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小说史的一半

《金瓶梅》：小说史的一半，这则小标题曾引发过一次小小的争论。同意此说又理解我的用意的朋友，有点默认的意思；彻底否定我的这个说法的，认为我夸大了《金瓶梅》的意义，而且这一提法有过分“溢美”之嫌；当然也有朋友认为，此一提法根本不通。时过境迁，往事如烟，没想到我今天又来探讨《金瓶梅》并涉及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于是我又重新梳理我的思绪，考虑我的想法是对还是错。

今天看来，我似乎还是在坚持自己的这个说法。我应检讨的只是我在申述自己的意见时出于一个文学教师的思维模式，即总想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和要坚持的说法往“极致”方面强调。我的失策是，人们一看“《金瓶梅》：小说史的一半”这样一个题目，就很容易从数学角度进行测算，那当然就会把我的论述看作是一个伪命题，其实我的想法和要达到的目的是想说《金瓶梅》这部辉煌的中国独一无二的“黑色”小说，只有摆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方能显出它的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思想光彩，及其在中国乃至世界小说史上的不朽地位。

《金瓶梅》和中国传统小说的色泽太不一样。一部色彩斑斓的小说史，如果失去或没有《金瓶梅》这样黑色泽的小说，那就太让人遗憾了，因为人们认为中国小说史应该有一朵恶之花！因此，我常为《金瓶梅》的被禁和被歧视而扼腕。即使在今天，除了“金学”界以外，对这部小说也仍是毁誉参半，甚至毁多于誉。当然，这种历史的不公正，到了今天才开始有了转机，出现了恢复它的名誉和地位的文化氛围。

其实，就像我们说《红楼梦》就有中国小说史的一半一样，在《金瓶梅》的文本中和在笑笑生身上确有中国古代小说史的一半。这是因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伟大作品的存在，离不开同《金瓶梅》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还在于笑笑生和他的《金瓶梅》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方面，以及它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文化性格有甚深的联系。因此，我才毫无迟疑地明确表示，研究《金瓶梅》就包含了研究中国小说史和中国小说文化的一半。因为在开创性上，任何小说文本似无可替代，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上，笑笑生及其《金瓶梅》是第一流的。只有理解生活辩证法，深刻地参透历史生活和人生况味如何反映在笑笑生的小说中，以及历史和艺术的微妙关系，才是研究《金瓶梅》和古代小说的要旨所在。

歌德曾在他的《谈话录》中说过大致这样的话：

一件艺术作品是自由大胆的精神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应该尽可能用自由大胆的精神去观照和欣赏。

笑笑生勇敢大胆地创造《金瓶梅》和我们研究《金瓶梅》都应持有这种精神，具备这种勇气。

那么，今天我又是如何看待《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呢？经过三十年的历史探寻，我的基本观点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想延伸一下，看看在明代小说史的发展过程中《金瓶梅》到底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从而对其给予科学的定位。

14世纪到16世纪在中国诞生的“四大奇书”无疑是世界小说史上的奇迹，无论是把它们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纵坐标还是世界格局同类文体的横坐标中去认识和观照，它们都不失为一种辉煌的典范。它们或是过于早熟或是逸出常轨，都堪称是世界小说史上的精品。阅读这些文本，你不能不惊讶于这些伟大作家的小说的智慧。这种小说的智慧是由其在小说史上的原创性和划时代意义决定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通常被说成是世代累积型建构的巨制伟作，但是不可否认，最后显示其定型了的文本即具有不可重复性和不可代替性的毕竟是一位小说天才的完成品。它们自成体系，形成了自己的空间，在自己的空间中容纳一切又“排斥”一切，正像米开朗琪罗的那句名言：他们的天才有可能造成无数的蠢材。如前所述，他们以后的各种效颦之作不都是遭到了这种可悲的命运吗？因此，小说文本从来不可以“古”“今”论高下，而应以价值主沉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明代四大奇书是永远说不尽的。这里我们不妨就广义的历史小说和世情小说这两种小说类型分别谈谈明代小说审美意识的特征。

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创作的大格局，历来是历史故事化的格局。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小说审美意识的定规是：历史小说——讲史；历史小说——故事化的历史。历史故事化的第一形式，也是传统历史小说中发育最成熟的形式，是历史演义。历史演义式的历史小说，大抵是以历史朝代为背景，以历史事件为主线，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演绎有关的历史记载和传说，或博考文献，言必有据；或本之史传，有实有虚。其代表性作品当属《三国演义》。历史小说的第二种形式，是写历史故事。历史故事式的历史小说，以故事为中心为主线加以组织，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实际上被淡化、虚化了，正如鲁迅说的：只取一点历史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水浒传》是为代表。历史故事化具有史诗性质，《三国演义》的社会审美价值正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段时间的历史的叙述，还在于它的叙述成为对这个民族的超历史整体性的构建和展示（即概括和熔铸了漫长的古代社会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重写民族史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