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我们希望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勇敢地负起责任。

——毛泽东

老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

但鸡永远飞不了老鹰那么高。

——列宁

做事三项原则：

讲事实，

讲道理，

顾大局。

1 迈入清华园

1959年9月6日，我带着行李、书箱，从山东莱芜来到北京。我被当时最热门的工程物理系录取。我乘迎新卡车进入清华园南门——一个农家小院似的小门，穿过一大片树林，看到“清华园”牌坊，又穿过一片正在修建的林荫大道，越过一个铁道口，才来到清华大学东区。报到后又服从分配到“物503班”——我最反感，也是最不喜欢的化学专业，即放射性专业的三个“和尚班”之一，六年制，1965年毕业。

在十号楼暂住了几天后，我搬入刚完工的12号楼424房间。我与来自北京的王维国、张毓霖，上海的陈家仪，四川的李达丁，沈阳的调干生宋肇远等8个同学同住一屋，四个双层床，四张对开的桌子。南腔北调的刚凑在一起，沟通起来有些困难。特别是四川的李达丁，只是呼呼大睡，几次问他怎么回事，也听不懂。宋肇远，原是某飞机制造厂的一个工段长，作为调干生，带着每月27元工资来清华学习，很快也都熟悉了。

上课第一天，早上食堂还没开门我们就去等着吃最喜欢吃的“蛋炒饭”。每月12．5元的伙食费，随便吃。刚从农村来到北京，我有种来到天堂般的感觉。

饭后急忙去第一教学楼上课，不巧，遇到火车。当时的校园被铁道分为东西两区，东区为新扩校区，大多数同学住在东区，而上课在西区，遇到火车通过，只能等。直到第二年才将铁路移到学校东面的五道口，原路基在1972年为迎接尼克松访华而修建成为南北主干道——“尼克松大道”。

清华大学的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是很活跃的，一入学我就报名参加了合唱队、舞蹈队、航海队。而航海队在工字厅后面的水木清华活动了几次后就解散了；又因为舞蹈队与合唱队的活动时间相矛盾而退出了舞蹈队。

由于准备“密云水库大合唱”的演出，几乎每天晚上排练，加上到处演出，经常是晚上十点以后宿舍已经熄灯了我才回来，大家都已经熟睡，我只好拿个凳子，在走廊灯下做作业。所以，大学第一学期的课余时间，几乎没怎么好好学习，这对主要需要理解力而不靠花时间记忆的数学、机械制图影响不大，但对需要时间和记忆力的俄语、无机化学等，则是有很大影响。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前两门5分，无机化学则只考了3分。记得数学考试在一教101教室进行，我当时感冒了，带着大口罩，坐在最右前方第一个，一道求解人造地球卫星轨道的试题难住了许多人，全班只有五个人解出来，所以只有五个人得5分。而俄语，则是念不出，答不上，课上经常被老师批评得下不来台。直到1961年底以后，努力奋斗半年多，于1962年5月通过统考，此时，全班只有12个人通过。

八达岭植树

入学不久，为了响应北京市燕山绿化和入校劳动教育的号召，我们三个班与“建五”三个班一起到八达岭植树劳动15天，其间我们搭帐篷住在八达岭内的三堡。这里是清华大学分管绿化的区块，学校计划在这里建一个点，所以我们还负责平整场地和修路。

八达岭植树

劳动是紧张而愉快的。每天扛着镐锹，背着树苗，翻山越岭，挖坑栽树，伴着歌声奋斗在长城内的山岭上。有时还伴着劳动号子填土挖方，运石修路。

植树劳动结束后，在学校大礼堂举行了总结文艺汇演。我们班表演大合唱，大家写词，我谱曲：

（领唱）长城起伏在高山上，

北风吹来刺骨寒，

羊肠小道难行走，

绿化尖兵前进在山腰间。

是谁

冒着风雨挥动铁镐，绿油油的树苗插遍山腰？

（合唱）是我们

绿化尖兵在挥锹抡锄镐，红色青年哪怕地厚山高！

（领唱）又是谁

背着树苗山间奔跑，踏出了山间小道？

（合唱）是我们

绿化尖兵在翻山运树苗，尖兵脚步踏出山间小道！

（领唱）你看那

悬崖峭壁，羊肠道要小心呐！

（合唱）我们都是英雄汉，不怕山高道路险，

为了绿化八达岭，一定把树苗运上山。

你看那绿树栽满了山间，

你看那公路弯弯地爬上山，

树是我们栽，路要我们开，

今天多流一滴汗，

明天绿荫盖满山。

这是我一生谱写的第三首歌曲。后来，1964年配合工化系体育“大跃进”，化502班的郑玉辉写词，我谱曲并编导了“体育大合唱”：

工化同学有决心，

来一个体育大跃进；

要让白纸填新画，

壮志凌云转乾坤。

要让白纸填新画，

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春。

……

都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

机械手测绘

进行原子弹材料的研究，许多试验都是强放射性的。强放射性实验要在“热室”中进行，必须要用“机械手”操作。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没技术自己造，也没钱买，好不容易从苏联买来一个样子，如获至宝，严加保密，不许人参观。

为了测绘复制，第一学期末，我与另外一位同学在保密的隔离室内进行拆卸测绘，其他同学则在外面画图。经过近1个月的工作，才完成全部图纸。

电弧锯——第一发明创造

1960年初，我们停课进行了技术革命运动。许多同学进行“自动绘图仪”的研究，我和李×同学被派到机械系焊接专业研制“电弧锯”。

当时焊接专业59级学生延长1年毕业，进行毕业设计，研究适用于东北寒冷地区的焊接车轮，即在车轮外焊接上几层，以增加车轮的强度和摩擦力。为了对其进行力学分析，需要将焊接的车轮进行切块，希望用电弧进行试样切割——研制电弧锯。

“一个旋转的金属圆片，与被切割的试样间产生电弧，而进行切割。”焊接专业的毕业生给我们交代说。

首先设计加工了马达带动圆片的旋转机构和供电系统，用手移动进行切割，发现电弧不稳，经常卡住，无法切割。又设计加工螺旋推进系统，使试样能匀速推进。

由于李×的身体问题，经常是我一个人干活、加班。虽然还是严冬，紧张的工作却累得我经常是满身大汗。一天晚上，我把棉衣、绒裤脱在实验室，去加工间加工到10点多，回来时实验室已锁门，我只好跑回宿舍睡觉，第二天早上跑过来穿衣服。

设备安装好进行调试。电弧刺眼，冷却剂用的是玻璃液，据说弄到眼睛里眼睛会瞎。又没有起码的防护，到晚上，眼睛疼痛难忍，大夫说是“电光眼”。第二天照样进行实验，直到眼睛实在睁不开……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实验成功。

成功以后，焊接车间又安装了直径1米的大型电弧锯。

***

1960年6月，原工程物理系的三个化学专业与原工程化学系（高分子专业）合并，我们就变成了“化503班”。

2 可怜的团支书

1960年，中央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的列宁主义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从而发起了全民大辩论，“学习三篇文章”的运动。

文章的核心是：帝国主义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民族解放运动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争论的焦点是：世界大战能否避免？

从中央到地方的普遍观点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

我的观点是：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我认为，如果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为什么我们还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战争，防止世界大战的发生呢？

我还引用了赫鲁晓夫的讲话，说明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受到多数人的反对和批判，我也受到了组织上的批评。我不得不做检查：没有与组织保持一致。但我想不通，我认为多数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这种批评延续了很长时间。新上任的团支部书记张×，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接过批评的“大旗”，揪住不放，经常找我谈话。

他的极左，对许多积极要求入党的人也是一样，也引起了许多同学的不满。对此，我向时任年级党支部书记反映了情况和意见。出乎预料的是，我刚开口，书记就劈头盖脑地，与张×一个腔调地批评了我一通。

我恍然大悟：原来张×的一切行为都是党支部书记的意思！

从此，我进入了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依靠组织，现在被组织批评。精神恍惚，神经错乱，年轻无知的我像大海航行中的破船，无处靠岸！陷入极大的迷茫之中！

为了自拔、自救，我决定全力以赴地投入学习，什么进步等等，都先不考虑！渐渐地，我走出了精神恍惚的阴影。

1960年底，毛主席发表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讲话，才纠正了极左的错误观点，国家进入困难时期，开始了纠偏运动。

此事，也反映到系党委，党委委员曹×来我们班了解情况，开了座谈会。会上，李×说：“亓平言，多好的同志，现在给整的……！”

曹×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张×下台了，反而受到了书记的批评。

“书记批评我了，让我找你谈一谈，征求你的意见，接受你的批评，我觉得很对不起你。”张×拉着我到校园东边的田地里对我说。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没必要再提了，好好学习吧。”我诚恳地劝道。

几天以后，他又找我，“书记又批评我了，还是让我找你征求意见，你还是给我提提意见吧。”他恳求道。

“咱们都是学生，以学习为主，还是集中精力学习。”我一再劝他。以后也经常在晚饭后找我谈话，我总是劝导他：

“张×，一定要把精力放到学习上，不要忘记，我们是来学习的。”我深沉而诚恳地劝道，“这事情也不全是你的责任，当时我曾经找过扈×，她和你一样观点，所以也不全赖你，党支部有责任。你没必要太过于自责。”

本来，此事是党支部书记同意他这样做的，应该主动承担起责任，大家皆大欢喜。相反，书记却把责任全扣在了张×头上，他想不通，又不能不接受，自然产生矛盾而忧郁的心情。

看到张×老是这样的苦闷、忧郁和彷徨，我担心他的身体。

不知过了多久，一天晚上，大家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我还在打蚊子。发现窗台上一个没被打死的苍蝇在四脚朝天挣扎，我赶紧又打一下，并喊道：

“这是谁没打死的苍蝇，要像打落水狗一样狠狠地打！”

第二天晚饭后，张×又找我谈话，“你昨天晚上说的‘打落水狗’，是说的我吧？”

我心里猛然一惊，叹息道：

“张×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怎么可能！”我惊讶地劝道，并一再解释，他还是不信。

“你再这样下去要出问题的，张×！赶快解脱出来！把精力放到学习上。”我警告他。

“真要出问题了”，我心里想。我赶紧找年级团总支的栾×反映情况，希望引起注意。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下午宿舍大扫除后，我与他从走廊里向寝室抬桌子，他却拉着桌子向其他宿舍跑，我大喊两声，他才醒过来。

“看来，他真是要出问题了！应该引起重视了。”我心里想。

一天课间从化学馆出来，走在四号楼前的路上，我再次对书记说：“我给栾×说过，张×的神经可能有点问题，你们可要注意！”

我几次的提醒没有引起警觉，张×一直是沉闷寡语，很少与人交谈。

直到1963年的“吐瓜子运动”他还在征求意见。

一天上午第一节课后，在大礼堂后的草坪上围成一圈开“吐瓜子会”。坐在对面的会议组织者赵依坚对我说：

“亓平言，你也谈一谈吧！”

“对，你给我提提意见吧。”坐在我右边的张×也沉闷地催促着说。我双手握着书放在腿上，向左一扭头：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没必要再提了。”

一来，党支部应该负责，不是张×的问题；二来，我很清楚张×的思想负担，不能再给他增加任何精神压力了。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系团委书记刘述理找到我们：

“张×跑到良乡401去了，你们去把他接回来吧。”

我与王学法赶紧去把他接回来。原来那里有一个他以前认识的女同学，他到达以后，借了邮电局的自行车，被门卫查到扣下了。

他累得筋疲力尽，回来的公共汽车上，一直躺在我的胳膊上睡觉。

从此，他的精神更加混乱，不得不派人盯着了。

一天，他要坐火车去良乡401，大家劝说不听，我与李晓阳只好跟着他进城，不知走了多少路，不时写个条子让路边的人帮助打电话告诉系里我们的位置。那时的人都助人为乐，一说情况都会帮助，记得一次是正蹲在地上修自行车的工人，一次是一个带红领巾的小朋友。

直到下午4点多钟，我们到达城东一火车站（今北京东站），让车站工作人员骗他说到良乡的火车还没到，立即联系精神病院来车接去住院了。

他出院后休学回家了。家中只有母子二人。

1966年₁1月“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病基本好转，又回校闹革命，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批斗原书记，并要求平反、复学。但是，由于当时不上课，要求也无法实现，由他的同乡奚×劝说并送回家了。

3 潇洒清华园

发“抑制信号”

1961年，我开始认真学习。这时，由于思想负担重，失眠又影响着我。一次，我到5号楼1楼校医院分部看病，等候期间，看到走廊的墙上的宣传广告，“……失眠就是兴奋信号战胜抑制信号的结果……”。我心里忽然一亮，既然如此，我干吗不发出抑制信号呢？想到这里，我立即决定自我治疗，退了号，回宿舍了。晚上，我躺在床上，合上眼，心里不断想着“发抑制信号，发抑制信号……”。果然，几天以后慢慢地就睡着了。半夜醒来，我也想着“发抑制信号，发抑制信号……”。时间一长，失眠就自然消失了。

从此，再没有出现过失眠现象。

“玉米授粉”

一天，同学李×对我说：“你会种庄稼吧？咱们在学校的空地上种点庄稼怎么样？”

“房前屋后，种瓜点豆”，家庭饲养，这本来是农村家庭的重要经济补充。但是，不知为什么，全国刮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思潮而被禁止了——这极大地加重了困难时期的经济贫困。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是靠这种家庭的小饲养、小种植生活的，不可能允许这样的极左政策。是谁鼓吹、推行的这种政策？

我对此风十分反感。一听他要种庄稼，很高兴，立刻回答：“可以啊。”

于是，我们俩在校内四区平房教室（今四号楼前）等的前后墙根种了玉米等作物。水、肥都不方便，曾经施过一次肥，但味太大，以后就不敢再用了。基本靠自然生长，当然长得不好。但还是收获了一些。

在此期间，我仔细观察了玉米的生长过程，发现是“异株授粉”。因为顶部的雄蕊花粉散落的时候，同一株中部的雌蕊——玉米须，还没有窜出来，已经不可能同株授粉了。由此，我也进行了一些人工授粉。

我曾写了一篇日记，记录了这一观察和分析。

量子力学和住院

1962年5月，俄语统考通过以后，我开始学习英语。此时，开始进入专业课学习，了解到我们专业是“轻同位素分离”，研究重水和为热核反应提供材料，我开始对“热核控制”感兴趣，故下决心将来进行热核控制的研究。为此，我开始进行研究的准备——自学“量子力学”。

10月，我突然被诊断为“肝炎”，不得不住院治疗，因为怕传染给其他同学。但是，我一直认为是在化工厂合成氨实习化学中毒造成的。

住院当天，思绪难眠，半夜到院子里散步，看到毛主席的“既来之，则安之”的语录，才安心住下。

一来住院，要补课，精力有限；二来量子力学自学实在困难，不得已只好放弃这一计划。

住院后两次检查都正常，1个月就出院了，之后又休息了1个月，前后耽误近两个月的课。教务科长两次劝我休学：

“休学吧，不然期末考试不及格也不好看。”

“不至于吧，可以不休。”我两次都肯定地回答。

最难学的是电子学、电工学。期末复习电工学，很多问题我不懂，特别是“矢量加和”，怎么也不明白，只好放弃了。

然而，考试时正好一道“矢量加和”的试题。看看其他几道题都不会，而且不会就是不会，没有思考的余地。我一算，只能得50来分，心里想：“这哪能行！怎么也得考及格！”于是下决心再做出一道题。

比较后感觉只有“矢量加和”有思考的余地，于是全力进行钻研。经过认真的思考，终于弄懂了。因此才勉强得了3分。

物质结构考了4分，而全年级近1/3不及格，老师对同学们说：“你们天天上课还不及格，人家亓平言耽误两个月的课，补补课还考了4分。”

另一门课考了5分。

养兔子

一天晚饭后，同宿舍的宋兆远同学买回一只大白兔，大家欣喜若狂。

“多少钱买的？”大家问。

“两元。好玩。一个老太太提着篮子在那里卖，我看挺可怜的，就给了她两块钱，拿回来了。”

“肚子这么大，有小兔子了吧？”不知谁问了一句。

“好像是，所以我才买的。”宋兆远高兴地说。

大家决定养起来。当时，我们住8号楼一楼靠南房，在窗户外的地上挖一个坑，找了一些树枝、草盖起来，又做了一个门锁上，每天捡食堂扔的烂菜叶喂养它。这成了我们宿舍的一个“副业”和取乐的焦点。

不久，果然生下7只小兔子，更增加了欢乐的气氛。后来，一场大雪把窝压塌了，我们只好重新搭窝，这时才发现兔子自己已经挖了很深的洞。

小兔子渐渐长大了。一天半夜，我上厕所回来，刚要入睡，隐隐约约好像听到兔子叫的声音，正是严冬，窗户关的很严，我赶紧起来走到窗前向外看，发现一只大白猫正在兔子窝上。忽然，从窝里窜出一只白兔跑了，“不好，快起来！一只大白猫把兔子给咬了！”我赶紧喊醒大家，并用力敲窗户，把大白猫吓跑了。

我们都来不及穿衣服，起来就窜出去了，发现好几只兔子在满园跑，我们赶紧分头追兔子；我一直追到西主楼北边才抓回一只……大家回来一清点，发现咬死了一只，伤了一只，跑了两只，实在可惜！此时大家已经冻得受不了了，赶紧处理好，用石头压住窝，就回去睡觉了。

无可奈何之下，大家不得不决定杀兔子吃。在宿舍对面一个破屋子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兔子打死，扒了皮，烧了一大脸盆，大家吃得真香！

落滴经验公式的理论推导

1963年大学四年级，我进入专业实验室做实验，看到刘老师与毕业生魏×发表一篇“落滴分析的经验公式”的文章，求得最佳“管径比”。

落滴分析，是利用不同重水含量的水滴，在装有其他不溶于水的溶剂的管子中，根据自由降落的速度不同，而进行重水浓度分析的一种方法。实验发现，落滴半径与管半径有一最佳比，其分析灵敏度最高。

我看了文章，发现是纯经验的。但是，这种公式，从理论上是可以推导出来的。水滴在其他溶剂中的降落，相当于流体通过球体的流体力学运动，这符合化工中的“斯托克斯公式”。于是，我先用斯托克斯公式进行了理论推导，再进行修正。

那时侯没有计算机，只能用计算尺计算，当然十分吃力。时间是紧张的。当时正值讲授放射化学选修课，记得我总是坐在最前面，一面听讲，一面记笔记，一面拉计算尺进行计算。不断改变修正项，最后终于取得比较理想的结果。如果有计算机，直接用实验曲线回归出常数项，效果会更好。

因此，从理论分析就可以求出最佳管径比，而不需要从实验中发现。以后，我曾几次向老师提出做些实验，以进一步验证。

遗憾的是这一有意义的工作，没有人指导和帮助，更没有人给安排实验，最后也未能发表文章。但是，它却给了我很大锻炼和学习。

有机化学考试

我对化学的学习实在没有兴趣，但是已经这样了，只能是硬着头皮学了。有机化学更是令我头痛的事，但是期末要考试，我不能不加油了。

只要我下决心干的事情，再难，也没有干不成的。我集中精力进行复习、研究，终于对所学内容了如指掌，并且把几乎所有的有机化学反应的相互关联，总结出了一张A3纸的大表格，所有有机化学反应的相互关系，从表上都一目了然。

结果，有机化学我考了5分，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考试完结之后，此表被同年级有机化学专业的徐为方同学看到，“哎呀！这表很有用，太好了。”他惊奇地说。

“你拿去吧，我肯定不会搞有机的。”我说。

“那好，给我吧。”

于是，就送给了他。

现在看来，这是一张难得的成果材料，它应该收集在有机化学教科书后面作参考。

水灾的考验

1963年全国大水灾，沧州附近的铁路冲坏了，南北交通阻断。暑假我回了山东，开学后却无法返校。很多同学，特别是新生，也都无法上学。没办法，只好绕道烟台坐船到天津再返校。

从济南上火车，火车行进得很慢，车内很挤，只能站着。很多是与我一样的学生，大家慢慢就熟悉了，逐渐就聚集在一起一块儿行进，并都推举我带队。

你传他，他又传他，都来找我，要一块儿走，大家对此次旅行心里都没底。到达烟台，我们聚集了共70多个人，北大、林大、天津的、石家庄的……

人多了，组织就是问题，凡是几个人一起的，就成为一组，凡是1～2个人的，就合到人多的组里，以便管理。很多是新生入学，带的东西比较多，也特别嘱咐各组加以照顾，统一负责行李。

烟台下火车后，让大家检查好东西，然后一起到联系好的一个小学住宿。清点了人数和行李，开了一个简短的全体会，主要是人和物的安全，我讲了注意事项和联系方式。并安排三个人去买票。

那个时候，社会绝对安全、稳定，在雷锋精神指导下，人人都为他人着想，不担心丢东西，丢了也能找回来，更不用说人身安全。确实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有求必应，助人为乐”的太平社会！

第二天上午，我让人多的两个组领头组织上船，我和东西少的一个组押后，一来检查物品，二来整理校舍，打扫场地，向学校表示感谢并告别。

到达码头，领头的同学正在船头等着我们，大家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人都到了吗？”我问。

“都到了，就差你们几个了。”

“东西清点过吗？”

“清点了，没问题。”

“太好了。”我高兴地与大家一起走进船舱。

上船后，看到大家都在一块儿，心里格外高兴，大家也兴高采烈的。

没有人晕船。到塘沽下船，照样按先后上火车，当我赶到火车上时，人、物都已经安排、清点好了；天津的几个同学也早就打好招呼，直接走了。

顺利到达北京。大家都依依不舍的握手告别、再见，互道“谢谢”。

这个火车上凑起来的小团体，就像亲兄弟一样，互相关心、照顾。

几天后，我收到了他们的感谢信。

4 虹吸流量计——第二发明创造

1964年10月开始进行毕业设计。我们10个同学一起进行“液氨精馏法生产重水”的工艺试验。该试验已经由63级、64级进行了两年，由于流量测量和系统稳定两个问题不能解决，使试验无法顺利进行，一直未能完成任务。

我被分配研究“流量的标定”。如果解决不了，试验将无法进行，也无法进行试验数据的处理。

虹吸流量计

该试验是在高压密封体系中进行，用转子流量计进行流量控制，需要对其进行流量标定。过去选择的是虹吸流量计法，但一直没有解决。

虹吸流量计，教科书上都有原理说明，是一个容器下端通一根管子绕到容器上部再流下去，利用容器体积和虹吸次数计算出实际流量。

实际使用起来有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连续流的测量，准确度极差，无法使用。

我仔细观察研究，发现一次虹吸完之后，管子里的液体排不干净，下一次，不等容器充满就开始虹吸了，使得每次虹吸体积不同，而且相差甚多，当然无法使用。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每次虹吸完，管子里的液体要排干净。

如何排干净？这就要弄清楚“为什么排不干净”。每次虹吸完时，随着管子里的液流尾部移动，需要有空气进入填充。由于是连续流，空气还没有填充完，新的液流就流下来，随空气进入管道，形成一段液、一段气，遗留在管道里，增加了流出的动力，下一次虹吸时，液体没有充满容器就达到了流出压力而开始虹吸，故每次虹吸的体积不同。

为此，要设计一个特殊结构，在管子里的液流未流完以前，保证空气的畅通；在此时间内新流下来的液流要有容积容纳，而不让进入管道。在这个观察、分析、设想之下，我设计加工了新设备，一次干净利索地实验成功了。

两年没有解决的难题，成功地解决了。它的奇特的设计结构使人感到奇怪！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一副所长参观后感到好奇，带回去一个样品研究。

系统稳定

影响系统稳定的关键，是流量测量不稳定，测量问题解决了，系统稳定问题就迎刃而解。

影响系统稳定的另一个问题，是精馏塔回流管道里存在虹吸结构，使系统产生脉冲流，冲破了塔内填料上的液膜，破坏了系统平衡。排除了虹吸结构的管道设计，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以上两个问题是两年来试验不成功的主要障碍，问题的圆满解决，使试验顺利进行，最终出色地完成了试验任务。1965年底，化工部召开了技术鉴定会。

中试设计——八通阀争论

工艺试验成功以后，由我负责进行了中试设备设计。由于管阀件复杂，想设计一个八通阀，以简化设备。

八通阀采用双层四孔的设计，大家都认为设计合理，没问题。但是我一直存在怀疑。全体人员进行方案讨论。

“不对，八通阀有问题，达不到目的。”我提出。

“没问题，能行。”老师和同学都异口同声地说道。

“你们仔细想想，不行的，孔间密封距离不够。”我坚持说，并进行了解释。

不管我如何解释，大家都不理解，坚持说没问题。

又是一个人对全体的争论！最后，没人理睬我，他们确定了设计方案，就宣布散会了。我赶紧拉住一位王老师到黑板上仔细给他画图讲解，他恍然大悟，“对，对，不行。”此时，大家已经都走了，王老师赶紧跑出去拉住走在最后的李老师说：

“亓平言说的对，有问题。你来看看。”王老师给他仔细作了讲解。八通阀的设计就这样被否定了，只好用8个阀门组成系统。

……

毕业设计结束，进行了总结，选择我和另一同学在全班进行了汇报讲演。

***

在分配志愿表中我写到：

为祖国，誓把身献，

为科学，誓攀尖端，

虽能力有限，豪气冲天，

任到何处去，均为本愿。

宣布留校后，两个同学都对我说：

“你留在学校，这辈子就毁了，你斗不过知识分子，他们会整你的。不如到工厂，从厂长做起，保你将来到中……，起码做个……没问题。”

真让他们说准了！但我还是想献身科学研究……

5 汗洒清华分校——资本主义经营点

根据60年代中期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决定进行三线建设，把一些重要的企业、科研等部门及厂搬到祖国内地，一是加强内地建设；二是备战需要。由彭德怀任总指挥。

根据中央这一部署，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内燃机厂）搬到四川绵竹称为“401工程”，四机部几个厂搬到四川绵阳，并于1965年1月，决定在四川绵阳清义镇建设清华大学分校，称为“651工程”。分校共设力学、无线电、化工三个系，吉林大学的物质结构教研组也搬过去合并到化工系。

我被分配留校并直接到分校报到，当年共43个毕业生分配到分校。

由于准备化工部“液氨精馏法生产重水”技术鉴定会的材料，我先在学校工作了一个月。1965年9月20日，我到达四川绵阳清华分校。先到设计室进行暖通设计，之后于₁1月到毛儿沟石场，负责工地的石料工程。

分校主楼101窗台以下的设计，是用石头砌成，石材全部在毛儿沟石场开采、加工后运过来。我到达时开采已经结束，我的任务是按图加工、运输和垒砌施工。

毛儿沟——资本主义经营点

石工大部是来自于附近几个县农村的散工——农民工，实行的政策是计件制。他们提出希望月工资制，这是当时的制度。经汇报研究，这是不可能的。除了单独做工作外，我召开了全体会议，进行动员说明：

“……咱们这个地方，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个资本主义经营点，不可能实行工资制。”我给他们报告道，“为什么？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决定的，我们现在的社会状况决定的，我们开石场，你们在这里打工，按要求加工，合格一块，我收一块，风险共同承担：加工不合格，我不验收，你没有工钱，石料也不让你赔。……”

石工们分散地住在山沟里的各个小村落里，每天晚上我都要到他们住处做工作，了解生活情况，帮助解决生活问题。在漆黑的夜晚，有时只能躺在田埂上看山头形状判断方向。

飞车摔悬崖

1964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传到了工地，对散乱的石工的来历需要进行清理了解，我开始到各县、乡、村一一调查。

那时的社会主义中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有求必应，助人为乐。去一个个的小村庄调查，交通就是个问题，大多数行程都没有公共汽车，都是靠半路截车、搭车，虽然过路车辆很少，但只要你伸手招呼，都会停下来让你上，从不问干什么的，只问你到哪里，可以搭到哪里。

有时每天1元2角钱租一个自行车，到处跑。到哪里骑不了了，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放，翻山越岭去调查几个小时后回来，车也不会丢。

一天，我骑车从遂宁去安乐附近，中间有一段正在修路，刚铺好路基，都是圆石，中间无法骑车，只好勉强从路基两边不足30厘米宽的很窄的人行小道上骑行。左边是陡峭的山壁，右边是6～7米深的悬崖。开始在靠山壁的左边安全骑行，但是经常有山壁上掉下来的石块阻挡。又要赶时间，不得已，只好冒险在悬崖边上骑行。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为了赶路，也只好冒险。

正行间，忽然前面两块小石头挡住去路，中间只有10厘米宽的空隙，怎么办？我毅然决定：对准，冲过去！车到跟前，哇！没对准，赶紧下车！不好！身体重心已经向悬崖一边歪了！

“这还了得！这么高的悬崖，如果倒下去，自行车再砸下来就没命了！不行！不能倒下去！不要慌！”我心里想着。

说时迟，那时快，我两手向右一拨车把，骑下悬崖！前轮一下悬崖，身体就水平了，两手立即向右一推车把，来了个“鞍马”动作，用力把自行车推向右边，防止砸到身上；我跳下去，正巧悬崖中间有个突起，缓冲了一下我的臀部，滑落到地上，赶紧爬起来，扭了扭腰活动一下，发现没有摔伤，只是左手腕磕破了，赶紧用手绢扎住。

我环视了一下，“哎呀！我的妈呀！周围全是大干树叉！”自行车砸到树上掉在地下，只有我落地的这4～5个平米是空地！！如果我掉在树上，肯定会让树枝扎死的！真是大难不死！

我一看，四周渺无人烟，自行车也摔坏了。爬不上去，只好扛着车，沿着悬崖壁在树林里往前走，……忽然，“哎号，吆号”的号子声，越来越近，我喜出望外，有人了！赶紧放下车等着。

“同志！”我赶紧喊着。

他们抬到我上边，放下抬着的石头，向下看着发呆，“哪里窜出来一个人？”他们奇怪。

“你这是从哪里过来的？”一个人问。

我笑了笑说：“骑着车从那边掉下来的！”

“啊！？”

四个人都惊呆了。赶紧解下绳子把我吊上来……

***

此次调查结果没有发现偷、贪、坏、逃的人，可以安心雇用石工。

跳车

4月，开始进行101主楼的垒砌施工。由龙门公社石工队的十几个石工为主，聚集其他农民工一起，共60多人共同施工。

这是五层楼的基础，责任重大，施工质量是百年大计第一位的，如何保证？

施工第一天，我一再嘱咐、交代并亲眼盯着，“不行！石头之间要填满水泥！”我严厉命令道。

有的只好让他们返工。我深深感到：“你们砌完走了，将来出了质量问题我可是要蹲监狱的！”这样无法保证质量！

于是又从工程科调来大批青工，进行监督，并用竹板向石缝里填充水泥，以保证质量。

一次，我去绵阳城里办事，回来时搭乘工地运砂的翻斗车。路上一个大推土机挡着，无法超车，司机急得没办法。好不容易挨到进工地的岔道，司机才飞快地开起来。可是，已是中午，我要到路过的石工驻地下车，司机减速，我正向下爬，车又加速了，我怎么喊也不停，“看来司机一路上气急了，刚开起来不愿意停。到工地再回来要半个多小时，干脆来个铁道游击队的爬飞车吧！”

我一跃身跳了下去。不料，光想着“一落地就向前跑”，左腿用力过早过猛而造成“外侧韧带撕裂”，疼痛难忍，腿伸直时小腿可以向内弯30度角。绵阳中心医院的大夫要我立即做手术接韧带，但我坚持不同意：

“不行！膝盖皮包骨头，万一动了神经，就完了！先养一段再说。”

“那好，将来到北京去手术也行。”大夫无奈地说。

“伤筋动骨100天”，短时间是不可能好的。但是，工作不能耽误，第二天，我就拐着腿上工地指挥了。

由于施工人员散乱，都是临时凑起来的，只有几个人干过垒砌的工作，只能靠强力的组织管理和命令来保证质量。

千斤重担压肩

墙渐渐高起来了。石头有大小几种，大的1千多斤，四个人抬着上跳板很困难，只有几个工人能干。

一天，我看到刚砌好的石头，跳板一压就活了，影响质量，就指出：

“上跳板不能把砌好的石头踩活了。”

“这么重的石头，脚哪有准。”工头说。

“那也不行，会影响质量的。”我强调道，“你抬抬看看！”工头将我的军。

“怎么？你看到我的腿伤了，将我的军？”我不客气地说。

“有本事你抬？”工头更牛了。

“怎么？要我抬给你看看？”我反问道。“好！来，我抬给你看看！”我接过杠子，抗上肩，“来！”

“不行！不行！亓老师！”“你的腿危险！”设计代表和在场的人都劝说道。

工头不说话，石工们当然认为我抬不了。我知道，如果我不抬，就压不住阵；抬上去，今后谁也不敢不听。想到这里，更坚定了信心：露一手给他们看看！

“没事，来！起！”说着，咬牙抬着上了跳板。在场的人吓得直咧嘴。

“小心！别踩活了砌好的石头。”我一面咬牙抬着，一面喊着——这是我的目的。

“棒！”放下石头，工头伸着大拇指微笑着说。

“你将的军！”我笑了笑回答道。

从此工作更好做了。终于顺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几个月后，我的腿也渐渐好了。

6 “文化大革命”——观战而不参战

启动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拉开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预感到一场史无前例、天翻地覆的运动即将开始，其来势凶猛，难以想象。

远离北京的清华分校，一切都滞后，当然还没有行动。

夜晚，我从工程科拿出一把藤椅，朝山下坐着，俯视着山下的工地，遥望着对面一个个山头，闷闷地沉思着：

“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到底要干什么？这样发动群众固然好，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生活；但是，国家的现状，人民的觉悟、素质还这么差，水平这么低，看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必然会出乱子的，……”我苦苦的思索着，“如果过几年，人民的觉悟、素质提高了，这样做未尝不可，可现在不是时候……。”

连续三个晚上，我认真地思考着同样的问题，我无法理解，看来只能走着瞧了。经过深思熟虑，我给自己定位是：

观战而不参战。

……

很快大字报就贴开了。

不久传来消息：学校派进了工作组。

“为什么要派工作组？应该让群众自己开展斗争，自己锻炼！”我很不理解。

紧接着，工地的几个领导都被斗了，还戴了高帽子、游街。

“嗯？怎么这样？向学校学的？”我心里纳闷。

看到此情此景，心里非常反感！感到岂有此理！“走资派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能用旧社会对敌人的做法来处理呢？而且不能一概而论地都批斗了……”

我继续紧张地进行着我的工作，什么活动也不参加。

“亓师傅，这是我们给你写的大字报，你看一看吧。”我部下的同志，拿着写好的大字报给我看。

“不用看，贴出去吧！”我对他们说。

最后还是没贴出。

反蒯运动

7月8日，分校全部人马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

乘坐的汽车路过大礼堂，看到满园的“反蒯”大字报，感到奇怪。

蒯×，1963年考入化工系。1963年底我编导“体育大合唱”时他是乐队伴奏的。可是“斗走资派怎么反起他来了呢？不管有什么问题，也不应该，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我暗自想。

于是，我与陈×一块写大字报，暗示“反蒯是方向性的错误”。形势所迫，不能明说，陈×不同意那样写法，我说：

“没事，有问题我负责。”我不容分说地贴出去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几个人看了大字报提出质问。

“就这个意思！随你去想。”我干脆而肯定地回答。

看的人越来越多，七嘴八舌地质问“什么意思！”。

我反复地说“就这个意思！”因为我不能明说“反蒯不对”。问的人太多，我只好回宿舍了。

被人问得下不来台的陈×气乎乎地跑回宿舍，用手指着我狠狠地说：

“今后再也不与你一块写大字报了！”

“没事，你放心吧！”我笑嘻嘻地安慰他。不敢给他明说。

“行了，就这一次了！”他生气地指着我。

***

很快，教育部决定分校“急刹车停建”。

我坚决反对，要求“盖顶断水后再停建”，以免风雨冲刷损失太大。我们给周总理写信反映此事，但教育部很快下达了停工命令而给总理的信未能发出。

同时撤销了分校的编制，各自回系参加运动。

我被教研组选为“文革小组组长”，教研组原来的干部都找我作思想汇报和书面检查，我回答：

“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以前的问题概不计较，自己参加运动，结束以后再来总结。”

中央制定了“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其中“要文斗不要武斗”一条引起大家争论——谁都不理解，干吗还会武斗？

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远见！斯大林说：“领导就是预见。”作为政治领袖，应该预见到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发生后的后果，以及如何预防可能发生的问题。否则，就不能说是一个政治家。

被工作组扭曲的文化大革命——斗黑邦

8月24日的“8 · 24红色风暴”实际是一个斗黑邦的恐怖行动。这天下午，在西大饭厅，召开了批斗黑邦的大会，在工作组的引导、示范、教唆下，学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做法，在舞台上把原党委副书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台下群情激昂，一片喊好声。

我远远地站在最后面观战，看到此种情形，心中一阵难受，我担心的问题终于发生了！散会后回来的路上，我忧愁地沉思着慢慢走，有个同志情绪激动地从后面赶过来，我对他说：

“简直不像话，怎么能这样搞法！”

“什么？”他问。

“哪能这样做，不应该把他们当敌人对待！”我说。

“怎么不对？革命行动！好得很！”他挥动着拳头，慷慨激昂地说。

“不对，不对，不能这样做法。这就是我一开始最担心的，人们的素质太差，必然出现偏差。”

“什么偏差！？就应该这样！”他不服气地说。

“什么年代了！还用二十年代斗地主的方法！简直是……”我很反感。

“就应该这样！”他慷慨激昂地重复着说。

我摇摇头，还能说什么呢？

当晚，红卫兵组织所有的“黑帮”拆掉了“清华园”牌坊，并在鞭打脚踢下搬运砖石。我听说以后，赶紧前去观望：“黑帮们”一面搬着沉重的砖石，一面心惊胆战地忍受着夹道监督的红卫兵的鞭打脚踢。我正好看到我们的系主任汪×也被谁抽了一鞭子！

历史文物被拆，很不应该，这样鞭打脚踢“黑帮”，实在残忍！我心里十分沉重！

我赶紧回来告诉曹×，并电话红卫兵总部。乔×（外交部长之子）接的电话。

“为什么把‘清华园’牌坊拆了？”

“建毛主席像。”乔回答。

“这是历史文物，清华园的象征！不应该拆啊！”我说。

“不要。”乔回答。

“那也不能让‘黑帮们’搬！既然是建毛主席像，为什么不让红卫兵搬？”

我只能这样说，不敢说“对黑帮们太残忍了”，否则会被说成“立场有问题”。

……

大串联

1966年10月3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公开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发生了质的变化，全国大串联开始了，吃住、坐车都不要钱。

三种人在串联：闹革命的，游山玩水的，还有社会调查的。

我与李×、龙×、戴×四人以社会调查为目的，到当时国家工业最发达的东北地区进行串联、调查。先后参观了沈阳重机厂——当时少有的一个重工厂；小丰满水电站——当时唯一的一个水电站；第一汽车制造厂——当时唯一的一个制造厂；长春电影制片厂——最早的一个制片厂；等等。先后到达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烟台、青岛。

10月24日，我们到达沈阳。一早，刚下火车，走在沈阳火车站第一站台上，看到停着一辆火车，车门关着，里面拥挤不堪；站台上挤满了人，都盼望着能上车，火车顶上也坐着许多人，车厢之间也站着人……站台上的人，愤怒地吵着：

“打开门！”“凭什么不让上！”…

已经十多个小时了，火车开不了，人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极点，矛盾一触即发。

看到此景，龙×忍不住去打抱不平，冲向前：

“开门！开门！再不开门就砸了！”说着，挥动着拳头冲向车门……

一见此情景，我赶紧用力大喝一声：

“龙×！”

他挥着拳头回头一看，我赶紧摆着右手命令道：

“快回来！不能这样！”

他犹豫了一下，回头挤出人群。

“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个人带头，一场打砸惨剧可能就会发生，你怎么能带这个头！？”我解释道。

他想了一下，笑了笑说：“是，是，很危险。”

“即使你不砸第一拳，有人也会砸的！你能负这个责任吗？咱们解决不了。”

……

沈阳到长春不远，但火车却运行了很长时间。车厢里人满为患，人们挤靠着站着；靠背上、行李架上、……哪里都是人，无法忍受，我们不得不在长春的前一站挤下了车。

10月31日，到达小丰满水电站，却不让参观。我们来到下游河床，看到滚滚河水，不由得引起了游泳的念头：横渡。已是寒冬，我打赌游了二十多米，肚皮被水下石头划了一下，河水太浅，吓得我赶紧回来了。

哪里都是人山人海，混乱不堪，一路艰难历尽。

青岛火车站

大连坐船到烟台，又乘火车到青岛。一下火车，突然感到很清静。

“这里车少，真好。”大家都这样说。

出了车站，发现纪律井然，没有任何混乱的样子。

“嗯，这里怎么这么清静？”大家都感到奇怪。

……

上火车了，我们一大早就去排队等候，排在最前面。

不一会，来了一个工作人员，清点了人数。

“你们十个人再来两个人是一个班，选一个班长，谁当？”

我们都愣了，“还选一个班长？”大家都感到不知如何是好。

“亓平言当吧！”同来的戴×破口说出。

我忽然理解到秩序井然的原因，原来是这样组织的！所以我也不推脱，就这样当了第一班的班长。

“那好，你就负责你们班的秩序。”工作人员交代完就走了。

很快，三个班成立了。工作人员把三个班长叫在一起。

“你们三个推出一个排长，谁当？”

大家都不说话。

“就你当吧！”工作人员看着我说。

其他二人同声说同意，我也不推辞。

“你们班再补个班长。”

就这样，后来我又当了连长。

……

“×××次车要上车了，所有干部都跟我来，去欢送他们。”工作人员过来说。我们跟着他，连同其他车次的干部，排在两边，鼓掌欢送上车的人。

“啊，原来可以这样组织！”我感慨地想。

我们上车了，同样被夹道欢送进车站，一个跟一个，秩序井然。列车员数够一个车厢的人数，另一个列车员又把后面的人带到另一车厢。进了车厢，列车员看着，一个一个地自动挨着号码坐，没有一个人抢靠窗户的座位。

我感慨地想，“全国的火车站都混乱不堪，唯独这里如此好！难道人们在其他地方都是不守秩序的坏人，一到这里就都变成好人了！？”

大家也都在议论着。

“事在人为！”我沉思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人都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们下决心去做某件事，没有做不到的。”

这给我一生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月逆流”

为了躲避教研组对我任“教研组文革组长”问题的纠缠，1967年1月，我随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往郑州串联。

到达郑州，看到运动冷冷清清，干部都被打倒了。经过调研，发现造反派的极左思想和行为是主要矛盾。于是，公开提出“反对极左”，对干部要区别对待。

这很符合我的思想，也符合当地群众和干部的意愿，因此，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这却引起了造反派的坚决反对和强烈对抗！开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引起了一些小的武斗。

胜利返回北京以后，“中央文革”却来了个“反二月逆流”！陈毅、谭震林等老帅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搞法，被“中央文革”定为“二月逆流”！

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了，却又搞起什么“反二月逆流”！真是莫名其妙！

我只好开始我的学习计划了！

揪军内一小撮

1967年5月初的一天，我正坐在宿舍里看书，同宿舍的张×从外面跑进来，心情激动地说：

“咳！揪军内一小撮啦！”“什么？”我核实似地问。

“开始揪军内一小撮啦！”他仍激动而兴奋地重复说。我气愤地右手一拍桌子，站起来狠狠地说：

“祸国殃民！”

张×一听，愣了一下，随后用手指着我狠狠地说：“你！？”

“就因为有强大而稳定的军队，毛主席才敢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摇了军队那还了得！”我气愤地对他说。

“军队里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必须搬开！”他激动地说。

“胡说八道！”我也很激动地。

“‘中央文革小组’刚发了指示！”他坚定地说。“岂有此理！”我又气愤地拍了一下桌子。

张×指着我说：

“好啊！你敢说‘中央文革小组’岂有此理！？”“本来就是岂有此理！”我毫不客气地坚定地说。“你！你想当反革命！”他喃喃地、狠狠地小声说。“什么反革命！简直是……！”我气愤地。

这使我很伤心。文化大革命本来应该收尾了，可又来了一个什么“揪军内一小撮”！看来，一时还结束不了，怎么办？

正好四川分校需要人，我借此躲开，而且不想回来了。于5月7日去了四川分校。

7月，张×一伙人串联来到四川绵阳军分区“揪军内一小撮”。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一天，我正在分校进行上水工程，他们来到工地，张×生气而不耐烦地指着我狠狠地说：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促生产！”

我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严肃认真地说：

“我给你说过了，你们这是祸国殃民！”

他指着我，气得说不出话，离开工地走了。

我为了分校建设，也为了工地二百五十多人的身体健康，继续艰难地进行着我的上水工程。

“揪军内一小撮”运动，引起了全军的反对，也引起了全国许多人的反感。

不久，主席讲话，停止了这一错误的运动。

7 第一战略战役——人事分配

1967年5月7日，受学校委托，一行6人，由红卫兵金×（力02班学生）带队，前往四川绵阳清华分校（651工地）。我、戴×与金×、刘×两个红卫兵四人负责人事分配。

工地原有500来人，已经分走了一半，还剩250来人，计划留下80人，其余人要离开工地。

“文化大革命”中的651工地，由于停建，250多人在这里每日无所事事，人心浮动，纪律涣散，甚至为所欲为，打架斗殴。原来两个负责人徐×和查×，吃够了苦头，被打，被摔交，眼镜被扔到地上踩碎……更不用说天天纠缠着要借钱，借粮票……无所不有。有的人挖农民的红薯、玉米等煮着吃；把好好的床板、竹子给烧了；路灯全都当靶子用弹弓打碎了，等等——对工地的破坏性太大了！这也是分配任务的原因。

我们到达以后了解到这种情况，看到这种景象，感到无法进行人事分配，否则会出事，甚至出人命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我坚决反对现在进行分配，也得到多数人的理解。

不料，我的意见立即传到群众中，“就是那个黑大个不同意我们走”的传言，很快传回到我的耳朵里。

群众中有一批人是坚决要求立即分走的，因为他们都是学徒工，每月十几元钱工资，30斤粮票，不够吃喝，工地又无事干，当然想赶快换新单位干活。

“听说你不同意我们走？”第三天晚饭后，正走在宿舍门口，后面有人向我说话。我心里一惊，回头一看，气势汹汹的面孔展现在我的面前。

“你听谁说的？”我含糊地问。

“是不是吧！？”对方气愤地质问道。

我心里有点害怕——工地这么乱，我又刚到达，还不了解情况，引起公愤就麻烦了！但是，纸里包不住火，早晚要公开的，特别是涉及他们的亲身利益。“怎么办？”我心里盘算着，斗争着。

看来掩盖是不行了。干脆，针锋相对，公开阐明我的观点！“你说哪？”我反问道，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问你哪！”气愤之声。

“好厉害！”我心里更虚了！这时又围上来几个人。“看来你们都有意见？”我轻声问。

“当然有意见！”几个人异口同声地。

“那好，咱们坐下谈谈吧！”我强打精神说。

为了工作方便，一到工地我就住在工人宿舍了，宿舍是平房，很小，无法坐人，只能就地坐在门口的地上。一坐下，我就被越来越多的人围住了！

“你叫什么名？”我指着最先问我、最气势汹汹的那一个人。“张大强。”他回答。又问了几个人。

“是啊！我是反对现在马上分配！”我心里一横，干脆与他们针锋相对地说明！“工地这么乱，怎么分配？你们说说看。”

“你有吃有喝，我们呢？”咄咄逼人的声音！我沉默了一会儿，“大家都想走，工地怎么办？”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谈！

“我们管工地干什么？我们走我们的！”他们七嘴八舌地说。

“是啊！问题就在这里！让你走？还是让他走？总得留下一部分人！”我忽然觉得有一点道理可以说！

……

就这样，每天晚上在同一个地方，一批一批的人围住我进行辩论！一连几天，我心里越来越有底气了！他们的气愤也越来越小了。

“首先，大家要齐心把工地搞好，不能这么乱，团结起来，打击那些歪风邪气！其次，要联系单位，没单位要人，你们往哪里走！？现在到处这么乱。”

是的，没有单位要人，往哪里走？这一点，谁心里都打鼓！

经过第一个回合的斗争，我发现他们不仅渐渐接受了我的观点，关系好像也亲近多了！

此时，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利用群众对原领导人徐×等的激烈意见，组织对他们进行批判，不仅可以组织群众，而且可以取得群众的信任。但是，那样做太冤枉他们了！这近一年的时间，他们也太苦了！不能！绝不能那样做！

一天晚饭后，天还很亮，好多人又围住我聊天。“你是山东人？”谁问了一声。

“对。”

“山东人都会打拳，你也会吧！？打一个给我们看看。”张大强带头说，其他人都哈哈一笑。

我心里忽然一亮，会打拳，这很有用！这里这么乱，会打拳可以压压阵！“怎么？你们想看？”。

我打了一阵“长拳”。

“你们想学，我可以教你们。”一阵笑声。

***

经过这一阵的辩论、斗争与了解，我渐渐理清了思路，明确了方向，制订了我一生的第一个战略计划：

——用半年时间，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统一在我的绝对领导之下，树立起绝对威信，完成人事分配任务！

“用什么统一大家的思想？”我一直在想，“只有毛泽东思想。对！只有这样！’

一是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二是做几件事情，组织大家；三是找机会打击歪风邪气！

形势已经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了，只能迎风而上！

“亓师傅，你小心点，他们有人想害你。”同宿舍的小丘小声告诉我。“不怕！”我高声说，“谁愿来就来吧！”

嘴上这样说，心里还是很小心的，从此，我在床头上准备了一根棍子。

“看来，前几天打拳给他们看还是有用的！”我心里想。

我一直在寻找机会组织大家，不能只是三三两两地做宣传。机会终于来了！——麦收！

“组织全厂人员帮助老乡麦收去！”我向领导们建议。

“什么！？自己的活都不干，怎么可能去收麦子！？”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

“不！不一样，主要是搞点活动，组织大家。”我坚定地说。“不可能组织起来！”

“有办法！”我自信地解释道，“每天干半天，去的人每人一付手套，每天补助二两粮票；月底了，有的人可能粮票不够了，可以借给；但是，要三个月内还清，不能老这样下去！”

大家听后，半信半疑地同意了。

我是征求了群众的意见才这样决定的。但是，几乎一个不漏地全都来参加，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行！有办法。”领导们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还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一直在工地负责的徐×奇怪地笑着。

“重在组织活动！”我认真地解释道，“使大家的心慢慢地收拢。”

“同志们！今天大家都来了，很好，说明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是我早就计划好的：利用这次机会给大家作个小报告。

“工地二百多人，不能二百多条心，大家要一条心！才能做好工作，才能生活得愉快！二百多个人，不能二百多个思想，只能一个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我郑重地、认真地、像敲打着每一个人的心一样地讲着，“大家只有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才有力量……”

我讲了一刻多钟大家听着并不新鲜的讲话，但是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因为都希望改变现状——人心思治！

之后，我宣布了计划和奖励办法，大家都很感兴趣，特别是“借粮和消灭借粮”的计划，都心服口服。

尽管三天麦收，人一天天减少，但是组织是成功的，目的达到了。工地的气氛逐渐在改变。

***

来工地不到一个月，戴×看到工地乱哄哄的，无法，也不可能进行人事分配，就回京了。

“人事分配由亓平言负责吧！”金×在会上说。

“不行！不让他负责，我负责！”刘×抢着说。

我没说话。过了一会，刘×对我说：

“你回去吧！”

“不！我不完成任务是不会回去的！我看着你任务完成了再回去！”我坚定地说，“不过，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很多人说的不一定是真心话！”我警告道。

“不用你管！我自己干！”刘×毫不客气地说。

“那好，我看着你做。”我无可奈何地说。

不到一个月，他就公布名单了！没与任何人商量。结果，让走的坚决不走；不让走的非走不可！全乱了！刘×一看不好，留个条，借了伙食费买火车票回京了！

***

我只好宣布名单作废。一切再从头开始。

我想，要先找点事情让大家干，思想还不统一，还没有建立绝对权威，不急于分配。

当时，大家喝的是灌溉渠的水，老乡们经常在渠里面涮马桶，水很脏，人们都面黄肌瘦的。地下水井早已打好，只等安装。我下决心组织大家完成这一艰巨而又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经过近三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于阴历八月十五日晚6点15分，喝上了新的地下水！

通过这一工作，逐渐树立了威信，建立了信任，也建立了感情。其间，打击了两个歪风邪气的小团伙；妥善解决了炊事员罢工的问题，缓解了膳友和炊事员之间可能发生的“打群架”的危机；又小心翼翼地防止了男女之间“打群架”的可能。加上成功地组织了“651保卫战”，工地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亓师傅说的”，也成了大家判断是非的标准；“亓老师好干部”、“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也时有耳闻。

逐渐开始了分配的准备工作，一一进行了摸底谈话，并逐步确定了调走人员的初步名单。很快叫来了调入方——四川绵竹东方机车车辆厂的人事人员。到₁1月中，双方基本确定了名单。

“有几个人我们不要！”调入方的房师傅突然提出，并点了几个名字。我一听，是两个团伙中的人。

“房师傅，你这八级工老师傅提这个问题，让我怎么说啊！”我感慨地、深情地劝说。

“不行，不能要！我们了解了，这几个人太差，打架斗殴……”对方坚持着。

“这几个人表现是不太好，但是本质上没有问题。主要是‘无事生非’，无活干，无人管，小孩怎么保证不出点问题？在这里只能更糟糕；你们那里那么多师傅亲自带，亲自管，不会有问题的。这一点就算发扬点风格，帮我们解决个难题吧！”我恳切地劝道。

“不行！这种人我们也不好管。”房师傅坚持道。

“房师傅，你知道，如果你不要，就等于是给他们一个极严厉的处分！叫他们一生都不好做人啊！这对他们太不公平了！因为我们拿不出任何证据说明他们有问题。他们都是青年人啊！房师傅，要珍惜他们，不要过火打击他们，我们对他们的批评也要适可而止！说实话，单位把他们搞成这样，是很对不起他们的！换换环境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我苦口婆心地劝说。

又经过一翻交涉，对方还是坚持不同意。

“这个工作咱们前后进行了快半年了，总不能为了这几个人全盘推翻！如果你们执意不要，那这半年的工作就算白费了！”我毫不含糊地、半生气地说。

对方沉闷不语。我也沉思了一翻。

“房师傅，你也知道，××很差，我们没有给你们；××有海外关系，我们也没有给你们，因为你们绝对不会要的！只是好坏搭配，互相照顾一下，大家都为对方考虑考虑。我这人做事，说一不二，给的名单都是你们没理由拒绝的；你们有可能拒绝的，我们决不给你们！”我越说越感慨。

“亓师傅，我们再商量商量，向厂里汇报汇报。”同来的西安交大刚毕业的林智井说。

“那好，希望不要白辛苦！”我无奈地说。

最后就这么定了，人事分配就这样尘埃落地！

***

很快人员分两批送走。

第一批，先送绵竹401东方机车车辆厂的人，我亲自去送，以便了解对方的安排情况，不料被送去的人扣住不放。我知道，这不是恶意的。直到第二天下午全部安排好，我才得以脱身回厂。

第二批送成都。

“不行，没有钱，给钱让他们坐火车走吧！”财务负责人说。

“不！事情做到底，用汽车我亲自送他们。”我不容分说。“需要多少钱？”

“大概要400元。”他说。

“钱，没关系，回来搞点运输，把钱给你赚回来。”

果然，到成都第二天，在运输公司门口，联系上给一个粮站带回两车木头，运费600元，还赚了200元。

这就是最早的“自由运输”。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一般人是不可能想到的，也是没有人敢做的！这是当时的社会制度所缺乏的！

***

一切工作都完成了，“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工作无法开展，没办法，只好先回北京了。

此时，调去绵竹401的人正在洛阳拖拉机厂实习，我就顺便下车看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安我心。

为了保温，每人一个蚊帐；为了取暖，两个床中间一个焦炭炉，焦炭直堆到炉面上；墙上有大洞，风一吹，蚊帐飘来飘去，“这还了得，火危险，煤气也危险！”我警告他们。

为了引起重视，我又特意到宾馆向带队的人提出警告：

“×师傅，要出人命的！不能这样！”

我的再三警告，没有引起他们的行动。一年后，当他们从大连实习回来路过北京，我到车上看他们时才知道，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曾与我住同一屋的小丘……！

唉！！！

四川分校101主楼施工现场，一楼窗台下为“蜂包石”砌成。（1967年照）

8 打击歪风邪气

一天午饭前，大家都在排队等候买饭，我也排在队伍后面。

忽然听到前面嘻嘻哈哈的笑声，回头一看，只见小五队的张×站在中间，男男女女一群人哈哈笑着围着看着他，只听他说道：

“这是你……我……”说着，蹲下去，屁股一起一落地表演起来。

当时，整个工地有两伙人无法无天，吵架斗殴，有时甚至与农民动刀子。一伙是“小团伙”，一伙是“大团伙”。他们是纪律整顿的主要对象，我一直想找机会压压他们的气焰！他们影响着整个工地的气氛和纪律。而张×正是“小团伙”的核心人物！

看到这种情形，我一气之下，灵机一动。“是时候了，正是整顿的对象”，我想着，立即向前一步，咬着牙，猛抬右脚，趁他抬屁股的时候，用脚背踢了他一脚。

他“哎哟！”一声，脑袋冲向前，立即爬起来，一手摸着屁股，回过头来一看，是我在怒气冲冲地瞪着他，吓得没敢说什么。其他人也停止了笑声。

经过前段时间的努力，我的威信已经建立起来。我想，他应该知道点厉害了，从此会老实一点。

第二天下午，他找到我。

“亓师傅，你给我踢拉下了，怎么说！？”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理他。

第三天上午，他又来到办公室找到我，“亓师傅，你给我踢拉下了，这怎么说！？”

我一看，这次有人陪着他来，是有人支持他。我想肯定是“大团伙”的人背后支持他，看来，连“大团伙”的人也惊动了！我暗自想，“有效果！”一面想着，一面用眼狠狠地瞪着他，仍没理他。

过了一会，他又小声说：“这怎么说噢！？”

“怎么说？你说怎么说吧！”我又瞪他一眼。他不说话。

“回去考虑考虑，考虑好了再来找我。”我气愤地说。他仍不走。

“怎么？你还有理吗？”我反问道，“你不知道怎么说，我提个办法你看行不行！？”我等着他回答。

他沉闷不语。

“那这样吧，把全厂二百多人召集起来，你到台上对全厂人重复讲一下你那天说的话，重复做一下你那天做的动作，让全厂的人评一评，如果你对我错，我向全厂道歉，检查，向你赔礼道歉，你的医疗费从我工资中出。”我心平气和地说。

“但是，如果你错了，你要向全厂道歉，认真作检查；而你的医疗费你自己出，不许报销！”我狠狠地瞪着他。

“怎么样？”我又平心静气地说，“回去考虑考虑吧，考虑好了告诉我。”停了一会儿，两个人没说话就走了。

不久，“大团伙”在一天晚上挖了农民的红薯吃，连夜对他们进行了清理和批评。

从此，这两股歪风就这样压下去了！工地平静了许多。

9 罢工

工地正在酝酿两个大的矛盾：男女之间的矛盾，膳友和炊事员之间的矛盾。矛盾随时可能激化，甚至有可能打群架！所以我很紧张，总是经常到处转，每天都早一点到食堂看看。事情必须预防，绝不能打起来，在那种情况下，一旦打起来，就很难处理了！

一天中午，一开饭我就走进食堂，听到售饭口吵吵嚷嚷的，我知道，又吵架了！我快步走向前去。

走到售饭间的门口，正好看到一个人左手拉开门，身子往屋内窜，嘴里骂骂咧咧的，我向前一步，右手正好够上他向里探着的右肩，猛力向后一拉，狠狠地大吓一声“干吗去啊！？”把他拉了一个倒趔趄。

他“啊”了一声，回头一看，正想吵，一看是我，只说了一声，“他……”

“他什么！？有事在外面说！进去干什么！？”不等他说完，我打断他并严厉地批评道，狠狠地瞪着他。

此人正是张大强，是全工地最愣、最能吵的一个，但也是上水工程中的骨干劳力。由于我在工地已经建立了威信，互相信任，没有人不听我的话，更没有人会反驳我。所以他赶紧向后退。

“吃你的饭去！”我命令道。

我立即走进伙房，把门关上。

“哎呀！亓师傅，你来得正好，你再晚来一会儿，今天非出人命不可！”没等我关上门，班长激动地感叹道，脸上一副惊吓的样子。

我一看，每个人还在举着刀、叉、勺、铲……我立刻意识到：我再晚来两秒钟，可能就是一场惨剧！

“他嫌给少了！”班长补充道。

“不用说了。”——这里打架，肯定是这个原因，“都放下吧！什么也甭说，先开饭！外面还排着队等着呐！”我命令道。

我赶紧出来，关上门，站在最前面严肃地看着每个人买饭。人们鸦雀无声，默默地买着饭。

我知道，此事完不了，也不能完。怎么办？

“完了赶快吃饭，回去休息，晚饭照开！其他事情晚上再说！”我对师傅们说。

***

我一直在考虑：事情出了，就要抓住不放，借此解决膳友和炊事员之间的矛盾，否则会出更大的事故。可是并没打起来，除了批评他，还能怎么处理？师傅们肯定不干。

我一直在思索着，不知如何是好。

“亓师傅，我们商量了，晚饭照开，明天开始罢工三天，要求赔礼道歉。”晚饭前班长找到我，生气地说。

我心里猛然一亮。“好！罢工！既消了师傅们的气，也给膳友点颜色看！”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没说话，不反对，也不能支持，却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罢工可以进行，但250个人的吃饭要解决，否则膳友会抢劫食堂的粮食自己做饭的，那更麻烦，破坏性就更大了！

晚饭后，我赶紧组织科室人员准备第二天的饭，我亲自发面蒸馒头。而晚上，我给师傅们开会，做工作。

“哼！比他们做的还好吃！”膳友们勉强称赞着。

“别说风凉话了！你们来做做看！多辛苦！整个工地就他们天天干活！”我尽量引导他们理解师傅们。

“那是，那是。”膳友们笑嘻嘻地承认道。晚上，给师傅们做工作。

“一定要他赔礼道歉！”师傅们异口同声地说。

“你们想想，工地这个样子，不出大事就不错了，又没打起来，赔什么礼，道什么歉？我会批评他的。”我解释道，“全工地都不干活，就你们食堂天天忙碌着，罢工休息三天，让膳友警觉一下，想一想，受点教育，知道没有你们不行！”

张大强，让他不说话可以，让他赔礼道歉，那是不可能的！加上事情没那么严重，所以，只能做师傅们的工作。对膳友，则让他们认识到师傅们的劳累。

“不是天天有饭吃吗？”谁小声道。

看来师傅们对没有停止开饭不理解。

“已经有人放出风，‘没饭吃，抢粮食来自己做！’如果真出了那样的事，你们说，怎么处理？谁处理？只能保证顿顿开饭，避免情况恶化！”我解释道。

师傅们都同意。连续做了三天工作，第四天正式上班。至此，尖锐的矛盾被这场“罢工”化解了。

10 艰难的施工——分校上水工程

来分校工地以后，看到250多人无所事事，觉得应该找点事组织大家做。

我发现大家喝的水还是水渠中的水，老乡经常在水渠中涮马桶，两年来一直如此，工地的人个个都面黄肌瘦，饮水问题应尽快解决。

经了解，深井在1500米以外已经打好，深井泵和所需管道都已运到工地，只等安装了。而且这是早晚要解决的事。

“如果安装，技术上有什么问题吗？”我问水组的贾×、吕×两位师傅。“技术上没有大问题。主要是谁来做？”师傅说。

“什么意思？”我问。

“挖沟放管子，这么大工程，有人干活吗？”贾师傅说。

“噢，这问题。”我想了一下，“如果挖沟、放管子我组织人干，其他活你们有问题吗？”

师傅想了一下，“大概不会有问题。”“那好，咱们商量商量。”

我知道，这是个大工程，工作量大，关键是能组织起来。现在状况下，一般人不会有这样的魄力，更不敢下这个决心。但是，即使不考虑工地建设，这250多人的健康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此时，正值麦收，我想先试一试组织大家帮助老乡麦收。没想到非常成功。这增加了我的信心。

经研究决定开始施工，我负责并亲自带队组织施工；水组的师傅先安装深井泵，之后从水井开始安管道，一直到山顶的蓄水池。

天气太热，8小时工作是不可能的，我决定实行每天6小时工作，上午7～10

点，下午4～7点干活。这引起一些人的意见——“违反劳动条例”。对此，我毫不理睬。

开始，有近百人干活，算是比较理想了。挑出十几个强壮小伙子专门运输和放管道。

前1000多米在农田的路上，土质疏松好施工，进展还可以，很快就挖到水渠了。跨过水渠就爬山了，施工就艰难了。特别是一进入山上的工地，地质坚硬无法施工。人当然也越来越少了。

水渠前的管道是汽车绕道送过去的，水渠以后则要从工地沿山坡送下去，施工很难。直径300毫米的管子，6米长，近千斤重，平路还可以，爬坡实在困难。一天，已经快6点半了，大家都累得等着吃饭，我想再抬一根，因为上午抬一根就累得不想动了。

不管我怎么说，大家都懒得动，我一气之下，命令道：“那你们就等到7点再走吧，7点前谁也别走！”

这时，工地主要是这十几个人在干活了，但大家还算听我的。无奈，大家只好咬着牙又抬了一根才下班。

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进工地前的一段，施工基本差不多了，只剩下进工地后的200来米，也是施工最难的一段。

此时，大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干活的人也少了；地又硬得简直刨不动，刨两下，手震得就受不了。进展实在困难。

此时的我，信心开始动摇了！每天只有几个人在干活，怎么办？“说什么，也得弄完它！”我心里想。可没人干，没法干，怎么办？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束手无策之际，从学校来了五个彪形大汉——校体育队的运动员。他们串联来了，顺便来分校看看，了解到我在这样艰难地组织施工，有所感动，就主动留下，帮助干几天活。

他们可是绝好的劳动力，这又带动了许多人，很快挖了几十米，最难的一段管沟挖完了，解决了很大问题。我从心里感谢他们，也增加了信心。但他们很快就走了。

庆幸的是那天下午他们又回来了。

“铁路坏了，火车不通，干脆回来再帮你们多干几天吧！”

我真是喜出望外！赶紧借他们的气势，号召大家一起努力，加紧施工。这一下，我们一鼓作气，就完成了全部挖沟任务。送走了他们，管道安装就好办了。

可是一场大雨把跨水渠的管道的支撑水泥垛子冲垮了，管道塌了。这已经是第二次。这个垛子在水渠岸内侧，太深了，水渠渗水太多无法施工；浅了，就老被冲垮。

这次，只能打大一点、深一点了。1米多深的坑挖好，水刷刷地往里流，两个人不停地向外淘水才行；一停，水就满了，无法浇水泥。怎么办？

“这样吧，我们两个不停地淘水，你们两人向里倒干水泥，两人倒沙子，两人倒石子，我喊‘倒’，大家一起往里倒，要快，不要管我们，身上、脑袋都没关系；利用渗漏的水，我们用脚在坑里搅拌。懂了吗？”

“懂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好，准备好。”大家都拿着沙石水泥在周边等着，我们俩拼命淘水，一看水少了，“倒！”我们俩赶紧起身用力用脚搅拌水泥，……30厘米厚以后，水漏得就少了。

“快加搅拌好的水泥！”50厘米厚就没事了。

第二天，再去砌上面的水泥。就这样，再也没有被冲垮。

终于在9月中完成了全部任务。大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没有人想再多干一点了。

不料，一试压，水井附近一根管道漏水。哎呀！还要施工！误了好几天，才组织几个人重新挖开，发现是一根管子裂了。又过了好几天才返工完成。

最后一个工作是清洗山顶50吨的蓄水池。因为过去是水渠水漂白净化，水池中积了60多厘米厚的泥层，如何处理？大家七嘴八舌，一个多小时没讨论出主意。

十几立方泥层，从直径60厘米的洞口一桶一桶往外提，可是太费劲了！泥浆泵抽也不好办。

“干脆，抽进点水，咱们十几个人进去，用脚和成稀泥浆，从排污管道放出去。”我坚定地说。

许多人不同意。但我一旦拿定主意，不容分说，坚决进行。就这样，很快清洗干净了。

阴历八月十五日晚6点15分，龙头里流出了新的自来水！啊！终于喝上清水了！

11 空城计——651保卫战

1967年7月的一天，四川绵阳清华分校651工地上，下午3点多钟，一辆吉普车冲上山顶平房，“你们负责人是谁？”的嘈杂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天气炎热，规定4点上班。同事把我叫出来，在门前被四个全副武装的人团团围住，我揉着眼，一看，每人斜背着两支手枪，顿时心惊起来，用手摸着后脑勺，暗想：来者不善！不会吃了他们的枪子吧！还没应过神来，对方就开口了。

“你是负责人吗？”

“我不是。你们干什么？”我想这样回答可以有回旋余地。

“我们晚上行动，一千人要到这里来！”对方气势汹汹。“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含糊地问道。

“这你不用管！晚上十点行动！”

“我们是军管单位，有事要与成都军区联系。”我灵机一动地回答道。“这我们不管！”

“那也要与我们的负责人商量一下。”我想还是先把他们支到办公室去，我知道红卫兵负责人金×不在厂内，但要尽量拖延一下时间。“你们到办公室等着，我去找负责人。”

他们想开车过去。

“不行！这里不能开车，把车开回大门口去！”我想，没了车，他们行动就受我们控制了！于是坚定地说。

四个人商量了一下，让司机把车开回山下大门口。我立即去找造反派负责人。

“你们不是有枪吗？多少？”我早听说他们从部队上抢来一些武器。“一挺机枪三支步枪。”他疑问道。