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 - 序

序

木斋

孙艳红教授的大作《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该项目于2009年6月获得资助，2012年11月申请结项，2013年2月通过专家鉴定，结项鉴定等级为优秀。现在，又得到了中华书局的批准，即将在书局出版问世。作为这部视角新颖、论证翔实的学术专著的第一位读者，有幸给予一席之地，先发浅见，深表荣幸，并致祝贺之意。

《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这是一个初闻之不易被理解的题目，我们习惯听闻“女性词史”、“女性诗史”等这样以作者性别作为标识进行研究的选题，而尚未习惯从文学作品的内在特质来研究，尤其是将这种特质放到时间长河的历史坐标中来研究的课题。其实，从作者的性别视角这一类外在形式入手的研究易，而以诗词内在特质的演变史来加以研究难。词的女性化特征是词本体这一鲜活的生命系统外内容、内形式的一种同质化倾向，亦是支撑“词之所以为词”这一内在规定性自含的美学精神。词作的女性化特征经历了奠立、破体、复位、深化，由形渐神、由外入内、由模拟到真实、由共性转个性的演变过程。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发展演变并非是一条线性的承续轨迹与清晰的视域分界，而是词体生命“常”与“变”的嬗递错变与历史流衍。

实际上，某一文学样式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一种可以称作‘生命’的东西”。当词构成词本体之后即拥有了“自身萌蘖、成长、因革、式微到淡退的生命历程”，同时也“拥有了独立的、本己的、排他的生命代谢规律，拥有了一个自给、自足、自律的本然生存逻辑机制或说是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作为“能够记载、表达、积累、储存并传递信息的自组织系统，它的生长发育、繁衍及进化是其自组织、自调控、自更新、自复制、自发展能力作用的结果”。词具有“女性化”这一审美特质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除了艺术实践中的外围支配力量以外，是什么内在因素决定着词的这一文化性格得以传承并保持着精神生产的这一集体记忆？“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笔者愿意借助这个机会，对艳红教授大作所阐发的这一命题，发表个人之浅见，主要是从词这一类若生命现象的基点出发，通过生命系统理论与文学之间在方法通识、语义榫合、功能对应层面的学理启发，探求词的女性化特征卓然独秀、一以贯之的生命动因以及联辔并驱、濯鳞振翼的文脉支持。

一、词体女性化生命的原初基因：李白乃培育词体生命的第一人

论及词体的肇源，李白词乃发生学意义上真正的标志。欧阳炯《花间集序》、刘昫《旧唐书·李白传》、僧文莹《湘山野录》、邵博《邵氏闻见后录》、魏庆之《诗人玉屑》以及宋敏求裒辑的李白古集、黄昇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王灼的《颐堂词》、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李之仪的《忆秦娥》等均从不同角度提及太白词，诸家合璧，言之綦详，信而有征。加之盛唐音乐的赓续与因革，近体诗格律的日臻成熟、李白应诏供奉的履历等，缘此导论出李氏为词曲之祖乃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真实。

艳红教授从李白为数不多的词作观之，《清平乐》乃宫怨主题的翰林应制词，其“禁庭春昼”、“禁闱清夜”等宫廷字面与女性话语，词的女性化特征初露端倪。还有享誉甚隆的《菩萨蛮》与《忆秦娥》，前者直接写思妇愁怨；后者则包隐了词在生命之初士大夫与女性双性俱存的魂魄基因，是词未从诗体完全剥离尚处“发育期”的过渡状态。后者托秦娥梦断摅写胸臆，“年年柳色，霸陵伤别”的凄怆格调与性别取向，和《菩萨蛮》一同为词人提供了步其后尘的艺术模板与思路框架。迨及中唐白居易，其两首《长相思》真正具有词体转型的意义。词人用回环复沓的句式及柔弱笔触传递低徊缠绵的婉约情思，就连白氏诗作“翠黛眉低敛，红珠泪暗销”、“夜来巾上泪，一半是春冰”等亦是通过作者自身与抒情女主人公的角色置换而为女人创作或为女性代言。

晚唐五代以降，以温庭筠为代表的精英词人在剔除宫体诗衽席之间的病态趣味之后，务裁艳语，默启词风，使香软华贵的“诗余”蔚为大观，其所倡行的“男子作闺音”的模式，奠定了词作为一种新兴诗歌的基本范型，将前一阶段“小家碧玉”的词一举妆扮成施朱傅粉的绝色佳人。若云此前词作的女性化体貌尚是犹抱琵琶、呼之欲出，花间词则是摄人心魄、栩栩如生了。词人调动一切声色光影，塑造了若干摇曳生姿的女性形象：椒户闲时的少女、风尘沦落的舞者、幽居永巷的嫔妃、俗情难泯的女冠、玉钗金钿的贵人、红袂断肠的思妇等等，但大抵上所有的女性从服饰到情感几乎都是可以复制的，已然成为一种类型化符号。花间词奠定了婉约词作为一种新兴诗歌形态的体式规范，展示了其独具的“女性气质”的美学价值。花间词在女性化特征的文本体现方面，呈示出男女抒情主体的“双性”艺术共存：既有女主人公视界中的“过尽千帆皆不是”、“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寄语薄情郎，粉香和泪泣”等等；又有词人直接以男性身份抒发对女性的真挚情愫，作品中的女性因而成为文人爱情意识对象化的最佳客体，如韦庄的《荷叶杯》“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等等。

此处需要澄清一个认识，即李白词与敦煌词的时间先后问题。“敦煌词的时间主要在晚唐五代到宋初，乃是词体从宫廷文化中发生，下移到地方州刺史若干时段后的产物”。陈洵《海绡说词》亦言：“词兴于唐，李白肇基，温岐受命。五代缵绪，韦庄为首。”因此，论词宜从李氏始。在这一点上，艳红教授的大作把敦煌词放在了晚唐五代之后论述，既尊重了词史的发展进程，也揭示了敦煌词的女性化倾向，非常得体。

综上，由李太白宫怨风格的写作立意，到白乐天女性心态的具体摹写，再到温飞卿“类不出绮怨”的共性题材，词作情爱的基本要素、遗传胚因、女性气质沉积下来，一举打破了正襟危坐的士大夫匡时济世的情感传统。此一时段的作品大多属于从异性角度假想的为文造情、情衍于文的“虚拟式”创作。及至两宋，词荣膺“一代之文学”，一方面聚焦于女性情感世界的审美理想绵延贯穿，无论是长袖善舞、明眸善睐的女性风采，抑或熏香掬艳、轻柔灵巧的意象选择，后来的依声填词者都有意无意视其为圭臬，将自己的文学触角伸向愈加私人化、内倾化的精神世界，让自己灵魂深处的潜意识、潜体验毫无保留地宣泄释放；另一方面，按照生命系统理论的子系统之“编码器”说法，即系统内部的“私有”信息代码会转换成被理解的“公用”代码。由李白开启的词的女性化风格遂成为一种无声的生存指令，导引着词人的写作惯性，词人继踵接力在李白绘制的格子里集体填空，使得词体文学实践保持着词的女性化特征的连贯性、统一性、持恒性，同时后继者又在前人开辟的领地里继续找寻新的养料，即在词与女性化属性的离合中推动这种新的文学生命在运动中进化。

二、词体女性化生命的再生更新：词体女性化特征的两宋群动

兹参酌此前笔者的《宋词体演变史》所胪列的具有界碑意义的部分词体作为分析标本，和艳红教授的大作一起对词体特征做历时性观照，可以更加明晰地洞见词体漫长生命史程中女性化特征的渐变与突变。

（一）一水中分，交叉并行——女性化特征的缓进

从艳红教授的大作可知，宋初体乃北宋初期较为松散的、偶然写作的士大夫词人集团所为。宋初的词作总体风貌，一方面受到文学创作历史惯性的影响，仍荡漾着花间词、歌妓词的宫徵靡曼、唇吻道会之美，以延续五代宫廷词风为主流；另一方面，词作呈示出不自觉的士大夫文人情怀，表现出回归诗体的内在情感诉求。前者譬如，钱惟演《木兰花》“昔年多病厌方尊，今日方尊惟觉浅”，夏竦《鹧鸪天》“不如饮待奴先醉，图得不知郎去时”，潘阆《酒泉子》歌咏钱塘西湖上承白氏的《江南好》，沈邈《剔银灯》为途次南京忆营妓张温卿而写，流散着“情多是病”、“愁肠还醒”、“甚时衾枕并重”的绮靡风气。后者譬如，林逋“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又是离歌，一阕长亭暮”的婉约之笔，亦在《瑞鹧鸪》疏泄出梅妻鹤子的隐士心境；寇准《踏莎行》传达“蜜约沉沉，离情杳杳”的惜别主题，《点绛唇》又镂刻出“象尺熏炉”、“飞红零乱”的思念之苦，《阳关引》中的“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又可视为唐声诗与文人词的余响。陈亚以药名表意闺情同时双关宦情。此一时期，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声色之娱不再是排斥的两极，晏欧体、张先体皆可窥见两种生活态度展露的两种生命形态。柳永则不然，他混迹娼院，其面对自我的写作，开了后世少游体等打并身世入艳词的先河，缘此成为井水至处皆歌柳词的流行脚本。正如艳红教授所言：情爱人生是浪子词人柳永的生命本质，俗艳乃其词作的本质属性。柳词代市民立言，词中“好景佳辰，怎忍虚设”的缠绵，“幽欢佳会，聚散难期”的怅恨，“殢云尤雨，相怜相惜”的心态，已然把女性心理描摹得惟妙惟肖，词的女性化特征又向前迈出一大步。

上述援举之例均体现出北宋前期词的女性化词风与士大夫词风共相参半的情形，即词的“女性化”与“男性化”的双重资质共轭并存，词体由士大夫戴着面具的男子闺音逐渐下意识地向着真正的士大夫情怀转移，共同荷载着社会理性的自我与自然天性的自我。词“别是一家”的女性化品格，抵达柳永体的时代，出现两大变革：一是词从诗体高度分离出来，二是词的女性化特征向着广度和深度拓进。词的女性化由士大夫搔首弄姿的外形酷肖转为心理情调上的内部呼应。柳词的市井化创造了词文学消费的空前高涨，更使词的女性化特征日益扩大化、定型化、稳固化了。

（二）诗侵词疆，代有异质——词体女性化特征的裂变

词史上苏辛并称，二人同为生命式写作的文学实践以及作品中涵溶的野性、悲壮、深邃、哲思，使得词体的总体生命特征大幅度走向女性阴柔的反面，从而以纵横豪爽之气打破了婉约词的一统天下。艳红教授论及苏辛，主要从词“别是一家”的本质特性——女性化特征对苏辛词的约制作用入手，抓住苏辛写词也需要击鼓为节，顿足而歌，以丰富翔实的资料证明了苏辛词中词体生命遗传下来的女性化内核并没有消失，而是呈现出一种曲折的别种形式的存在。

从词体生命的培育主体观之，苏轼“惠州——黄州——儋州”的贬谪磨砺，加之儒释道三家思想合流，遂形成了东坡式的解脱与顿悟，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东坡体的特质：以诗为词。这一无视文学当行本色的破体创作，一方面是苏轼达心适意的需要与宦海浮沉的高蹈，另一方面其被人诟病的“句读不葺之诗”，也是其文学创作须“有为而作”美学思想的具体实践。艳红教授分析论述了苏轼对词本体的继承与创变。苏轼词中歌女的潋滟横波、丹唇皓齿、玉手轻弹、残妆拭尽、红颜命薄等内容，为郎憔悴的相思、章台折柳的离愁、相逢草草的七夕、偷啼自揾的感伤等原始母题，皆与前人的创作似出一辙。只不过作者增加了人生苦难的投影，并且抒情对象有所扩大，由恋人到亲人、友人，还有自己的爱妾、继室、亡妻。苏轼词女性化特征的乖离，大略体现在：题材上将词体从艳科的藩篱中解放出来，所谓“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之前词人染以为习，终沦俗调的女性声口，“奴”变为了“我”；风格气象上洗却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境界大开大阖，寄慨无端，别有天地，词人胸襟抱负，与诗以言志殊途同归；咏物词绝大部分有所寄托。词人随物赋形，借物言情，意在言外。

词至辛弃疾，慷慨磊落，其词“最不工绮语”、“以激扬奋历为工”，“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等，词的女性化特征弱化乃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辛词既扩大了词体的审美容量，又保持了词体的柔美本质。艳红教授认为，辛词的女性化特征新变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语言风貌上，铲削浓艳，真率质朴，不著色相，不落言筌，即使是闺怨词亦不假雕饰，不使事用典，真率质朴；审美视野出现从闺阁女子的形貌描写对其心态的深层开掘的转向，风情旖旎中时带苍凉凄厉之气，柔肠骏骨，绵里藏针；闺情词“深情如见，情致婉转，而笔力劲直”。女性题材涉及较广，咏农妇是比较值得关注的现象。如“东家娶妇。西家归女。灯火门前笑语”；“青裙缟袂谁家女，去趁蚕生看外家”；“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等。由于词人身心的参与，反映现实婚姻中妻妾的作品如《浣溪沙·寿内子》、《满江红·中秋寄远》等表达琴瑟和鸣，怜香惜玉之感，深情缱绻，砭人肌骨；词中出现凸显辛弃疾的政治理想与爱国情怀的寄托之作。爱情本身的男女相娱之情淡化，寄慨遥深，言此意彼。如《水龙吟·爱李延年歌》、《满江红·照影梅溪》、《满江红·绝代佳人》、《满庭芳·倾国无媒》等词中的“北方佳人”形象，其实词人是借此希望得到皇帝的擢升。再如《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破阵子·掷地刘郎玉斗》、《洞仙歌·所居伎山为仙人舞袖》、《河渎神·女诫词效花间体》等，也都或显或隐地表达了这种志向；借物咏怀之作，赋景以人感，赋物以人思，借对“香草美人”的描写来表现南宋朝政的昏聩腐败以及自己请缨无路的壮志悲慨和一腔难以遏抑的凄怆情怀。

概括而言，苏辛二人，将此前词作的小视野、小惆怅、小字眼变作大格局、大悲切、大手笔，独辟蹊径，重伐山林。前者的风雅豪放，后者的悲壮沉郁，在词体春花秋月般的款款柔情中，如大纛干戚猎猎作响，缘此也招致了婉约为正宗、豪放为别格的訾议。苏词的诗歌化靠拢，辛词的散文化处理，前者如关西大汉的壮士形象是对“词如美人”的颠覆，辛词横绝六合，阔大雄奇是对“诗大词小”的解构，苏轼的贬谪苦旅，稼轩的英雄失意，以一向吟风弄月的小词来反映社会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又同是对“诗庄词媚”这一传统的变异。从生命系统理论观之，“生命系统中存在着大量变量，每个变量都有一定的稳定范围”，苏轼在赤壁怀古那样的英雄伟业中间，还要着一句“小乔初嫁了”做以“刷色”，稼轩则“唤取盈盈翠袖，揾英雄泪”，希望有红粉知己抚慰壮志难酬的英雄。苏辛正是在刚柔之间建立一种平衡，看似跃出了女性化的轨道，实际上女性化特质仍蛰伏其中。

（三）踵事增华，殊途同曲——女性化特征的幽深

正如艳红教授所言，词至李清照，其与生俱来的性别优势，无疑使词的女性化特征更为原汁原味，酣畅淋漓。

首先，李清照建构了词史上真实女性视角下独特的易安体。此前的男性作者收敛自己的阳刚本性，改腔换调赋予词作一幅曼妙体性，终觉雾里看花。李清照不是站在局外，由此新增了男性词人无法体认的情爱寂寞、日常点滴，进而如鱼得水，彤管兰心，演绎着词的当行本色，为词的女性化特征带来了新的飞跃、新的高度。李清照以其细腻的女性心灵去感受生活，以女性的身份认同进行自我叙写或者叙写自我，词中“郎”的称呼不再是虚拟，“奴”亦确指自身，如“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减字木兰花》）。其次，李清照词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词。李清照以当事人的眼光，将故土沦丧、寒窗独守、伉俪小别真实录入她的闺阁私语，嵌入了词人的全部生命和激情，她没有停留在男女艳情的层面，而且话语纯净，清新如洗，具有一种真切感人的力量。第三，与众多词人豪放之气与婉约之风共存一样，易安体仍有“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的伟岸气象。如《渔家傲》“九万里风鹏正举”，粗犷笔力，直追苏辛。

词至姜夔，他抹去了苏轼等人“以诗为词”的外在痕迹而吸纳了内在风神，以冷笔写热情，以雅笔写艳情，以健笔写柔情，跌宕缠绵的声情之外增添波峭挺拔的力感，采用化实为虚的“提空”手法，走出软媚烂熟的陈旧习套，直有敲金戛玉之声。缘于姜夔橐笔江湖，翩邈四方，践行的是封建时代士大夫“非仕非隐”而以文字为生的第三种人生范型，姜夔词的女性化特征体现为肺腑郁结，心笔相应之新亭对泣式的语言格调如吟蛩凄啾、孤鸿嘹唳。姜夔的合肥情词，词句不见“朱唇丹脸”、“洞房深处”、“香帏睡起”、“朝云暮雨”这类淫词浪语，更不见黄庭坚俗词中直接的、感官的欢场和肉体，其“亵诨不可名状”，直致“笔墨劝淫，应堕犁舌地狱”的告诫，而是将“以柔为美”、“以艳为美”的媚词转向“以雅为美”，截断众流，一改纤秾靡丽，“何尝有一语涉于嫣媚”。艳红教授将之归结为“骚雅冷艳”，值得深味。

词至奇思壮采的吴文英，充分吸收并发展了词体的女性化特征。在抒情上更为哀感顽艳，撼摇人心。尽管“其用情不但在妇人女子生离死别之间，大而国家之危亡，小而友朋之聚散，或吊古而伤今，或凭高而眺远，即一花一木之微，一游一宴之细，莫不有一段缠绵之情寓于其中”。但其大部分词与怀人有关，艳红教授量化统计出吴文英所怀之人主要是双波凝盼的杭妓、楚腰细身的美女、破镜难圆的爱姬、莺羽衣轻的道尼、依依惜别的友人等等。词人只是偶尔将胸怀抱负寄托在词的创作中，使词的抒情方式由普泛化发展为自我化。吴文英词中有大量作品以男性视角来描写女性的形象和女性的情感，这些怀念去姬、亡妾、楚伎的作品渗透着词人爱恋相思乃至伤逝感怀，真挚缠绵、凄迷朦胧、密丽幽邃。比如《解连环》：故人来邈、闲引流萤，令人难辨是梦幻还是往事；银瓶断索、梧叶早坠，未知其人是离是亡。咽抑凝回，辞不尽意。以借代的修辞将自然本真的情感表达蜕变为雕琢用力的人工艺术。吴文英的咏物词以咏花词居多。词人常常以物拟人，将海棠、秋菊、水仙花、金桂等比拟成女性，使得笔下之花蕴含美人之意，以抒发自己的赞美之情。再者就是别有寄托之作，借咏物表达自己的身世悲慨，将所历之世、所遭之事、所托之情，交相组织。

词以自身强大的生命原能建构了庞大的“要眇宜修”的文学家族，又在不断展开的生命巨系统中突破了某种等量平衡，在总体上保持一种“词之为词”的女性化的生命有机感。从艳红教授的大作中可以了解到，词的女性化研究不同于文学通史或断代史的板块式外部研究，也与单纯以作者性别为视点的女性词史研究迥异。后两者相对容易把握与坐实。词的女性化特征乃是词人、词作、词史动态的一种审美走向，兼具显性与隐性的双重特质。从显性来说，基于女性题材、女性声腔、女性姿态等形成的雷同化的语汇习惯与美学意趣；从隐性来说，词作女性化的主观视角渐次深入形成了固定化的思维范式与文化心理。

艳红教授的大作给词学研究者一个重要启示。对词的女性化特征若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求解，获得的只是若干“女性化”的文学意象与艺术符码。若将其置放于生命系统的框架中去审视，方可觇见词本身生生不息的女性化生命表征。从中国传统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观之，“天人合一、万物类情的观念导致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常常以人体、生命喻文学作品”。“当人们将风骨这对范畴用于评论作品时，自然会将作品与人体联系，从而对作品的情志与事义——风骨，有更生动具体的体验感受”。循此，用整体联系的观察点去把握，用“以象喻道”的方式似乎更能切合词之“女性化”与“去女性化”的研究品性。

词作女性化的观瞻维度，乃词之生命拟人化的形象表述，而从生命视角进一步诠解词，不失为对词的女性化文学品格的一种最高隐喻。约略而言，词的女性化特征移步换影，代有殊异。作家作为词之生命的培育主体，虽然经过苏轼、辛弃疾等人的数度创变，扩充了词体生命的内涵与容量，但“即使是诗化词，也没有泯灭词体的特性”，即便内容与色情本事毫无瓜葛，依然存有某种情爱暗示或女性遗风。这是因为，“基因是自私的，有效地保证自身的永恒生存是其唯一目的”，这也是词这种文学样式始终不被其他文体同化的根本原因。词人作为词之生命“生态圈”中的主体生态链，词作炫目醉心的心理图式、绸缪蕴藉的书写程式、哀婉幽怨的情感模式在作家主体的身上有效内化成为集体意识，男性作者通过身份的错位或女性作者通过身份的复位操觚染翰，人文蔚起，共同传达前世今生的痴情风月，致使词的生命力与女性化文化意味在一代又一代的词人文本中实现了“隔代还魂”。词本体是有别于诗本体、文本体的一个自为存在，“如果词的功能与诗的功能完全一样，词也就不必在诗之后产生和存在”。词作为娱宾遣兴的价值定位，樱唇皓齿的演唱属性，红楼月夜的传播场所，宋代士大夫偎红倚翠的官僚生活等等，这些词之生命所必需的生存空间，皆为词的女性化生命根基注入了绝对肥力，从而使得词体生命之流中的“女性化”特征流风余韵，接响不绝。

从生命系统理论观之，词的女性化特征可表现为微度变态与剧性变态两类。前者譬如同为“艳”，温庭筠词香艳绵密，韦庄词清丽疏淡，李煜词凄怨真纯，冯延巳词柔婉深幽，宋初词雍容绵邈，柳永词俗艳深挚，小晏词感伤哀婉，贺铸词妖冶幽艳等等。后者譬如学界通常与婉约词并提的豪放派。相对于词体自身生命而言，词人际遇的变化，是词体外部成长环境的变化，导致词的女性化生命气息亦随之变化。譬如，苏东坡的乌台诗案、朝野变迁、烟雨平生，辛弃疾的壮烈起兵、屡遭弹劾、饮恨而终，二者均将个人休戚与家国命运密切相连，是作者的身心参与与心境杂糅进一步将词改造为表达作者思想的直接语言，颠覆了词体一向风云气少，儿女情多，所谓“美女＋爱情”的生命格局。这也是词体生命系统吐故纳新的结果，一方面诗词合流，振衰起弊；另一方面优胜劣汰，由俗入雅。不过，含英咀华过后，我们会发现，这种看似对立的与女性化特征有些“远缘”的词作，无论是高亢呐喊抑或坎浩叹，已然不见那种男性化的强势、统治、占有，皆为寓壮烈于沉挚，以温婉蕴刚雄，怨艾呜咽之情，别具委曲深婉之致，应了“唐人板着脸写诗，宋人哭着脸写词，元人笑着脸写曲”之言。即便以词观照社会人生的宏大主题，仍用艳科的笔触传达感伤的女性式的悲悯情怀，而“诗化之词的好并不仅在于它恢复了主体的抒情言志，更重要的是其佳作中始终没有失去词自身所特有的那种美感品质”。

笔者认为，尽管词取意闺情，以妾自况用来寄寓身世之慨的抒情方式在整个词史流变中并非主潮，但它仍是词的女性化倾向的一种极端形式。文学史上的“拟女性”文学源远流长，无非是在词的艺术领地中再次找到了孳生的土壤用以抒发抑郁难平、寂寥悲哀的情怀。这是一种“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行为表现，是一种通过虚构的女性声音所建立起的托喻美学”，这恰恰增益了词体文学女性化的深度与张力。要之，无论是词体生命痛苦的蜕变还是华丽的转身，皆类乎“基因重组”后的“基因还原”，是一种不自觉的超越又不自觉的回归，从而使词的生命个性愈加丰赡多姿。

以上笔者所论，仅就唐宋词女性化特征演变历程这一学术性话题阐发个人之浅见，对艳红教授的大作本身写作的一些特色之梳理有所歉焉。艳红教授大作洋洋洒洒，真知灼见甚多，读者阅读，有如面对黄金美玉，自有定评，就不劳我在此赘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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