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求是名苑 东方剑桥

下面五篇文章都是回忆老浙大的：竺可桢校长、马寅初校长、老法学院以及老浙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竺可桢校长离别浙大前后

1949年上半年，我在老浙大读最后一个学期。那是风雷激荡、我国社会大变动的不寻常岁月，南京国民党政府一败涂地，内外交困，摇摇欲坠。4月21日，在他们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的第二天。人民解放军遵照“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万船齐发，强渡长江，向江南各地神速挺进。

就在4月下旬，一天上午，天阴沉沉的，雨淅沥淅沥下着，连绵不断。八点多钟，我正在寝室里看书，忽然听到楼下有同学高声喊叫“竺校长要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宿舍里的同学们，不约而同地纷纷跑了出来，我也情不自禁，急忙下楼。只见广场上人头攒动，雨伞摇曳。我跟着大家，快步走到学校东大门旁边的竺校长寓所。那是一幢两层楼房，砖木结构，简朴幽雅，我们聚集在楼下大门的周围。出来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传达室人员，他了解情况后，即刻上楼向竺校长汇报。不久，我们敬爱的竺校长从楼上下来，站在大门口，他戴一副白框眼镜，穿一套淡灰色西装，面色红润，慈祥融和，庄重儒雅，气宇轩昂。当我们中的几个带头同学，说明来意，提出希望之后，他表示充分理解我们的用心。但不赞许我们的行动，告诫说：你们不要轻信谣传。我的夫人和孩子都还在这里，我在浙大十三年，长期和学校同甘共苦，共患难，风雨同舟，休戚与共，我怎会不念学校和你们，径自离去……竺校长的话，谆切恳至，语重心长，爱校爱生之情，溢于言表，使人至为感动。

那么，竺校长为什么又终于离开浙大？对此，我在捧读《竺可桢日记》之后，才恍然大悟。

竺校长是1949年4月29日午后2时离开浙大到城站的，由于兵荒马乱，火车迭遭延误，直至30日凌晨才到达上海西站，从此将上海作为“暂避之所”，隐居下来。直到上海解放。

竺校长之所以离开浙大，主要原因是：

一、他是著名教育家、科学家，品学双馨，遐迩共仰，在国内外有很高的名望。国民党政府考虑到他的社会影响。很可能不择手段，迫使他去台湾。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就曾奉命多次对他进行敦促和游说，要他一同出走。4月28日，杭立武给杭州市长俞济民电报，谓“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校者，到沪后可设法”。竺校长抵沪后的日记中，有这样两段记载：“渠（指杭立武）嘱余去台湾或厦门，余均不允”；杭立武逃去广州后，还曾来电“嘱飞广州”。竺校长爱憎分明，铁骨铮铮，他在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帜旗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报效新中国。

二、他情操高尚，淡泊淳厚，穷毕生之力从事教育和科学工作，视官爵如草芥，从不置身宦海，逐鹿官场。在蒋家王朝行将全面覆灭之际，他不能不密切关注局势，权衡轻重，审慎自励，诚如他日记所载：“杭州谣传日多，谓余将出任维持会副会长，故余若再留浙江，极难剖白对于政治上有何关系，因之决计避开。”

竺校长一贯爱校爱生，关心学校，关心全校的师生员工。当时他离开浙大，已无后顾之忧。这是因为在杭州临近解放的日子里，他深谋远虑，未雨绸缪，已做了大量维护学校生计和安全的工作，防患于未然。例如，他向有关方面争取到可观的“学校经费”和“学生公费”，使浙大广大教职工和公费生，得能照常生活。我在5月25日离开浙大之前，一直三餐不缺，受到学校的公费供应。再如，他多次访晤当时的浙江省府要求切实保障浙大师生的安全，得到省主席的承诺和保证：“省府决无来浙大捉人之意”。据我所知，1949年伊始，直到5月3日杭州解放，求是校园尚能太平安静，没有受到外来骚扰。在李宗仁任代理总统后，竺校长审时度势，抓住机会，还嘱咐法学院李浩培院长等多次去省高院特刑庭，交涉谈判，据理力争，保释吴大信等五位浙大进步学生出狱。

竺校长驾鹤西去，倏忽34年。音容虽邈，懿范长存，他倡导的“求是”校训，已在母校弘扬光大，结下蔚为壮观的丰硕成果。竺校长的高风亮节和丰功伟绩，将永垂史册，百世流芳。

（原载《浙江大学报》2007年3月16日，后转载《浙江老年报》3月30日）

我记忆中的马寅初校长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和人口学家，1882年6月出生于浙江嵊县，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

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先生是浙大的第—任校长，我这个母校法学院首届（49年）学生的毕业文凭上，赫然写着：校长马寅初。

我开始知道马寅初先生，是1945年负笈浙大之后。当时教我们经济学课程的唐老师，经常怀着崇敬的心情提到马老，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由此，我知道马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操守高洁的爱国民主人士。

第一次见到马寅初先生，是1946年6月初的一个下午，他应邀来浙大做报告。大概是考虑到马老是蜚声中外的知名人士，在我国经济学界久享盛誉，名重一时，他来做报告听众一定很多，当时的浙大没有大礼堂，只好临时在操场搭个台。下午二时，台下听众如堵，除了浙大学生，还有来自校外四面八方的各界人士。马老穿一套淡灰色西装，身宽体胖，庄重慈祥。虽年逾花甲，但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他讲的题目我记不起来了，内容主要是中国经济问题。他旁征博引，纵横议论，论据充分，确凿可信，有时妙语连珠，导致哄堂大笑。我记忆犹新的是这样一段话：抗战期中，应广开财源，以保证战争需要，我反对政府的财政政策，困难当头，应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宋子文、孔祥熙不但不解囊捐输，反而乘机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我过去反对他们，现在仍旧反对他们。义正词严，其声铿锵。

随后，他又应邀去杭高做报告。在这两次报告中，他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坚持独裁，深为愤慨，语多激励，发人深省。

1946年6月13日，以浙大和杭高为主的杭州市大中学生举行了“反内战、要民主”的爱国游行。我永难忘怀马老对这次游行的策励、关怀和支持。马老提前到达游行队伍集中的地方，当时黑云压城，大雨滂沱，但马老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顶风冒雨，行走在我们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马老参加游行的事传颂一时，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1949年8月2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任命马老为浙大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那一天，浙大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谭震林亲自到会并讲了话。

马老任浙大校长的时间不长，1951年5月就离杭北上，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在浙大的时候，殚精竭虑，身体力行，为浙大的新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上世纪60年代初，马老曾因在《新人口论》中提出“我国人口增长过快”而遭到批判围攻，然而他坚持真理，始终不渝。撰文表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直到1979年9月，马老才获得平反，《新人口论》被充分肯定并重新出版。

1981年6月24日，中央领导同志躬亲晋访，给马老百岁华诞祝寿。第二年，马老瞑目含笑，安详地离开人世。

（原载《浙江大学报》2001年11月30日，后转载《大学城》2002年2月6日）

雪门聆诲 教泽流芳——回忆老法学院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西迁达八年之久的浙江大学总校，积极准备东归。德高望重的竺可桢校长，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紧紧抓住迁回杭州的有利时机，给已名重一时的母校以开拓性的新发展。当年成立的法学院和第二年成立的医学院，都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创办起来的。

法学院成立于1945年11月，下设法律系。第一次招进来的45年级同学有60多人，我们就是那个时候跨进母校大门的。以后46到48三个年级，又共招进学生近100人。

法学院院长是国内知名的国际私法专家李浩培教授。他原是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由于竺校长尊贤下士，亲诣武汉他的寓所，盛情邀请，才来杭州的。据李院长的“老浙大法学院简史”一文（载《杭大校史通讯》第四期）所述，为了办好法学院，当时拟定了下列方针：

1．先设法律系和司法组，然后逐步增设经济和政治两系。

2．师资必须符合标准，宁缺毋滥。教师经审查合格聘任后，如在一年聘任期内，成绩不好，就不徇情面，不予续聘。

3．在各课讲授中，注重比较研究，以期博采各国法制之长，建立中国法学。学生在自学时应多读参考图书。

4．将经费主要用在图书设备上，使师生有研究和学习的适当资料。

5．在对学生思想陶冶方面，应诱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风气，勿为名利而钻营舞弊；加强法治教育，只有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才能维持秩序，而致国家富强。

法律系系主任是留美的赵之远教授。此外，还有许多热心教育事业、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如教国际法的留德的周子亚教授，教政治学的留美的黄炳坤教授，教经济学的留美的严仁赓教授和孙恒教授，教法学通论的留法的阮毅成教授，教刑事诉讼法的留日的邵锋教授，教刑法的曾任大理院推事的邵勳教授等等，可谓群贤毕至，荟萃一堂。他们培桃育李，辛勤耕耘，春风化雨，点滴入土，使在创建伊始的母校法学院，声誉鹊起，引人瞩目。

根据竺校长的计划，法学院下设三个系，先办法律系，后办经济系，最后办政治系。据说新中国成立前，办经济系已提上议事日程，李浩培院长还在为增设经济系而奔走，打算办起来后，由严仁赓教授负责系务。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竺校长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夙愿，1949年春夏之间，他就离开了浙大，后去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49年秋，军管会作出了停办法学院的决定，我们下面三个年级的同学，有的去浙江干校学习，有的转系，有的转学到北京大学法律系，有的则自己另辟蹊径。我们敬爱的李院长，也于10月24日离杭去京，另任新职。

在法学院被撤销时，李院长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曾提出商榷意见。他认为，百年树人，现在停办法学院，将来恐缺乏法律人材。对此，他长期萦回于怀，1991年他来杭州和我们会面，还提起法学院停办一事，并衷心希望它能早日恢复，抚今追昔，如果杭州新中国成立之后，法学院能继续办下去，那对我们浙大，对我们整个浙江省，会有多大的好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央将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作为至关重要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同学如因公去北京，便道走谒李院长时，他每每都殷殷垂询，表示出对母校恢复法学教育的深切关注。

老法学院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基本功，给学生打好扎实基础。这在课程设置方面，充分体现出来。我们在一、二年级时，除了加深学习国文、外语，还修习了中国通史、世界史、地学通论、政治学、经济学、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法学通论等基础课程。我们的老师经常告诫我们，万丈高楼平地起，“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长者，必浚其泉源，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学习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从一个台阶合乎规律地走向另一个台阶。我们认为，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相渗透，日渐汇流，因而对打基础的要求，也愈来愈高。我们衷心冀望正在茁壮成长中的我法学院广大青年同学们，勤奋学习，孜孜以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紧跟时代车轮，勇攀法学高峰。

我们的老师，很多是涉猎广博，学贯中西。他们不但通晓外语，而且谙悉文史，有较好的国学基础。他们对我们的外语和中文，从来就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认为这是一个基本技能的问题，是治学和工作的不能须臾或缺的重要工具。我们学习的课程，如“罗马法”、“英美法”、“政治学”等，课本（TextBook）就是原本，其他学科，也往往规定一些原本作为主要参考书。我们这一辈，由于生长的历史年代关系，大多在小学阶段，就开始接触我国古典文学；初中阶段的语文，以古典文学为主；高中阶段，则全部是古文和古诗词，应该说，进大学时，是有一定的语文基础的。但是我们的老师，特别是教授我们中国法学课程的，却精审严谨，一丝不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一个高校法律专业的学生，应该比其他专业的大学生，具有更好的中国语文修养和文字修辞能力，这是法律岗位工作的内在必然要求。譬如说，一份司法文书，在文字上应该文从字顺，流畅达意，言简意赅，措辞准确。所以在还没有走向工作岗位之前，应该未雨绸缪，从早给自己创造条件。

老法学院的师长，不但认真备课，善于教书，而且身教言传，善于育人，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注意培养学生的德行。他们循循善诱地激励我们，在大学的四年中，一定要抓紧时机，用功读书，专心学习。因为在一个人一世的生活长河中，以学为主的阶段毕竟有限，时不可失，机不再来，决不可虚度年华，白了少年头。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勤奋、天赋和机遇，但决定性的因素是勤奋，“勤能补拙”四个字，言之凿凿地反映了丰富的哲理，充分说明了勤奋的重要性。

他们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应该胸怀大志，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有一个崇高的生活目标，而不可昏昏懵懵，得过且过。只有这样，才能严于律己，意境弥高，赋予自己永不衰竭的前进动力，几十年如一日，长期为之奋斗。

他们情真语挚，不厌其烦，平时对我们讲得最多的，莫过于“正己”二字。他们谆切恳至地诲导我们，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待人接物，都应该首先从自己做起，注意培养自己的道德风范。他们多次用岳飞的名言“正己而后可以正物，自治而后可以治人”来教育我们。他们认为，从法律专业毕业后，无论你以后是一个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工作中牵涉到的，都是人，是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合法利益，因此应该激浊扬清，秉公办事，廉明清正，洁身自持，有高尚的情操，坦荡的襟怀，决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悬心于权贵，役志于钱财，向邪恶低头。应该做到如古人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始终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刚正不阿，坚持原则。年高德重的老教授邵勳，很早就做过大理院推事，是法学院最年长的一位老教师。他为人刚强清正，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漆黑一团，对官场的吹拍奉承，乌烟瘴气，向来是深恶痛绝的。有一次在讲课中，可能是感时抚事，伤怀生情，对蜀汉诸葛亮的长期为相，鞠躬尽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耿耿忠心，日月同昭，身后内无余帛，外无盈财，深表敬仰，而对明于谦的千古警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更是赞叹不绝。

在老法学院，尊师重教，敬师爱生，蔚然成风。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水乳关系。学生经常到老师家中拜访，老师有时也到学生宿舍看望学生。当春暖花开、风和日丽的宜人季节，我们组织郊游览胜时，往往邀请老师一同参加。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龙井，校车为我们送达后，管自己开回去了。李院长、赵主任等许多老师，就和我们一同跋涉回校。一路上，我们谈古论今，亲密无间，欢声笑语，情趣盎然。

岁月悠悠，人世沧桑，上述这些，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了，但仍然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历历在目，恍如昨日。人生苦短，人寿难期，绝大多数当年诲育过我们的师长，都已驾鹤西去，不在人世，但他们音容虽邈，师范长存，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在学时，浙大在校学生有2000多人，七个学院：文、理、工、农、法、医、师范。其中，农学院在华家池，师范学院在哈同花园（现平湖秋月过去五六十米的湖边），其他五个学院，都在大学路。老法学院没有自己专用的楼房，但却有一个专用的阅览室，室址在老浙大内叫做子弹库的地方。据说，在日寇占领杭州时期，那是堆放子弹的仓库，以后加以改造作为法学院阅览室。阅览室总面积约有300平方米，里面有许多小房间，专供老师使用，我们看到李院长、周子亚等老师，经常在那里看书、备课和写作，一坐就是半天。阅览室内有很多中外报刊和书籍，供大家借阅。中外专家来法学院作学术报告，法学院较大型的会议，也在阅览室内举行。

为了丰富教学生活，活跃学术空气，使我们增长知识和了解世界法学的新发展，院里不但经常组织一些老师给我们做专题讲座，有时还邀请校外甚至国外的知名学者，给我们作学术报告。有一次，一位英国著名法学家（已不详其姓氏），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杨兆龙教授的陪同下，给我们讲授“英美法和大陆法”，杨教授任翻译。还有一次，来了一位被誉称为美国“法学泰斗”的Roscoe Pound教授，对我们讲授“国际私法的今天和明天”，李院长亲自任翻译，院内外很多老师都在座，听者甚众，座无虚席。

当时的浙江省图书馆，坐落在大学路紧靠老浙大的旁边，馆内有个非常宽敞明亮的大阅览室。因为校图书馆的阅览室较小，我们又没有固定专用的教室，所以平时看书，都是去法学院的阅览室，或者省图书馆。

我们在老法学院的四年，正是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坚持发动内战和独裁统治的反动方针，使已遭受八年战争严重破坏的华夏神州，更是雪上加霜。物价飞涨，生产萎缩，失业急剧增加，广大人民群众啼饥号寒，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有时家里寄来一点钱，通过几天邮汇到手后，已大大贬值了。最后一年，因为物价一日数变，迫使我们不得不将手中仅有的一点钱，去湖滨等地兑换银元来保值，要用时，再去脱手换回法币。这些，对在学的现法学院年轻同学听起来，仿佛是“天方夜谭”，但它却是我们当时真实的生活现实。

解放战争时期，老浙大是浙江爱国民主运动的堡垒，民主进步力量在校内占主导地位，学生自治会和许多进步社团，都是在地下党的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学生自治会受到全校绝大多数同学的拥护和支持；敌特的反动破坏力量，在校里是势单力薄，为人所不齿的。在强大的民主进步力量的威慑下，他们一般是不敢明目张胆，肆意妄为的。

学生自治会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由各系推出代表组成。学生自治会的常设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的理事是由各个系、年级和社团等推荐出候选人，然后进行选举，由全校同学普选产生。

我们法学院第一届同学中，郑永年、周西林、赵槐等曾担任过学生自治会代表，张令詧、魏琼和郑永年一度任学生自治会的理事，周西林曾任学生自治会下设的法制委员会主委，他们在参与发动浙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奔波穿引，不遗余力，做出了一定贡献。我们同学中还有不少人积极参加了“乌鸦歌咏队”、“喜鹊歌咏队”、“漠风舞蹈团”和“浙大合唱团”等进步社团。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年级中有一部分进步同学，还秘密组织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刊。在我们年级中，赵槐、张令詧、薛天士三人是地下党员，他们在校时，学习努力，掬诚待人，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后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的加剧，他们奉命中途先后离校，前往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赵槐、薛天士二人皆英年早逝，不胜感慨系之。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湧，汹涌澎湃。虽事隔半个多世纪，但往事难忘，现在我们对当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记忆犹新。那个时候，我们一般同学，在政治上，认识不多，但不约而同的是，大家都爱我中华，有一定的正义感。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媚外卖国，发动内战，坚持独裁，迫害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是坚决反对、深恶痛绝的。在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我们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6月13日，我们参加了浙大、杭高为主的杭州市大中学生的“反内战要民主”的爱国游行。当时正黑云压城，大雨滂沱，但长长的游行队伍，顶风冒雨，秩序井然。年逾花甲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行走在我们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事后传颂一时，使我们深受策励，不胜敬仰。

以后，我们还参加了三大学生运动：1946年底1947年初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947年5月全国规模、震惊中外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抗议国民党在南京血腥镇压请愿学生的“五·二〇”运动；1947年10月发端于我校的“于子三运动”。

国民党政府对当时浙江学生运动领袖、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47年10月26日，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0月29日，在杭州上仓桥省保安司令部监狱，惨遭杀害。噩耗传来，母校广大师生，群情激沸，义愤填膺，30日上午9时，在校阳明广场举行全体学生大会，校医李天助大夫向大家汇报他陪同竺校长去监狱探视经过，着重讲了两点：一，竺校长目睹于子三死后的遗体惨状，悲愤交并，几乎晕倒。省保安副司令竺鸣涛和中统浙室主任俞嘉庸，拿出一张预先写好的“检验证”，要竺校长签字，竺校长大义凛然，铁骨铮铮，断然拒绝，说“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用玻璃片自杀的”，同时，还严词呵斥竺鸣涛和俞嘉庸，为什么不依法在24小时内将于子三移送法院，为什么监狱内会有于子三自杀的玻璃片，于子三之死，应由他们负责。二，他（李大夫）检验了尸体和伤口，“根据现场观察，于子三不怎么像是自杀的”。李大夫在会前受到重重压力，但他仍能忠于职责，如实叙事，用“不怎么像”这几个字，曲折隐晦地表达他在当时处境下的尊重客观事实，可谓用心良苦。

过了几天，我们为于子三烈士的出殡而齐集校阳明广场。国民党政府胆战心惊，吓得要命，派来大批军警，封锁了浙大校门，并唆使一批雇佣来的歹徒，冲进校内，进行破坏。同学们临危不惧，振臂挥拳同他们英勇搏斗，并抓住了10多个歹徒。以后学生自治会派人加以审问，也邀请了李浩培院长，李院长欣然参加。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李院长能当仁不让，坚定站在学生一边，积极支持学生运动，确实难能可贵。李院长的爱国壮举，博得了全校进步师生的嘉许，也给我们老法学院增辉添色。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们首届毕业同学中，周西林、郑永年二人由地下党推荐，直接参加了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工作，其他同学于同月25日，叩别了辛勤培育我们达四年之久的母校，集体进入浙江干校一部一期学习，校址在里西湖原“中正中学”和哈同花园“省艺术专科学校”等地方。离开学校时，李院长、赵主任等很多师长前来送行，临别依依。诚所谓天者难测，寿者难知，这次分手，对许多老师，竟成永诀。

在干校学习期间，我们真想不到，有一天，李院长、赵主任等竟会在盛暑的炎炎夏日下，来干校看我们。他们情意殷殷，详尽地询问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热情地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奋发进取，报效新中国。他们的关怀、爱护和启迪，对我们是极大的鞭策。

在干校，大概是考虑到我们这些学员，绝大多数都是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生，涉世未深，较为纯厚真朴，所以主要进行正面教育，诱导我们要面向工农，与工农相结合，为广大的工农群体服务。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听形势报告，听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等方面的专题讲座。有一次，整个干校12个班学员，全部集中在大世界（现东坡剧院）听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同志的形势报告，中间不休息，连续讲了三个多小时，深入浅出，分析精湛，形象生动，娓娓动听。在干校学习了三个多月，我们提高了认识，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9月份，分配工作，有的参军，有的下乡，有的到党政机关，有的留校。从此，我们走向社会，开始了新的生活，四年同窗，遽尔握别，天各一方。

参加工作不久，传来了一个使我们震惊的消息：浙大法学院停办。因为我们在思想上从来没有这一准备，所以闻讯之后，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我们都为母校法学院的停办而深感惋惜，都衷心希望以后有一天能够恢复，以更加英俊的雄姿，昂首阔步，凯歌行进，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法学人才，受到我们这些老校友的赞扬和庆贺。

我们企首翘足，望眼欲穿，日夜盼望着母校法学院的新生，足足盼望了半个多世纪，终于在夕阳西沉的垂暮之年，盼来了母校新法学院的成立。现在，法学院举行创建法学院55周年暨恢复法学教育20周年的大规模、高规格隆重的“双庆”活动，这些都是我们有生之年难得的盛事。我们衷心祝愿母校法学院的百花园中，新苗茁壮，奇葩怒放，流光溢彩，万紫千红。我们衷心祝愿，在法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把法学院建成为国内一流、享誉国际的法学殿堂。

流光如驰，年华易逝，我们这些40年代的莘莘学子，离开母校，走向生活，转眼50多年。逆序催人。50多年弹指一挥间，现在我们皆年逾古稀，有的还届临杖朝，鬓发盈霜，垂垂老矣。老法学院仅仅存在了短暂的四年，但也桃李成荫，培养出不少卓有建树的英才，享誉中外的著名法学家高铭暄教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49年毕业的首届同学，尽管因为解放初的工作需要等社会历史原因，大部分学非所用，改行做其他工作，但率皆兢兢业业，自强不息，因而也出了好些为新中国作出积极贡献的人才，有教授、研究员、编审、成人高校校长、高级审判员、高级律师等等。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离休的，享受县团级或厅局级的离休待遇，受到党和国家的热情照顾，怡情养性，安度有生之年。

（原载《浙江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卷）

贺法学院“双庆”活动

我于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因工作需要解放初就改行了，法学院也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停办。但是，春晖寸草，饮水思源，我始终深情缅怀曾辛勤培育过我的母校法学院、系。

现在，母校的法学院在中断了近半个世纪之后，又重新建立了。在今年秋高气爽的宜人季节，为纪念法学院成立五十五周年暨恢复法律教育二十周年，将举行一次大规模、高规格的“双庆”活动。

韶光易逝，逆序难再，我们这些四十年代的莘莘学子，几十年劳瘁既同，岁月共尽，现在皆年逾古稀，有的还已届杖朝，鬓发染霜，垂垂老矣。老而念旧，人之常情，当我们从《浙江日报》上看到这个“双庆”活动的好消息时，顾今思昔，抚事感时，不禁激情无限，遐想联翩。已往，当我们回母校参加校庆时，即景生情，难免因事伤怀，有浮萍飘荡，无所依托之感。现在，母校已经有法学院，我们不但可以心安理得地到法学院落脚，而且可以豪情满怀、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第一届老校友”。

当1952年春法学院被撤销后，我们的心情一直非常沉重，我们难能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坚信，有朝一日，母校的法学院一定能够东山再起，以更加英俊的雄姿，昂首阔步，凯歌行进。我们盼望近五十年，终于在夕阳西沉的有生之年。重又看到了母校新的法学院。我们高兴，我们雀跃，我们要歌吟怀旧，搦管颂今，以抒高山仰止之意，和池塘春草之情。

为对母校法学院五十五周年暨恢复法律教育二十周年，深表庆贺之意，特撰楹联一副于下：

师恩永存，五五年沧桑岁月，梦牵魂萦，投林倦鸟缅往事；

教泽长在，二十载璀璨时光，云蒸霞蔚，扬鞭骏马奋前程。

（原载浙江大学法学院《联谊通讯》2000年）

回忆解放前夕浙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成为摧毁蒋家王朝的第二条战线。当时的浙大是我省爱国民主运动的堡垒，特别是发端于浙大的“于子三运动”，不仅彪炳母校史册，而且也给中国现代史谱写了光辉的—页。

我在浙大读书的四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我政治上认识不多，更谈不上信仰问题，我是在参加工作之后，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自己的专业工作实践，才成为一名中共党员。那个时候，我不过和其他一般同学一样，情系祖国，爱我中华，有一定正义感而已。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媚外卖国，发动内战，坚持独裁，迫害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都是坚决反对、深恶痛绝的。

当时的浙大，民主进步力量在校内占主导地位，学生自治会和许多进步社团都是在地下党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校内也有三青团、国民党潜伏的军统、中统特务，但在强大的民主进步力量的威慑下，他们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窥测方向，干一些不可告人的卑劣勾当，一般是不敢明目张胆，肆意妄为的。

我第一次参加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是1946年6月13日，以浙大、杭高为主的杭州市大中学生“反内战、要民主”的爱国游行。那天上午，黑云压城，大雨滂沱，但长长的游行队伍，顶风冒雨，仍然走上街头。我们边走边喊口号，昂首阔步，秩序井然。沿街的群众都驻足注视，有的还热烈鼓掌，以示支持。使我非常感动并深为策励的，是年逾花甲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行走在我们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事后传颂一时，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1947年是中国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空前高涨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先后参加了三大学生运动：1946年底1947底初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抗议国民党政府在南京血腥镇压请愿学生的“五·二〇运动”；1947年10—11月发端于浙大的反迫害、争自由的“于子三运动”。尤其是“于子三运动”对我影响非常深刻。

“于子三运动”是由于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害而引起的、全国规模的以反迫害争自由为内容的学生运动。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爆发在国民党统治区最后一次震惊中外的学生运动，它为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敲响丧钟，像晨曦将临前的雄鸡一唱，向人们昭示着黎明的即刻到来。

1947年，解放战争出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先后被粉碎，失去战争主动权，陷入全面防御，我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进攻。蒋介石在军事上的节节失利之后，为了稳住后方，支撑前线，就不择手段，更加疯狂、残酷地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白色恐怖的乌云笼罩着整个国统区上空。

在浙江，国民党政府对富有革命传统，在全国学生运动中起举足轻重作用，又是我省爱国民主运动堡垒的浙江大学视如兵家必争的制高点。他们处心积虑，妄想夺得浙大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为此，对当时我省学生运动的领袖、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暗下毒手。

1947年10月22日凌晨2时，于子三、陈建新、黄世民和郦伯瑾四人在延龄路（今延安路）大同旅馆被国民党秘密逮捕。竺可桢校长得知后，即刻四处奔走，进行营救。到下午五时才查明是被杭州警察二分局捕去，《浙大周刊》随即刊出四同学被捕消息，全校为之震惊。

国民党政府蓄谋杀害于子三，他们一方面断然拒绝竺可桢校长的“保释”要求，另一方面故意拖延时间，违反“刑事拘留不得超过24小时”的法律规定。10月29日下午，于子三在浙江保安司令部监狱，终遭中统特务杀害。

1947年10月30日清早，东方未白，晨光熹微，沉重的钟声，如泣如诉，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宿舍外电灯也早早亮起来。我们在睡眼惺忪中猛见寝室桌子上早放着一张黄色纸张油印的“号外”，上面印着赫然醒目的标题：“这是什么世界？于子三惨死狱中！”

“一石激起千层浪”。噩耗传来，母校广大师生群情激沸，义愤填膺。9时许，学生自治会在“阳明馆”前面广场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大家首先静立为于子三烈士默哀三分钟，随后由训导长顾谷宜老师讲述几日来的交涉经过，及前一日晚上往狱中探视于子三死难概况，由于子三生前好友二人简介于子三的生平。最后由校医李天助大夫向大家汇报，他在29日夜偕顾谷宜老师、两个学生代表，一起陪同竺可桢校长到省保安司令部监狱，并亲自检验过于子三的遗体。

李天助大夫着重讲了三点：一、竺校长探视了于子三尸体，目睹惨状，当场晕倒，打了强心针，才逐渐恢复神志；二、他义正词严地呵斥省保安副司令竺鸣涛和中统浙室主任俞嘉庸，为什么不依法在24个小时之内将于子三移送法院？为什么监狱内会有于子三自杀的玻璃片？！于子三之死，他们应负责任；三、当他们拿出一张预先写好的检验证，上书“于子三在监狱里以玻璃片自杀身死”，要竺校长签字时，竺校长正气浩然，断然拒绝。然后在另一张纸上写下“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委实已死，到场看过”，签上自己名字，拂袖离去。李大夫仔细检验了于子三尸体和伤口，“根据现场观察，于子三不怎么像是自杀的”。李大夫在会前曾接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威胁警告，压力很大，但他仍坚持求是精神，忠于职守，如实叙事，用“不怎么像”这几个字，曲折隐晦地表达他在当时困难处境下的尊重客观事实，可谓用心良苦。

下午三时许，我们一千多同学，不顾政府的种种禁令，胸佩白色素条，满怀悲愤，毅然上街游行示威，队伍的最前面是于子三烈士大幅遗像。队伍到达省高等法院门口，法院惊惶万分，同意我们的要求：派代表到监狱慰问其他三位被捕同学。队伍沿着杭州最繁华街道临近上仓桥省保安司令部时，突然临时宣布戒严。经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据理力争，惊慑于学生的愤怒情绪，反动当局终于答应设置临时灵堂，让全体同学瞻仰于子三烈士遗容。

在于子三运动中，母校的师长，包括不少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拍案而起，坚定地支持学生运动。31日上午，全校70多名教授参加的“教授会”上，一致通过四项决议：一、发表抗议宣言；二、下月三日罢教一天；三、上书（蒋介石、行政院和立法院）控诉；四、招待记者，报告事实真相。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参加母校“教授会”的师长们，现在几皆不在人世，我们这些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也已届近杖期，垂垂老矣。然而师恩长在，教泽永垂，我们当年的师长，在学识和人品上都给我们留下了榜样，他们风范长存，将永远受到我们的深情缅怀。

于子三惨遭杀害后，浙大学生自治会先后发表了《告同胞书》、《再告全国同胞同学书》，并派出代表和申诉队到校外宣传申诉；浙大校长办公室向社会散发“于子三惨案经过”；竺可桢校长在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仗义执言；浙大“教授会”的《抗议宣言》；浙大“讲师助教会”的《抗议声明》；中国学联的《告全国同学同胞书》和《告海外同胞书》等等，使于子三惨案真相很快传遍国内外。一场“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暴行、反对屠杀青年”的反迫害、争自由运动迅猛掀起，由浙江大学发端的这场运动，发展成为有20多个大中城市、15万学生参加的浩浩荡荡的全国性斗争。

1948年3月14日，于子三烈士安葬在杭州凤凰山北麓万松岭南坡上。现在，于子三烈士墓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原载《浙江大学报》2002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