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生于金山东东路济南历城县（今山东济南）东北的四风闸，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卒于南宋江南东路信州铅山县（今江西上饶铅山），终年67岁。

12世纪中叶的中国，由于女真族的入侵，北宋的灭亡，南宋的建立，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已然形成。然而，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却不甘心忍受民族的压迫，于1161年（宋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趁金主完颜亮大举进攻南宋之机，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金起义。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曾经做过金朝南京（开封府）的知府，辛弃疾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本来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在金出仕为官，但他却受民族大义的激励，纠集二千馀人，毅然投身于反金斗争，参加了耿京领导的山东最大的一支起义军，担任义军的掌书记，并参与策划了配合南宋正规军的胶州湾之战和奉表南归的重大决策，为阻止金军南侵做出了贡献。

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辛弃疾说服耿京“决策南向”，由他和义军诸军都提领贾瑞带队南来，在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晋见了视察前线的宋高宗。南宋政府承认了义军的合法地位，正式任命了义军各将领的官职。不料，在辛弃疾等人南下时，起义军中的叛徒张安国勾结女真人，杀害了耿京，解散了起义军。辛弃疾在北归途中闻讯，痛愤之馀，组织了五十多名勇士，驱驰数百里，突袭济州（今山东济宁），在五万馀人的金军大营中，把投降金人并做了济州知州的张安国活捉，缚于马上，摆脱了金军的追赶，束马衔枚，沿西路昼夜疾驰，把张安国押送到临安，斩首示众。这一年，辛弃疾只有二十三岁。

辛弃疾“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他以自己的英雄行为赢得了南宋各阶层人士的普遍赞誉和尊敬。

南归以后，辛弃疾先后受命，担任了江阴军签判、广德军通判和建康府通判这样一些州郡倅贰类职务。肩负着抗金救国的神圣使命，怀抱着建功立业理想的辛弃疾，不顾位卑人微，多次向宋孝宗和担任宰辅大臣的张浚、虞允文等人进献有关抗金恢复大计的建议，以及《美芹十论》《九议》等奏议。凭借他对南北政治军事形势的深刻了解和分析，提出了反对议和、坚持对峙、加强自治、提高实力、抓住机遇、出兵夺取山东进而收复全部失地的计划，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战略思想和非凡的组织实施能力。然而，南宋的当权者从来都不是具有政治远见和战略素质的人物，辛弃疾虽先后献上“万字平戎策”，却都被束之高阁。南宋统治集团不但再次同金人签订了屈辱的和约，而且自此以往晏安江左，把中原失地置之度外，使爱国志士的满腔热情和理想全都化为乌有。

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被派到淮南残破的滁州（今安徽滁州）任知州。他到任后，采取果断措施，宽征薄赋，招集流亡，恢复生产，训练民兵，实行屯田，短时间内就使滁州面貌大变。其理政的才能、干练果决的作风得到充分的展现。

淳熙二年（1175），一个困扰南宋政府多年的疽痈突然溃败，以赖文政为首的贩卖走私茶叶的小股武装流窜人员发动叛乱，自湖北入湖南、江西，击败南宋军队，震动南北。在四处告急的情况下，辛弃疾临危受命，担任江西提刑，节制诸军，讨捕茶商武装。他吸取正规军作战不利的教训，组织以地方武装为主的敢死队，采用适当的战术，最终击溃茶商武装，为南宋当局解除了心头之患。在这一过程中，辛弃疾应急处变和长于治军的能力也受到了南宋当局的赏识和肯定。

从淳熙四年（1177）起，辛弃疾被南宋政府派去解决江南各地一些棘手的行政问题。他先后担任了湖北、湖南、江西等路的安抚使、转运副使，为时达四五年之久。辛弃疾所到之处，关心人民生活，注意发展生产。他在湖南兴修水利，整顿乡社，创置学校；在江西举办荒政，救济灾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辛弃疾在湖北曾严肃纲纪，峻法禁止向金国走私耕牛、战马和茶叶，杜绝滋生茶商武装一类事件的根源；在湖南，又曾奏进《论盗贼札子》，阐述“官吏贪求，民去为盗”的原因，并创建地方武装飞虎军，其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为了积蓄力量对付北方的敌人。然而，这些为巩固南宋政权和加强军事实力的举措，却成了腐朽反动的南宋统治阶层弹劾他的借口。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辛弃疾被调去浙西任提刑，南宋政府借此机会宣布罢免他的官职，放归田里。

辛弃疾南归后的二十年，正是年轻有为之时。刘克庄曾说：“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壮之时，行其说而尽其才，纵未封狼居胥，岂遂置中原于度外哉？”（《辛稼轩集序》）然而，南宋当局却认为他“凭陵上司”“奸贪凶暴”，因而加以排摈摧抑，使之投闲置散。自淳熙九年至嘉泰三年（1182—1203），长达二十馀年间，他除了于宋光宗绍熙三年至五年（1192—1194）曾一度出任福建提刑、太府卿和福建安抚使外，其馀时间都是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城北的带湖和铅山县东南的期思山村度过的。这十馀年，辛弃疾的生活中不再有金戈铁马、红旗玉帐，只有读书会友、观山玩水、赋词咏诗。然而江南的山光水色、长期的酒酣耳热，并没有消磨他的斗志，尽管心情极度压抑，他的爱国热情却不曾稍减。淳熙十五年（1188），友人陈亮自东阳（今浙江金华东阳）前来相会，辛弃疾与之同游鹅湖，长歌相答，极论世事，抒发了抗金报国的共同理想和长期被排摈的幽愤，他们先后创作的数首《贺新郎》词，传诵一时。绍熙四年（1193），辛弃疾在福建提刑任内被召，他借会见宋光宗的时机，上《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札子，提醒南宋当局加强力量，居安思危，准备应付更大的挑战。虽然辛弃疾恢复中原的愿望再次被随后而来的党争和韩侂胄的专制所摧毁，他本人也再次被放归田里，但这“呼而来，麾而去”的生涯，只能加深他对南宋统治集团的了解，使他更具有反抗政治压迫的决心。辛弃疾后八年的闲居，正逢韩侂胄专制朝政实行庆元党禁学禁，他备受沮抑，官职屡遭黜降，只得借创作歌词抒写胸臆。两个被废闲居的十年，正是辛弃疾接近农民生活、阅历更为丰富的时期，稼轩词中的大多数篇章都写于这一时期。

嘉泰开禧间（1203—1205），辛弃疾为了争得在晚年恢复北方失地的一次机会，再度出山，先后担任了浙东安抚使和镇江知府，从事备战活动，并在两地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好事。可是，韩侂胄起用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发动对金国的战争以达到个人企图。开禧二年（1206），即辛弃疾自镇江府再归铅山赋闲的第二年，韩侂胄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北伐战争，结果不出辛弃疾所预料，宋军在出师不久就一败涂地，这使辛弃疾再一次认清了他被南宋统治者利用的真实处境。在对民族敌人的无限仇恨和对内部压迫的极度悲愤中，辛弃疾一病不起，忧愤离世。

二

辛弃疾不但是南宋历史上一位具有文才武略的英雄豪杰式的人物，而且是中国文学史上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杰出词人。

辛弃疾把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歌词创作中，以杀敌报国、恢复失地为主题，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盼望统一和民族强盛的愿望，表达了高昂激越的战斗精神，以鲜明的特色成为豪放词的一代宗主。

辛弃疾痛愤女真贵族对中原地区实行残暴统治，不能容忍南北分裂、山河破碎。他的《声声慢》（开元盛日）、《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贺新郎》（细把君诗说）等词严厉斥责敌人的入侵，深刻反映了“神州陆沉”“胡骑”纵横所带给祖国的灾难、人民的痛苦，“大声鞺鞳，小声铿锵”，唱出了“平戎万里”“洗尽髭胡膏血”（《满江红》）、“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等时代最强音，体现了爱国志士“何日去，定天山”（《江神子》）、“了却君王天下事”（《破阵子》）、“好都取山河献君王”（《洞仙歌》）的强烈愿望，他的爱国精神和宏伟词篇，被后人誉为“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刘克庄《辛稼轩集序》）。

前人评述“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工”（《词苑丛谈》卷一引沈谦语），意在说明稼轩词所具有的激励人心、鼓舞斗志的积极影响。目睹女真贵族种种罪行毅然南归的辛弃疾，一生以抗金为己任。他时刻准备亲冒矢石，率领千军万马，用武力收复失地，为祖国创建不朽的功勋。他羡慕历史上抗击匈奴突厥的霍去病、李广、薛仁贵（《永遇乐》《卜算子》《江神子》），也经常用自己早年抗金的英雄事迹自励和激励他人。在被迫结束了军旅生涯之后，他仍然向往有朝一日能亲践戎行，甚至被放归山野，也时常“醉里挑灯看剑”（《破阵子》），充满杀敌的渴望。

实行投降主义的南宋统治集团一贯迫害打击抗金人士而不遗馀力，辛弃疾对此极为痛心和憎恶。他的词如《满江红》（倦客新丰）、《贺新郎》（老大那堪说）、《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瑞鹧鸪》（江头一带斜阳树）等篇，谴责和批评了这些人卖国误国的罪恶行径，再现了作者的铮铮铁骨和斗争精神。刘辰翁对此感慨说：“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外。”（《辛稼轩词序》）对于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辛弃疾经常在词中加以揭露和批判、嘲笑和讽刺，如他的《水调歌头》（君莫赋《幽愤》）、《千年调》（卮酒向人时）《贺新郎》（拄杖重来约）等，展示了他勇于反抗政治压迫和敢于议论时势的不屈性格。

除了反映民族斗争和政治斗争外，辛弃疾还有大量词作描绘了当时的农村生活、山河景色、人生情感、文人雅兴，其内容之充实丰富，情感之饱满飞扬，显示了词人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其中有些词章，如《丑奴儿》（千峰云起）《清平乐》（茅檐低小）《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等脍炙人口，深得读者的喜爱。

辛弃疾一生写了六百多首词作，是两宋词人中数量最多的，同时也是质量最高的。辛词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辛词不但擅长创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善于运用诗的比兴手法、句法格式，长于用典，活用诗词文中的成语，善于运用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使之成为南北两宋歌词艺术之集大成者，而且，对词体进行了大量多样化、规范化的革新尝试，创建出独具一格的稼轩体词。

运用神奇想象，表现富有生命活力的形象，原为辛词所擅长。他的《沁园春》（叠嶂西驰）以驰骤回旋的万马比喻灵山的重峦叠嶂，以十万待命出征的壮士比喻偃湖之松，把静止的山水写得活灵活现，赋予其鲜明的个性；他以跳跃奔腾的写法描绘群山的还有“畴昔此山安在？应为先生见晚，万马一时来”（《水调歌头》）、“巨海拔犀头角出，来向此山高阁，尚依旧争前又却”（《贺新郎》）等词作。而以浪漫夸张的手法，表达丰富的联想，更是许多辛词的共同特点。他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就以“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王国维《人间词话》）为后人所乐道；他如《太常引》（一轮秋影转金波）《水调歌头》（我志在寥阔）等也都以浪漫的想象寄托他的审美情趣。

辛词在艺术上还运用诗的比兴象征手法，表达词人的思想感受。典型之作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借用几番风雨、天涯芳草、蛛网飞絮、烟柳斜阳等阑珊迷乱的景物刻画其惜春、伤春的情怀，表达他对南宋国势和恢复事业的关注、忧伤、愤惋。《贺新郎》（凤尾龙香拨）运用“体物写志”的手段，集中了唐代开元全盛至衰败的典故，表达逸豫亡国的深刻兴亡之感，暗寓对北宋灭亡的悲痛。辛词采用象征借喻这种写法，自是继承了《诗经》《离骚》以来诗的优秀传统，是对词的艺术手段力加丰富革新所取得的成果。

前人称辛词为稼轩体词。我们理解，辛词不但借鉴诗的创作理论和方法，还借鉴了辞赋、散文等多种文体的创作方法，扩大了词的创作手段和艺术表现力。词论家们经常评价辛词是一个融汇了多种形式多种风格的组合体，它虽“以激扬奋厉为工”（《词苑丛谈》卷一引沈谦语），亦时时“昵狎温柔，魂销意尽”（同上），故而呈现出不主故常、摇曳多姿的面貌。后人将辛词以诗为词、以赋为词和以文为词的特点，概括为“异军特起，能于翦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四库全书总目·稼轩词提要》）的稼轩体。

辛词的语言丰富多彩而独具个性。其成功之处，一是大量采用古典诗文的语言，扩大了文学语言的运用范围，从而提高词的表现能力，使之可以熔铸更新鲜的思想感情。辛词善于用典，精于锤炼，无论“经子百家，行间笔下，驱斥如意”（邹祇谟《远志斋词衷》），并“无一点斧凿痕”（《词林纪事》）。二是辛词多用当时民间口语入词，使许多佳作清新平易，更接近民间词的本色。

论宋词风格，多有豪放、婉约两派之说，而豪放派则以苏、辛并称。但其实，辛词虽以豪放悲壮为主，但兼具多种风格，而苏词则以旷放为宗。苏、辛风格不同实由所居时移世变决定。辛弃疾既以歌词为武器，反映抗金报国的重大主题思想和爱国志士壮志难酬的悲剧坎坷遭遇，其境界之雄奇阔大，其气势之郁勃激荡，当非以词为自遣之具的苏轼所能比拟。但辛词不仅专注于民族斗争，还多方面地反映了南宋中期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因此，辛词既有豪壮沉郁之作，亦有呈现秾纤绵密、清丽妩媚，或淡雅或峭劲等多种面貌的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辛弃疾的词在宋代词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崇高的地位。他的稼轩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值得后人从中汲取精神上的力量并加以继承发扬。

三

现今这个辛词选注本，虽然只选了七十多首词，并不能完全反映稼轩词的面貌，但我认为已经基本汇聚了辛词的精华以及不同风格的代表作。我在这些词的题解和注释中，汲取了《稼轩词编年笺注》和各家词选的正确意见，同时也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解。比如，编年方面，这本词选中的第三首《满江红》（倦客新丰），我认定它作于乾道初，这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颇有不同；《声声慢》（开元盛日）置于庆元间，也与《编年笺注》附于乾道八年（1172）有别。在注释方面，为求准确理解原词，这次引用词语典故，我都不惮烦劳，全部查找核对了原书，并对作者引用典故的本意及引申意义做了说明，纠正了不少习惯上的错误见解，使得许多词作在寓意方面的解说有了更为翔实可靠的基础。

正因为有了上述这些改变，这本词选或许能给读者带来一些新意。这也是我的愿望所在。但选注者学力有限，注释和解说中难免产生错误，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辛更儒

写于2003年，改于20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