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和小伙伴们好几次提着在中南海捞起的小鱼小虾作为“进贡”，和毛主席一起午餐。我还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笑着答应说：“你是个学生，我给你题个‘好好学习’行不行？”

在七妈还未回北京的一个多月里，伯伯总是工作，夜晚更是忙工作，直到凌晨只睡上一小觉就又去外面忙。白天的十多个小时，小院里安静的时间比热闹的时间真是多得多。我常一个人坐在伯伯的书房里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家》《毁灭》等小说都是在这个时期看的。看书是好，可我那时毕竟只是个12岁的孩子，也有感到烦闷的时候，常常用双手撑着脑袋，望着窗外发呆，心里好羡慕树上吱吱叫的小麻雀，猜想着天津的班里同学一定在躲猫猫，跳绳，满世界跑，多开心呀！

有一天，我身边响起一个甜甜的声音：“你是周秉德吗？我叫娇娇，就住在那边。”她指着毛主席住的房子，我猜到了，她就是毛主席的女儿。

1951年七妈与孩子们在中南海，左起：七妈、李敏、秉德、李讷、叶利亚、赖庆来、叶燕燕。

“你12岁对吗？我比你大半岁，你叫我娇娇姐姐吧，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好吗？”

“太好了，娇娇姐姐！”我脸上笑成一朵花。有了游戏的伙伴，而且又是个姐姐，我真是兴奋极了！

我在中南海最早认识的小朋友就是毛泽东伯伯和贺子珍妈妈生的女儿娇娇。那时她还没有学名，直到9月1日之前，该上学了，毛主席才给她起了“李敏”这个学名。她因为从小跟妈妈在苏联长大，前两年刚回到哈尔滨学着说中国话，所以说话总带着点外国腔儿。她性格活泼，爱说话，我们性格相投，一块儿玩得很开心。很快，她带我认识了住得比较近的另外几个小朋友：有毛主席机要秘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叶燕燕和二娃子（后来的学名叫叶利亚），还有阎揆要将军的女儿阎笑武，当时她跟着给朱老总当秘书的姐夫潘开文和姐姐阎笑文住在中南海。她们或者比我大一两岁，或者比我小一两岁。这样，我们五个小女孩儿成了形影不离的小伙伴，总是在一起到南海边玩，或者一起看书、唱歌和聊天。说句心里话，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爱上这片中南海。

1950年夏，我与李讷、李敏和陈小达在中南海（从左至右）。

不久，江青阿姨带着九岁的李讷从莫斯科回来了。李讷从苏联回国时，带回两辆女式银白色的儿童自行车。这种颜色和款式的自行车，中国国内还没见过。尤其是看见李讷穿着白地碎花连衣裙，左脚踩稳车蹬，右脚连续蹬地，右腿一缩一跨，已经平稳地骑上自行车照直前进，车沿着中南海湖边柳荫小道飞奔，花裙被风舞弄，真像一只飞起来的美丽蝴蝶，大家真是羡慕极了！围着这两辆小自行车，我们几个顿时对别的都失去了兴趣，跃跃欲试，都想学会骑车。

春藕斋的大厅，有时周末举行舞会，但白天经常没有活动，又平坦又宽阔。我们就在这个大厅里学车。因为车轮小，我们坐在车垫上，脚一伸就能够着地，所以，小伙伴们谁也不怕，争先恐后地抢着蹬车。很快，大家都能熟练地蹬着自行车在大厅里绕弯。由此算来，我骑自行车的历史已有50年了！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会儿中南海湖里的小鱼小虾真多。七月，天已经很热了，有次我们几个女孩子脱了鞋，坐在岸边用脚拍水玩，不知谁突然叫着：“快看，有小鱼小虾！”我们定神一看，水草果然在不停地抖动。于是，我们欢呼着找来个旧搪瓷杯，趴在岸边向水中一捞，嗬，一次就能捞到几条细长的小鱼和几只活蹦乱跳的小虾！快到中午时，我们竟捉了大半杯。

“秉德姐姐，燕燕姐姐，今天你们都到我们家去吃饭，好吗？”在回丰泽园的路上，李讷摇晃着我的胳膊发出了邀请。

“我们现在去吃饭，不打扰你爸爸吗？”我有点担心，就是在天津自己家里，不和妈妈爸爸打招呼就带同学回去吃饭也是要受大人埋怨的。

“没关系！”娇娇很有把握地说，“我爸爸喜欢快乐的小孩！再说我们还带回了小鱼小虾呢！”

走进丰泽园，就遇上了毛主席的卫士长阎长林，他一看我们回来满脸笑容：“你们都来了，快去请主席吃饭！要不他总说等会儿，到现在早餐还没吃呢！”

果然，走进丰泽园毛主席的办公室，他正在桌前专心地看文件。

“爸爸，吃饭吧，我们肚子饿了！”

“爸爸，我们请秉德姐姐和她们一块儿来吃饭。”

“好嘛！”毛主席放下书，脸上满是慈爱的笑容，“我投赞成票！秉德你手里捧着什么东西？”

“毛伯伯好，您看，这是我们的‘战利品’小鱼小虾，是送给您的‘贡品’。”

“噢？还给我带了‘贡品’？好嘛，大自然的免费赠送，我们来者不拒嘛！娇娇，你端着送到师傅那去，请他做个汤吧！”

毛主席的厨师还为我们加了菜，也很简单，四个菜和一个汤，当然颜色挺好看，油汪汪的红烧肉，土豆丝炒红辣椒，葱白炒鸡蛋，嫩绿的苦瓜丝。

毛主席自己搛起一大块全肥的红烧肉，放进嘴里有滋有味地边吃着边招呼道：“秉德，你吃肉，捡肥的吃嘛！”

“毛伯伯，我不吃肥肉。”我的头摇成了拨浪鼓，“我一吃就会吐的！”

“哎呀，那你太没口福嘛！要知道，世界上最好吃的肉就是透明的肉嘞！不过，你会吐，肥肉就不勉强了。这苦瓜可一定要吃，苦瓜苦瓜，它名字苦，其实并不苦，味道好又有营养，快吃！”

我从来没吃过苦瓜，看它颜色嫩绿可爱，毛主席又说一点不苦，我便毫无顾忌地吃了一大口。

“我的老天，真苦！”我紧皱起眉脱口叫出了声。

“你瞧，我吃一点也不苦嘛！”毛主席吃了一大口，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秉德，不会吃辣椒，不会吃苦瓜，就不会干革命嘞，你要学会吃苦才行嘞！”他话没说完，自己先笑了。

“嗯！”我点头答应着，心里却闪过一句歇后语：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奇怪，这么苦的东西，毛伯伯怎么就爱吃呢！反正刚才那一口苦瓜已经把我吓坏了，直到吃完饭，我的筷子再也没向苦瓜盘里伸过。不光是我，桌上的其他三个女孩子的筷子都没伸向苦瓜，那一盘苦瓜基本是毛主席一人包圆儿的！

以后如此以小鱼小虾当“进贡”，我还在毛主席家里吃过好几次饭，几乎每次都有一盘红烧肉或者苦瓜。可是，我是在三四十年之后才能吃肥肉和苦瓜的！

一次又去毛主席家里吃饭，毛主席刚写过大字，书桌上搁着毛笔和研好的墨。一向不会来事的我，不知脑子里哪根弦动了一下，噌噌噌地几步跑回伯伯的南院里，拿出我小学毕业时老师教我精心做的一个纪念册，封面是硬壳板，外面粘了一块墨绿色的绸子布，里面有各种颜色的页面，这在当时是相当精美了。纪念册许多页面已被占用了，是我小学毕业时，老师和同学们给我写的临别赠言。我翻开本子递过去，恳求道：“毛伯伯，您给我题个词好吗？”

毛主席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字。

“好啊！”毛主席没有一点推辞，爽口答应。他把本子放在桌上，一边拿笔一边说：“你是个学生，我就给你题个‘好好学习’行不行？”

“当然行！”

毛主席手起笔下，为我写下了“好好学习”四个大字，最后落款的“毛泽东”三个字，真是龙飞凤舞，阳刚气十足！

我知足地连声说：“谢谢！”

近年来不少听了这段回忆的朋友埋怨我太傻，为什么不要毛主席写明是为我周秉德题词？我确实没想到这个，我始终认为题词在我手里，就是为我题的。我当年只想着要记住毛主席的希望，从没想到日后要向别人显露什么或者吹嘘什么，至今更是如此心情。不过这四个字确实让我留住了丰泽园里那段珍贵的回忆。

日子过得真快，眼见着就到了8月底，我从天津来时穿的两身小花衣裙已显得单薄了。那天成元功叔叔骑自行车，我坐在车横梁上，他带我出中南海新华门到了王府井。叔叔边骑车边对我说：你快开学了，北京的秋天是说冷就冷，咱们去给你做两套秋天穿的衣裤。在一个小门脸的上海服装店，老师傅为我细细量了身高肥瘦，然后对叔叔说，过两天就来拿。回来的路上，我还挺不放心：老师傅只量了两下就行了？成叔叔快人快语：你别小看这位上海来的老师傅，你伯伯的衣服都是他裁剪缝制的，给你一个小姑娘做两套衣裳还不是小菜一盘！果然，没两天，衣服取回来，我一看，做工真精细呀！我穿上蓝色卡其布的一套小西装，长短肥瘦正合适，穿上真精神！吃饭前，我微笑着站在桌前，伯伯立即看见了，他两手叉在腰间，头一歪，说：“刚做的？不错！”过了一星期，我换上第二套，是黄色的。伯伯正从院子里走向办公室，一看到我就皱起眉头：“怎么又一套？浪费！”

七妈说：“马上要开学了，秉德住校，总要有两身衣服洗换嘛。”

“我在南开上中学也住校嘛，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只一件藏青棉袍。夏天，每次周六回到四妈家里，第一件事就是脱下长衫洗净晾干，周一再带回学校去穿，一样干干净净嘛。”

“要是下雨衣服不干呢？”我好奇地追问一句。

“就放在炉子上慢慢烘干。”伯伯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说，“那时，你四爷爷、四奶奶抚养着我和你二伯、你爸爸还有你堂伯的四个大男孩，收入不高，家里十分困难。现在我们刚进城，国家也十分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对不？”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刚进城，伯伯和他要供养的亲属都是供给制，我这两身衣服就是公家出钱做的。我那时虽然点点头，但并不太懂，只是心中有一条，我认定伯伯说的话一定是对的，我不用多问，照着办，准没错。

我住在西花厅多年，节省再节省，的确是伯伯一生的习惯。是的，在他留给我的一堆遗物中，竟没有一件新衣服！其中一件是补丁叠补丁，已经看不清原来布料颜色的毛巾睡衣，年岁恐怕与我1952年出生的小妹妹一样大。还有一套伯伯最经常穿的西装，后来我才知道，这套西装与我几乎同岁，是抗战以后伯伯去敌占区工作时做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人胖了，不能穿了，却不让做新衣服，让工作人员拿着这套衣服去布店配布料，然后用新料做西装的前片，用旧料打翻做了后片，这样伯伯就算做了一件新西装。师傅的手艺很好，但是新旧布料难免有色差，如果仔细看伯伯这套西服，前片的颜色略深，后片的颜色略浅！伯伯刚去世的那年，我心里压抑时，常捧出伯伯补丁累累的睡衣和那套拼成的西装抚摸着，仿佛与无处可寻却又无处不在的伯伯对上了话。伯伯身为一国总理，尚且如此节省克己地生活，我们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