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对象和阐释主体

接着我要稍微详细地比较一下两本书，在处理历史，表现的历史观念方面，这两本书的同与异。一本是黄修己先生的——他原来是北大的老师，现在是中山大学的教授。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是新文学史的“史”，属于学术史的性质。另外一本书是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先生的，叫《历史的偶然》，也是谈新文学史的写作问题。我觉得这两本书放在一起比较很有意思，而且能够让我们发现一些问题。

黄修己先生在北大读书时比我高一年级，1955级。他是1960年毕业的。我毕业留在学校教书时，对什么是“学术研究”还一知半解，黄先生却已出版了赵树理的研究著作。刚毕业有一段时间，我跟他同住一个房间，大概是19楼216吧。当时中文、历史的单身教师住在这里。记得我去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从19楼到一教的路上，全身发抖，紧张得要命。但黄修己却一开始就胸有成竹，神情自若。他备课用的是红格竖行的稿纸，这种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用毛笔写，每两堂课写六千多字的讲稿。我当时很纳闷，六千多字我一堂课都不够讲。这就是水平的高低。文革在江西“五七干校”的时候，因为他口才很好，说话条理清楚，又非常有煽动性，我们闲来没事，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雄辩胜于事实”（笑）。但这个绰号太长，没有流传开来。其实，黄老师的学问做得很严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就是一部严谨、扎实的著作。非常重视材料的搜集、整理、辨析。这是第一部总结中国新文学研究史的专著。为了这个研究，从胡适1922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到1993年新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他读了一百余部。当然并不是都进入他这本“编纂史”，但他的资料收集很全，包括港台的一些新文学史。对七十多年来这方面的著作，进行鉴别、筛选，对其中的重要著作，它们的基本内容，特点，取得哪些进展，存在什么问题，给予有说服力的评价。这给新文学史研究史，对考察新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部书的价值，还在于提出了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举个例子说，“导言”中的一句话，这句话也许能在一个方面来看作者的史学观。“导言”中引述了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的一段话，指出历史学和历史研究在二战之后，它的主要趋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黄修己说，这种变化，是“从以实证为主的方法，已经逐渐地转变为强调史学主体作用的阐释型的史学”。他说：“历史的研究会越来越重视发挥主体的作用”，“因为历史事实是凝固的，而对它的阐释却是无止境的”。他对这种转移（“描述型之让位于阐释型”），认为有它的“必然性”，但也表现了对不重视史实，“阐释并不一定要接受客体的检验”的忧虑^[2]。——他对历史研究“转移”的概括，是符合事实的。当然，这里包含了许多问题，有的问题，也是我感到困惑的。可以从这里头提出两方面的问题来讨论：一个是，“历史事实”是不是“凝固”的？另一个是对阐释主体的认识。这两个问题，也就是对对象的认识以及对阐释主体的认识问题。

特雷西在《诠释学、宗教、希望》中说，“任何解释活动，至少涉及到三种现实：某种有待解释的现象，某个对那一现象进行解释的人，以及上述两者之间的某种相互作用。”（第21页）这三种现实，三种因素，是互相关联的。从文学史研究说，一个因素是研究对象，即“文学事实”，我们所要了解、解释的文学现象本身。这包括作家作品，包括作家的经历，也包括与此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情况等现象。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研究主体，即从事解释、研究活动的人。有时候我们往往忽视第三个因素，就是研究的对象和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种关系在研究过程中会产生很微妙的作用，导致“对象”和“主体”的不稳定性。对象与阐释主体是相互制约的。主体阐释对象，改变对象的状况，对象也限定、制约主体的立场、方法、意图趋向。这个，有过研究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有体验，只不过有时不是那么自觉就是了。

为什么对象（“历史事实”）不是“凝固”的呢？因为能够成为研究的对象（或“事实”），与研究者的历史观念，研究者的阐释趋向有关。因而，不仅是不同的研究者，就是同一研究者的不同时期，什么“事实”能构成他的研究的对象，成为他的文学史事实，总在不断发生变化。一个大家都已经熟知的例子是，在50—70年代，大陆出版的现代文学史里，既没有林语堂，也没有钱锺书，没有张爱玲；有的即使提到，也只是作了批判性的处理。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大陆的文学史的“事实”。同一时期，台湾出版的现代文学史（如王平陵的，和刘心皇的），则既没有郭沫若，也没有茅盾，鲁迅也只是很简单地提到，而且评价很低。——这就可以看出，什么“事实”进入文学史，关注了“事实”的哪个部分，这些都非常的不稳定。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对于上海“孤岛”文学，对于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文学”，过去很少关注。现在研究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事实”开始被发掘，被纳入视野。

我自己的文学史研究，也是这样。在80年代初我们编写当代文学史的时候，很多“事实”都没有能成为研究的范围或对象。如当代文学团体，作家组织的问题。比如说解放后作家协会这样的组织，这样的事实，当时就不觉得有考察的意义，没有被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中。刊物的问题也是这样。包括现代文学报刊，当代文学刊物，以及一些重要的书店、出版社，过去并没有成为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在90年代之后，则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这说明“事实”也是经常发生变化的。其他如作家的经济收入问题，作家的政治地位、社会身份问题，都是这样。在文学史研究中，总会发生一部分“事实”被不断发掘，同时另一部分“事实”被不断掩埋的情形。历史的“事实”，是处在一个不断彰显、遮蔽、变易的运动之中。即使是同一个“事实”，在不同的历史叙述中，它的面貌，它的细节，也会出现许多差异，并不断发生变化。

《追忆康有为》（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夏晓虹编）、《追忆王国维》（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章太炎》（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蔡元培》（陈平原、郑勇编）。

前两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学者追忆丛书”，共有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五本，收入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对他们的回忆文章。陈平原在“总序”中谈到，观察的角度不同，再加上立场的差异，对同一件事的叙述和评价，可能千差万别；“至于说史实的‘是非’与‘真伪’，落实到具体文本，并非总是黑白分明”。自然，并不是事情的真伪不再能区分、辨别，在文学史研究中，史实的考证不再重要。但是，确实又不是黑白分明的。因为“事实”都由一定的叙述所提供，因而，它的非“凝固”，它的不稳定性，可以说是它的一种属性。

另外一个是研究主体的问题。研究主体的不稳定性，或者说它的“非自足性”，我想在90年代，大家对这个问题已经看得更清楚一些了。在80年代，在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是个个人“主体”重建的时期。那时候，提倡人的尊严，人道主义，刘再复先生提出“文学的主体性”。当时大家所想像的“主体”，大体上是启蒙运动时代确立的自主的、自足而完整的主体。而90年代以后，所谓完整、自足的主体，会觉得是一种“神话”，一种幻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语境中，我们的思想、情感、生活方式、想像方式，包括我们使用的语言，都是这样一个语境所“给予”，或者说，受它很大的制约和影响。所以，所谓自足的主体性是值得怀疑的说法。记得1988年夏天，在北戴河举办过一次“文学夏令营”。严家炎、谢冕、汤一介、叶廷芳等先生都做了演讲。当时，刘晓波先生也有一个讲座，他显然对西方世界的个人主体的独立、自由的状况，做了相当理想化的描述。乐黛云老师就不太同意他的讲法。她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所谓个体的“自主性”其实是脆弱的，我们是生活在“他人引导”的世界中。她举了美国一些教授的生活和学术研究做例子，说明这些看起来很“自主”的决定、路向，都受到社会环境、学术体制的严格制约。那时，杰姆逊还未到北大来讲课，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也还没有出版，当然也还没有成为畅销书。但我从乐老师那里知道了“他人引导”这一词语，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因为80年代，我也是个理想化的“主体性”的信奉者。想想也是，我们一辈子所走的路子，有多大程度是“自主选择”的？大学毕业的时候，分配小组的人看我缺乏生活应变能力，做别的事肯定做不出名堂，就把我留在学校教“写作课”。在大学里教书，便从见习助教，到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一步一步“爬”上去。在这个期间，逐渐了解什么样的论文符合要求，学会写多多少少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和著作，让各级的学术委员会按照尺度去认定、检验。生活上，从住筒子楼，在楼道里烟熏火燎做饭，到按年龄、工龄、学历的计一分方法排队搬进二居室，再排队搬进三居室。——等熬到能写出符合规范的论文，等搬进了三居室，也终于熬成了教授，这个时候也就两鬓斑白，同时也就到了办退休手续的时候（笑）。当然，我们也用相似的模式来“规范”不如我们资格老的人。也不能说一点都没有想试图超越这些限定，但成功总是很少，失败的居多。即使是成功的“超越”，也可能是进入另一种限定罢了。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这样的话：“自主性是一个被映照出来的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