陈子龙回忆：“逆奄矫旨逮治周忠介公，吴民愤奋击缇骑至死。时道路汹汹，以为四方响应，将有汉末讨卓之举。予亦阴结少年数辈，诇伺利便，久之寂然，叹恨而已。则缚刍为人，书奄名射之，诸长老罔不詈童取赤族，不以闻之先君也。”

天启七年（1627，丁卯）八月，熹宗病死，思宗（即崇祯帝）即位，十一月，放魏忠贤于凤阳，道死，诏磔其尸。思宗为熹宗朝忠节死臣一一平反。死难者后人如黄宗羲、周延祚等得以一舒心中愤懑。思宗平定逆案的举措无疑给压抑已久的士人带来了新的兴奋与激励，天下士人喜形于色，皆谓“圣明之帝”。虽然思宗即位仅仅是明王朝在历史上的最后一抹余晖，这末日的灿烂给喜悦中的士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再次激发了他们建功立业、为国为民的心志。

国运多舛，天下大乱，士人们参政、议政之心变得更加强烈。他们以自己手中的刀剑——笔，写下一篇篇为熹宗朝中殉节的忠臣烈士彰显精神的散文。如张溥的祭文、墓志铭，最有名莫过于《五人墓碑记》，表彰五人“激于义而死”的壮举。再如《赠太仆寺卿周公来玉墓志铭》，张溥追述了周宗建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尤其是任御史期间，激于忠义而屡次上疏魏党；文中还指出：“自古外廷与内角不闻一胜者，岂尽不密哉？繇其阴贼著心，禁近势便也。周公踽踽奋身，以除左右之恶，不惮再三，欲匡王国而使正，公固不欲免，即欲免，其可得乎？”天启三年，周宗建回家乡，惨遭附逆的无耻之徒诬陷，下狱致死。读张溥此文，周公勇于进言、敢于任事的高贵品性，以及忠勇无畏的精神明于后世，可歌可泣。

谭元春的《吊忠录序》，则回顾了杨涟遭阉党毒手杀害的惨事，为今日得到昭彰而欣慰，“中丞杨公大洪以击魏珰二十四罪，逮系诏狱，榜笞刺剟，一身无余而死。当是时也，天下之人腹悲胆寒而不敢言。其后二年，今上深褒其忠，禠奸人以慰贞魂。郡伯胡公于毁巢卵翼之，又从而建祠之。海内知与不知，歌咏嘉乐，甚至稗官之家，编为小说、传奇之部，镌成图像，其于常山之血，侍中之发，若已成金铁星斗，不可朽坏。男子在世，此为大快，而国人哀之，犹为赋《黄鸟》”。东林党人不惜用血肉之躯与阉党做斗争，他们的忠义之心激励了当时及后世的读书人。

士人们不仅政治上承接了东林党人抨击时政、勇于斗争的精神，而且思想上深受东林学术的影响。万历中期以后，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继承与发展了程朱理学，抨击心学流派宣扬的“无善无恶”与“狂禅”之风，主张济世救民，务实致用。东林学派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开始蔓延，成为与王学并行的社会风尚。随之，谈兵的风气也逐渐盛行。

随着明朝政局的剧烈变化及国运的岌岌可危，外有强敌清朝的虎视眈眈，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战火连年。士人们的从军意识大大提高，越来越重视经济、战术、谋略等有用之学。他们好为大言，说大计。在他们的文集当中，谈论边塞地势、将相人才、兵策谋略的文章不胜枚举。陈子龙等人编辑的《明经世文编》中，收录了大量的策、对、议等实用性文章。赵园在《谈兵》中提到：“由《明经世文编》、明人文集看，越近末世危局，士人谈兵越有精彩。”谈兵成为文人社事的主要内容。陈子龙、李雯的《陈李唱和集》作于崇祯六年癸酉，周立勋序曰：“故能奋举藻思，博综渺义，每谈天下事，则壮往健决，莫不符会。”夏允彝序曰：“然二子者，皆慨然以天下为务，好言王伯大略，曲儒陋士，聚而非之，顾盼豁如也。”可见陈、李二人在切磋诗艺、酬唱应和中，亦常常谈论天下事，研究治兵谋略。

张溥、陈子龙、吴应箕等人都有不少谈兵之作，以张溥为例，他的文集中有馆课一类，是日常为弟子所开讲的内容，多为谈论天下大势的文章。内容有考察军事要塞，纵览山川形胜的，如《备边论》，指出：“四方之大，有一之不备，祸之发也。即于其所不备之地，然则掌固司险之职，顾可忽乎哉？要而论之，法详于前而令驰于后，则皆子孙之过也。”他在《山东论》中强调山东为形势的“要害之地”，“足为天下轻重”；《海防议》中详细指出苏州沿海之地的险要之处；《江防议》中分析了崇明、通泰两地是防御贼寇南下的关口。

有谈论权谋、阴阳、形势、技巧，挑选军事人才标准的，张溥有《兵论》，认为“将得其人，无贵乎兵之多也！多其兵，则必多为之食；一不继，而即因以为乱；不必其不继也，前后之赐稍盈杀焉，而大乱之萌即于焉起。故用兵之道，贵恤其死绥之义，而尤当诎其见盈之心”。张溥的《任边将论》讨论了任攻将与任边将之异同，指出帝王对边将应充分信任，知人善任，“固其志也！苟非俾事权、绝谗间，而示之以简佚宽厚，亦何以养数十年而不变乎？”在《选择将帅之术议》一文中，张溥分析了汉、晋、唐、宋及明高祖选举将帅之术，主张文武之道合一。张溥还有《备倭论》《马政论》《治夷狄论》《女直论》等策论文章，都从各个方面讨论治国大计。

有讨论品性、士风、朋党、宦官、君子与小人等话题的，张溥有《士品臣品议》《拟兴民行端士习以正人心以固邦本疏》《忠清仁辩》《古今才诚合一大臣论》《立朝以正直忠厚为本论》等文章。当时的士人们对此类话题很热衷，纷纷拿起笔来，各抒己见，精辟地分析了品性的高低，朋党的区别，君子、小人的差异。李雯有《朋党论》三篇，文中多有精彩独到的见解，如“小人之党精于小人，精则纯，纯则胜；君子之党不精于君子，不精则离，离则败”，“汉唐以前朋党之名恒在小人，汉唐以后朋党之名恒在君子”等等。复社诸子的文集当中，这一类的议论极多，如陈子龙有《别邪正》的策论文，吴应箕有同题作。士人们结社的目的之一，就是共同结伴来砥砺志气。

这股经世致用的思潮显示：明末，有相当一部分士人摆脱了左派王学的佛禅思想影响，正面现实及外部世界，关心国家与民生，萌发了挽狂澜于将倒的宏大志向。这是明末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的反映。风气所致，议政、谈兵成为士人们相互交流的中心之一，有助于他们之间的了解与沟通。而共同的心理背景也促使他们相互吸引，相互靠拢，结成一个拥有共同思想和奋斗目标的社会团体。

二、日渐卑下的世风与士风

明中叶以后，太湖周边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这一带包括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杭州、湖州等地，人口密集，市镇众多，水路交通方便，各地商人云集，贸易兴盛。至明末，这里已经成为集农业、手工业、商业于一体的全国经济中心。随着经济的发展，奢侈之风渐渐盛行。加上阳明心学对士人思想的渗透，尤其是李贽刮起的一股“狂禅”之风对社会的中下层影响深远。当时的人们逐渐怀疑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注重个性的解放、自我的感受与现世的快乐，日益追求物质享受，生活方式日趋浮靡。

天启年间，魏忠贤手握大权，排斥异己，有不少士人卑躬屈膝，媚事阉党，以称功颂德为能事，士气越发卑微。古风渐渺，流风趋下。官宦贪污受贿，欺压百姓；一般士人攀附权贵，求名逐利；普通百姓讲究吃穿用度，风俗渐靡。郎瑛的《七修类稿》卷十五“世道”条记载：“富贵易溺，道义难行，近惟科目取人，举业日盛而经学浅也，人心尤入于利。故贿赂公行而礼幣无，志铭太甚而史书非，谄谀日盛而风俗薄，在上者好古矫俗不能保其位，在下者特立操行不能存其身，真欲痛哭流涕也！”趋利便易的风气影响了士人们的价值取向与精神面貌，他们的思想发生急剧改变，由传统的儒家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趋向于放浪不羁、注重自我感官享受，由秉持忠义节操转向趋名逐利，甚至寡廉鲜耻。

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类四处游历以交结权贵、专事经营以博功名的士人，同时招摇撞骗，混吃混喝，影响极坏。张采的《游客说》就描述了这一类人物：

游客，不审所由称，前此绝不闻。

余临上归，稍见告。然亦孝廉上公车。及罢，道经故人部，问候倌。故人则寻交际。既名下士，辄担簦，远走干有司。既不必名下士，板镌诗若文一二册，即负名下持要人牍，远走干有司。有司冀游闲声，且惧腾谤，事惟谨。或先通大府，挟大府临守令，事益谨。间遭夷鄙，伉者谩骂，葸者强颜受，必厌所欲去。吴故孔道，缙绅，及废吏，下至方技，络绎即次。则居间讼狱，若有司承奉，判牒送某，呼持牒史，语富人，具若干金，否则不牢狴。夫千金之家，岂有千金？不过田庐器物，俄责若干金，必黜田拆庐、变易器物应，急不得三之一，将立破。

噫！士农工商，先王别为四民。故士循礼义，安乡里，守己谨分。农修树艺，笃稼穑，先时备潦熯。百工竭智力，日夜务所务。商则调泄贵贱，衡量子母，历寒暑，逐道路。各有恒业，统曰恒产，斯有恒心，而天下治。今既儒衣冠，与有司廷让，则士矣，乃袭商术；且商箧高赀，大者千万，次不下什佰，彼儒衣冠者皮面尔？然不闻贾劫民财，旅夺官政，则拟商当不受。

虽然，于客乎何尤？实维主者。主者任天子郡邑，寄子惠下民，所御惟法。故法一则民安。苟无犯而加赎刑，则是以法敛财；苟丽辟而幸免，则是以生死权利。以法敛财，则富者莫保；以生死权利，则贫者莫服，而富者有恃以逞。若是，则天下恶得不乱？岌乎其乱，犹客是徇。徇客，则境内有力者，皆得持其上。于是廷如市，有司如侩，客及境内有力如贩。问所鬻，则惟下民；问所高下，则惟天子法。一日寇至，令曰执干戈以卫，得乎？

有人曰：“是杨朱行，将蔑而恩，离而情，奈何？”曰：“余求友声，切胞与，讵不通往来。但惠必归德，如郭元震遇书生，范纯仁遇石曼卿，倾橐捐麦舟。则振乏，仁也；通财，义也。仁与义，宁靳诸？倘取官中物，即不度，况鬻下民，高下天子法，以充报赠。此无他，廉耻不明，故士行不立；士行不立，故客轻去其乡，而主者轻用其法。使廉耻明，则人不倍本行，不求外势，不昧公道以结私惠。则四民有常，即盗贼何自起？斯治乱攸系，可无辨。”

或谓游客者，文之尔。通称为秋风，言所至凋落；或为抽丰，言分乃羡溢也。吴旧守陈公默庵，有谢客榜。辞云：“我丰，任尔抽。今丰安在？毋落客事。”一时播笑，回车去。是知源清流清，源浊流浊，大致弗爽。然则学士大夫，禁足一室，音问不越郊圻，绝物奈何？曰：“孔子亦云朋自远来，即文章推史迁，未尝不历九州，阅险易，第义利断断，则不家食吉矣。”

这一篇长文中，张采首先描绘了士人与有司交际的各种丑恶现象，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提出士农工商应该各安其分。而一些士人儒衣冠，袭商术，劫民财，夺官政，使地方政治日益败坏。这类士人即为游客，四处打秋风。要杜绝这种打抽丰的士人，必须是地方长官立身谨慎，执法严明，行仁义，明廉耻，则士行立，民安定，天下大治。

在《题钱侯誓辞后》与《钱侯荣升序》两文中，张采盛赞了太仓知州钱肃乐拒谢游客的高风亮节。至弘光朝，张采的《在礼言礼疏》一文再次指出士人“廉耻道丧，嚣薄日滋”，以至于“北边贼至，皆生员先率趋迎。及先帝既崩，臣乡处处鼎沸，皆生员先率唱乱”，而败坏士习主要有两类人：一是“窃附高流者，专经未通，辄板行所肆课，号曰名士”；一是“平日挟持长吏，横议是恣，复干要人牍，往来他郡邑，号曰游客”。

直到晚清，这类打秋风的士习仍然盛行于世。晚清四大谴责小说都描绘了此类人物与现象，除《老残游记》中的“游客”老残为人正直高洁以外，其他皆为张采所指的一类人，四处打秋风。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十五回“论善士微言议赈捐见招贴书生谈会党”中，（吴）继之道：“这风声传了出去，那一班打抽丰的来个不了，岂不受累么？”《官场现形记》十七回“三万金借公敲诈五十两买折弹参”中描写的人物魏翘就是靠抽丰过日子的。《儒林外史》中描绘游客之丑态最为淋漓尽致，如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闹捷报”写周进变为打秋风的游客，“会试举人，变作秋风之客；多事贡生，长为兴讼之人”。此类人物在《儒林外史》的第四、十七、三十二、四十四、五十一回，都频频出现。

面对软靡的世风与士风，当时的有识之士心忧国运与世途，决心通过复古的举动来振衰俗，返淳古，彰举忠孝节义，扶正人心。张溥的《正风俗议》一文专门讨论了如何改变风俗的问题。他首先描述了士人缺乏节操的种种行为，“风俗之不古也，士子为甚。逆珰之乱，献谄造祠者倡于松江；奴酋之横，开城乞降者见于永平。于是天下争言士子之变，沦胥已极，几甚于尧时之洪水、周初之猛兽”；然后指出各种不良的风气习俗，如衣着穿戴僭越礼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者衣食无着而富者奢侈浪费；再指明令人忧心的并非这些风俗，而是“人心”，“今日之人心，莫患乎讳道学之名而指六经为迂阔，不乐闻封疆之急而幸目前为苟安”，世人学无根柢，心无忠义，必须“示以风厉之权而明其赏罚之道”，从而使他们明了自己有责任于国家的兴亡，奋勇杀敌，收复失地。

士风软靡，随之而伴的是学风的鄙陋。当时的士人乐于便易，游谈无根，或剽窃前人，或取径低下，学风空疏颓弊，文风鄙俚浅俗。张溥在《答周勒卣书》中指出：“当今经业堙颓，士鲜实学。世所号为魁然者，咸取径时体，掇其不伦之辞，自名诡特。”如何改变士习学风呢？复社的士人们选择了复古的途径，倡导经史之学来振兴古学，提出文章的写作应以六经为根本。据《复社纪事》载：“（崇祯元年）先生（指张溥）以贡入京师，纵观郊庙辟雍之盛，喟然叹息曰：‘我国家以经义取天下士垂三百载，学者宜思有以表彰微言，润色鸿业。今公卿不通六艺，后进小生，剽耳佣目，倖弋获于有司。无怪乎椓人持柄，而折枝舐痔，半出于诵法孔子之徒。无他，诗书之道亏，而廉耻之途塞也。新天子即位，临雍讲学，丕变斯民，生当其时者，图仰赞万一，庶几尊遗经，砭俗学，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党乎！’乃与燕、赵、鲁、卫之贤者，为文言志，申要约而后去。”面对浇薄的世风士习，及新君即位的励精图治，张溥勃兴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与责任感，以尊经重史来改变俗学。这段记述还说明，张溥有意结交来自各地的贤能之士，以文会友，申明志气，订立盟约。

在当时，同心同德的士人们纷纷靠拢，结社会文，试图以文章为工具，挽回世道人心。如以吴应箕、徐鸣时为首的匡社，合七郡十三子之文行于世，社名“匡”，即有“匡正时俗”之意；以周钟主盟的应社，“应”即取“同声相应”之意；以张溥为首的复社，取“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之意；而陈子龙等人的几社，冀“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侯峒曾在《持声社序》一文中指出：社“盖将以企望德义，奖化风俗，非为艺文设也”。明末文人举社事，不只是诗酒唱和，消遣娱乐，而是有着匡正世风的现实目的。由此可见，明末纷纷涌现的各种文社，它们的成立有着共同或近似的目的，就是对当时的世俗、士习、学风和文风有所匡扶。相同的目标与相似的主张，使士人们走到一起，达成共识，相互砥砺，携手共进，最终形成庞大的社团组织。

三、文人结社与八股取士

（一）社的起源

复社兴起与明人结社风气的浓厚密切相关。追溯文人结社的来龙去脉，先看杜登春《社事始末》中的一段分析：

夫社何昉乎？考之《礼》，勾龙为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又王以下皆立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注：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群聚居，满百家得立社，为众特置。宋杂记载弓箭社，诸阃帅都行之。王桢《农书》载锄社，合千家治田，有不任田者，众力助成之。此推本助彻之意行于乡族者也。其见于他书者，栾布厚报有德，燕齐间为社，号栾公社。董京逍遥吟咏，宿白社中。白居易与香山九老结香山社。远公与十八贤同修净土，号白莲社。文潞公与富郑公集洛中士大夫为耆英社。大抵合气类之相同，资众力之协助，主于成群聚会而为名者也。明季诸公，本是名以立文章之帜，建声教之坛，其亦取诸治田者之通力合作、守望相助已尔，取诸香山耆英之不论贵贱、不拘等夷、同事于笔墨讨论之间已尔。

杜登春首先考察了社的来历，最早与祭祀、礼法有关，大夫以下满百家即可成群立社。后来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当中也出现社，地方的军事组织有弓箭社，民间的老百姓有锄社，它们的成立是出于通力合作，相互协助；而文人士大夫出于共同的志趣或信仰，同心协力，结社聚会，如栾公社、白社、香山社、白莲社、耆英社等。从而指出明末文人建坛结社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相互协作、平等交流、共同切磋、襄举文事。

（二）社的命名

古人结社，其命名有多种由来。社之得名，或取诸社之宗旨，如复社、几社、应社等明末社团多采用此种命名方式。或因之组织者或成员，如栾公社、耆英社等。或因之结社地点，如香山社、白莲社、武林读书社等。以社集所在地为社名较为常见，万时华在《沈昆铜瑞芝亭近艺序》写沈士柱、舒宏绪与自己三个人在瑞芝亭读书，取是亭以名其社。或缘于形式，如随社，艾南英的《随社序》：“麻城王屺生自黄州入南昌，上广信至临川，梓其征途所录名曰《随社》。……若夫社之为名，起于乡闾党族、春秋祈报之说，而士因之以缔文。至于相距数千里而名之为社，则古未前闻也。”艾氏指出：王屺生从湖北至江西，将沿途所得文章结集名为随社，集中文章成于不同地方，相距可达数千里之遥，却仍为同一社集。随社之随，既有沿途随意掇拾之意，也包含着社集形式自由随意的含意。

（三）结社目的

明人结社，最主要的目的是以文会友，在谈艺论道中提高诗文的创作技巧，从中取得进步与乐趣。贺贻孙的《藜社制艺序》一文描述了文人创作时的状态及与友人讨论的情景：“夫文亦有砥砺焉，当其收视反听，专志凝神，经营惨淡，四顾踌躇，恍然躍然，深自许也。业自许矣，忽跂而望，曰吾友其许我乎？业许我矣，能无今是而古非，共是而独非乎？业无之而不许我矣，则是我友果不我欺也。我果无负于我友也，犹且展转低徊，或歌或笑，或嘿或语，或千里而命驾，或睹面而犯颜，或送一难而终日动色，或争一鲜而终身衡决。谓夫琴瑟之专一，不若丝竹之殊调也；有心者之同，不如无心者之不同也。其不同者乃所以为同也，岂区区呼号侪类以为同也欤哉？”从中可以想象朋友之间切磋文章时相互质难、期许、争辩的兴致和趣味，在各执己见的背后，是相互之间的信任与深厚的友情。

（四）社的分类

明代社事最为繁兴，文人结社的形式多种多样，根据组织的特点来划分，主要有如下两种：

其一，成员、地点、社约相对固定的，如武林读书社、中州雪园六子社。侯方域的《雪园六子社序》曰：“吾向者雪园之君子，有若吴子伯裔、伯胤、徐子作霖、刘子伯愚，尝与吾二三子为之；其从而为之羽翼者，莫不以文采自著，而以躬行相砥，甚盛事也。无何，雪园有寇难，四子者死，余与贾子开宗散而之四方，徐子作肃与其侄世琛，采橡栗，挥锄田野，雪园之社虚无人焉。”按文中所述，在遭遇寇难之前，雪园六子社的人员基本确定，结社目的鲜明，切磋文章，砥砺躬行，社事活动在同一个地方定期举行，内容也有所规定。这样的社相对稳定，有凝聚力。

其二，时间短暂、成员不定、组织较为松散的，这一类的社往往是士子们在金陵、京师两地应试时所结，如崇祯元年，艾南英在金陵与刘斯陛、甘元鼎、王徽、沈寿民、沈士柱、周铨等人所结的偶社，“皆邂逅倾盖，定交杵臼之间”。再如艾南英在《国门广因社序》中记述：“戊辰春，会稽徐介眉、蕲州顾重光、宜兴吴圣邻纠合四方之士聚辇下者订定因社，是年社中得曹允大为礼部第一人。庚午、辛未之试，旧社皆集，乃复寻盟而增之为广因社，于是中礼部试者复六人。而予罢归，过济上，则圣邻行馆寓焉。”这样的社有临时起兴、随聚随散的特点。

（五）八股文制度与文社的勃兴

自明太祖朱元璋规定以制义取士后，科举制度日益完善，士人间的接触、交往越发频繁，谈论八股技艺渐渐成为士人社事的重要话题。据陆世仪的《复社纪略》记载：“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义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可见文社的兴盛受到了科举制度的刺激与影响。

万历末年以后，各地以揣摩经义、应付科考为目的的文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罗万藻在《鉴湖社序》说：“国朝以经义取士二百余年，太平之治，皆由此出。而士以草莽之器，一旦谟议庙廊、垂勋竹帛者，当其俯首制艺时，才猷德器，所磨炼以入用之途，惟此为最细。故八股之制，代相崇重，而海内名社，各从其方以起。二十年间，亦文字号称极盛之日矣。”指出有明一代，八股文的创作受到推崇与重视，至明末更甚，海内名社各推一方之制艺。几社诸子以经世之学、诗文创作为重，其社事的兴起也有着科举的目的。《社事始末》载：杜麟征对夏允彝说：“我两人老困公车，不得一二时髦新采共为薰陶，恐举业无动人处。”杜、夏二人为了提高八股技艺，希望吸纳出色的人才来一起开展课艺活动，遂敦请文会。

八股取士的科考制度对文社的发展影响极大。有关八股技法的讨论成为文社的重要话题，社员平时的读书、练习也多数为了科考而准备。文社将成员的社艺结集成册，刊刻于世。社稿的流传，有助于扩大文社的名气与影响，吸引更多有才学的士人加入。《复社纪略》卷一载：以吴应箕、徐鸣时为首的匡社文章行世已久，“至是共推金沙（指周钟）主盟，介生乃益扩而广之：上江之徽、宁、池、太及淮阳、庐、凤与越之宁、绍、金、衢诸名士，咸以文邮致焉。因名其社为应社，与莱阳宋氏、侯城方氏、楚黄梅氏遥相应和。于是应社之名，闻于天下。”八股社艺的结集发行，有助于社的张大声气。

一方面，有名的选家挑选某场某房士子的应试文字刊刻成集，这些房稿的发行对于提高个人声誉及文社的名声极有用处；另一方面，选家本人或其弟子、同社社员等在科考中胜出，也有助于其制义文字及选本的流传。《复社纪事》载：“四年辛未，伟业举礼部第一，先生（指张溥）选庶吉士，天下争传其文。”庚午、辛未，张溥、吴伟业师徒连捷成进士，还有多个复社人士中榜，复社声气更广，人人争相入社。而张溥所选的制义选本《表经》脍炙人口，盛传天下。文社领袖对于弟子、社员的极力推荐，使他们的名声扩大、文章流传，有利于应试时引起考官注意，中试机会更大。《复社纪略》卷二记载张溥奖掖后进不遗余力，每岁、科两试，均通过各种方式推荐社中士子中试。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抢着加入复社，成员队伍更加壮大，遍布大江南北的浙、苏、皖、豫、闽、鄂、陕、鲁、黔、晋、粤等十余个省份。

影响事物形成与发展的因素总是多方面的。复社的兴起与晚明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有着密切关系。明朝复杂的政治局面、吴中人士与中央政治的关系、江南经济的发展与市镇的繁荣、科举制度以八股文写作的要求、明代文坛几次掀起的复古思潮、文人结社的传统与结群论文的风气、吴中独特的文化与风俗、当地群众运动的勃兴等种种因素，都与复社的建立、发展是离不开的。当然，还离不开人的因素，具有各种才干的士人的共同努力，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文人社团组织得以形成与迅速发展。

第二节张溥的个人才能及对复社兴起的作用

复社的兴起与发展有赖于领袖的作用，张溥在士人当中有强大的号召力与组织能力，能够团结优秀的士人在他的周围。而张溥可以成为复社的领袖，与他拥有强劲的个人魅力与出色的领导才能分不开。

其一，张溥有着超乎常人的刻苦自励的精神。《复社纪略》卷一载其少时遭家奴欺侮，洒血书壁，立志光耀门户，遂发愤读书。《明史·张溥传》记载：“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七录斋的得名由此而来。张采的《庶常天如张公行状》亦记溥母织麻佐其读书，日夜取成书断章手录，篇篇投火，盛赞“其勤学殆天性”，笑谓：“世间节录本侈行，公如存者，充栋矣。”《庶常天如张公行状》中，张采还颇有兴致地追忆起两则趣事：张溥解棕设饧，误渍墨，口辅尽黑而不自知；读书至灯尽，窗外亮，疑天明，原来雪深一尺而不觉。由此可见张溥读书之刻苦与专注。小时候因庶出而遭受欺侮的经历，磨砺了张溥的心志。他耐清苦，有毅力，勤奋上进，不着眼于虚名荣利。出众的人品、渊博的学识与敏捷的文才，使张溥在交游当中容易获得对方的认可与赞赏。

其二，张溥心平而性厚，孝悌忠信，以诚待人，虚己择友。张采的《天如稿序》曰：“天如少孤，事母尽色养。与诸兄弟处，小大有伦，美恶有方。即今一日中，不在膝下，则坐斗室。其于迩声色、殖货利，不啻不好，且又恶焉。七录斋中，几案尘积，绝无耳目玩，或童子跛倚酣睡，未尝顾问。及骤闻孝悌忠信之言，五伦攸系之事，辄正襟谛听，流连不能已。闻之其数岁时候已如此，此无他，专内者遗外，志大者略小，其天质然也。天如素爱君烈文才。及君烈夫妇相继殁，遗腹孤不及匝岁，寒月单覆。往之交君烈者，散莫恤。天如携归，抚育过所生，复择子幼女字。嗟夫！贵贱之际，人辄忘交，况乎其生死？且死者未尝有知己之言者乎？以人之子为我子，而家之中无不以为我子焉。难矣！”张溥在沈承死后，抚其遗腹孤为子，并择张采女儿来订婚约。可见，张溥的确是一个重人伦、交有信、急于义的人。至于张采所言张溥不好声色货利，与现存明代的野史笔记记载稍有出入，或出于避讳，或时人好奇，如张溥与徐佛、杨爱的逸事。实情如何并不重要，名士配名妓，既为当时的时尚潮流，亦因这两种类型的人物相互吸引，相互欣赏，甚至相互影响对方的人格与观念。

张溥为人谦厚，文集中多有推举别人的话语，如赞扬周钟的选政之功及主持社事的劳苦功绩，《三科文治序》曰：“观乎斯际，介生之功大矣。壬戌以前，天下不知有文字也；壬戌以后，言文字者无人而不能也。”《房稿文始经序》又曰：“夫介生之功在天下，深矣！”张溥与周钟交契极深，纵算相隔遥远，两人心灵相通，进退与共，张溥《房稿表经序》中言：“去介生居五百里，动静语言，若与之应。”张溥对于门下弟子的揄扬也是不遗余力，张采《天如合稿序》曰：“若夫修明教术，推前引后，凡在门下，咸同忧喜；即小善微长，欣赏累日，以故从游遍天下。又心性然也。”张溥待人之真诚与宽厚是出于天性所然，这一点张采屡屡叙及，如《天如合稿序》：“惟觉天如心平且性厚。”随着张溥交游圈的扩大，他在士人中的名声越发响亮。

其三，张溥重名节，有气概，才华横溢。天启三年，张溥、张采造访周钟，三人“相得甚欢，辩难亘昼夜，订盟而别。溥归，尽弃所学，更尚经史，试乃冠军”。张溥以出色的制义文章得到士人的钦佩。天启七年十一月，思宗即位，除阉党，张溥作《五人墓碑记》，表彰五人当日为周顺昌被逮挺身而出，怒击缇骑，后来慷慨就死的正义之举。“此文风神摇曳，直逼史公，早为艺林所赏；而其发扬正义，彰阐幽潜，激劝之功，尤不可没也。”这篇文章广为传诵，大大提高了张溥的声名。《复社纪略》卷一载：“时魏珰败，鹿城顾秉谦为邑人所逐，避处娄中，溥、采率诸生驱之，檄文脍炙人口。”张溥、张采这一举动，得到了众多士人的敬仰与尊重，张溥的檄文也为人称道，传遍天下。

张溥具有出众的才华与学识。试看陈贞慧《山阳录》之《又二子篇·张太史溥》：

天如好读书奥丽，喜宾客，卷十行俱下，削稿无元不窥。所雠有《十三经注疏》《通鉴纪事本末》《历代名臣奏议》《汉魏百名家》凡数百卷。其文丰蔚典赡，兼家丞、庶子之长。崇祯丁丑，余与仲驭（周镳）、朗三（梅朗中）诗酒楼上，见其宾客辐辏，幨帷如云，口授吟谣，手校坟典，筝歌赏笑，五官并应，绝叹为二刘更生。未几而玉殒兰摧，同辈伤焉。然至甲申三月三，光雾涨，九庙烟飞，风流都尽矣。天如之死，未为不幸也！况思曼才情，茂先书乘，炳烺当世者乎？

陈贞慧回忆了当年目睹张溥与宾客相与谈艺的情景，将之与刘向相提并论，叹赏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再如张采的《天如合稿序》曰：“天如材质通敏，凡古今载纪，无不泛滥辞章，考厥故实。所为文既师表一时，复刻志经济，近仿眉山著史论，几几伯仲。要此非其所止。余尝谓昌黎韩子，振起衰敝，然道不甚行。门人张籍之徒，犹未尽帖服，贻书规讽。殁四百年，得欧阳子，而后推尊于人人。吾党相期，虽不以韩欧为归，第以文词论，则韩欧之后，能不以继绪之事、任诸天如乎？”赞扬张溥的文词继韩欧之后得文道大统，所著史论堪比苏洵。

张溥才思敏捷，读书写作时，侍史有六七个之多也忙个不停。张采《西铭近集序》记道：“张子日高起，夜分后息，起即坐书舍，拥卷丹黄，呼侍史缮录，口占手注，旁侍史六七辈，不暇给。”友人问序，张溥往往一挥而就，文辞俱美，“至撰文赋诗，楮不加点，笔无停毫，江洪萧文琰共叩铜钵，响绝即就，语语六通三明，登峰造极”。张采的《庶常天如张公行状》记曰：“书生故人子，挟册问，无用剥啄，辄通坐，坐恒满。四方尺牍，又咄咄应。而张子俯仰浩浩，所著述可一间屋，岂中材之子、能万一几及乎？”张溥杰出的才华以及对朋友的赤诚热心，有求必应，使他博得众人的爱戴。

其四，张溥有兼容并包的胸襟与调和各方的才干。计东《上太仓吴祭酒书一》中回忆孙淳、吴、吕云孚等人始创复社，颇为杨廷枢所不快，后尹山大会，应社并入复社，全靠张溥调和两人间的矛盾。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载：“赖天如先生调剂其间，而两社始合为一。”计东亦曰：“当日纷纷社集文字者，若《南彦》《天下善》《人文聚》诸书，与复社之《国表》一集三集四集，颇相龃龉。独西铭先生一人大公无我，汲引后起，且推鱼山先生主持复社之意，故能合应、复两社之人为前矛后劲之势。”

崇祯元年，张溥选贡入京，与诸士为成均大会，宇内名卿硕儒皆愿折节订交，名满京都。张溥先后与张采、周钟、杨廷枢、徐汧、宋存楠、杜麟征、夏允彝、王崇简、米寿都、陈肇曾、罗万藻、艾南英、章世纯、朱健、朱徽等人结燕台社。燕台诸子结社出于共同的政治倾向，他们目睹阉党对东林党人的压迫，心忧时局的败坏与世风的颓敝。蒋逸雪指出：“则燕台社组织之动机，已是对于污浊政治之反抗；此后牵涉政治问题，无宁谓为当然。”盟友中，有来自娄东、金沙、吴门、松江、都门、闽中、江右等地的士人，他们与张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日后，这些人多成为各地文社的魁首，率领成员并入复社。此年，张溥亦与严渡定交，严渡为武林读书社的魁首。“时西泠严氏与金沙、娄东、吴门及江右之艾氏，皆鼎立不相下。迨戊辰西铭先生至京师，始与严子岸定交最欢，子岸归，始大合两浙同社于吴门。”

张溥善于以兄弟之情义来感动人心，如《周仲驭稿序》中描述了周镳、周铨与周钟之间的兄弟情谊，“予与维斗兹者之来，介生执袂而语曰：‘子之行，毋忘仲驭。’及入燕，而简臣之牍至，所以郑重仲驭者，未有殊焉。予于是益感兄弟之称，若此者可谓不虚也”。再如《陈威如稿序》指出“取友贵正”，纵算相隔千里，亦相互信任，视为兄弟；同时，张溥盛称复社中的“人伦之乐”，“予尝欲纪吾党人伦之乐，若简臣（周铨）、介生（周钟）之于我容（周镕）、我成（周锡成），彦林（钱栴）之于仲芳（钱棻），实君（荆廷实）之于君佩（荆廷璧），文初（姚宗典）之于瑞初（姚宗昌），豫瞻（侯峒曾）之于雍瞻（侯岐曾），勒卣（周立勋）之于扆臣（周序勋），咸以一母之出，修君子之行，和气兆祥，孝德日起。此盖古人所叹以为难，而吾党交友之盛，瞻察于百里之间，有其数姓，推于天下，盖可知已”。张溥对朋友兄弟情谊的重视，有利于提高社群的凝聚力。

张溥善于发现各地文社的特点，大举赞扬，而且注意将不同地方的文社相提并论，找出它们的共通与相同之处，不因地缘、规模、实绩等因素而厚此薄彼，从而调和社事之间的一些论争，加强社与社之间的认同感与向心力。如《江北应社序》中同举商丘与莱阳两地，称许商丘“能合三社为一家者”，指出：“弇州、济南，南北地旷，自今称之，尝如伯仲。况在接壤，何所不齐？”又如《宋宗玉稿序》中并举莱阳与豫章，“是以称豫章者，必言昌阳；称昌阳者，必言豫章，贵其同也”。《诗经应社序》中，将虞山、豫章与齐鲁三地之诗学并称，统合于应社中，“是故诵诗之流，盈于邦国，非四子（指杨彝、顾梦麟、陈际泰、章世纯）则无所宗据。而豫章与虞山，遂有兄弟之称，一家之谊。迨澄岚（宋继澄）以齐鲁之古学，共立纲纪。而应社之诗，作者益备，书人书地，观风俗而知得失。盖于诸家为独全矣”。而张溥代宋继澄作的《诗经应社再序》亦言：“子生于齐鲁，又受诗于家之师，申辕之责，予其可辞乎？此应社之立，所以与子常、麟士共之也。夫一经之学，人各为家，而其事弥困，则莫若折衷于一，以定其所向。故必同盟之人，无不与闻乎？故而后其说可行。不得其人，则无取乎多之也；既得其人，则无取乎靳之也。虽然吾党于今之人既无所靳矣。而复正之以社格，严之以选例，简其人矣，而又取其文之数而简之。”表达了抛开各家学说的差异、共成大事的心意。

张溥善于挖掘人的优点，珍视人才，如对江右诸子的重视与揄扬。统合于复社的众多文社，以江西文社的情况最为复杂。江西社事十分兴盛，名家辈出，据《复社纪略》卷一载：“吴门文文起（文震孟）、姚孟长（姚希孟）汇邱（邱毛伯）、陈（陈际泰）行卷，暨艾千子南英、罗文止万藻诸稿为一帙，谓之江右奇文，由是天下皆推豫章。”又载：“其时月旦谓之陈、艾、章、罗，海内业制举家争延致之。以故千子与莱阳宋九青玫、大力与景陵谭服膺元礼同砚席，天下羡之如神仙。”江西文社以豫章四子才名最盛，其中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都加入复社；艾南英与复社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始则友好，后因为观念、利益等多种因素，形成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艾南英是当时有名的制艺选手，所选的房稿、社艺等八股选本非常畅销，时常被各地书商延请选文。燕台社中，艾南英与张溥、张采、周钟、陈子龙等人共游。不久之后，艾南英却与众人闹翻，从此营垒分明，相互论争，成为文学史上一件著名的公案。崇祯元年，张采出任临川县知县，张溥写信给陈际泰，向他推荐张采。陈际泰在《复张天如书》中说：“受先之品，弟已从文字中见之。”张采到临川任知县，在张溥的授意下，有意结交豫章三子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与众人相交甚欢，对艾南英却有所排挤。计东的《上太仓吴祭酒书一》曰：“受先宰临川，首结陈大士以稍杀艾氏之怒，故得化异同以成声气。”张采的结交，加上张溥对豫章三子的重视、褒扬，加紧了复社与江西文社的联络与结合。

第三节统合于复社的各地文社

复社是明季众多文社的结合。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一“孙淳”条记载：“于时（指崇祯之初）云间有‘几社’，浙西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亭‘席社’，崑阳‘云簪社’，而吴门别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大社’，佥会于吴，统合于‘复社’。”同卷“吴”条又称：“举凡‘应社’‘匡社’‘几社’‘闻社’‘南社’‘则社’‘席社’，尽合于复社。”而陆世仪的《复社纪略》卷一所载的文社有出入：“是时江北匡社、中州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各分坛坫，天如乃合诸社为一，而为之立规条，定课程。”两种说法，相同的只有三个：应社、几社、匡社。朱的记载另有闻社、南社、则社、席社、云簪社、羽朋社、武林读书林、山左大社等八个，陆的记载另有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等五个。二者说法不同的原因：一是并入复社的文社很多；二是各地文社并入的时间有差异；三是朱、陆二人闻见不同。

综合各家说法和现有资料，复社统合的各地文社有十几个之多。以长江为界，复社的分社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地域；分布在长江以北的分社较少。

一、长江以南的分社

复社以应社为社团的核心与基础，从应社拓展为广应社，从而发展壮大。其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分社主要有几社、云簪社、羽朋社、匡社、读书社、闻社、庄社、超社、质社、则社等。

（一）应社与广应社

天启四年（1624，甲子）冬，应社首倡于常熟，据《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一“杨彝”条［附录］：张受先云：“甲子冬，与天如同过唐市，问子常庐，麟士馆焉。遂定‘应社’约。叙年子常居长。”张采的《杨子常四书稿序》详细记载此事：“迨癸亥，始通姓氏。甲子冬，始与张子天如同过唐市，问子常庐。请见。唐市者，虞山北野镇，去娄可七十里，子常所居地也。子常方与麟士同业，宾主叙述如平生，因遂定应社约，约之词曰：‘毋或不孝悌，犯乃黜；穷且守，守道古处；在官有名节；毋或坠，坠共谏，不听乃黜；洁清以将，日慎一日。’叙年，子常长，登坛申约。诸兄弟曰诺。时子常儿静，仅四岁，嬉嬉几席间。余有初生女，诸兄弟遂赞成婚姻。”据此序，可知张采、张溥访杨彝、顾麟士，定下社约，采与彝二人还结成儿女亲家。计东在《上太仓吴祭酒书一》中亦云：“若子常、麟士两公经营社事最深。”又云：“又应社之本于拂水山房，浙中读书社之本于小筑，各二十余年矣。”对于计东这一说法，朱倓推测杨、顾二人同居常熟唐市，盖亦曾入拂水文社；何宗美认为计说是针对应社亦起于常熟而言，成员之间并无联系。笔者认为计东所指当为钱谦益、瞿式耜读书拂水山房一事，杨顾二人与钱瞿二人联系甚密。

万历三十三年（1605，乙巳），钱谦益二十四岁，与弟子瞿式耜一起读书拂水山庄。“瞿式耜从先生读书拂水山庄”。钱、瞿二人虽无结社之名，却有结社之实。钱、瞿二人读书之事，源于瞿纯仁、瞿汝说等人所结的拂水山房社。钱谦益《瞿元初墓志铭》：“虞山之西麓，有精舍数楹，直拂水岩之下，予友瞿元初君之别墅也。君讳纯仁，字曰元初。祖曰南庄翁，布衣节侠，奇君之才，以为能大其门，买田筑室，庀薪水膏火，以资士之与君游处者。君所居北山，面湖有竹树水石之胜。而其所取友曰瞿汝说星卿、邵濂茂齐、顾云鸿朗仲，皆一时能士秀民，相与摆落俗虑，读书咏歌其中。晴烟晦雨，春腴夏阴，互见于研席之上，悉收览之，以放于文辞。故拂水之文社，遂秀出于吴下。……唐以诗取士，如干者虽不第，其诗已盛传于后世。而君等之擅场者，独以时文耳。呜呼！今之时文，有不与肉骨同腐朽者乎？……”再看瞿式耜为其父瞿汝说作行状云：“当是时（指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吴下相沿为沓拖腐烂之文。府君与执友邵君濂、顾君云鸿、瞿君纯仁结社拂水，创为一家言，以清言名理相矜尚。”由此可见，瞿纯仁、瞿汝说等人所结的拂水山房社以创作时文为主，与当时吴下糜烂的八股文风不同，自成风格，而且社中人超脱俗世之事，以善清言、谈名理为乐，俨然有魏晋名士之风。钱谦益弱冠时，即与瞿纯仁、邵濂等人相游处，《瞿元初墓志铭》《邵茂斋墓志铭》中都有记载。钱谦益与瞿式耜二人读书于拂水山房的时候，尚未获功名，日常活动应以课艺为主。第二年，即万历丙午（1606），钱谦益二十五岁，举于乡。

后来近二十年间，钱谦益在仕途上时起时伏，避居拂水山庄读书的时间较多，时常与程嘉燧、瞿式耜等人相唱和。拂水山庄即拂水山房，在苏州府常熟县。县志云：“拂水山庄在拂水岩下，初瞿纯仁筑以为读书会文之所。后钱氏（谦益）得之，建耦耕堂。既而斥山麓为墓，改建明发堂，有朝阳榭，秋水阁，花信楼，留仙馆，玉蕊轩。今其地称花园浜，犹存石桥废址。”钱谦益《初学集》卷四十五有《耦耕堂记》《朝阳榭记》《秋水阁记》《明发堂记》《花信楼记》《留仙馆记》《玉蕊轩记》等文记载修建经过。作于崇祯三年的《耦耕堂记》记录了耦耕堂命名及修建的缘由，记曰：

予之得交于孟阳也，实以长蘅。长蘅与予偕上公车，尝叹息谓予：“吾两人才力识趣不同，其好友朋与嗜读书则一也。他日世事粗了，筑室山中，衣食并给，文史互贮，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阳辈流，仿佛渊明《南村》之诗，相与咏歌《皇虞》，读书终老，是不可以乐而忘死乎？”予曰：“善哉！信若子之言，予愿为都养，给扫除之役，请以斯言为息壤矣。”荏苒二十余年，长安邸舍酒阑灯灺之语，犹历历在耳，而长蘅已不可作矣。人生岁月，真不可把玩。山林朋友之乐，造物不轻予人，殆有甚于荣名利禄也。予之得从孟阳于此堂也，可不谓厚幸哉！

文中，钱谦益追忆二十年前与李流芳同试举人、酒后灯下谈心之语，交代了耦耕堂之来由；记述程嘉燧游于钱氏拂水山庄的经过：万历丁巳之夏，游旬月而去，程嘉燧与钱谦益相互讲论诗法；天启中，钱氏南还，程嘉燧移家相就，长居此地，两人日夕酬唱，相互影响，共同推举宋诗。

杨彝、顾梦麟二人同在常熟，与钱多有往来。张溥曾聆听钱谦益说诗，他在《皇明诗经文征序》中记曰：“海虞学士家世传诗，海内以诗显者皆不免诋诃，独于杨、顾则心安之，谓其无弊。余时左右窃听，间有发明。”指出钱谦益论诗推服杨彝、顾梦麟二人，钱氏所论对张溥影响较多。钱谦益在《顾麟士诗集序》中盛赞顾梦麟之诗为“儒者之诗”，“麟士于有宋诸儒之学，沉研钻极，已深知六经之指归，而毛、郑之诗，专门名家，故其所得者为尤粹。其为诗搜罗杼轴，耽思旁讯，选义考辞，各有来自。虽其托寄多端，激昂俯仰，而被服雍雅，终不诡于经术。目之曰儒者之诗，殆无愧焉”。由此可见，杨、顾二人与钱谦益的诗学主张较为接近，都对宋儒之学浸淫极深，他们之间的往来应当较为频密。

杨、顾二人在应社与广应社中专门负责《诗经》的注解与选文，张溥的《诗经应社序》曰：“若此诗义之行，则子常、麟士为之端也。”肯定了杨、顾主《诗》的发起之功。又曰：“余虽旷于《诗》，窃闻子常、麟士与大士、大力之言矣。……是故诵《诗》之流，盈于邦国，非四子则无所宗据。而豫章与虞山，遂有兄弟之称、一家之谊。迨澄岚以齐鲁之古学，共立纲纪。而应社之诗，作者益备，书人书地，观风俗而知得失，盖于诸家为独全矣。然则有志于考正者，夫亦明立社之始终，以求读经之大要。”张溥主张兼容并包，将杨彝、顾梦麟、陈际泰、章世纯这四子以及宋澄岚的诗学主张统合于应社中。在《诗经应社再序》中，张溥再次指出杨、顾二人襄成应社的开创之功。由此可知，应社《诗经》学的重要来源之一是虞山杨子常与娄东顾麟士，二人的诗学思想与钱谦益有密切联系。因此，计东探讨应社的源头时，一直追溯到钱、瞿读书于拂水山房的事实。

应社的文事活动以尊经复古为宗旨，主要由杨彝、顾梦麟、杨廷枢、吴昌时、钱栴、周钟、周铨、张采、王启荣、张溥、朱隗等十一人负责五经文字之选，试图扭转当时时文写作中浮薄无据的陋习。张溥的《五经征文序》载：“应社之始立也，所以志于尊经复古者，盖其志也。是以五经之选，义各有托。子常、麟士主《诗》，维斗、来之、彦林主《书》，简臣、介生主《春秋》，受先、惠常主《礼》，溥与云子则主《易》，振振然白其意于天下，夫天下亦已知之矣。”后来应社声誉日隆，吴昌时、钱栴谋推大之，讫于四海，在原来应社的基础上，合并了南社、匡社的部分成员，遂有广应社。“大江以南主应社者，张受先、西铭、介生、维斗；大江以北主应社者，万道吉、刘伯宗、沈眉生。”

朱倓根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陆世仪《复社纪略》和计东《上太仓吴祭酒书》来综合考证，得出广应社成员中有姓名者二十八人，包括下江地区的十七人，为张溥、张采、顾梦麟、夏允彝、陈子龙、杨廷枢、王启荣、徐鸣时、朱隗、徐汧、杨彝、吴有涯、吴昌时、周铨、周钟、周镳、荆艮等；上江地区的五人，为吴应箕、刘城、万应隆、沈寿民、沈士柱等；他省的六人，钱栴、孙淳、罗万藻、黎元宽、蒋德璟、陈元纶等。其他无姓名者十九人，总共四十七人。皆见于下面所列《统合于复社的各地分社一览表》。笔者根据张溥的《诗经应社序》《江北应社序》《应社十三子序》等文，除朱倓所举二十八个有姓名的应社成员之外，江以南尚有章世纯、陈际泰、杨廷麟等三人；江以北尚有宋澄岚、刘伯愚、吴伯裔、吴伯胤、徐作霖等五人。另有仲木、燕胤二人。以仲木为字的复社成员，有北直隶顺天府梁以枬、长洲县李楷、登州府莱阳县姜植，入广应社的当是李楷；以燕胤为字的，据吴铭道的《复社姓氏补录》为长洲县顾启宗，顾另有一字为公远。

关于应社的领袖，操文衡者为周钟，负责社局与社事者则为张溥与张采。二张与杨、顾共定应社社约，张溥又为周钟定应社社目凡例，孙淳则专为应社五经征文之人，专门奔走于各社间。据《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云：“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自朱元璋时确立下来的科考制度，影响了整个明代的学风与士风。明中叶以后，出现了专门为科考服务的文社，而不同的文社标举的八股文风各异。黄宗羲的《顾麟士先生墓志铭》一文中列举了数百年以来，除《诗经大全》《四书大全》以外，有“蔡虚斋之蒙引，陈紫峰之浅说，林次崖之存疑”几种书，而顾梦麟的《说约》“融会诸书，削其繁芜，抉其隐伏”。“当是时，海内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于时艺。张天如以注疏，杨维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欧曾，仅风尚一时。惟先生之传久而不衰。”黄宗羲指出明末数家有影响的八股学说，特别推崇顾梦麟根柢经史的学说与雅驯的文风。

应社的成立集合了当时大部分选文名家，达成共识：为学与选文以经史为根柢，尊经复古，崇尚大雅。张溥在《五经征文序》中叙述了应社向四方征文的经过：

于是孟朴慨然兴曰：“文教之不通，则朋友之疏，为之累也。”今欲聚诸国之远，开文谕志，正其法式，讫于成事，“伐木”“酾酒”，不敢忘也。然而犹有虑焉。《征文》之言，其及贵广，而经义常不能应，则为之者少也。一经之文，有所偏请而不获，协之五经，效益阔如，则致之者无其道也。夫亦度道理，勤介绍，明其所望之有加，而示以竟业之不远，庶乎有遂也。是故四海之内，凡为文字之国者，斯人之迹，皆可得而至焉。况乎邦之哲人，列版可数者乎？五经之书，其流万家。有志者以己意衡之，别其长短，科其烦汇，则众儒之称，并于一业。

孙淳四处奔走，联络各方，负责征文之事，杨彝、顾梦麟、杨廷枢、周钟、张溥等选家则负责选文，使应社的文选得以顺利进行，刊布天下。应社的学风、文风、组织与运作，日后都被复社一一承袭。陈际泰在《复社叙》中指出：“复社者云何？就举向之应社而复之也。应社极一时之选，取同声相应之义。”

应社的成立有两大目的：一方面，通过选文来显其志；另一方面，成员之间通过相互砥砺以明其道。应社重人伦，举孝道，振臣纲，号召“为子者必孝，为臣者必忠”。这种主张在当时世风颓弊、士气软靡的明季，有振聋发聩之功。应社诸子试图以正统的儒家伦理观念来纠正人心、挽救国运，毋论效果如何，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面对清人入侵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应社成员能够不畏死亡，奋起抗争，直至肝脑涂地。可见，应社诸子当初提出的忠孝思想是成熟的，理性的，支配着他们的价值取向与人生定位。这一主张后来成为复社的核心思想。

应社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最初维系成员之间的关系纽带主要是血缘与师门。张溥的《应社十三子序》中指出：“十三子之中，有一家之兄弟焉，有世兄弟焉，此以亲相先者也；有同一师者焉，有师弟子同为友者焉，此以义相先者也。以亲则情不可以概，以义则合不可以苟。此十三子之所繇名也。虽然论亲与义，而人与文或未至焉，其交犹可议也。论亲与义，而人文之道皆具乎中，则诸子之为友也。”应社诸子的交游或因为血缘关系，或因为同出师门，生活背景接近，志趣思想一致，而自觉地形成一个群体。

由应社发展为广应社，逐渐打破了血缘、地域、身份的纽带，以志同道合的友道来团结一起，社员朋友之间如同兄弟宗亲般友爱。对于五伦之中的友道，应社诸子十分重视，他们将朋友之谊与兄弟之情相提并论，如张溥在《广应社再序》中曰：

夫朋友之义与宗族之情，其本粲殊，比而同说，则安称焉。然而有其一者，所谓亲亲之道，彼此之通也。且以十五国之人，各方峻阻，一旦而道姓氏，称兄弟，虽人事之应求，原其声气，不可谓非天也。天之所与，德者，上也；才者，次也；再况其下，则无之矣。是以社名之立，义本周官。而今之文士，取以为号。择而后交，在久不渝，四海之大，有同井之风焉。斯又王道之所存也。夫观其繇来，朋友之戚，系于人伦，而士与士言士，归之本业。出入进退不能离，穷愁祸患不能舍。若是而比于宗族，非过也。一不之慎而先摇其本，如明允先生所云斯人者出于其间，其为朋友之戾，不已重哉！是故介生发扬其大，而予复兢兢焉。盖即来之、彦林推广之意而加详之，所以明有亲也。

应社诸子相交以心，情同兄弟，所以，对各人的父母、兄弟、子女、朋友，也真心相待。如张溥的《刘伯宗稿序》曰：“夫伯宗于予为兄，伯宗之子于予为兄之子。应社之兄弟无取乎誉之，于其兄弟之子尤无取乎有所为而誉之，而终不能以默而已。盖抑其所乐而使之不言，犹之强其所不乐而使之言，所谓系乎性情者然也。”再如《徐伯母六十序》中，张溥代表应社诸子为徐鸣时母亲祝寿，云：“故应社之立也，兄弟之情，父母之戚，求所谓彼与此者无之，所尊者事焉。尊者有善则闻焉。子不敢过誉其亲，以蹈于非诚。为友者不敢匿于其素，因所誉而誉之，以献其亲，而多其谄言，则夸文不设，而叙德惟本。凡应社之事父母而善兄弟者，其义如是也。”应社重友道的传统也为复社所承接。应社、复社成员的文集中出现大量的寿序、稿序，多是出于交谊之厚，友情之深，并非敷衍无情之文。

应社的核心人物后来成为复社的领袖与骨干，而应社的思想、主张、组织、运作等一一被复社承继下来，应社自然而然地成为复社的主干部分。

（二）几社

《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二十四《杂志下》记载了几社的兴起、分化与蜕变：

崇祯己巳，夏允彝等六人倡为文会，欲绍东林之绪，名曰几社，与娄东复社同时并起。六人者，杜麟征、周立勋、徐孚远、彭宾、陈子龙及允彝也。逮后人才辈出，自初集至七集，扩至百余人。辛巳、壬午间，王光承复为求社，骎骎与几社并立。于是李时楫等分几社为景风，周茂源等分景风为雅似堂，而彭宾又举赠言社，何德著举昭能社，盛翼进举于野腴楼，王光承复有东华之举，杜登春、夏存古举西南得朋之会，为几社后臣。甲申、乙酉，社中旧人或殉难，或栖隐，社事中息。至国朝顺治庚寅间，陆庆曾号召旧人与吴门诸子为同声之局，张渊懿等搜罗得朋子弟以为原社，彭师度、许缵曾又为须友堂之会，陶等又别为恒社。寻有丁酉社事之禁，辛丑奏销案，社人几尽。康熙壬子，张渊懿等会于春藻堂，皆原社中人也。春藻堂之外，又有姜遴、陶尔穟等为大雅堂之会。自是以后，无讲社事者。

几社源自昙花五子社。据杜登春的《社事始末》载，松江文会始于昙花五子，五子者为张鼐（字侗初）、李凌云（字素我）、莫天洪（字涵甫）、杜登春的祖父，以及杜登春的伯祖杜林。后来，五子的子侄及弟子等十多人有小昙花之约，杜麟征与朱灏、陈子龙之父陈所闻等人皆游于其中。“戊辰（崇祯元年，1628）会试，惟受先、勿斋两先生得隽，先君子仅中副车，与诸下第南还，相订分任社事，昌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以上副崇祯帝崇文重道、去邪崇正之至意。于是，天如、介生有复社《国表》之刻。复者，兴复绝学之意也。先君子与彝仲有《几社六子会义》之刻。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两社对峙，皆起于己巳之岁。余以是年生。生之时作汤饼，两郡毕贺，社事之有大会，自贺余生始也。”杜登春之父杜麟征与张溥、张采、周钟、王崇简、杨廷枢、徐汧、宋存楠、夏允彝等人于崇祯元年在北京同结燕台社，下第南还后与夏允彝谋立几社；杜登春本人后来入赘张溥之幼弟张王治为婿，故对社事的起始经过、发展变化甚为知悉，其记载多从其父之立场来观社局。

崇祯二年（己巳，1629），几社初刻六子会义，尘封坊间，未能盛行。六子乃杜麟征、夏允彝、周立勋、徐孚远、彭宾、陈子龙六人。几社初兴，以读书讲义为社事重心，定期聚会，姚希孟的《壬申文选序》言几社诸子“心古人之心，学古人之学，纠集同好，约法三章。月有社，社有课，仿梁园、邺下之集，按兰亭、金谷之规。进而受简，则勇竞倍于师中；聚而献规，又讥弹严于柱后”。几社诸子将平日课艺结集刊刻，“是年（崇祯五年，壬申）有《几社会义初集》《几社壬申文选》《几社六子诗》诸刻。按几社由六人渐扩至百人，初专治举业，辛壬以后始兼为诗古文辞。见于《壬申文选》者十一人，夏彝仲允彝、陈卧子子龙、李舒章雯、彭燕又宾、朱宗远灏、顾伟南开雍、周勒卣立勋、王默公元玄、宋尚木存楠、宋子建存标及先生（徐孚远）也”。

张溥有《云间几社诗文选序》一文，亦记载了几社诸子专事诗古文辞的缘由、经过。文曰：

今天子诏下礼官，孳孳以进文学、选德能为务，甚盛事也。诏书到郡县，吏史左右顾，升堂受命，书其邑之人上应明诏，率逡巡不敢发。深山白发之老闻诏书，欢动颜色，或有欷吁泣下，恨生非其时者。其它高才子弟年未任衣冠，即提笔走谒官府，愿颂太平，通齿籍，终身为闻人。然度其时势，不满三岁，天下之人不出，独云间诸子异甚，凡诏书之言，皆其所素为。

辛未之秋，联事乡党，治古文辞者九人。壬申冬，成二十卷，悉所期约，其未期约而自撰述者不在其中。读之体不一名，折衷者广。大都赋本相如，骚原屈子，乐府古歌繇汉魏，五七律断繇三唐，赞序班、范，诔铭张、蔡，论学韩愈，记仿宗元，至时事著策、经义敷说，别为一书。自夫四海之大，百岁之久，不能有也！诸子生不出里闬，年未及强仕，为时几何，其言满堂，不綦盛欤！

庚午之役，余偕勒卣、闇公、卧子、燕又东归，论著作抵夜分，卧子奋曰：“诚如子言，即不得官可不恨。”大声慷慨，舟人变色。辛未，彝仲、燕又、卧子罢春官归，谓予曰：“今年不成数卷书，不复与子闻。”今其言皆验。予独俛仰客中，无所发舒，又不能劝说同里，蚤夜树立，彬彬有声辞命间，一旦诵诏书，盥沐不给，寝兴太息，甚愧诸子暇豫矣！

或谓诸子文辞太盛，无束帛丘园之义，疑与儒者不合。然则六经非圣人作乎？委巷之言，君子所鄙；言文行远，四国赖之。且其人孝于而亲，忠于而君，即不闻犹传，又有文焉，其事全矣！今人闻谈性命，不察其生平，称为儒家者流；方言里谚，视若《太玄》，谓圣人在是。讽《雅》《颂》之音，览竹素之字，则等于邹衍“九州”，滥耳不信。此固明诏所不许，亦诸子当日所窃笑也！

张溥描述了几社诗文选本诞生的背景与原因，肯定几社诸子专力治文辞的意义，赞许他们有文采的诗文作品。从这篇序言看来，几社诸子从事古文辞的创作与张溥主张复古的文学思想密切相关。而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约编于同时，标举秦汉文与六朝诗。几社与复社遥相呼应，以实际创作与选本的形式来举起复古的大旗。杨肃在《壬申文选序》中曰：“当世闻诸君之风者，咸能兴起古学，则行世未为失也。”

几社一方面并入复社，另一方面保持相对独立性。前人论述几社，大多沿袭杜登春《社事始末》中的说法，强调几社与复社的不同之处：复社主广大，几社主简严；复社预朝政，几社重文艺。其实复社和几社一样，初举时都是偏重于文艺与治学。复社择人也并非出于随意，《复社纪略》卷一曰：“天如于是裒十五国之文而诠次之，目其集为《国表》，受先作序冠弁首。集中详列姓氏，以示门墙之峻；分注郡邑，以见声气之广云。”而张溥在《国表四选序》中亦指出：“凡以文至者，必书生平，先乡党而次州邑，考声就实，不谋而同，是以人无滥登，文无妄予。”张鉴的《书复社姓氏录后》亦曰：“孟朴渡淮泗，历齐鲁，以达于京师贤大夫，士必审择而定衿契，然后进之于社。”都说明了复社选人有一定的规程、标准。后来，复社声气日广，引起当朝权贵的关注，试图拉拢或压制，复社逐渐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复社规模日益庞大，成员太多，难免鱼目混珠。而几社成员与权贵的关系较为疏远，社事以谈艺论道、治兵谋略为主；几社最兴盛时，人数也仅为一百来人。黄节在《徐孚远传》中曰：“方明之季，社事最盛于江右，文采风流往往而见，或亦主持清议，以臧否为事；而松江几社独讲大略。时寇祸亟，社中颇求健儿侠客，联络部署为勤王之备。主其事者，夏允彝、陈子龙、何刚与孚远也。”指出几社以谈兵为主，与其他文社议论朝政得失、评讲门户是非不同。

（三）云簪社

昆阳云簪社，成员不详何人。昆阳，未能确指何地，据韩湘亭《历代郡县地名考》，一是指河南叶县，一是指云南昆阳。另有浙江平阳县昆阳镇，古称罗阳、横阳，1941年改名昆阳镇。此三地皆非《国表》所列的成员所在地。故笔者大胆提出，朱彝尊所言“崑阳”，当为昆山。据昆山现有地方志记载：明洪武二年（1369），降昆山州为县，仍属苏州府；明弘治十年（1497），析昆山新安、惠安、湖川三乡建太仓州，余下的昆山县仍属苏州府管辖。昆山县在太仓州西南边，或亦称昆阳。据《复社纪略》卷一所载《国表》初刻人名，昆山县有王志庆（与游）、陆世鎏（彦修）、陈言光（敷功）、王志长（平仲）、顾继绅、顾晋瓒、曹开远、归奉世（文君）、陆嘉胤等九人。

今存张溥的《云簪社序》，文曰：

文章之道，几也，而可以众正，其朋友之谓与？一人惬情，集契周赏，每当选练之日，牵拂相招，各言其好。于斯道镌切之，又沉浸灌养之，虽非公卿彻官，亦称至愉。然而清照源流，辞章之出，特其鼓作，依所经分，必以心行为度，德矩亶然；千里之隔，睦若三族，断绝流言，刿割险难，不此此而彼彼，将以永世。不但文咏可念，翫其芳流也。

自正道颓散，人物更敝，既乏挚性以命畴，而徒日繁会，止长闲兴，寡所发舒。及酬折间起，牙角搓互，无所求列一世，而爱必加于荣华，憎必被于凋瘁，则寻览五伦，缺其一途，圣人将有祝予之悲矣。乃闻昆阳诸君子所称云簪社谊最高，窃流连喜陶，不能去也。

定交数年，怃抱之戚，既云绵载，亦差利钝；小别而一意笃婉，无有形貌。尝间日揖对，始以《曲礼》，终以《雅诗》。迨乎端牍抽札，文成起咏，皆有弦匏笙簧之声、镛钟大鼓之响，又何恺也？

夫伤今者，不一讥焉，盖将大讥也；则吾之乐于斯者，亦不一美焉，盖将大美也。修摇辞之则，而获人伦之正，岂自近者止乎？广而有传，汪汪之土，人士荟萃，斯其规矩矣。

由此序可知云簪社的主张与复社相一致，重人伦，重友道。成员之间交情最厚，时常聚在一起切磋为乐，以《诗》《礼》为治学主要内容。文中有“定交数年”之语，观张溥集中，多有与王志庆、王志长兄弟相酬唱的诗及文集序、寿序等文章。

云簪社的相关资料有待进一步查证。

（四）羽朋社

吴门羽朋社，以杨廷枢为盟主。《乾隆吴县志》卷五十六《忠节杨廷枢传》记载：“杨廷枢，字维斗，兵部尚书成孙，大濚子也。读书慕文信国之为人，以一代文章节义为己任。为诸生，名即震海内。……海内之士声气相求，皆率其地之贤与廷枢以名义相结纳。初与同里徐九一汧、刘公旦曙二十人立羽朋社，继与娄东张天如溥、受先采十一人立应社，最后乃举复社，萃十五国之彦于坛坫之上讲论道艺，裁量人品，接统东林。一时缙绅士大夫奉其言论风旨以为轻重，时称皋里、吴趋、西铭、南郭四先生。西铭溥，南郭采，吴趋汧，皋里，廷枢所居也。”可知除杨廷枢外，羽朋社重要成员尚有徐汧、刘曙、郑敷教等，成员共二十人。

羽朋社约成立于天启三年，郑敷教自记年谱中云：“天启三年癸亥，二十八岁。孙院六吉公之益岁试第四名，先生以实学膺早誉，凡观风季考之类，头头第一。遵父兄之训，从未谒河干，至偃室，冲抑下人，人望益归之。时社事渐盛，吾地有辅仁鼎社、鸾晖社、观成社；而杨维斗所立羽朋社则名士咸集，文章风气为之一开；郡博刘公民悦、刘公一霖立道山亭社。盛世师生并以文事相知，前此则有吴公廷云、冯公世修也。是岁十二月二十三日生三子之铨，先一日地震，吴中灾异始见。次年甲子，孙公科试第一。”杨廷枢倡举的羽朋社聚集了当时一些吴中名士，扭转了吴地的文章风气，文事甚盛，影响甚大。

（五）匡社

根据《复社纪略》卷一所载，匡社最初由吴应箕、徐鸣时主盟，成员仅十三人，成立的时间早于应社。后来，匡社推周钟为盟主，广纳成员，包括上江之徽、宁、池、太及淮阳、庐、凤与越之宁、绍、金、衢诸名士，改名为应社。

《苏州府志》卷一百五《吴江县王上寿传》载：“王上寿，字调之，盛泽人，诸生，慷慨，尚气节。初与吴昌时、杨维斗共入匡社。既而匡社亦合于复社，上寿艴然曰：‘讲学而动辄千人，祸将及矣。’归而自结淳社于里中，一时同笔砚者皆铮铮奇士。”又陈际泰的《与周介生书》曰：“南昌诸君夙虑明定，天材超绝，刘士云、陈士业实为冠冕。近则与弟辈共建旗鼓，而与《人文聚》名文匡社中，诸君子遥相唱和，力为鼓吹。有非笑者，辄呵斥从之，如报私仇。此道不孤，实二君是赖。”可知，匡社由吴应箕、徐鸣时主盟改为周钟主盟之后，成员扩大至大江南北，与应社合并而行世。

名在匡社中的还有杨廷枢、吴昌时、王上寿、陈际泰、刘斯陛、陈宏绪等人。匡社成员中，有不少同属于南社成员，有的既见于南社，亦见于应社，如吴应箕；还有的另属于别的文社，如杨廷枢，既是羽朋社的盟主，应社的魁首，又是匡社中人。

另，张慧剑据《悔庵年谱》，载崇祯十三年，“长洲尤侗、吴县汤传楹等在里结匡社”。此匡社在周钟主盟的匡社之后，两者有别，故尤侗、汤传楹二人并未列名于复社。

（六）读书社

有关武林读书社的情况，朱倓的《明季杭州读书社考》一文考辨甚详，文中指出：“小筑社盖起于万历三十七年左右，至天启末，始改为读书社。崇祯二年，一方加入复社，一方仍保持其独立态度。崇祯二年，闻启祥、严调御卒，社事似为严渡主持。崇祯十五年，复社大会于苏州之虎丘，杭州登楼社诸子皆与其会，而以严渡为首（《社事始末》），则读书社之改为登楼社，殆在崇祯十年至十五年之间。登楼社亦一方加入复社，一方保持其独立态度，此当时社事皆然，如几社等对外则称复社，对内仍称几社，杭州读书社与登楼社，亦同此例耳。”

武林社事源于“三严”所倡导的小筑社。三严指严调御、严武顺与严敕，皆入《嘉庆余杭县志·孝友传》。《严武顺传》曰：“兄弟自相师，为文力追正始，择都人士订业小筑山居。武林社事之盛，实自此始。性好友，思尽交四方贤士；而士之往来浙水者，亦尽欲得交严氏昆季，严氏文章遂擅名海内云。其交友自子将、兆开外，西安方孟旋、虞山王季和、嘉定李长蘅与顺最契。”三严为人极为孝友，重然诺；兄弟之间互为师友，为文清远，有气韵。萧士玮的《读书社文序》中称曰：“文之有韵，如山之自岚，水之自波，举吾之所挟，以为至贵至妙，一无所托，而后自然之韵乃出焉。故为文而托之情，托之理，托之才，托之识与学，自诧以为奇，而人亦争以为奇归之。”后小筑社改为读书社，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一“闻启祥”条：“杭州先有‘读书社’，倡自闻孝廉子将、张文学天生、冯公子千秋，暨余杭三严，后乃入于‘复社’。而登楼□□继之，文必六朝，诗必三唐，彬彬盛矣。”读书社、登楼社的诗文主张标举汉唐，与张溥等复社领袖的主张是一致的。

朱倓考证出读书社成员共有二十二人，附见者四人：闻启祥（附弟闻启祯）、张元、冯延年（附子冯融）、严调御、严武顺、严敕（附子严津）、严渡、严沆（附弟严渤）、张岐然、张芬、虞宗玫、虞宗瑶、丁奇遇、冯悰、邵洽、江浩、江道信、顾有斐、卓人月、邹质士、邹叔夏、郑铉等。

复社成员当中，与读书社游处最多的当为黄宗羲。黄宗羲有文《郑玄子先生述》，盛赞“张秀初岐然之力学，江道闇浩之洁净，虞大赤宗玫、仲皜宗瑶之孝友，冯俨公悰之深沉，郑玄子之卓荦”，回忆了他与读书社、南社成员相与谈笑、泛湖游玩的往事，“癸酉秋冬，余至杭，沈昆铜、沈眉生至自江上，皆寓湖头，社中诸子皆来相就。每日薄暮，共集湖舫，随所自得，步入深林，久而不返，则相与大叫寻求以为嗢噱。月下泛小舟，偶竖一义论一事，各持意见不相下，哄声沸水，荡舟霑服，则又哄然而笑。”第二年，黄宗羲重游武林，与沈士柱、吴应箕、刘同升、郑铉等人荡舟西湖、谈艺论道、观剧看戏。其他如陈子龙、吴应箕、沈寿民、沈士柱、梅朗中、张溥等人，与读书社成员也多有往来，如陈子龙有诗《寄怀闻子将宗远归自钱塘知子将方养疾山中》，吴应箕有诗《西湖赠张天生、冯千秋、袁则学》等。

（七）闻社、庄社、超社

明末浙江社事不亚于江苏，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西、浙东两部分。浙西闻社、庄社，浙东超社皆并入复社。

据雍正年间刊刻的《浙江通志》载：“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领府九。明兴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嘉兴、湖州二府属焉，领府十一。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钱塘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在大江之左，是为浙东。”据此，浙西包括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据《复社纪略》卷一载《国表》初刻的人名，分布在杭州府及辖下钱塘、仁和、海宁、余杭等州县，嘉兴府及秀水、嘉善、海盐、桐乡等州县，湖州府及归安、乌程、德清、武康、安吉等州县，浙西闻社、庄社即活跃在这些地区当中，成员含括在《国表》中，人数众多。

据张鉴的《书复社姓氏录后》指出：“今考杜登春《复社姓氏始末》，既不载孟朴之名，亦无有应社之号；即浙西闻社中人，除凌忠介而外寥寥无几。意杜氏仅详云间一派，且广张显达之流。孟朴诸生，宜其不见取也。”可以肯定的是孙淳、凌忠介为闻社成员。凌忠介，疑是凌义渠，字骏甫，号茗柯，天启五年进士，浙江乌程人。《明史》载其与温体仁同里，却无所附丽。其名不见载于各种复社姓氏录中。由此可知闻社人数并不少，可惜在记载社事的史料当中多有疏漏。

浙东包括宁波、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等八府，《国表》著录的浙东复社成员主要分布在宁波、绍兴、金华、衢州等地，尤以宁波府及其辖下鄞县、慈谿县，绍兴府的山阴县、会稽县最多。浙东超社即活跃在以上地区，相关资料尚未及见。

黄宗羲有《刘瑞当先生墓志铭》一文记载浙东社事，当中部分成员列名复社。全文如下：

崇祯间，吴中倡为复社，以网罗天下之士，高才宿学多出其间，主之者张受先、张天如。东浙冯留仙、邺仙，与之枹鼓相应，皆喜容接后进，标榜声价，人士奔走，辐辏其门。蓬荜小生，苟能分句读、习字义者，挟行卷，西棹娄江，东放慈水，则其名成矣。其间模楷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议论足以卫名教，裁量人物，讥刺得失，执政闻而意忌之，以为东林之似续也。

当是时，慈水才彦雾会，姜耑愚、刘瑞当、冯玄度、冯正则、冯箪溪诸子，莫不为物望所归。而又引旁近县以自助，甬上则陆文虎、万履安，姚江则余兄弟晦木、泽望，盖无月无四方之客，亦无会不与诸子相征逐也。

呜呼盛矣！瑞当于诸子中，芒寒色正，诸子皆引为畏友。初与耑愚齐名，坊刻行世，称为姜刘。及耑愚登第，又与玄度并称为刘冯。亦犹香山之在唐，初称刘白，继称元白矣。交道虽广，而所至情契不过数人。入闽则友曾弗人、林守一，之宛则结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过槜李则投夏彝仲。其激扬题拂之流望瑞当，娥眉天半，不可得而亲也。

文中指出浙东社事以冯元飏（留仙）、冯元飙（邺仙）为盟主，与张采、张溥领导的复社相呼应。黄宗羲指出时常参加集会的人物，分别来自慈水、甬上、姚江等地；慈水有姜耑愚、刘应期（瑞当）、冯文伟（玄度）、冯正则、冯箪溪等人；甬上有陆符（文虎）、万泰（履安）；姚江有黄宗羲（太冲）、黄宗炎（晦木）、黄宗会（泽望）兄弟。上述众人名列《复社姓氏传略》的有刘应期、冯文伟、陆符、万泰等人。黄宗羲文中还指出，刘应期与复社成员当中的福建曾异撰（弗人）、林逢经（守一），宣城沈寿民（眉生）、麻三衡（孟璿）、梅朗中（朗三），松江夏允彝（彝仲）等交情甚厚。

浙江的闻社、庄社、超社这三个文社的情况，有待进一步查考。

（八）质社、则社

据《国表》所录黄州府蕲水县有黄正色、冯云路、金瓯、官抚邦、官抚极、官抚辰等六人，黄安县有耿如忞（一作志）、耿如思二人，麻城县有梅之埙、王都俞、杨鲁、刘侗、李春江、周应华、刘辉、曹之栋、耿应衡、周邦炳等十人，蕲州有张宿、丘之宗二人，共四地二十人，黄州质社的成员当在此中。

《国表》所录江西有南昌府及辖下新建、进贤、丰城三县，抚州府临川、宜黄两地，建昌府南城、新城、广昌、南丰四县，广信府上饶、玉山、弋阳、铅山四县，吉安府太和、庐陵、吉水、安福、永新、饶州等地，加上袁州府、瑞州府、赣州府宁都县等地，共有一百二十三人，江西则社的成员当含括在其中。

质社、则社的情况有待进一步查考。

二、长江以北的分社

复社分布在长江以北的分社，主要有南社、邑社、山左大社、席社、端社。其中，成员与长江以南分社来往最为密切的是南社，成员数量最多的是山左大社。

（一）南社

明代南直隶，以应天府为中枢，而以今之安徽省为上江，今之江苏省为下江。上江即江以北，江北南社主要成员有万应隆、吴应箕、沈寿民、沈士柱、沈寿国、邵璜、王徽、徐贞一、赵初浣、梅朗中，以及郑廷佐、郑汝敏、郑廷任兄弟六人，总共十六人，即朱倓在《明季南应社考》一文中提到的南社成员。

据《嘉庆泾县志》卷十八《文苑·万应隆传》记载：

万应隆，字道吉，号三峰，少敏慧，负捷才，补诸生。崇祯间，学使拔冠一郡五百士，且详评其文，刊示各郡，见者叹服，名动一时。与贵池吴应箕、宣城沈寿民、芜湖沈士柱等倡文会，名南社，而与寿民交尤笃。张溥等倡复社于吴门，复率同邑诸才士往会于虎丘，激扬声气，为朝贵所忌。由选贡中崇祯己卯举人。嗣南都马阮修却复社，诸人或死或遁，或以身殉国，应隆幸得免。鼎革后，尝一应会试，未终场而出。筑玉屏园以居。故交多达官，屡劝之仕，弗应。茹蔬衣褐，又三十余年，卒。

少壮讲用世之学。既抑郁不得志，犹数贻书当道，谆谆以表章前朝忠义、匡赞熙朝政治为急。哀挽诸作多激楚之辞，为文顷刻立就，出入经史，贯串百家，而长言罕譬，要归于正。著有《三峰集》。弟麒，见《忠义传》。其前后与复社之会者为赵初浣、王徽、万麟、文启元、文敦元、邵璜、邵锦、邵鉴、邵晃、赵司直、郑汝敏、王云龙、赵如琏、沈澳、文简臣、陈良琛、赵玮、赵瑄、郑廷佐、朱苞、郑廷任。以上二十二人，并据《复社录》采入内。四邵，璜、鉴见《太平志》，疑俱太平人。麟即应隆弟，字道瑞，博学，工诗文，著有《松虬集》。初浣、玮见《忠义传》。璜字其声，锦字廷皓，鉴字曾撰，晃字日生，良琛字淮生，瑄字汉奉，玮弟。《钱志》

此传所言，万应隆先后率南社成员共二十二人参加复社的几次大会，名列《复社姓氏录》中。在这二十二人中，与朱倓所考十六位南社成员中有七人相同，另有万麟、文启元、文敦元、邵锦、邵鉴、邵晃、赵司直、王云龙、赵如琏、沈澳、文简臣、陈良琛、赵玮、赵瑄、朱苞等十五人不同。综合来看，确认为南社成员的共有三十一人，列名复社的有二十八人，只有郑廷佐另外三个兄弟未见列名其中。

南社成立较早，社中骨干早于万历末年已经订交，举行社事。据沈寿民为万应隆所作的《万道吉稿序》，作于崇祯十二年（1639，己卯）十月，序曰：

异时道吉起江上，同术之士，属而和者甫数人，予是以有南社之役。方万子较艺南社也，厥才敏放，风迅而泉涌，日强之十，辄十，强之又十，又辄十者。平生泛渊百氏，搜择融液，独壹正其说于程朱。故道吉文无弗精，至分擘道旨，称耑业焉。……夫士有遇有不遇，殆有天也。初吾同术者数人也，卧起相闻，晦明相厉，贬誉相共，一时意气昂激，咸谓千里驰越，在摇足间。未几，其星亡，慎五逝，俶子圽，吾道亦云衰矣。迄今二十年，而道吉始稍稍振于世，雪度、朗三、治先诸子尚沦诸生。捷书之来，道吉不以己之遇为欢，而以友侪之不遇为戚。志谊远矣哉！

此序作于万应隆中己卯举人之后，回顾了万应隆与南社其他成员的活动与交谊。“道吉起江上”，指的是崇祯年间，万应隆由学使拔冠于一郡之中，名动一时，沈寿民集南社诸子之文行于世。至己卯岁，南社诸子相交二十年。由此可见，万应隆、沈寿民、吴应箕、赵初浣、梅朗中、王徽等人早于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即结社交游。

（二）邑社

莱阳邑社或与宋继澄有关系，应是山左大社成立之前活跃在莱阳地区的文社。据《复社纪略》卷一所载《国表》初刻的人名，山东莱阳诸邑有宋继澄、宋珵、左懋泰、赵士骥、宋珏、孙凤毛、宋璜、宋瑀、宋瑚、左懋第、赵尔汲、姜澜、宋瓘、陈维价、左良辅、任梦麟、陈昙、杨泉等十八人，当为邑社成员。具体情况待考。

（三）山左大社

山左大社，山左指的是齐鲁之地。《民国莱阳县志》卷三十三《艺文志·宋孝廉继澄传》曰：

继澄姓宋氏，字澄岚，号渌溪，晚居万柳庄，又号万柳居士。……当天启辛酉甲子，侄玫、琮亦皆捷于乡，每同出游，两兄在前，两侄居后，盛驺从，继澄独策蹇于中，村童或笑拽之，坦如也。至乙卯始荐贤书，文名满海内，与子琏同在复社，倡道海滨。复社者，始于丙寅、丁卯间，嘉鱼熊鱼山实主斯盟。于时云间有几社，浙西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亭席社，崑阳云簪社，而吴中别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读书社，中州有海金社，山左有大社，均统于复社，著录共数千人。山左大社九十一人，莱阳除继澄父子，有左懋泰、宋珵、赵士骥、姜澜、宋璜、宋璌、孙凤毛、宋瓘、赵尔汲、杨维价、锺四达、沈时升、迟龙跃、杨昙、杨泉、姜圻、姜垓、孙长祚、咸应擢、咸应召、耿光、赵金鼎、赵金鼐、左懋桂、左球、宋继芬、宋琬、宋正伯、孙耀祚、于起泗、姜植、王旒凤、刘起蛟、迟龙肃、陈廷蕴、宋才绪、沈迓、冯振先、姜楷、任梦麟、左良辅、赵际昌、任某、张允捷、姜刚、赵临远、左懋芳、迟龙衡、张允抡、左懋第、宋瑀、沈迅、宋王南、姜埰、孙一脉、赵嶐、孙扬烈、锺还、孙扬声、崔丹，实居十六七，栖霞郝晋亦与斯盟，而继澄为之冠。

山左大社以宋继澄为盟主，共有九十一人，其中莱阳县居十之六七，达六十一人之多；南京人郝晋亦参加此社的集会。

又据《启祯遗诗》卷九“赵文学”载：“济生自始列诸生，即闻齐六郡有山左大社，皆一时贤豪，而赵君伯浚实为之倡，山东学者推为祭酒。今且二十余年，而伯浚守道不回以死。余闻而悲之。”《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一“赵士喆”条亦载：“伯浚倡山左‘大社’，以应‘复社’。”可见山左大社并入复社，赵士喆起了倡举、组织的作用。赵士喆与任之瑞友善，时常唱和。任之瑞有《乙酉孙孟朴赴都过历下，同莱州赵伯浚设饯趵突泉》一诗，记述其与赵在济南设宴，款待准备赴京都而路过的孙淳。

（四）席社

历亭席社，在故城县，即山东清河郡鄃县，古有历亭县之名，历亭县地在隋初属贝州武城县区域，《读史方舆纪要》援引宋白曰：“历亭县之地，自后魏至高齐，皆为鄃县地。”据张溥的《席社序》，历亭有孔门七十二贤之一澹台子的故居，指的就是今天的山东武城县一带。另，济南大明湖岛中有历下亭。

崇祯二年三月间，复社在尹山召开大会；于此年秋天，在北方的一座小城马庄，沈嘉客、周粲甫等人亦设坛，首开席社。沈嘉客有《席社初集序》：“今年秋抄，诸君子业树坛马庄，檄余从事。余既不忍环柱，则遂执鞭。其后已还，念之人靡日不称述。昔之人种学绩文，日大以肆。而要之昔人所为铿訇彰烁者，何之而不演迤也！何之而不洒宕也！何之而不矞廷也！”记载了席社初集的盛况。

席社并入复社是在尹山大会之后，《国表》初刻中并无席社成员名字。试看张溥的《席社序》：

予闻历亭有澹台故居焉，私心窃向往之。今读席社文，重有感云：“席社诸君子，多四方人，然皆居于历亭，故席社兴焉。”

京师去历亭不六百里，怒马疾驰可三日至，牵车而来者，日毂相犯不绝，苟有人焉，声问必达。席社之兴有年矣，予未之知。及百式、粲甫来，以文相诏，习读而始慨焉以慕，抑何晚也！然席社以前，历亭有社焉如是者乎？百式、粲甫固曰：“无有也。”社成于诸君子，不足云异。独编户八里之区，寂寥无徒，一旦得数君子讲论其间。予于是益叹斯人之难及，庆古道之可复也。

河间献王，非汉宗室之儒者乎？董子、毛公之伦，非纯然经师、百世庙食者乎？斯非异人，皆东阳产也。六经道大，聚而谋之，事非一人，诸君子其有意乎？盛衰之际，夫亦可以观矣。楚有瞿征士者，今之博物君子也，尝议献王传经功伟，当列祀瞽宗。予心识其言，后必当有行之者。

夫经学显明，世世祖缵，即俎豆不难，况其他乎？且诸君子之文，征古以自信，援道而有方，其本诸经者深矣。繇此率循，远者莫竟，予不止发澹村之思也。

序中，张溥提到席社兴起已有一段时间，而不为自己所知；其活动区域主要在京师与历亭；席社诸子以复兴古道，研治经学为主。这与复社的宗旨是相一致的。文中还指出是百式、粲甫二人前来问序，请张溥评定席社文稿。这件事情，在张溥的《江北应社序》中也有记载：“复念壬申（崇祯五年）之春，伦子百式、周子粲甫以故城一邑之文属予论次。”由此可见，席社于崇祯五年才正式加入复社。

据沈嘉客《西溪先生文集》所载《祭周粲甫文》《同社祭周子晋文》等文章，可知席社的始创与发展，主要奔走、组织者是周粲甫，众人尊沈嘉客来主盟。陈函辉有诗《席社极人文之盛，无谋、粲甫为盟主，所订皆同志友也。前一日集此，恨舟来稍迟有缺，把晤小诗，寄题壁上，以志怀想》：“剑芒映赤简垂青，杰在人乎地亦灵。自古北方多学者，兼今东道有文星。欣从广社谭鸿艺，却恨扁舟滞鸭萍。来岁绿杨容系马，研田为勒策勋铭。”陈函辉约于崇祯七年中进士之后南下，路过故城，恰逢席社集会刚刚结束。此诗记述他因舟来迟而缺席席社集会的憾事，诗中对席社成员的文才颇为推重。

席社成员以北直隶故城人为主，部分为北直隶顺天府人，诸子常常一起谈艺论学，志同道合。根据陈函辉的《舟过故城与若木访周粲甫于澹庄，留饮席社，时沈无谋、孙无疑同集共分青字》《孙无疑于席社中年最少，而人尽疑其匿岁，所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也，时若木亦误呼为社长，因笑而纪之》两诗，以及张溥的《席社序》《江北应社序》，可确定为席社成员的有：沈嘉客（无谋），故城人；周承芳（粲甫），故城人，吴应箕《复社姓氏录》记其字为“燦文”，应为“父”之误；伦之楷（百式），顺天府人；孙通（无疑），顺天府人。蒋逸雪在《复社姓氏考订》中列出北直顺天府的复社成员有四十四人，故城县有十三人，当中应有不少是席社成员。

席社的社艺结集是由卢德水和张溥共同选定，见陈函辉诗《席社是卢德水张天如选定》：“何人狎主汗篇青，指出风云露月形。怪奉玉川为北伯，平司金鉴是南星。绿图亦借先生定，黄石偏呼孺子听。合併汉唐三四杰，从君坛坫试锋硎。”陈函辉在故城获阅席社文稿，得知社稿是由德州卢德水、娄东张天如所定，十分推崇；指出席社诸子的创作风格接近汉唐。

（五）端社

中州端社未查见有关资料详细记载。上述《民国莱阳县志》卷三十三《艺文志·宋孝廉继澄传》提到中州有海金社，据周亮工的《书影》卷一载：“（叶）文通甲子、乙丑间游吾梁，与雍丘侯五汝戡倡为海金社，合八郡知名之士，人镌一集以行。中州文社之盛，自海金社始。”可见天启四、五年间，叶昼、侯汝戡在中州地区倡举海金社，二人未见列名《复社姓氏传略》。而端社是在海金社社事之后再倡举的文社。据《复社纪略》卷一所载《国表》初刻的人名，河南开封诸邑有陈衷一、贾心明、吴从周、蔡琮、贾开宗、张光世、张正谊、郑观光等八人，应为端社的成员。

张溥的《江北应社序》记载了伦之楷、周承芳二人为历亭席社文稿来请张溥评定的事情：“复念壬申（崇祯五年）之春，伦子百式、周子粲甫以故城一邑之文属予论次。既百式司教商丘，别予南辕，与予言所以兴起文学者，予首举刘子千之。及归而《国表》盛行，商丘之学与莱阳并著。间私自设论，京师，天下之观；中州，文章之府。故城虽小，南北水道所经也；登莱为齐鲁奥区，神明奇伟。昔天子尝望祭焉，地气相近，衣冠车骑相过从，语言文字，往来期间，旬日大聚。且二宋宦游之国，伦子授经之地，气类召应，其来已久。万吉人、孙受之、潘君怀三君子，复大其声名，振扬后学。予知能合三社为一家者，必在商丘矣！”从此序可知，伦之楷在历亭参与席社，后到商丘任荥泽令，与当地文社（应为端社）并举文事，再加上宋继澄等人的莱阳文社（应为邑社），三社皆并入江北应社，后并入复社。

统合于复社的各地分社一览表

续表

艾南英《天傭子集》，清光绪己卯年梯云书屋刊本。
张鉴《冬青馆甲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本。
张溥《寿冏卿陆太和先生七秩序》，张溥撰，曾肖点校《七录斋合集》卷十二，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253页。
张溥《钱昭自先生五十序》，《七录斋诗文合集·存稿》卷二，台湾伟文图书出版公司1976年版。
陈子龙编，王澐续编，庄师洛等订《陈忠裕公自著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本。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近稿》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
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07页。
陈平原、王德威、商伟《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陈子龙撰，施蛰存、马祖熙标校《陈子龙诗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张溥《七录斋集·论略》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张溥《七录斋集·论略》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论略》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论略》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
张溥《七录斋集·论略》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张溥《七录斋集·论略》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论略》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
张溥《七录斋集·论略》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李雯《蓼斋集》卷四十五，《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五《义理类》，上海书店2001年版。
张采《知畏堂文存》卷十一，《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张采《知畏堂文存》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论略》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
张溥《七录斋集》卷五，《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00页。
杜登春《社事始末》，《丛书集成初编》本。
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十二，1933年铅印本。
杜登春《社事始末》，《丛书集成初编》本。
万时华《溉园初集》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艾南英《天傭子集》卷二，清光绪己卯年（1879）梯云书屋刊本。
贺贻孙《水田居文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十卷遗稿一卷四忆堂诗集六卷遗稿一卷》卷十，清顺治刻增修本。
艾南英《偶社序》，《天傭子集》卷三，清光绪己卯年（1879）梯云书屋刊本。
艾南英《天傭子集》卷三，清光绪己卯年（1879）梯云书屋刊本。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东林本末：外七种》，上海书店1982年版。
罗万藻《此观堂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之七《复社始末上》：“天如是一个干练人才，很有作领袖之修养，所以能把几个读书人办的应社，变成了社会上群众的运动。”（中华书局1982年版）可参看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第三章《复社及其思想、学术与文学（上）》中分析张溥的个人因素及展开社事活动的几个步骤。（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陆岩军《张溥研究》第三章对张溥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及社会、政治思想的论述。（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八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
张采《知畏堂文存》卷八，《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张采《知畏堂文存》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牧斋遗事》，《丛书集成续编》本。
侯方域《李姬传》记载：李香“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贤否。张学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称之”，劝侯方域拒绝阮大铖的示好。（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五，《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可参看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第四章《复社及其思想、学术与文学（下）》，讨论了青楼与士风彼此间的影响。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存稿》卷五，《续修四库全书》本。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存稿》卷五，《续修四库全书》本。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存稿》卷五，《续修四库全书》本。
张溥（采）《知畏堂文存》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东林本末：外七种》，上海书店1982年版。
蒋逸雪《张溥年谱》，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6页。
陈贞慧《山阳录》，《昭代丛书》本。
张采《知畏堂文存》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支益《七录斋诗文合集序》，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计东《改亭文集》卷十，《续修四库全书》本。
王应奎撰，王彬、严英俊点校《柳南随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页。
计东《上太仓吴祭酒书一》，《改亭文集》卷十，《续修四库全书》本。
蒋逸雪《张溥年谱》，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8页。
计东《上太仓吴祭酒书一》，《改亭文集》卷十，《续修四库全书》本。
张溥《七录斋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张溥《七录斋集》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近稿》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存稿》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存稿》卷五，《续修四库全书》本。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存稿》卷五，《续修四库全书》本。
陈际泰《太乙山房文集》卷十四，明崇祯六年刻本。
朱彝尊著，姚祖恩编，黄君坦校点《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张涛据杨彝的《谷园集》所载文，认为应社的成立以天启五年在杨彝的凤基台举行第一次社集活动为标志。（张涛《社群联盟格局：晚明文坛的主流文学样态——以应社与复社关系为重点论述复社联盟进程》，《苏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朱倓考证出拂水山房社有前后之分，前为瞿纯仁、瞿汝说（瞿式耜父亲）等人于万历十二年所结，后为范文若等五人所结，计东所指的拂水山房是指范文若等人所结社。（《明季南应社考》，《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三号，国立北京大学1930年9月）郭绍虞认为瞿汝说等人所组织之社重在时文，而范氏所组织之社或兼重诗。（《明代的文人集团》，《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笔者认为，钱谦益、瞿式耜读书拂水山庄与范文若等人所结拂水山房社的时间大致相同，计东所言指的是钱、瞿二人虽无结社之名，却有结社之实，他们两人在拂水山庄读书、相酬唱，相当于承接了父执辈的前拂水山房社。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第三章《复社及其思想、学术与文学（上）》，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
《钱牧斋先生年谱》，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之《牧斋杂著》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钱谦益《初学集》卷五十五，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
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十，《续修四库全书》本。
高士、杨振藻修，钱陆燦等纂《康熙常熟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近稿》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钱谦益《有学集》卷十九，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存稿》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计东《上太仓吴祭酒书一》，《改亭文集》卷十，《续修四库全书》本。
朱倓《明季南应社考》，《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三号，国立北京大学1930年9月出版。
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
张溥撰，曾肖点校《七录斋合集》卷六，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130页。
陈际泰《太乙山房文集》卷四，明崇祯六年刻本。
张溥《应社十三子序》，《七录斋诗文合集·存稿》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
朱倓《明季南应社考》曰：“应社之人，多明夷夏之大防。”指出夏允彝、陈子龙、杨廷枢等九人“其死难虽不同，要其不臣异族，其死皆可与日月争光焉”；杨彝、朱隗、沈寿民等八人“虽未尝殉国，然义不臣虏，其志节亦有足多者。其他或前死，或隐没无闻，要之前列二十八人，殆无一人降虏者，此则可为应社生色者也”。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存稿》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
可参看王恩俊《复社与明末清初政治学术流变》第三章《复社成员及社内关系》对复社成员地域、家世、内部关系的论述，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张溥撰，曾肖点校《七录斋合集》卷六，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129页。
张溥《七录斋集》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存稿》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
杨开第修，姚光发等纂《光绪重修华亭县志》，清光绪五年刻本。
杜登春《社事始末》，《丛书集成初编》本。
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各集原序》，清嘉庆八年（1803）簳山草堂刻本。
陈乃乾、陈洙《徐闇公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本。
张溥撰，曾肖点校《七录斋合集》卷十二，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245页。
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之《各集原序》，清嘉庆八年（1803）簳山草堂刻本。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近稿》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
张鉴《冬青馆甲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本。
黄节《徐孚远传》，《国粹学报》第三十三期，第三年丁未第八号，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历代郡县地名考》：“昆阳，县名，一战国魏邑，汉置县，北齐废，即今河南叶县治，光武破莽兵处。一今县，元置州，清属云南云南府，民国改县，属滇中道。”
张溥撰，曾肖点校《七录斋合集》卷十二，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154页。
姜顺蚊修，施谦纂《乾隆吴县志》，清乾隆十年刻本。
郑敷教自记，徐云祥等续编《郑桐庵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本。
李铭皖、谭钧培修，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陈际泰《太乙山房文集》卷十四，明崇祯六年刻本。
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50页。
朱倓《明季杭州读书社考》，《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二号，国立北京大学1929年版。
张吉安修，朱文藻等纂《嘉庆余杭县志·卷二十六·孝友传》，1919年铅印本。
萧士玮《春浮园文集》卷上，《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2页。
黄宗羲《南雷文定四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
嵇曾筠撰《浙江通志》卷一。
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本。
李德淦、周鹤立修，洪亮吉纂《嘉庆泾县志》，199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嘉庆十一年（1806）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沈寿民《姑山遗集》卷十，《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梁秉锟等修，王丕煦纂《民国莱阳县志》，1935年铅印本。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四“山东五，东昌府”，中华书局2005年版。
沈嘉客《西溪先生文集》卷五，《四库未收书辑刊》五辑2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张溥撰，曾肖点校《七录斋合集》卷十八，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344页。
陈函辉《小寒山子集》，《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陈函辉原名炜，字木叔，号小寒山子，别号寒椒道人，浙江临海人，师从黄道周。崇祯七年进士，后任靖江县令。陈函辉未见列名于复社，却与复社中人交游甚好。张溥有文《陈木叔诗序》《陈侯木叔迎养贺序》。陈函辉与其他复社成员也多有往来，其中与谭元春、郑元勋、闻启祥、陈际泰、黄光（若木）、潘一桂（木公）、钱邦芑（开少）、杨文骢（龙友）、章重（爰发）、韩霖（雨公）、袁彭年（述之）、李令皙（端木）、万寿祺（年少）、钱栴、孟称尧（子安）等人交谊皆厚，如有诗《同龙友走访谭友夏章爰发钱彦林诸兄各出近艺相示》《读闻子将招隐书及湖舫约有感》等。
卢德水，名世，字德水，又字紫房，晚称南村病叟，德州人，明天启五年进士，官至礼部福建道监察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